第一章

童年时期及早期教育

在开始叙述我的自传前，我觉得有必要陈述一下我给自己平凡的人生写下的回忆录流于后世的理由。我从没想过我所陈述的生平的任何一部分或者与我有关的事情，能引起大众的兴趣。但我想的是，在教育及教育改良成为比之前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被广泛关注（如果不是更加深刻）的主题的年代，介绍一种特殊并且卓有成效的教育方法是有意义的。此种特殊教育，先不说别的，证明了在教育早期应该给孩子灌输并认真教授比普通教育多得多的知识，以及普通教育模式下的教导是费时又低效的。我同样认为，在人们观念的转型时期，记录下能够不断向前发展的任何思想成功的几个阶段，是颇有趣并有益的，不管我们准不准备学习自己的思想或者其他人的思想。而我写此自传的比上述两方面更为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向帮助我智力及道德发展的那些人表示感激。这些人中有些声名显赫，也有些实际名声比应得的略低，还有一些不为世人所知，却对我帮助极大。对此，不感兴趣的读者如果还要继续读下去只能怪他们自己，我不奢望他们其他的，只希望他们知道这本书也不是为他们而写的。

1806年5月20日，我出生于伦敦，是《印度史》的作者詹姆斯·穆勒的长子。我的父亲詹姆斯·穆勒，是安格斯县杯水桥的一个小商人（我认为）兼小农场主的儿子。在年少时期，父亲就因他的聪慧被推荐给在菲特凯恩的约翰·斯图尔特男爵并受到重视，斯图尔特先生是苏格兰财政部官员。后来，父亲又由斯图尔特先生的夫人简·斯图尔特以及其他女士建立的苏格兰教会青年教育基金会资助，被送到爱丁堡大学读书。他在那里学习完了大学日常课程并获得了牧师身份，但他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一职业。此后他在苏格兰担任不同家庭的私人家教，其中有特维德尔侯爵家，但他最终定居伦敦，以写作为生。直到1819年，他才在东印度公司谋得一个职位，此前他除了写作，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来源。

在父亲人生中的这段时期，有两件事不得不提：一件非常普通，另一件却极不寻常。第一件事是对他来讲，当时只有靠给报社写文章而获得不稳定的收入，竟能结婚并养活一大家子人，不管是从理智还是责任方面理解，再没有比这些行为更违背至少在他后半生所极力坚持的观点了。第二件事就是当时在结婚以及不固定的收入给他带来的很大困难的条件下，他依旧能维持生活所需的惊人精力。应该没有比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依靠写作养活自己及家人那么多年，而又不负债、也不缺钱更让人吃惊的事了；而且他所主张的不管是政治还是宗教方面的观点，都被当时有影响力的人以及普通的富人所排斥，其程度比起之前和之后都要严重。他也从来不为任何诱惑动心而写违心之作，而是只要他认为任何一种情况下条件许可，就会一如既往地把他的观点尽可能多地表达在自己的文章里。我必须承认他是一个从不粗心大意的人，他接受任何任务，写文章或其他工作，从来都是尽力运用把这项工作做好所需要的所有精力去完成。即使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仍然计划开始并完成了《印度史》的写作。这部书花费了他十年的时间，这比（即使一个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来写）几乎其他任何同等数量历史作品的完成时间都短（即使要花费和其他作品等量的阅读和研究资料工作）。在此要另外说的是，在他写作的整个时期里，他每天都要用一定的时间教育他的孩子中的一个——我，并为此付出了相当罕见的精力、关心和耐心（与其他教育儿女的人相比），他还竭力按照自己的观念给予我最好的知识教育。

父亲是一个能亲身践行竭力不浪费时间的原则的人，在教导他的学生时同样能贯彻这一原则。我记不清是何时开始学习希腊文的，别人跟我说那时我三岁。我最早关于此的印象是，父亲把常用希腊词表以及英文注释专门为我写在卡片上，让我记住他念出来的单词发音。关于语法，直到几年后，我也是仅仅懂得名词和动词的形态变化，在学习完发音后，父亲就马上让我学习翻译。我依稀记得曾读完的第一本希腊书籍是《伊索寓言》，我印象更深刻的第二本书是《远征记》。到八岁的时候，我才开始学习拉丁文；那时在父亲的指导下，我读了许多希腊作家的散文，其中记得有希罗多德的全部作品、色诺芬的《对话集》以及苏格拉底的《回忆录》；另外还有季奥吉尼斯·莱尔蒂乌斯的几篇有关哲学家生活的传记，以及卢基安、伊索克拉底·泽莫尼库姆和尼科克莱姆的部分作品。1813年，我还读了柏拉图对话的前六篇（按正常顺序排），包括从埃希福隆到西奥泰图斯；其中的最后一篇对话，我当时在想还是不读为好，因为我完全理解不了。但是我的父亲在教我所有东西时，都要求我尽全力去学会，甚至要我努力去学我不可能学会的东西。在我学习希腊文的整个过程中，父亲都跟我在同一个房间的同一个书桌上进行他的写作，由此可以看出他为教育我所倾注的心力有多么巨大。由于当时还没有《希英词典》，而我还没开始学习拉丁文的时候，《希拉词典》我也没法使用，遇到不懂的单词时只有向父亲一一请教。父亲这个最没有耐性的人，就是在这样不断被我打扰的情况下，完成了数卷《印度史》以及那段时间里他必须完成的其他文章的写作。

除希腊文外，算术是我童年这段时间里唯一学习的科目，也是由父亲教授的。算术是在夜间学习的，我至今仍记得当时学习的乏味与难耐。父亲正式教授的课程只是我童年教育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知识我是靠自己读书以及与父亲的谈话中学会的，后者多是在散步时进行。1810-1813年年底，我们当时生活在周围还是一片乡野风光的纽温顿格林。

父亲因健康问题需坚持一定量的运动，于是他习惯每天早餐前（一般在通往霍恩西的绿草小径上）散步。我经常陪父亲散步，于是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每天在向父亲复述我前一天看过的课文时，总有绿草野花的陪伴。

在我最清晰的印象里，当时是我主动向父亲复述课文，并不是父亲规定的练习；我把看过的内容重点记在纸片上，然后在散步的时候根据笔记向父亲作复述；当时看的书主要是历史著作，且通过这种方式我的阅读量非常大，其中有罗伯逊的历史著作、休谟和吉本的书，然而我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最喜欢的是沃森的历史著作《腓力二世和三世》。这本书中引起我强烈而持久兴趣的，便是马耳他骑士团英勇地抵抗土耳其人入侵，以及尼德兰起义中各省份对抗西班牙人的精彩故事。除了沃森的作品，我最喜爱的历史著作还有胡克的《罗马史》。关于希腊，除了学校行课用的简写本以及罗林翻译的《古代史》最后两到三卷（从马其顿国王腓力起），我当时没看到专门的历史书籍。但是我怀着极大的喜悦读完了兰霍恩翻译的普鲁塔克的作品。在英国史方面，除了休谟时期著作里的历史，我记得读了伯纳特的《他那个时期的历史》，即使当时我只对书中战争和战役的内容感兴趣；我还读了父亲从边沁先生那里借来的几卷《年鉴》的历史部分（从最开始到1788年的历史）。其中，我对处于困境中的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以及科西嘉的爱国勇士保利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但当我读到美国战争史时，由于年少无知，我选择支持了错误的一方（当时被称作英国的一方），直到后来才被父亲纠正了我的观点。在与父亲散步并谈论到我读的这些书时，父亲经常一有机会就给我解释一些如文明、政府、道德、精神修养等概念，之后他要求我用自己的语言向他重述这些概念。他还让我读许多不足以引起我兴趣的书，然后向他口述这些书的内容：其中有米勒的《英国政府的历史观》，此书在当时极受欢迎，也受到了我父亲的高度赞扬；还有莫西姆的《教会史》、麦克里的《约翰·诺克斯的一生》以及斯书尔和鲁蒂合编的《贵格会教徒史》。他喜欢让我涉猎那些能展示出书中人物在困境中依旧保持旺盛精力和高昂斗志，努力与困难做斗争并最终战胜它的作品，其中就有比弗的《非洲备忘录》和柯林斯的《新南威尔士第一批殖民纪事》；还有我不厌其烦地感兴趣的两本书，一本是受到大多数青年喜爱的安森的《航行》，另一本是由霍克斯·沃思主编（我认为）的《环球航行集》，此书共四卷，由德雷克的作品到库克和鲍根威尔的作品。至于儿童读物，就像我的儿童玩具一样，偶尔由亲戚或朋友送给我作为礼物，我基本没有其他的儿童读物，而其中我认为写得最好我最喜欢的是《鲁滨孙漂流记》，我对这本书在我整个少年时期百读不厌。父亲的观念中不反对我读消遣性的书籍，但是他也只是偶尔让我读一些；他自己基本没有此类书籍，却还是为我借了几本；我记得有《一千零一夜》、卡索特的《阿拉伯故事集》、《堂·吉诃德》和埃奇沃思女士的《通俗故事集》；还有一本布鲁克的《上流社会的傻瓜》，此书在当时非常流行。八岁时我开始学习拉丁文，当时我和一个妹妹一起学，我边学边教她，然后她再把学到的功课复述给父亲听；那之后，我的其他几个弟弟妹妹也一起跟我学习，于是我每天必须为教他们功课做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这是我当时最讨厌的事情，因为我必须把他们的功课学习当成自己的学习一样认真负责。不过，我在这种教书过程中也收获到不少好处，对自己讲授的内容理解得更透彻，记忆得更深刻；也许这种通过给其他人讲解难点来增强自身学习印象的方法，对那个年龄的小孩是有益处的。而在其他方面，根据我少年时期教授学生的经历，我认为让孩子之间互相教学的方法是不可取的。我坚持相信，用这种方法来教育孩子是没有效果的；我更相信，由孩子之间互相教学形成的师生关系，对他们来说不是很好的道德约束。通过这种方式，我学完了拉丁语法，读了科尼利厄斯·尼波斯的大部分作品和恺撒的《评论》；后来在监督弟弟妹妹功课的同时，我自己还读了一些篇幅更长的作品。

就在开始学习拉丁文这一年，我也在读《伊利亚特》过程中第一次接触到了希腊诗人。在我取得一定进步后，父亲开始让我读蒲柏的翻译作品，那是第一本我认真读过的英文诗集，并成为我多年来最喜欢的书之一。这本书我至少读过了二三十遍，书里诗歌的叙述和韵律运用可以说是一流水平，而且其风格非常适合小孩子的天性；但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推断，此书并没受到所有孩子的重视和欢迎，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推荐一下。这之后不久，我又开始学习几何课程；后来又学习了代数，这些课程仍由父亲教授。

八岁到十二岁，我记得读过的拉丁文书籍有弗吉尔的《牧歌》和《安妮特》的前六卷；还有贺拉斯除《抒情诗》以外的全部作品；费德鲁斯的寓言；利维作品的前五本（出于我对这本书的喜爱，十岁前我自愿在闲暇时间里阅读）；萨鲁斯特的全部著作；奥维德《变形记》的大部分内容；托伦斯的几部剧作；卢克雷休斯的两三本书；西塞罗的几篇演说词和论演说的文章，以及他写给阿迪克斯的书信，父亲还不厌其烦地把明格尔特注释的书信历史背景的说明为我从法文译成英文。我还读完了希腊文原版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索福克尔斯、欧里皮德斯和阿里斯托芬的一两个剧本（虽然我从这些剧本中收获甚微）；修西德底斯的全部著作；色诺芬的《希腊史》；德摩斯蒂尼、艾斯基斯和莱仕阿斯的大部分著作；西奥克里特斯的作品；阿纳克雷恩的著作；《希腊诗选》的一部分；狄奥尼修斯的小部分作品；波利比奥斯的几部作品；最后一本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这是我第一次读到的在论述道德和心理方面表达相对清晰的科学性论文，其中包含了古人对人性和生活的洞察和看法，因此父亲要我特别仔细地阅读，并把文中的要旨记下来列成提纲。就在那几年里，我还完全地掌握了初等几何和代数，但是微分学以及其他高等数学却掌握得不多。因为父亲早年学到的高等数学知识多已忘掉，他又没有时间去复习，所以无法帮我指导难题，只能让我在除借助这方面书籍外几乎没有其他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去解决；那时的我常常因为无法解决难题而惹他不高兴，因为他不知道，对于那些难题我还没有学过必需的数学基础知识。

至于我的自修读物，我只能提一下我能记得的。历史仍是我最喜欢的科目，特别是古代史。我重复地读米特福德的《希腊史》，父亲要我注意看清楚他的托利党偏见以及他美化君主、抹黑民意机关组织的颠倒是非的行为。他以希腊的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为例来向我不断论述这些观点；就是因为这样，我在读米特福德的书时，常常支持与作者支持的相反的一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还能提出反对他的观点；但我并不会因此减少在阅读此书时所不断感受到的新的愉悦。关于《罗马史》，不论是我一直敬仰的胡克先生写的，还是弗格森写的，我都喜欢。对《古代世界史》这本书，虽然文体枯燥，我仍然很喜欢它；在不断地阅读此书时，我的脑海里呈现了最模糊的古代历史细节。关于近代史，除读过一些像荷兰战争这样孤立的篇章外，我所懂得和关心的都不是很多。在整个童年时期，我都热衷于一项自愿的练习，那就是被我叫作“书写历史”的事情。我以从胡克的著作中挑选出的片段为依据，撰写了《罗马史》；还编写了一部《古代世界史》的简写本；另外，我根据自己最喜爱的沃森的著作以及一本无名氏编写的著作撰写了《荷兰史》；在我十一岁到十二岁时，我开始忙着写《罗马政治史》，一部我自认为是十分严肃的作品，其实这部作品不过是我根据利维和狄奥尼修斯作品的框架，又参考了胡克作品的内容而编成的。这本书我尽力多写，最终使其成为一卷八开本的书，内容一直写到鲁西尼亚法典时代。事实上，因为我过去只对罗马人的战争与征服感兴趣，而且着迷于政治斗争，所以这本书着重于叙述贵族与平民斗争，我在书中论述了所发生的所有政治方面的大事。虽然我对尼布尔的研究了解甚微，但根据父亲的启发，我以利维的观点作论据为《土地法》辩护，并尽最大努力支持罗马的民主党。几年后，我对自己这种充满孩子气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便毁掉了全部的论文稿子，当时并没有料到后来我会意识到应该珍惜自己初次写作与论证的尝试。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直鼓励我多进行这种有益的尝试，他也从来不要求看我所写的东西，他这样做是对的，可以让我在写这些作品时不会有要对任何人负责任的压力，更没有在别人挑剔的眼光下写作时的那种压迫感。

虽然这种对历史的写作对我来讲从来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另一种写作却是强迫的功课，那就是写诗。所有功课里，我最不愿意做的一门就是写诗；我从来没有写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诗，也从未学过用这两种语言写诗的方法。父亲认为不值得花时间去学习作诗，他觉得只要求我给他高声朗诵诗句，然后纠正我错误的音调就够了。我从来没用希腊文写过诗，甚至也不曾写过散文，只用拉丁文写过很少数的几篇。并不是在教授我这两种语言的全面知识时父亲忽视了练习写诗的价值，而是因为他确实没有时间顾及这方面。但在作诗方面，父亲还是要求过我作英文诗。第一次读到蒲柏的荷马史诗时，我就跃跃欲试地想试着写同种类型的作品，打算写成一本《伊利亚特》的续篇。我本以为自发写诗的雄心会到此为止，但是这种我自愿开始的练习却因父亲的命令而继续下去。父亲像往常一样，尽可能详细地给我解释要我作诗的原因，他提出了让我记忆深刻的两个非常符合他的特点的原因：第一，他说诗歌的真正优点在于用诗比用散文更能深刻有力地表达某些东西；第二，人们整体上对诗的重视远远高于它的实际价值，从这一点来说，学习作诗的能力是非常值得的。他一般都让我自己选题来作诗，我印象里所选诗题大多数是向神话中的人物或寓言里的抽象事物致辞；他还让我把贺拉斯的许多短诗译成英文。我还记得他要求我读汤姆森的《冬天》，之后要我不看书本尝试写出同样题材的诗。当然，我写出来的诗非常糟糕，而且我也没有真正学会作诗的技巧，但这样的练习却能让我更容易地掌握灵活表达思想的技巧，对我帮助很大。直到此时，我还没有读过几首英文诗。父亲要我读莎士比亚的书，主要是让我读他的历史剧；但是，我读了历史剧后，又开始涉猎其他。父亲从来不怎么推崇莎士比亚，相反还经常严肃地批评英国人对他的过度崇拜。他对英国诗歌不是特别喜欢，只喜爱弥尔顿（他极为推崇的诗人）、戈德史密斯、伯恩斯的作品以及格雷的《吟游诗》，相对于他的《挽歌》，父亲更喜欢这首诗；或许我还能加上考泊和贝蒂的作品；此外，他对斯潘塞的作品也很重视，印象中他曾念给我听（而不像往常那样要我念给他听）《仙后》的第一册，可我却此书不很感兴趣。他觉得从当代诗歌里难以发现什么价值，所以除了他推荐给我的沃尔特·斯科特的韵文小说外，我在成年以前几乎没接触过当代诗歌；因为这些小说里有我一直喜欢读的生动的故事，所以我非常喜欢。在父亲藏书中有德莱顿的诗集，他让我读其中的许多篇，但我只喜欢《亚历山大的宴会》一书，其余的都不感兴趣。这首诗以及斯科特的许多诗，我那时常常用自己的调子轻轻唱出来，事实上，我还把斯科特的一些诗谱成歌曲，这些歌曲至今仍清楚地呈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从读考泊的短诗中能得到几分乐趣，但是他的长诗我几乎没读过；我最喜欢他那两卷诗集中的一篇三只野兔的记叙文，没有人能像他所写的那样有趣。十三岁时，我读了坎贝尔的诗，其中《洛琪尔》《霍恩林登》《埃林的放逐》以及其他几篇能让我从诗中获得一份从未有过的特别的感动。而对于他的长诗，除了那篇《怀俄明的格特鲁德》，其中我读了它的非同一般的开篇（诗中给人带来的凄婉动人的完美意境至今仍留在我心底），其他的我也未曾涉猎。

在童年的这段时间里，我对实验科学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对我而言的实验科学，指的仅是理论上的实验，而不是实际中的实验。我既没搞过实验，甚至也没去看过实验，只是在相关书籍里读到这门知识，而未曾真正学习过这门学科，这时常让我感到遗憾。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像读乔伊斯的《科学对话》那样认真地读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多处谈到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关于此父亲批评它存在推理错误，而我却很不以为然。我还兴致勃勃地大量阅读化学方面的论文，特别是父亲早年的朋友和同学汤姆森博士的化学论文；好几年后，我才有机会真正听到化学讲座，见到化学实验。

大约从十二岁开始，我的教育进程步入另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一阶段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培养思想的辅助手段和工具，而是思想本身。此阶段我从学习逻辑学开始，很快读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读到了《分析篇》截止，而《后分析篇》属于推理的分支，以我当时的程度，读后没有太大收获。在读《工具论》的同时，父亲又让我读了几篇有关经院派逻辑学的拉丁文论文，其中有的全读，有的只读一部分，然后每天在散步时要我把所读的内容详细地讲述给他听，并回答他提出的许多追根究底的问题。此后，我以同样的方式读完了霍布斯的《计算法和逻辑学》，该书比经院逻辑学家的著作思想更为深刻，父亲对其赞赏有加；而我认为，该书虽然有很大价值，但没像父亲说的那么夸张。父亲不论教我什么功课，都有一贯的做法，就是一定要我彻底理解并明白其效用。他认为这样对学习三段论法逻辑学特别有好处，因为三段论法逻辑的有用性受到许多权威作家的质疑。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巴格肖特希思附近（我们去那里拜访他的老朋友华莱士先生，当时在桑赫斯特任教的一名数学教授）散步时，父亲尝试提出各种问题，让我思考主题并回答，以此让我形成三段论法逻辑功用的一些概念；当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时，他会向我做详细的讲解以帮助我明白。虽然当时他的讲解不能让我完全理解，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认它的作用；因为这一直是我以后观察和思考得以具体化的核心；他所做的讲解，在我后来遇到的一些具体事例中，才真正领会。我自己的意识和经验最终使我像父亲一般，真正明白了及早学会经院逻辑的巨大价值。在我接受的教育中，我很不清楚所获得的思考能力应更多地归功于哪一种。我最初能熟练地运用智力，在于能够分析错误的论点，并找出其中的谬误。虽然我形成的这种思考能力主要归功于父亲对我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智力训练，但是，作为这种训练的主要工具却是在学习和研究经院派逻辑中养成的思维习惯。我坚持认为，现代教育中的任何学科没有比恰当地运用经院逻辑学更能造就真正的思想家，因为这种思想家往往能把握词和命题的精确含义，而不被空洞含糊或模棱两可的词句所蒙蔽；数学研究的作用即使被过分夸大，也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因为在数学演算过程中不会出现像正确的三段论法推论的那种真正困难。经院派逻辑学也特别适合作为初学哲学学生的早期课程，因为它不要求初学者必须首先经历以自己的经验和思考为基础而获得的有价值思想这个缓慢过程；在他们的思维能力能够大幅度提高之前，他们就有能力理解混乱而又自相矛盾的错综复杂的事物。而许多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即使其他方面的能力很强，也完全不具备这种能力；当他们必须反驳对方时，只能尽力运用其所掌握的论据做到支持与对方相反的论点，却很少尝试去驳倒对手的论点，因此对他们所论证的问题的对错，最多只能是平分秋色，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在这段时期里，父亲让我继续读拉丁文和希腊文书籍，其中主要读的是在语言和思想上都值得阅读的书籍，包括许多演说家的演讲稿，尤其是德摩斯梯尼的。他的几篇主要的演讲稿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写出了练习式的文章对它们进行全面分析。父亲听了我念出来的这些演说稿，所做出的评论对我启发很大。他的评论不仅让我注意到演说者们对雅典制度的洞察力以及常常强调的立法和政治原则，而且让我懂得演说者的技巧和艺术不仅在于如何把握最恰当的时机去引导听众，即在听众心理处于最能接受别人有目的演说的状态时说出他的每一个重要的观点；还在于如何把直接表达出来容易遭到听众反对的思想，逐渐地用暗示的手段隐晦地输入听众内心。虽然父亲的大部分评论都超出了我当时能完全理解的范围，但是它却在我思想里播下了种子，到一定时候便会生根发芽。这段时间里，我还读了塔西陀、贾维纳尔和昆蒂良的全部作品，由于后者的文体晦涩，文章中许多部分存在烦琐的细节论证，因此很少有人喜欢读，也没有人能完全理解。他的书是一本古人关于整个教育和文化领域思想的百科全书，虽然我只是在少年时期读过他的书，但是我一生保留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很容易从他的书中找到根源。就在这段时期里，我人生第一次读到了几篇柏拉图最重要的对话，特别是《高尔吉亚》、《普罗塔戈拉》和《理想国》。父亲认为柏拉图是带给他精神文化最丰富的作家，他向年轻学生推荐最多的也是柏拉图的著作。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受。苏格拉底式的以柏拉图的对话为主的表达方法，是用以纠正错误，澄清认识（利用通俗用语构成各种联想束）混乱的一种无与伦比的训练手段。这种对话方法逻辑严谨，可使概念模糊的人要么必须用明确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思想，要么被迫承认逻辑混乱；它能够用特殊的实例不断检验所有的一般陈述；它对含义广泛的抽象名词的意义规定，是先确定某些意义更广泛的（包括前者在内）同类名词，然后再对它们逐层往下划分，直到达到所预期的目的——在词以及由它不断派生出的同类词之间划定出一系列精确的区分，从而规定出词的界限和定义。所有这一切，作为培养严密思维的教育手段，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即使在我当时的年龄，这一切已经深深印在了我的内心，并成为我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此后，我开始认为，和那些仅仅从柏拉图最晦涩的作品中得出某种教条主义结论而出名的人相比，那些真正受过柏拉图研究方法影响并致力于实践其研究方法的人，更有资格得到柏拉图派学者的头衔；柏拉图在那些晦涩作品中所表达出的思想和文字的特性，让人们难以确定，他本人是不是把它们仅仅当作诗意的幻想或哲学的臆测。

从语言方面讲，既然我现在能完全比较轻松地通读柏拉图和德摩斯梯尼的著作，父亲就不再让我逐句解释，只是让我高声朗读给他听，并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但他对朗读法却要求十分严格（他本人也十分擅长朗读），于是这种朗读成为我最头疼的工作。他要求我做的所有事中，没有什么比朗读能让我这么痛苦，也没有什么能这样不断地惹他生气。他对朗读艺术的原则见识颇深，他特别注意最容易被人忽视的部分，比如声调的抑扬顿挫，即朗读法的作家所说的（抑扬顿挫一方面与发音有关，另一方面与表情有关）。他还在句子的逻辑分析基础上，把朗读法归纳出几条原则。他强迫我牢记这些原则，一旦违反，我就要遭到严厉斥责。我在那时虽然已注意到（但不敢对他说），他每当我读错时就责备我，只是告诉我本来应该怎样读，却从来不亲自示范来教我怎样读。在他的值得称赞的教育方式中，贯穿着一个缺点，也是存在于他全部思想方式中的缺点，那就是过分相信没有具体体现的抽象事物的可理解性。直到我少年时代的后期，当我一个人或与同龄的伙伴一起练习演说技巧时，才第一次领会到他的朗读原则的用心，并理解了这些原则的心理学根据。那时如果我和同伴一起就这些原则的细节深入探究的话，我根据父亲的朗读原则，或许能够写出一篇比较有用的论文，但是父亲自己也没有把这些原则和规律写出来，后来我很后悔，在我通过系统练习并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时，也未曾把这些以及我们改进后的原则，写成一篇正式的论文。

从最佳教育意义方面来说，对我的教育帮助颇深的一本书是父亲的《印度史》。此书于1818年年初出版。在出版的前一年，此书正在排印时，我常常把它的校样念给父亲听；更多时候是我把手稿读给他听，由他校对校样。这本优秀的作品让我从中领悟到许多新的道理，书中对印度的社会与文明以及对英国制度与管理所作的评判和专门探讨，对我的思想发展起了推动、提高和指导作用，使我很早就熟悉这些道理，也对我日后的进步大有帮助。现在如果以完美的标准去衡量此书，我能够看出其中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仍然认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即使不是唯一的最有指导意义的一本书，也是一本对一个思想正在成形中的读者最有益的书。

此书的序言最能展现父亲的写作特色，也是思想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篇文章；他对在写此书时他怀有的感情和期望，作了十分令人信服的描绘。此书充满着当时被认为是极端派的民主激进主义的思想与批判态度，它以当时极其罕见的严厉姿态评判英国宪法、英国法律以及在英国掌握相当权力的所有政党与阶级。对于此书的出版，他也许希望从中获得声誉，但肯定没有想过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也没预料到此书会招来当权者们的敌意，他更不期望得到东印度公司的赞许，因为他当时对公司的商业特权极力反对，也对公司的行政管理条例提出过许多严厉的批判。虽然在此书中他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公司的论据，他认为这些是它应得的，例如，总的来说，没有其他政府能像它那样，出于对其臣民表示善意，力所能及地公布出这么多的措施；而任何别的政府的条例，若公之于众，完全任人民自由评议，很可能会更经不起详细的检查。

1819年春，大约在《印度史》出版一年以后，父亲得知东印度公司董事决定要加强负责与印度联系的国内机构，于是提出应征意愿，并且成功地得到了董事会的信任。他被任命为印度通信部稽核官助理，其职责是拟定发往印度的公文，呈送公司主要行政部门的董事审定。在这个职位期间以及在后来他晋升为稽核官的职位时，随着他的上司逐渐希望能真正管理好印度，他的能力、声誉和果断的性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对印度问题的真正见解贯彻在所草拟的公文里，并能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严格审核而不致大大削弱公文的作用。在他的《印度史》里，首次提出了许多管理印度的真正原则；继此书之后，他起草的公文史无前例地推动了印度的改革，并促使印度官员明白了本身的职责。我确信，如果把他写的这些公文选集出版，这本书能使他称得上是一位实际的政治家，完全可与他作为理论家的杰出地位相媲美。

他担任此新职务期间，对我的教育依然关注如初。就是在这一年（1819年），他指导我学完了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课程。他的挚友李嘉图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伟大的政治经济学的开元之作，如果不是在我父亲恳切地请求与热情地鼓励下，这本书很可能永远不会被完成或出版。因为李嘉图是个极其谦逊的人，他虽然确信自己的理论正确，却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很好地把它们表达出来，所以未曾想过公开出版自己的理论。一两年后，他又在父亲的友好鼓励下，成为下议院议员。在此期间，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对父亲和我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方面取得的见解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然而遗憾的是他在智力鼎盛期与世长辞。

虽然李嘉图的著作已经出版，但是还没有出现适合初学者的详细介绍其理论的、指导性的文章。所以父亲开始以一种类似讲座的方式教授我这门学科：在和我散步时，他每天详细地讲解一部分，第二天要我交给他听课笔记，他让我一遍一遍改写笔记，直到表达得清楚、明确和相对完整才行。我就是以这种方式学完了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而我每天写下的听课笔记，后来成为他写《政治经济学要义》的材料。此后我读李嘉图的书，每天都根据所读的内容写下笔记，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讨论在我们领悟过程中自行出现的附带问题。

货币问题是这门学科最复杂的部分。父亲让我以同样的方式读李嘉图在所谓“条金争论”时写成的优秀的小册子；紧接着他又要我读亚当·斯密的著作，父亲这样要求主要目的是要我把李嘉图高深的理论见解与亚当·斯密肤浅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作对比，从而认识到斯密论点中的谬误之处或者他的结论中站不住脚的地方。我接受的这种教育方式适合于成就一个思想家，但是这种方式必须要有像我父亲那样思维缜密、精力旺盛的思想家的指导才能施行。这种教育方式，对他来说，实行起来相当艰辛；对我来说，我相信也是一样，尽管我对这门学科有浓厚的兴趣，还是会由于学不好经常惹父亲发怒；即使有些地方本来不能期望我一下子便能理解的，但父亲依然常常毫无理由地发火。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教育方式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我相信，任何一种科学的教育方法都没有父亲教授我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所用的方法更加的彻底，或是更为适合培养人的才能。他尽全力（甚至有点儿过度）激发我的智力，要我自主去解决所有问题，事先并不向我解释，总是在我真正感到困难不能解决时，才给我讲解。他不但要我学会这两门重要学科的精确知识（达到当时普遍理解的程度），而且要我成为钻研这两门学科的思想家。几乎从一开始就让我独立思考问题，偶尔我的想法跟他会有分歧，虽然长期以来我们的这种分歧只是存在于一些细小的问题上，但是我最终还是以他的看法为准。到后来，我偶尔也能够说服他，改变他在某些细小问题上的看法。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表扬自己，而是为了夸奖他。因为他对我的观点的接受，既表明他为人坦直，又显示了他的教育法的真正价值。

到此时，我的正式功课结束了。大约十四岁时，我离开英格兰有一年多时间；回来后，虽然依旧在父亲整体指导下读书，但是他也不再是我的导师了。因此，关于父亲的教育方法我就说到此为止。回过头来，我想谈谈前边回忆中提到的有关我的生活和教育中一些比较平凡的事情。

在前面已经部分谈到的关于我接受教育的过程，从表面看最明显一个特征是：在我童年时代，父亲费尽心思教授给我属于高等教育的知识，这些知识往往是到成年后才会学得到的（如果必须要学的话）。实验的结果证明了这种教育并不难实现，同时也充分说明，让小学生用好几年的时间学习一点点拉丁文和希腊文知识，是何等程度的浪费啊。这种浪费以致许多教育改革错误地认为可以在普通教育中完全取消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习。假如我天生智力过人，或者记忆力超强而且精确，或者性格十分外向，或者精力特别旺盛，那么对我的教育的结论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可是我所有的天赋跟一般人差别不大，凡是我能做到的，任何具备中等智力以及健康体魄的男孩或女孩也都能做到。如果说我学有所成的话，除其他的有利条件外，主要应归功于父亲给予我的早期教育。公平而言，父亲的教导使我的早期教育比同龄人早开始了二十五年。

在我接受的父亲的教育中有一个基本的关键点，对此我在前边已略有提及，他与其他条件相比更是我的这种教育取得良好成效的根源。大多数经过教育而获得许多知识的儿童或少年，他们的智力非但没有因为知识而提高，反而受它的限制。他们只是机械地接受单纯的事实和他人的观点言辞，把这些东西记在脑海里作为代替自己思想的力量。因此，那些优秀的父亲费尽心思教育出来的儿子，长大后常常简单地重复别人的东西，除了机械地沿着别人走过的轨迹，不会运用自己的头脑。但是我接受的教育不是填充式的，父亲决不允许我把知识的学习当成简单的记忆练习；他一定会要我理解教导我的每一阶段的内容，而且尽可能在教我前让我先理解；父亲从不对我能通过自己思考理解的问题给予指导，只对在我绞尽脑汁后也不能解决的问题给予指点。我能记得的在这方面我做得不是很好，在我印象中，几乎没有成功过，都是失败。而其实我失败的地方常常在于那些我的初学阶段不可能成功的地方。我记得十三岁时，有一次偶然在父亲面前使用“观点”一词，父亲就问我“观点”的定义；之后又对我所作的含混不清的定义很不满意。我还记得我因为使用了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实践中却需要改正的一般性表达而惹他发火；记得有一次我对“理论”一词作了肤浅的定义，他就给我详细解释这个词的意义，并指出我所用的一般性表达的错误之处，这使我完全意识到：在不理解“理论”一词的确切定义时，认为其实际的意义与自己认为的不一致，是非常无知的。他对我严厉的批评，似乎有点儿不合常理，但是我想，他只是有时感觉我才能平庸时才会生气。如果不要求学生做不会做的事情，他就永远不会去做能做的事情。

自满，是早年学有所成之人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它往往能毁掉一个人的前途，对此父亲特别注意防范。他非常警惕，尽力不让我听到别人的表扬，不让我因和别人比较而自我夸耀。他在和我的交流中，让我只能感到谦虚之心；关于比较的标准，他认为不是和别人做了什么相比，而是和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和应该做到的相比。他完全不让我受到那种让他十分担心的影响，他使我完全感觉不到我所学到的知识对我的年龄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如果我偶然意识到有些孩子懂的知识比我少（这种情况出现的比想象的要少），我会以为并不是我懂得知识多，而是他们由于某些原因知道得少，或者他们懂的知识和我的知识不一样。我的心态既不自卑也不骄傲，也从来不去想自己怎么样或者能够怎么样；我也不过高或过低地评价自己，或者说我根本不怎么评价自己；如果我内心评价过自己，那我始终觉得自己在学习上获得的知识跟父亲对我的期望有很大距离，至少我确信是这样。

虽然这并不是在我童年时期见过我的人们的印象。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当时觉得我骄傲自满、惹人生厌，可能是因为我喜欢争辩，听到不同的观点时，就毫不犹豫地上前直接地进行反驳。我想大概是一直受到父亲不断地过度鼓励以及经常和他探讨不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思考的问题的缘故。即使在与成年人一起讨论时，父亲也未曾教导过我要在他们面前表示尊敬，以至于养成这种坏习惯。父亲可能没有发觉我这种傲慢无礼，因为我内心一直对他十分敬畏，以致在他的面前我总是十分顺从而保持沉默。尽管如此，我实际上心里从没有过任何优越感，而且幸亏我从没产生过这种念头。我记得十四岁那年，在我要长时间离开家的前夕，就在海德公园那个地方，父亲告诉我，等我认识新的朋友时，将会发觉我所懂得的知识不是我的同龄人都能懂的，很多人可能会对我说起这一点，我可能还会因此受到夸奖。关于这个问题他还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最后说，我能够比别人懂的知识多，不是我因为我才华出众，只是我的运气好，有特殊的优越条件：我有一个愿意为我付出时间和心血并不知疲倦地教育我的父亲。即使我懂的知识比没有同样优越条件的人多些，也没什么值得被表扬的；如果我懂的还没有那些人多，那我该感到非常羞耻才对。我记得很清楚，当我第一次接受父亲的忠告时，他说我比受过良好教育的同龄人懂得的要多。这让我非常惊讶，但对此我仍然像他告诉我的别的事情一样相信，而且我实在没有把这个当成重要的事放在心上；我并不以懂得其他人不懂的知识而引以为傲，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我也不会把它拿来当成自己的优势自我吹嘘。但当我回想到此事认真思考时，我认为父亲说的我拥有特殊的优越条件的话是极其在理的，即使从常识的角度思考也是这样，于是这些话也就成为我永远不变的看法与感情。

很显然，如果父亲没有告诫我少和别的孩子打交道的话，这一点以及父亲教育计划中许多其他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他有意地不让我受到孩子们相互之间坏的影响，而且要我避开庸俗的思想和情感，为做到这一点，他宁愿我在学校所获得的主要知识方面不如全世界的其他学童。我接受的教育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缺乏其他学童在尽力自我约束中和集体生活中所能获得的东西。由于经常散步以及生活中的自我节制，我的身体虽然不是肌肉发达，也是十分健康而体力充沛的。但是我却不懂得任何的手工技术，也不会跳普通的体操。并不是我不愿做体操，也不是挤不出时间；虽然父亲从不给我放假，为的是不让我打乱学习生活规律和养成懒散的习惯，但是我每天仍有充足的娱乐时间；只是我没有伙伴，而散步已经能满足我的体力活动的生理需要，所以我的娱乐活动多数时候是单独进行的，通常是在一种安静状态下的活动，它对我各类感官活动的刺激（包括心理活动的刺激），不比读书带给我的刺激更为强烈。结果导致我长期不擅长用手做各种灵巧的工作，貌似一直如此，即使后来这种情况有所好转。我的大脑和手一样，在处理（本能处理好的）实际生活琐事时也同样不灵活。而这些琐事是大多数人生活中主要关心的事情，也是他们主要会体现其能力的地方。在日常生活方面，我不是很关心，也不太用心观察甚至消极地对待，为此我本该受到责备。但父亲对这些生活细节的态度却和我截然不同，他的感觉和智力总是时时处于戒备状态。他为人处世和生活的全部举止总是表现出勇敢果断和精力旺盛的状态，他的这种性格和才华常常给跟他接触过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可是精力旺盛的父母的孩子，长大后却显得萎靡不振，因为他们依赖父母，而父母对他们照顾得更是无微不至。父亲对我的教育更适合于教我学会“理解”，而不适合于把我训练成“会做”。他其实也意识到了我这方面的缺点，为此我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常因受他的严厉责备而苦恼。对他来讲，绝不会让我这个缺点自由发展，更不会给予宽容。然而，他虽能让我不受到学校生活对道德的恶劣影响，却未能尽力给我提供足够代替学校教育的实际有影响的教育。他好像觉得，他本人可能不费力或经过专门训练而学会的本领，我也必定同样很容易就学会。我想，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像对其他大部分学科那样予以同样的考虑和重视，从这点以及和对我教育的某些方面来看，他似乎只追求结果而不问原因。

1. 到我童年后期，我不再是强迫性地做这种练习了；而和大多数年轻作家一样，我也写悲剧。莎士比亚和乔安娜·贝利都曾给我的创作带来过启发，但对我影响更深的是后者，特别是他的《康斯坦丁·帕利洛格斯》一书，至今我依然认为是人类最辉煌的著作之一，也是近两个世纪来最优秀的戏剧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