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时期父亲对我的道德影响

和其他人的教育一样，在对我的教育中，思想道德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但它却极其复杂又很难用某种方法完整详细地描述。我不打算详细地描述我少年时期性格形成的具体环境，因为那是非常渺茫的事情；在此我只限谈几件主要事情，这些事情是我接受教育的真实记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从小没有在通常说的宗教信仰的环境中长大。父亲虽受过苏格兰长老会教义的教育，但通过他自己的研究与思索，很早就不相信《启示录》，并反对“自然教”的基本思想。他曾对我说过，在这个问题上，他思想的转折点归因于阅读了巴特勒的《类推法》。谈起此书，父亲总是心存敬意，正如他所说，此书让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信基督教神圣的权威；此书向他证明，要人们相信《旧约》和《新约》源自智慧和善良之神，或者记载着他的事迹有很大困难；要人们相信具有此种品格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有着同样甚至更大的困难。父亲认为，巴特勒的论点可以让他所反对的对手无反驳之力。一个人承认了这个世界有一位万能的、至公至上的造物主和统治者，自然不会说出反对基督教的言论，否则他至少会以同样的信念来否定他自己。因此，父亲在自然教理论中找不到立足点，让他一直处于困惑的境地；很显然，通过多次思想斗争，他最终选择相信万物的起源是不可知的。这是他思想中一个相当正确的结论，他把武断的无神论看成是荒诞的，正如大多数被世人当作是无神论者的人把神看成是荒诞的一样。这些细节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表明父亲之所以排斥所有被称为宗教信仰的东西，并非许多人猜想的那样，主要是因为逻辑和证据，实际上是因为道德伦理和理智（其中道德的成分多点儿）。他认为，一位拥有无限智慧、极其善良、正义的造物主会造出这样一个充满着邪恶的世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个明显的矛盾被许多人企图以不可理解为借口来逃避，但父亲的才智让他看透了这种所谓的不可捉摸。而关于古也门人也就是摩尼教徒信奉的善恶原则理论，即二者为统治宇宙而互相斗争的理论，父亲却并不同样一味地加以指责；他曾对我说，对这个时代无人复兴这个理论而感到意外，他宁可将此看成是纯粹的假设，也不认为它有腐蚀心灵的影响。和其他人看法一样，父亲也很清楚基督教徒一般不会受到这种教义中固有的道德败坏的影响，只是从教义的方式或程度来看，有可能产生这种影响。正是思想上的倦怠，使他们的理性被恐惧、希望和爱恋所掩盖，接受了含有条件矛盾的理论，而无法看到理性思维下这种理论的后果；恰恰是这种理性被掩盖后的屈服，使人们同时相信了互相矛盾的事物。大部分人当作真理所接受的东西中都是在情感的驱使下得出的推论。大多数人深深相信着万能的地狱创造者，但他们并不把它与所憧憬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概念相提并论。他们崇拜的不是恶魔，而是他们对美德的幻想。不幸的是，这样一种信仰使他们的理想处于非常低的地位，同时压制着所有能提高这个理想的地位的思想。教徒们不主动接受能净化心灵、提高美德标准的思想的教化，因为在他们当时对这种思想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他们感觉到提高的标准将与神的旨意相冲突，与许多他们习惯看作基督教教义里的东西相冲突。于是，品德行为依旧按照盲目的传统标准，不依照一贯的原则，甚至不遵循一贯的感情的引导。

有关宗教认识，父亲如果没有使我获得与他同样的宗教信念与宗教感情，就与他强烈的责任观完全不相符，所以他一开始就让我坚信，万物的起源是不可知的。关于“谁创造了我”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我们不具备回答此问题的经验和可靠的知识；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回答只会使回答此问题更加困难，因为这个问题之后又会出现“谁创造上帝”这一问题。父亲有意让我知晓人类过去对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态度。我曾说及，他从小就让我阅读基督教会史，让我深刻关注宗教改革，因为它是反对教会暴政、解放人类思想的伟大而有决定意义的斗争。

所以在这个国家里，我是那些极少数的不是抛弃宗教信仰，而是从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之一。我是在消极看待宗教的氛围中长大的，我意识里不论古代宗教还是现代宗教都与我毫无关系。英国人对宗教（我不相信的）的相信，并没有让我比读到希罗多德书中的人们笃信宗教时更感到意外。我心里十分清楚一个事实，历史让人类具有了不同的认识，而笃信宗教也不过是这个事实的发展而已。但是这个问题在我早期教育中有时产生了引人关注的不好影响。父亲在教导我与其他人持相反的观点时，认为有必要谨慎地不让其他人知道；虽然我与其他人交往较少，尤其不大可能与跟我谈论宗教问题的人接触，使我不至于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明确地或是隐晦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让我在幼年时期就隐藏自己思想的教导，给我带来一些道德上的不良影响。我记得童年时曾有两次遇到这个必须跟人谈论的话题，两次我都公开表明自己不信宗教，并为之辩护。那时我的辩论对象都是孩子，但年龄比我大得多，我肯定使他们中的一个人思想动摇了，而后来我们之间再也没有说到这个话题；另外有一个人对我的观点表示十分吃惊，也曾尽力劝说我一段时间，但没有产生效果。

现在和我童年时期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议论自由的巨大进步，大大改变了这个问题的道德标准，这也是现在和我童年时代最重大的差别之一。我认为现在具备类似于父亲才能的，同样有公德心以及坚定的道德信念的人很少，如果他们持有不同常人的宗教上的见解或其他重大思想主题上的独特看法，他们就不会隐藏或教导别人隐藏这些见解；除非这样的情况发生，即公开地表明这些看法有丢掉工作的危险，或者会被排挤出特别适合个人能力的圈子，但这种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少了。尤其在宗教方面，在我看来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所有具有这方面学识、能够深思熟虑、认为当前的宗教见解不仅荒谬而且有害的人，都有义务公开表明他们不同的见解；那些有足够高的地位和名望的人，更应该使其意见有机会引起世人的注意。这样的公开声明能永远地消除世人庸俗的偏见，即认为“无信仰者”（这个称呼极不恰当）就是思想不端和心灵堕落的人。倘若世人知道，那些受到他们普遍尊敬的拥有至高智慧和美德的人，那些最杰出、最耀眼的人物，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对宗教完全持怀疑态度的话，他们会感到万分惊诧。这些人中的多数出于个人或者良心的考虑，当然更多是出于良心的考虑（我认为这些考虑完全没必要），不愿公开表明自己的见解；他们担心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后，会削弱世人现有的信仰，从而（如他们想象的）削弱对世人现有的精神约束力，担心这样做有害无益。

所谓无信仰者和有信仰者一样，有许多种类型，他们涵盖了几乎每一种不同的道德类型。凡是有机会跟他们中的最优秀的人接触，就会真正了解他们，并毫不犹豫地肯定他们比那些虔诚的自称是信教者的人更像信教之人（把宗教一词作为最佳意义理解）。伴随时代的胸怀不断宽广，或者说，阻碍人们看清他们眼前与期望不符的事实的那种固执偏见的削弱，使人们普遍承认自然神论者可能是真有信仰的人。但是如果宗教代表着仁慈的品德，而不是代表纯粹教义的话，那么许多没有自然神论者那么坚定信念的信教者，也同样可以被看作有真正信仰之人。虽然自然神论者可能认为没有足够证据来确定宇宙是“经过设计的产物”，虽然他们根本不相信宇宙存在一位拥有绝对权力和至高品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但是他们信念里具有构成宗教的主要价值的东西，他们也有一个至善之神的理想概念，并习惯以此理想概念作为自己道德的原则。这种“至善”的理想往往比一些人所崇拜的那个客观的神更接近于完美，这些人认为自己只有从创造了这个充满痛苦和不公平的扭曲的世界的客观的神那里，才能找到至善的品行。

父亲这种彻底抛开宗教的道德信念，跟希腊哲学家道德信念有很类似的特点，并能从他独具的毅力和决心表现出来。早在我跟他读色诺芬《大事记》时，这本书及父亲对它的评论使我对苏格拉底的人格产生了深深的敬仰；苏格拉底在我的心里就像理想道德模范。我还印象深刻地记得当时父亲教我潜心学习《海格立斯的选择》这一课的情景。很快之后，柏拉图著作中展现出的高尚道德标准又深深地影响了我。父亲主要用“苏格拉底式美德”作为道德标准教诲我，即正义、克制（这一点他运用到各个方面）、诚实、坚忍不拔、敢于吃苦耐劳、热心公益、善于评价人的优点、评价事物的内在本质；在生活中则要求努力奋斗，反对安于自我享乐及懒散。他把这些和别的道德规范说得简单明了，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时诚恳地规劝，有时严厉地责备和鄙视。

父亲对我的直接道德教诲让我受益良多，但是他间接的教诲对我影响更深。他对我人格的影响不仅是依靠有目的的直接说教，更多的是依靠他的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

父亲的人生观融合了古代的斯多葛、伊壁鸠鲁和犬儒学派（从这个词古代而不是现代的含义来说）的特点，其中犬儒学派对他个人人格影响最为深远；而他的道德标准却是伊壁鸠鲁派的，即是功利主义的，以行为产生的是快乐还是痛苦作为决定是非的唯一标准。但是他却不喜欢贪图快乐（这一点又像犬儒学派），至少在他的晚年时期，我可以肯定是这样的。他不是对快乐感到麻木，而是认为几乎没有什么快乐能与其所付出的代价对等，至少按目前的社会情况看是这样。他认为就是对快乐的过分重视，才造成了生活中很多的失败，所以，希腊哲学家所指的广义的克制——所有欲望必须止于适度，父亲对这一点的重视如同对那些希腊哲学家一样，几乎是他教育箴言的中心点。在我的童年回忆中，关于美德的谆谆教诲在他对我的教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在多彩的青春以及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消逝之后，人生至多还是可怜的。他很少谈起这个话题，尤其在青年人面前更是保持沉默，但他一旦谈起此事，口吻总是那么坚定和深信不疑。有时他说，在良好的政治和教育环境下让生活成为它应有的样貌，这样才是有价值值得拥有的生活。然而，即使他提及存在此种生活的可能性时，也几乎不带一点儿热情。他坚持认为汲取知识所获得的享受高于其他一切，暂且不谈以后的好处，但从所得快乐的价值来看也是如此。他把宽广仁慈的爱看作快乐之本，他常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快乐的老人，除非他们能再次生活在青春快乐之中。对于各种各样强烈的情感以及人们为表达情感的所说或说写，他几乎都强烈排斥；他认为这些强烈的情感是不理性的表现。“强烈”一词被他用来当作表达轻蔑不满的口头禅。参照古代的道德标准，他认为过分强调感情已经偏离了现代道德标准，因此，感情并不适合被称赞或责备。对与错、好与坏，在他看来完全是行为——做与不做——的属性，任何感情都会或常会导致好的或者坏的行为；而良心本身（做好事的欲望）往往会引导人们做坏事。父亲坚持认为，称赞或责备是用于阻止作恶，鼓励行善的，所以他的称赞或责备不受对方的动机的影响；即使对方行为的动机是出自责任感，只要他认为是恶行，就会严厉地加以责备，就好像对方是故意行恶。对于有些人想为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审判官辩护，说他们真心地相信把恶劣的异教徒处以火刑是审判官出于良心上的义务，父亲是根本不会接受这种辩驳的。虽然他不会因对方错误行为的目的诚实而减轻对其责备，但是行为的目的大大影响着他对对方品性的评价。可以说他比任何人都赞赏行为目的诚实与正直的人，也比任何人都更不轻易对他不很了解的人做出评价。但是对于这类人的其他缺点，只要他认为这些缺点会促使他们做坏事，他同样十分厌恶。例如他对做坏事的盲从和无知之徒的厌恶，跟对为了私利或怀有不良居心做坏事的人是一样的，甚至更深，因为他认为盲从之徒的行为可能更加有害。他厌恶许多理性支配下所犯的错误，也讨厌他认为属于这种错误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这些错误都有道德感情的特点在里面。所有这些表达了一种意思，我父亲的见解里是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这在过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现在却很少见。的确，那些既富有感情又有卓见的人没能在其见解中带有感情色彩，令人十分费解。而只有那些不关注别人见解的人，才会误认为这是他们不宽容的表现；那些只认为自己正确的见解十分重要，而认为和自己相反的见解极其有害，同时特别关注公众幸福的人，必定会一致而模糊地不喜欢那些与他们截然相反观点的人；虽然他们（我父亲也是这样）不一定会看不到对方的优点，也不会只根据一般的推断评价对方，而不关注对方的全部品行。我承认，一个认真的人同样会犯错误，他常常会讨厌别人的并不足以让人讨厌的见解；但是，如果他本人既不故意贬低这些见解，也不纵容别人去贬低，他应该被认为是宽容的。只有真诚地意识到自由平等发表各种见解对人类的重要意义，从而产生的宽容，才是值得称赞的唯一宽容，也可以被称为符合人类思想上最高道德标准的宽容。

应该承认，一个具有上述见解和品质的人，比如我父亲，有可能对主要受他思想教导的人的心里留下深刻的道德印象，他的道德教育也可能不会因放松或纵容而产生错误。在他给予孩子们的道德影响中缺少的主要东西就是温情，而我不相信父亲天性中缺少这份温情；我认为他只是拥有丰富的感情却不经常表露出来而已，他内心蕴含的感情比曾经培养出的多得多。他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以表露感情为羞耻，将感情深埋心底，而从不表露。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想到，他处于独自一人教育孩子的艰难境地，加上他天性急躁易怒，我们不得不发自内心给予同情。父亲本来付出很多，竭尽全力教育孩子，原本十分珍视和孩子们的感情，他一定常常觉得自己的感情因为孩子对他的畏惧而难以表露。后来情况改变了很多，尤其是他与较小孩子的感情方面改善明显。我的弟弟妹妹都深深地爱着父亲，如果我不算同样地爱他，我肯定在一直深深地敬爱着父亲。至于对我的教育，我不能十分肯定他对我的严厉是好还是坏，但是他的严格并不影响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时代；况且我不相信，单纯地劝说和温情地鼓励能诱导孩子一心一意地进行枯燥乏味的学习，更不可能让他们做到持之以恒。孩子们的教育中很多功课必须要做，很多东西必须要学，为达到此目的，严格的纪律以及让他们意识到的可能的惩罚是不可或缺的手段。现代教育，要求孩子必须学习的功课尽可能轻松有趣，这种努力确实值得称赞。但是如果这个原则发展为只要求儿童学习简单有趣的东西，那么必然要抹杀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虽然我对旧有的残暴专横的教育制度的没落感到高兴，但是这种教育却能让孩子养成专心踏实的习惯。据我观察，新的教育制度正在培养一批没有能力做他们不喜欢做的事情的人，我不认为畏惧作为教育的一个元素是可以去除的，但是我肯定畏惧不可以是教育的主要元素。倘若过分畏惧，会使小孩对将来可以完全信任的导师反而失去敬爱与信任，也许还会阻碍孩子天性中的坦率和本有的能说会道的培养。那么畏惧成了一种弊病，会大大地削弱教育在其他方面对孩子品德和智力方面的好的影响。

我童年生活的这段时期里，来拜访父亲的常客极少，大部分人没什么名望；可是他们具有和父亲类似的高尚人格，以及与父亲或多或少政见相同（后来与父亲政见相同的人不及当时多），对于他们的友谊，父亲极为重视。他与这些挚友的谈话，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并带给我很深的感悟。由于我和父亲一直共用一个书房，所以我有机会认识他最亲密的朋友——大卫·李嘉图，他的慈祥善良的容貌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深深吸引着年轻人；在我学习政治经济学后，他邀请我去他家，跟他一起散步，并同时讨论这个学科的问题。在1817-1818年，我更经常地拜访休谟先生，他和父亲出生在苏格兰同一个地方，也是父亲少年时的校友以及大学时代的同学。他从印度回来后，与父亲重叙故交之情；和许多人一样，他也深受父亲非凡才智和毅力的影响，他进入议会，某些原因也是受这种影响的驱使。在议会里他所主张和实行的政治方针让他在英国历史上获得了荣耀的地位。而边沁先生，由于和父亲有着深厚的友谊，使我更经常地见到他；虽然我不知道父亲初到英格兰后多久与他成为朋友的，但父亲应该是英国有声望的人中最早彻底了解并整体上采用边沁的道德、政治和法律观点的人；这给他们俩的深厚友谊奠定了坚定的共同基础，也使父亲能在边沁那段生活中不怎么接见来客的时期（后来情况要好点儿了）和他成为亲密的挚友。那时边沁先生每年总要在巴罗格林豪斯住上一段时间，那里是萨里山区景色优美的地方，距戈德斯通只有几英里远，我每年夏天都会陪伴父亲到那里拜访他，并住上许多天。1813年，边沁先生、父亲和我一起旅行，途中经过了牛津、巴思和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在这次旅行中，我见到许多对我有益的事物，并第一次懂得欣赏自然美景，开始对“景色”有了最初的好印象。同年冬天，我们搬进父亲从边沁先生那里租来的并离他住处很近的一处房子，坐落在威斯敏斯特皇后广场。从1814年到1847年，边沁先生每年有一半时间住在萨默塞特郡（或者说在被萨默塞特郡包围的德文郡）的福特修道院里，我时而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小住一阵子。我想这种短时间的小住在我的教育中是一种重要的际遇，因为宽敞而充满自由空间的住所比其他任何东西对提高个人情操都有作用。这是个古老而美丽的中世纪建筑，有豪华的大厅和开阔高深的房间，比英国中产阶级所居住的简陋而狭窄的空间好太多，能带给我一种置身于更大更自由空间的情操；而且这个修道院地理位置优越，有令人陶醉的景色，静谧清幽的环境，绿树成荫，泉水潺潺细流，这种优美自然的田园风光能带给我诗意的陶醉。

在我教育中的另一次良好际遇，就是我曾在法国住过一年，这应该感谢边沁先生的兄弟塞缪尔·边沁爵士，他是一位将军。这个际遇是他赐予的。在上文提到的那次旅行中，我曾在戈斯波特附近塞缪尔爵士的家里见到他和他的家人，他当时是朴次茅斯军舰修造所的监督；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们在去欧洲大陆定居之前曾到福特修道院小住几天，那时我又见到他们一次。1820年他们邀请我去他们法国南部的家做客半年，结果因为他们的热情好客，我差不多在那里住了一年。塞缪尔·边沁爵士的性格虽然和他知名的哥哥不一样，但也是成就非凡，并且富有才能，尤其对机械工艺有着惊人的天赋。他的夫人是著名的化学家福代斯博士的女儿，她拥有坚强的意志、直爽的性格和广博的学识，而且具有像女作家埃奇沃思那样辨别是非的能力。她是一家人的主心骨，对这个评价她理所应得，也完全适合。他们有一个儿子（著名的植物学家）和三个女儿，年龄最小的女儿都比我大两岁。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的各式各样的教导以及父母般的关怀。1820年5月我刚到法国时，他们住在波比南别墅（当时还属于伏尔泰一个敌人的后裔的产业），这座房子坐落在高地上，可俯视蒙托邦和图卢兹中间的加罗尼平原。我曾跟他们去比利牛斯山旅游，途中在巴提尔德比戈尔停留一段时间，还去了波贝约尼和吕雄的巴涅尔，并登上了南狄比戈尔峰。

最初欣赏那优美无比的山景使我印象极为深刻，激发了我一生对自然美景的兴趣。10月份我们从图卢兹出发继续前往蒙彼利埃，途经美丽的卡斯特尔和圣蓬斯的山道。在蒙彼利埃附近，塞缪尔爵士刚购买了离圣卢普孤山山脚不远的雷斯汀克利尔的产业。这次在法国长住期间，我学会了法语，了解了一般的法国文学；我还学习了各种体操，但是没有一项精通的；在蒙彼利埃，我聆听了科学院精彩的冬季讲座、有安格拉达先生的化学讲座，普罗文卡先生的动物学讲座，以及十八世纪形而上学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葛尔刚先生的逻辑学讲座，他的题目是——科学的哲理。我还在蒙彼利埃的利西大学伦索里教授私人教导下学完了高等数学课程。但在我的这段时间教育中，让我受益最多的也许是在整整一年的大陆生活中所吸入的自由而清新的空气。这种好处虽然在当时无法估计，也无法真正意识到，但它是确实存在的。我几乎没有什么英国生活的经验，即使我认识少数的几个人，也大都是关心公益不图私利的人，因此我对所谓英国社会的沦落的道德风气了解甚少。人们对英国社会行为习惯确实日趋低劣和卑贱这点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总是想当然地以各种方式来暗示。高尚情操的缺乏，表现在对带有高尚情操的行为的嘲弄和贬低，表现在大家绝不公开承认任何的高尚的行为准则（除少数严格的宗教信徒外），除了在预定场合下，不得不以做样子的形式要表达一下之外。当时我还不清楚也无法估计到英国人的这种生活态度与法国人的生活态度有何许不同，但我想，法国人的缺点，如果同样存在的话，无论如何也与之完全不同。而法国人不论在书本里还是私人生活中，他们都保持着相比之下可称为高尚的情操，那就是与人为善，它就像人们交往通用的货币。这种情操虽然作为公开场合下的应酬方式显得日趋淡漠，但是由于人们交往中一直在用，而且不断以善心作为激励，所以在他们整个民族中还被鲜活地保持着，从而在人们之间造成开心愉悦的气氛，并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和理解。当时我还不懂得普遍培养理解的重要性，这种理解是习惯使用感情的结果，并用这种方式把它传到欧洲大陆几个国家的大多数未受教育的阶层；在英国所谓的知识分子中，除了由不同寻常的良心敏感性致使习惯地运用理智来判断是非问题外，在理解上与欧洲大陆不同。我不明白为何普通的英国人除了偶然对某件特别的事感兴趣之外，对无关私利之事了无兴趣；他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形成了既不对他人公开，甚至对自己也不承认的习惯，可能就是由于这种习惯导致了他们的感觉和智能的发展缓慢，或者只在几个方面并且在有限范围内得到发展，让他们（即使作为有思想的人）过着一种冷漠无情的生活。而上述这些情况，我很久之后才真正看明白，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清楚明白的意识，但是我已经感觉到：法国人个人交往中的坦诚率直与和蔼的态度，和英国人意识里对人那种（几乎都是这样）别人不是冤家就是对头的态度形成明显的对照。的确，在法国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和英国相比，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更容易从外表显露，在寻常交往中这种表露显得更无所顾忌。只要没有真正反对的理由，法国人每个人通常都有向别人表达友好感情以及期望获得别人友好感情的习惯。在英国，只有上层阶级或他们中受过最好教育的那些人才会谈得到这一点。

在我往返法国途中两次经过巴黎时，曾在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萨伊先生家里住过一段时间，他是父亲的朋友，经常互相通信。战争结束一两年后他曾来到英国，和我父亲成为朋友。他是法国革命后期人物，是法兰西共和党人中最优秀的典范，是不受拿破仑引诱，也不向他卑躬屈膝的人物之一，是一位真正正直、勇敢的有识人士。他过着勤学平静的生活，因受到公众和好友们热烈爱戴而感到欣慰。他认识许多自由政党的领导人，我住在他家时见到过许多著名人士。我愉快地回忆起其中就有圣西门（我见到过他一次），当时他还没有成为一种哲学或信仰的创始人，只是被认为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聪明人。我从这些著名人士那里得到的主要收获是对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兴趣，从此我对自由主义就像对英国政治一样长期关注。这种自由主义在当时英国人中间是极不寻常的，但却很有利于我以后的个人发展，让我不轻易犯英国人普遍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以英国标准评判全世界的问题。这种错误即使像我父亲那样能脱离各种偏见的人也可能会犯。在卡昂的一位父亲的老朋友那里又逗留了几周后，我于1821年7月回到英国，重新开始我的常规教育。

1. 1英里＝1.609344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