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苦乐行程

“湘黔滇旅行团”从沅陵乘汽车至晃县(今湖南新晃)，随后便开始了他们横穿贵州的徒步旅程。途中，袁复礼先生西服革履，手里提着斧头随时打击山石，加以考察。闻一多先生穿着中式浅色长衫，腰束黑带，斜插大烟袋，下面绑着腿，拿着手杖，风尘仆仆地赶着路。一多老师的胡子是出发前蓄上的。他表示，抗日不成功，他不剃胡子。

旅行团在贵州玉屏县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迎接，县长特别张贴文告：“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

在镇远县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化学家曾昭抡先生还发表了关于国防工业的演讲。那个时代的学人兼通文理、学贯中西者众，这位曾国藩的曾侄孙才情奔逸，不但在化学领域卓有建树，还是学界有名的探险家，到云南之后陆续考察了滇缅公路与彝藏边区，有《缅边日记》与《大凉山彝区考察记》等书存世。学生们在镇远县虽只逗留了一日，却发现鸦片是戕害贵州民众的一张难以斩断的毒网。有学生在日记中回忆到，“黔东山多田少，生计艰难，农民多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鸦片以弥补不足，以致烟毒弥漫，害人害己”。其实，这次旅行，任继愈总感觉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特别是进入贵州地界，那蒙蒙的雨，红白的花，恐怖的山谷、瘦弱的灵魂，以及破败的村庄，随处可见。这使他一生都在思考，难以释怀。

在炉山县(今凯里市)，师生还与苗民举行了一场联欢会。盛装的苗族男女随芦笙起舞，学生们馈以小合唱和宣传抗战的短剧。随行的植物学家李继侗教授更搂抱一名男校医，以西方交谊舞示众。虽然都有些拘谨，但以平等的态度尊重弱小民族同胞，或许正是这些暂时被褫夺了一切虚荣的文化青年们，在万水千山行过后，最重要的一课。

从安顺再往黔滇交界的盘县行进，山势逐渐险恶起来。沿途的风景也不再明媚可人。已经在风雨中跋涉了一个半月的“湘黔滇旅行团”，逐渐接近体力与意志的极限，烈日和大雨交错的天气让徒步行军的师生们吃不消，汽车托运的行李也因为山路蹉跎，总是跟不上旅人的步伐。“晚间因铺盖、炊具多耽搁在盘江东岸，同学一大群如逃荒者，饥寒疲惫，在县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身为教师辅导团成员，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国家500万元最高科技奖得主吴征镒，在其日记中描写夜宿安南(今晴隆县)的场景，“半夜里，有人同黄子坚先生侄公子口头冲突，几乎动武，县太爷披衣起来拉架。旅行‘乐’事、‘趣’事，于此叹为观止。”

抢渡盘江天堑的经历更为惊险。4月11日，当旅行团到达盘江时，过江的铁索桥断了，脚下水流湍急，只有一种叫“舟子”的小船可以横渡。坐船的人必须直线排列蹲坐在船中间，两手紧握船舷，放稳重心，因为丝毫的晃动都会带来危险。两位艄公一前一后掌舵，先选好对面上岸的地点，然后到离该点很远的上游放行。小船如弩箭离弦般，顺急流俯冲而下。行至江心时，艄公撑篙急划，掌准方向才能成功渡江。时间不过几分钟，却令人惊心动魄、目眩神迷，犹如遇难再生。安全抵达彼岸，大家对那几位彝族老艄公的高超技艺，满是叹服与感激。

进入云南，云南省政府派车来边界接运行李，对于长途跋涉、筚路蓝缕的师生们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教育和鼓舞。这段苦旅中唯一的乐事，是抗战前方传来台儿庄大捷的喜讯，鼓舞了这群流亡在深山腹地的爱国学生。大家呼口号，唱救亡歌曲，开始了雨天泥地的夜间游行，从城内到城外，不少人的布鞋和袜子全湿了，精神上却异常快乐。

4月27日，旅游团一行终于到达了昆明。对于这场千里跋涉，曾戏言要“带着棺材走”的杨振声教授评价极高：“我们在昆明拓东路又以骄傲的眼光去迎接他们。他们都晒得黑光光的，腿肚走粗了，脚皮磨厚了；同时人生的经验增加了，吃苦的本领加大了，精神也更饱满了。就这样的，他们步入了历史的新页。”

“湘黔滇旅行团”师生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当时驻美国大使胡适先生，将照片在美国展出，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说：“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对于任继愈来说，这段与老师、同学们共同走过的历程，必将对他今后的人生发生深远影响。这也是自幼生长在小康之家的任继愈第一次真正走进乡村，近距离地接触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这次“旅行”，使他亲身体验到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在穷乡僻壤，在深山幽谷，他看到的是贫穷、愚昧、瘟疫、混乱的社会秩序和无处不在的鸦片烟毒……但就在这样的悲惨环境里，挺立着中国的脊梁：深陷于穷困中的农民，出粮出人，承担着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担，那些被绳子捆着拉走的壮丁，一旦懂得了爱国主义这个道理，就拼死抗击日寇。

农民的贫困、农村的破败，让年轻的任继愈深受震撼；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公而忘私，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的不屈精神，令他感动，也令他深思。一种爱国的情愫，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在他的胸腔里油然而生。

任继愈用脚步丈量中国西南的国情，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使他从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他治学的出发点。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正如哲学起源于惊讶一样，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抗战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中国农民身上，而中国农民的状况又如此堪忧。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却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为什么？任继愈开始注意到中华民族根源的问题：民族的根到底在哪里？民族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它源于何处？它的支撑是什么？接着，任继愈又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正如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在任继愈看来，数千年间，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的风雨和苦难，其间不乏崇尚庸俗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过后，往往就是民族的灾难。然而无论在怎样的时代，社会的需要总会召唤出高尚，并以此作为民族的脊梁。任继愈决定，从此将穷己一生，去深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关注脚下这片多灾多难而坚强可敬的土地。这之后，他从热衷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哲学。祖国、人民、使命、热血，夯筑起他学术的坚实根基。这根基召唤着他，迈开自己的脚步，怀着虔诚的心情。

从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心里会想“蚂蚁会不会头晕”的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这是他后来能成为哲学大师的天赋。早在北平大学附中读书时，在老师的影响下，任继愈开始读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先生关于老子生年辩论的文章，引发了他研究哲学的念头，并最终考入自己所喜爱的学校和科系——北京大学哲学系。然而，这次“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让他的思想完成了一次嬗变。从此，任继愈确立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在此后一生中的70多年间，他不改初衷，勇往直前，从未停歇。

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杜继文回忆，任继愈曾说：“社会主义不仅要脱贫，还要脱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是同中国爱国主义相结合。”在任继愈一生为学的思想中，他将这种爱国情怀，这种对国家前途的忧思深深融入学术研究中，这在中国现当代学者中，并非人人都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