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笃学潜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中的这句“绝徼移栽桢干质”。绝徼，指荒僻的边土，桢干质，指大树良材。即把那些正在成长的、国家的栋梁之材，移栽到边远的地方去，免受日寇摧残，保护起来，积蓄民族未来的希望。这也是3所大学从北向南，在血与火中进行艰难转移的根本目的。因为在当时，“保存与保护民族文化与人才”，几乎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据一位原东北流亡学生回忆，当他找到张学良将军，要求上前线时，张学良却对他说：“我要武，也要文。你们是文武全才，应该到后方去读书。”从而使他走上了“读书救国”之路。

直到今天，云南昆明、蒙自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依然对当年的西南联大记忆犹新。那时，他们还在青春年少之时，似乎在一夜之间，昆明来了一大批举世闻名的学者。他们蓝布长衫，落落大方，以一种共赴国难的高风亮节照亮了整个社会。那时候，城里一些富裕的人家不好意思再穿绫罗绸缎，太太们也收起了绣花衣服，小姐们则放开被缠的小脚，到学校去念书。而每当西南联大教授举办讲座，昆明街头的店铺就会收铺板关门，因为老板与伙计都要去听讲。演讲内容，有时是时事，有时是佛学、儒学，有时则是《红楼梦》、《三国演义》。讲到国破之痛，台上的教授流泪痛呼，台下的群众一片悲愤。

任继愈就在这样一所大学——西南联大，学习和工作，度过了长达8年的青春时光。

■ 西南联大

1938年2月28日，天气温和晴好。

“湘黔滇旅行团”的最后一天行程。

任继愈和同学们既兴奋又感伤，兴奋于旅行终于即将结束，到达目的地昆明；感伤则因为不能再做这样可爱的旅行了。

距离昆明还有十余里地的时候，已经有先前到达的两路同学迎接他们。有的骑着马，有的骑脚踏车，大家握手、拥抱，百感交集。进入昆明，有一位联大女同学向黄师岳团长敬献一束红花，另有4位小姐，着白底浅蓝花长衫，抬着一大竹篮鲜花献给同学们。许多市民驻足围观，道途拥塞。一会儿，又有从海道先来的男女同学高举横幅，高呼欢迎口号，引导大家向联大办事处前进。

此情此景，让任继愈不由得想起，还在他们走到贵州一个偏僻小县玉屏时，就看到一张县长“布告”，上面称他们这些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精神领袖”，要求民众于此国难关头予以爱护。民间的这种纯朴精神，任继愈后来在昆明市民为他们流亡师生准备的茶馆里，也深有体会。物理学家李政道也曾盛赞：“昆明的茶馆民风，体现出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帮助”。

这一天，蒋梦麟、梅贻琦等学校诸常委早在西南联大办事处门前等候。黄师岳团长指挥同学们列队听候常委检阅，同学们均着黄色制服、草鞋，服饰整齐。随后，黄团长亲自报告人数，交上团员名单。蒋梦麟校长代表常委讲话，认为此行跋涉3500里，经历3个省区，备尝艰苦，团员无一伤病，功德圆满。其效果是既锻炼了体魄，增长了见闻，又向全世界宣告我国青年并非文弱书生、东亚病夫，其吃苦耐劳精神，恐远非外国青年所能比及。在今天国难严重的关头，为增强抗战意志，振奋民族精神作出了贡献！

至此，由西迁的北大、清华、南开3所高校组成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在云南蒙自联合成立。5月4日即开课。

对于当时身处战乱的学子们来说，本以为他们这次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而来的西南联大，该是读书的理想之地了。在未到之前，任继愈的心里也一直满怀憧憬。可当他兴冲冲赶到临时搭建起来的学校时，眼前的情景击碎了他所有的想象：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只有铁皮顶土墙的校舍(铁皮的屋顶据说后来还拆了换钱，不少都只有茅草屋顶)，窗户没有玻璃，运动场是野草遍地的土坝……

当时的情形，上课时间也不稳定，飞机不时在学校上空盘旋。很多时候，师生们都要与飞机躲猫猫。每当警报一响，学生们就往山上跑。大约从早上九点躲到下午两三点钟，再回学校。学校也尽量避过轰炸时间安排课程。

西南联大的本科宿舍是一座三层楼建筑，每间宿舍要住进40名学生。由于物资紧缺，学生们每顿饭都是半饥半饱。师生吃的稻米都是仓中陈米，有的甚至还出自近一个世纪前的道光年间，可谓历史悠久。淘米水也是绿色的。而且，由于战争阻隔，不少学生都与家中失去联系，没有了经济来源，学校便及时推出了“代金制”，负担贫困学生的吃饭费用。于是，像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优秀学生，得以继续学习，完成学业。

条件虽然异常艰苦，但任继愈和同学们不久就被西南联大的生活吸引了。当时老师和学生共处一栋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心心相通，俨然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学生们总能看到，老师们屋里的灯，经常在晚上12点之前没有熄过。因此，学生们也不敢早睡，一直苦读到深夜。

西南联大由3所名校组成，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一批中国的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课余经常举办一些学术讲座，任继愈有空就去听。比如冯友兰的《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与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任继愈记得，冯友兰先生讲课，一定要讲得清楚才算数。但是中国哲学中有直观的体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如果不提这一部分，肯定有缺陷；如果要提，语言又有限，总感觉隔着一层讲不透。遇到这种情况，冯友兰是不承认的。而胡适则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哲学史，因此北大的哲学史课程只能叫中国思想史。任继愈并不认同胡适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是有哲学的。但他也喜欢听胡适的课程，因为胡先生和钱穆先生一样，口才极好，讲课很有吸引力，听的人也很多。而钱穆不仅授课，而且还会给同学们讲道理。当时有些学生受不了流亡生活，要求参军，到第一线去打敌人。钱穆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在后方念书就是苟安、怕死，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这样才能读得好，才能报效国家。

在西南联大还有个特殊的现象，不仅学生听课，老师之间也互相听课。由于是3个著名大学强强联合在一起，许多成名的教授都集聚在一起，形成了积极向上、民主探讨的学术氛围。教授之间，互相听课，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都来听课，本科生反倒不太多。教授听教授的课程，在西南联大也屡见不鲜，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闻一多也杂坐在学生中听讲。学校也有一个风气，老师照本宣科教学会觉得很不光彩，因此上课时不仅会加入自己的观点，还会年年有更新。老师之间的互相竞争也很强。如学校就曾让好几位老师都开讲唐诗和楚辞，轮流开课，学生可以互相比较，老师们也共同促进。闻一多就是因为讲唐诗和楚辞讲得比较好，每年都有很多人来选修他的课。这种民主自由、严谨求实的校风，让很多教师的水平大为精进，不少教师的著作都在那个时期完成。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隔70多年后，仍是各自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联大老师坚持以自己的研究为授课内容，而非采用统一教材，已经蔚然成风。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3次下命令让联大采用全国统一的教材和考试，并交教育部核准。联大的老师们联名给教育部回了一封信，认为联大有联大的教学方式，应该尊重联大的传统，而非跟着行政部门的统一指挥。信件发出后，教育部再未来文催促，显然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因而联大的这种传统得以保留。

而学生之于老师，也并非要言听计从。撰写论文，学生可以不同意导师的见解，只要持之有据，教师即可以让他的论文通过。平时考试，也可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相左没关系，只要有依据，照样拿高分。这种民主的学术氛围，既调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又充分张扬了同学们的个性。有一件事，任继愈印象非常深刻：一位叫吴宏聪(现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的同学，有一次，他的导师杨振声给他出了一篇《论曹禺》的题目。他因为自己的观点与老师不一样，整整一个星期不敢见老师。有时远远看到老师，立即像做贼一样逃开，生怕被抓个“现行”。不久，老师终于知道了吴宏聪的心事。老师说，学生的观点不必和老师一样，完全一样就不是做学问了。吴宏聪这才消除了自己的心理障碍，放心地写出了自己的观点。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中，任继愈逐渐累积了哲学方面的丰富知识，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拓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任继愈最终能够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与他在西南联大广泛接触了国学知识、开阔了学术视野是分不开的。

西南联大与我国抗日战争相始终。这所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创建，在日军飞机轰炸的间隙中上课，以极简陋的仪器设备从事研究工作，不但办了下来，而且办得有声有色。在短短八九年中，为中国革命锻炼了大批骨干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造就了大量优秀人才。而联大师生这样骄人的成绩是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完成的。

第一流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西南联大不但做到了，而且这两方面都处于各个学术领域的前沿。当时选送出国的留学生，到了国外也是尖子。这说明西南联大早已与国外一流大学接轨。

1943年12月，林语堂从美国回来应邀在西南联大讲演，题目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他对联大师生艰苦的生活，为之感动，说“不得了”！同时对联大师生战胜困难取得的成绩连称“了不得”！

■ 大师风采

在联大，任继愈听过经济学家陈岱孙的课。课堂上，陈先生总是衣冠整洁，谈吐高雅，既有中国学者风度又有英美绅士派头。他上课前一两分钟准时站在黑板前，而他讲完最后一句话，合上书本，下课铃也同时响起，让同学们既惊叹又欣赏。他讲课言简意赅，条理分明，没有废言。他不念讲稿，但学生每次课后翻阅笔记，不需增减就是一篇完整的佳作。任继愈说，“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联大教授中只有两位，一位是陈先生，另一位是冯友兰先生。”陈岱孙教授还有一段佳话。由于联大校舍的屋顶是用白铁皮覆盖的，条件非常简陋。有一次，陈岱孙正在上课，屋外瓢泼大雨，头顶雨滴叮当，学生根本听不清他在讲什么。无奈之下，他在黑板上写下：下课赏雨。

与陈岱孙先生同样出口成章的冯友兰先生，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在西南联大任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非常清晰。虽然讲课慢条斯理，但把笔记做下来一看，就是一本完整的讲义，不用整理就可以出版——因为他讲课没有废话。冯先生惯于深思慎取，常常思考成熟后再将完整的观点抛出。一次，他坐汽车经过镇南关，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就要过城门了。别人都照办了，只有冯友兰听了之后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与不放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未等他考虑清楚，已经骨折了。其人痴迷深思至此。然而，正是这种深思笃学的精神，让冯先生创作了《中国哲学史》等重要著作，成为一代哲学宗师。

学者黎东方在重庆讲《三国》，当时也是一件轰动新闻，任继愈与联大的师生也去听过。黎东方讲历史故事时，经常加进一些噱头。讲三国时期吕布与董卓的矛盾，把三国演义的一些情节加以演绎：“吕布充当董卓的贴身侍从武官，住进相府。吕布就在客厅支了一张行军床，这样与貂蝉见面的机会就多了，随便谈谈三花牌口红的优劣，谈得很投机……”由于黎东方善于随时加进一些“调料”，他的讲演上座率很高。任继愈听后，与姚从吾先生边走边聊，认为用这种方式向一般市民普及历史知识有长处。任继愈后来在学术上鼓励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理念可见一斑。

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论语》，社会反响强烈。有人认为她的观点过于个性，问任继愈对此有何看法？任继愈先生说：“诸子百家，大家可以随自己的理解意思讲，争鸣嘛！”

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苏联之行。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艺术题材也多以革命为主，连教堂的壁画都被钉上了，画家的自由创作受到限制。在当地一场抗战画展上，徐悲鸿创作了一幅画，名为《绿色的跳舞》，画面上是一座房屋，房屋前面，一棵大树的叶子在随风飞动。当即有参观者提出质疑，说这幅画里怎么没有敌人？讲解员机智地解释道，敌人在房子后面躲着呢。听到这里，学生们都哈哈大笑。

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来联大，介绍英国战时情形，让学生们了解到英国人在战争期间的生活同样很艰苦，但仍保持着乐观幽默的心态。“一座百货大楼遭到轰炸，被炸出一个大洞，第二天仍挂出‘open as usual(照常营业)’的牌子。敌人又炸出一个更大的洞，百货大楼就挂出‘more open as usual(更开放地照常营业)’。”联大的师生们也以这种乐观豁达的精神，认真学习，积极思考，蓬勃向上。

除了名师教导，联大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基础课程教育，初等的物理、化学课往往是由经验丰富的老教授来教，给学生打下的基础好，入门也正。如国文和英文都是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文理科都要学。国文老师是李广田、沈从文、余冠英这样的名师，英文老师则是王佐良、李赋宁、查良铮等十来位，都是著名的诗人、作家、专家和学者。联大对英文要求很严格，英文不及格不能升级，因此联大的学生个个英文过硬。1943年进入反攻阶段后，同盟军在缅甸一带作战，需要大量翻译。而联大的学生一般只需培训一个月之后，即能满足岗位需求，可见平时的英文水平。联大还要求文理科学生至少互相选修一门课。体育不及格的也不能毕业，以求学生的全面发展。诗人吴宓体育不及格，留学就晚了一年。学校让他去学游泳，通过考试才行。还让任继愈记忆深刻的是学校的社团活动十分丰富。在那里，有诗社、话剧社、文学研究会等，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学生社团组织的各种活动，气氛十分活跃。

西南联大办校正值抗日战争年代，有一半的日子天天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物价飞涨，师生处在半饥半饱的状况下，却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联大创办8年，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其中，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学生80人)、工程院院士12人(全是学生)，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可谓群星璀璨，各领风骚。事实证明，当时联大的教育质量，已位居世界一流。所选拔出国的优秀学生，到国外也都成为了专业尖子。凡是到过西南联大的中外学者，都认为：西南联大创造了办大学的奇迹。

任继愈亲眼目睹联大办学8年，以其对独立、自由、民主的执著追求与坚持，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殿堂。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所说：“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在任继愈看来，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源于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还源于领导班子团结和“校长负责制”、“教授治校”的办校风格。

当时3校的校长——蒋梦麟(北大)、张伯苓(南开)、梅贻琦(清华)组成集体领导班子。前两位老教育家为了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师生之谊。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诚恳地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而北大校长蒋梦麟也颇懂得“无为”之道，他说：“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倘若不肯放手，各自为政，势必造成联而不合的局面。

事实上，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北大与清华曾经有点矛盾。据钱穆《师友杂记》记载，梅贻琦曾在提名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引起北大师生不满。不久，蒋梦麟到位于蒙自的文法学院，北大教授纷纷向他“告状”。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应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随即说：“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今日回眸，可谓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

梅贻琦于1931年便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倒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自梅贻琦担任校长后，清华学生喊出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只没人愿意倒梅(霉)而已！”

梅贻琦一向重视教授的作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是他的观点。在有关办学的一些重大事宜上，梅贻琦很注意听取教授们的意见。当别人问他的办学主张时，他常说：“吾从众。”不是他没有主见，而是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他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人物。”

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自由氛围中，西南联大才识卓绝的教授们，才不断创造了生动活泼而卓有成效的教育奇迹。曾当过孙中山秘书的刘文典上课便很有个性。为讲《月赋》一文，刘文典特意选择在十五月圆之夜，当着一轮皓月开讲：“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师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当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时，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敬业精神也令任继愈感佩。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轰炸，生活也困难，但他依然兢兢业业，每天工作到深夜才休息。有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的书桌旁边，就放着马桶。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凹，人都变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公文包就又给学生上课去了。

有人说，西南联大是集体的苏武，南方阳光下的义勇军。岁月流逝，人生沧桑，并不能够磨灭的是这些珍贵的回忆。面对中华民族的漫漫历史长河，每一个人永远都只是孩子。而对于任继愈而言，民族的骄傲与传统的品格，是支撑他心灵最持久和最主要的力量。

毫无疑问，西南联大是一个群体，不是由某一个巨人可以代表的。它的丰富蕴藉，不只在于它拥有一大批文化名人，更在于它在战火硝烟中，漂泊于山河，从而跌宕有序地展现出中华民族灵魂中那些令一个民族走过5000年长河的珍贵品质与力量。可以说，西南联大办校历程本身，就是一页浓缩的中国文化史和民族史。

任继愈说，后来的中国为什么一直未能再现这样的学术气氛，甚至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逆转？他认为，可能是小农意识在其中作祟。这种意识的直接结果就是不相信间接经验，而崇尚直接经验。当然，这就导致了后来别的国家在轰轰烈烈地发展，而我们不但没发展，反而在退步……

正是秉承着联大这种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任继愈一心向学、专志读书，矢志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在读完研究生之后，他就留在西南联大任教，继续自己的哲学思考之路。

■　初执教鞭

1941年，任继愈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并选择留在西南联大任教。学校给年轻的任继愈老师一间书斋，就在昆明翠湖边一条小巷子里，位于三层楼，面对着西山。在这间斗室里，任继愈度过了七八年的时光。

这一间斗室，有着令人难忘的故事。

这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其他教授如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汤用彤等都在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居住。陈先生身体较弱，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然而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难免互相有干扰，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点以后，大家都不敢高声谈笑，以免打扰陈先生休息。有一天，楼下的傅斯年、罗常培、郑天挺几位正在高谈阔论，兴致颇高，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作响。几位先生赶紧停止议论，一时间变得“四壁悄然”。1941年后，陈先生赴英国讲学，任继愈毕业后就住进了这间房间。西山的朝晖夕阳，万千气象，岫云出没，甚招惹人。读书倦了的时候，思绪疲了的时候，任继愈便抬头看看远山，顿觉心情开阔了许多。

任继愈在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晚上9点上床就寝，早上4点起来。他认为这是一种符合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生物钟。那时生活极其窘迫，物价飞涨，人人轻易不敢逛街，倒是远离了物欲的种种诱惑。“躲进小楼成一统”，任继愈读了不少书。为埋头读书，任继愈自号书室为“潜斋”，意味“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读书、研究学问”。有“潜斋笔记”多卷，遗憾的是，这些笔记后来在“文革”中，毁于大火。

1943年春，任继愈开了一门哲学系的选修课“宋明理学”，主要讲朱熹和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任继愈讲课的方法也很有特色。他给听课的学生从图书馆借来书，每人发一本。上课的时候，由他选书中的某段语录，要学生来念。

然后师生进行讨论。这样的读书方法，许多教师爱用，学生也喜欢听，也的确起到了实际的效用。

其实，回头看看，任继愈的这种方法是受到小学曹景黄老师对他的影响，也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书院式”教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其实就说明一个问题：启发学生不仅会念书，而且要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但与人们印象中古代书生那种“书呆子”的形象不同，任继愈一直在坚持探索社会的真理，解决社会的问题，因而他也一直关注着社会时局。他与学生们谈论学术，往往从哲学理论谈起，逐渐谈到政治，谈到抗日，谈到“皖南事件”，谈到国共两党的趋势，都有许多真知灼见，而且往往预测极准，对世界大势把握得也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