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百年新诗发展进程中，新诗出现了种种问题，诸如新诗合法性遭受的质疑，新诗的中西之争，新诗语言的文白之战，新诗形式在自由与格律之间的摇摆，新诗的散文化倾向，旧体诗能否入史……对于这些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纠结不息、备受关注却无法解决的困惑，学者一般都会回溯到新诗创立之初，反思、批评、检讨胡适所创立的新诗路向以及他所构建的诗学观念。但在关注胡适们响亮的高音时，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历史深处被压抑下去的坚持中体西用的低音。从古典文言诗歌向现代白话诗歌的转型蕴含无限复杂性与可能性，但它们大多随着新文化的胜利以及此后主流文学史对新诗生成与发展过程的简化叙述，而被扫落到边缘地带。新诗的历史只是在主流“新诗”的框架内选取自己的材料并赋予其意义的历史，那些框架之外的声音则被压抑或忽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曾存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它们使得历史的层次更加丰富。这些不同的层次相互角力，无论是新的、旧的，抑或半新不旧的，在各种力量的竞合与纠缠中，新诗才得以生成。本书试图在早已被过度关注的胡适之外，寻找、发掘出另一个探索现代诗学的重要人物——胡怀琛，将两者的诗学进行对比研究，以期拓展我们审视现代诗学探索问题的诸种困惑与问题的视野。

1920年代出现的研究新诗的单篇论文并不多，除了胡适的《谈新诗》等诗论颇具规模，其他很少有完整、成熟的体系；而胡怀琛此期就陆续出版了多部新诗论著。胡适以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而荣膺新诗首创之功；胡怀琛创作的《大江集》是继《尝试集》之后问世的第二部个人白话诗集，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但目前尚无认真的解读。新诗发生之初的这一代诗人及批评家，在现代诗学探索中作出了各种努力和尝试，使新诗衍生出种种可能性；但在历史的后视镜中，新诗走了如今这一条路，而不是当初的种种，其中关涉的因素有哪些？其他可能性何以消失？它们是否具有存在的价值？……解答这些问题，可以更好地梳理汉语诗学之现代建构所沉淀的历史经验，以及这些历史经验为汉语诗歌的现实发展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因此，本书选择对胡适与胡怀琛的诗学进行比较研究。

迄今为止，学界尚无人将胡适与胡怀琛二人的诗歌创作、诗学批评与诗学理论进行完整而系统的对比研究。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学界对胡怀琛的研究比较薄弱。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胡怀琛，出现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胡怀琛的论文，涉及胡怀琛的新诗批评、修辞学研究、小说文体研究、寓言研究、新文学教育以及其与柳亚子、南社、商务印书馆之关系等诸多方面。总体而言，研究涉面广而表皮化。最早关注胡怀琛的一篇论文是陈福康的《胡怀琛论译诗》（《中国翻译》，1991），只是译学视角的一般介绍性文章；21世纪以后，始有一些学者从简单介绍转而进入学理层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在论述新诗生成或经典化问题时，将胡怀琛“改诗”及其“新派诗”理论作为反面例证，秉承胡适所谓“守旧的批评家”的评价，在新旧之争的格局里进行讨论。比较重要的如姜涛的《“为胡适改诗”与新诗发生的内在张力——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批评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以胡怀琛为胡适“改诗”事件为切入点，还原新诗发生期新旧诗坛碰撞的复杂格局，论述其“改诗”背后对诗歌之“新”的发明权的争夺及“音节”问题所呈现出来的新诗发生期的基本困境，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二是立足于重新发掘胡怀琛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如周兴陆的《胡怀琛的“新派诗”理论》（《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简单梳理出胡怀琛诗集与诗论著述编年情况，对其新诗理论略有论述；卢永和先后发表关于胡怀琛的论文九篇，所涉面包括胡怀琛的诗学、修辞学、与南社的关系等方面，试图对胡怀琛的学术研究进行一个多面的评价，但缺乏文本细读和问题深究的兴趣，显得零散、平面而缺乏系统性建构。大多数文章未超出“生平简介—著述介绍—价值意义”的浅表性结构模式。

胡怀琛作为曾经风云一时的文学批评家、创作家，对其予以重评的呼声已然出现，尤其是近年来南社研究渐入佳境；但作为南社的重要分子，有关胡怀琛的研究始终还处于一个有待发展的阶段。与南社相关的博士论文（河北大学2010年贺莹的《南社文学活动与新文学发生研究》、浙江大学2012年潘建伟的《对立与互通——新旧诗坛关系之研究》）虽然也为胡怀琛安排了一定篇幅的文字，后者更是设立了专节，但也只是简要而平面地介绍其生平著述状况。胡怀琛始终被南社的整体性研究及其他重点个案研究所覆盖和遮蔽，处于一个相对沉黯、寂静的角落，这对于一个存目一百余种的早期文学创作者、批评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其主要原因之二是大陆学术界一方面对胡适存在过度阐释现象，另一方面却又忽视、遮蔽了许多问题。比如胡适一生的新诗创作二百余首，研究者通常只关注《尝试集》，而忽略了其《去国集》《尝试后集》，以及其他散落的诗作。当这些诗作全部呈现以还原胡适整体诗貌的时候，由《尝试集》所刻意凸显的新诗进化史迹会变得模糊起来，尤其是《尝试后集》所凸显的汉语诗美气质，更是颠覆了我们对“尝试者”形象的刻板印象。作为新的时间起点，《尝试集》的面貌是通过胡适编选、修剪出来的，其编选、修剪的眼界、原则、逻辑、理念等，是如何既讲述新诗的起源故事，又确立新诗的“合法”依据，还规定了新诗的基本走向的？《尝试后集》的编选，又与《尝试集》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联？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必然会带出胡怀琛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等相关的知识域，形成思考的新触点、新支架和新证词，令思想驰往更为开阔的地带。

基于此，本书的研究意义体现在：

第一，通过对比研究胡适与胡怀琛的新诗创作、批评及诗学理论，挖掘出历史转折处新诗发展的其他路径。第二，重访胡适、胡怀琛的诗歌活动及其新诗创作、理论与批评之关系，考察胡怀琛所代表的诗学力量如何与胡适等主流进行角逐并最终消失于历史的路径，更加完整、清晰地揭示新诗合法性确立的历史过程，更好地理解中国新诗艺术的一些重要理念和行走路向的来龙去脉。第三，重新审视、客观评价胡怀琛在新旧诗转型期间对新诗所作的贡献及其文学史价值，拓展文学史视野，更好地理解百年现代诗学在现代汉语阶段的诗学建构中一些贯穿性的主题、问题及其症结，以期为当下新诗创作与批评提供参照与启示。

综之，对比、梳理与探究胡适与胡怀琛诗学之异同，有利于从这一特殊视角对百年新诗发展之走向西化与回归传统的螺旋运动考镜源流，从而更好地梳理汉语诗学之现代建构的历史经验与新的可能性，这不仅对于新诗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还能由发掘以胡怀琛为代表的诗学探索流脉而推及更深广的面相，有可能在被遮蔽的问题中，展示历史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本书立足于胡适与胡怀琛的诗学比较，通过对比考察二者诗学内涵的关联，从中辨析新诗确立的价值逻辑与日后新诗发展中起支配作用的诗艺观念、问题模式甚至标准、惯例之关系，在新的语境里重新发掘以胡怀琛为代表的诗学流脉，并通过分析其与胡适诗学探索之理念、创作的差异与交集，探究胡怀琛被埋没与遮蔽的原因，并进一步思考二者背后殊途同归的根源，以此寻绎百年汉语诗学的现代建构之中西向度的局限性与可能性。本书内容主要着眼于以下六点：第一，胡适的诗学探索，除了《谈新诗》等论文，主要通过对《去国集》《尝试集》的编选及其在自序、再版自序、四版自序中所作的自我阐释来进行，它通过这种编选及相关工作为新诗发展路向确立了合法性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以进化论为基石建构旧新、中西、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并确立了以“新”“西”“现代”三位一体互证价值的逻辑，这样一种互证逻辑构成新诗的合法性依据，而且决定了百年新诗发展的主流走向。第二，胡怀琛通过大量新诗批评、理论著作，如《白话文谈及白话诗谈》（上海广益书局，1921）、《新文学浅说》（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尝试集批评与讨论》（泰东书局，1923）、《新诗概说》（商务印书馆，1923）、《诗学讨论集》（上海晓星书局，1924）、《小诗研究》（商务印书馆，1924）、《中国民歌研究》（商务印书馆，1925）、《中国文学辨正》（商务印书馆，1927）等，阐发了其“中国文学本位”的现代诗学主张，并辅以《大江集》《江村集》《胡怀琛诗歌丛稿》等诗集，以佐证与践行其诗学探索路径，而此路径与胡适所代表的主流新诗价值逻辑大相径庭，却在全球化的历史视野里，与胡适代表的主流新诗价值逻辑构成了必要的对话性。第三，1920年代，胡怀琛《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引发的诗学论争，作为对新诗发展路向的另一种可能性的思考与探索，当年看似被误判为新旧之争而被忽略，实则体现了新诗创立之初以音节为核心的“新”与“美”的冲突，这种冲突彰显出胡怀琛所追求的传承传统的汉语诗性建构之路——“传统诗体的现代汉语转化”（以白话，或者说以现代汉语的语言属性，来解放进而转化诞生于文言属性的传统诗体）。第四，《尝试后集》在诗体形式上以化用词曲小令为主，改变了《尝试集》所确立的白话自由体新诗的价值逻辑。将《去国集》《尝试集》《尝试后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这种整体观照中，胡适尝试新诗所选择的路向，虽然有力倡西化的一面，但他创作的主线则始终纠缠着传统，或借助西化诗体挣脱传统，或立足于新诗语言而归化传统诗体，这与1920年代胡怀琛重视新诗与传统的血脉关联的诗学构想形成了某种时空上的呼应。第五，从晚清黄遵宪等的“诗界革命”，到“五四”时期胡适的“放脚”白话诗、胡怀琛的“新派诗”，再到新中国毛泽东的新诗道路论，以及郭小川的“新辞赋体”，直至今天一些人所倡导和实践的、借助古典诗词资源重铸汉语诗性魅力的活动，均可谓是传统诗体的现代汉语转化这条路径上一脉相承的节点。第六，胡适的整体诗学探索既建构了立足于西化的新诗现代性体系，也质疑了这种体系，而这种质疑，正与胡怀琛的诗学探索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殊途同归（至少有交集）的效果。后来新诗发展的走向西化与回归传统两极之间徘徊、左右摇摆，也可以说是在胡适与胡怀琛所倡两种诗学探索路径之间的徘徊与摇摆。

本书的具体体例安排为：

第一章从语言探索方面比较胡适、胡怀琛在诗学理论上的相通与相异。二胡均承认“白话”为诗的合法性与“文言”诗语的生命力；在诗歌风格取向上也都弃雅趋俗，以明白、易懂为美学核心。因为这样的一种白话理念，他们不约而同选择在文化资源中寻找“小传统”来进行以白话入诗的试验，胡适进行了打油诗的尝试，胡怀琛进行了禽言诗的尝试。这种起点上的共识何以走向新诗的两种不同路向，是本书的一个要点。

第二章从诗体探索方面比较《尝试集》与《大江集》的分歧。胡适自述其以词曲体的破格律化尝试与古诗体的破格律化尝试为起点，最终在《关不住了！》这首西诗中找到了白话新诗成立的依据，并确立了中国新诗西化的路径；而胡怀琛在诗体上坚持的是“融合论”，它的诗作体式显示出杂陈感，既有通俗易懂的白话诗，也有古雅精致的白话诗，尤其通过尝试译诗来传承汉语的诗性之美，再由对《胡怀琛诗歌丛稿》中各种类型诗作的编排，彰显出其通过“体式”的传承与拓新，坚持语意浅白、典雅精致、富含诗性、能唱能诵的本土性汉语诗学理想。

第三章从自然音节方面比较胡适、胡怀琛关于《尝试集》的论争中所体现出来的诗学观。胡怀琛的《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中看似琐碎的音节论争，似乎没有多少诗学价值，但认真梳理其论争焦点，具体发掘胡怀琛的诗学主张及创作，会发现二胡的分歧正在于“新”与“美”的冲突。胡适要挣脱传统，为中国诗歌建立一种新的价值逻辑，这种价值逻辑，建构了旧/新、中/西、传统/现代的对立，并以“新”“西”“现代”三位一体互证价值的逻辑开启新诗的历史纪元。它使“新诗”成其为“新”而产生了与旧诗本质的不同，并获得了优于旧诗的价值。而胡怀琛是想在“唯西是新”之外探索新诗的可能性，即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诗，使新诗葆有汉语几千年来积淀的诗性魅力。

第四章比较胡适、胡怀琛诗学观念的形成过程和不同本质。胡适的诗学理念可以归纳为“西化论”，他的探索起于传统，在传统中寻求蜕变，最终在西化中完成。他以《关不住了！》作为“‘新诗’成立的纪元”，表达新诗对西洋“印欧语系”质素的横向移植，使新诗从根本上划出了传统与西方的界限。而胡怀琛的诗学理念则可归纳为“本位论”，他明确喊出“中国文学本位”的口号，试图在新诗中建立千年汉语传承下来的诗性魅力，其诗学本质立足于传统，重视新诗与传统的血脉关联。“西化论”与“本位论”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诗学主张。

第五章比较胡适、胡怀琛诗学探索的不同命运。胡适借助西化建构了中国新诗的起点，并影响了百年新诗的发展流脉；但其晚年编选《尝试后集》，纠偏了早先的新诗取向，其源于中国传统词曲体的“胡适之体”，侧重于开掘汉语诗歌的传统诗体资源，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传统的重审与新释。这种路径与当年的胡怀琛所倡导的新诗路向在汉语诗性上产生了交集，只是这时的胡适已然不再是主流诗人，但其“尝试者”的文学史形象已经先入为主地扎根于既有的新诗史，由《尝试后集》所形成的对于《尝试集》建构的新诗现代性的质疑以及对传统的新释，只成为一种被新诗主潮忽略的个人诗学。胡怀琛终其一生以传统为依托，试图建构新诗的汉语诗性，但最终并未能成为汉语诗美的守灵人，而成为历史尘滓中的守旧批评家，长期不入主流新诗研究者和文学史家的法眼。

结语部分通过梳理胡怀琛生前的经历、时人对胡怀琛的评价、胡怀琛死后的纪念性文字以及文学史著对胡怀琛的叙述，总结其被忽视的事实，强调在新的语境里重新发现和厘清传统诗体的现代汉语转化这条诗学脉络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