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与史：康有为与章太炎（全2册） - 清代经学分派和章梁交谊

清代经学分派和章梁交谊

清乾隆、嘉庆年间，宋学高踞堂庙，汉学（古文经学）“如日中天”，今文经学“翻腾一度”，“卓然成家”。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章太炎在清末的撰著中，特别提到常州今文学派，以之与治古文的吴派、皖派并峙，“鼎足而居”。

本文拟就今文经学的复兴和清代经学的分派，论述章太炎和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的交谊。

一

清代末叶较早论述经学分派，以常州学派与吴派、皖派并列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

其最近数十年来崛起之学术，与惠（栋）、戴（震）争席，而骎骎相胜者，曰西汉今文之学。首倡之者为武进庄方耕（存与），著《春秋正辞》。方耕与东原（震）同时，相友善，然其学不相师也。戴学治经训，而博遍群经；庄学治经义，而约取《春秋公羊传》……方耕弟子刘申受（逢禄），始颛主董仲舒、李育，为《公羊释例》，实为治今文学者不祧之祖。逮道光间，其学浸盛，最著者曰仁和龚定庵（自珍）、曰邵阳魏默深（源）。定庵有文集三卷、续集四卷。定庵，段懋堂（玉裁）外孙也，其小学多得自段氏，而经义则挹自庄、刘。又好治史，憙章实斋（学诚）之学，言六经皆史。又学佛，欲排禅宗，衍教下三家，其思想盖甚复杂，然其于《春秋》盖有心得，能以恢诡渊眇之理想，证衍古谊，其于专制政体，疾之滋甚，集中屡叹恨焉……

前此治今文者，则《春秋》而已。至魏默深乃推及它经，著《诗古微》《书古微》。《诗》主齐、鲁、韩，《书》主欧阳、大小夏侯，而排斥毛、郑，不遗余力。由今日视之，其无谓亦甚矣。然一家之言，不可诬也……

其与龚、魏相先后而学统有因缘者，则有若阳湖李申耆（兆洛）、长洲宋于庭（翔凤）、仁和邵位西（懿辰）……逮廖氏（平）而波澜壮阔极矣。吾师南海康先生（有为），少从学于同乡朱子襄先生（次琦）……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此南海之言也。

梁启超认为乾隆、嘉庆年间“崛起之学术，与惠、戴争席”的，有“西汉今文之学”。首倡者是武进（今常州市）庄存与，继起者是他的外孙刘逢禄。这时导源于吴中惠周惕而成于惠栋的吴派和导源于江永而成于皖南戴震的皖派正如日中天，史称“乾嘉学派”，而常州学派“崛起”，“与之争席”。“吴派”搜集汉儒经说，皖派主张以文字学为基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博遍群经”；而庄存与之学“治经义”，有着显著不同。常州学派至龚自珍、魏源，或对“专制政体不满”，或由《公羊》延及《诗》《书》。到了康有为，更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过去“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他的治今文“其渊源颇出自井研”，“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这些看法，很有见地，故颇为近人所引用。

梁启超此文发表的那年，章太炎也在修订本《訄书》的《清儒》篇中说：

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憙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辞》，犹称说《周官》。其徒阳湖刘逢禄，始专主董生、李育，为《公羊释例》，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及长洲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采翼奉诸家，而杂以谶纬神秘之辞。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也。”其说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

道光末，邵阳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雠。源一切掍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仁和龚自珍，段玉裁外孙也，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而仁和邵懿辰，为《尚书通义》《礼经通论》，指《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顾反信东晋古文，称诵不衰，斯所谓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为姚易卓荦之辞，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讝语。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赞《论语》，为有师法。而湘潭王闿运，并注五经。闿运弟子有井研廖平传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

章太炎是清末古文经学大家，自称是“刘子骏（刘歆）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对今文经学的批判是正常的。宋翔凤的“杂以谶纬”，“与治朴学者异术”，魏源的《诗古微》《书古微》，邵懿辰的《礼经通论》，自有可议之处，但以章太炎的右古文，也称刘逢禄的《公羊释例》“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可知庄存与、刘逢禄创始的常州今文经学是深具影响的。

梁启超、章太炎都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尽管治学方法不同、学术宗尚不同，但对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都很重视，上述言论，也一直影响至今。那么，对清代经学，特别是影响到近代政治的常州今文经学进行探索，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二

梁启超、章太炎以常州学派与吴派、皖派并列，成为清代汉学的三大流派，是因为常州学派崇今文、主董生，源自西汉，卓然成家。

清初崇奉宋学，沿袭明制，以八股取士。乾隆中叶以后，吏治日坏，贿赂公行，各族人民起事，国势下降，今文经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复兴”的。

清代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庄存与（1719年—1788年），字方耕。曾任湖北正、副主考官，湖南学政，浙江正主试，顺天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入值过南书房、上书房。著有《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指》等书。

庄存与“从小以古人自期，研经求实用”，“笃志深邃，穷源入微，独有会心”。以为“《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礼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明确指出《春秋》不是单纯记载历史事实之书，而是“治乱必表其微”。“微”，就是“微言大义”之“微”。“《春秋》无空文”，它“举往以知来”，“传之万世而不可乱”，它的“大义”，存乎《公羊传》，“通三统”“张三世”诸例，辨名分，定尊卑，明外内，举轻重，拨乱反正，都可以从《公羊春秋》中看到。他还希望“推行《春秋》”，使“六合同风，九流共贯”。庄存与曾入值南书房、上书房，目睹清政日衰，“臣工顺意”，与“大一统”实不相容，隐忧国是，试图在经书中寻求“微言大义”。

庄氏今文，最初只是“家学”，到了他的外孙刘逢禄，“上推西汉”，卓然成派。

传授庄存与之学并予发扬光大的是他的外孙刘逢禄，而“奉教于方耕”的，则为其侄庄述祖。庄述祖于“五经悉有撰著”，所著《夏小正经传考》，“义理宏达，为前贤所未见”。刘逢禄，字申受，幼时谒见外祖庄存与，“应对如响”，自称“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继读《公羊》及董子书，乃恍然于《春秋》非纪事之书”，从而怀疑《左氏春秋》“书法是非多失大义”，继从堂舅庄述祖受业。嘉庆十九年（1814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道光四年（1824年），补仪制司主事。他于各经都有撰著，而致力最深，“自发神悟”的则是《春秋》。认为《春秋》“垂法万世”，“为世立教”，是“礼义之大宗”，能“救万世之乱”。所著《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以为《左传》经刘歆伪饰。有例证，有判断，故以章太炎之右古文，也以为“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清朝今文经学，到了刘逢禄，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他可说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人。

庄存与“兼直两斋”，殷忧国是；刘逢禄“据古礼以定今制，推经义以决疑难”，“据经决事”，“有先汉董相风”。他的表弟宋翔凤也治今文。他们或是常州人或与之有关，故名曰常州今文学派。

清代今文学说，到了龚自珍、魏源，日益注意社会现实问题，从而地域不限于常州，人员也不限于家属。

龚自珍、魏源，都从刘逢禄问学，魏源在前，龚自珍在后。龚自珍在《五经大义终始论》《古史钩沉论》中，说是“古之王者存三统，国有大疑，匪一祖是师，于夏于商，是参是谋”，称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认为社会是向前发展的。他“于经通《公羊春秋》”，以今文经学为“绝学”。

值得一提的是：龚自珍在《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中说：“卿大夫能以学术开帝者，下究乎群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泽五世十世；学足以开天下，自韫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亟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其泽将不惟十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对庄存与备极推誉，对常州今文学派也予称颂。

魏源从刘逢禄受今文经说，写了《书古微》《诗古微》，以“复古”为革新，使《诗》《书》“复于西汉”。

龚自珍卒于1841年，魏源卒于1857年，外敌入侵，内政可忧，借用经说，昌言改革，魏源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封建势力的锢蔽下，社会动荡，言今文的就经言经，不敢多言“经世”，邵懿辰的《礼经通议》言今文《礼》十七篇无缺；戴望的《论语注》，“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又斤斤与古文学派争孔子真传，讲今文师法，与龚、魏不同了。

常州今文经学求“微言大义”，以议政见长，中法之战后，康有为上书言改革政治、挽救危亡，没有达到目的，回到广东，遇见讲今文的廖平，受其启发，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日甲午战争后，又不断上书，组学会，办报刊，争取了“维新”的实现。

如上所述，常州学派发始于乾嘉，而盛行于晚清。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最近数十年来崛起之学术，与惠、戴争席，而骎骎相胜者，曰西汉今文之学。”由于“崛起”较晚，因而谈清代汉学的，多言吴、皖而不及常州。江藩《汉学师承记》就说：“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作为惠栋的再传弟子，宗东汉古文，言戴震而不言比戴晚逝的庄存与，言东汉古文而不言西汉今文。

清代今文经学之未为人注视，和一些经著刻印较少以及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有关。例如阮元少时就从业师李晴川处听到庄存与“践履笃实，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斯为昭代大儒”。也只是因为李晴川和庄存与是“辛卯会试所得士”，所以能讲出庄氏其人其书。阮元在道光五年（1825年）始刻《皇清经解》，次年九月刻成，收录刘逢禄著作较多，而庄存与却只收《春秋正辞》和早年写的《周官记》。阮元以两广总督之尊，也没有看到庄氏全书。

印数很少，流传不广，是常州学派未能为人注视的原因之一。到了梁启超、章太炎，再以常州学派与吴、皖并举为清代汉学的三大流派。

三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章太炎却是古文经学大师，他们治学宗尚不同，怎会都将清代汉学以常州学派与吴、皖并列为三派？不同学派在什么情况下也有其共同点呢？

常州学派之为人公认，“与惠、戴争席”，除了它“复于西汉”外，在晚清政治腐朽的情况下，不同学派也会有其共同点。

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今、古文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关怀国事，力图自强，尽管他们之间治学方法不同，过去还有过芥蒂。

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例，康有为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版《新学伪经考》，以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是“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学”，即新莽之学，与孔子无涉。指斥古文，攻击刘歆，自然引起宗尚古文，自称“刘子骏私淑弟子”的章太炎不满，他这时“始分别古今文师法”，看到《新学伪经考》“专以刘氏为敌”，“正如冰炭”，当然反对，“曾拟有驳议数十事”，并函告同治古文的孙诒让：

会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诋古文为刘歆伪书。炳麟素治《左氏春秋》，闻先生治《周官》，皆刘氏学，驳《伪经考》数十事，未就，请于先生。先生曰：“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

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康有为“公车上书”，章太炎对康有为设学会、办报刊，要求变法图强表示赞同，且“愿附骥”。康有为组织强学会，章太炎“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梁启超主编《时务报》，章太炎也“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他除为《时务报》撰文外，还主编《实学报》，再是自称“古今文经说，余始终不能与彼合也”，但在他的论文中，却有沾染今文的迹象。如说：

道生于五德，德生于色，色生于统。三统迭建，王各自为政。仲尼以春王正月莫络之，而损益备矣。

“大一统”“通三统”，正是《春秋》公羊家言。

今文经学的学说，不排斥其他学派的援用，但作为严守家法的古文学派来说，每每视若鸿沟。章太炎虽宗古文，却与康门共事，染有今说。

戊戌政变以后，章太炎避居台湾，在《台湾日日新报》任职，怀念“夙好”，写了《祭维新六贤文》，寄书康有为，赋诗抒怀。1899年1月，康有为对章太炎的“拳拳持正义，又屡书教之”，认为是“识之绝出异常而爱之深”，“切望捧手尽怀抱，驰骋欧美”，“救此沧桑”。有人提出“子与工部学问涂径故有不同，往者平议经术，不异升、元，今何相昵之深”时，章太炎却以朱熹、叶适为例，说明学术上虽如“冰炭”，而政治上却不含糊。章氏在《康氏覆书》中说：

或曰：子与工部学问涂径故有不同，往者平议经术，不异升、元，今何相昵之深也？余曰：子不见夫水心、晦庵之事乎？彼其陈说经义，判若冰炭，及人以伪学朋党攻晦庵。时水心在朝，乃痛言小人诬罔，以斥其谬。何者？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余于工部，亦若是已矣。

“升、元”，范升、陈元；水心，叶适；晦庵，朱熹。自言“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所谓“论学”，指古、今文学说不同；所谓“行谊政术”，指维新改革，变法图强。章氏还引朱熹、叶适为例，说明学术不同而政见相同。因而自己虽如东汉时范升、陈元之争《左传》，而今仍然“相昵”。自己和康、梁“论学”之殊，“所与论辨”的，在于《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亦即主要是学术上古、今文的异同，师法渊源的殊别；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却“未尝少异”。

照此说来，不同学派也不是没有共同点的。

四

梁启超和章太炎以常州学派和吴、皖两派并举，为什么都是在1902年？他们怎会在这一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是否事先有过商榷？

首先，他们“有修中国通志之志”，相互商讨，必然涉及清代汉学分派。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章太炎潜心中国史，“寻求治乱得失”，“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1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于2月22日乘船东渡，28日至横滨，暂寓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社，与梁启超商讨史学改革。这时，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自第一号起，连载《新史学》，批判旧史学“陈陈相因”。接着，从同年3月10日（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三号起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讲修史，讲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必然涉及清代汉学学派，涉及常州今文之学。他们谈得很融洽，章氏也感到梁氏“专以昌明文化自任”，将所撰《文学说例》交《新民丛报》连载。七月，章太炎回国后，还帮助梁氏在上海设立的广智书局“藻饰译文”，为广智书局翻译《社会学》。

章太炎回国不久，写信给梁启超云：

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志》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鏠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顷者东人为支那作史，简略无义，惟文明史尚有种界异闻，其余悉无关闳旨。要之，彼国为此，略备教科，固不容以著述言也。

下面附有“史目”。章太炎旅日前后，看到日本人“为支那作史，简略无义”，更使他想写出“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和“鼓舞民气、启导方来”的《中国通志》。这封信可说是章、梁在日本研讨修史的“来简”。梁启超收到后，即行载入《新民丛报》，作为“饮冰室师友论学笺”。

在信后附录的“书目”中，分“五表”“十二志”“十记”“八考纪”“二十七别录”。“五表”中有“文儒表”，“十二志”中有“学术志”“礼俗志”，考纪中有“王莽考纪”，“二十七别录”中有“康有为别录”。“文儒表”“学术志”“礼俗志”，自然会记录汉学、宋学、今文、古文，“礼俗志”，也会议及今古得失。“王莽考纪”作为帝王“考纪”之一，王莽“改制”，曾以刘歆为“国师”，也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主要攻击的对象。在“二十七别录”中，既有“刘歆别录”还有“康有为别录”，汉学古、今文两大流派的代表人物都“录”上去了。可知他们在商讨“修《中国通志》”时是注意到汉学及其分派，注意到常州学派的，是事先有过商榷的。

其次，梁启超、章太炎为什么提汉学分派都在1902年呢？

梁启超、章太炎虽都早有修史的意愿，而相互商榷，函札往返，却在1902年。他们在这年商讨学术变迁，写出清代汉学分派，是比较自然的。

然而，梁启超和章太炎毕竟在学术上是不同流派，1902年又是社会动荡，改良、革命逐渐分野的年代。随着变法的失败、革命的兴起，梁启超的思想随之有变化，对康有为“新学伪经”“孔子改制”诸说也产生了怀疑，自称：“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他虽然是康有为的门人，又是康的得力助手，过去还帮助康有为编校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时却已“绝口不谈”“不甚谈”，无疑，康、梁之间，已有分歧。梁启超却和章太炎“融合无间”，对清代汉学分派认识也相一致。这种情况，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确是有关联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前途仔细考察的时代。1901年—1902年，正是革命、改良的抉择和争议激化的岁月，梁、章论清代汉学派别之文，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写出的。

1899年，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在《正气会序》中说“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又说“低首腥膻，自甘奴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显得宗旨矛盾。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辞”，邀请沪上名流在上海愚园召开“国会”（又名“中国议会”），到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毕永年等五十二人。“国会”宣示“宗旨”，“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但又“请光绪皇帝复辟”，徘徊于革命、保皇，游移于排满、勤王。在第二次会议上，章太炎提出异议，当场批评：“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清朝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自称：“当唐氏建国会时，荩（沈荩）与其议，余方以勤王、光复议论不合，退而毁弃毛发以自表。”当天，写了《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随后，又写了《解辫发说》，交由兴中会在香港所办的《中国旬报》第十九期发表，表示与康有为的“奉戴光绪”相绝。他的“愤激蹈厉，遽断辫发”，在当时毕竟是少有的壮举。

1900年8月，自立军起义失败，章太炎把印出的《訄书》重新校订。在手校本《客帝》第二十九上写了一条眉批：“辛丑后二百四十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颎，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不久，又写了《客帝匡谬》，说是：“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反对尊清，投身革命。

然而，梁启超却在《清议报》上宣传“保皇”“勤王”，发表《戊戌政变记》《光绪圣德记》，以光绪皇帝“舍位忘身以救天下，自古之至仁大慈，岂有过此者哉”！企图从慈禧太后、荣禄手中夺取政权，拥护光绪复辟。章太炎看到后，严词驳斥，认为“梁子迫于忠爱之念，不及择音，而忘时势之所趣，其说之偏宕也亦甚矣”。撰《正仇满论》，指出光绪复辟后，中国即可“转弱为强”，实际是一种幻想，“夫其所谓圣明之主者，果能定国是、厚民生、修内政、御外侮，如梁子私意所料者耶？彼自乙未以后，长虑却顾，坐席不暇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足以保吾权位也”。处于今日，非革命不可。他又指出梁启超所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实际是害怕革命，反对革命。“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建立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梁启超“迫于忠爱而忘理势之所趣”，也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正仇满论》发表在1901年8月10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办的《国民报》上，该报编者加以案语：

右稿为内地某君寄来，先以驳斥一人之言，与本报成例微有不合，原拟不登。继观撰者持论至公，悉中于理，且并非驳斥梁君一人，所关亦极大矣。急付梨枣，以飨国民，使大义晓然于天下，还以质之梁君可也。本社附志。

这篇文章，旅居日本的梁启超不会看不到，也不会看不出这是章氏手笔。

那么，时隔不到半年，章氏再次东渡，又怎会住到梁氏主持的新民丛报社，讨论“修史”，既公开批判，又“相昵之深”呢？这是当时的时代特点造成的。于此，试将梁、章交谊，作一历史回顾。

早在1897年1月，章太炎由杭赴沪，任职《时务报》和梁启超共事，在他的论文中，曾有沾染今文的迹象。但他们不是没有争议，章太炎《致谭献书》就谈到他与康门的争议云：

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訽，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

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麇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耶？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

卓如，梁启超；谭复笙（生），谭嗣同；长素，康有为；麦，麦仲华。所记“康党大哄事”，涉及梁氏门人梁作霖。尽管如此，章太炎对维新变法还是支持的。

即使在政变以后，攻击康、梁，诋斥今文者日增，章太炎还专门写了《今古文辨义》，说是：

自刘申受、宋于庭、魏默深、龚璱人辈诋斥古文，学者更相放效，而近世井研廖季平始有专书，以发挥其义，大抵采摭四人，参以心得……

综廖氏诸说：一曰经皆完书无缺，以为有缺者刘歆也。一曰六经皆孔子所撰，非当时语，亦非当时事，孔子构造是事而加王心也。一曰四代皆乱世，尧、舜、汤、武之治皆无其事也。一曰《左氏》亦今学，其释经亦自造事迹，而借其语以加王心，故大旨与《公》《穀》同，五十凡无一背《公》《穀》也。一曰诸子九流皆宗孔子也……

廖平谓今文重师承，古文重训诂。惟重师承，故不能自为歧说；推重训诂，故可以由己衍解，是亦大误……

观廖氏书，自谓思而不学，又谓学问三年当一小变，十年当一大变，知其精勤虚受，非卤莽狂仞者比。今于尊崇孔子一案，既为解明如此，则诸论皆不必发。吾甚愿廖氏之大变也。若夫经术文奸之士，借攻击廖氏以攻击政党者，则塪井之鼋，吾弗敢知焉。

在这长达近六千字的《辨义》中，只是从今古文家法上“辨义”，只是与廖平经说“辨义”，而未及康、梁。且“甚愿廖氏之大变”，可知这是学术上的争论；还对“借攻击廖氏以攻击政党”的“经术文奸之士”，斥之为“塪井之鼋”。章太炎和康、梁虽学术宗尚不同，而变法维新却是一致的。

上面谈到，1900年7月，上海愚园“国会”，章太炎反对一面排满，一面勤王，“割辫与绝”。8月，自立军起义失败，章氏重订《訄书》，投身革命，对梁启超“迫于忠爱之念，不及择音”也予批驳。而梁启超呢？他不像康有为那样“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连康有为也批评他“流质善变”。梁启超的“变”，和他旅居日本，与革命党人往还有关。

当康、梁流亡日本时，孙中山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人向康有为示意。康有为表示奉有光绪皇帝“密诏”，不便往来。孙中山再请组织一次孙、陈（少白）、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梁启超去了，没有谈出结果，但也认为“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1899年11月17日，梁氏由日本出发，游美国。次年1月11日，写信给孙中山，表示“此行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表示：“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离开美洲，向孙中山之兄孙眉函别：“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与康有为态度自有不同。

当1902年章太炎再次赴日，觉梁启超“宗旨较前大异，学识日进”。在和秦力山等定于4月26日（三月十九日）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征求孙中山、梁启超二人同意。孙、梁均覆书愿署名为赞成人，惟梁则另函要求勿将其名公布，谓“有某种障碍、一切心照等语”。但后来梁启超又“要求取消”，当是受到康有为或康门的压力，在当初还是知情同意的。

这时，康、梁之间是有分歧的，从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可以看到，如说：“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夫子谓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弟子见此二语，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

就在这年春，亦即章太炎赴日前后，梁启超的心情是复杂的。《新民丛报》创刊时的“告白”第一条称：“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注意西方学说，浏览日文书籍。当章太炎再次来到日本，看到梁启超“宗旨较前大变”，“专以昌明文化自任”。遂相互商讨中国通志的写作。

梁启超“摇于形势”，康有为于1902年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对梁氏等痛驳，说是“今乃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这封信与《与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合并成书，主张君主立宪，力护光绪皇帝。章太炎作书驳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其中很多辞句，即录自《正仇满论》。1903年，章氏以“苏报案”入狱。次年，组光复会。出狱后，主持《民报》，揭露改良派的“志在干禄”，阐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宗旨等。而梁启超则主张“开明专制”，以“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与《民报》“论战”，政治上已判若两途了。

章太炎和梁启超在学术上属于不同派系，政治上也自有差异。他们的异同分合，每随社会的发展、政治的动荡而变化。他们的交谊也每随政见的不同而改易。从经学分派和章、梁交谊，曾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对政治家、思想家学术的异同和政见的分合，不能简单判断，而应具体分析。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总第九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自1902年3月在《新民丛报》第7号起连载，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6-99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徐复：《訄书详注》第155-1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有印章，见《驳箴膏肓评》手稿。
章太炎：《与刘师培书》，见《国粹学报》丙午第十二号，即《与刘师培书》四，《太炎文录》未收。
庄存与：《春秋要指》，《续修四库全书》141册第120页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味经斋遗书本。
庄存与：《春秋要指》，《续修四库全书》14册第120页下。
庄存与：《春秋正辞·奉天辞》，《续修四库全书》141册第5页上。
见《武进县志·儒林传》，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本。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一，《续修四库全书》125册第241页上。
刘逢禄：《释内事例》，见《刘礼部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1501册第79页上、第80页上。
刘承宽：《先府君行述》，见《刘礼部集》卷一一附录，《续修四库全书》1501册第209页下、第211页上。
宋翔凤是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但他的母亲是庄存与的侄女。
魏源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侍父入都，从刘逢禄学习《公羊》；龚自珍则在嘉庆二十四年“始从武进刘申受学《公羊》”。
魏源：《定盦文录序》，见《魏源集》第239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龚自珍《己亥杂诗》：“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毗陵。”《龚自珍全集》第514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刘礼部，即刘逢禄。龚自珍注曰：“年二十有八，始从武进刘申受受《公羊春秋》，近岁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刘先生卒十年矣。”
《龚自珍全集》第141页。
戴望：《注论语叙》，《谪麐堂遗书》，宣统三年（1911年）归安陆氏刊本，又见《续修四库全书》157册第252页。
江藩：《汉学师承记笺释》卷一第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第一—三叶。
《新学伪经考》序言第2-3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4页，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
章太炎：《瑞安孙先生伤辞》，见《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章太炎：《异术》，见《实学报》第四、五期第218、283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九月初一、十一日，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
章太炎：《祭维新六贤文》，见《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11日。
章太炎：《康氏覆书》，见《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
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9页。
《文学说例》，自《新民丛报》第五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出版）起，至第十五号刊完。
《社会学》，日本岸本能武太著，章氏译本，共两卷，广智书局1902年版。
见《新民丛报》第十三号《饮冰室师友论学笺》栏，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1902年8月4日）出版，题称“章太炎来简”，注明撰于“壬寅六月”。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四第63页。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七月初一日”，“开大会于愚园之东新厅”。又《井上雅二日记》七月二十六日记：“愚园开会之来者五十二人。”日本东京大学明治文库藏。
章太炎：《沈荩序》卷首，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1903年）铅印本；《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亦言其事，第7-8页。
《中国旬报》第十九期，1900年8月9日。
《訄书前录·客帝匡谬》，见《訄书详注》第19页。
梁启超：《论皇人舍位忘身而变法》，见《清议报》第二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收入《戊戌政变记》第148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又，此后梁氏在1901年的《清议报》第七十七册至八十四册发表《积弱溯源论》亦谓光绪皇帝“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未来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也”。
章太炎：《正仇满论》，见1901年8月10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办的《国民报》第四期。
章太炎：《正仇满论》，辑入《国民报汇编》和《黄帝魂》，其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曾多处引录此文。
章太炎：《致谭献书》，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1897年4月20日），见《复堂日记续录》钱基博《跋记》。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见《亚东时报》第十八号“杂录”，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9年12月25日）出版，署名菿汉阁主，收入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08-115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梁启超：《致孙中山书》，1899年夏秋间，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44-45页，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
梁启超：《致孙中山书》，1900年1月11日，同上书第46-47页。
梁启超：《致孙中山书》，1900年4月26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下注：“三月二十九日，任公先生由檀岛致孙逸仙书。”
梁启超：《致孙眉书》，1900年7月17日，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50页。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十四章《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三“日本之部”八“横滨支那亡国纪念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光绪二十六年，二十八岁。
见《新民丛报》第一号“告白”，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1902年2月8日）出版。
章太炎：《致吴君遂等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2页。
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50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181页。
《〈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见《民报》第三号号外，1906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