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失落的童心

（一）

我母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据说，她跟我父亲结婚之后，两三个月当中，只是做家务，不讲一句话。父亲见到我舅舅，曾问道：“你妹妹是否哑子，为何不会讲话？”邻居们传为笑柄。但我从懂事起，觉得母亲是很会讲话的，她讲故事，不紧不慢，娓娓动听。农闲的冬天，在温热的炕头上，她跟我对面坐着，把脚盖在一条被子下；她的手不离针线，我就眼巴巴地听她讲些离奇的故事。夏天的晚间，我卧在庭院石板上乘凉，她就坐在旁边，一面为我挥扇驱蚊，一面指点着天上的牵牛织女星，美丽动听的故事就开始了。

母亲除了讲故事，也往往讲些我孩童时代有趣而又可笑的情景。这些情景，如果不是经她讲述，我自己是一无所知的。因为我听得津津有味，跟听故事差不多，母亲也就经常把这些事情作为讲故事时的插曲。

我们乡下，在小儿周岁的生日那天，除了蒸寿桃、吃寿面而外，还把纸笔、算盘等物件摆在小儿面前，看他抓些什么，以卜小儿一生的事业前途。母亲说，我当时推开算盘，只抓纸笔。这些当然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民间习俗，不过我的一生，确实是死抱着书本不放，而短于筹划生计。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吧。事实上推开“算盘”只抓“纸笔”的路子是走不通的，而我却偏偏坚持到现在。

我们那里，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举行“盂兰盆”会。据说是超度航海亡魂的。届时男女老幼盛装倾巷而出。我两岁半那年，穿上新衣和虎头鞋，那鞋头上两只虎眼圆圆地瞪着，栩栩如生。我跟哥哥高兴地走出大门，我又回过头对母亲说：“妈，我穿上三只眼睛的鞋，跌倒也不哭，笑当哭！”我当时虽把“两只眼睛”讲成“三只”，连数的概念还弄不清楚；而对前进中的颠蹶却能以笑当哭，这种人生哲学，也颇耐人寻味。说实话，我现在早已缺乏这样的涵养。我一生中在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上，对顺境中的愉快自然是做得到的，而对逆境中的挫折要做到豁达乐观，还是很吃力的。

辛亥革命那年，我不满三岁，在我的记忆中是一张白纸。听母亲说：“我们石岛，那时本是‘乡兵’（实即清兵）驻地。一夜之间，说是革命军来了，只要带辫子的都要砍头。大家吓得忙把辫子剪去。不久又说‘乡兵’回来了，凡剪了辫子的，抓到就杀。又吓得大家东躲西藏。你父曾为此逃到偏僻的山村去住了一年，才敢回来。”母亲边说边摸着我的头说：“你的哥哥当时都留了一条小辫，把辫散开，也不敢出门；你那时头发还没有长起，只有一撮毛，还扎不成辫子，所以并没有受到他们那些苦。”“你为此常常很自豪，好像自己比哥哥格外高明似的。”听了妈妈这段话，我一直纳闷：人为什么要你杀过来，我砍过去？一条小辫子为何会惹出这么多事？后来长大了些才听到有学问的人说：“这就是革命。”

一个人的孩童时代是不能再现的，而且孩童时代又还没有记忆的本能。因而，母亲上述的几段话，对我来讲，是足够珍贵的了。

（二）

人的生活情趣，总是随着年龄而改变的。大人的生活情趣，儿童不会理解；同样，儿时的生活情趣，长大回忆起来，也觉得隔膜得很。记得我小时最爱跟蚂蚁打交道。只要看到蚂蚁的活动，蹲在那里一看就是好半天。看它怎样寻食物，看它怎样搬家，看它怎样群斗，等等。有时看到一两个蚂蚁抬起比它大几十倍的东西，摇摇晃晃的很吃力，我就帮它一把；但蚂蚁似乎并不领情，有时反而惊慌失措，弃物逃走。蚂蚁群斗，确实是个壮观的场面，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它们究竟为了什么而惹起争端，我不晓得；正义属于哪一边，我也不清楚。但如果我发现哪个蚂蚁被咬得招架不住，性命交关，我总要帮它一臂之力；或简直把逞霸者用指头捏死。也许蚂蚁并不知在它之上还有个左右命运的“人”存在；也许会把上述的遭遇看成是“天意”吧。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我对蚂蚁失掉了兴趣，甚至由漠不关心到讨厌它哄抢人类盘碗中的食物。

白田鼠确实很可爱，我跟三哥小时，曾为它付出不少劳力。它是鼠类的别种，小巧伶俐，洁白如雪，生在沙地的草丛中。每当秋冬草枯之际，你会发现它的小脚踏出一条条路径，顺着这路就会找到它的巢穴。你要挖掘捕捉，首先必须用雪白的干沙灌入穴中，顺着干沙的痕迹才能挖到它的老巢。否则挖到半途就会迷了路线，一无所得。它的窝里存放着各种草籽，大概算是它们过冬的食粮。原来它的两颊能包含大量草籽，是它得力的运输工具。我们得到小白鼠，就用一尺见方的木盒喂养起，它发现足够的食粮，很快就会驯服的。如果用细铁丝编成圆圈，中加轴条，安放在木盒的半空，小白鼠就会进入圆圈内飞快地蹬踏，旋转如车轮，煞是好看。我总认为它懂人意，会如此乖巧地逗我们耍，越发爱它。但有一次，听大人说：它并不是在逗你们耍，它是要像在沙地上那样，用高速度的脚步逃脱你们对它的禁闭。如果它知道是“原地踏步”，决不会再蹬的。我从此，不但对小白鼠失掉兴趣，也失掉了感情，乃至后来把它淡忘得一干二净。

（三）

好奇心，也许是儿童的共性。但因好奇而做出形形色色的幼稚事，或也因人而异。我儿时的好奇心，最突出的还是对“魔术”的迷恋。每当正、二月间，凡村南村北，前村后村，只要有耍魔术者鸣锣开场，我总要去看；而且对那些神出鬼没的玩意儿，并不是光看热闹，总要暗里琢磨其所以然，探索其奥秘所在。如果近处某场魔术我未得见，我会引为极大的遗憾，郁郁不快者数日。我的这个癖性，一直到十岁左右还没有变。记得一次，我曾用自己的“压岁钱”，偷偷地到石岛书店买了一本《中外戏法大全》。这是我生平用自己的钱买书的开始。对此书所载的什么“仙人摘豆”“珍珠变蛋”“白纸显字”等等，学了之后，就耍给哥哥弟弟看。只要对方看得感兴趣，我就洋洋得意。在家人中，只有我大嫂最喜欢我耍魔术，并且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总是信以为真；因而我也最喜欢耍给她看。我离家后，听说大嫂遭遇极坏。大哥去世，她拖了几个娃儿流亡到东北谋生，几经颠沛、坎坷、折磨，晚年又回到了老家。她的女儿曼华，现在四川工作。前几年她回老家探母，大嫂在谈话忆旧之中，还提起我童年对她耍魔术的情景，讲得活灵活现。但事如隔世，这一切已成了永远不能再现的梦影。

（四）

过阴历年，是我童年时代最喜欢的事。这个新年刚过不久，就盼望下一个新年；尤其是在新年迫近之际，往往是每天掐指推算。诸如一年一度的做豆腐、杀猪、祭祖、祭灶、打囤子、包饺子乃至元宵节吃汤圆等风俗，确实是很迷人的。所谓“打囤子”是年三十晚饭之前，家家的长辈都率领儿孙，带上香、纸、火炮、吊谷（即五色小纸幡）等，到晒谷场上依次跪拜叩头，祈祷丰收。那时我总是希望自家的火炮比别家放得久些，声音响些，并引以为自豪，煞是有趣。吃好饭，穿新衣，当然是新年的快乐事。尤其得到了“压岁钱”，拆开一个个红包，就可以自我做主地去买些火炮、糖葫芦，得意极了。好像新年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记得有一年新年刚过，我父亲把我们弟兄五个喊到面前，列队而立。父亲露出了威严的脸色，我预感到他要宣布什么禁令。父亲终于向我们提出：从今年起，你们的“压岁钱”全部交我代管，成人后，交还你们。于是由大哥带头，按次交出了“意外之财”；临到三哥，他不肯交，父亲就猛地给了他一个耳光，大家都震呆了，全屋鸦雀无声。我是老四，当然只有当了“顺民”；五弟不随大流，也不行。在这场闹剧之后，父亲宣布：糖果吃多了，要害胃病；放火炮，要引起火灾；养成浪费的习惯更是坏事……我当时觉得，没收了“压岁钱”就等于取消了新年，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我年纪大了，想法也有些变化。原来以为“没道理”，后来觉得还是有些道理。尽管那个响亮的耳光，我至今仍是不以为然的。

我的体验是，盼望新年的迫切心情与年岁的增长成反比例，年岁越大，心情越淡；新年到来的速度，则跟年岁的增长成正比例，年岁越大，新年来得越快。但这种心境的变化，在我来讲，也很复杂。记得一九八七年我写有一首《腊月自嘲》的诗云：

老来常恨年华速，岁岁偏希春早来。

正是情怀两难遣，梅香送暖到幽斋。

看来憧憬着美丽春光的早日到来，我还是至老不衰的。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