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寻理想，读点书

1923年夏末，一个21岁的青年赤手空拳来到北京，誓言要做一个“寻找理想”的“北漂”。

在这段他与自己的姐夫著名的对话里，充满初生牛犊雄心勃勃的劲头儿：

第一回和一个亲戚见面时，他很关心的问我：“你来北京，作什么的？”我即天真烂漫地回答说：“我来寻找理想，读点书。”“嗐，读书。你有什么理想，怎么读书？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三十六块钱一月，还是打拱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争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那有你在乡下作老总有出息！”“可是我怎么作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可你想得到，一个机关三百职员有百五十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来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7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大树能砍，泰山可移，唯有年轻人的念想儿不可改变，更何况他是倔强的“乡下人”沈从文！他当时读了不少《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上的文章，血液里沸腾的都是“改造社会”“解放自我”这样的美妙词汇，还有像天上云一样美丽的文学梦想。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连标点符号怎么用还不大会，可是，“因为我相信报纸上说的，一个人肯勤学，总有办法的”。（同前，第375页）姐夫无可奈何，只有送上叮咛和祝福：“好，好，你来得好。人家带了弓箭药弩入山中猎取虎豹，你倒赤手空拳带了一脑子不切实际幻想入北京城作这分买卖。你这个古怪乡下人，胆气真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学习一切经验一切了。可是我得告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同前，第375页）

这位未来的大作家，当时口袋里也只剩七块六毛钱。后来的日子，让他饱尝在一个一百五十万人的北京城居之不易的滋味，理想不能当饭吃，壮志无法当柴烧。不过，这段对话绝对可以选进励志教科书，是一碗难得的高营养鸡汤。

“救救国家”就别说了，“半工半读”读点书的梦想，来北京后立即破灭了。这不知道是哪个报纸蛊惑沈从文的，无异是做梦娶媳妇——尽想美事儿。后来他说：“过北京本意是读书，但到了那地方，才知道任何处皆缺少不花钱可读书的学校，故只在北京小公寓中住下。”（沈从文：《略传——从文自序》，《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71页）钱，没有总是可以借的，关键的问题是沈从文小学都没有毕业，而当时报考北大这样的学校，都需要中学文凭。当然，文凭也可以去买一张假的，有人也这么干过，风险好像不大。但沈从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像英语，他几乎连英文字母都背不下来，很多学校，他根本考不上。要以考分论英雄，沈从文恐怕难逃“学渣”之嫌。所以他的文章中，谈到北京生活，本来说是为读书来的，可是谈考大学的都是轻描淡写，讲得更多的反而是他怎么躲在阴暗、寂寞的“窄而霉小斋”中用功写文章。也难怪，谁不愿意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呢？可如果没有，那谈谈卧薪尝胆、苏武牧羊也不错。

沈从文会不在乎那张文凭吗？未必，特别是后来他没有一张文凭，在大学里教书受了多少怨气，恐怕只有自己清楚，但是文凭这张纸，对他来说，要拿到手还真有点难度。他说：“到北京虽为的是求学，可是一到不久，就不作升学考虑。因为不久就听人说，当时清华是最有前途的学校，入学读两年‘留学预备班’，即可依例到美国。至于入学办法，却并未公开招考，一切全靠熟人。有人只凭一封介绍信，即免考入学。”（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378页）毕竟是作家，真会说话儿，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是，因为清华这种学校招考制度腐败，未来的作家不愿意同流合污或没有这种机会，所以干脆放弃了“升学”考虑……我们不能说当时就没有靠介绍信进来的情况，可是，沈从文的这番说辞，我怎么看怎么觉得是移花接木、腾挪躲闪、避重就轻。随便查一查，就知道清华那是炙手可热的学校，要考上去并不容易。清华的考试也是有规矩的，它是由各省考送，而考送的名额是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据刘烜《闻一多评传》载，1912年清华学校在湖北招生两名，闻一多被定为备取第一名，“这年冬，他赴京参加复试。家里不放心，让他的一个哥哥伴送他进京。火车上，还帮助他复习英语。最后，他以湖北省的第二名被正式录取了”（刘烜：《闻一多评传》第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另外，人们熟悉的作家梁实秋，1915年由直隶省报考，“那一年直隶省分配到清华招生名额是五名，报名应试的大概有三十几人，初试结果取十名，复试再遴选五名。实秋顺利地通过了初试，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所以实秋在获得初试入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个孩子都到齐，静静地等了一会儿，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地抽起水烟袋，逐个地问了几句话。然后孩子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前面，写一篇作文……”（鲁西奇：《梁实秋传》第2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这是严肃、认真的考试，省长大人亲自主持可见也不是儿戏。转过来想一想，也是，一个字母都记不全的人，还指望他去报考“留美预备学校”吗？

北大呢？沈从文的说法更巧妙：“有人说我应考北大旁听生不成功，是不明白当时的旁听生不必考试就可随堂听讲的。”（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378页）对于他是否考过北大，这里不置可否，好像没考过似的。他的年谱上说考北大等国立大学都失败了。沈从文却在大讲，旁听生比正式生还有本事：“迁居到沙滩附近的小公寓后，不多久就相熟了许多搞文学的朋友。就中一部分是北大正式学生，一部分却和我一样，有不少不登记的旁听生，成绩都比正式生还更出色，因为不必受必修课的限制，可以集中精力专选所喜爱的课题学下去。”（沈从文：《无从毕业的学校》，《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414页）据说，他考上过中法大学，因为交不起28块钱的膳食费而放弃了。我认为此说该存疑、待考。

在考学生涯中，最大的糗事莫过于考燕京大学：“我后来考燕大二年制国文班学生，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三年后，燕大却想聘我作教师，我倒不便答应了。”（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380页）这像是调侃，沈从文可没有说，这次考试机会是“一切全靠熟人”有“介绍信”的，是为他私人定制的考试。杨振声的儿子说：

1926年，父亲在燕京大学兼课。沈从文当时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也没有文凭。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发现了沈从文的文学才华，建议沈从文去读书深造。在父亲的推荐下，燕京大学专门为沈从文一个人安排了一次面试，采取的是口试的办法，没想到沈从文没能回答出老师的问题，得了零分，燕京大学只好退还了他两元钱的报名费，没有录取。父亲知道结果之后非常惋惜，他问那个主考人：“这样的学生你们都不要？”（季培刚：《杨振声年谱》第79—80页，学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也不能怪人家啊，燕京大学考沈从文的教授中应当有冯友兰（金介甫：《沈从文传》第298页注8，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2月版），这样的考试，我理解更多是程序性的，沈从文哪怕考个十五分都说不定高中。对此，沈虎雏在《沈从文年表简编》中的表述比较客观：“在张采真、杨振声等朋友鼓动下，参加燕京大学特别安排的一场入学考试，以口试方式考核历史、哲学、文学。因不适应学院式问答，即使最熟悉的李商隐诗等问题也张口结舌，被判为零分，预交两元报名费被退还。”（《沈从文全集》附卷第9—10页）我实在想象不出“张口结舌”是什么样子，呜呼，沈从文的入学梦。或许，这个人不适合在大学当学生，就适合当大学老师！

2016年1月10日于竹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