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讹传讹的萧景墓

南京的六朝陵墓石刻中，位于栖霞区十月村农田之中的萧景墓石刻，是最为知名的一处。因为它就在栖霞大道边上，四周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无遮无拦，车来车往，很方便寻访。

萧景（477—523），字子昭，是梁武帝萧衍叔父萧崇之的儿子。这样论起来，他应该算是萧衍的堂弟。梁朝建立之后，他很受梁武帝器重，虽然不是亲兄弟，却非常受信任。很多军国大事，梁武帝都跟他商量。梁武帝还派他驻守军事要地，掌权领兵，独当一面，待他跟亲兄弟一样。可惜，普通四年（ 523）他就去世了，享年才四十七岁。他生前曾受封为吴平县侯，死后追赠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所以，史书上又称他为“吴平忠侯”。他是在郢州刺史任上去世的，初葬于江夏（今湖北武汉），后来才迁葬建康（今南京）。

萧景（昺）墓前石柱

除了雕刻得栩栩如生的辟邪，萧景墓前还有一根石柱，巍然立于田野之中。石柱通高6.50米，柱围2.48米。柱头有一个圆盖，有覆莲纹的装饰。圆盖之上，屹立着一只小辟邪，头顶蓝天白云，高瞻远瞩，作长啸状。石柱雕刻隐陷直刳棱纹24道，有点像罗马柱。柱身上方接近圆盖处，有一个长方形柱额，可以看出是汉代碑额的变形。上面反刻着“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虽然是反书，但字划清晰，结构严整，堪称书法精品，肯定出自书法高手。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书体，称为“反左书”。从墓葬形制来推测，当时神道两侧应该树有两根石柱，东西相对，一正一反。既然这根柱子刻的是“反左书”，另一根现已不存的柱子上，刻的应该是正常书体。

这个墓的主人是萧景，各家旅游手册上是这么说的；历来出版的南京六朝文物书籍，也是这么介绍的；景点现场的说明牌子，还是这么标识的；可谓众口一词，无可怀疑。其实，这是一个相沿一千多年的讹误。

实际上，墓主的本名是萧昺。“昺”字读作bǐng，是明亮的意思，与他的字“子昭”的意义正相对应。唐初，姚思廉编撰《梁书》的时候，为了避唐王朝的讳，把“萧昺”改成了“萧景”。因为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名叫李昞，“昞”也可以写作“昺”，所以唐朝人碰到这两个字都要避讳，甚至碰到其中的构件“丙”字，也会为了避讳而改作“景”。在唐代石刻中，经常可以看到把干支中的“丙”改作“景”的，就是这个缘故。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梁书》卷二十四《萧景传》第一条校记，就指出了萧景讹名这个问题，还另外提出一条证据：《弘明集》中有一位曾经参与当时最热门、最前沿的“神灭论”辩论的卫尉卿萧昺，就是这位萧景。根据《梁书》本传，萧昺当过卫尉卿，时间就在天监五年；本传又说他“雅有风力，长于辞令”，也完全吻合。后来，李延寿撰《南史》，同样为了避讳而改作“萧景”。萧景的讹名，就随着这两部正史而以讹传讹地流传开来了。唐朝早已成为历史，唐朝以后的人早就没必要避讳，可是对于萧景回改本名这件事，大家似乎都不太关心。

曾经有一些机会来到人们面前，却都转瞬即逝，没有被抓住。宋代人就已经注意到这个神道石柱，南宋人张敦颐编《六朝事迹编类》，在“坟陵门”中列入《梁吴平忠侯墓》，已称墓主为“萧景”，并引《南史》为证。周应合编《景定建康志》的时候，也记录了萧景墓，同样引《南史》为证。这两本书都把萧景的字“子昭”误作“子照”，名弄错了，字也没有写对，元代的《至大金陵新志》却“照单全收”。总之，“萧景”说的始作俑者是《梁书》和《南史》。如果说，方志类文献不做深考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了清代，情况就不一样了。乾嘉时代一大批严谨而博雅的学者居然没有查勘《梁书》和《南史》，就有点匪夷所思了。钱大昕撰《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赵绍祖撰《金石文钞》、洪颐煊撰《平津读碑记》，皆径称作“萧景碑”；南京本地人严观编《江宁金石记》、清代金石学大家孙星衍编《寰宇访碑录》的时候，也都没有深考，仍然用“萧景”这个名字来称呼南朝这座神道石阙的主人。萧景讹名的影响，就这样从正史而漫延到文博考古界，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是时候纠正这个讹传，还“梁吴平忠侯”以萧昺的本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