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国家的成立及其文艺

原始时代之后，多个部族构成了日本的社会，但大和的天皇一家逐渐伸张权威，统合周围部族，次第整顿完成了古代的君主专制体制；而且在文艺方面，也终于产生了文艺之为文艺的自觉。

官僚的古代国家机构，以施行律令制的大化改新（六四五）^[13]为界，经历了种种抗拒，终底于成。其律令制当然是模仿了中华的国家体制。国家建设的理念既然以中华为典范，后来日本文化——包括文艺——的性格，不免受到强劲的制约。具体言之，就是不承认文艺本身为文艺，只有从属于政治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这种意识直截了当，可谓极具特色。政治优先的思想虽见于中华古代，但似乎到了汉武帝时才明确成形。及至后汉，以郑玄的《诗经》研究^[14]为代表，终于巩固成不可动摇的传统。六朝时代虽然有强调文艺为文艺的意识，也只是相对而言；在中华传统里，文艺从未超越政治^[15][16]。古代日本得自中华的第一个礼物，就是“文艺包在政治之中”的概念。

壬申之乱（六七二）^[17]是日本为了创立古代国家而尝受的最大苦恼，然而从此之后，天皇制就显著地巩固了基础。巩固了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回顾的时机，于是促成了史书的编纂。《古事记》^[18]与《日本书纪》^[19]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两书均属史籍，明显含有巩固天皇制的政治意图，从而不能毫无条件地当成文艺史的对象，只是其中所采录的萌芽时代的文艺，虽说大多失去了原型，却是古代文艺传至于今的唯一资料，具有宝贵的价值。

随着国家统一的进展，各地氏族原有的种种英雄传说，可想而知，不是消灭了，就是变了质；因为从《风土记》^[20]——各地所编的地方志——所采录的故事中看得出来，都有想和皇家搭上关系的倾向。虽然《记纪》^[21]的政治性润饰把故事原型改变到什么程度，我们并不清楚，然而这种变化，与其说是由于传承本身的改变，毋宁说在表现方面受到外来的影响所致。在《记纪》中仍可看出仿佛叙事诗的痕迹或叙事能力的一鳞半爪。不过整体而言，明显是散文式的，离真正的叙事诗精神相当遥远。所谓政治性本来与叙事精神并不互相矛盾，只是日本的政治性是基于来自中华的知识，并非源于自己民族的内部，因此不免有所龃龉而削弱了表现能力。叙事诗不是只要有叙事诗的题材就会产生，而是必须等待燃烧着创作热情的民族诗人，始有可能出现。

对于中华的依存，还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意识现象，那就是：用汉文或准汉文体书写的才是正式的文艺，日本话所表现的只算聊备一格而已。对当时的文化人而言，能作汉诗是值得骄傲的教养，反之，和歌不过是私下的玩意。其后，和歌为了争取能与汉诗分庭抗礼，还是非得采纳汉诗式的表现不可。这个时期日本人所作的汉诗，有一小部分收在《怀风藻》^[22]中。但是那些诗篇多半是拼凑中华诗人的用语而成，很少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感动我们的作品。有人企图把和歌提升到与汉诗对等的地位，如上所述，不得不努力学习与汉诗同样的表现方式，于是出现了像《歌经标式》^[23]那样模仿中华诗论的歌论。那种直译式的模仿甚至显得有些滑稽，但认为只有中华式表现才算正式表现的意识，却极严肃而认真。

无论神话或歌谣，如想依据在中华式意识之下变样的现存资料，试图重建其本来面目，绝非易事。那种变化可能在六世纪中叶——约在《记纪》编纂以前二百年——就在进行了。然而重建未必完全绝望。如倭建命送葬时所唱之歌，其实原来是与葬礼毫无关系的童谣。此类研究成果将会接踵而来^[24]。后人试图把这些歌谣从历史的框子里摘出来，正如朱子处理《毛诗》的方式^[25]，视之为歌谣而试图还其本来面目。只是这类研究，就《记纪》中的全体歌谣而言，尚未到达完备的境地。不过如果把这问题姑且放在括弧里，还是有可能发现一些古代神话或歌谣的特性。

古代神话或歌谣所具共同的性格，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全体的各方面，没有根本的对立或分裂。日本神话显著的特色，正如研究者经常指出的，就是缺少观察而说明自然现象的自然神话。《日本书纪》开头关于天地分开等的记述，只不过借用了中华的典籍而已^[26]。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之际，拟人修辞法极不成熟。不但人格的形象不鲜明，而且精神的主体未被充分客观化；可以说反映着古代的日本民族，在有精神的人类与物质性的自然之间，互无距离，二者从头就紧密融合在一起。在歌谣中，深深渗透着对自然纯粹的爱，几乎看不到什么客观观察自然的态度^[27]。要之，精神与自然本来就不是对立的存在。

这样的现象，对日本人来说，虽然大概不会觉得怎么稀奇，但在西洋或甚至在亚洲，其实并不常见。在西洋，自古希腊以来，精神与自然之间一直存在着鸿沟，到歌德才出现了二者融合统一状态的表现。不过，即使在歌德，二者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融合，反而看得出有意加以融合的张力，投射着精神对自然的两极性格。在亚洲的中华文学里，精神与自然也是极其疏隔。中华没有什么名副其实的神话，而在其古代歌谣中，纯粹吟咏自然的也几乎不存在。以自然为譬喻的不是没有，但譬喻是一种比较性的表现，因而对自然的态度必然是理智而客观。换言之，精神站在自然外侧，从外侧眺望自然，其间必有距离。降至六朝时代，吟咏自然的诗大量出现^[28]，但仅仅吟咏自然，精神并未渗透其中。精神与自然融合而统一的表现，必须等到盛唐即八世纪中叶的杜甫，才有其成果。尽管如此，杜甫也与歌德一样，仍然潜在着两极性的痕迹。

如此说来，日本的神话或古代歌谣，不得不说具有世界上稀有的特性。况且在全盘汉化的人为压力下，还能完全保留本来的性格，的确相当值得注目。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认识日本式表现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