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新桂系集团首脑的座次排列上，1930年以前，白氏名列李宗仁、黄绍竑之后，是第三号人物；1930年底黄绍竑退出新桂系领导层后，白氏才升为第二号人物。直至1949年新桂系退出政治舞台，白氏的座次再也没有变化。但实际上，白氏是新桂系集团的中心人物。

在新桂系崛起及统一广西的过程中，白崇禧一直担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的角色，充分施展了他的军事才能。连新桂系第一号首脑李宗仁也承认：“广西能够完成统一，整训收编部队，提前出师入湘北伐，他(指白崇禧)的功劳，实不可没。”

新桂系由占据一省的地方势力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及至最后问鼎中原的一大派系力量，其契机是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在北伐期间，白崇禧利用行营参谋长(代行总参谋长职权)的有利地位，大力帮助李宗仁率领的第7军发展。据当时与白崇禧共事的陈立夫回忆：“白将军对他们广西同乡、第7军总指挥李宗仁特别偏私，举例来说，他曾以参谋总长代总司令下令给军需署，多发李宗仁的第7军军需补给。遇到这种时候，我总会告诉白将军，必须将命令的副本抄送给蒋先生，让他知道，但白将军有时却改为不以令文的形式发出命令，免得让蒋先生知道。”[14]因此之故，蒋介石对白大为不满，说他“不守范围”，并对人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15]而反过来，李、白也对蒋介石不满，认为蒋狭隘偏私。李宗仁说：“蒋总司令请白崇禧为参谋长，非爱其才，而是利用白与各军联系。到了白氏桥梁作用已告终结时，蒋就必然要弃之如敝屣。加以白氏又是个性直才高的人，重于道义，忠于职守，敢作敢为，而又性喜直言疾谏，深鄙患得患失、奴颜婢膝的行为。此种性格与蒋氏尤为格格不入。因蒋的为人刚直其表，阴柔其里，护短多疑而忌才。自占领江西之后，蒋已对白深感不满。马口之役后，白氏分发所获敌人军械予第2、第3、第6各军一事，即深触蒋氏之忌。蒋氏或不拟此批武器分发各军，纵使分发，渠意也应由其自发手令执行，不可由白氏为之，以见好于各军。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参谋长为总司令作此处分，原是极顺理成章的事。白氏以大公无私之心，初未想到总司令竟如此狭隘。然值此军情紧急之时，将才难得，故蒋氏心虽不悦，但又无可奈何。……白氏系一员猛将，但知披坚执锐，奋勇杀敌，初不意功高震主，竟有如许的暗潮。”[16]

北伐后期李宗仁率领的第7军扩编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成为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平起平坐的四大军事集团巨头，从而一举奠定新桂系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地位。新桂系能有此作为，白崇禧是一个关键人物。程思远曾说：“回顾三年前北伐誓师，从两广出发的共有7个军，到了今天，在此7个军中，只有蒋介石的子弟兵第1军和李宗仁的第7军能发展为集团军。为什么后者有此幸运？当以白崇禧所起的作用最大。出于白崇禧的设计，由他指挥第三路军入湘，成功地把唐生智旧部收编过来，使蒋介石不能不对李、白另眼相看，俾以冯、阎相等的地位，形势逼人强，的确是一条真理。”[17]

1929年发生“蒋桂战争”，蒋介石对桂系军队实行金钱收买分化和军事打击双管齐下的战略，使桂系遭受惨败，残余部队退回广西，与蒋介石争霸的第一个回合彻底失败。退回广西后，重整部队，旋即参加阎锡山、冯玉祥等发动的反蒋战争，史称“中原大战”，桂系再次遭到惨败。白崇禧以清算战败责任为由，挤走黄绍竑，坐升桂系第二把交椅，成为桂系的副帅。

1931年蒋(介石)胡(汉民)因约法之争，导致国民党中央的分裂，桂系趁此良机，联络广东军阀首领陈济棠，打着胡汉民的招牌与蒋介石对抗，维持两广半独立局面。从1932年至1936年，李宗仁为拉住陈济棠抗蒋，长驻广州，广西家务由白崇禧负责。白氏的特点是“喜揽权”，他趁李宗仁不在广西的机会，清除掉黄绍竑的亲信，排挤走李宗仁的干部，形成清一色的白氏系统。[18]

据梁升俊回忆：“广西军政要务，皆由白(崇禧)处理，甚至李宗仁要派一个少校级官佐，白崇禧不同意，也不能委用。部队长官的选拔，更为严密，连长以上的带兵官，都要经过白批准，才加委用。”

白崇禧大权独揽，激化了桂系内部的矛盾。李宗仁的亲信钟祖培、张一气、陈绍虞、覃连芳、杨义等曾经密谋拥李倒白。[19]而白崇禧的亲信白维义、海竞强、姚槐、张淦、夏威、许高阳、陈恩元等，则怂恿白氏罢免李宗仁亲信黄旭初的广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以李品仙取而代之，将李宗仁完全架空。[20]

据刘斐分析，白崇禧内心里是瞧不起李宗仁的，对他持鄙视态度，却很尊敬李济深。据说，有一天，白崇禧私下问自己的老师李任仁：“广西的领导是李任潮(济深)好呢，还是李德邻(宗仁)好？”李任仁沉思后回答说：“任潮宽宏大度，为人是李任潮好，可惜他在广西没有基础，而李德邻在广西有基础。”听李任仁这么一说，白才打消了废黜李宗仁的念头。也许白氏觉得，拥李宗仁为名义上的领袖，对桂系更为有利。白氏逃台后，有一次他的义子问他：“当年李宗仁既是空的，为什么你不把他赶掉呢？”白回答说：“我怎么会做这种事，今天你捉起他，明天我捉起你，这成什么话呢？”由此可见，白氏不是没有动过废黜李宗仁的念头。

当时受中共委派打入桂系工作的谢和赓也一直主张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应当是三国时代的刘、关、张的关系。[21]这对白崇禧无疑也会有所触动。

白崇禧在认识到桂系团体不能没有李宗仁这个头后，至少在表面上对李宗仁保持了很大的尊重。举例说，李宗仁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每天要抽英国名烟“三五”牌或“大炮台”两三听(每听50支)，而白崇禧从不抽烟，但每次见面，不抽烟的白崇禧总是亲自为李宗仁划火柴点烟，并常常善意提醒说：“德公，我并没有要你戒烟，只不过为了你的健康，希望你少抽一点而已！”李宗仁则满面笑容回答说：“健生，我真感谢你！”[22]白崇禧怕规劝过头引起李宗仁反感，还通过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婉转进言，白崇禧对郭德洁说：“我对佩璋、维义、为章多次劝他们减少抽烟，我把纸烟对身体特别是对肺部的危害，警告他们……我对总司令这个习惯，也常常想向他进言，但又怕他误会，觉得我多管闲事。……我希望德洁在适当时候，向他进言，请把我爱护总司令身体的心情告诉他。”[23]

白崇禧表面上的尊重难以掩饰李宗仁大权旁落的尴尬处境。李宗仁对于大权旁落虽然心有不甘，也发过牢骚，但他清楚，如果与白氏决裂，桂系就有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乃至于消灭的危险。因此，李宗仁为了保全广西这份“家当”，不得不对白氏尽量迁就忍让。梁升俊说：“白崇禧是个自负有才智的人，有‘小诸葛’之称，性多疑，喜揽权，冲动易怒，临大事沉不住气，这种气质的人，本来不易相处，他和李宗仁相安数十年，是李宗仁顾全大局，每事忍让，某些重大问题，还让白独断专行，所以能够相安下去……”“他们能相安二十多年，完全是利害关系。他们各有优点缺点，互相需要，合则共存，分则共亡，为了保持广西的独立、半独立局面，保持广西这块地盘，唯有相忍下去，这是李、白两人能够长期合作的原因。”

黄绍竑后来也称赞李宗仁“仁厚、坦白、公正、诚恳”，“气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24]

李宗仁晚年常常对人发表他立身处世的哲学道理：“我这个人幼无天才，长无特长，有一点可以自慰的，是我能容人。白健生有才干，但很难共事，我们能合作几十年，始终没闹内部家务问题，就是因为我能容他，发挥他的特长。刘备能使反对他的人为其所用，有这样的胸襟，才能用得了诸葛亮。”[25]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部队出省作战，这既为新桂系树立全国性影响提供了契机，也为蒋介石借抗战之机削弱或消灭桂系部队提供了机会。抗战8年，桂系部队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扩展了地盘，其处境和结局与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等杂牌军比起来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其原因就在于：

一方面，抗战8年李宗仁一直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当时战区长官握有在大会战中部署部队之权。故此，李宗仁对其嫡系部队可尽力保全。如在台儿庄大战时，李宗仁命原西北军的孙连仲部第二集团军死守台儿庄，承受日寇的正面攻击，而桂系的主力第21、第11两集团军则集结于徐州背后的宿县附近，作为总预备队，直到孙连仲部伤亡殆尽，桂系部队才出兵夹击日军。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从1943年10月起，桂系另一大将李品仙出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桂系掌握了两个战区，其实力已经不可小看。

另一方面，抗战期间白崇禧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参与中枢作战决策，期间一度出任桂林行营主任，对桂系部队自然是全力维持。据说，白崇禧“在重庆每日批阅广西、安徽、第五战区往来电文，比军训部、校委会的公文还认真”。所以，李宗仁承认：“我国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参谋总长，嗣兼军训部长。在外，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

李宗仁从1945年春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起，即与桂系部队脱离了直接统率关系。从此，维系桂系部队的责任完全落到了白崇禧身上。抗战胜利后，白崇禧出任首任国防部长，1947年兼任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主任，1948年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直接指挥桂系部队，李宗仁成了桂系的光杆领袖。

桂系之所以能崛起于边陲之地的广西，并以北伐为契机，发展成为能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一大派系力量，得力于白崇禧之力居多。有人说：“李宗仁如果没有白崇禧，不但坐不上副总统及代总统的宝座，恐怕在北伐初期连军长都当不成，因为李实在庸碌无能。如果没有白崇禧从旁辅弼，李会一事无成。”[26]还有人说：“如果我们说真有所谓桂系，则白崇禧才是桂系的真正领袖和灵魂。”“一般人都说健公是广西部队的灵魂，广西将领很服从健公。”[27]

笔者认为，上述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偏颇性。事实上，桂系的三巨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各有特长，也各有不足。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评论广西“前三杰”时说：“据我的看法，在‘李、白、黄’这三位中，黄绍竑最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他投身于蒋，而自己有一套做法，对蒋仍保持一定的距离，充分利用蒋与桂系间的矛盾。白一向以‘小诸葛’著称，但在军事上是否那么孔‘明’，越来越使人怀疑；政治上则多谋而不善断，反共反人民的意识，则相当顽固。这三人中，李宗仁看来最为平庸，但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比较质朴，对部下比较宽厚，不察察为明，也不使用权术，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所有这些，和蒋介石恰成一对照。他起自垅亩，不数年间，成为一个方面大员，参加北伐后，能够保持一定的清醒，顺利时不太骄纵，失败后，退守广西，还能保持残局于不垮，看来也不是偶然的。记得《左传》里有两句话：‘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这大概也可以移作对蒋、李的评判吧。”[28]

《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评论广西“后三杰”时说：“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人合作。李以宽仁胜，涵量最大；白以精干胜，办事力最强；黄则绵密而果毅，处分政务事务极有条理。要拿军事地位来比，李当然是位总司令，白可称前敌总指挥，黄则坐镇后方，保持着能进能退的坚实地位，这是广西最大的特色。”[29]

上述两位著名新闻记者的评论也许更能客观地反映白崇禧在新桂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代历史学者也认为，在新桂系首领中，白崇禧以智慧超人、用兵如神驰名，李宗仁则以深厚、稳健著称。白崇禧多疑，喜揽权，冲动易怒，不为人所喜，亦为人所忌；李宗仁则能忍让，诚笃大度，故李、白合作能去其短，兼其长，刚柔相济，相辅相成。在新桂系团体中，没有李宗仁做“老大哥”，操度全盘，收揽人心，难以形成稳固基础；而李若没有白崇禧鼎力相助，新桂系恐也难在中国叱咤风云。正如“李白灯谜”所说：“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乃是一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