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行营参谋长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发动。同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着手筹组总司令部。7月14日，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任命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7月16日，国民政府军委员会决定，总参谋长李济深坐镇广州，行营参谋长白崇禧随总司令行动，代行总参谋长职权。这样，白崇禧实际上成为北伐军代理总参谋长，时年33岁。

蒋介石决定选择白崇禧任行营参谋长，并作为自己的副手，随同北伐，这有一个过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资历较浅，但在北伐前夕，他先后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事件迅速崛起，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集党、军、政大权于一身。国民革命军原来没有总司令之职，只设总监，也由蒋氏担任，但北伐时期必须要设立总司令，以统一指挥北伐军各部。张静江、谭延闿曾出面劝蒋出任总司令，但蒋介石故意谦辞，推谭延闿出任，谭氏则表示，总司令应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出任，以一事权。谭延闿又拉李济深、李宗仁共同向蒋劝进，蒋氏顺水推舟，答应下来。

蒋介石在筹组总司令部时，就准备由李济深出任总参谋长，并让李氏留守广州，白氏随他北伐，以行营参谋长名义代行总参谋长职权。为此他专门征求白崇禧的意见，白氏考虑到自己居北伐军中资望尚浅，而此职责任重大，且已任第7军参谋长，贸然答应蒋氏恐有害于新桂系团体的团结。因此他以力不能胜任为由力辞蒋氏，而蒋氏执意要求他答应，最后白崇禧要蒋去征求李宗仁的意见。

蒋介石随后专访李宗仁，询问关于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李宗仁觉得国民党元老钮永建最为相宜，因为钮氏资望很深，在长江流域及西南有很大影响。蒋介石沉默片刻后说：“钮先生我另有借重。”于是李宗仁问蒋氏心目中认为什么人适合当此任？蒋说：“我正为此事问你。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李宗仁回答说：“恐怕健生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蒋介石连声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16]

不久，蒋介石正式邀请白崇禧行营参谋长，白氏仍拿不定主意。于是他去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氏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怕你干不了。”白崇禧问为什么？李遂再向他分析了蒋介石的为人，白氏听后表示：“我看这责任我确实负不了，我还是不干罢了！”于是，白崇禧把蒋介石的第一次邀请给推辞掉了。[17]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的白崇禧

蒋介石后来再次邀请白崇禧就职，并征求李宗仁同意。李宗仁表示，第7军离不开白崇禧，仍然予以婉拒。蒋介石只好说：“借用好了，到打下武汉为止。”李宗仁不好再推辞，此事遂成定局。

蒋介石之所以一再坚持让白崇禧出任行营参谋长，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白崇禧是新桂系的首脑之一，新桂系第7军有9个旅3万余人。[18]在参加北伐的8个军中兵员最多，战斗力亦很强。资历不深、羽翼未丰的蒋介石同其他各军矛盾较深，提拔白崇禧不仅可使他更有效地指挥第7军，且能示好于新桂系，加强他同新桂系首脑们的联系，争取新桂系对他的全力支持。

其次，参加北伐的各军中，中高级将领很多是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同学，与白崇禧有同校同窗之谊。因而由白氏出任总参谋长，可利用此种关系，加强总司令部同各军、师部队的联系，对于统御和指挥各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白崇禧同陈铭枢此前以保定军校同学之谊成功劝说唐生智参加革命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再次，白崇禧有出色的军事才干。在统一广西诸役中，白氏表示出了突出的指挥能力和丰富的谋略经验，被人称为“小诸葛”，因而能胜任北伐军总参谋长的重任。而且白氏成名不久，在国民革命中资望尚浅，破格提拔白氏，不会对蒋介石构成威胁。

第四，由于李济深的大力举荐。李济深和新桂系之间存在很深的关系，他们相互支持，互相援引。北伐时，李济深不愿离开他的广东地盘，而让白崇禧出任行营参谋长代行自己总参谋长职务，对李氏也大有益处。据白崇禧的同学、新桂系的将领陈雄回忆：“就在白崇禧能在出师北伐时当上副总参谋长(引者按：应为行营参谋长)，主要是李济深的推荐，而不是蒋介石的直接垂青。这个问题，当时第4军中一些同学和我谈过，1936年冬李济深在苍梧县料神村家里对赖慧鹏也说过。”

对于白崇禧出任北伐军行营参谋长职务，陈铭枢有以下的评论：“至于以白崇禧为参谋长随军北伐，一方面是李济深从中起了作用，一方面则由于白氏是桂系的灵魂，而第7军又在前方作战，在广西还有实力，蒋介石也非利用他不可。这也是蒋介石的人事妙用，绝非蒋介石特别赏识白氏是个军事人才。以蒋介石为人之予智自雄与刚愎自用，所以在北伐过程中，蒋与白之间发生许多矛盾，也为桂系以后逼蒋下台与爆发蒋桂战争伏下了导火线，这是后话。”[19]这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