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清党”北伐　见机驱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白崇禧和李宗仁是蒋最有力的支持者。

——张义纯

蒋先生在中国战场上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

——李宗仁

全程参与反共密谋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军事大权，企图通过北伐战争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起符合其利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专政统治。但在北伐战争中，工农运动蓬勃开展，中共的影响迅速扩大，使得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政治势力越来越不安，甚至是恐惧万分，他们害怕工农运动发展下去会妨碍他们取代北洋军阀统治全国的野心，因此他们反共的一面越来越明显。江西战场胜利后，蒋介石就挑起了迁都之争，企图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他控制之下的南昌，作为其反共基地，这一阴谋因为遭到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联合抵制而未能得逞，蒋氏便铤而走险，决心用暴力实现他们的目的。随着北伐军进军江浙战场，蒋介石从江西到安徽以至江苏、上海，一路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和迫害工农的事件：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密令其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陈赞贤。

3月14日，国民党右派的江西省党部决议解散左派的南昌市党部。16日，省党部召集打手捣毁南昌市党部，解散工会、农协。

3月16日，蒋介石到达九江。次日，他指使暴徒捣毁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农协、第6军政治部等机构，打死打伤30余人。

3月20日，蒋介石乘军舰到达上海，立即着手部署“清党”反共。

蒋介石很清楚，单凭他自己控制的第1军来反共，其实力是远远不够的，为此，他必须寻找反共同盟军，而桂系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以及与桂系关系极为密切的李济深则是蒋介石选中的最佳的反共同盟者。

正如前面已经所说，李、黄、白纯粹是广西地方军阀集团的首领，具有强烈的封建性和封闭性的特点，他们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渊源，他们起家靠的是自己的枪杆子，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桂系集团的一方天下，对于工农运动天生带有敌视观念，事实上他们在崛起过程中就已向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当共产党人韦拔群在广西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革命斗争时，新桂系千方百计地破坏农民运动讲习所，杀害农会干部，洗劫农运活跃的村庄。新桂系把持的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早就开始对农民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1926年1月，东兰县县长黄守先向刚刚取得省政权的新桂系诬告东兰农民运动是“匪乱”，要求派军队前去“清剿”。新桂系立即指派一团军队前往东兰，配合县警、民团向农民协会进攻，到处捕捉“拔党”，烧杀抢掠。至2月，东兰会县共被杀害140余人，受损农民6418户，损失牛马2467头，被勒索银元83683块。这就是轰动广西、震惊两粤的“东兰惨案”。[1]惨案发生后，两广群众团体纷纷谴责新桂系镇压农民运动的罪行，广州国民政府也责成广西当局调查事件真相。在舆论压力之下，新桂系被迫将原东兰县长撤职，改任共产党员陈勉恕为县长，承认农民运动是“不得不为之解放运动”。但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也由此感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威力，更加担心共产党利用群众运动向广西渗透。正是阶级立场使然，北伐战争开始后，新桂系就对共产党采取了一套严格的防范措施。为了排斥共产党对军队的影响，北伐出师前李宗仁就将第7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黄日葵留在了广西，改任第7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北伐出师后，李、黄等人对黄日葵仍不放心。1927年3月，在李、黄安排下，黄日葵率慰劳队到前方慰劳第7军官兵。当慰劳队到达安徽芜湖时，黄绍竑却制造借口将慰劳队解散，迫使黄日葵不得不离开第7军。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以两湖地区为中心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李宗仁更为反感。他先后拒绝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徐谦、顾孟余、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以及产党人郭沫若、鲍罗廷等人的反蒋游说，并明确表明了他反对群众运动的立场。对于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他为安徽省主席的委任也拒不接受。李宗仁甚至警告前来游说他反蒋的张发奎说：“你们第4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发奎说叶挺与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两人关系密切，有如兄弟，叶挺绝对不会与他为难的。李宗仁当即回敬道：“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2]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白崇禧

只有了解以上历史背景，我们才能理解新桂系为什么会成为蒋介石的反共同盟军。

当时国民革命军的阵营是，北伐开始时的8个军，除第5军留守广东外，第2军在湖南，第3军在江西，第4军和第8军在武汉，第6军被蒋介石缴械后军长程潜去了武汉，这几个军都是反蒋的。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军长何应钦)也只有刘峙的1个师绝对可靠，而严重和薛岳的两个师受左派影响很深，蒋认为是靠不住。只有桂系的第7军和北伐中扩编的第19军坚决反共，是蒋介石反共的最坚定的同盟军。这种情况连帝国主义也注意到了。1927年3月26日上海租界工部局日报就报道说：“据准确之观察，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3]

3月20日，蒋介石在上海首先召见白崇禧，表明他的“清党”反共的决心，当即得到白崇禧的支持，他们决定立即电召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等桂系、准桂系头目分别从安徽芜湖、广西南宁和广州等地秘密来到上海，共同策划反共大计。蒋介石同时任命白崇禧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的名义驻节龙华。很显然，蒋介石是要倚重桂系一起发动反革命政变。

对于形左实右的蒋介石集团，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一心要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引诱和拉拢。北伐军是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一路前进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运动蓬勃开展，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因而帝国主义对于北伐战争也是极端恐惧和仇视的，为了维护其在华统治和利益，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采取了干涉的政策，它们调集了大量军队和军舰集中在上海等地，随时准备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它们先后制造了四川“万县惨案”和江苏“南京惨案”等事件，疯狂屠杀中国人民，企图阻止北伐军前进的步伐。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中国国民革命的沉重打击下，也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可轻侮，不能一味在中国逞强用兵，否则将在中国陷入没顶之灾。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南方革命阵营内部，企图分化革命阵营，寻找其在华利益的新的代理人。他们很快地选中了蒋介石，并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对蒋介石进行拉拢。

1927年初，日本政府就认为，阻止共产主义波及全中国，“这是当前最紧急的任务”，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使蒋介石同共产党分裂。日本政府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曾经策划“北京政变”的铃木贞一。经过原“北京政变”参与者黄郛的介绍，铃木于2月初到九江与蒋介石见面。铃木对蒋说：日本陆军认为你应当同“共产党分手”。蒋回答：“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4]3月11日，蒋介石与来华访问的日本在野党——政友会总务长山本条太郎在南昌密谈时，告诉对方：北伐军在攻下南京、上海后，将有一段“南方政府内部整顿时期”，然后再长驱北伐。根据蒋介石的一系列表白，日本政府率先得出这样的结论：“蒋介石是口头上的过激派，行动上的稳健派。”“如果共产党人走得太远，这位寡言的将军是一定会干预的。”日本据此决定，拉住蒋介石，怂恿他反共，以分化策略为主来破坏中国革命。[5]

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的“垂青”也是心领神会，为了同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对抗，并建立其独裁统治，蒋介石也需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于是他们一拍即合。江西战场胜利后，蒋介石即将表示不会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会尊重他们。“南京惨案”发生后，正在芜湖的蒋介石即派人同日本、美国领事联系，表示蒋已经控制局势，将保护一切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3月25日，蒋介石乘军舰抵达南京，他指使第6军第17师师长杨杰到日本领事馆道歉，杨杰信口开河，胡说该事件是共产党策划组织的。这样，就将蒋介石同共产党之间的裂痕公开化，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反共“诚意”已无疑义了。“南京惨案”使得蒋介石同帝国主义进一步结合，并为蒋介石合谋反共提供了借口。

蒋介石到上海后，一再通令“保护外侨”，并声明“决不以武力收回租界”。3月26日，白崇禧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发布两则布告，一是所谓《整顿杂军》，一是《保护外侨》。

《整顿杂军》布告云：

为布告事，照得淞沪克复，逆军溃窜，战事方终，秩序未定。闻有不逞之徒，假借名义，擅编军队，殊属淆乱观听，有妨秩序。亟应严行取缔，以重地方，除派队查禁外，合行布告。仰曾经正式委任担任特种工作者，限即日前来本部副官处接洽，听候指定地点，酌量改编。其余投机分子妄窃名义者，着一律来部缴械，自当从宽免究。如敢故违，定即严办，不稍宽贷。切切此布。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三月二十六日[6]

白崇禧眼里的所谓“杂军”无疑指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这个布告表明，白崇禧磨刀霍霍，准备向工人武装下毒手了。

《保护外侨》布告则说：

为布告事，照得革命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久为民众所渴望，亦即世界公理所赞同。现在本军既克淞沪，关于一切外交问题，我国民政府当有适当之政策与手续，与各关系国协商办理，以促成不平等条约之撤废，恢复中国固有之主权。惟当此军事时期，上海治安至关重要，本军职责所在，自当力予维持。倘有不法之徒，假借名义，藉端煽动，以暴力扰乱租界秩序，侵害侨民生命财产者，本军定行严惩，不稍宽假。凡我民众，须知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绝无仇视外国、排斥外人之意思行动。凡属中外侨民，其各安居乐业，毋自惊疑，是所厚望。此布。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三月二十六日。[7]

3月27日的上海《时报》记载：“上海领袖领事昨晚嘱路透社声明：白崇禧司令与领袖领事晤谈时，请领袖领事通告上海人民，白可负责维持秩序，白极欲维持秩序，并有维持秩序之工具，并称决无扰乱上海治安之事。”

对于蒋桂一再表明的恭顺态度，帝国主义列强表示满意。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喉舌《字林西报》于3月28日露骨地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倘若蒋介石愿意拯救中国人民于共产党之手，那么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

3月28日，李宗仁应蒋介石电召从安徽赶到上海。他首先乘车前往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司令部，途中正遇到上海工人向白崇禧请愿，交通阻塞，不得不下车步行。见面后，李、白都对上海“一团糟的情形”感到“沮丧”。白崇禧还说：“此时不特上海工人活动越轨，显然有一种取国民党而代之的野心。此种发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

随后，李宗仁去见蒋介石。蒋氏面色沮丧，声音嘶哑，口口声声说不干了，上海的情形已无法收拾，何应钦的第1军也不稳，何已无法掌握第1军了。李宗仁表示：“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并建议把第7军一部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把第2师中不稳的军官全数调职，必要时将思想较左倾的薛岳、严重两个师长撤换。把军队牢牢控制住后，镇压共产党就容易了。[8]

4月2日，应蒋介石电召，李济深、黄绍竑也秘密自广州乘船到达上海。为了保密，黄绍竑还特意剃去了留了近10年、非常醒目的长胡子。当天，蒋介石在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集秘密会议，出席者有蒋介石、何应钦、吴稚晖、李济深、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会上，蒋介石首先发言，指责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怀好意，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并操纵武汉中央，表示“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的领导权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

与会者都是坚定的反共分子，故会议的发言也都是一面倒的反共论调。据黄绍竑后来回忆：在这次秘密会议上，后方当局李济深、黄绍竑等是惧怕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起来，势力日益强大，他们的统治不易维持；前方当局何应钦等是惧怕工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向帝国主义者斗争，得罪了帝国主义和分化瓦解军队。因而他们都赞同清党反共，建都南京。

这次会议上，白崇禧发言最多，他重点指责共产党在上海活动和上海工人纠察队。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他还污蔑共产党离间军队，说：“第1军住在上海的两个师，第1师师长刘峙老实一些，执行(反共)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他；第2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

在如何“清党”反共问题上，白崇禧特别推崇上海的黑社会势力，他说：“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他建议利用帮会来反共。[9]后来白崇禧在上海主持“清党”就是这么做的。

这次秘密会议决定了“清党”反共的大计。

当晚，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举行了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4月1日吴稚晖提出的《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该呈文声称要对共产党“出以非常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10]。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有12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8名，共20名。[11]而出席会议的只有8名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从人数上说，这是一次不足法定人数的非法集会，却号称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会议审定通过了“应先看管者”名单，包括上述第三类中央执行委员外，再加上一些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及各省党员，共计197人。[12]

4月1日，汪精卫自欧洲回到上海。汪氏是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被迫出国的。北伐开始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了制约蒋介石，防止蒋搞个人军事独裁，发起了“迎汪复职”运动。汪精卫突然来到上海，蒋介石不得不推迟发动反共政变，准备争取汪精卫与他一道反共。4月3日至5日，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吴稚晖、李石曾等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故居(今香山路7号)及上海道尹公署开了几次谈话会，商讨分共问题。汪精卫主张召开国民党第二届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解决。4月5日，汪精卫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国共两党不可发生误会，要“开诚合作”。在随即召开的谈话会上，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吴稚晖就联合宣言当场质问汪精卫，使会议不欢而散。汪精卫认为这是蒋介石援意吴干的，遂于6日不辞而别前往武汉。

由于汪精卫不合作，蒋介石便决定联合桂系一起干。4月5日上午，蒋介石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在会上讨论和通过了“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李、黄、白又无一遗漏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之后，李宗仁下令第7军开往芜湖、南京，监视武汉并解除南京附近“附共”部队武装；黄绍竑电告广西留守人员，告以“清党”决策；白崇禧则被蒋介石任命为戒严司令官，直接负责上海的反共屠杀行动。

白崇禧后来曾对人说，当时的蒋介石鉴于自己的力量过于弱小，因而顾虑重重，举棋不定。他曾经说：“这事的成功或失败，只看德邻、健生、任潮、季宽诸兄的态度了！我只求能够把共产党肃清，保卫党国的安全，我准备随时都可以下野。”为此，白崇禧打气说：“你们怕共产党，我不怕。你们不干，我白某人一个人也要干。我马上就要从我的防区内杀起！”[13]

白崇禧后来说：“当时在沪监委古应芬先生、蔡元培先生等将沪宁清党的决议案要蒋介石先生执行，蒋即以上海清党任务，委托我负担。我将驻沪之亲共部队分别调动或解决，密令第7军3日内赶回芜湖及江宁镇，以阻止武汉容‘共军’队之东下，将有亲共色彩之第2军渡浦口抵御直鲁联军，将第6军附共之19师全部缴械，同时令共党较多之薛岳、严重两师移驻苏州及南京附近整理，将各共党分子撤差或看管，又调刘峙、周凤歧两部接防上海，并向租界各领事交涉，请允许清党军队通过租界进攻共党。”[14]

上述情况说明，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集团，积极参与了制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阴谋的全过程，这场影响深远的反革命政变是蒋桂合谋发动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白崇禧充当了不光彩的反革命急先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