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屠杀的现场总指挥

“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问白崇禧，在上海清党需要多少军队？白回答：只要调走薛岳的第1师，留下刘峙的第2师及周凤岐的第26军就够了。因为第1师很多官兵受革命思想影响较深，白担心控制不住。蒋介石又问白在上海解决共产党需要多少时间？白说3天就差不多了，至多不超过1个星期。蒋介石对白的反共决心和手段表示赞赏，便决定把上海反共的指挥权交给白崇禧。

上海“清党”打手杨虎

上海“清党”打手陈群

4月5日，蒋介石将薛岳的第1军第1师调往南京，上海防务交由周凤歧的第26军及刘峙的第1军第2师担任。6日，白崇禧奉蒋介石手令，查封了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正副主任邓演达、郭沫若派驻上海的总政治部办事处。之后，蒋介石指派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人组织成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决定上海一切政治、军事、财政大权，并指导当地党务，同中共指导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相抗衡。

9日，吴稚晖等公开发表反共的“护党救国”通电。蒋介石下令上海戒严，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任命白崇禧为司令，周凤歧为副司令，还发布了“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游行、罢工。蒋介石在上海的反共部署就绪后，即于当天同李宗仁、黄绍竑等前往南京部署反共行动，上海的反革命政变交给白崇禧全权负责指挥，杨虎、陈群等负责执行。

白崇禧受命后，即紧锣密鼓地为政变进行具体布置。白崇禧后来说：“当时在沪监委古应芬先生、蔡元培先生等将沪宁清党的决议案要蒋介石先生执行，蒋即以上海清党任务，委托我负担。我将驻沪之亲共部队分别调动或解决，密令第7军3日内赶回芜湖及江宁镇，以阻止武汉容‘共军’队之东下，将有亲共色彩之第2军渡浦口抵御直鲁联军，将第6军附共之19师全部缴械，同时令共党较多之薛岳、严重两师移驻苏州及南京附近整理，将各共党份子撤差或看管，又调刘峙、周凤歧两部接防上海，并向租界各领事交涉，请允许清党军队通过租界进攻共党。”[15]

白崇禧认为在上海最难对付的是掌握武装的工人纠察队，若搞垮了工人纠察队，共产党就无力反抗了。他命人侦知上海工人纠察的总指挥部设在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里，工人纠察队大部兵力都集中在这里，上海总工会所在地在闸北的湖州会馆。然后，白崇禧派杨虎、陈群同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取得联系，得到他们支持反共的允诺，并借到了上海工会会员的制服和佩戴的符号，再从军队中选一部分人，假装工会会员，事先混进上述这几个地方。另外，去商务印书馆印刷厂需经过法租界，白崇禧又派人同法国驻沪领事商量，要求允许他的军队通过租界。出于共同的反共目的，法国领事同意了白的要求。

4月12日凌晨，在白崇禧的指挥下，上海青红帮门徒和杨虎特务处的打手，佩带工字佩章，携带武器，分别冲向湖州会馆、商务俱乐部、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等处，袭击毫无防备的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奋起反抗，双方发生了严重冲突。随后，事先已准备好的周凤歧第26军以调停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了2700多名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在冲突中，有100名工人被打死，数百人负伤。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工人纠察队所在地被占领。此前，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秘密杀害。

事件发生后，白崇禧、周凤岐以淞沪戒严司令、副司令的名义，发布通电和布告，以掩人耳目，混淆视听。以下是12日发表的两则通电：

各报馆鉴：

本早上海工人纠察队发生械斗，当此戒严之际，且前方军事正在进行，本司令官等为巩固后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严行制止，已将该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谨此奉闻。

上海戒严司令官白崇禧，副司令官周凤岐同叩。文。[16]

各报馆均鉴：

本早闻此武装工友大肆械斗，崇禧为维持地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严行制止，除派部队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散，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外，谨特奉闻。

白崇禧叩。文。[17]

白崇禧很清楚，上海工人阶级不会任凭他们的愚弄和镇压，一定会反抗，于是白崇禧、陈群等又使用另一手，禁止工人阶级反抗，他们发布布告，严禁工人阶级罢工。布告全文如下：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兼淞沪戒严司令部布告，第二号。

为布告事：现值戒严期间，地方治安亟应维持。闻有不肖奸徒，受敌贿买，煽惑罢工，希图扰乱，殊堪痛恨。深望各工友明白大义，勿中奸谋，如敢故违，即系甘心破坏国民革命，自弃于中国国民党之外。本总司令有维持地方治安之责，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

戒严司令官白崇禧，戒严副司令官周凤岐。[18]

与此同时，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也发出通告，声称：“现闻有地痞流氓受敌贿买，潜伏工界以内，愚弄工友，煽惑罢工，希图扰乱后方，破坏国民革命……深望各工友明白大义，勿为敌人所愚。如果不问是非，妄行举动，即系违反革命，自弃于中国国民党之外。”[19]

白崇禧等人的这些通电，俨然是以调解工人“内讧”的面目出现，说明他们年龄虽然不大，却具有老练高超的反革命经验。

13日下午，第26军第1师师长伍文渊对《新闻报》记者即透露：“接奉总指挥密令，以蒋总司令迭据密报，有人假借工会名义，欲冲入租界，扰乱秩序，殊与地方治安有关，嘱令将激烈分子，从速缴械，以免扰乱。”

浦东特务营营长周济民于14日贴出布告也称：“案奉总指挥白令开：‘淞沪一带查有反动分子，受敌贿买，煽惑捣乱；着将民间所有枪支，一律收缴，以遏乱萌’等因。”

可见，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完全是由白崇禧事先就下了命令的，而不是像白声称的是为调停工人“内讧”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而所谓工人“内讧”，也是这位“小诸葛”策划并导演的闹剧。

12日上午，原定于南市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的上海市民迎汪复职大会也改变主题，由主席团宣布立即去龙华向白崇禧请愿。50万与会群众即整队前往龙华，并推举代表，提出请愿条件：请白总指挥尊重民意；立即恢复工人武装；保护上海总工会等。代表进去谈判后，数十万群众鹄立门外达3个小时之久，虽然大雨把衣服全打湿了，但群众全无退让。白崇禧见群情激愤，便借口公务繁忙，拒不见代表，改派总指挥部秘书主任潘宜之接见。迫于门外数十万群众的压力，潘宜之答应了代表提出的部分要求。但这只是白崇禧施展的缓兵之计，欺骗群众散去。而更大规模的屠杀行动正在密谋着。

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发表总同盟罢工宣言，“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为抵抗”。[20]

上海罢工工人随即前往在闸北区青云路广场举行大会，虽然白崇禧等借口“戒严期内禁止集会游行”，派军队沿途布岗堵截，使沪东、沪西、南市等地工人群众不易通过前来开会，但到会仍有6万余人。会议主席王炎报告当时局势说：新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缴我们工人枪械，杀我们工人，我们的委员长汪寿华也被新军阀杀死。现在奉鲁军阀还未打倒，英帝国主义更加紧向我们进攻，驻在上海之所谓革命军，不但不帮助工人奋斗，反演成空前未有的屠杀，实令人心痛。王炎的讲话激起在场工人群众的悲愤，很多人顿时痛哭失声。在一片悲愤声中，大会通过以下决议：(1)收回工人的武装；(2)惩办破坏工会的长官；(3)抚恤死难工人的家属；(4)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5)通电中央政府，并通电全国全世界起来援助；(6)保护上海总工会；(7)呼口号：打倒新军阀！为一切死难工友复仇！为委员长复仇！收回工人武装！严办肇事军事长官！拥护总工会！拥护武汉国民政府！[21]

大会在下午1时散会，工人群众即整队游行，赴宝山路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结果遭到残酷镇压。

大屠杀过后，加上当时大雨如注，整个宝山路一时血流成河，顿时成了人间地狱！

白崇禧、周凤歧等在遵照蒋介石的密令制造了这起空前恐怖的大屠杀后，为掩盖其刽子手的嘴脸，竭力造谣诬蔑工人。当天，白、周发出布告，谎称：“本日下午2000余人，假要求恢复工人武装为名，冲入26军军部。当经守卫部队捕获80余人，内有40余人皆系直鲁联军余党，并搜出符号，证据确凿，显系反动分子通敌谋乱，破坏国民革命，扰害地方公安。”[22]

14日，反动军队将以前俘获的直鲁联军俘虏数十人押街游行，前导大旗上写着“上海总工会通敌证据确实”，“总工会是直鲁联军的机关”，并称昨日的大屠杀，实由工人勾结直鲁联军，图攻司令部，兵士不得不出于“自卫”之行动。

但反动派此举欲盖弥彰，上海总工会怎么会同坚决反共的，并被工人武装赶出上海的直鲁联军勾结呢？据当日上海《申报》透露：13日上午9时，该报记者在第26军第2师司令部门口见到3辆汽车到来，来者系总务处特务人员，由2师参谋长祝绍周延见。来人述：“系奉总指挥部命令洽商解决上海总工会事，并谓总工会在此军事紧急时间，不遵戒严法令，集会游行，并公然登载广告侮辱革命军，其间显系另有作用，应由贵师即行派队制止，勿任游行”。祝绍周也说：“已奉到总指挥部命令，着即严行制止”。由此可见，13日宝山路大屠杀完全是白崇禧等事先预谋好的，目的是制止游行集会，打击总工会，根本不是白氏事后声称的因总工会勾结直鲁联军进攻军队，不得已采取的“自卫”行动。

在大肆屠杀工人群众的同时，13日，白崇禧还派两个连前往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并驻扎下来，监视总工会的活动。下午3时，蒋介石指使其青洪帮门徒组成的“上海工界联合总会”，派出大批流氓打手来到湖州会馆，殴打并赶走了所有总工会职员，并在军队协助下，封锁会馆外围。同时，反动军队还重新占领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

14日，白崇禧又命令总指挥部大队长王端华率兵赴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办公处，声称：“白总指挥以市政府组织人员中，混有共产分子，本日特奉白总指挥之命令，将市政府封闭，停止其工作，并逮捕职员，以待研讯”。同时白还派人接收了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等进步机关，查封了上海总工会的机关报《平民日报》，并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

据不完全统计，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3天里，共杀害了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及革命群众达300余人，被捕者5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整个上海和东南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蒋桂联合发动的“清党”反共中，白崇禧作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的直接指挥者，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为此，他赢得了中外反共势力的一致称赞。4月15日，白崇禧赴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上海“清党”的情况。蒋介石也没有想到白崇禧会这么快就完成了他交给的“清党”任务，对白氏颇为嘉许。白崇禧也沾沾自喜，将上海“清党”视为他一生的“得意之作”[23]。

4月16日，白崇禧回到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首先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张定璠报告上海清党反共的经过。随后，白崇禧讲话，声称他们的反共暴行是“护党救国运动”，并“郑重声明”几点：“(1)国民党遵照总理政纲策略做事，保护农工利益。俄国以平等待我而联之。无论英、法、日、美，如以平等待我，均须联络之。如有跨党分子企图扰乱国民党者，当严厉制止之。(2)中国应以一党治国，亦惟有国民党可以治中，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中国之可能。(3)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应加拥护，惟现为捣乱分子操纵，应反对之。武汉方面，表面上主张提高党权，废除独裁制，实则借倒蒋总司令之名，以行消灭国民党之实。(4)工会纠察队虽已解散，惟保护农工利益，始终不变。(5)军队方面，因肃清内部反动分子，暂时或取缓进政策，惟武汉方面如不再捣乱后方，余敢大胆说，在3个月内，革命势力必可达到北京。”白崇禧的结论是：“中国纠纷，惟国民党可以解决，亦惟有国民党可以治中国，希望认清此点。新闻界对于破坏国民党者，应协同严密制止之。”当有记者问起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汪寿华等人的行踪时，白崇禧声称“完全不知”。[24]

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坐镇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指挥了广东地区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反动军队分路进攻共产党机关及革命工会、革命农民组织，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搜查和封闭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据统计，被封闭的革命机关、团体有200余处，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5000多人，被秘密枪杀的有100多人，被驱逐的铁路工人有2000多人。著名共产党人萧楚女、熊雄、刘尔崧、邓培、毕磊、李启汉等被害。这就是李济深等在广州发动的“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接着，在汕头以及全省各地均大逮捕、大屠杀，实行白色恐怖。

广西方面，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同一天，由李、黄、白共同决策，黄绍竑直接指挥的广西“清党”运动也开始了。广西“清党”临时委员会派出大批军警，在南宁等地大肆搜捕国民党左派、中共党员和革命人士。仅在南宁一地，遭到逮捕的就有：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委员梁六度、雷沛涛(共产党员)、周锡桓、雷天壮、陈立亚、周仲武；国民党南宁市党部委员冯萌西、邓哲(共产党员)；南宁市总工会委员梁西园；《革命之花》编辑高孤雁(共产党员)；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张胆、莫大；省一中教员罗如川(共产党员)、周国杰以及进步学生数十人。另外，被捕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各级工会会员等，数量之多无法计数。同时，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也有大批革命人士遭到逮捕。广西“清党”一直持续到8月底，有不少被捕者被分批杀害。[25]

广西临时“清党”委员会不仅在大中城市屠杀国民党左派、中共党员和革命人士，还把屠刀挥向了农民运动高涨的广西农村。4月下旬，桂系军队再次向东兰发起进攻。韦拔群率领农民武装奋起反抗，但终因力量弱小而退向西山。桂系集团欲斩草除根，派重兵封锁西山，强令农民迁出原居村庄，然后派兵搜山，见屋烧屋，见洞封洞，见人杀人。在桂系军队的野蛮摧残下，东兰农民群众遭受了极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仅东兰3个乡，就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和农会干部23人惨遭杀害；被困饿死山上者30余人；被捕群众无数，其中妇女、儿童就有80余人；农民被烧房屋200余间，被抢牛马180余头，被抢财物不计其数。另在太平圩等村，一次就有100多名农会干部和群众被反动军队抓捕，其中数十人惨遭杀戮。

新桂系在广西的“清党”活动，从1927年4月到1928年5月，才告结束。新桂系在“清党”的时候，对于共产党人是极为残暴惨酷的。他们在南宁所逮捕的共产党员有五六十人之多，将共产党员押到第7军部军法处，采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香火熏烟等种种酷刑拷讯，逼供以后又公开或秘密地把共产党人杀害，致使许多烈士的尸骨无存。其危害人民、危害革命的罪恶，实有罄竹难书之慨！但共产党人为革命奋斗是坚强的，当新桂系于1927年8月杀害共产党人雷天壮、梁六度等烈士时，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临刑还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壮烈口号，英风浩气令敌人心惊胆寒。[26]

此外，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也先后进行了反共“清党”和大屠杀。

在反革命大屠杀的基础上，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决定在南京另起炉灶，着手成立蒋记国民党中央和政府。4月17日，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白崇禧被加派为委员之一。“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并通过由吴稚晖起草的《奠都南京宣言》。

18日，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发表《奠都南京宣言》。

20日，拥蒋的杨树庄(海军总司令)、何应钦(东路军总指挥兼第1军军长)、白崇禧(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等在南京举行陆海军将领会议，通过六条决议：(1)拥护南京中央及国民政府恢复党权；(2)拥护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建议案；(3)否认武汉由非法扩大联席会议所产出之所谓第三次执委会议议决案，及由此产出机关之一切命令；(4)欢迎武汉及各地纯粹国民党之中央执监各委员来宁；(5)打倒破坏国民党及国民革命之共产分子及一切叛党卖国的党员；(6)陆海军团结一致完成北伐。

28日，由杨树庄领衔，何应钦、白崇禧、鲁涤平、李强、李济深、陈可钰、李福林、王若周、程潜、李南屏、李宗仁、黄绍竑、王天培、赖世璜、曹万顺、杨森、段远谋、刘湘、李仲公、周西成、熊逸滨、周凤歧、邓锡侯、刁广孚、柏文蔚、陈调元、范熙绩、贺耀组、李因、李燊、谭曙卿、叶开鑫、朱绍良、张群、俞飞鹏、葛敬恩、马文车、刘绍文、陆福廷、胡承祜、徐桴、陈焯、邱鸿钧、陈方之、杨志春、杨虎等共47人联名发表通电，声称对于20日陆海军将领会议所做出的六项决议，“誓以忠诚求其实现，党国不亡，系于此役”。[27]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在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登场，与武汉国民政府形成对峙局面

对于上海、南京等地的“清党”反共，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给予了还击。4月17日，汪精卫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撤销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开除其党籍。南方宁、汉两个政府对立的局面形成。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桂系首脑此时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桂系加入革命阵营，并不是出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以及对主义的信仰，而是出于发展其集团势力的私利。因而他们不仅不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更与共产主义无缘。其次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既得利益。李、黄、白自从统一广西后，他们把掌握的政权的军队看作是自己的“私产”不能容忍他人染指。在两广统一时，广东革命政府希望在广西发展和扩大国民党组织，并打算派人来广西指导党务，但为新桂系首脑们所抵制。他们认为：“广西是我们的，军队更是我们的，只要我们加入国民党就是了底下不能让你插手进来。”对国民党中央如此，对中央在广西的发展，新桂系更是极力反对。但国民革命的深入开展，广西也不能受到影响，也出现了工农运动的高潮，尤其是农民运动在广西各地普遍开展起来。其中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地区的农民运动更为猛烈，他们打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武装，并开展分田地，使广西基层出现了另一种新气象。这也引起了广西当局的严重不安，在李、黄、白等人看来，由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对他们的统治“秩序”产生了严重威胁。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李、黄、白等决心追随蒋介石反共。这正如黄绍竑后来回忆说的：“广西的江山是我们打出来的，只因有了党部、有国共合作才发生这许多麻烦的事情。蒋介石的反共正合我的心怀，我就跟他反共。如果蒋介石不反共而另一个人反共，我也会跟他走，甚至自己单独举起反共的旗帜。”

对于白崇禧乃至于新桂系在1927年一系列反革命政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新桂系头面人物一直把他当成他们的“功劳”而引以为自负自傲的资本。例如，广西《南宁民国日报》的一篇社评就说：

……当着总理去世以后，革命扩大之时期，国共合作破裂的危险日益加深，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工作日益紧张起来，在民16年下半年，情势更不堪问，共产党篡夺国民党的危险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了。但是在这样危险的时期中，国民党中任何人都不敢对共产党加以制裁，当时只有本省的第四集团军的李、白总副司令，特别是白副总司令，挺身而出，作此挽救国民党于危亡的工作，终于在民16年4月12日在上海首先发动反共的战争，结果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种胜利终于把已经危险万状的国民党救了出来。所以，国民党的生命之挽救，照过去的事实看来，第四集团军的劳绩是不小的。对于这点，任何人都不能忘记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