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的军需总长”：从苏德战场到地中海

不列颠空战未能达到令英国臣服的目的自然是德国空军的一大失败，但凯塞林战后还嘴硬地表示自己并没有被击败，只不过是由于其航空队为准备苏德战争调往波兰，才造成了无法继续进攻。这显然与史实不符，虽然凯塞林早就知道希特勒侵苏的意图(1940年12月，他即积极参与了“巴巴罗萨”作战的计划工作)，但出于欺骗的需要，以及新机场直到1941年6月才能投入使用，他的第2航空队在1941年5月前一直都在西线，并非如他所言的那样“因被调往波兰致使进攻中断”。不过，他承认确实存在重大战略失误，即德国空军纯粹是支援地面部队的战术空军，而征服英国需要不同类型的轰炸机和武器。1942年，当希特勒决定仅靠空军摧毁马耳他岛时，凯塞林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表示过反对。但是，他又忘记了，正是他和戈林在1937年下令中止了远程重型轰炸机的研发生产。

苏德战争中，凯塞林再次负责为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提供支援。在任何战事前都流露着乐观情绪的凯塞林，毫不怀疑侵苏行动在军事上是否明智、在道德上有无不妥，倒是对博克在战前会议上表现出的颓丧感到烦心——用不了多久他就明白了困扰博克的原因：苏联巨大的版图、众多的人口、被严重低估的战争工业产能、军民坚定的抵抗意志，以及地面部队长驱直入后面对的补给困难，甚至是初期大胜后宏观战略的缺失等等。1941年6月22日，德军4个航空队向苏联空军发起了毁灭性打击，首波参战的1280架战机，在最初18个小时内就摧毁了2000架以上的敌机，而自身的损失仅是区区35架!仅凯塞林的航空队在6月28日时就声称摧毁了1570架敌机。尽管摧毁苏联空军和发动机制造厂的任务远未完成，凯塞林还是很快把重点转移到为博克提供支援，特别是保护装甲矛头的两翼——他在战后曾说：“我指示我的航空兵和高射炮将领把陆军的愿望视为我的命令!”

最初数周的战况似乎预示苏联这艘巨舰即将沉没。随着德军向列宁格勒接近地、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基辅等方向的高速推进，凯塞林手下的轰炸机甚至已开始轰炸莫斯科。取得制空权后，德军侦察机随心所欲地飞往敌后侦察，无需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则频频光临苏联城市的上空，而战斗机除了搜索仅存的苏军战机外，也向地面目标进行肆意的扫射。凯塞林的乐观情绪更加高涨了，他不知疲倦地召开各种作战会议，也频频驾机出现在前线机场，以他的笑容和富有感染力的言谈为飞行员们加油鼓劲。凯塞林的丰富经验在东线之初发挥过重大作用，与博克的地空协同作战也日臻完善，中央集团军群前4个月的大胜中自然少不了凯塞林的功劳。当7月的明斯克、8月的斯摩棱斯克和10月的维亚济马—布良斯克三大围歼战终结之时，130万被俘苏军除了痛恨神出鬼没的德军坦克外，一定也难以忘记那些斯图卡的尖利叫声和战斗机的冷血扫射。

1941年9月30日，德军声称已摧毁14500架苏军战机(其中约5000架毁于空战)，而己方的同期损失是1603架被毁、1028架受损。德军这时发起了扑向莫斯科的“台风作战”，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为此得到了显著加强，东线的多数装甲部队都被调至中央战场，负责支援博克的仍是凯塞林第2航空队，除了第8航空军从列宁格勒方向回归中路，凯塞林还得到了第4航空队的部分联队，以及来自西欧的JG-3和JG-52第1大队等。不过，经过3个月的苦战，德国空军的实力已被大大削弱。6月22日时，凯塞林拥有1200余架战机，到10月初时，他得到增援后也只拥有549架战机，其中158架是轰炸机。29德军的攻势在10月的前半个月里进展得异常顺利，凯塞林航空队在协助包围苏军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作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甚至还在剿灭维亚济马包围圈北半部的作战中扮演了主角。不过，随着深秋的到来，时断时续的细雨经常演变成瓢泼大雨，一天下来便把尘土飞扬的破路翻腾成泥淖的世界，勉力前突的装甲部队常被泥泞所困，它们的补给线也经常被完全切断。当降雪不期而至时，在阴风湿冷中瑟瑟发抖的官兵，再也没有心思谈论似乎近在咫尺的莫斯科。凯塞林航空队也面临着诸多困难，除进行重要的侦察和拦截作战外，他还需要负责空运补给，甚至还要继续进行实际价值有限的轰炸莫斯科的行动——自然，莫斯科上空的敌方战机和高射炮会令他想起一年前的伦敦。雨雪交替的天气最终令德军的地面攻势完全停顿，而飞行员和战机更是没有做好应对严冬的准备——飞行员精疲力竭，简易机场难以使用，战机无法升空，维护保养异常困难，零部件频频短缺，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战斗机和轰炸机甚至都拒绝发动。

摄于1941年7月的东线某地，凯塞林正在视察JG-53第3大队。右一是大队长维尔克(Wolf-Dietrich Wilcke)上尉。

摄于1941年夏，据说由凯塞林本人拍摄，是苏军某机场被德军轰炸时的场景。

摄于1941年8月9日，凯塞林为JG-53第3大队的2名飞行员颁授骑士勋章后的合影。左一为施密特少尉(Erich Schmidt，第3大队当时的头号王牌，8月31日被高炮击落后失踪)，右二是大队长维尔克上尉(当日以25次击坠获骑士勋章，1944年3月23日死于JG-3联队长任上，最终战绩162胜)，右一为施拉姆少尉(HerbertSchramm，当日也以25次击坠获颁骑士勋章,1943年12月1日丧生前的总战绩是42胜)。

摄于1941年夏，凯塞林与身份不详的军官交谈，背景是2架Ju-52运输机。

摄于1941年10月初的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围歼战期间，凯塞林与第4装甲集群指挥官霍普纳(Erich Hoepner)上将晤谈后离开后者的总部。手举权杖者是凯塞林，他的身后是霍普纳。

摄于1941年初秋，凯塞林驾驶Fw-189侦察机飞行在东线上空。

拍摄时间和地点不详，凯塞林正在检阅一支高射炮部队。

不过，命中注定凯塞林不会在东线停留过久——1941年11月28日，他被希特勒任命为南线总司令，重要任务之一是为北非的隆美尔提供空中支援和后勤保障。希特勒之所以选择凯塞林，可能是因为后者到1941年秋时已经声名赫赫，而希特勒一向不喜欢那些贵族做派十足的普鲁士将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相较于陆军和海军而言，空军是“最纳粹化的军种”。英军准将比德韦尔(Belford Bidwell)战后曾评论说：“……如果说一个杰出人物的标志是凭借纯粹的智力就能应对新问题——不管是战争问题，还是管理或政治问题，而他之前又没有相关的经验或受过专门的教育——那么，凯塞林就是这样一个人，尽管就他的情形而言，‘常识’和‘理性’可能是更恰当的用语。”凯塞林有能力评估各种可能性并抓住事物的要害，在外交和政治活动中也善于妥协，但他的高职实际上相当尴尬。希特勒本打算让他负责地中海战场的所有德意部队，但在满腹狐疑的墨索里尼和卡瓦莱罗(Ugo Cavallero,意军总参谋长)面前，这个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为合作起见，德意双方达成协议，意军最高统帅部继续统管所有轴心国部队，但没有凯塞林的认可，意方不会下达任何重大作战指令。凯塞林的直接责任是确保隆美尔的补给和空中支援，他有权指挥海、空军力量，但对最重要的非洲军没有直接管辖权，隆美尔名义上隶属于非洲意军总司令巴斯蒂科(Ettore Bastico)元帅，而后者又听命于意军最高统帅部。

当凯塞林与隆美尔12月16日第一次见面时，由于许多油轮都被马耳他岛的英军击沉，甚至没有1艘能够溜到北非海岸，为补给发愁的隆美尔没有情绪迎接笑意盈盈的凯塞林，尤其是后者要讨论的还是与意军合作的烦心事。隆美尔不顾凯塞林和卡瓦莱罗的反对，执意将非洲军撤至班加西，撤退过程中空军还帮了倒忙，使非洲军与空军、隆美尔与凯塞林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显得颇不和谐。见面时，凯塞林兴高采烈地对隆美尔说，空军反复轰炸了追击的英军，但他的话音刚落，隆美尔的手下就报告称非洲军遭到了德国空军的攻击!尴尬的凯塞林表示一定严查到底，但双方已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更糟的是，隆美尔在圣诞前收到了几十辆坦克和一批补给，马上在12月26日和29日发起两次反攻，这两次成功的反击根本没有空军参与，甚至事先都未知会凯塞林!凯塞林的愤懑可想而知，但他在回忆录中却写道：“如果不是我的空军将士们将危险置之度外，隆美尔的部队甚至无法止住败退。”这显然也是不实之词，最多只能算是他对空军的不遗余力的维护。

希特勒希望组织天才凯塞林能有力地协调德意军队的联合作战，在鼓舞意军士气的同时，促使意方在北非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凯塞林心目中的重中之重，还是确保隆美尔获得足够的补给。而马耳他岛的英国皇家海军和空军部队，实为北非战事能否成功的关键性障碍。凯塞林到罗马赴任南线总司令前，希特勒曾要求他以第2航空队之力从空中铲除马耳他，但凯塞林并不赞同，他认为仅靠空军无法彻底消除马耳他岛的威胁，必须借重地面部队一举夺岛。希特勒和戈林显然没有从1940年的敦刻尔克、1941年全年轰炸马耳他的战事中汲取教训，他们并不重视凯塞林的意见，只是简单地要求他服从命令。凯塞林从12月31日起投入驻西西里岛的第10航空军，全力轰炸马耳他岛的英国海空军基地。1942年初，随着第2航空军从东线回归凯塞林麾下，加上原有的第10航空军和意大利空军，轴心国的空中力量得到了加强，德意海军也根据凯塞林的命令积极行动，U艇部队相应增加了在地中海的攻击活动，英军对轴心国补给线的威胁暂时得到了缓解。隆美尔与凯塞林的紧张关系也随着一系列的成功有所缓和。1942年1月4日，隆美尔在日记中写道：“……凯塞林今天又来看我。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次日，隆美尔又称：“我们这里正逐渐得到更多的物资，他 (凯塞林)确实打掉了马耳他的锐气。”在地中海和煦微风的吹拂下，凯塞林一度紧锁的眉头舒展了，招牌式的微笑又时常挂在脸上了。

摄于1941年底，可能是凯塞林抵达北非后拍下的首批照片之一。图中他正在视察St G-2(第2俯冲轰炸机联队)第2大队位于特米姆尔(Tmiml)的基地。左为该大队的2名军官，右一是第10航空军指挥官盖斯勒。

摄于1941年底，凯塞林(右二)与隆美尔(右一)见面的情形。

先后为隆美尔、凯塞林和伦德施泰特担任过参谋长的韦斯特法尔将军曾写道：“……在支援地面部队方面，没有任何一位空军指挥官能比凯塞林做得更多更好。他所掌握的资源常常有限，还要被迫分散使用。每当非洲上空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总能在沙漠中看到他。无论是来自天气的威胁，还是来自敌方的威胁，都不能阻止他不断地飞往非洲，前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或在必要时协商解决德意双方冲突的要求。他与隆美尔一样，不介意自己的安危。他在敌军威胁到的区域内飞过200次，所驾驶的施托希侦察机至少被击落过5次。”韦斯特法尔的描述，不仅生动刻画了凯塞林为纳粹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奔波，也反映出他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大局观和心胸。

1942年初，凯塞林继续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强调占领马耳他岛的必要性。他打算先以第2航空队的持续轰炸摧毁岛上的防御体系，而后进行登陆作战。3月至4月，第2航空队进行的集中轰炸的确有效地摧毁了港口设施，驻岛英军的战斗机力量被削弱到只剩数架战机，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4月初被迫撤离，第10潜艇支队也在4月中旬匆匆离去。4月11日，凯塞林宣布轰炸作战取得了良好效果——他的本意是告诉摇摆不定的上司、海军将领和意大利盟友，现在展开登陆作战将会简单得多，但正是他自己的成功和乐观评估，造成夺岛计划在元首眼中显得不再具有紧迫性。希特勒对克里特岛空降作战的高昂代价一直耿耿于怀，因而对马耳他岛的类似作战一样心存疑虑。4月29日，希特勒决定先集中资源支持隆美尔的托布鲁克攻势，之后再进攻马耳他岛。与会的凯塞林曾据理力争，但最后只得接受这个妥协的方案。

隆美尔在6月21日征服了托布鲁克，凭此战功成为家喻户晓的德国英雄和最年轻的元帅。按照2个月前达成的共识，隆美尔这时应停止推进，以便凯塞林集中海、空军攻克马耳他，从而一劳永逸地拔除补给线路上的芒刺。但隆美尔为眼前的大胜所蛊惑，站在埃及边境的他执意要去追求更大的成功，他的目标不止是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甚至还包括遥远的高加索!隆美尔背着凯塞林要求希特勒批准立即进攻开罗的计划，希特勒似乎也忘记了向凯塞林许下的承诺。凯塞林并不甘心，6月26日在与隆美尔、卡瓦莱罗和巴斯蒂科面谈时，他曾以有力的证据力劝隆美尔改变心意，但后者还是拒绝了。凯塞林战后曾对此有感而发：“……1940年6月时，意大利人错过了夺取马耳他岛的大好时机，这将作为一个基本错误被载入史册……而德国拒绝修补这个大错，则是把地中海战场引向决定性不利态势的第二次战略失误。”随着英军迅速重建马耳他岛的设施和防御体系，凯塞林发现再想拔除眼中钉已大为不易(7月1日又对马耳他发起了空中攻势，但由于损失惨重，三周后取消作战)，随后几个月里，为隆美尔维持补给的任务越来越困难，甚至几近于不可能——这就注定了凯塞林这个“军需总长”与隆美尔不可能有甜蜜的关系。

凯塞林对北非战略的认识与隆美尔不同，他认为轴心国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第三帝国的南翼，因而应在北非保存实力，采取机动灵活的攻击性防御策略。隆美尔曾豪言9天内抵达开罗，凯塞林当即大声反对，因为地面和空中补给线都会因拉伸得过长而一触即断。尽管史实证明凯塞林是正确的，但希特勒当时曾发来一封电报，声称隆美尔的攻势不关他这个南线总司令的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隆美尔在阿拉姆哈尔法山脊受挫后，转而大谈空中力量的重要性和尽早撤离北非的必要性，甚至在1943年3月离开北非前，他就已经开始谈论撤至阿尔卑斯山的必要性。隆美尔无疑是个无与伦比的指挥官和军人，但正如史家欧文所言：“……由于年纪的增长、思想的成熟和加官进爵，助长了隆美尔令人讨厌的一面。他变得固执武断，对同僚和上司的劝告置若罔闻。此外，他鲁莽草率、傲慢无礼，对别人的指责和非议常常神经过敏。”凯塞林与隆美尔在性格上可谓两极，与后者的时常暴躁和抑郁相比，凯塞林总是面带微笑地乐观对待困难。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欣赏这种性格——曾与之共事的森格尔将军就相信凯塞林的乐观主义会妨碍他的客观判断：“以我的经验来看，我不能认定乐天派是特别强的人物，事实上他们几乎都不是这样的人，因为过于乐观使他们不能对局势有着清醒的感觉，也无法做出明智的判断。不过，对那种决意战斗至死、消灭任何其他思想的体制来说，他们倒是最好的代理人。对我们这些敏锐诚实，虽意识到失败无可避免但继续浴血疆场之人，历史将会做出怎样的评价？”撇开森格尔顾影自怜的矫情不说，他显然对凯塞林有时不合时宜的盲目乐观很为不满。凯塞林与隆美尔冲突的根源，可能还是他们在性格和经历上的差异。凯塞林承认隆美尔是个出色的将领，但把他归入杰出将领中层次最低的一档。他曾说后者是“没有参谋本部经历的那种类型的领导者”——当然，参谋本部出身的将领中，轻视隆美尔的并不只有凯塞林。

在凯塞林看来，对出身十分敏感的隆美尔，不仅缺乏与盟友及其他军兵种合作的必要能力，还几乎完全忽视后勤保障的重要性。虽与隆美尔的矛盾和积怨不少，但凯塞林并非不讲大局之人，正如隆美尔自己承认的那样，“南线总司令从来都不是阴谋家”。他对隆美尔的态度总体上是钦佩，也带有真心关怀的情调，尤其是在1942年6月，当他目睹了隆美尔在托布鲁克的运筹决胜后，曾向后者表示过真心的祝贺和钦佩。凯塞林还曾在战场上临时承担起非洲军指挥官的角色(军长克鲁威尔当时失踪)，令人惊讶地把自己置于隆美尔的控制下。凯塞林基本上不计较隆美尔对其权威的挑战和不恭，对隆美尔有看法并不代表着他会处处掣肘。1942年8月底9月初的阿拉姆哈尔法山脊之战中，隆美尔突然因绝望而准备撤退，凯塞林当时曾斩钉截铁地指斥说，这一撤退将“破坏元首伟大的战略部署”。凯塞林私下里认为，这时的隆美尔已变成悲观主义者，正以补给短缺为借口掩盖低落的士气。2个月后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打响时，凯塞林一直密切关注着战场态势，起初他仍然乐观，当隆美尔11月4日被严令禁止再撤时，凯塞林曾关切地出现在隆美尔身边。但是，一旦得悉己方只剩下22辆还能作战的坦克时，凯塞林意识到立足非洲的唯一机会完全取决于及时撤退，他立即建议隆美尔电告元首，同时承诺自己也将陈述实情。在非洲装甲集团军艰难的撤退中，屡伸援手、多次空运汽油和弹药的仍是凯塞林。

马耳他岛遭到德军狂轰滥炸后的景象。

摄于1942年春的贝希特斯加登乡间别墅。凯塞林、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凯特尔正在讨论夺取马耳他岛的“大力神”作战计划。

摄于1942年6月19日，凯塞林在北非视察，左一为第135高射炮团团长沃尔茨(Alwin Wolz)上校，右二是北非最著名的斯图卡飞行员、StG-3第1大队的巴尔根(Hans von Bargen)中尉。

摄于1942年，凯塞林到ZG-26第3大队视察时与官兵们交谈。

摄于1942年初夏，隆美尔与凯塞林正在大漠里交谈。

摄于1942年，凯塞林正在他人帮助下系好降落伞，准备搭乘旁边的Ju-87出发。

摄于1942年，凯塞林可能正向指挥官们了解后勤补给情况。

摄于1942年，凯塞林在与普通官兵交谈，身旁是魏赫霍尔德(Eberhold Weichhold)海军少将，后者是德国海军驻意大利海军司令部首席联络官。

1942年2月25日，凯塞林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7月18日，在非洲装甲集团军狂飙突进的高潮中，他又成为第15位双剑骑士。9月间，有传言说希特勒正考虑以凯塞林取代凯特尔担任最高统帅部副统帅(同时以第6集团军指挥官保卢斯取代约德尔任作战部长)，但元首最后的结论是凯塞林和保卢斯都不能离开各自的岗位。这虽属传言，但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忠诚能干”的凯塞林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分量。

1942年11月4日，遭受英军第8集团军的重创之后，非洲装甲集团军开始撤离阿拉曼和埃及。4天后，盟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成功登陆。凯塞林战后曾就此局面写道：“如果不能阻遏登陆盟军，非洲的德意军队将遭受完全损失。没有什么能阻挡英军第8集团军和登陆盟军的强大力量，更勿论他们还有着毫无争议的海空优势。进一步讲，这也意味着我们将失去整个的黎波里塔尼亚，意味着盟军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就和平占领法属殖民地；盟军也将夺取一个跳板，使其于1943年初就能登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这样，他们就有可能迫使意大利脱离轴心国阵营。”虽然这些言论都是事后回顾，但凯塞林当时面对截然不同的战略格局时，反应的确很快。希特勒于11月9日允许凯塞林“按他认为妥当的方式组织防御突尼斯桥头堡”，凯塞林迅速抓住机会，当天就派来1个战斗机大队和2个斯图卡大队。他的警卫营和伞兵5团各一部被空运至突尼斯后，于12日即占领了突尼斯城。凯塞林把地面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前非洲军军长内林，命令后者在突尼斯和比塞大建起桥头堡，而后尽可能远地向西扩展。两周内凯塞林就使内林麾下出现了25000名德意官兵，还说服最高统帅部向桥头堡增援第10装甲师、“赫尔曼·戈林师”和第334步兵师等。虽然援兵的全部到达尚需时日，但当一支小小的盟军坦克部队11月末突袭突尼斯城外15英里处的机场时，内林不仅下令放弃了麦得杰斯(Medjez el Bab)，还在给凯塞林打电话时显得惊慌失措，致使后者立刻产生了换将的念头。12月8日，阿尼姆上将成为新组建的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除负责稳固防线和向西扩大桥头堡外，阿尼姆还负责为撤往利比亚和突尼斯边境的隆美尔集团军建立转圜的空间。

1943年1月，凯塞林获准将自己的总部转换成真正的三军司令部，有权节制德意占领区内的所有部队。由此，他也成为二战时期德军唯一的统帅海陆空三军的战区指挥官。但是，表面上统一的指挥权也难掩德意双方的分歧，隆美尔和阿尼姆这两个性格都很强悍的指挥官，也很快因资源、利益和策略问题发生了冲突。凯塞林战后曾说：“……至于隆美尔的独立行为应被视为政治上的特技表演，还是致命的不服从，我不准备发表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把隆美尔留在指挥岗位上的确是个错误。这么久以来，由于他的存在和他的作战行动造成的后果，完全不可能消除不和谐的因素。出于基本战略计划以及政治和战术方面的考量，意军和德军总部都不可能赞同他的想法。”不过，冲突也好，分歧也罢，凯塞林还是将所有努力都放在最后的立足地突尼斯桥头堡上。他预感盟军的作战重点是阻止隆美尔与阿尼姆的两个集团军连成一体。为此，他先知先觉般地派第21装甲师阻断了盟军的前进道路。1943年1月底，阿尼姆提出了代号“春风”的计划，准备以第10和第21装甲师为矛头，沿西北方向席卷从费德隘口直至丰杜克隘口的整条盟军防线。而隆美尔同时主张“晨风”(Morgenluft)作战，要求由他指挥第10、第21和第15装甲师以及意大利第131“半人马”(Centauro)装甲师，目的是从加夫萨(Gafsa)突破后重点打击美军第2军。两人的反击计划显然都是以自己为主、以对方为辅，凯塞林曾不断地调解分歧和进行安抚。双方交恶的主因是装甲部队的控制权，凯塞林最后拿出了折中方案——阿尼姆缩小作战目标，攻克西迪布济德(Sidi Bouzid)后立即将第21装甲师划拨给隆美尔。

摄于1942年12月初的突尼斯，德军坦克和步兵进入特布尔卡(Tebourka)的场景。

2月14日，阿尼姆的“春风”作战正式发起，12个小时内第10和第21装甲师就完成了合围。隆美尔的“晨风”攻势次日发起，当日夺取加夫萨后，他发现盟军在自己装甲矛头的驱赶下正乱哄哄地溃退，似乎一夜间恢复了敏锐和斗志的他，好像嗅到了取得一场战术大胜的气息。他要求掌握所有的装甲师，这些部队将在凯瑟林隘口(Kesserine Pass)实现突破，而后进攻美军的重要补给基地特贝萨(Tebessa)。但是，阿尼姆怀疑隆美尔方案的可行性，因而要求把第21装甲师等留在手中，实现他眼中“规模虽小，但更现实的方案”——在右转向北的推进中，击垮整个东多舍尔山脉的英军防线。凯塞林当时正在德国与希特勒讨论地中海战略，被迫出面调停时，他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隆美尔可以得到需要的装甲师，但规模必须缩小，目标改为进攻勒克夫(Le Kef)的英军主要补给基地。阿尼姆虽勉强从命，但并未全数移交第10装甲师，只把该师一半的步兵、炮兵和1个装甲营派去，还扣住了隆美尔渴盼已久的第501重装甲营。几天后，凯塞林发现了这个情况，虽然对阿尼姆严加训斥，但隆美尔还是错过了或许能扭转北非战局的机会，尽管他在凯瑟林隘口之战中，令美军付出了损失6000名官兵、183辆坦克和200门大炮的高昂代价。

摄于1942年12月初，凯塞林离开内林的第90军军部时的场景，最右边的是内林。不久内林即被解职，从东线的勒热夫战场赶来的阿尼姆接过了突尼斯桥头堡的防御任务。

摄于1943年1月或2月的北非，凯塞林正与隆美尔交谈，中间的是非洲装甲集团军参谋长拜尔莱因(FritzBayerlein)。

摄于1943年初的突尼斯，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阿尼姆在机场迎接凯塞林。左一为地中海空运总指挥布赫霍尔茨(Ulrich Buchholz)少将，右为阿尼姆上将。

摄于1943年4月的突尼斯，这是凯塞林最后一次视察突尼斯，不到1个月后桥头堡即告覆灭。左一为凯塞林，左二为阿尼姆，右二为意大利陆军参谋总长卡瓦莱罗元帅。

凯塞林发现隆美尔再次意气消沉，对作战似乎失去了兴趣，即便是2月23日升任非洲集团军群指挥官的消息，也无法振奋他的精神，或改变他对北非前途的悲观看法。3月9日，隆美尔挥别非洲，在罗马面见墨索里尼和凯塞林时再次强调“北非的抵抗已毫无意义，继续留守无异于自杀”。但凯塞林就是那种明知事不可为，却依然义无反顾之人。他不停地往返于突尼斯、罗马和柏林，从元首和领袖那里获得一张张空头支票；他想尽办法稳固意大利人摇摆不定的意志；他敦促意大利海军和德国空军冒险运送有限的补给；他时常出现在最前线，以毫不掺假的乐观鼓励指挥官和普通官兵振奋精神。可以不夸张地说，凯塞林确实是能在艰难时刻展示过人勇气和才能的将领，而隆美尔可能与之相反——取胜时意气风发，魅力无限，失败降临时勇气和耐心消失得飞快。也难怪希特勒曾说隆美尔“不是一个能够持之以恒的军人”。

4月17日，凯塞林最后一次飞抵突尼斯桥头堡视察。之后不到1个月，阿尼姆与16名少将以上的将官，随着25万德意官兵一起走进了战俘营。盟军经过7个月苦战，以伤亡7万余人的代价，终于成为“北非海岸的主人”(盟军统帅亚历山大语)。用凯塞林的话来说，“大不列颠这个传统地中海强权，在美国帮助下，终于建立了一块从南方进攻欧洲大陆的跳板”。回顾起来，突尼斯之战既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直属战区(东线由陆军总部负责)内的第一次重大作战，也是最高长官凯塞林个人的一次大败。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固然应为这次斯大林格勒规模的惨败负责，但凯塞林(以及隆美尔和阿尼姆)难道不应该也分担部分责任吗？不错，凯塞林对桥头堡的营造和防御可谓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在保持稳健风格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春风”、“晨风”和“牛头”作战等一系列反攻便是明证。但是，凯塞林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诸如仅凭德国人的意志、能量和战术水准就能弥补兵力与物资方面的巨大落差，还是深深左右着他的判断。他未能充分意识到，往昔屡试不衰的经典战术，自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之后就已不再能保证取得预期的效果，增援、进攻和撤退时机的把握等，都因他的过于自信和乐观而出现了失误。诚然，希特勒“固守至最后一人”的命令是造成其北非冒险覆灭的主因，但如果凯塞林能在1943年初春坚持撤离桥头堡，突尼斯之战虽必败无疑，但绝不会输得如此之惨。不过，凯塞林似乎也从中汲取了教训，他立志不再重演突尼斯惨败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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