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亚平宁：20个月且战且退800英里

1943年6月末，德军驻意大利第6集团军(负责西西里岛防御)的联络官森格尔在罗马面见凯塞林时，发现南线总司令对于守住西西里岛的乐观态度，与他刚刚见到的凯特尔和瓦利蒙(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副部长)等大员形成了鲜明对照。森格尔后来曾写道：“……在北非时，就有许多军官指责凯塞林对战场态势的过于乐观，造成对局势评估更准确的隆美尔的影响力受到了不应有的制约。我在某种程度上发现这些指责确有实据，凯塞林显然乐观地认为有可能成功守住西西里岛。”42凯塞林的确乐观，他觉得自己不仅能守住西西里岛，还能守住从意大利的最南端直至那不勒斯—萨勒诺的整个西海岸!

在盟军发起代号“爱斯基摩人”的西西里岛登陆战之前，驻岛守军主要是意大利第6集团军的20万人，训练和装备最差的海岸警卫部队被部署在海岸沿线，他们身后是意军步兵建立的支撑点，而德军第15装甲掷弹兵师和“赫尔曼·戈林”师则按凯塞林的要求被部署在岛南，因为他认定这里将是盟军登陆的主攻方向。果然如其所料，盟军7月10日在西西里岛的南部和东南海岸强行登陆。由于意大利人的防线很快瓦解，凯塞林认为必须由德军主导防务，他在7月12日派第1伞兵师的1个团赶来增援，次日又把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1伞兵师余部从意大利本土调入西西里岛。希特勒在批准这些调动前曾考虑过放弃西西里岛，但凯塞林的说辞——“意大利人的士气正处于关键临界点”——让元首改变了想法，同时，授权胡贝的第14装甲军军部负责指挥驻岛所有德军。为确定总指挥人选，据说隆美尔曾与戈林较劲，隆美尔力荐独臂将军胡贝，戈林则以驻岛部队多为空军为由，试图让空军将领施塔赫尔(Rainer Stahel)出任总指挥。据说，当希特勒决定任用胡贝将军时，凯塞林还曾表示过不满——倒不是对胡贝的能力有何疑虑，凯塞林“猜想”隆美尔并非真心推荐，而是认为胡贝肯定会失败。凯塞林可能觉得，渴望战场指挥权的隆美尔“或许想先制造一场灾难，到局势大乱时再出马收拾残局，这样才符合他的英雄形象”。不论凯塞林是否真的度君子之腹，还是隆美尔果有私心，胡贝倒是很快就让凯塞林刮目相看，他不仅没有隆美尔的那种悲观情绪和独立王国作风，也没有希特勒及其幕僚完全脱离现实的狂热，凯塞林战后曾坦承自己与胡贝合作得很好，这位将军确实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正确地点的最佳人选。

拍摄时间不详，右为意大利皇太子翁贝托(Umberto)，中间是德国驻意大利总部联络官林特伦(Enno von Rintelen)将军。

或摄于1943年，墨索里尼探访位于罗马东南的弗拉斯卡蒂(Frascatti)的凯塞林总部。

摄于1943年的弗拉斯卡蒂，卡瓦莱罗元帅(中)准备登车离开凯塞林总部时的场景，后排两人从里到外分别为凯塞林和德国驻意大利大使麦肯森(Hans Georg vonMackensen)。

摄于1943年夏秋，凯塞林(前右)与忠实于墨索里尼的国防部长格拉齐亚尼(Rodolfo Graziani，前左)元帅面晤的情形。右一似为凯塞林的首席作战参谋克林科斯特伦(Karl-Heinrich Graf vonKlinckowstroem)上校。

摄于1943年9月，凯塞林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左二)少将送别意大利军官的场景。意大利当时宣布倒向盟军，凯塞林奉命进攻罗马，几天后守军宣布投降，这些军官就是到凯塞林总部来签署投降协议的。

摄于1943年的意大利某地，凯塞林坐在1辆IV号突击炮上，有人说他正在检验这种武器，也有人说他正在前线侦察。

摄于1943年末，凯塞林离开第1伞兵师师部的场景，他的身后是该师师长海德里希(RichardHeidrich)。在卡西诺山之战中，第1伞兵师是最顽强，给盟军造成最大困难的部队。

凯塞林在检阅伞兵部队。1943年秋时，部署在罗马附近的伞兵主要是第1和第2伞兵师。

摄于1943年夏秋的意大利某地，凯塞林正在品尝普通士兵的食物。

胡贝不愧为德军最优秀的前线指挥官之一，他把4个师集中在西西里东北部的防御周边上，借助崎岖的地形展开了顽强的延迟阻击，早早剥夺了盟军迅速夺岛的机会。令凯塞林担忧的是，一旦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决定将本土献给盟军，胡贝的归路将被斩断，突尼斯桥头堡式的惨败噩梦将会再现。凯塞林认定，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部队撤至意大利本土，墨索里尼政府在7月25日的突然倒台，更是坚定了他的撤退决心。27日，凯塞林通知胡贝，意军如有倒戈迹象，第14装甲军必须立即与敌脱离接触并尽快撤离。凯塞林把几位优秀的海空军军官交给胡贝，在后者的直接指挥控制下，墨西拿海峡两侧的撤退准备很快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仅组建了高效率的渡运船队，还大大加强了两岸岸防和防空的炮火，其防空火力之集中严密，使盟军的空军在白天不敢轻易出动，海军舰艇也因德军的凶猛火力而无法靠近。在西西里岛一侧，胡贝为保证撤退不至变成溃逃，营建了5道主防线，每条防线之间筑有多处过渡阵地，大体上沿着东北西西里的楔形形状渐次缩短正面，最后汇聚于墨西拿。胡贝要求部队在每条防线上固守一天，盟军进攻时务必造成对手的重大伤亡，而后可在夜间进入下一防线。胡贝的部队从8月11日夜开始交替掩护撤离，凯塞林派出空军在海峡上空形成保护带，海军则负责阻止盟军舰只的逼近和干扰。到16日晨，除最后一道防线上的后卫部队外，所有德军都携带着武器装备渡过了海峡。

西西里岛之战中，德军4个师在胡贝的领导下与40多万盟军周旋了整整38天，不仅造成对手伤亡2万余人，最后还带着几乎全部重武器装备成功撤离。夺取空城墨西拿的巴顿，对这场战事以如此方式收尾“深感失望”。这次被称为“德军的敦刻尔克”的撤退行动，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战术胜利，胡贝及其手下的执行军官固然功不可没，凯塞林对三军几近完美的协调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有后人曾称：“这一特定作战展示出了凯塞林最出色的一面——有能力在政治纷争和诸多不确定性中，仔细地计划极其复杂的调动。”

西西里岛之战爆发前，希特勒就曾预感意大利有可能退出战争或倒向盟军。1943年5月17日，他命令隆美尔在慕尼黑组建B集团军群，以备突然事发时能迅速占领意大利全境。不过，该计划制定之初并没有知会凯塞林，因为希特勒认为他“过于乐观，亲意大利的立场也使他无法现实地评估局势”。凯塞林从自己的管道获悉了计划，也了解到隆美尔的立场——一旦意大利退出战争，驻守南部的德军立即就有被切断之虞，因而不应固守意大利的南部和中部，应在波河(Po)河谷南面的亚平宁山脉建立最后的防线。凯塞林的看法与隆美尔完全相反，据第10集团军指挥官维廷霍夫战后所言，隆美尔的方案将“造成相当大的政治伤害，放弃非常重要的意大利战争工业和农业，将波河流域拱手予人，不仅使盟军空军能在此处集结庞大的力量，也将导致德国在巴尔干和法国的总体局势的完全逆转……”希特勒对两位元帅的分歧一时拿不定主意，但他知道凯塞林防御意大利全境的计划有一个前提，即意大利将继续与德国并肩作战。对此，纳粹元首难以认同，因而，他在内心里更倾向于隆美尔的方案。当墨索里尼7月25日被捕时，愤怒的希特勒曾冲着凯塞林大嚷：“不要再被蒙蔽，赶快清醒过来准备最坏的情形!”凯塞林自然也很震惊，不过，当意大利新首脑巴多格利奥(Pietro Badoglio)向他保证意大利将与德国共进退时，他又一次轻信了对方。8月5日，凯塞林致电大本营索要防御意大利南部的部队，他在电文开头就写着“此刻，我确信意大利领导人和意国武装力量想同我们合作……”本身就是阴谋家的希特勒当然不是傻瓜，他一口拒绝了增兵要求，还在8月15日正式任命隆美尔出任北意大利的最高指挥官。凯塞林意识到元首对自己的方案没有信心，与隆美尔“分疆而治”的局面也令人不快，于是他提出请辞。由于不完全确定最佳的防御方案，希特勒决定暂时保留一南一北两个最高长官的局面，因而拒绝了凯塞林的辞呈。希特勒命令在意大利南部组建第10集团军，把第14和第76装甲军统一置于维廷霍夫(8月22日到任)麾下，一旦盟军入侵意大利南部，这些部队将逐步撤至罗马南面。如果发现意大利倒向盟军，隆美尔和凯塞林都将执行代号“轴心”的作战——全面解除意军武装，撤出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德军，第10集团军撤至罗马南面后继续向北亚平宁撤退。表面上看起来可谓算无遗策，但希特勒和凯塞林都未料到，盟军登陆、意大利投降这两个“噩耗”竟同时出现了。

9月8日，盟军通过广播宣布意大利已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时，据说凯塞林曾气愤地对左右称“这是最无耻的阴谋背叛……现在，我对意大利人只剩下仇恨”。比凯塞林更气愤的还是希特勒，他在当晚8时下令启动“轴心”计划，命令德军立即占领意大利的战略要地和解除意军武装。隆美尔的8个师需要迅速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北部和西海岸布防，同时还要解除意大利第4、第5和第8等三个集团军的武装，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凯塞林的8个师也面临着类似困难，尤其是罗马周边部署有大批意大利装甲部队和精锐步兵，包括在北非曾与德军并肩作战的“半人马”、“白羊座”等装甲师。凯塞林把南面的任务交给维廷霍夫，自己则运用外交手腕、积累的人脉威逼利诱罗马守军放下武器。凯塞林部署在罗马南北两面的第2伞兵师和第3装甲掷弹兵师虽与意军发生过小规模交战，但最后还是成功说服了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下令放下武器。几天里，约有100万意军被解除武装，另有250万官兵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人回到了家里，或躲进山林加入了游击队)。在这一现代军事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中，德军枪杀了大约7000至12000名试图反抗的意军官兵，虽然多数杀戮都发生在隆美尔的区域，但是，在凯塞林依然“敦厚”的笑容下同样杀机重重，他也曾下令“屠杀任何敢于抗拒之人”。

9月9日，盟军克拉克(Mark W.Clark)将军的第5集团军在萨勒诺地区成功登陆。凯塞林命令第14装甲军代军长巴尔克(胡贝正在休假)把驻防那不勒斯湾的“赫尔曼·戈林”装甲师派来，增援驻防萨勒诺的第16装甲师。同时，他指示维廷霍夫不要在南面与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纠缠，命令后者将部分兵力撤至福贾(Foggia)布防，迅速将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4伞兵团调往萨勒诺，准备以凌厉的反击把盟军驱逐入海。凯塞林充分估计到反击失败的可能性，命令工兵部队立即开始构筑横贯意大利东西海岸的堡垒防线，他的想法是，如果维廷霍夫不能铲除萨勒诺登陆盟军，那么，第10集团军将以延迟阻击的方式渐次撤到这条新防线。

9月12日，随着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4伞兵团的抵达，维廷霍夫发起了反击，旨在楔入英军和美军的结合部并分而歼之。13日夜，德军几乎杀出了直抵海岸的一条血路，克拉克陷入恐慌，曾一度打算把一只军装船派去增援另一个军的滩头阵地。德军在几天的激战中取得了若干局部成功，但无法实现分割歼灭对手的意图，盟军的舰载火炮大量杀伤了德军，战略轰炸机的首次地毯式轰炸也造成了德军指挥系统的大范围混乱。15日，凯塞林将第26装甲师调至萨勒诺地区，维廷霍夫命令该师由东向西、“赫尔曼·戈林”装甲师自北向南发起最后一次反击。两部逼近萨勒诺时，盟军舰载火炮再次发威，挫败了德军的反击势头。维廷霍夫当日致电凯塞林时声称，由于英军第8集团军正从南方迫近，一旦盟军再在萨勒诺以北的某地登陆，第10集团军将有被围之虞。凯塞林批准维廷霍夫向东北方撤退，但必须展开延迟阻击，以便于他在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抢筑防御工事。

维廷霍夫的撤退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核心任务是尽可能地迟滞盟军，为凯塞林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古斯塔夫”防线。第一阶段从撤离萨勒诺直至9月28日，第10集团军的9个师占据了一条西起那不勒斯南面、东至亚德里亚海的泰尔莫利(Termoli)东南的完整防线。28日当日，凯塞林命令维廷霍夫准备撤往“A”防线——始于地中海海岸的沃尔图诺(Volturno)河，向东经卡萨卡伦达(Casacalenda)和帕拉塔(Palata)等地，最后直达亚德里亚海海岸。维廷霍夫所部于10月8日进入“A”防线，完成了第二阶段撤退。这时，凯塞林要求维廷霍夫务必在此坚守到11月1日，之后可撤入当时名为“B”防线、后被称作“伯恩哈特”(Bernhardt)的首条主防线。凯塞林营造的主防御体系在西面其实包括三条防御带：第一条名为“芭芭拉”(Barbara)，位于后两条防御带的东南，实际上是一系列前哨阵地；第二条就是“伯恩哈特”防线，从加利格里阿诺(Garigliano)河口向东延伸至中部山区；最后一条、也是最强的一条即“古斯塔夫”防线，与“伯恩哈特”防线一样始于加利格里阿诺河口，充分利用拉皮多(Rapido)河、加利格里阿诺河、卡西诺山区的天然屏障，向东北穿越马泰塞(Matese)山脉后，延伸至亚德里亚海岸的桑格罗(Sangro)河河口地区。凯塞林打算让第10集团军尽可能久地守住前两条防御带，无论如何也要在“古斯塔夫”防线彻底挡住盟军。维廷霍夫以富有技巧的防御战完成了第三阶段的撤退，于11月4日开始进入“伯恩哈特”防线。

10月中下旬时，随着盟军夺取那不勒斯并逼近罗马南面的主防线，希特勒准备任命隆美尔出任意大利战场总司令，凯塞林将被派往挪威。稍后不久，由于第10集团军成功地阻击着对手，并在“芭芭拉”和“伯恩哈特”防线前如铁闸般挡住了盟军的去路，希特勒对凯塞林的领导能力和防御理念恢复了信心，也相应地改变了想法。11月4日，希特勒将两名元帅召至狼穴，最后一次询问他们对守住“伯恩哈特”防线的看法。凯塞林声称自己至少能在罗马南面坚守6个月，而隆美尔依然悲观地认为，面对盟军的压倒优势，唯一的出路是在北意大利布防，甚至退至阿尔卑斯山南麓才有可能挡住对手。这一态度促使希特勒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他在11月6日下令撤销B集团军群总部，隆美尔到法国巡视“大西洋壁垒”，南线总司令部即日改称西南战区总司令部，凯塞林担任总司令兼C集团军群指挥官。这样，凯塞林就成为意大利战场的最高指挥官。

第10集团军占据的“古斯塔夫”防线无疑是一道坚实的天然屏障，凯塞林虽然面对很多困难，如兵力不足、缺乏大炮和坦克、空军无力支援地面部队和轰炸盟军运输线等，但盟军在这道坚若磐石的防线面前还是长时间无所作为。凯塞林把步兵和山地兵部署在前沿阵地，把机动性更强的部队留作反击预备队。由于担心盟军在正面重击“古斯塔夫”防线的同时，在罗马附近或别的地方发起两栖登陆，凯塞林千方百计地筹组预备队，同时要求下属指挥官任何时刻都要手握一定数量的预备队。除将一线部队轮流撤下休整和充任预备队以外，凯塞林还指定第1伞兵军军部为阻遏盟军登陆或突破的反击总部，把第4伞兵师、第3和第29装甲掷弹兵师等置于该军之下进行重组。凯塞林还准备了多达5套的应急方案，目标是在盟军突然登陆罗马附近时，他能立即派出3个师应急，24小时内可抽调5至8个师展开反击。

1944年1月12日，克拉克第5集团军最右翼的法国远征军发起了夺取卡西诺山北面高地的作战，但三日后被挡在“古斯塔夫”防线的主阵地前。16日，克拉克中路的美军第2军夺取了拉皮多河南面的高地，20日强渡拉皮多河后进入了利里(Liri)河谷。1月17日，盟军左路的英军第10军越过了加利格里阿诺河，试图夺取从南面控制利里河谷的高地。维廷霍夫和第14装甲军军长森格尔对法军和美军方向的攻势没有太在意，倒是对英军第10军的进攻感到忧虑，他们一致要求凯塞林派出预备队支援。凯塞林当时也面临着两难境地，既不能坐视“古斯塔夫”防线失守，又不能不提防盟军在罗马突然登陆。但他没有太多时间考虑，准备接受有算计的风险——他肯定要投入预备队，但相信盟军突然登陆时，还有时间撤出部队及时反击。18日，凯塞林决定把第90、第29装甲掷弹兵师及第1伞兵军军部全数调往危急地段，罗马周边只剩下2个营和正在重组的第4伞兵师。

1月22日凌晨，卢卡斯(John P.Lucas)的美军第6军在罗马南面的安齐奥(Anzio)成功登陆。凯塞林当时虽然大吃一惊，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除立即通知最高统帅部准备启动应急方案外，他冷静地拒绝了维廷霍夫的撤退请求，命令后者继续死守“古斯塔夫”防线，C集团军群总部将直接负责安齐奥滩头的作战。凯塞林以很高的效率调整了部署：第4伞兵师和戈林装甲师一部守住安齐奥通往内陆的道路；第1伞兵军军部和第29装甲掷弹兵师调回罗马；第3和第15装甲掷弹兵师、第71步兵师、第1伞兵师和第26装甲师等各派一部开赴安齐奥；北意大利的第14集团军速派3个师南下支援罗马和安齐奥。到当日下午时，凯塞林自信已化解了一场大危机，事实上，到23日下午，美军第6军已无可能实现突破，更勿论切断德军第10集团军与罗马的联系——卢卡斯的4万人马很快就需要为生存而战。为减轻卢卡斯的压力，克拉克向“古斯塔夫”防线发动了更猛的进攻，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盟军原本希望一举突破“古斯塔夫”防线，而后与冲出安齐奥桥头堡的第6军携手进军罗马，这个愿望现在已经落空了。

1月25日，凯塞林命令第14集团军指挥官麦肯森负责铲除安齐奥桥头堡的作战。他与麦肯森仔细分析了各种方案，出于对盟军舰载火炮威力的顾虑，他们一致同意沿着阿尔巴诺(Albano)至安齐诺的公路楔入盟军桥头堡，哪怕这个方向的盟军力量最为雄厚。但是，两人在反击时间上的分歧严重：凯塞林要求尽快反击，因为必须把有些部队及时归还给吃紧的第10集团军，同时也必须抓住盟军立足未稳的时机；麦肯森则要求仔细筹划，务求一击成功，理由是德军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度反击。两人僵持不下，麦肯森在2月初两度要求辞职，但凯塞林拒绝接受，只好做了些让步。2月16日，麦肯森终于发起了反击，第4伞兵师和戈林装甲师负责辅攻，第3装甲掷弹兵师、步兵教导团、第114和第715步兵师为首波进攻部队，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26装甲师为第二波部队。德军的重拳基本都落在了沿着阿尔巴诺—安齐奥公路布防的美军第45步兵师身上，但美军在空军和舰载火炮的帮助下挺过了艰难的一日。凯塞林见无法突破防线，强烈建议麦肯森投入第二波部队强行杀出血路，但后者对此置之不理。后续两日里，麦肯森的反击部队曾几乎突破到美军滩头阵地，卢卡斯的防线虽被扭曲到危险的临界点，但始终没有断裂，反而在各种火炮和空军帮助下挡住了德军(美军每日发射炮弹25000发，德军仅有1500发，其中的差异或可解释德军为何无法取得决定性突破)。19日夜，凯塞林和麦肯森被迫决定取消徒劳的反击。虽然反击未能得手，但美军也无力冲出桥头堡，双方形成了僵局。某种程度上，凯塞林也算达到了目的。不过，卢卡斯的第6军就像一把顶住后背的短剑，随时都有可能给凯塞林造成致命的伤害。

摄于1944年初，一幅关于卡西诺山战场的图片。

摄于卡西诺山战场，正在研究作战地图的凯塞林，他的右边是第1伞兵师师长海德里希。

摄于1944年4月的卡西诺战场，凯塞林正在视察部队。

摄于1944年5月卡西诺山之战结束时，这是第435高地(即“刽子手”山)最后的模样。

被炸成废墟和齑粉的卡西诺山一角。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1伞兵师在盟军轰炸后竟然还能据守着图中的这一隅。

摄于安齐奥战役期间，凯塞林正在里希特霍芬的前沿指挥部观察敌情。图中最右边借助望远镜观察的是凯塞林。

摄于1944年2月的安齐奥战役期间，凯塞林(左一)正在指挥部署，右一是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前景是第2航空队指挥官里希特霍芬元帅。

摄于安齐奥战役期间，远处正在观察的是凯塞林，左二是里希特霍芬，左三是波尔将军(Maximilian vonPohl，时任第2航空队“近距离支援航空军”指挥官，兼任中意大利空军指挥官)。

摄于1944年，凯塞林与将领们研究形势。左一为第10集团军指挥官维廷霍夫，左三为第14装甲军军长森格尔，右一是参谋长韦斯特法尔。

3月15日，盟军575架重型和中型轰炸机向卡西诺城和修道院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轰炸，拉开了持续8日的“第二次卡西诺战役”的序幕。不过，被炸得堆积如山的废墟，无意间反倒成为德军极好的反坦克陷阱，担负主攻的新西兰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负责8英里长的卡西诺防线的第1伞兵师，在师长海德里希(Richard Heidrich)的率领下，把卡西诺变成了自己和对手共同的地狱。3月23日，“古斯塔夫”防线上的枪炮声再次趋于平静。此后一个半月里，盟军一边寻求新的策略，一边试图摧毁凯塞林为第10集团军提供支援补给的交通线，但这一目的从未真正地实现过。盟军统帅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哈尔丁(John Harding)将军穷极思变，根据他拟定的新计划，右翼的英军第8集团军将有大批部队被调往左翼的美军第5集团军，目的是集中力量在卡西诺—加利格里阿诺河一线进行全力一击(到5月11日时盟军在此方向上集结了21个师)。同时，卢卡斯的第6军也将从安齐奥桥头堡冲出后朝东北进攻，以切断德军的退路为目标。5月11日，所谓的“第三次卡西诺战役”正式打响，这一次盟军终于突破了德军防线，率先打开缺口的是法国远征军所属的摩洛哥山地兵，这些勇敢的殖民地老兵从南面打开了通向利里河谷的道路，迫使第10集团军在17日放弃已失去完整性的“古斯塔夫”防线。卢卡斯所部在22日从安齐奥桥头堡破茧而出，一向会变魔术的凯塞林似乎也没有办法阻止第10集团军被围。但是，奇迹就在此刻闪现，盟军的合作再次出现问题，一向轻视英军的克拉克一门心思地试图率先夺取罗马，他命令卢卡斯改变原定攻击方向，拒绝与英军形成双重合围对手的态势。结果，凯塞林在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后，从容地把第10集团军撤至下一防线，并与第14集团军恢复了联系，盟军的前方又平地竖起了一道屏障。

6月4日，克拉克如愿以偿地率先进入觊觎了整整7个月的罗马。当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并试图突出滩头时，凯塞林又开始了顽强的延迟阻击战，6月20日至23日，德军第14集团军安全撤入沿特拉西梅诺(Trasimeno)湖两侧修建的“阿尔贝特”(Albert)防线。随后一个半月里，对抗盟军主攻的是在亚平宁山脉西侧布防的第14集团军，第10集团军负责提供必要的增援，而凯塞林就像一个焦虑的“大厨”，在缺少“调料”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地搜罗增援部队。7月19日，凯塞林获得了第14枚钻石骑士勋章，次日便发生了刺杀希特勒的事件，他在惊愕之余迅速致电大本营表示忠诚。返回前线后，随着一系列城池的陆续陷落，凯塞林在8月2日下令放弃佛罗伦萨，所属各部全部撤往“哥特”(Gothic)防线，而盟军也在8月的第一周结束时逼近了这条防线。

意大利战场态势图(1943年7月至1945年5月)

1944年7月19日，凯塞林获得了第14枚钻石骑士勋章。这张照片与他1939年获得骑士勋章时拍摄的照片几乎完全一样，当然本图中的他是佩戴钻石骑士勋章的元帅，但面部表情的细节几乎一样，或许本图是在1939年那张照片的基础上修饰的。

摄于1944年8月，凯塞林正在视察希佩尔(Ferdinand Hippel)上校的第253掷弹兵团。

摄于1944年8月的意大利某地，凯塞林与时任第34步兵师第253掷弹兵团团长(后任师长)的希佩尔上校。

摄于1944年8月的意大利某地，凯塞林视察第34步兵师所部的场景。

摄于1944年8月,凯塞林视察第34步兵师后，与送行的军官们告别。

摄于1944年，意大利战场的几名德军将领，从左至右依次为第14装甲军军长森格尔，第14集团军指挥官、装甲兵将军莱梅尔森(Joachim Lemelsen)，第75军军长、步兵将军多斯特勒尔(Anton Dostler)，第14集团军参谋长豪塞尔(Wolff Hauser)少将。

亚历山大和参谋长哈尔丁原准备集中兵力强攻德军防线，但右翼的第8集团军指挥官利斯(Oliver Leese)不以为然，由于对克拉克之前的抢功作为记忆犹新，他坚决反对一体作战，要求英军沿着亚德里亚海岸独立行动。盟军的不团结很快又结出了恶果，利斯8月末发起攻势后，加拿大第1军和英军第5军一度曾突破到德军第10集团军防线的后方10英里处，但凯塞林利用英美各自为战的机会，迅速从西边的第14集团军抽调3个师的增援，最终挡住了对手的继续推进。克拉克的第5集团军于9月12日开始进攻时，凯塞林又凑足4个师前去支援第14集团军。就这样，在忙乱的拆东墙补西墙之中，凯塞林迎来了除地形外的另外两位“老朋友”——意大利的雨季和四处泛滥的洪水。到10月中下旬，“哥特”防线上的激战渐渐平息下来，凯塞林靠着运气、天气和前线官兵的顽强抵抗，又一次挽救了意大利战场，迫使盟军不得不在波河南面多待上一个冬天。“哥特”防线的激战被称为意大利战场消耗物资最多的一战，双方投入的兵力高达120万，仅是饱受空袭的里米尼(Rimini)城，就受到了盟军147万发炮弹的洗礼!

“哥特”防线之战也是凯塞林在意大利的最后一次主要作战——10月23日，他在探视驻博洛尼亚(Bologna)的第29装甲掷弹兵师时，乘坐的车辆撞上了一门大炮的炮管，他的面部和头部遭受重创，昏迷了12个小时后被送回本土治疗。在凯塞林养伤的近3个月里，维廷霍夫代理C集团军群指挥官，以酷似凯塞林的能量和防御策略挫败了盟军所有的攻势。1945年1月中旬，在身体尚未完全复原的情况下，凯塞林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意大利战场。虽然前线相对平静，但凯塞林知道，一旦天气好转盟军势必再度进攻，而报告表明盟军在战术和战斗力方面已有显著提高，德军却普遍缺乏补给、运输工具、油料和弹药，意大利战场最好的一些部队都已被调到西线。整个2月，凯塞林都在巡视前沿和部队，像往昔一样督促各部强化防御工事。当然，他也关注着逼近奥得河的苏军，还有正大踏步迈向莱茵河西岸的英美盟军。

3月8日，凯塞林意外地收到速至柏林的命令。9日到达总理府地堡后，他从凯特尔处获知自己将取代伦德施泰特出任西线总司令。凯塞林有些吃惊，对凯特尔说意大利战场还需要自己，另外他对西线也没有足够的了解。希特勒出现后与凯塞林开始讨论局势，声称伦德施泰特“又老又软”，他需要一个既年轻灵活，又有对付西方盟军经验的指挥官。莱茵河畔雷马根(Remagen)的鲁登道夫大桥于3月7日被美军第9装甲师一部意外夺取，这给了希特勒换帅的借口——戈培尔曾在日记中称，如果凯塞林不是在1944年10月出了车祸，几个月前元首就会派他去取代伦德施泰特。希特勒对凯塞林表示，他理解稳定西线局势的任务的确非常困难，但相信后者会尽一切努力。希特勒还要求对凯塞林离开意大利的消息严加保密，以防“哥特”防线和北亚平宁突然崩溃。

对凯塞林离开意大利感到高兴的，无疑有盟军第15集团军群的新指挥官克拉克将军——他在1956年的著作中曾写道：“……凯塞林元帅是希特勒军队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他无论是作为指挥官还是行政官员都很称职。在意大利的两年里，他指挥轴心国部队作战时表现得很出色，之后他被调去指挥西线德军，我很高兴看到他终于离开了。”还有后人曾对凯塞林在意大利战场的表现做出过精当的评价：“……意大利战场一度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盟军最迟也会在1944年夏叩开奥地利的大门。这一局面之所以未能出现，主要是因为凯塞林的能力和技巧，他在1943至1944年间的成就无需多做评论。他令人羡慕地拥有一些能干的下属——维廷霍夫、麦肯森、莱梅尔森、赫尔(Traugott Herr)、森格尔和海德里希等。他也有着所有将领无不渴求的运气：对手不断地重复犯错，恶劣的天气也让对手举步维艰。凯塞林自己犯的错误也不少，这也一再让他处于灾难的边缘。但是，这个人真正的不凡之处在于，他拥有弥补过失，然后再打好下一场、下一日的战斗的杰出才能。”

1. Jeff Shaara.The rising tide:A novel of World War II.New York,NY:The Ballantine Books,2008.p.487.
2. Teddy D.Bitner.Kesselring:An analysis of the German commander at Anzio.Fort Leavenworth,KS:U.S.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1985.p.22.
3. Heinrich von Vietinghoff.“Chapter VI – The Tenth Army Campaign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Ital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Battles at Salero,on the Volturno,Garigliano,Sangro and for Cassino.” In:The Campaign in Italy (MS# T-1a).U.S.Army Historical Division,December1947.p.1.
4. 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p.32.
5. Robert M.Citino.The Wehrmacht retreats:Fighting a lost war.p.247-248.
6. Eberhard von Mackensen.“Supplement to Chapter 12.” In:The Campaign in Italy (MS# T-1a).U.S.Army Historical Division,December1947.p.28.
7. Charles Messenger.The last Prussian:A biograpgy of Field Marshal Gerd von Rundstedt 1875-1953.London,UK:Brassey’s,1991.p.229.
8. Mark Clark.Calculated risk.New York,NY:Ballantine Books,1956.p.120.
9. Christopher Chant,et al.Hitler’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New York,NY:Chartwell Books Inc.,1976.p.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