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与受审：“烈士”与“巨骗”

1945年3月10日，凯塞林出现在位于齐根贝格(Ziegenberg)的西线总部，他的老部下、西线参谋长韦斯特法尔立即向他汇报了局势，后者战后曾这样写道：“……我马上就发现他变了。当然，他还没有从一场严重的事故中恢复过来，但是，在我汇报期间，他有时拒绝接受，有时表示不信，有时又若有所思地微笑。当我指出部队危险的虚弱状态……并询问他是否不相信时，凯塞林答复说‘元首告诉我的完全不同’。于是我要求他解除我的职务……元帅立即拒绝了，说他对我有着毫无保留的信任。”如果说韦斯特法尔的言辞还不足以令凯塞林意识到西线局势的糜烂程度，那么，次日与B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的会面就彻底惊醒了他。当时，他想把自己在意大利战场的防御经验介绍给莫德尔，早被战局折磨得心焦力瘁的莫德尔顿时失去耐心，生硬地称自己拒绝接受“一个不了解西线的总司令给他上课”。凯塞林尴尬地重述了凯特尔描绘的局势，不想莫德尔大发脾气，并高声嚷道：“我不想听他们说的任何事，所有麻烦都来自他们!”显然，莫德尔的不满已到了完全不加抑制的程度，连倾诉对象是谁都毫不顾忌。极可能是莫德尔的一通发作，让凯塞林对局势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后者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空军仍在尽最大努力，但他们也无法取得一场胜利。他们已经气馁了……或许需要做些什么来重振地面支援，来擦亮空军已然暗淡的光环，或许这也太迟了？补给情况很糟，某些地区的局势非常危急……后方部队出现了解体迹象，失踪者的数目足以说明局势有多糟糕……在军官间能听到政治性对话，这不仅会削弱抵抗意志，也会滋生失败主义倾向。”

1945年3月，凯塞林调任西线总司令后，意大利战场最高指挥官变成了维廷霍夫。这位上将与盟军建立联系后，于4月29日签署了意大利德军的单独投降协议。

摄于1945年5月8日的贝希特斯加登，凯塞林在这个熟悉的地方变成了俘虏，图为他与第101空降师师长泰勒(Maxwell D.Taylor)的合影。泰勒对待凯塞林的随意和友善态度，曾在美国引起过舆论攻击。

摄于1945年4月底5月初，左三为森格尔将军，左四为代表维廷霍夫签字的C集团军群参谋军官施魏尼茨(Viktor von Schweinitz)中校。

摄于1945年11月24日的纽伦堡，凯塞林(最靠外者)正与其他战俘准备进餐。

摄于1945年11月的纽伦堡审判期间，凯塞林在这里出庭作证。

尽管只有残破的55个师对付占尽优势的85个盟军师，但凯塞林给西线德军的命令只有两个字：坚持!不过，德军溃败的速度之快，并没给凯塞林留下多少施加意志和影响力的时间与空间，他觉得自己像汪洋中的孤舟一般无助，乐观的微笑也很少再浮现在脸上。盟军从雷马根和奥本海姆桥头堡相继突破，萨尔和法尔茨(Palatinate)迅速告陷；B集团军群4月初被围在鲁尔口袋中，德国中部的命运已然注定；B集团军群4月17日解体，莫德尔4天后饮弹自尽；南部的维尔茨堡、班贝格和故乡拜罗伊特也逐一陷落……凯塞林的天空从来没有这么灰暗过。

1945年4月最后的日子里，凯塞林的职权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东线的中央、南方和东南集团军群、意大利的C集团军群以及西线的G集团军群和上莱茵集团军群等，全都归他节制。4月29日，维廷霍夫在意大利率部向盟军投降，凯塞林得悉后立即解除了他的职务，还试图逮捕这位忠诚的老部下。次日，希特勒自杀，末任元首邓尼茨组织新政府后谋求向盟军投降，他任命凯塞林担任德国南部、奥地利、捷克和南斯拉夫等地区的全权代表。5月9日，凯塞林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向美军投降，第101空降师师长泰勒将军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一家饭店约见了他。泰勒不仅允许凯塞林佩戴勋饰和手持元帅权杖，还与他一起轻松饮茶，这些照片传回美国后曾引起过轩然大波，“绅士间会面的温馨气息”立即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尽管凯塞林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和最后的西线作战中曾让美军吃尽苦头，但似乎美国人对他并无恶感。

5月15日，凯塞林在奥格斯堡被勒令交出勋饰和元帅权杖，随后被带往卢森堡的蒙多尔夫(Mondorf)受审。按照韦斯特法尔的说法，凯塞林在这里“坚强得像块石头”，在意气消沉的被俘将领间显得鹤立鸡群。凯塞林劝告同被拘押于此的戈林，“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做的事负责，必要时带着尊严地死去”。他还试图“鼓励、帮助和指引高官们顽抗到底”。当年11月，凯塞林作为证人在纽伦堡出庭作证，不久后被关入纽伦堡的监狱，曾被单独监禁5个月，这段日子也被他自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元帅和将军们的尊崇与光环被剥扯得丁点不剩，不仅受到严密的监视和言语羞辱，还要忍受6名将军同挤一间监舍的待遇。凯塞林的自尊受到了沉重打击，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摄于1946年3月，凯塞林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作证时宣誓。

1946年夏，凯塞林在阿伦多夫参与了美军战史部门组织的访谈与写作计划。9月20日起，他被押往伦敦肯辛顿监狱，由斯考特兰(Alexander P.Scotland)中校对他进行仔细讯问。期间，凯塞林首次听说英方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对他提起诉讼。11月18日至30日间，凯塞林在罗马为两位老部下出庭作证——前第14集团军指挥官麦肯森、罗马城防司令梅尔策(Kurt Maltzer)被指控于1944年3月24日报复性屠杀335名意大利人。这件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1944年3月23日，德军“博尔扎诺警察团”(Polizeiregiments Bozen)3营11连的一队警察在罗马街头行军时，遭到意大利游击队袭击，当场有28名警察被炸死，稍后又有多名重伤者丧生。参与袭击的16名游击队员成功逃脱。德军按规定进行了调查，梅尔策与驻罗马的帝国保安总局头目卡普勒(Herbert Kappler)一起勘察了现场，并向C集团军群总部做了汇报。由于凯塞林和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均不在总部，集团军群作战部长贝利茨(Dietrich Beelitz)上校要求梅尔策联系麦肯森，后者则将此事立即上报到最高统帅部。下午晚些时候，希特勒下达了报复令——每死1个警察枪毙30至50个意大利人。贝利茨抗议这种残忍的报复手段，而梅尔策和麦肯森稍后商定，以1比10的比例枪毙意大利人。当晚，卡普勒向返回总部的凯塞林报告称，已有足够的死刑犯或“罪当至死”的意大利人可供枪决。8时许，凯塞林对希特勒命令中“枪毙人质”的措辞稍稍做了修改(德军实际上并未扣留任何人质)，而后将命令转给麦肯森执行。据说，希特勒稍后又下达了一条指令，要求帝国保安总局负责行刑。韦斯特法尔高兴地看到“不用再由国防军负责”，麦肯森随后于午夜时分通知梅尔策“一切由帝国保安总局负责”。不过，卡普勒并没有凑够足够的“死刑犯”或“罪当至死”的囚犯，于是他拿几十名犹太人、平民和战俘凑数。24日午后，335名意大利人在罗马南面的阿尔地蒂尼山洞(Ardeatine Caves)被杀害。

1946年11月30日，英军军事法庭判处麦肯森和梅尔策死刑，这一天被意大利媒体称为“国家的节日”，不出意外，凯塞林和其他前将领愤怒无比，称之为“政治判决和报复”。凯塞林联络一些前将领替两人申诉，还给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亚历山大元帅、蒙哥马利元帅及哈尔丁将军写信求援，甚至搬出梵蒂冈的教皇。在各方的游说和压力下，哈尔丁将军在1947年7月4日将前述两人改为终身监禁。同日获得宽大处理的并不止这两个人，竟然还有凯塞林自己!

对凯塞林的审判始于1947年2月17日，他被威尼斯的英军军事法庭指控犯有两条战争罪行：其一是参与了阿尔地蒂尼山洞的报复性屠杀；其二是指控他在1944年6月至8月间煽动和指挥报复性屠杀，造成了大量意大利平民的丧生。对于第一条指控，凯塞林只承认整个事件中自己只是向麦肯森传达希特勒的命令，而且他也确信只有已被判处死刑者才被实际枪杀。韦斯特法尔和其他军官出庭为之作证，但法庭发现，凯塞林的陈述与证人的证词间存在不少矛盾。1944年3月23日夜，凯塞林从前线回来后，是否收到了希特勒的第2道命令，这件事本身曾令法庭非常困惑——凯塞林坚称不知情，韦斯特法尔却说自己连夜叫醒了凯塞林并做了汇报。不过，对于“3月23日凯塞林在南方的卡西诺防线视察，当夜才返回总部”的说法，法庭予以采信。对于第二条指控，凯塞林展开了猛烈的辩护。1944年6月4日盟军占领罗马后，亚历山大曾向意大利人呼吁：“……不管你们在哪里遇到德国人都要杀死他们；你们要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亚历山大的言论无疑是火上浇油，意大利许多地方当时都出现了暗杀和袭击行动，盟军和德军都认为已无法避免把恐怖和血腥报复强加到平民头上。凯塞林于6月18日发布过两份命令，声称要对任何超出容忍底线的敌对行动进行最激烈的报复。7月，凯塞林为约束部队和加强纪律，曾命令就地枪决实施抢劫和强奸的德军官兵，而对游击队和平民的清剿屠杀，直到9月份墨索里尼表达了不满时，才算有所收敛。凯塞林在法庭上表示不理解自己为何被指控煽动战争，他认为野蛮和残忍是任何战争都无法避免的副产物，暴行是“狂野的热情、对战争的愤怒或纯粹是出于报复而造成的”。凯塞林虽对平民的伤亡感到遗憾和后悔，但他强调，这些伤亡的根本原因不是他发布了什么命令，而是“游击战本身就违背了国际法”!最惊人的是，他还狡辩说必须在战争的总体情景下“接受平民伤亡这个事实”，特别是意大利人“赌博般脱离了德国的庇护，伤亡实为咎由自取”。凯塞林显然回避，或者说忘记了一个事实——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本身就是对国际法的最基本的背离。意大利平民和游击队因反抗占领军而招致的屠杀，在凯塞林眼中不过是咎由自取——这真是只有日本战犯为自己辩护时才说得出口的可耻论调。

摄于1947年2月的威尼斯，凯塞林正在前往法院受审的路上。

摄于1947年2月的威尼斯，凯塞林在英国军警的押送下前往法庭。

摄于1947年6月的沃尔夫斯堡(Wolfsberg)监狱，左为原第14集团军指挥官麦肯森，右为原罗马城防司令梅尔策。凯塞林依然面带笑容，可能“乐观”就是他留给后人的最深刻的印象。

5月6日，英军军事法庭宣布判处凯塞林死刑。消息传出后，不仅德军老兵群体群情激愤，就连英国也出现了一片抗议浪潮。丘吉尔第一时间指出量刑过重，并开始着手干预。时任加拿大总督的亚历山大致电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时称：“作为老对手，我对凯塞林没什么好抱怨的。他和他的战士们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但并不肮脏。”亚历山大在1943年就曾对凯塞林的战术水准和防御能力表示过钦佩，1961年时更在回忆录中赞扬这位对手“在解救因受错误情报误导而陷入危机的部队方面有着杰出的才能”。曾任第8集团军指挥官的利斯爵士也在1947年5月向媒体表示：“凯塞林是一位极其勇敢且光明正大作战的战士，对于英国把胜利者的审判强加到凯塞林身上，我感到难过。”

7月4日，经历了等待执行死刑的8周煎熬后，凯塞林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从10月起在威斯特法利亚州的维尔监狱开始服刑。凯塞林服刑期间，西德于1949年5月立国，西方与苏联之间也拉开了冷战的铁幕。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以亚历山大元帅和李德·哈特等为首的群体一再游说英国当局释放凯塞林，与该群体关系密切的丘吉尔在1951年重新当选为首相，随后加快了释放德军战俘的步伐。西德老兵们成立了一大批老兵协会，代表众多老兵组织的“德国战士联盟”(Verband deutscher Soldaten)在1951年9月成立，前海军上将汉森(Gottfried Hansen)

以身后的老兵组织为后盾，为释放凯塞林等在押战犯摇旗呐喊。为凯塞林担任过辩护律师的著名大律师拉特恩泽尔(Hans Laternser)，从1950年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向人们描绘凯塞林的“英雄形象”，称“凯塞林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错误的定罪和悲剧性审判使一个无辜者至今仍身陷囹圄”。拉特恩泽尔对舆论和公众的影响很大，一时间使凯塞林成为大众眼中的“烈士”，自由民主党籍国会议员门德(Erich Mende)甚至还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声称：“凯塞林正为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服刑。”凯塞林在狱中与阿登纳总理建立了联系，后者在1952年明确表示，西德是否加入欧洲防御共同体的决定，取决于德国军事人物能否获释。这一强烈信号给英美当局施加了巨大压力，凯塞林的命运也随之出现重大转机。1952年7月，凯塞林因喉癌出狱就医，期间接受了空军老兵协会、非洲军老兵协会和右翼组织“钢盔党”等三个组织的荣誉主席称号。

1952年10月22日，英国当局以健康原因释放了凯塞林。三天后，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自己的获释是“理所当然的常识”，对英国和西德政府的努力没有任何感激之意。他一反获释战犯的低调姿态，视自己为“复仇心切的盟国司法制度的牺牲品和烈士”。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呼吁释放所有在押战犯和战俘，甚至放言：“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未受到审判的战争罪行”——新闻媒体自然会将此评论与盟军自身的战争罪行联系起来。显然，凯塞林一方面视自己为无辜者，另一方面又觉得有资格和义务为老兵代言。凯塞林的言行不谨对自己的形象造成了损害，西德政府发言人曾直言对凯塞林的幼稚感到震惊，建议其以后“慎言”。

1952年夏秋是凯塞林战后声望的一个高点，但此后开始急剧下降，其主要原因大约有三：首先是凯塞林在195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把自己美化成“战争中的绅士”，有意忽略或否定国防军和党卫队的战争罪行，仍对希特勒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忠诚”，西德当时有不少人还希望他依然被拘押。其次，凯塞林似乎对西德政治和民意的体察非常迟钝，不停地以证人面目出现在司法当局对前国防军将领的审判中：先是1954年为曾在其麾下指挥第82军顽抗到底的托尔斯多夫作证，后又为有“魔鬼将军”之称的舍尔纳出庭作证。这些将领受到指控的罪名都是在战争末期随意枪毙德军官兵，凯塞林在证人席上的频频现身，使本来就对将领群体毫不容情的舆论，连带着将他一起冷嘲热讽。有人甚至说，凯塞林不自重地频频出庭，实际上把人们之前对将领群体的同情一扫而光。第三，1954年3月至4月间，凯塞林携妻子造访奥地利时曾与当地老兵组织取得联系，还探讨了如何援助奥地利战俘的亲属，结果给西德带来了外交麻烦——苏联和奥地利当局对凯塞林的活动均表示不满，奥地利还下了逐客令，但他根本不予理睬。新闻媒体对此事做足了文章，使凯塞林不合时宜的形象再次凸显于世。

凯塞林没有从社会批评中学到什么教训，反而对自己的作为从不表示后悔或遗憾。1957年后，凯塞林基本上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过了三年安静的生活后，他于1960年7月15日病逝于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最后被葬于巴特维泽(Bad Wiessee)的乡间公墓。出席葬礼的除了“钢盔党”等组织的成员外，也有一些曾经显赫的人物，如邓尼茨、前首相巴本(Franz von Papen)、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和舍尔纳等。韦斯特法尔代表曾在非洲和意大利战斗过的老兵发言，称颂凯塞林是“一位值得敬仰、善待官兵的人物”。时任空军总监的卡姆胡贝将军，则代表前空军和西德联邦国防军致辞，称凯塞林将“以其早期的成就，而非晚近的活动为后人所铭记”。

凯塞林虽然故去了，但对其军事生涯和战争罪行的评价远称不上盖棺定论。虽然从并亲身参与过对游击队和平民的血腥镇压，但作为事实上的“意大利摄政王”，凯塞林未能控制事态发展和约束部队，反而以命令方式将暴行合法化，因此他永远也难辞其咎。在阿尔地蒂尼山洞屠杀案中，由于凯塞林与韦斯特法尔等人的证词相互矛盾，法庭当时就怀疑其中必然有人做了伪证，而且怀疑凯塞林说谎的可能性更大，但一直苦无证据。

摄于1945年12月1日，原德军第75军军长多斯特勒尔被处以绞刑的场景。

凯塞林与其妻子的墓穴，位于巴伐利亚州巴特维泽的乡间公墓。他的墓穴距离勃洛姆堡元帅的墓穴只有几步之遥。

1997年，曾是二战老兵的美国历史学家雷伯尔(Richard Raiber)经过长期研究，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发现了重大线索。他的研究表明，凯塞林和韦斯特法尔等人都在1947年向军事法庭撒谎，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决定335名意大利平民命运的1944年3月23日和24日，凯塞林本人并未去巡视卡西诺防线，也没有在23日夜返回总部。那么，那天夜里他到底在哪里？雷伯尔遍查包括电话记录的各种战时档案，还采集到凯塞林飞行员的飞行日志，发现这位元帅在3月22日至25日期间，实际上是在意大利北部检查海岸防御工事，因此不可能在23日夜回到总部——这就彻底推翻了凯塞林等人的一切供述。雷伯尔感到大惑不解，既然凯塞林与屠杀平民案没有直接牵连，他为什么还主动兜揽责任，难道就因为他的确是一直自我标榜的“士兵们的元帅”吗？

雷伯尔怀疑凯塞林一定隐藏了极深的秘密。毕竟，承认屠杀平民案中上传下达的责任，也许不会遭到过重的惩罚，凯塞林很可能犯有更重的罪行，因而主动承担自认为较轻的罪名，而隐藏了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其他罪行。雷伯尔注意到，凯塞林3月24日的落脚点是意大利北部的利古里亚(Liguria)，具体是在多斯特勒尔将军的第75军。两天前的22日，美军一支由15人组成的特遣队在拉斯佩齐亚(La Spezia)以北100公里处登陆。这支被称为“金尼特遣队”(GINNY OG)的小部队奉命到德军后方破坏铁路隧道，但还没来得及执行任何任务，甚至还未放出一枪一弹，就向闻讯赶来的少量德军投降了。24日，身着美军军服的俘虏们被送到拉斯佩齐亚的第135岸防旅旅部，这里距凯塞林当晚的下榻处仅有22公里。多斯特勒尔向岸防旅旅长阿尔默斯(Kurt Almers)上校下达了枪毙俘虏的命令。26日晨，不幸的美军战俘们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匆匆处死。雷伯尔强烈怀疑是凯塞林做出了杀俘决策——多斯特勒尔不可能不知道，未经审判即行杀俘是违反海牙公约的战争罪行，在战区最高长官近在咫尺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不做请示就擅自处死俘虏。令雷伯尔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铁证来证实凯塞林不仅知情和参与此事件，而且正是他本人下达的行刑令。但雷伯尔发现，1944年4月初，凯塞林曾命令多斯特勒尔销毁一切有关“金尼特遣队”的审讯记录与文件，这种做法颇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

1945年5月3日，多斯特勒尔在意大利西北部向美军投降时，承认下令处决了“金尼特遣队”的15名美军，但强调说自己并非自作主张，而是根据希特勒的指令行事——纳粹元首确曾有令，对在德军后方进行颠覆活动的一切军民格杀勿论。多斯特勒尔很快被逮捕、审讯和判处死刑，他在绝望中曾向凯塞林和韦斯特法尔求援，但被前长官们无情地拒绝。多斯特勒尔于当年12月1日被绞死，但在死前一直没有供出到底是谁下达的命令。不过，盟军对多斯特勒尔的快速审判和处决，可能吓坏了凯塞林——如果美军发现了“金尼特遣队”杀俘案的真相，在指挥层次上仅次于希特勒的凯塞林肯定会被枪毙。雷伯尔推测，可能是在恐惧心理的驱使下，凯塞林利用1945时战俘营管理依然混乱的机会，与韦斯特法尔等人议定，要不顾一切地掩盖“金尼特遣队”被杀的真相，消除他们与此案有牵连的任何蜘蛛马迹。为此，凯塞林不惜在1947年公然撒谎，韦斯特法尔等人也沆瀣一气，同做伪证，以掩盖杀俘真相。雷伯尔曾感叹道：“……当一个人的头颅已伸进绞索时，鲜有人还能坚持不撒谎，凯塞林也不例外。”出乎凯塞林意外的是，他的策略并没有取得成功，自以为在平民屠杀案中只是上传下达的小角色，但依然获得了死刑!可以想像凯塞林该有多么失望、郁闷和愤怒，精心编排的证词和辩护到头来还是要付出项上人头。

时光荏苒，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1997年6月，曾任凯塞林的作战部长，与韦斯特法尔一起为元帅作证的贝利茨上校，终于在90余岁高龄时承认：“1944年3月24日，凯塞林确实是在利古里亚。”这样一句简短平淡、但内涵极深的话，不知能拨开多少笼罩在凯塞林身上的迷雾。曾经自认为，也被德国和英国人认为是“体面的战场绅士”的凯塞林，本以为自己那些“强加之罪”会被光阴荡涤得一干二净，更以为那隐藏极深的杀俘罪行也会随他一起埋葬在坟墓里，却怎么也难以料到半个世纪后还是被人掘了出来。不知这位乐天派，是否还能在天国笑意盈盈？

凯塞林到底是德国人心目中曾经的“英雄”、纳粹帝国的“烈士”，还是英国人眼中的“绅士”、美国人指斥的“巨骗”，抑或“管他是什么的”？他或许都是，或许又都不是，一切取决于时间和立场。历史，毕竟是由一个个国籍、信仰、立场与个人经历迥异的史家所撰写的。

1. Siegfried Westphal.The Germany Army in the West.p.206.
2. Albert Kesselring.A soldier’s record.p.291.
3. Richard Raiber.Anatomy of perjury.p.41-42.
4. 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p.43.
5. 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p.359.
6. 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p.130.
7. 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p.299.
8. Richard Raiber.Anatomy of perjury.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