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当代事件论文集》序

出于实际的原因，医疗心理治疗必须面对心理的整体。因此，它必定要跟所有因素妥协，包括社会、思想以及生理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对于心理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政治热情在熊熊燃烧，内部动荡把国家拉到混乱边缘，我们世界观的根基四分五裂。这些关键事态对于个体心理生活有着巨大影响，医生们必须以不同寻常的关注度来跟踪其结果。暴风骤雨般的事件不仅从外部大世界汹涌地向他们横扫过来，即使是在安静的咨询室和私密的医疗咨询中，他们也能感受到这股风暴的狂烈影响。由于他们对病人负有责任，他们不能退缩到不受干扰的科学工作的平静小岛上，而必须不断跳到世界大事的舞台上，加入到充满相互冲突的激情和观点的战斗中去。倘若他们对这些骚乱保持淡漠，他们所处时代的灾难也会自远方向他们袭来，而痛苦中的病人将找不到人来倾听和理解他们。医生们将不知如何与他们交谈，帮助他们走出孤立状态。由于这个原因，心理学家无法避免去应付当代历史，即便他们自己的心灵想避开那些政治喧嚣、充满谎言的宣传以及政客们刺耳的演讲。至于他们作为市民的职责就更不用提了，这也把同样的任务摆在了他们面前。作为医生，他们在这个方面负有对人类更高的义务。

因此，我不时会觉得有必要跨出我本身职业的惯常界线。心理学家的经验是一种特殊的经验，我认为一般大众也许会发现听听心理学家的观点也不无用处。这绝不是一个牵强的推论，因为哪怕是最天真的普通人，他也必会看到了许多当代人物和事件都迫切寻求心理学阐释。有什么时候精神病理症状比在当代的政治局势中更昭然若揭的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插手今天的政治问题。但这么多年来我写了一些文章，表明自己对于目前所发生事件的反应。这些文章均完成于1936——1946年间，本书就是这些偶然之作的一个集子。我的思想特别专注的自然是德国。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是我的一个问题。我的表述显然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误解，这无疑主要是在于在许多人看来我的心理学观点是新的、陌生的。我不愿进行长篇大论的争辩，去厘清这些误解。与其这样，我认为把我其他作品中针对同一主题的段落收集起来编成一本后记要简单得多。这样，读者们就可以自己从这些事实中获得一幅清晰的图像了。

沃旦

德国土地上宗教派别林立

接近幸运的异教信仰

心之囚人回报极少

最终他们会回头寻找

——诺查丹玛斯预言，1555年

我们回顾1914年之前时，发现那时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在战前根本无法想象的事件。那时我们甚至开始把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视为无稽之谈，认为这样的荒谬之事在我们这样理性、有国际组织的世界中将越来越不可能发生。战争爆发之后发生的事成了不折不扣的群魔会。处处都是疯狂的革命、版图剧烈变动、政治后退到中世纪甚至古代原型、独裁国家吞并邻国并把关于专制主义宣称的理论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迫害、大规模的政治谋杀，最后我们还亲历了对和平的、半文明状态民族海盗式的洗劫。

随着这些事情在大千世界中发生，在其他领域小规模地出现同样令人奇怪的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哲学领域，我们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有人能评估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年代。不过在宗教领域里，我们马上就看到发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事情。在俄国，辉煌壮丽的东正教被无神运动取而代之，对此我们丝毫不觉奇怪。实际上，当一个人从烛光林立、迷宫般的东正教教堂走出来，走进一个朴朴素素的清真寺，那里上帝庄严而无形的无所不在没有被冗繁的圣物挤走，这个人真的会大松一口气。尽管这些“科学”反应毫无品位、愚蠢至极，尽管它们处在一个可悲的、精神低下的层次，19世纪的“科学”启蒙不可避免会有一天降临俄国。

但是，令人好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令人兴奋的是，沃旦，这个古代风暴和狂暴之神，这个长期以来都保持沉寂的神，会像死火山一样苏醒过来，在一个很久以来就被视为脱离了中世纪的文明国家里再次兴风作浪。我们在德国青年运动中见到他苏醒过来，在一开始就用几只羊的鲜血来庆祝他的复活。人们看见金发青年，有时候还有女孩，以背包和琉特琴为武器，不眠不休地流荡在从北岬角到西西里的每条道路上。他们是那个漂泊之神的忠实信徒。后来，在魏玛共和国晚期，流浪者的角色就被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接过来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毫无目的地走在旅途上。到1933年，他们不再流浪了，而是以数万之众前进。希特勒的运动实际上是让整个德国站立起来，下至五岁黄毛上至垂垂老者都卷入其中，创造了一个让整个国家从一个地方迁徙至另外一个地方的奇观。流荡者沃旦开始行动了。我们看见他坐在北德一个属于某头脑简单的派别的人的礼拜堂上，面露愧色，假装成坐在白马上的基督。我不清楚这些人是否知道沃旦跟基督和狄俄尼索斯这些人自古以来有什么牵连，但很可能是不知道。

沃旦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流浪者，他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制造动乱，激起纷争，他还能使魔法。很快，他就被基督教变成恶魔，仅仅作为幽灵般的猎手存活在渐渐淡去的地方神话里。人们看到他的随扈在暴风雨之夜像鬼火般忽隐忽现。到了中世纪，不知疲倦的流浪者的角色被犹太流浪汉亚哈随鲁接过来了。这不是犹太神话，而是一个基督教神话。没有接受基督的流浪者母题投射到了犹太人身上，就像我们总在别人身上重新找到自己潜意识中的心理内容一样。不管怎样，反犹太主义跟沃旦复活的巧合也许是一个值得一提的微妙的心理现象。

用羊作为供品来庆祝这个至点的德国青年并不是最先听到潜意识的原始森林发出沙沙声响的人。尼采、舒勒、施特凡·格奥尔格、路德维格·克拉格斯早就预料到了它们的到来。莱茵兰（德国莱茵河以西地区的通称——中译者）跟美茵河以南的乡村文学传统具有无法轻易消除的古典印记。所有对陶醉和热情的阐释都会被追溯到古典模型上，追溯到狄俄尼索斯、永恒的少年、开天辟地的爱神上。毫无疑问，把这些东西解释成狄俄尼索斯在学者的耳中当然要好听一些，但沃旦也许是更正确的解释。他是风暴和狂暴之神，是激情的释放者和战争的欲望。不仅如此，他还是个高超的魔法师和错觉方面的艺术大师，精通各种充满玄机的秘密。

尼采的情况真的是很特殊。他对德国文学一无所知，却发现了文化上的“腓力斯人”。他宣布“上帝死了”，让查拉图斯特拉与一个无名的神不期而遇。这个神有时像敌人一样接近他，有时又装扮成查拉图斯特拉本人。查拉图斯特拉自己也是个预言者，是魔法师，是暴风：

我将像风一般在他们中间吹舞，我的精神将带走他们精神的呼吸；因而我的未来就可为所欲为。

真的，对所有低矮之物来说查拉斯图拉就是一股劲风。他给仇敌和喷吐之物这个忠告：

“注意不要对着风吐。”

当查拉图斯特拉梦到自己是“死神之堡的孤独的山上”守坟者而想用力把门打开时，突然一阵大风暴扑开了两扇门叶：它尖锐地呼啸着，狂刮着，抛给我一个黑棺：

在呼啸中，在喧闹中，黑棺自己裂碎了，而吐出了千百个笑。

门徒给查拉图斯特拉解梦说：

你自己不就是那阵风，锐呼着扑开死神之门吗？

你自己不就是那个黑棺，充满着多色的恶与生命之天使的丑脸吗？

在1863或1864年，尼采在《献给未知的神》一诗中写道：

我想要认识你，未知的神，

你曾探索我灵魂的深处，

且像风暴般吹袭我的生命。

你虽不可解，确是我的亲人，

我想要认识你，甚至服侍你。

20年后，尼采在《北风颂》中写道：

北风，你追逐着云，

吹散阴郁，横扫九天，

掀起暴风，我深爱你！

难道我们不都是来自同一个母体

孕育的头一批果实？

永远注定有着同样的命运？

在被称为《阿利亚娜的悲叹》的酒神颂中，尼采完全成为了猎神的牺牲品：

就这样躺着、弓着腰、扭曲着身体，

一次一次，没完没了地受苦痛折磨，

挨你的痛打？

你为何睨视人寰，

对人的痛苦毫不厌倦，

眼里闪着神的凶光？

你不想杀人么，

只是不停地折磨、折磨？

而且为何偏偏要折磨我，

你这存心不良的、未知的神？

这个吓人的猎神形象并不仅仅是用酒神来做修辞手法，而是基于尼采本人十五岁时在普夫达的一次经历。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在一本书中就描述了这件事。那是一个夜晚，尼采正在一片阴暗的林子里闲荡，突然“附近的疯人院里传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没多久，他就面对面地碰到了一个“面目狰狞”的猎人。猎人“在一个四周都是野灌木的山谷里”把哨子放在嘴边，“吹出一股尖锐的气流”，让尼采失去了意识，不过他又在普夫达醒过来了。这是一个噩梦。有意思的是，尼采实际上是要去路德的艾斯来本市，但他在梦中却跟猎人谈起了去“特兹肯泰尔”（日耳曼人的山谷）的问题。任何耳朵没问题的人都不会听错风暴之神在夜间山林中尖锐的口哨声。

难道真的只是尼采作为古典语言学家的这部分让这个神被称为狄俄尼索斯而不是沃旦？或者这也许是因为他跟瓦格纳宿命般的会晤？

在首版于1919年的《没有空间的帝国》一书中，布鲁诺·格茨通过一个非常奇怪的幻象看到了德国即将发生的事件的秘密。当时我觉得这就是对德国的天气预报，所以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本小小的书。它预见了观点领域和生活之间的冲突，预见了沃旦作为风暴之神和沉思冥想之神具有两面性的冲突。沃旦的橡树枝掉了时，他就消失了。当看到基督教的上帝无力阻止基督徒手足相残时，他又出现了。当罗马教宗只能在上帝面前无力地悲悼被隔离种族的命运时，单眼的老猎手站在日耳曼森林边一边狂笑，一边给坐骑八脚神马套上鞍具。

我们一直深信现代世界是个理性的世界，我们的观点是建立在经济、政治和心理因素之上的。但如果我们可以暂时忘记我们生活在公元1936年，暂时把我们善意的、太过人性的理性放到一边，如果我们可以把对当代世界的责任放在上帝或诸神身上而非凡人身上，我们就会发现沃旦很适合来作因果假设。实际上，我要斗胆提出一个离经叛道的说法：沃旦性格上的深不可测比所有三个因素加起来更能解释国家社会主义。这三个因素每一个都无疑解释了德国所发生之事的一个侧面，但沃旦解释得更多。他在解释那些在德国人之外的人眼中十分奇怪的普遍现象上尤其有启发性。这些人即使再冥思苦想也很难理解这些现象的。

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普遍现象总结为Ergriffenheit，即一种中邪或灵魂附体的状态。这个词假定既有Ergriffener（被附体者），也有Ergreifer（附体者）。沃旦是人的附体者。除非有人想要神化希特勒（确实有人这么做），沃旦就真的是唯一的解释。在这点上沃旦确实跟他的表亲狄俄尼索斯一样，但狄俄尼索斯似乎主要只针对女人施加影响。狂女是一群女突袭兵，她们在神话故事里是非常危险的。沃旦把自己限制在狂战士中，狂战士找到的工作是做神话中诸王的黑衣社。

尚属于幼儿期的心灵会认为诸神是独立存在的形而上的实体，而别人则会视之为饶有趣味或迷信创造出来的东西。在这两种观点中，把沃旦的复活比喻成撼动德国的社会、政治和心理风暴至少也有作为寓言的价值。但由于神无疑是拟人化的心理力量，明确肯定他们形而上的存在就如同声称他们可以被创造一样是一个智力上的假设。尽管我们喜欢把玩意识与心理即为一体的看法，但“心理力量”跟有意识的心灵是没什么关系的。这又是一个智力上的假设。与“心理力量”更相关的是潜意识的领域。我们对理性解释的狂热显然是源于我们对玄学的恐惧，因为这两者永远是势不两立的兄弟。因此，当有什么意外之物从黑暗领域中向我们靠近时，我们要不就把它视为来自外界因此也是真正的东西，要不就是认为它是幻觉因而不是真实的事物。当代人根本没有想到真正或真实的东西会不是来自外界。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也为了避免成见，我们当然也可以舍弃“沃旦”这个词而改用条顿式愤怒。但我们只是用一种不太准确的方式在表示同一个东西而已，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愤怒只是对沃旦进行了心理化，除了告诉我们德国人处于“愤怒”状态中之外就再无别物了。这样我们就看不见这个现象最奇特的特点，也就是附体者和被附体者戏剧化的一面。德国人现象令人难以忘怀的地方就在于一个显然是“中了邪”的人传染了整个国家，以至于把一切都动员起来，转入万劫不复的道路。

我认为沃旦的假设是直中要害的。显然，沃旦其实只是在基弗霍伊泽山中沉睡，后来渡鸟们把他叫醒，宣布天破晓了。沃旦是德意志心理的一个根本特征，一个非理性的心理特征。它像处于文明的高压之下的旋风，把文明吹得无影无踪。尽管沃旦的崇拜者非常古怪，但他们对事物的判断似乎比理性的崇拜者还要正确。显然大家都忘记了沃旦是首个关于日耳曼人的重要数据，他最真实地表达了日耳曼人所独有的一个根本特征，并且不可超越地将这个特征拟人化。张伯伦的症状让人怀疑其他蒙着面纱的神也许还在其他地方沉睡。强调日耳曼种族（粗俗的称法是“雅利安人”）、日耳曼的遗产、血液和土地、瓦格纳的歌、《女武神的骑行》、基督是个金发碧眼的英雄、圣保罗的母亲是日耳曼人、魔鬼在所有地方都是装扮成犹太人或共济会会员的阿贝里希、北欧的北极光是文明之光、地中海周围的种族要低人一等，这些都是当时上演的那场戏剧不可或缺的舞台布景，它们都意味着同一件事：有个神附体在日耳曼人身上，让他们的房子充满了一股“摧枯拉朽的劲风”。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希特勒掌权不久之后在《笨拙》杂志上就出现了一幅漫画，画上暴烈的狂战士将他身上的绑带撕得粉碎，把他释放出来。德国已经爆发了飓风，但我们依然以为天气晴好。

尽管不时会从北边或南边吹来一缕轻风，但瑞士的情况相较而言还算平静。有时风会发出一丝不祥的声音，有时又只会轻轻地、甚至让人陶醉地低语，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觉。“睡狗莫惹”，我们用这句谚语的智慧心安理得地过着日子。有人说瑞士人是出奇地不喜欢自惹是非。我必须对这一指控予以反驳：瑞士人确实有自己的问题，但他们决不会说出来，即便是他们看见了风往哪边吹。因此我们会对德国这个风暴和紧张的时代致敬，但决不会对此品头论足，这让我们觉得自己远比别人高明。

最重要的是，这给了德国人一个机会，也许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去审视自己的内心，了解灵魂的险境是什么，基督教想拯救人类的又是什么。德国是一片处于精神灾难的土地，大自然在那里从未曾与统治世界的理性和平相处。和平的扰乱者是从广阔的亚洲吹向欧洲的一股风，它大张旗鼓地从色雷斯到巴尔干横扫过来，把所经之国像枯叶般吹散，让世界为之动摇的思潮受到启发而找到根基。它是打破阿波罗和谐秩序的狂暴的狄俄尼索斯。激起这场大风暴的就叫沃旦。我们可以从他在历史上所引发的政治动乱和精神动荡中更好地了解他。然而，要想准确研究他的性格，我们必须回到神话的年代。那时候事物并不是从人和人的能力的角度来解释，而是寻找心理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心理的自发力量。人类的初期直觉把这些力量拟人化为神，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的特征十分谨慎、详尽地在神话中描述他们。这很容易做到，因为许多民族在潜意识中早就牢牢形成了原始类型和形象，而且这些原始类型和形象对他们也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一个民族行为的具体特征来源于隐含的形象，所以我们可以将原型称之为“沃旦”。作为一种自发的心理因素，沃旦对民族的集体生活产生影响，从而也展示了自己的本质。沃旦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理特征，跟人的本质完全不同。个人只会不时地处于这个潜意识因素不可抗拒的影响之中。当这个因素保持沉寂时，人们就像感觉不到尚未发作的癫痫一样注意不到沃旦原型。1914年的成年德国人能预见到他们的今天吗？这种神奇的转变是风之神所产生的结果，它“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它席卷挡在路上的万物，把所有根基不稳的东西连根拔起。当风刮起来的时候，它会撼动一切不牢靠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属于外部还是内心。

马丁·宁克最近发表了一本专著。这本书极好地补充了我们对于沃旦本质的了解。读者不必担心这本书是学究气的科学研究，脱离了主题。它绝对完整地保持了科学的客观中立，而且以高度谨慎的态度搜集了素材，不落窠臼地将其清楚地陈述出来。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作者对这个题材具有高度兴趣，他在心中与沃旦产生了共鸣。这并非指责之词。相反，这是本书最主要的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若非这种热忱，这种书很容易就可以沦为干巴巴的流水账。

宁克确实精彩地描绘了日耳曼原型沃旦的图像。他用十个章节对沃旦做了描述，运用了所有可能的来源，包括沃旦作为狂战士、风暴之神、漫游者、武士、愿望和爱情之神、亡者和英灵殿战士灵魂之主、秘密知识的掌握者、魔法师、诗人之神。女武神和费尔加都没有被遗忘，因为她们也构成了一部分神话背景和沃旦具有重大影响的部分原因。宁克对名字及其来源的探索尤富教益。他展示出来沃旦不仅是象征着潜意识的本能和感性一面的暴怒和狂暴之神，而且他身上还显示了直觉性、激发灵感的一面，因为他懂得神秘符号，能解析命运。

罗马人把沃旦等同于墨丘利。尽管他们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沃旦在性格上其实跟任何罗马或希腊的神都不对应。比如，他跟墨丘利一样都是漫游者，又像普鲁托和克洛诺斯一样统治着死者。在情感的狂暴，尤其是善于预言方面，他又跟狄俄尼索斯有关系。奇怪的是宁克没有提到赫尔墨斯，即传达之神，他跟普纽玛（渗透万物的精神）和奴斯（理性）一样都跟风有关。他可以是联系基督教的普纽玛和圣灵降临节神迹的纽带。作为人的牧者，赫尔墨斯跟沃旦一样是附体者。宁克正确指出狄俄尼索斯和其他希腊的神总是服从于宙斯的绝对权威。这揭示出希腊性格和日耳曼性格的本质区别。宁克推断沃旦跟克洛诺斯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克洛诺斯的失败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沃旦原型在史前曾经被打倒和分裂。无论怎样，日耳曼的神代表着一个极其原始层面上的一体性，在这种心理状况下人的意愿几乎跟神一致，完全听从神的摆布。但希腊人的神却帮助人来抗击其他神。事实上，众神之父宙斯自己就几乎是个理想的慈善而开明的暴君。

沃旦在性格上不会苟延残喘，显示行将老去的迹象。当时间与他为敌时，他只会自动消失，一千多年都让人看不见他，偷偷地、间接地活动。原型就像河床一样，当河水离它们而去时，河床会干涸，但河水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它们。一个原型就像一条古老的河道，生命之水在河道中流淌了千百年，挖出了一条深深的河渠。河水在河渠里流得越久，就越有可能迟早流回过去的河床。作为社会之一员，尤其是国家一分子的个人，他的生命有可能像运河一样受到管治，但国家的生命就像奔腾的大河，完全不受人力所控，只掌握在始终比人更强大的老天手中。国际联盟应该是具有超国家的权威，却被视为需要照顾和保护的孩子，还有人认为它是胎死腹中。因此国家的生命放任自流，没有人指导，也不知道要走向何处，就像一块从山边跌撞滑落的巨石，只能被比巨石更坚硬的障碍物挡住不动。政治事件就像卡在溪谷、小河或沼泽之中的一股洪流，从一个死角流向另外一个死角。当个人卷入到群众运动中时，人力是无法控制的，这时候原型就开始行动了。当个人处于用熟悉的方式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个人生活中。但如果我们把视线投向国家的东南西北，我们就可以看清所谓的元首发动的是怎样的群众运动。

主导性原型不会永远一成不变，这从被翘首以盼的和平统治时期“千秋帝国”所设定的世俗限制就可以看出来。在整个北欧，地中海地区公正、热爱秩序、慈爱的统治者的父亲原型被打破了，就像今天基督教会所亲历的命运一样。意大利法西斯和西班牙内战表明南部的浩劫也远比想象中更为深重。即使是天主教会也再无法承受这种角逐了。

民族主义的上帝对基督教开始了大举进攻。在俄国他被称为技术与科学，在意大利被称为杜切（意大利语“元首”、“领袖”之意），在德国被称为“德国信仰”、“德国基督教”，或者国家。“德国基督教”在讲法上就是个悖论，还不如干脆加入豪尔的“德国信仰运动”。这些都是一些正派而善良的人，他们不讳言自己被灵魂附体，想找到办法来适应这个无可否认的新情况。他们把这个情况蒙上一件意在和解的历史外套，让我们安慰地瞥见到梅斯特·厄克哈这样既是日耳曼人又被附体的伟人，费尽心思想让这种情况看起来不是那么令人惊恐。这样就避免了附体者是谁的问题。附体者永远都是“上帝”。不过，豪尔越把印欧文化的世界性范畴限制在一般的“北欧”、特别是《埃达诗》（冰岛神话诗集————中译注），这一信仰作为灵魂附体的显示越属于“日耳曼”，这一点就越发清楚和令人痛苦：“德国人”的神是日耳曼人的神。

如果我们将豪尔视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一无所知，被附体者听不见的声音残暴地召唤起来，他做出了悲惨但确实是无比英勇的努力，想用自己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知识和能力，打造一座沟通生命的黑暗力量和历史观念中的光明世界的桥梁，那么我们读到豪尔的书时不免就感慨万分了。但是，当今天的人们碰到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活生生的、难以理解的部落之神时，来自过去截然不同的各个层次的文化之美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他们像被吸入旋风中的枯叶一般，《埃达诗》的韵律跟基督教的神秘文本、日耳曼诗歌和《奥义书》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开。豪尔本人就被隐藏在日耳曼语起源的原始单词的深刻意义附体了，附体的程度当然也是他之前所不知的。这不能归咎于作为印度学学者的豪尔，也还不能怪《埃达诗》。这只能怪眼下，也就是此时此刻，我们进一步研究就发现它的名字是沃旦。因此我要建议德国信仰运动把他们所有的顾忌都丢到一边。聪明的人不会把他们跟残忍的沃旦崇拜者混为一谈，因为后者的信仰仅仅是伪装而已。德国信仰运动中有明智之士，他们不仅相信而且知道日耳曼人的神是沃旦，而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这是一个悲惨的体验，但并非耻辱。命运掌握在一个活生生的神的手中总是一件可怕的事。耶和华也不例外，腓力斯人、以东人以及所有并不信仰耶和华的人肯定会非常讨厌他。闪米特人信仰真主安拉，这让整个基督教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感到极度的痛苦。我们作为局外人可以评判说日耳曼人太过分了，就好像他们是要承担责任的对象一样，但把他们也视为受害者可能倒更接近真相。

我承认我的观点有点特别，但如果持续地用这种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就被迫会得出这个结论：假以时日，沃旦除了会暴露性格中不安分、狂野暴躁的一面之外，肯定也会暴露出热情快乐和善于预言的一面，也就是他性格中完全不同的一面。如果这个结论正确，国家社会主义就不会是最后的一个词语。事情必定隐藏在我们当下还无法想象的幕后，但是几年、几十年过后它们肯定会出现。沃旦的复苏是历史后退的一步。被堤坝围起来的溪流冲入了过去的河道。障碍是不会永远都能抵挡得住的。它只不过是“以退为进”，水流总会冲过障碍。这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沃旦“捧起弥米尔脑袋，慌忙想要商量个短长”是什么意思了。

巨人弥米尔的儿子们，

玩性正浓寻欢又作乐，

孰料厄运来到大祸临。

海姆达尔急得双脚跳，

赶紧寻找古老的号角，

报警号角声响彻云霄。

众神祇顿时乱成一团，

奥丁捧起弥米尔脑袋，

慌忙想要商量个短长。

伊格拉德西尔皮树，

站得笔直却簌簌发抖，

擎天撑地再支持不住，

枝杈全都在痛苦呻吟。

巨人挣脱笨重的枷锁，

凶恶残暴地残杀无辜。

众神祇踏上黄泉之路，

全都吓得魂飞魄又散。

火巨人苏尔特张大嘴，

一口一个将他们吞噬。

阿西尔神族如今安在？

那些小精灵可有下落？

巨人之国在咆哮吼叫，

阿西尔部落呜咽呻吟，

侏儒们个个放声号啕。

他们面对石头门肃立，

石壁也动容唱起挽歌。

你可曾听说此事，

或者还知道别的。

恶犬加姆唁唁狂声吠，

在格尼柏山洞前蹦跳，

粗大的铁链将被挣断，

歹徒可脱身逃之夭夭。

或睿智聪慧预卜未来，

也能测出今后的久远，

须知战无不胜亦枉然，

众神祇岂能逃脱劫难。

冰霜巨人吕姆自东而来，

手持盾牌防护住他胸前。

那条米德加尔德大蟒蛇，

怒火冲天似狂却又似癫，

蛇身扭来滚去狂舞翩跹。

恶蟒闹海掀起浊浪翻天，

巨鹰盘旋发出凄厉鸣叫，

惨白尖喙刚把尸骸叼起，

纳格法船已举幡来招魂。

有一条大船从东方驶来，

穆斯帕尔部落漂洋过海。

火神洛基为他们掌舵，

乘风破浪航行真自如。

船上个个是凶神恶煞，

杀人不会眨眼的歹徒，

洛基的弟弟比赖斯特，

和他们结伙狼狈为奸。

灾难过后

这是1936年之后我第一次由于德国的命运拿起了笔。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捧起弥米尔脑袋，慌忙想要商量个短长”的沃旦的文章，文章结尾处引用了《女占卜者的预言》中的诗句。这些诗句预言似的指出了当时即将到来的那场浩劫的本质。神话成为事实，大半个欧洲倒在了废墟之中。

重建工作开始之前，还有很多善后的事情要做，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反省。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询问这场悲剧的意义。人们甚至向我寻求解释，我必须竭尽所能当场就回答他们的问题。但口头的话总是很快便会成为闲闻趣谈，所以，虽然不无各种迟疑顾虑，我还是决定再次把想法成结为文章的形式。我很清楚，“德国”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浩大的问题，一个临床心理学家的主观观点只能触及这个错综纠结的问题的几个方面而已。我根本没有试图去眺望前面的重建，只希望能对善后的工作有所贡献就心满意足了。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人们依然陷在自己的心理当中不能自拔，而要在这种感情之中达到一种适中和相对平静的观点是多么的困难！我们无疑必须保持冷静和优越感，但总体而言，尽管不愿意承认，但我们其实很深地涉入到近期德国所发生的事情中了。我们也不能心怀同情，因为如果我们心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这些感受会一开始就表现出来。除了事实上的不可能之外，医生或者心理学家都不可能只是保持冷静。他们跟世界的关系牵涉到他们及其所有情感，否则他们的关系就不完整。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是在腹背受敌的状况下划船，一只耳朵要停止倾听我自身存在的一面，另一只耳朵还要关注船桅。我必须承认，从道德和人性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让我这么痛苦过。我相信有些人也跟我有着同样的感受。对德国所发生的事在内心的认同或神秘参与让我重新体验到集体罪恶感这个心理学概念的范畴是多么广泛，多么令人痛苦。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情感上肯定不是冷静的优越感，而是一种公开承认的自卑感。

“罪恶感”这个词在心理学上的运用不能混同于在法律或道德上的意思。从心理学上讲，罪恶感意味的是主观罪恶感受（或信念）或客观上的罪责归咎或部分归咎的不理性的存在。我们来举一个后者的例子。假设有个人的家族不幸因为家族中有人犯罪而蒙羞了。显然这个人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来说都没有责任，但他会从很多方面感受到罪恶的氛围。家族的名字似乎被玷污了。当听到家族名字在陌生人的口中散播时，他会觉得痛苦和震惊。只有在法律、道德和智识角度上罪恶感才能只限于犯罪者，但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它还会扩散到整个社区。凶杀发生的房子、家族，甚至整个村庄都会在心理上萌生罪恶感，外界也会让他们产生这种感觉。如果知道几天前某个房间里发生了命案，还会有人愿意住进这个房间吗？娶一个罪犯的姐妹或女儿有什么值得特别高兴的吗？如果儿子被送进了监狱，有哪个父亲不会深受伤害？当堂兄堂弟给家族带来耻辱时，谁不会觉得自己的家族荣誉受到了伤害？温和地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的政府建了一座像梅当奈克那样的杀人营，我们每一个正直的瑞士人难道不会觉得羞愧吗？如果我们拿着瑞士护照去国外旅游，听到有人在边境上说“这些瑞士猪”时，我们不会吃惊吗？说真的，瑞士竟然养育了这么多的叛徒，虽然我们都是爱国者，但难道我们对此没有一点点的羞愧吗？

因为我们生活在欧洲的中央，我们瑞士人心安理得地觉得离德国罪恶沼泽所产生的恶臭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当我们作为欧洲人踏足另一块大陆或碰到一个东方人的那一刻，这一切就改变了。如果有个印度人问我们：“你们急于把基督教文化带给我们，是不是？我能否问一下奥斯维辛集中营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不是欧洲文明的例子？”我们该怎么回答？倘若我们急忙安慰他说这些事情并不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地方，而是还要往东好几百英里，也就是说不是发生在我们国家而是邻国，这有用吗？如果一个印度人愤慨地指出印度的黑点不是在特拉万科而是在海得拉巴，我们会怎么反应？毫无疑问，我们会说：“可是，印度就是印度啊！”同样地，整个东方的观点是：“可是，欧洲就是欧洲啊！”我们这些所谓的无辜的欧洲人一旦跨出欧洲边境，别人就会让我们感到某种沉重的集体罪恶感，尽管我们问心无愧（有人也许会问：俄罗斯是不是也太原始了，一方面她也有我们这种“传染的罪恶感”——集体罪恶感也可以这么称呼，另一方面又因此而指控我们是法西斯？）。因为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在德国，做出这些事情的人也是德国人，所以欧洲把德国单划出来，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笼罩在罪恶的乌云之中。同样地，这个世界也把欧洲视为一个土壤中长出了可耻的集中营的大陆。任何德国人都没法撇清干系，同样所有的欧洲人或基督徒都不能否认所有历史中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就是在他们家犯下的。基督教廷应该为自己教徒的罪恶表示忏悔，撕裂自己的外衣。教徒罪恶感的阴影不仅落到了恶魔之母欧洲的身上，也同样落到了教廷的身上。正如德国必须对欧洲有个交代一样，欧洲必须对全世界有个交代。就好像德国人不能通过抗议说自己并不知情而去掉集体罪恶感一样，欧洲人也不能通过声称德国不关自己的事、他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而说服印度人。如果这样，这个人仅仅是用潜意识的罪恶加重了自己的集体罪恶感而已。

心理上的集体潜意识是一种悲剧命运。不管公平还是不公平，这种悲剧命运会击中靠近恐怖事情发生之地的每一个人。自然，任何有理性、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随意把集体罪恶转化成个体罪恶，不给个人任何听证就认为他要负责。有理性和良知的人可以很清楚地将个体的罪恶跟仅仅是属于集体的罪恶区分开来。但是又有多少人有理性或有良知呢？又有多少人愿意花这样的工夫？在这个方面我并不十分乐观。尽管集体罪恶感从远古和原始层面看是一种神奇的不洁状态，但正是由于一般大众的不理性，它成了一个极为真实的事实，任何欧洲之外的欧洲人和德国之外的德国人都无法置之度外。如果德国人想要跟欧洲和睦相处，他们就必须清楚自己在欧洲人的眼中是有罪之人。作为德国人，他们背叛了欧洲文明及其所有价值，他们给欧洲大家庭带来了羞愧和耻辱，让人们听到自己被称为欧洲人就要脸红。他们像食肉动物一样扑向自己的欧洲兄弟，折磨他们，杀戮他们。德国人不能期望其他欧洲人会这么精细，每一步都会询问罪犯的名字是穆勒还是迈尔。人们也不会觉得他们配得上绅士的待遇，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自己。不幸的是，整整12年以来，事情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公开场合的德国人并不是绅士。

倘若德国人准备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道德上的自卑感是集体罪恶感，不试图弱化，不试图用蹩脚的理由来进行辩解，那么他们还有比较合理的机会在一段时间之后被别人当作大致正派的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在别人的眼中去掉他们的集体罪恶。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心理上的集体罪恶这整个概念就是偏见，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不公正的谴责。它当然是，不过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集体罪恶的非理性本质：它不在乎公正与否，是从尚未救赎的罪行所发生的地方所升起的乌云。它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说德国人作为一个集体是有罪的并非是对他们的谴责，而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已。不过，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这种现象的心理，我们很快便可以发现集体罪恶的问题不仅有着仅仅作为一种集体审判的一面，而且还有着另外一个更让人产生疑窦的一面。

没有人像活在壳里的蜗牛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心理范畴中，跟别人完全隔离。相反，人们通过潜意识中的人性跟别人息息相关。因此，任何犯罪都不会是像我们意识中所显示的那样：是一件孤立的心理事件。事实上，罪行的发生总是有一个宽广的半径范围。一件罪行所引起的刺激、人们对追查凶犯的浓厚兴趣、跟踪法庭程序的迫切心情，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罪行对于所有人所产生的兴奋作用，只要这个人不是不正常或太过淡漠，情况都是如此。人人都会参与进来，亲身去感受罪行，试图去了解和解释罪行。罪行所点燃的邪恶之火又点燃了某种东西。柏拉图不是意识到看到丑陋之物会让人在心灵中产生丑陋之物吗？人们义愤填膺，愤怒的“正义”呼声紧咬着凶杀。我们心灵中所燃起的邪恶之火烧得越猛，这种呼声就越是高亢、越是激烈、越是充满了恨意。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人的邪恶变成了我们自身的邪恶，因为它点燃了我们自己心中某种邪恶的东西。人人都承受了谋杀，人人又都施行了谋杀。在邪恶无法抵挡的吸引力的诱惑之下，我们所有人让这集体的心理谋杀成为可能。离谋杀越近，看得越清楚，我们的罪恶感就越强烈。这样，不论我们意识中的态度如何，我们不可避免地被拖到了邪恶的不洁之中。没有人能够逃脱，因为我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任何罪行都会唤起易变的人心中某个角落产生隐秘的满足感。没错，对于那些道德情操极高的人来说，这种反应可能会在心理某个邻近的区域产生与之相反的感觉。但是，崇高的道德情操是比较罕见的。因此，当犯罪增加时，人们的义愤可能很容易就会过于高昂，邪恶因而成为家常便饭。就像人人都有自己独有的疯子或圣人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统计学上的犯人”。由于人类在构造上的这种基本特征，与之相应的暗示性，或者说对感染的敏感性，是无处不在。尤其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就是过去的半个世纪，为犯罪铺平了道路。譬如，难道没有人想到惊悚片的流行具有相当可疑的一面吗？

1933年之前很久，空气中就有了烧焦的味道，人们殚精竭虑想找到大火燃烧的确切地点，追查出纵火犯。当看到德国上空聚拢着密密的浓烟，看到德国国会大厦被焚所发出的信号，人们觉得总算是找到了纵火犯——真正的邪恶——在哪里。尽管这一发现让大家很惊恐，但一段时间过后却又让人们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们确切知道了所有不义之人在哪里，而我们自己很安全地牢牢站在对立的阵营中，身边都是可敬之人。一旦对面显露出任何新的罪行，我们可以相信这些有德之士的义愤会越来越高亢。甚至于大规模屠杀的呼声也不会让正义之士的耳朵听不下去了，对德国城市的密集轰炸被视为是上帝的审判。恨找到了体面的动机，不再是藏着掖着的个人癖好。而自始至终受人尊重的大众却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离邪恶是如此之近。

任何人一刻也不要想象有人可以逃过这种对立面的游戏。即便是圣人也必须永不停息地为希特勒和希姆莱、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祈祷，这样才能及时修补自己灵魂所受到的伤害。看到邪恶就能点燃灵魂中的邪恶——这是一个无从逃避的事实。遭受痛苦的不仅只有受害者，犯罪地点附近的每个人，包括凶手，都跟受害者一起痛苦。来自世界某个深不可测的幽冥角落的什么东西滋扰着我们，把我们呼吸的空气变成毒气，用令人作呕的臭血玷污纯洁之水。没错，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是受害者，我们遭到抢劫和背叛，我们很愤怒。但是尽管如此，或者说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义愤之中便会燃起邪恶的火焰。情况必须如此，因为必须有人觉得义愤，必须有人让自己成为命运所挥舞的审判之剑。邪恶需要惩罚，否则邪恶之人会毁灭整个世界，或者好人会在自己无从发泄的愤怒之中窒息，而这两者都不会产生什么好结果。

当邪恶在某个点闯入有序世界中时，我们整个心理保护圈都被打破了。压迫导致反抗，从破坏性来说，反抗跟犯罪是一样的糟糕，因为邪恶必须要连根拔除才行。为了避免邪恶的传染，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退出仪式，由法官、刽子手以及大众庄严宣布罪行，最后行刑。

发生在德国的可怕事情以及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在道德上的沦丧是对所有欧洲人的一个打击（我们过去总能把这种事情贬到“亚洲”头上）。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会沦落到集中营的水平，这一事实让其他所有成员都处于被质疑的目光之中。我们有谁可以想象“这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们只要把瑞士的人口增加20倍，成为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当大群人口聚居在一起而产生摧毁性道德后果和心理后果的时候，公众的智识和道德可以自动分成20份。这种状况为集体犯罪提供了基础。倘若没有犯罪，那真是奇迹了！难道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是本可以免疫的吗？中间混杂着如此多叛徒和变态政客的我们？一想到人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我们不禁不寒而栗，而我们自己也是有可能做出所有这些事的。从此，对于人性、对于自身一种可怕的疑虑开始噬咬我们的心。

尽管如此，大家必须清楚，这种堕落状态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出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城市化、工业化人口的聚集。这些人脱离了土地，从事片面工作，缺乏所有健康的本能，甚至没有自我保护的本能。自我保护本能的丧失可以根据对国家的依赖程度来衡量，而这种依赖本身就是不好的症状，它意味着每个人都依赖于所有其他人（国家），而不是自己。人人都紧紧抓住身边的人，他们产生的安全感也是错误的，因为即便一个人是跟一万个人悬在一起他也是悬在空中。唯一的差别在于这个人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不安全。对国家日益增强的依赖完全是不健康的症状。它意味着整个国家很有可能成为羊群，一直要依赖牧羊人把它们赶到好牧场去。牧羊人的手下很快便成为铁棒，牧羊人自己则成了恶狼。当一个变态的自大狂宣称“我负全责”时，德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这一幕是多么令人痛苦！任何依然具备自我保护本能的人都十分清楚只有骗子才会提出要为他负责，因为正常的人是绝不会梦想为他人的存在负责的。满口承诺的人必定一事无成。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承诺过多的人就有可能不择手段。从某个角度来说，福利国家的稳步发展无疑是件大好事。但换个角度来说，是福是祸也是未知的，因为它剥夺了人们个体的责任，把他们变成了婴儿和绵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危险是像德国所大规模发生的那样，有能力的人会受到不负责任的人的利用。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民众的自我保护本能必须捍卫，因为一个人一旦脱离本能的滋养根基就会变成随风飘舞的墙头草。这时候他就无异于一只病兽，意志消沉，道德堕落，倘如没有大灾大难就无法恢复健康。

我承认，讲这些话我觉得自己就像约瑟夫口中的那个先知。在罗马人兵临耶路撒冷城下的时候，他对这个城市的命运大声哀叹。但这对耶路撒冷毫无用处，罗马弩炮射出的一块石头就结束了他的生命。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无法在地球上建一座天堂。即便可以，我们很快又会全方位地堕落。我们会乐此不疲地去毁灭自己的天堂，同样还会愚不可及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津津乐道。不仅如此，倘若我们凑巧是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我们就会坚信错的都是“别人”，我们的自信心会处于一个低潮，以至于让我们不会去考虑承担责任，也不会为任何事情负责。

这是一种病理性的、意志消沉的非正常心理状态：我们的一面做出另一面（正派的那面）想要忽略的事情。这一面处于一种永不停息地抵御着各种或真或假的指控的状态。事实上，最主要的指控者并不是外界，而是我们心中的那个判官。由于这是老天试图在进行治疗，因此我们最好是不要过于坚持地去刮德国人的鼻子，这种事情人人都是很憎恨的，否则我们就会淹没他们心中那个判官的声音，也淹没我们自己和盟军心中的那个判官的声音。倘若人们能够意识到发现自身的罪恶是一种多大的丰富、能产生怎样的荣誉感和精神尊严就好了！但是，似乎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这样的远见在闪烁。相反，我们只会听到有人企图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曾经是个纳粹”。对于自己给外部世界造成的印象，德国人从未坦然接受。他们憎恨别人不赞同自己，甚至讨厌受到批评。自卑感让人变得易怒，让他们采取补偿性的努力来改变别人的看法。因此，德国人要大出风头，试图赢得好感。他们无比沉着地展示了“德国效率”，以至于导致了恐怖统治和人质杀戮。德国人不再把这些事情视为谋杀，因为他们已经沉浸在对自身声望的考虑当中。自卑感通常是卑劣情感的信号，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游戏。在全球取得的智力成果和科技成果无法弥补感觉上的自卑。用来装扮这种自卑感的伪科学种族理论无法让人们更能接受对犹太人的灭绝，对历史的篡改也无法让错误的政策显得更值得信任。

这种现象让人回想起尼采所说的“苍白的罪犯”，这种称谓是很贴切的。“苍白的罪犯”在现实中显示出了癔症的所有迹象。他就是不承认也无法承认自己的本来面目。就像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引发罪恶一样，他也无法忍受自己的罪恶。只要能避免见到自己，他可以屈从于任何一种自我欺骗的方式。这种现象确实到处都有，但没有哪个地方像德国一样似乎成了国民性。我绝不是第一个惊诧于德国人的自卑感的人。歌德、海涅、尼采对于自己的同胞会怎么说呢？自卑的感觉决不意味着是不公正。只不过自卑指的并不是人格中可以看得见自卑的那一面或者那个功能，而是尽管只是遭到些许怀疑但确实存在的那种自卑。这种状况很轻易就可以导致人格的癔症性分离，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一面不知道另一面在做什么，只想跳过自己的阴影，寻找他人身上所有黑暗、卑劣和有罪的东西。因此癔症病人总是抱怨自己周围都是不懂得欣赏自己的人，他们做任何事的动机都是不可告人的。他们抱怨身边都是一帮卑劣的搬弄是非之徒，这群下等人应该斩草除根，这样超人就可以按自己高尚的完美水平来生活了。他们的想法和感觉会沿这样的线路发展，这一事实就明证了其行动上的卑劣。因此，所有的癔症患者都会被迫去折磨他人，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自卑而伤害自己。但是，由于没有人可以从自己的皮囊中跳出来，摆脱自己，他们总是跟自己的邪恶灵魂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癔症性神经症。

所有这些病理特征：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性格、自淫式的自我欣赏和自我辩护、对同胞的贬低和恐怖化（希特勒在谈起自己人的时候是多么不屑一顾）、对阴影的投射、撒谎、篡改事实、不择手段赢得别人钦佩的决心、虚张声势、两面三刀，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在临床上被诊断为癔症患者的身上，而奇怪的命运选中这个人做了德国政治、道德和宗教的发言人，并长达12年之久。这纯粹是偶然吗？

对希特勒的状况更为准确的诊断应该是幻想性谎言症。这种癔症形式的特征是患者具有一种相信自己谎言的特异禀赋。这样的人在短时间内通常会取得令人震惊的成功，正因为此他们具有社会危害性。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人们自己编造又深信不疑的谎言，或者是正义性被视为不言而喻的邪恶举动或意图。不管怎样，他们本身的说服力比好人好事，甚至比坏人和纯粹的坏事要大得多。在所有外国人（除了几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特例之外）的眼中，希特勒戏剧化、明显是歇斯底里的手势根本就是可笑的。当我亲眼见到他时，他让我想起具有特异功能的稻草人（把扫帚当作伸长的胳膊），而不是一个人。他的演讲吵吵嚷嚷，声调尖厉刺耳，有如妇人，真是难以理解为什么会让人印象如此深刻。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是反射了德国集体性癔症的一个形象，德国人是决不会这么彻底地陶醉和受其吸引的。人们斗胆把“精神病态性人格卑劣”这样的标签贴在一整个国家的人身上，这并非没有深深的顾虑。但是，老天知道，只有这种说法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稻草人对广大群众所造成的影响。令人惋惜的缺乏教育、接近于癫狂的自负、十分平庸的智力水平，再加上癔症患者的狡狯和成人的权力幻想，所有这些都写在这个煽动家的脸上。他所有的手势都是做戏，是一个满门心思只想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癔症患者所设计的。在公众面前，他表现得就像是生活在自己传记中的人一样，是畅销小说中那个阴沉的、半人半神似的“钢铁人”，是一群对世界的了解来源于烂片中神化英雄的幼稚大众眼中的完美形象。这些亲身观察让我在当时（1937年）就断定：当灾难最终来临时，它会比我之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也血腥得多。理由是这个戏剧化的癔症患者和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骗子并不是在一个小舞台上横行，而是驱使着德意志国防军的武装部队，他后面有德国整个重工业的支撑。德国内部只碰到了非常弱小、最终也毫无意义的反对之声。这个有着8000万人口的国家涌进了马戏团，观看着自己的毁灭。

在希特勒的最亲密的助手当中，戈培尔和戈林并驾齐驱，都非常突出。戈林像个好人，是那种享受生活型的骗子，他那欢乐的令人生敬的气质总能让头脑简单的人倾倒。戈培尔的邪恶也不在戈林之下，是个危险的人物，是典型的咖啡馆诗人和老千，身负残疾，天生就打下了烙印。哪怕只有这个罪恶的三人组中的任意一个作为伙伴，都足以让所有本能没有扭曲的人在自己身上画三个记号了。但事实怎样呢？希特勒被捧到了天上，甚至有神学家把他视为救世主。戈林因为性情软弱而受到欢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犯罪。许多人认为撒谎跟成功是不可分的，成者王侯败者寇，所以大家也忍受了戈培尔。同时期出现这样的三个人真的是极限了，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恶魔是如何能够上台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进行审判的，而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导致浩劫的那些事件。倘若缺乏1933年或1934年的信息，我们的判断肯定会大相径庭。当时，在意大利和德国，许多事情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似乎都传达了有利于纳粹政权的信息。其中一个不可否认的证据就是失业者的消失，之前他们都是成千上万地在德国的公路上流浪。经过战后的停滞和衰败之后，从这两个国家吹来的清新之风成了诱人的希望信号。与此同时，整个欧洲对这个奇观的看法都跟张伯伦先生一样，认为最坏的打算也就是一场大阵雨。不过这种极端的貌似有理正是幻想性谎言症的一个独特本事，墨索里尼也有点这样（不过当他兄弟阿尔纳多还活着的时候得到了克制）。幻想性谎言症会用全世界最纯洁无瑕的方式推出自己的计划，找到最合适的词语和最可信的证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其用意从一开始就是坏的。他们的用意甚至有可能是好的，真正的好。比如墨索里尼哪是白哪是黑，人们就可能很难在他身上画一条明确的界线。只要谎言症存在，人们就无法确知欺骗的用意是否是主要动机。往往是“伟大计划”起到主导作用，只有当碰到把计划付诸实现这个棘手问题的时候，所有的机会才会受到榨用，任何手段都没有问题，原则就是“只要目的得当，可以不择手段”。换言之，只有当大众开始认真对待病态的说谎者时，事情才会变得危险。比如说浮士德，他注定会跟魔鬼订下协议，因而脱离正道。希特勒甚至很有可能也是大致如此——让我们给予他受到质疑的权力！不过他臭名昭著的书一旦剥去舒瓦宾有名的夸夸其谈之后，就让人怀疑，让人不禁想问他是否早在上台之前就被恶魔控制了。1936年左右，许多德国人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对于元首有可能成了“邪恶影响”的牺牲品，他用“黑魔法”说了太多的胡言乱语等等，人们表达了担心。显然，这些疑虑来得太迟了。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希特勒本人的用意可能一开始是好的，只是在发展过程中用错了手段，或者说错用了手段。

不过我要强调：总而言之，显得可信是病态说谎者性格中的基本成分。因为人们要形成自己的观点并非易事，甚至经验老到的人也是如此，尤其是当计划还显然处于理想阶段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人们几乎不可能预测到事情将如何发展，张伯伦先生“让它试试”的态度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政策。绝大部分的德国人跟外国人一样被蒙在鼓中，因此很自然地立刻为希特勒的演讲所倾倒，因为这些演讲都巧妙地迎合了德国人（也不仅仅是德国人）的品位。

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德国人一开始会被误导，但仍然难以理解为什么会几乎完全不存在任何反应。难道没有可以命令部队做任何他们想做之事的军队指挥官吗？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完全没有反应？我只能把这解释为一种独特心理状态的结果，解释为个体身上一种暂时或慢性的性情，我们称之为癔症。

因为我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普通人会确切知道“癔症”的意思，所以我要这么解释：“癔症”性情构成了所谓的“精神病态性人格卑劣”的一个分支。这个词绝不是暗指个人或民族在各个方面都“卑劣”，只是仅仅指存在一个独立于所有其他性格的地方，这里反抗最少，具有独特的不稳定性。癔症性情是说所有心理中与生俱来的对立面，尤其是那些影响性格的对立面，都比一般人要更加分散。这种更大的距离产生了更大的能量张力，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具有不可否认的精力和干劲的原因。另一方面，对立面之间存在的更大距离也产生了内心的矛盾、良知的冲突以及性格的不和谐——总之，出现了我们在歌德的浮士德身上所看到的一切。这个人物在本质上是如此贴近德国人，只有德国人才有可能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在浮士德身上，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产生于内心矛盾和分裂的“对无限的渴求”，同样的对于伟大成就世界末日式的期待。在他身上，我们体验了心灵最崇高的翱翔，也体验了心灵坠入到罪恶和黑暗深渊的过程。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体验到了一个沉重的下跌，由于浮士德跟魔鬼订下的协议，他沦落为一个江湖骗子和血迹斑斑的凶手。同样，浮士德也是分裂的，他将“邪恶”以梅非斯托的外形放在自己的身外，在必要的时候作为不在场的证据。他一样地“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即不了解魔鬼对腓利门和波息司所做的事情。我们从未觉得他具有真知灼见，没看到他真正在忏悔。他对成功所公开或未公开宣称的崇拜自始至终挡住了任何的道德反思，阻碍了道德冲突，从而让人难以捉摸浮士德的道德人格。他从未获得现实的性格：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至少在这个世界不可能）。他始终是德国人想法中的人，因此也就是德国一般民众的一个意象——只不过有点夸张和扭曲而已。

癔症的本质是一种系统性分离，是正常状态下紧紧绑在一起的对立面松散开来了。这种情况甚至会发展到人格分裂的程度。在这种状态下，左手实际上都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通常，癔症患者会让人吃惊地无视阴影的存在，只注意到自己良好的动机。当不良动机无法再抵赖时，他们就成了丧失道德的超人和强人，幻想自己因伟大的目标而变得崇高。

对自己另一面的无知会让人产生内心的不安全感。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是个怎样的人，他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如人，但又不想知道到底是哪里不如人，结果是过去的自卑上又添新的自卑。这种不安全感是癔症患者威信心理的根源。他们必须让人印象深刻、卖弄并坚持自己的优点，他们对于承认、仰慕、吹捧和被爱具有无法满足的渴求，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这种不安全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些德国人在国内像狗一样俯首帖耳，但一到国外就高声喧哗、傲慢自大、粗鲁无礼、言行不得体。这些都为德国人在海外造成了很坏的名声。不安全感也是德国人可悲地缺乏公民勇气的原因，这一点曾受到俾斯麦的批判（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德国将军们所扮演的可怜角色就知道了）。

浮士德身上极为突出的现实缺失在德国人身上产生了相应的现实主义的缺失。他只是夸夸其谈，吹耀着自己“冰冷的”现实主义，这本身就充分暴露出他患上了癔症。他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个姿态，是舞台上的现实主义。他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具有现实感的角色。但他实际上想干什么？他想要不惜一切地征服整个世界。当然，他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做到。但至少他可能明白这件事之前有过一次失败。不幸的是，一个能通过谎言解释失败的似乎可信的原因马上就创造出来了，而且立即得到人们的相信。有多少德国人相信了1918年“匕首偷袭”的神话？今天又有多少“匕首偷袭”的神话在流传？在愿望成为谎言之父时相信自己的谎言，这是癔症一个众所周知的症状，也是自卑感的一个明显标志。人们会以为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已经够了，但却还差得远。光荣、征服和嗜杀就像德国人脑海中的烟幕，完全遮住了本来就模模糊糊的现实。在个体身上，我们将这种事情称之为癔症性朦胧状态。当整个民族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时，她就会带着梦游者的自信跟随通灵的元首爬上屋顶，最后是摔到街上，腰背折断。

假设我们瑞士人发动了这样一场战争，像德国人一样把我们的经验、所有警告和对世界的了解都盲目地抛到风中，最终走到在我们国家建立原版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地步。倘如有外国人声称瑞士人都一样，全都疯了，我们无疑会觉得十分不快，非常讶异。对于这样的裁定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觉得奇怪，但我们能否这么说德国人？我不知道德国人自己是怎么想的。我所知道的是，在瑞士处于新闻审查的年代时，我们是不允许大声谈论这些事情的。现在德国人被贬得这么低，似乎出于对德国人的考虑我们也不能说。我想问一问，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人们才能斗胆形成自己的观点？依我之见，过去12年的历史就是一个癔症病人的病例表。真相不应该向病人隐瞒，因为大夫在做诊断的时候是想要找到疗法，而不是想伤害、贬低或侮辱病痛者。神经症或神经症性情并非耻辱，而是一种残疾，有时候仅仅是一种讲话方式而已。它并非致命的疾病，不过如果病人决意要视之而不见的话它就会恶化。当我说德国人在精神上有病时，这肯定要比说他们都是罪犯要好。我无意去刺激癔症患者那有名的敏感神经，但总有一个时候我们再也无法承受去粉饰令人痛苦的症状，去帮助病人忘却所发生的事情，而目的仅仅是为了不打扰他们的病理性状态。我不想挑衅心理健康、正直的德国人，怀疑他们是懦夫，躲避自己的形象。我们应当尊重他们，把他们视为一个人，把真相告诉他们，跟他们说他们国家所发生的和德国人在欧洲所干的可怕事情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心，而不要隐瞒。我们受到了伤害，我们气愤，我们没有任何爱怜的感觉，而且任何的决心和意志力也无法将这些情绪转变为基督徒的“对邻人的爱”。为了心理健康、正直的德国人，我们不应当这么做。比起让人屈辱的忍耐，他们肯定更希望面对真相。

蒙蔽真相永远不能治愈癔症，不管是民族还是个人都是如此。不过我们能不能说整个民族都歇斯底里？我们可以像形容个人一样形容一个民族或多或少地患上了癔症。即便是最疯狂的人也并非彻底地疯了，他有一部分的功能还是正常的，甚至还有可能有些时候他也是相当正常。癔症更是如此，它一方面是夸大其词和放肆越轨，另一方面是软弱和正常功能的暂时性瘫痪，除此之外真的就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了。尽管癔症患者处于病态之中，但他们几乎是很正常的。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将整体画面描述为歇斯底里，但也可以预期这个心理的政治实体有许多部位都是完全正常的。

虽然日耳曼人具有所有人类的许多人的特征，但毫无疑问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心理，因此而与其邻国区分开来。难道他们没有向全世界展示他们自认为是优等种族、有权摈弃人类所有顾忌吗？他们给其他民族贴上了劣等的标签，不遗余力地去清除他们。

鉴于这些恐怖的事实，以下这些也就是小事一桩了：让优等种族转胜为败，把劣等的分析运用到谋杀者而不是被杀者的身上。与此同时，人们要始终清楚自己在伤害着所有那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民族在遭受磨难的德国人。伤害别人确实让人痛心。但是，作为欧洲人，作为德国人的兄弟手足，我们受到了伤害。如果我们反过来伤害别人，我们的用意不在于折磨，而是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是要挖掘真相。就像集体犯罪的案例一样，对这种心理状况的分析延伸到了整个民族，并且实际上也延伸到了整个欧洲，因为欧洲的心理状况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也决非正常。不管喜欢与否，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我们的艺术，这一最能纤细入微地反映民族心理的方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要如何解释现代绘画中那些显而易见的病态因素？无调性音乐？乔伊斯晦涩难懂的《尤利西斯》的深远影响？在这些地方，我们早就有了在后来成为德国政治现实的萌芽。

欧洲人，或者说所有白人，几乎都不适合对自己的心理状态进行判断。他们都涉入太深。我一直想通过其他人的眼睛来看欧洲人。最终经过多次的旅途之后，我得以跟欧洲之外的人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可以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欧洲人。白人都紧张兮兮、坐立不安，老是匆匆忙忙、不稳定，而且（在非欧洲人的眼中）虽然他们具有让自己产生无限优越感的精力和天赋，他们充满了各种疯狂的想法。白人对有色人种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尽管很显然这不能成为再犯任何新罪行的借口，就好像一个人身处一大帮坏人之间并不能让他成为好人一样。土著害怕欧洲人目光炯炯的凝视，在他们看来那就像魔鬼的眼睛。一个普韦布罗的酋长有次向我吐露心声说他认为所有美国人（这是他唯一知道的白人）都是疯子，他对此给出的理由听起来就像在描述中了邪的人。嗯，也许我们都是中了邪。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成功地全盘吞没了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论，并随之消灭了让自然具有生气的灵魂。不仅诸神从他们的星球上被拽下来、改造成冥府恶魔，而且在科学启蒙的影响之下即便是这一群恶魔也沦为可怜的残渣，最终完全消失。而在帕拉塞尔苏斯时代他们还在山林、河流和人类的栖息地快乐嬉戏。自远古以来，自然界就总是充满了魂灵。现在，我们第一次生活在一个剥夺了神、没有了生命的自然之中。没有人可以否认化身为“神”的人类心灵的力量在过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启蒙的这一动作或许毁灭了自然界的精灵，但没有摧毁与之相应的心理因素，比如受暗示性、缺乏批判、恐惧、对迷信和歧视的倾向，总而言之就是所有那些让中邪变得可能的特征。尽管去除了自然的心理，但滋生魔鬼的心理条件依然像以前一样活跃。恶魔并未真正消失，仅仅是换了一种形式：他们成了潜意识的心理力量。再次同化的过程跟自我的日益膨胀携手并进，这在16世纪之后更是日趋彰显。最后我们甚至开始关注心理，如同历史所示，潜意识的发现是一段极为痛苦的经历。正当人们庆祝自己废除了所有怪力乱神之际，结果这些鬼神虽然不再在阁楼或废墟中游荡，但却在看上去很正常的欧洲人的头脑中穿梭。到处都是残暴、让人着迷和麻痹的想法跟谬论，人们开始相信那些荒诞不经的事，就像中了邪一样。

我们在德国所见到的现象就是传染性疯狂的首次爆发，是潜意识闯入了一个表面上秩序井然、宽容的世界。整个日耳曼民族以及不计其数的隶属其他民族的民众都席卷到了那场灭绝战争的血腥疯狂之中。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德国人更是尤甚，他们允许自己像被催眠的绵羊一样被头号精神变态者赶到了屠宰场。也许德国人是命中注定有此一劫，因为他们对于威胁到每个欧洲人的精神传染表现出最为无力的抵抗。不过，德国人的天赋或许也能让他们成为从尼采先知式的例子中得出有益结论的人。尼采在骨髓中是个德国人，甚至在其癫狂中深奥莫测的象征主义上他都是德国人。正是精神变态者的脆弱促使他把玩“金发野兽”和“超人”。导致这些病态幻想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胜利境地的自然不是日耳曼民族当中的健康因素。日耳曼性格中的脆弱，比如尼采的脆弱，证明就是歇斯底里的幻想所滋生的沃土，尽管我们必须记住尼采本人不仅天马行空般地挞伐过日耳曼的庸人，而且他自己也欢迎各方的抨击。又一次，德国人在这里有了一个自我了解的宝贵机会，但又让它溜走了。如果他们没有向牛油与糖浆式的瓦格纳学习就好了！

尽管如此，随着1871年德意志帝国灾难性的建立，魔鬼对日耳曼人先发制人了，用权力、扩张、民族傲慢这些迷人的诱饵吊着他们的胃口。这样，德国人开始熟悉自己的先知，他们并不明白先知们的话，却视之字字珠玑。因此，德国人让自己受到这些灾难性幻想的蒙骗，臣服于撒旦古老的诱惑，而没有运用自己丰富的精神潜能。由于他们内心对立面之间存在着比别人更大的张力，这些潜能本来是可以让他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但是，他们忘却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把灵魂卖给了技术，将道德跟犬儒主义相交换，把最高抱负奉献给毁灭的力量。当然其他人都是大致如此，但尽管如此确实是有些人被命运选中，他们没有权力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应当为获取更崇高的宝藏而奋斗。不管怎样，日耳曼人并不是可以享受权力和财富而无须承担责任的民族。我们想一想反犹太主义对日耳曼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是想利用别人作为自己所犯下的最大错误的替罪羔羊！这一个症状就本应让日耳曼人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不归之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本应开始反思，尤其是作为欧洲神经中枢的德国。但人们的精神变得很消极，忽略了决定性的问题，而通过自我否定来寻求答案。宗教改革的时候是何其不同！之后德国的精神英勇地面对了基督教徒的需求，尽管其答案有点过于极端，这也是我们可以从德国人对立面的张力之中所能预期到的。但至少这股精神没有在问题面前退缩。歌德也是一位先知，他在国人面前举出了浮士德跟魔鬼签订协议并谋杀了腓利门和波息司的例子。倘若如布克哈特所说浮士德触动了每个德国人灵魂中的那根弦的话，那么这根弦必然一直都在回响。我们在尼采的超人身上听到了回音。他不分是非道德地崇拜着本能，他的上帝死了，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离善恶六千英尺”的魔鬼。尼采身上女性的那一面，即灵魂，消失到哪里去了？海伦在冥王哈得斯那里消失，尤丽狄斯永不回归。我们已经目睹了受到拒绝的基督所注定遭受的嘲弄：罹病的先知自己成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更往前追溯的话就是被遗忘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札格列欧斯。癫狂的先知让我们回到了早已遗忘的过去：他在猎人尖锐的哨声中听到了命运的呼叫，这个猎人也就是沙沙作响的森林之神，是醉醺醺的狂喜之神，是被荒野动物的魂灵附体的狂暴战士之神。

当尼采用思考先知式的方法回应着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之时，他在精神上的兄弟，理查德·瓦格纳也用音乐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日耳曼民族的史前时代以电闪雷鸣之式令人惊骇地涌现了，填补着教会令人瞠目的缺口。瓦格纳用《帕西法尔》来抚慰自己的良心（为此尼采永远不会原谅他），但圣杯城堡消失在一片未知之地。人们没有听到这个信号，预兆没有被注意到。只有放纵的疯狂流行起来，像传染病一样传播。风暴之神沃旦大获全胜。恩尼斯·荣格尔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在大理石悬崖上》中，一个疯狂的猎人来到这片土地，带来了人们即便在中世纪也前所未闻的一股中邪波涛。没有任何地方像德国那样让欧洲精神得到最为直白的表达，也没有任何地方让欧洲精神像在德国那样受到最为悲惨的误解。

如今，德国尝到了与魔鬼签订协议的后果，她体验了疯狂，像酒神札格列欧斯一样被肢解，被自己的神沃旦的狂暴战士强暴，为了黄金和控制世界而被骗走灵魂，任由来自最底层的渣滓亵渎。

德国人必须明白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如此怒不可遏，因为我们的期望是如此不同。人人都众口一词地承认他们的天赋和效率，没有人怀疑他们有成就大业的能力，正因为此人们的失望之情才越发浓烈。然而，德国的命运不能误导欧洲人，让他们产生一种整个世界的邪恶都集中在德国的错觉。他们必须认识到：德国的浩劫只不过是欧洲普遍性的疾病当中产生的一个危机而已。在希特勒上台很早之前，事实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就出现了精神嬗变的症状。世界的中世纪图景化为碎片，统治世界的形而上的权威迅速消亡，最后在人类的身上重现。尼采不是宣称上帝已死、他的继承者就是超人——那个在劫难逃的走钢丝的傻瓜吗？预言在结束时总会回归起源，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心理法则。因此，当有人突然抛出上帝已死或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奇思怪想时，作为精神结构一个动态部分的心灵的上帝形象就找回了主体，创造了产生“万能上帝”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所有那些独属于傻瓜和疯子的特征，因而导致灾祸。

因此，整个基督教面临着这个重大问题：曾经扎根于玄学的善和正义如今在哪里能找到许可？难道决定一切的真的只是野蛮力量吗？不管谁掌权他的意志就是最高权威吗？如果德国战胜，人们也许差点就会相信这就是最后的结局。但是，由于残暴野蛮、声名狼藉的“千秋帝国”只持续了几年便灰飞烟灭，我们也许可以学到这样的一课：世界上存在其他同样威力无穷的力量，它们最终会摧毁所有暴力和不公之事，因此把根基扎在错误的道德原则上是得不偿失的。但不幸的是，如同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万事的发展并不总是这么有理性的。

“全能的上帝”不会让人变得神圣，只会让人充满傲慢，激起人身上所有的邪恶之物。他把人创造成邪恶的滑稽形象，让人无法忍受这样非人的面具，戴着这样的面具近乎折磨，于是人去折磨他人。人本身就是分裂的，容易陷入无法解释的矛盾当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看到了尼采“苍白的罪犯”。命运让每个德国人都直面自己内心的对应面：浮士德与梅非斯托正面相对，他再也无法说“这就是暴君的本质”了。相反浮士德必须承认：“那是我的另一面，是我的另一个我，是我很容易就能察觉的阴影，这无法再否认了。”

这不单单是德国的命运，而是整个欧洲的命运。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睁开眼睛，看到隐现在当代人身后的阴影。我们不必在德国人面前举起魔鬼的面具。事实的语言再直白不过，如果还有人不明白的话，那他真是无可救药了。至于说要怎么处理这个令人恐惧的幽灵，人人都必须自己想办法。要了解一个人自身的罪衍和邪恶的确绝非小事，忽略自己的阴影肯定也不会有任何裨益。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时，我们就站在了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至少可以希望去改变和改善自己。我们都知道，任何处于潜意识中的东西都是无法改正的：心理矫治只能在意识当中才可进行。因此，对罪恶的意识可以成为强大的道德刺激。在治疗每一位神经症患者的时候，都必须要发现阴影，否则什么都不会改变。在这个方面，我依赖于德国政治实体中那些依然健全的部分，从事实得出结论。不幸的是，假如没有罪恶，就不会有心灵的成熟，精神境界也无法拓宽。梅斯特·厄克哈不是说了吗：“因为此原因，上帝愿承受罪恶的冲击，对其视而不见，将其大部发至天赋大任的人之身上。看！有谁比其追随者更让我主珍视、跟我主更亲近？但他们统统犯下滔天大罪，都是不可宽恕的罪人。”

只要罪衍显得很多，“恩典就显得更多”。这种经验带来内心的改造，这也远比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更为重要，后者在那些无法与自己和谐相处的人的手中都是毫无价值。这一事实总是被我们忘记，因为我们的视线总被周围的情况所吸引，集中在它们身上，而没有反省自己的真心和良知。每个煽动者大声嚷嚷地指出外部世界有哪些东西不对劲时，他们都是在利用人的这一弱点。但这个世界最主要和实际上唯一不对劲的东西就是人。

如果说今天德国人在外面日子不好过，那么命运至少给了他们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将视线转向内心的人。这样，他们或许可以弥补我们整个文明都犯下了的疏忽之罪。外部世界已经做到了所有可能的事情：科学已经精进到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技术成就几乎达到了难以解释的完美程度。但理应合理利用这些进步的人怎么样呢？人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没有问题。没有人停下来想一想人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其实都没有完全适应这些变化。像大自然所有无忧无虑的孩子一样，人开始把玩这些危险的玩具，完全没有察觉到潜伏在身后的阴影。他们打算贪婪地抓住这些玩具，用它们来对付仍处于幼稚状态和潜意识中的人性。跟那些陷入其他德国人毒手中的德国人比起来，又有谁更能直接地感受到陷入黑暗力量中的无助感和被遗弃感呢？

如果集体罪恶能得到理解和接受，那么我们就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但是，单单靠理解是治不好神经症患者。同样，只有理解和接受还不能称其为疗法。问题依然存在：我要怎样跟这个阴影共处？不管有怎样的邪恶我都要能生活下去，这需要什么样的态度？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合理答案，必须彻底重建精神。而这是无法免费施舍的，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努力去实现。过去曾经有效的老办法再也不能奏效了。永恒真理是无法机械传播的，每个时代它们都必须从人类心灵中重生。

与影子的搏斗

过去10年所发生的令人难以启齿的变故让人怀疑一个可能的导因是某种特异的心理障碍。倘如你们问一个精神病学家如何看到这些事情，大家自然是期望从他的独特观点中得到一个答案。尽管如此，作为科学家，精神病学家是不会自称无所不知的，因为他会认为要找到全面的解释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他的观点只能对此略尽绵力而已。

当人们采用精神病理学的观点时，要跟听众进行沟通并不容易，因为其中有些人对这个艰深的专业还一无所知。但是大家应当牢记一条简单的规律：群体的精神病理是根植于个体的精神病理的。这一类的心理现象可以通过个体进行探究。只有当人们成功地认识到许多不同的个体都具有某些现象或症状时，人们才能开始考查类似的群体现象。

大家也许早已知道，我既研究意识的心理学，又研究潜意识的心理学，其中包括对梦的探究。梦是潜意识心理活动的自然产物。很久以来，我们就知道潜意识过程跟意识心理活动之间存在一种生物关系。对这种关系最好的描述就是补偿，它意味着意识的任何缺陷——比如夸大、片面或是功能缺失——都可以由某个潜意识过程得到适当弥补。

早在1918年，我就注意到了我的德国病人在潜意识当中有一些特殊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又无法归因于其个人心理。这些非个人现象总是在梦中以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中的神话母题的形式出现。我把这些神话母题称为原型：也就是让这些集体现象得以体验的典型方式或形式。我发现每一个德国病人的身上都出现了集体潜意识的障碍。我们也可以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这种紊乱，但这样的解释不能让人满意，因为通过目的去理解原型要比通过因果关系去理解更为容易。我所观察到的原型表现出原始性、暴力性和残酷性。这样的案例见多了之后，我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当时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独特心理状态。我看到的只是压抑的信号和一种强烈的躁动不安，但这并没有减轻我的疑虑。当时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金发野兽”正从不安稳的睡眠中蠢蠢欲动，其爆发并非不可能。

这种情况绝非是只属于日耳曼人的现象，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也显现出来了。唯一的区别在于德国人本身的心态。事实证明，由于德国人很明显地具有产生群体心理的倾向，他们更加容易受到影响。不仅如此，战败和社会灾难也加固了德国的群体本能，因此德国变得愈加可能成为西方国家中的头号牺牲品，也就是群体运动的牺牲品。这种群体运动因为蛰伏在潜意识中的力量发生动荡而产生，随时准备冲破所有的道德障碍。根据我所提到的规律，这些力量就是用来作为补偿的。倘若潜意识这样的补偿举动没有融入个体的意识之中，那么就会导致神经症，甚至导致精神病。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集体。显然，要让这样的补偿举动成为可能，意识态度必须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肯定是有什么东西缺失或被夸大了，因为只有具有缺陷的意识才能唤起潜意识进行应对。当然，大家都知道，不对劲的东西是不计其数的，关于它们的观点也是南辕北辙。观点的正确与否只能通过结果才能知道。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观察从潜意识中激发了何种反应，我们才能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有怎样的缺陷。

我告诉过大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潜意识中涌现的潮汐在个体的梦中折射出来了，形式是表现为原始、暴力、残酷的集体神话象征，总而言之就是所有的黑暗力量。当这些象征出现在大量个体的身上而又得不到理解时，它们会开始把这些个体吸引到一起，就好像有什么磁力一样，这样就形成了暴民。其中那个抵抗力最小、责任感最弱、权力欲最强的人很快便会成为暴民领袖。他会松手让所有蓄势待发的事物爆发，而暴民则将以不可抵挡的雪崩之势跟随着其领袖的步伐。

我以个体为试管观察了德国革命。可以说，当这些人聚集起来的时候，我完全清楚其中的巨大危险。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的人数在德国是否够多，是否足以引起一场不可避免的大爆发。但是，我还是跟踪了不少案例，看到了黑暗力量的逆流是如何在个体的试管中兴风作浪。我看到这些力量冲破了个体的道德自控和智识自控，看到它们冲进了个体的意识世界。其中往往会有极大的痛苦和毁灭，但是当个体能坚持一丝理性、能保留人际关系的纽带时，意识心理的喧嚣混乱就能在潜意识中产生某种新的补偿，而这种补偿又可以融入意识之中。然后便会出现新的象征，其本质是集体性的，但这一次反映的是秩序的力量。这些象征具有尺寸、比例和对称的排列，这些都表现在它们独特的数学和几何结构中。它们代表着一种名为曼陀罗的轴向系统。在此我恐怕无法细述这些技术性很高的事物，但不管它们听起来是多么晦涩难懂，我都必须顺便说上两句，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线希望，而在这个分崩离析和混乱无序的时代中我们又急切地需要希望。

世界范围的混乱和无序反映出个体心理中同样存在这种情况，但这种方向感的缺失却由秩序原型在潜意识中得到了补偿。在此我必须再次指出：倘若这些秩序象征未能融入意识之中，它们所表现的力量将积聚到一个相当危险的程度，就好像25年前的毁灭力量和无序力量一样。潜意识内容的融入是个体一种认识、理解和道德评估的举动。这是一项至为艰巨的工作，需要高度的伦理责任感。相对来说只有极少数的个体才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而他们并非政治人物，而是人类的道德领袖。文明的维护和继续发展有赖于这些个体，因为不言而喻群众的意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曾有任何进步。只有某些善于思考的心灵得到了丰富，由于认识到邪恶力量的巨大和无法抗拒性，认识到人类可以作为邪恶力量的一个工具，他们的道德境界和智识境界都得到了极大扩充。但一般人依然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因此，很显然地，绝大多数的人是无法融合秩序力量的。恰恰相反，这些力量甚至有可能侵犯意识，违背我们的意愿用暴力突袭意识。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一些初始的症状：极权主义跟国家奴隶制。个体的价值和重要性急剧滑落，个体的声音被听到的机会则是日渐消却。

这个退化过程将漫长而痛苦，但我认为这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从长远来看，事实将证明这是人类令人扼腕的潜意识、幼稚气和个体的软弱可以被未来的人所替代的唯一方式。未来的人知道自己是命运的制造者，国家是其仆人而非主人。然而，只有当人类通过潜意识认识到自己已经输光了基本人权时，人才能达到这个水平。对于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心理发展，德国就提供了一个最有教育意义的例子。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让隐藏的邪恶力量跑出来了，而战争本身也是由于群体的无意识及其盲目的欲望而脱缰的。所谓的“和平皇帝”就是第一个牺牲品。跟希特勒不同，他说出了这些没有法理、混乱无章的欲望，并因此受到引导走向战争，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是这个心理过程的一个重复，只不过在程度上要远远大得多而已。

我之前说过，群体本能的逆流是潜意识补偿举动的症状。这一举动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意识状态已经疏离了人类存在的自然法则。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人口离开了土地，集中居住在大的中心地区。由于其群体性心理以及在社会上对市场和工资波动的依赖，这种新型的存在方式产生了不稳定、不安全、易受暗示的个体。他们清楚自己的生活取决于董事会和业界巨头，推想着这些人大部分都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不过这种推想有可能是对也有可能是错。他们知道，不管自己怎样兢兢业业地劳作，一旦出现完全不由他们控制的经济变动，他们就会被击倒。那时他们将一无所靠。另外，当时德国的主流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都不遗余力地向每个人灌输绝对顺从的精神，让他们相信任何好的东西都必须来自上层，来自那些根据神谕凌驾于守法公民之上的人，而守法公民的个人责任感都要受到僵化的使命感的否认。因此，虽然德国决不是唯一一个受到群体心理威胁的国家，但正是德国倒在了这一毒菌之下，这也是不足为奇的。群体心理的影响在四处传播。

这样，个体的脆弱感，实际上也是不存在感，通过前所未有的权力欲望的爆发得到了补偿。这是无权者的反抗，是“贫穷者”无法满足的贪欲。通过这种欺诈方式，潜意识迫使人开始产生自我意识。不幸的是，当反应到达意识中时，个体的意识心理中没有价值观可以让人理解并融合这种反应。最高智识权威鼓吹的只有物质主义。对这一新情况教会显然是无能为力。他们只能进行抗议，但这于事无补。这样雪崩就在德国继续向前滚，他们产生了一个领袖，领袖被选来作为完成民族毁灭的工具。但他原本有什么意图？他梦想建立一个“新秩序”。如果我们推断他并非真心想要创建某种国际秩序的话，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正好相反，在他内心深处，他是由秩序的力量所驱动。从渴望和贪欲完全控制了他的意识心理的那一刻开始，这些力量就开始在他身上活动了。希特勒是“新秩序”的鼓吹者，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中每个德国人都为他倾倒的真正原因。德国人想要秩序，但他们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选择了无序的头号牺牲品，又对自己的领袖有着毫无约束的贪心。他们的个人态度依然未变：就好像对于权力的贪婪一样，他们对秩序也有着贪婪。像全世界一样，他们不明白希特勒的意义何在，不明白他象征着每个个体身上的某些东西。他是人类所有卑劣性的伟大化身。他完全是一个无能、格格不入、不负责任的精神变态人格，充满了空洞幼稚的幻想，但又有着老鼠或流浪儿般的敏锐直觉，并深受其害。他代表着阴影，代表着每个人人格中卑劣的部分，只不过在程度上极大而已，而这也是人们为他倾倒的另一个原因。

然而，他们又能如何呢？在希特勒身上，每个德国人都应当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就是自己最大的危险。意识并了解如何应对影子是摊到每个人头上的命运。但当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这个简单道理的时候，我们又怎能期待德国人能明白呢？只有当这个真理得到普遍认知时，世界才会实现有序的状态。与此同时，尽管我们十分清楚最终的情况大多取决于我们处理它们的方式，但我们还是提出各种各样的外部原因和次要原因来解释为什么这一状态尚未实现，这也不过是自我消遣罢了。比如，倘若法国的瑞士人推断说所有德国瑞士人都是魔鬼，那么我们在瑞士的人马上就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内战，而且我们还会找到最有说服力的经济理由，来证明为什么这场战争势不可免。当然，这不会发生，因为400多年前我们已经得到了教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好还是避免对外战争，好让我们回家在内部把问题解决掉。在瑞士，我们建立了“完美的民主”，我们的战争本能可以通过美其名曰“政治生活”的国内争执得到消耗。我们在法律和宪法的范围内彼此攻击，我们倾向于把民主视为缓和内战的长期状态。我们还远远没有取得内心的平静。相反，因为成功地将战争内化，我们彼此厌恶，相互攻击。对外我们举止平和，这只不过是用来防御国外侵略者对我们国内争端的可能干预。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成功的，但要实现最终目标，道路还很漫长。我们的敌人仍然真实存在，我们尚未成功地内化政治上的不和谐。我们依然在这种不健康的错觉下努力，以为应当追求内心平静。但是，假如人人都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开始进行真正有价值的斗争：抵御阴影不可一世的权力欲望，那么即便是我们国内的缓和战争状态也行将终结。在瑞士，因为人们互相攻击，所以我们拥有一个可以容忍的社会秩序。如果人人都将自己的侵略性引向内心，引入自己的心理，那么我们将实现完美的秩序。不幸的是，我们的宗教教育错误地承诺可以立即让人们实现内心平静，因此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平静或许终究会到来，但只能在胜败已丧失其意义之后。当我主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时，他是什么意思？

我们建立了真正的民主，也就是从集体或个体角度来说有条件的内部斗争。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实现了秩序的要素，或者说让它们成为了现实，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就势必要生活在有序的环境中才行。在民主政体中，人们绝对不能让外部干扰让事情变得复杂，变得令人不安。在外国侵袭之下如何能真正开展内战？另一方面，当你跟自己发生严重分歧时，你就会欢迎其他人来同情你所为之奋斗的目标，这样你就会变得友善、热情。但是，你要婉拒那些想要帮助你解除困境的人。在长期痛苦的经验中，我们心理学家知道了这一点：当你帮助一个人去消除他的某些情结时，你就让这个人丧失了他最好的资源。你只能帮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情结，让他开始在自己内心产生有意识的冲突。这样，这些情结就会成为生活的重心。一个人心理量表中所消失的东西会伪装成有恶意的邻居出现，这个邻居总是会激起这个人的愤怒，令他变得咄咄逼人。让一个人知道自己最大的敌人就在自己的内心，这肯定是有好处的。人类的战争本能无法根除，因此一种完美的和平状态也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和平也是诡谲的，因为它孵化着战争。真正的民主政体是高度与心理相关的机构，它顾忌到人性的本来面目，允许在自己的疆土之内产生必要的冲突。

如果大家拿德国人目前的心态跟我的论述做比较，你们就能领会世界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尽管这些心理事实的含意很简单，但我们也不能期望意志消沉的德国群众能够明白。有些战争总是给人诱惑，让人相信外部的敌人，相信取得内心平静是难能可贵的。但只要西方伟大的民主政体抵御住这些战争，它们就会拥有更好的机会。西方民主政体对内部分歧有着一种显著倾好，正是这一点可以让它们走向一条更有希望的道路。但我还是担心这种希望会因某些力量而被延缓，因为这些力量依然相信截然相反的那个过程，相信个体会毁灭，相信我们所称之为国家的虚构之物会强盛。心理学家坚信个体是心灵和生命的唯一载体。社会和国家的特征来自个体的心理情况，因为它们是由个体和个体的组织方式所组成。尽管事实是如此明显，但它尚未充分渗透到集体观点中，人们还没有放弃使用“国家”这个词，就好像它指的是一种拥有无穷力量和无上谋略的超级个体一样。如今大家都寄期望于国家去完成没人会期望一个个体会实现的成就。导致群体心理的危险斜坡之所以形成，就是由于许许多多的人都有这种貌似有理的想法。他们认为组织必须强大，个人则萎缩成一个个简单的密码。任何超出人的某个尺寸规模的东西都会在人的潜意识中唤起同样大小的非人力量。极权的恶魔被唤醒，而人们不会意识到真正能成就的只是个人德行向前移动细微的一步。武器的毁灭威力已经得到无以复加的提升，这迫使人类要面对这个心理问题：对于那些决定使用这些武器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跟道德状态是否能够理解潜在后果的严重性？

《当代事件论文集》后记

德国给全世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从多个角度进行考虑。心理方面只是这个问题许多侧面中的一个而已。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自己倾向于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面，但这一点我必须让读者自己去决定。有些东西还隐藏在意识之外，但已初具雏形，我对潜意识心理的专业关注往往能把这些东西揭示出来。在个体还远远不了解自己的心理中藏着什么东西之前，这些内容就准备要闯入意识之中了。因为治过一些德国病人，我大概在30年前就约莫知道了潜意识在酝酿着什么。早在1918年我就写道：

由于基督教的世界观失去其权威，“金发野兽”的声音听起来将更令人惊恐。它在地牢中不安地走来走去，随时准备破牢而出，为非作歹。

我们不需要俄狄浦斯来猜想“金发野兽”指的是什么。不过，我认为这只“金发野兽”不仅限于德国，它也代表着所有原始的欧洲人。由于群众组织日益扩增，他们渐渐浮出水面。在同一篇文章中我继续写道：

原始人不信任邻近的部落。由于我们的全球化，我们以为自己早已不再如此了。但是在这场战争中，这种不信任又卷土重来，而且还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已经不是把邻村烧光的事，也不是砍几颗人头的事了：现在一个个国家沦为焦土，数百万人惨遭屠杀。敌国的体面荡然无存，我们自己的过错出现在他人身上，而且还被无限放大。今天，具有反省能力的高尚心灵何处可寻？即使他们存在，也无人会留意：相反地，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胡作非为现象，普遍存在一种难以抗拒的宿命心理，让个体无力保护自己不受其影响。但是，这种集体现象也是个体的责任，因为国家是由个体组成。因此，个体必须去思考自己如何可以抵抗这种暴行。我们的理性态度让我们相信，只要有国际性组织、法律以及其他善意的工具，我们就可以创造奇迹。但是事实上，只有改变个人的态度，国家精神方能复兴。一切始于个体。

有些想法很好的神学家和人道主义者想要破除权力信条——他人身上的权力信条。我们首先必须先破除自己的这种信条，才会让人信服。

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我写了一篇文章，先是用法文发表，后来又加以扩充，并与1928年在德国出版成书。其中除了谈到其他题材之外，我还谈到了群体心理的问题：

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的道德与其大小成反比，这是一个有名的事实。越多的个体聚集在一起，个体因素就越会遭到抹杀，道德也随之如此，因为道德完全依赖于个体的道德感及其所必需的自由。因此，从某个意义上说，当一个人处于社会之中时，他在潜意识上就比他独处时要坏。由于受到社会的推动，因此他被解除了个人责任。大公司即使由受人尊崇的个人构成，但这些公司在道德上和智识上却相当于笨拙、愚蠢和残暴的动物。组织越大，就越难避免道德的沦丧和盲目的愚蠢行径（元老院是野兽，议员们是好人）。社会不由自主地强调其个体代表身上的集体特征，对庸碌无为推波助澜，助长任何可以用一种慵懒、不负责任的方式打发过去的事情。个人主义不可避免将被逼到墙角。……没有自由就不会有道德。一旦我们认识到奇迹的另一面：人身上所有原始的东西大量地积聚和突显，为了个个在本质上都是畸形怪胎的大组织，个人主义无法避免地遭到摧残，这时我们对大组织的推崇就会熄灭。通过对其潜意识的分析，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尽管现在的人自身并未受到这一情况的困扰，但他们或多或少地都跟集体的理想人物相类似，他们让自己的内心变成了谋杀者的巢穴。只要他们正常地适应了其环境，只要他们的同类坚信自己的社会组织在道德上是高尚的，那么哪怕是他们的群体犯下了弥天大罪，他们也确实不会感到不安。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说出了一条几乎已是陈词滥调的真理：“最好的事物，正因为它是最好的，也含有邪恶的种子，同时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坏到一无是处。”我要特别强调这句话，因为当我必须就潜意识任何特别的表现做出判断时，这句话总能让我小心翼翼。当出现心理上的群体现象时，我们总会关注集体潜意识的内容，而它们往往是两极的：即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只要某个原型出现，事情就会变得难以捉摸，让人不可能预测到其发展方向。一般来说，这在于意识对情况的反应方式。在原型集体性地显现时，总会产生群众运动的巨大危险。只有当足够多的大多数人拦截并同化掉原型的影响时，灾难才能避免。或者至少也要有一些人能够让别人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力。

1933年我在科隆和埃森的演讲中说：

雪崩已经爆发，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集体的人威胁要掐死个体的人，而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最终都依赖于个体人的责任感。严格说来，群众总是没有名字的，也总是不负责任的。所谓的领袖是群众运动无法避免的症状。人类真正的领袖一直都是那些能够进行自我反省的人，他们不顾自己的重担去解除群体的重载，有意识地远离运动中群体的盲目势头。

然而，在人人都紧握别人、人人都抓住别人不放的时候，又有谁能够抗拒这种能吞噬一切的吸引力呢？只有那些不仅紧紧扎根于外部世界同时也紧紧扎根于内心世界的人才可以。

通往内心的门很小，又是隐蔽的，入口处封上了不计其数的偏见、错误的假设和各种各样的恐惧。人们总是想听到宏伟的政治计划和经济计划，而正是这些东西让各个民族陷入泥沼。因此，如果有人说起什么隐蔽的门啊、梦啊、内心世界啊，人们听起来就会觉得很荒谬。这种枯燥的理想主义跟浩大的经济项目有什么关系？跟所谓的现实问题又有什么关系？

不过我的谈话针对的并非民族，而仅仅是少数的个体，因为不言而喻文化价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由个体的双手创造而来。如果世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那么这是因为个体出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因为我出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因此，如果我是个有理智的人，我就应当首先纠正我自己。为此，由于外界的权威对我来说已是毫无意义，我需要去了解让我存在的最内心深处的根基，这样我才能坚定地把人类心理的永恒事实作为出发点。

1937年，我在耶鲁大学做的特里讲座系列中说：

我们决不能确保我们自己或邻人的心不会被新的想法所虏获。从古代和现代历史中，我们知道这些想法往往十分奇特，甚至怪诞到悍然置理性于不顾的地步。这一类的想法几乎毫不例外都带有极大的吸引力，让人疯狂地着迷，结果是所有的持异见者都被活活烧死，被砍头，或者被现代化机枪集中处决，而他们多么有道理或者本意有多好是不管的。我们甚至不能安慰自己说这些东西都属于遥远的过去。不幸的是，他们似乎不仅属于现在，而且肯定也属于将来。“人对人如豺狼”听起来很悲惨，但永远都是自明之理。人的确有足够多的理由去担心潜伏在潜意识中的非人力量。因为这些力量从来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在我们的个人关系中或正常情况下出现，所以我们很幸福地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但是，倘若人们群聚到一起，形成暴民，那么集体人的活力就会被释放，也就是蛰伏在每个人心底的野兽或魔鬼会被释放，直到这个人成为暴民的一分子。群体中的人会无意识地沉沦到一个低劣的道德和智识水平。这个水平一直都是存在的，处于意识的界线之下，一旦由于群体形成而受到激化就准备脱缰而出……

集体力量的激涌能给性格带来难以置信的改变。明理的谦谦君子可以变成狂热分子或凶残的野兽。人们总是想怪罪于外部形势，但如果这些东西不是早已存在的话就不会在我们心中爆发。事实上，我们一直都生活在火山口。火山一旦爆发便会毁灭所能触及到的任何人。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防止火山的潜在爆发。宣扬理性跟常识自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你给处于集体癫狂中的宣扬对象或人群提供了避难所会怎样呢？这两者之间并无多大差异，因为疯子和暴民都是被非人的巨大力量所驱动……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惊人的一幕：国家接手了神权政体古老的极权主义宣称，这不可避免地是伴随着对自由言论的压制。我们再一次看到人们为了支持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幼稚理论而自相残杀。以前冥府的力量，更别说地狱的力量了，都大致成功地被拴在一座庞大的精神大厦中，起到某些作用。现在不难看出：这些力量在创建，或试图在创建一个国家奴隶政体和国家监狱，它没有任何的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吸引力。如今不少人都坚信单单靠人的理性是无法完成限制火山爆发的重任的……

看一看发生在我们所谓的文明世界中的残暴行径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人及其心理状态！看看魔鬼般的毁灭机器！发明它们的都是毫无恶意的绅士，是我们人人想要成为的那种受人尊重的理性公民。但是当所有一切都被炸毁时，当无法形容的毁灭地狱开启之时，好像又没有人来负责。事情就是发生了，但又都是人为的。不过，由于每个人都盲目地相信自己只不过是那个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意识中的自我，勤勉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过着中不溜秋的生活，所以没有人注意到：驱动我们所谓的国家或民族这种完全靠理性组成的集合体的是貌似非人但及其可怖的力量，而且它不受任何人或任何东西的遏制。这种恐怖力量常常被解释为对邻国的担心，人们认为邻国被心怀恶意的魔鬼附体了。由于没有人能够认识到自己在哪里着了魔、着魔有多严重，自己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人们就简单地把自己的情况投射到邻国身上，这样拥有最大的枪炮和最毒的毒气就成为他们的神圣职责了。最糟的情况就是他们想的没错。就像他们一样，他们所有的邻国也都处于某种无法控制的恐惧当中。在疯人院大家都知道：因恐怖而疯的病人要比因愤怒或仇恨而疯的病人危险得多。

早在1940的“假战”期间，我就把这些演讲稿翻译成德文出版了。这本书适时地在德国发表了，但很快便由于以上引用的那些段落遭到查禁，我本人也上了纳粹的黑名单，成了“嫌疑分子”。侵占法国之后，盖世太保们把他们所能找到的我的法文版著作都给毁灭了。

许多方面的人都责怪我去谈什么德国人的“精神变态”。我的观点是，过去也一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群众运动都是心理上的流行病，换而言之，是群体性精神病。正如伴随它们的那些非人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它们是不正常的精神现象。我拒绝把这些东西视为正常，拒绝面对某些人将其洗刷为可以原谅的无心之过而不发一语。谋杀就是谋杀，整个日耳曼民族举其全力投入这场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侵略战争，这是任何东西永远也无法抹杀的罪行。的确有不少人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但他们毕竟是极少数。总体而言德国人的行为都是不正常的。若非如此，我们应当早就习惯了把这种战争形式视为事物的正常状态了。

自然，就跟一般的谋杀一样，将德国人引向战争的原因也很多，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社会原因以及经济原因。任何一个谋杀者都有足够的动机来刺激自己，否则他们也决不会犯罪。但是，除此之外还需要有特别的心理倾向让事情走到这样的一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犯罪心理学。德国具有群体性精神病，它注定会导向犯罪。但任何的精神病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们一直都是由长期的容易患上我们所说的精神病态性人格卑劣的倾向所导致而成。民族有其自身的独特心理，同样也有其特殊的心理病态。这种心理病态在于大量异常特征的积聚，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一种能影响整个民族的易受暗示性。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否则它就不会存在。但原因的存在并不能结束这种行为或消除行为的特征。罪行和疯狂的形成也有大量原因，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犯人和疯子都送到海边去康复。

有一点我要指出来：我并不是在1945年5月之后突然产生要探讨群体性精神病的想法的，早在此前很久我就有了这个想法，我向世人警告了这一巨大的危险，而且不是一次，而是许多次。早在1916年，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就写道：

现在的这场战争是否果真是一场经济之战？这是美国人一种“就事论事”的中立观点，它没有考虑到其中的斑斑血泪、古今未见的滔天罪行和巨大悲伤，它完全忽略了这一事实：即这场战争实为流行性癫狂。

当潜意识中出现这种〔非理性状态的〕功能时，它就会永不停息地制造浩劫，就好像一种无法医治的疾病，因为找不到病灶，所以无法根除。这样，个人和民族都会在各自的生活中被迫处于没有理性的状态之中，甚至把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最高智慧都用于寻找最完美的形式去表达这种非理性状态的癫狂。

1919年，我在英国心理研究会做演讲时说：

倘若〔集体潜意识〕这种活跃是由于所有意识希望和期盼的彻底破灭，那么就会出现潜意识取代意识现实的危险可能。这是一种病态状况。我们在现在的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心理中实际上就能看到这种情况的一些表现。人口中低级阶层暴力欲望和不可能的幻想的迸发就类似于一个人低级阶层的潜意识的迸发。

1927年我这样表达了观点：

过去宗教的象征或令人赞叹、或滑稽可笑、或友善、或残暴，但它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人类的心灵衍生，同时又栖身在我们心中。所有这些象征以其原始形式活在我们心中，它们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伪装成个人无法抵御的群体暗示，以万钧之势向我们发动突袭。让我们害怕的诸神只不过是改了个名字：现在它们的结尾都是主义。难道有人敢声称世界大战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新鲜的创新吗？在外，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整个大陆可能顷刻之间就会沉没，或对立面发生改变，或瘟疫爆发。同样地，在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随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是其形式表现为想法，但其危险性和不可靠性并不在前者之下。如果没有适应这个内心世界，就会导致疏忽，而这种疏忽所引起的后果跟外部世界的无知和无能一样严重。这些自称为“富于修养”的人大部分是生活在那个伸入大西洋的人烟稀少的亚洲半岛之上。毕竟，他们只是人类的极小部分，因为缺乏所有跟自然的接触，他们突发奇想地认为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障碍，而其意图是无法发现的。从足够远的地方看去，比如中非或西藏，人们肯定会认为这一小部分人把自己潜意识的精神错乱投射到仍然具有健康本能的人们身上了。

1928年我写道：“正常人……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把自己的心理障碍表现出来，其形式就是群体性精神病，比如战争和革命。”一年后，我跟卫礼贤合做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我写道：

这样，这个残缺的系统就被投射出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就被创造出来了，因为令人不安的影响现在已经归因到我们身外的某个邪恶意志身上，这个邪恶意志自然不可能是别人，只可能是河对岸的邻人。这让人们产生了集体错觉，产生了战争和革命的煽动，总而言之，就是产生了毁灭性群体精神病。

1932年，德国的命运已定。同年11月我在位于维也纳的奥地利文化协会做了一场演讲。现在我想引述其中的以下片段：

今天威胁着我们的巨大灾难并非某种现实秩序或生理秩序的要素式事件，而是心理性的事件。战争和革命对我们的威胁已经到了令人惊恐的程度，而它们就是心理性的流行病。顷刻之间数百万人就有可能陷入某种新的疯狂之中，然后我们就会又一次看到世界大战或摧枯拉朽的革命。现代人不再任由野兽、地震、山塌和洪水的处置了，而是受到自己心理中的基本力量的摧残。这是远胜于地球上所有其他力量的世界之力。启蒙运动时期去除了诸神的自然机构和人的机构，也忽略了栖身在人类心灵中恐怖之神。应该说，对面心理压倒一切、至高无上的地位，产生对神的恐惧也是情有可原的。

然而这一切都太抽象了。人人都知道才智超群的人、聪明而傲慢的人都可以用他们所喜欢的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点。如果心理是一个客观存在，坚如磐石重如灌铅，作为一种内心体验出现在一个人的面前，清楚地对他说“事情将会如此，也必会如此”，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这个人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召唤，就像战争中、革命中，或其他癫狂状态时群体所感受到的一样。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救赎主人格并非是毫无原因的，我们迫切需要有人能把自己从集体的控制中释放出来，至少挽救自己的灵魂，给别人点亮希望的灯塔，表明至少有一个人成功地摆脱了灾难性的对群体心理的认同。由于其潜意识，群体并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心理活动就像某种失控的自然力量一样在群体中不断盘旋。这样就启动了一个只有在灾难中才会停止下来的连锁反应。当感觉到心理力量的危险时，人们总是渴望出现英雄人物，出现屠龙勇士，因此也出现对人格的呼唤。

我没有必要做更多的引述来增加读者的负担了。当然，我从未想过这些观察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我肯定也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有人会指责我说：在1945年前，也就是我发表《灾难过后》之前，我对这些事情未发只言片语。希特勒掌权后，我就很清楚某种群体性精神病正在德国发酵。但我忍不住还是跟自己说：这毕竟是德国，是一个有道德感、有自制力的欧洲文明国家。因此，虽然知道这毫无疑问是一场群众运动，但我当时还不是很确定运动的最终结果会怎样。同样地，元首这个人物起初给我的印象也仅仅是好坏参半而已。的确，1933年7月我在柏林做了一系列的演讲，当时我对纳粹党和戈培尔本人的印象都十分差。但我并不想一开始就断定这些就是决定性的症状，因为我知道还有一些不容置疑地坚持理想主义的人，他们竭力跟我证明说：这些事情在任何伟大的革命中都是司空见惯，是不可避免的弊病。当时要一个外国人作一个清晰的判断确实不容易。像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我有着自己的疑虑。

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我习惯了治疗那些有可能被潜意识内容击倒的病人。我知道从治疗的角度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强化病人的意识地位和理解力，这样就有东西可以拦截并同化闯入意识之中的内容。这些内容本身可能并不具毁灭性，但都可好可坏。它们是祸还是福，这完全在于拦截它们的意识如何构成。

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心理上的群体现象之一，它是集体潜意识的一种爆发，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讲了近20年了。心理性群众运动的驱动力从本质上来说都与原型有关。任何原型都有低级高级、有好有坏，因此能产生截然对立的结果。所以，要一开始就了解一个原型是正面还是负面是不可能的。我对这些事物的医学态度让我倾向于等待，因为这种态度不允许我仓促做出结论，它并不总是一开始就知道什么更好，所以愿意给予事物“公正的审判”。这种态度根本不想给处于困境中的意识以致命一击，而是极力想通过洞察力加强其抵抗力量，这样潜藏在所有原型中的邪恶就无从控制个体、把他拖向毁灭了。无论如何原型中那些活生生的有价值的正面特质迟早都会融入意识当中，而治疗学家的目的是把它们化为现实，同时尽可能地阻挡原型的破坏性倾向和有害性倾向。医生的一个专业本领就是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也要能唤起一些希望，要以拯救还有可能拯救的东西为目标。即便这意味着置自身于危险之中，他们也不能让自己太感慨于这种事实上或看上去毫无希望的形势。不仅如此，大家不要忘记，直到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为止，德国都是全世界最具差异化的高度文明的国家，而且对我们瑞士人来说，德国也是跟我们有着血肉、语言和友谊纽带的精神信仰背景。我想要尽我所有的微薄之力去阻止这一文化纽带发生断裂，因为文化是我们抵御危险可怕的群体思维的唯一武器。

如果原型没有在意识中变为现实，那我们就无法保证它会以最令人满意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反，很有可能会出现毁灭性的倒退。心理之所以被赋予了意识，就好像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这样毁灭性的可能性。

现在回到关于“德国精神变态”的问题，我跟以前一样确信：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我讲了这么多年的群体性精神病。依我之见，德国所发生的事情只能解释为存在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不过，如果有人可以证明国家社会主义的现象学也属于心理的正常范畴，那么我也是欢迎的。在意大利，群体性精神病的形式要稍微温和一些。俄国可以辩称革命爆发前人们的教育水平低下来做借口。可是德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那里却造成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恐怖。因此我依然认为：德国人具有非常独特的深度，与其之前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反差。这种情况在精神病理学上叫做分离，习惯性的分离就是精神变态倾向的一个标志。

我知道，“精神变态”这个词在一般人耳朵里听起是非常刺耳的，它让人想起各种各样的恐怖之物，比如疯人院之类。在解释过程中我必须说明：只有极少数的所谓的精神变态者住在疯人院里。而绝大部分都构成了所谓的“正常”人。“正常”这个概念是一种理想的构造。在心理学上，我们会说“正常范畴”，也就是含蓄地承认正常的概念在某些限制内摆动，因此无法旗帜鲜明地界定。摆动稍微大一点，心理过程就进入了不正常的范围。只要不导致实际的病症，就没有人会留意这些偏离“正常”的情况，而这其实比比皆是。不过，如果出现确定的、毫无疑问的症状，明显到即便是一般人也能看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很清楚就是“精神变态”（精神的“痛苦”）。最常见的是比较温和的精神变态形式，非常严重的病例是比较罕见的。这样或那样稍稍僭越正常范畴的人可以说不计其数，有些是暂时性的，有些是慢性的。如果大量这样的人聚集起来，就好像所有的人群那样，那么就会出现异常现象。只要读一下勒庞对于“群体心理学”所讲的话，大家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人作为群体的一分子在心理上是不正常的。对这个事实的无知并不能对它形成防御。

所以，如果有人的耳朵因为“精神变态”这个词而受到侮辱，那么他们可以提议用一个柔和的、令人感到安慰和舒适的词来替代，不过要能准确反应滋生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心理状态。我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激怒德国人民，而是如我所说，我想剖析根源于其精神并导致其败亡的痛苦。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相信纳粹主义是共济会、犹太人或邪恶的英国人强加到德国人身上的了，这也太过于幼稚了。这种话我在疯人院里听得太多了。

如果有人想要细致入微地了解精神病态性人格卑劣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只要去研究一下有责任感的德国人、也就是受过教育的阶级就可以了，看看他们对于那些臭名昭著的行径是怎样的反应。显然，大量的德国人都对战败感到非常生气。看到占领部队的政权在各地这么粗暴、不公甚至残暴，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大吃一惊，“反正现在战争都结束了”。他们拒绝倾听人们描述德国在波希米亚（捷克西部地区——中译者）、波兰、俄国、希腊、荷兰、比利时、挪威和法国那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当然，是发生了各种令人遗憾的事情，但那是在战争期间”。稍微多的一些人承认集中营和波兰等地的“坏行为”，但同时又开始列举英国人的暴行，一直从布尔战争开始谈起，当然他们不会提起自己另一个精神变态威廉二世。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别人的罪恶并不能成为他们自己犯罪的借口，而他们指摘别人只会凸显他们自己自制力的缺乏而已。

最后，我们要谈到少数的那部分人——这个民族中的好人，他们忏悔道：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对于蔓延到整个世界的忧伤，我们难辞其咎。这是一场恣意妄为、以犯罪精神为开端的战争，我们知道自己必须承担战争的后果，我们不会想去试图逃脱自己沉重的命运，甚至不会想去怨天尤人、指摘别人。”这样的忏悔只能用布道者的话来回答：“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到他指头上，把鞋穿到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罪人的追悔莫及让我们觉得重新从老天那里得到了一些欢愉，也感受到99个正人君子的困惑。

但是，接下来进入我们眼帘的是什么句子？“尽管如此，作为公开宣称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的人民，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同样重点指出：根据《福音书》，对于那些心安理得地自认为清白无辜而去审判和谴责他人的人，没有人比他们处于更危险的境地……我们不能，实际上也不应当默默忽略这个事实：即外国政客及其政府在第一次欧洲浩劫中也扮演了决定性角色，那就是通过他们在1918年左右对政治的玩弄，这同样是基于不公正的强权政治。因此，他们也要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负部分责任，也要为日耳曼民族的贫穷负部分责任，所以说，他们为种下长出国家社会主义的龙牙提供了沃土。”

在第一段话中，我们看到没有人想要指责他人，但第二段指责就来了。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矛盾。如果忏悔和悔过之后就是极力的辩护，那么人们会怀疑这种悔过是否出自真心。要说这个文件的作者是有意破坏人们进行忏悔的效果，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只能判断说：这些人在潜意识中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致命印象，那就是必须要形成这样的态度，而不幸的是这在不计其数的情况下都是如此，人们总会提出类似的辩解。

并且我还要问一个问题：如果德国现在“审判并谴责”他人，那德国是否已公开承认她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恶？文件的作者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欧洲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有能力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毫无意识的幼稚言语是骗不了他们的。因此，这份文件就成了谨小慎微的独白，完全符合临床的特征。父母、老师、法官和精神病学家都非常熟悉这种既有悔恨又贪求报复的复杂心情，这种没有改变的对于自己所造成的灾难印象的无意识和淡漠，没有改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其他人的漠视。这样的态度挫败了其目的：原本是想让人产生他们在悔过的印象，但下一分钟就发动袭击来自我辩护。这种伎俩只会让忏悔变得不诚，让辩护变得无力。它毫无意识，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完全没有改造，也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有句老话说：“适应不足就是患病。”刚刚描述的这种适应即无道德价值又无智识价值，这是一种卑劣的适应，是精神病态性的卑劣。

我说这些的意图并非要去指控或谴责。我之所以不得不提到这些，完全是因为我的诊断受到了怀疑。医学诊断不是指责，疾病也并非耻辱，而是不幸。早在1936年，我就呼吁在判断德国人的心理时要怀悲悯之心。即便是现在我也是持治疗学者的观点，因此，为病人着想，我一定要强调他们必须达到彻底的自知，不附加任何减轻罪责的条件。对自己的情况只形成一知半解、用错误观念来掩盖另一个自我，这对他们毫无益处，这些错误观点已经让他们体验到了最可怕的巨大危险了。我深深地同情德国人的命运，但我痛苦地发现我能够给予他们帮助的机会是何其渺茫。我只能希望并且祈祷，但愿除了经济困窘之外，现在威胁着德国的这个最大危险也能很快结束，她在精神上的孤立也会很快终结。德国的困扰是民族孤立加上群体心理和集权。她要完成的并非是一项政治任务，而是精神任务，而实际上她拥有独一无二的天赋来完成这个任务。因此，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对她这一面的天性给予帮助和支持。

在结束这篇后记之前，我不得不简述一下未来的前景。从未有过任何民族像德国人一样跌得这么重，也从未有过任何民族像他们这样在自己身上留下这么深的烙印，让他们几代人也无法洗刷干净。但是，当针摆如此猛烈地摆向一个方向时，它就可以同样用力地摆向另一个方向——只要我们愿意把这个比方用到一个民族的心理上就可以。我不知道这从民族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否有道理。我只知道，如果个体在心理上具有分离倾向，那么就会产生剧烈的摇摆，结果就是一个极端必定导致这个极端的对立面。不管怎样，只要一个人仍然拥有他所有那些人性特征，因而也就拥有无异于常人的价值观，那么我就倾向于认为加减能持衡。换言之，我相信德国人拥有再生的禀赋，或许他们能够找到答案，消除过去这12年来明显存在于对立面之间的严重紧张局面。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德国不会觉得孤立，因为所有作用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积极精神力量都跟她站在一起，为她的努力提供支撑。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在四面八方爆发。裂缝穿越整个地球，放眼望去满眼都是让德国燃烧起来的大火在冒烟，在忽明忽暗。德国爆发的熊熊烈火是普遍性的心理状况所产生的结果。真正的危险信号并非悬在德国上空的烈火迹象，而是原子能的释放，这让人类拥有了彻底自我毁灭的能力。这种情况就好像把一个炸药包送给一个6岁小孩作为生日礼物。他保证说不会造成什么灾祸，但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人能否放弃把玩掀起另一场战争的想法？我们最终能否明白：任何由热血澎湃的爱国者组成的政府一旦签出动员令，他们就应当立即予以尽数处决？

没有人可以把炸药包从小孩的手中拿走，我们要如何让小孩不受危害？人文精神从未受过这样的挑战。我们再也不能蒙蔽事实或粉饰事实了。了解到这一点能否让我们受到启发，而让心灵实现伟大的内变，让我们获得更加高级、更加成熟的意识和责任感呢？

现在是时候、也早就是时候让文明人来关注基本事物了。现在的问题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肯定是要经受刨根究底般的调查和探讨。因为，现在迫及我们的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欧洲刚刚过去的这场浩劫似乎只是拉开了帷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