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本文作于1956年春，最初于1957年3月以Gegenwart und Zukunft为题作为附录发表在Schweizer Monatshefte（苏黎世）一书中，1957年稍后单独成书（简装本）发行（苏黎世）。后由R.F.C.赫尔从原版译为英文。一部分译文以“上帝，魔鬼，以及人的灵魂”为题发表在《大西洋月刊》（波士顿）上，CC：5（1957年11月，百年纪念刊）。全译本经过美国编辑的修改之后，以《未发现的自我》为书名成书出版（波士顿和伦敦，1958年），书中有这样一个注释：本书源自荣格博士与国家艺术基金会会长卡尔顿博士的对话。卡尔顿博士让大西洋月刊出版社关注到这段对话。此外，扉页上还有这样一句话：献给我的朋友福勒·麦考密克。本书内容再次对原英译本进行了修改。——英编者】

未发现的自我（现在与未来）

第一章　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

未来将给我们带来什么？自远古以来，这个问题就在人类的心中挥之不去，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从历史来看，当人们在物质、政治、经济和精神上处于困顿之时，他们便怀着迫切的心情充满希望把目光投向未来，这时也是各种期盼、乌托邦式的理想以及关于世界末日的幻象甚嚣尘上之时。比如说，我们会想起纪元之初奥古斯都时期人们对千年至福的期盼，或者想起第一个千年结束时西方所发生的精神嬗变。今天，第二个千年即将走向终结，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各种关于宇宙毁灭的世界末日的意象再次大行其道。“铁幕”所象征的那种分裂把人类分为两大阵营，它的意义在哪里？如果氢弹开始引爆，或者如果黑暗的国家专制政体在精神和道德上笼罩着整个欧洲，我们的文明，人类本身，将会怎样？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这一威胁掉以轻心。在西方，到处都有少数人蠢蠢欲动，在我们的人道主义和正义感的庇护下，他们时刻准备煽风点火。除非人口中那个相当聪明、心理稳定的阶层运用批判的理性，否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到处蛊惑人心。我们不要高估这个阶层的厚度。这要看民族的性格，各国都不尽相同。而且，它在各个地区也依赖于民众的教育程度，它受到那些极其令人困扰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拿全民公决作为一个评判标准的话，我们对这个阶层最乐观的估计也只能把上限放在全体选民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更为悲观的看法也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理性和批判式反思的天赋并非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便有人具备这样的天赋，事实证明它也会摇摆不定，不能始终如一。一般来说，政治团体越大，就越是如此。群众会把个体尚可以拥有的独到见解和反思碾得粉碎。这样一来，一旦受宪法制约的国家变得软弱不堪，就必定会导致教条主义和独裁暴政。

在特定情境中，只有当人们的情绪性没有超过某个界定程度时，理性的辩论才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如果情感温度升到这个水平之上，那么理性就会停止产生任何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口号和荒唐的幻想。也就是说，会产生某种集体性中魇，而这种中魇很快就会发展为精神流行病。在这些条件之下，所有那些在情理中被视为反社会、勉强被人忍受而得以存在的元素都统统浮出水面。这些人并不罕见，决不是只会在监狱里或疯人院才能碰到。我估计，对于每一个显性精神病病例，至少有十个潜在的病例，他们很少达到一个公开爆发的点。尽管他们看上去很正常，但他们的观点和行为都无意识地受到病理因素和反常因素的影响。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对于潜在精神病的发病率，我们并没有医学上的统计数据。不过，即使他们的人数不到明显的精神病和罪犯的十倍，虽然他们所代表的人口比例相比较而言还较小，但这些都足以由这些人独特的危险性而得到弥补，而且还绰绰有余。他们的心理状态是陷入集体兴奋中的群体的那种状态，支配他们的是情感判断和愿望幻想。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是已经适应的人，因此他们感觉如鱼得水。通过自身的经验，他们知道这种情况要使用怎样的语言，知道要如何来应付。极端的憎恨延续着他们的荒唐想法，他们诉诸集体非理性，并在那里找到了滋生的沃土。在比他们正常的那些人身上，理性和见解的幌子下潜伏着动机和怨恨，而他们则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表达出来了。因此，虽然跟所有的人相比他们的数量并不大，但他们却是非常危险的传染源，原因正是在于所谓的正常人其实也只具备极为有限的自知之明而已。

大多数人把“自我的知识”跟意识中的自我人格混为一谈。每个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人都自以为了解自己。但自我了解的只是它本身的内涵，而不是潜意识及其内涵。人们衡量自我知识的方法就是看其社会环境中一般人如何看待自己，而不是看大部分都隐藏不见的真正的心理事实。从这方面来说，心理就跟躯体一样，一般人对其生理结构和解剖结构都是知之甚少。尽管人们生活在其中，与之朝夕相伴，但一般人对它基本上都是茫然不知。即使让意识熟悉躯体的已知部分都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就更遑论其未知部分了，虽然它们也是真实存在。

因此，通常所说的“自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知识，它大部分都在于社会因素，在于人的心理活动。因为这样，人们才会有这样的偏见；认为这样那样的事不会发生到“我们身上”，不会发生到“我家”，或者朋友和熟人身上。另一方面，有人也会有同样虚假的推断，宣称自己具有某些品质，而这些其实只是掩盖了病例的真实情况而已。

潜意识的广阔天地是不受意识的批判和控制的。在这个天地里，我们毫无防备，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心理传染。像面对所有的危险一样，只有知道袭击我们的是什么、袭击如何进行、何时何地进行，我们才能防御心理传染的风险。由于自我知识是去了解个人的事实，因此所有理论在这里都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因为，一种理论越是宣称放诸四海皆准，它就越是无法解释个体的情况。任何基于经验的理论都必定基于统计数据，它要构想一个理想的平均值，废掉标度两头的特例，用一个抽象的中间值来代替。这个中间值虽然并不一定要在现实中存在，但它是有效的。在这个理论中，中间值还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而两头的特例虽然都是事实存在，但根本不会出现在最后的结果里，因为它们彼此抵消了。比如，假如有一堆鹅卵石，要计算每粒石头的重量，我得出它们的平均重量是5盎司。但这并不能让我知道这些鹅卵石的真实情况。如果有人基于这些计算结果以为他一出手就会捡到一粒5盎司的石头，那么他就会大失所望。事实上，很有可能不管他找多久他都找不到一粒恰好重5盎司的鹅卵石。

统计方法从理想平均值的角度来展示事实，但无法向我们展示事实的经验现实。它虽然反应了现实无可辩驳的一面，但又能以最误导的方式篡改真相。那些基于统计数据的理论尤其如此。真正事实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其个体性。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可以说真实的情况大体上就是由特例构成。因此，绝对现实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不规律性。

只要一谈到指导我们的自我知识的理论，我们就必须进行上述的考量。基于理论推断的自我知识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知识的对象是个体，是相对的特例和无规律的现象。因此，个体的特征不是普遍性和规律性，而是独特性。个体不能理解为重复出现的单元，而必须理解为独一无二的东西，我们在此前的分析中可能对他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能跟他做比较。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物种的一员，人可以也必须描述为一个统计单元，否则我们对人就形不成任何普遍性概述。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把人视为一个比较单元。这样，视情况而定，我们就能形成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学或心理学，人的抽象画面成了一个平均单元，所有的个体特征就消失殆尽了。但是，正是人这些特征对我们去了解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我要了解一个人，我就必须把所有关于常人的科学知识和理论都抛到一边，这样才能采用一种全新的、不带任何成见的态度。只有保持心灵的自由和开放，我才能进行了解的工作，而关于人的知识，或者说对于人性的洞察，都是以掌握对一般人的各种知识为前提的。

好了，不管这是关于了解别人还是自我了解的问题，我都必须把所有理论推断抛诸脑后。由于科学知识不仅受到普遍尊重，而且在现代人的眼中还是唯一的智识和精神权威，所以要了解个人我只能被迫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也就是说只能对科学知识视而不见了。这可不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因为科学态度是很难轻易放弃其责任感的。倘若这个心理学家碰巧是个医生，他不仅想要科学地界定自己的病人，还想把病人作为一个人来了解，那么他就要面临责任的冲突，一边是对于知识的两种截然对立又相互排斥的态度，一边是要了解病人。这一冲突靠一种责任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依靠一种双向的思维方式：即做一件事，但同时又不忽略另一件事。

原则上，知识的正面优势恰恰是不利于了解的。有鉴于此，源自知识的判断因此很有可能会产生悖论。从科学角度来判断，个体只不过是一个无限重复的单元，甚至可以用一个字母来标记。另一方面，从了解的角度来说，个体是独一无二的个人，如果剥去科学家所视若珍宝的一致性和规律性，他就是那个至高无上、唯一真实的研究对象。医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楚这个矛盾。一方面，医生经过科学训练拥有统计上的真理。另一方面，他又面临着治疗病人的工作，而这个病人又需要个别的了解，对于遭受心理痛苦的病人来说更是如此。越是照本宣科地治疗，病人的抗拒就越是强烈，而且他们这样抗拒也是对的，而疗法受到的损害就越大。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精神治疗医师要被迫把病人的个体性视为整体情况中的一个根本事实，并以此安排自己的治疗方法。今天，在整个医学领域，人们都认识到医生的工作是治疗生病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疾病。

从医疗角度进行的这个释例只不过是一般教育和培训问题的一个特殊例子而已。科学教育主要是基于统计上的真理和抽象知识，因此它会向人们灌输一幅不现实的、理性的世界图景，而仅仅作为边缘现象的人在这个世界中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然而，作为一个非理性的数据，个人才是现实真正的、真实的载体，他们是具体的人，而不是科学论述中所指的不真实的、理想的、或者“正常”的人。不仅如此，大部分的自然科学都试图去代表它们的调研结果，就好像没有人的干预这些结果就无法存在一样，这样人们就依然看不到心理——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其中的合作（一个特例是现代物理学，它承认被观察的对象离不开观察对象）。因此，从这个方面说也是一样，在科学所传达的世界图景中，似乎也排除了真正的人的心理，这跟“人文科学”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在科学推断的影响之下，不仅心理，而且个人，实际上所有的个体事件的地位都被降低，变得模糊起来，这使得现实的画面遭到扭曲，变成一个概念平均值。我们不要低估这个统计上的世界图景所产生的心理效果：它对个体置之不理，只偏向堆积成群体结构的无名单元。具体的个体被抛到一边，存在的只是组织的名称，而最高点就是把国家作为政治现实的行为准则的抽象观点。这样，个体的道德责任感都毫无例外地为国家政策所取代。个人的道德差异和心理差异不会出现，出现的却是公共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生活（也就是唯一真实的生活）的目标和意义不是在于个人的发展，而是在于国家政策。国家政策从外界强加到个体头上，要把那个终将把所有生命都吸入其中的抽象观念付诸实现。个体逐渐丧失自己要如何生活的道德决定权，相反却作为一个社会单元遭到统治，接受衣食教育，被安排到一个合适的住房单元里，享受着群体感到快乐和满足的娱乐标准。统治者自己也跟被统治者一样是社会单元，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专门的国家教条的喉舌。他们不必是善于做出判断的大人物，只要是十足的在其领域之外就一无是处的专家就可以了。国家政策会决定要教什么、学什么。

至于那些看上去无所不能的国家教义，则是以国家政策的名义由那些占据政府高位的人所操控，而政府则集中了所有权力。不管是通过选举还是偶然的机遇，只要一个人爬到了这样的一个职位，他就无须再屈从任何权威了。他就成了国家政策，只要在形势的范围之内，他就可以为所欲为。要是路易十四，他就可以说：“朕即国家。”如果有些人知道如何把自己跟国家教义区分开来，那么他们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这样说来，路易十四就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或者不管怎样可以说是少数这样的人之一。不过，这些人更容易成为自己假想的奴隶。在心理上，这种片面总是由潜意识的颠覆倾向所补偿。奴役和反抗是不可分割的相关因素。因此，对权力的竞逐和夸大的不信任感会从上至下地弥漫于整个机体之中。不仅如此，为了弥补这种混乱的无形化状态，群众总是要产生一位“领袖”，而这个领袖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自我意识膨胀的牺牲品。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俯拾皆是。

一旦个人合并到群体中，从而让自己变得毫无用处时，上述的发展趋势从逻辑上来说就不可避免了。大量群体的聚集会使个体消失。除此之外，导致心理上的群体思维的另一大主要因素是科学的理性主义，因为它会剥夺个体存在的根基及其尊严。这样，作为一个社会单元，个体丧失了其个体性，仅仅成为统计机构的一个抽象数字。他扮演的角色只能是一个可以互换的单元，其重要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理性的角度和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个体就是如此。从这个观点出发，继续谈论个体的价值或者意义就显得十分荒谬了。确实，我们很难想象有人怎么可以赋予个人生活这么多的尊严，因为事实正好与此相反，铁板砧砧地摆在那里。

从这个观点来看，个体的重要性确实是在降低，任何想对此予以反驳的人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理屈词穷。有人会觉得自己、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圈子中受人尊敬的朋友很重要，但这种情况只不过是凸显了这些人感觉上某些可笑的主观性而已。因为，跟一万人、十万人，甚至百万人相比，区区几个人又算什么？这让我想起一次我在一大群人当中碰到的一个朋友，他很善于思考，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当时，他突然大声说道：“在这些人身上，你可以找到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去怀疑人生的不朽：所有这些人都想要永垂不朽！”

聚集的人群越大，个体就变得越加渺小。但是，个人生命的意义毕竟不能等同于公共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如果个体充满了渺小感和无力感，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那么他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国家奴役制的道路，而且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这种制度的皈依者，虽然他们并不想如此。一个人如果只寄希望于外界，如果在大军压阵时畏缩胆怯，那么这个人根本就无法与自己的感官和理智做搏斗。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所有人都被统计上的真理和庞大的数字所吸引、所震慑，每天都有人告诉我们个性是徒然无效的，因为任何群体组织都既不代表又不体现个性。与之相反的是，在那些不加批判的大众看来，那些在世界舞台高视阔步的人物，他们的声音传到了五湖四海，他们都是在群众运动中或大众舆论中应运而生的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或者为他们鼓掌，或者诅咒着他们。由于群众的暗示性在这里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些人物传达的是否是自己的、他们个人要为此负责的信号，还是说他们仅仅只是集体观点的传声筒而已？这还是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难怪个体会越来越难以把握对自己的判断了，也难怪责任感会被尽可能地集体化，也就是说责任感从个体身上卸下来，交给了集体机构。这样，个体日益成为社会的一个功能，社会又从而篡夺了真正的生活载体的功能，而在实际情况中，社会跟国家一样只不过是个抽象的观念而已。现在两者都被实体化了，也就是说它们都获得了自主性。国家更是如此，成了一个似乎是具有生命的人，人们期望从它那里获得所有的东西。而在事实上，国家只不过是那些熟知如何操纵它的个人的幌子而已。如此一来，受宪法限制的国家就不知不觉地陷入到一种原始的社会形式之中，也就是原始部落式的共产主义。在这种社会形式里，人人都要服从酋长或者寡头的专制统治。

第二章　与群体思维相抗衡的宗教

为了把虚构的主权国家从一切有益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也就是说把操纵主权国家的那些头脑们的奇思怪想释放出来，所有旨在于此的社会政治运动都无一不想破坏宗教的根基。因为，为了把个人变成国家功能的一部分，就必须清除他对国家之外任何事物的依赖。宗教就是意味着对非理性经验事实的依赖和顺从。这些经验事实并不直接与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相关，而更多的是涉及个体的心理态度。

然而，只有当外界存在一个参照依据时，人们才能对外部情况形成一个态度。而宗教就给予了，或宣称能给予这样一个角度，因此它让个体得以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任何仅仅生活在外部世界中的人，任何脚底下除了落脚之地再别无根基的人，他们都受到显而易见、无法避免的环境之力的冲击。而宗教似乎就建立了一块自留地，让人们得以抵御这种冲击。倘若统计上的事实是唯一的事实，那么它也就是唯一的权威。这样，就只有一种情况存在。由于不存在相反的情况，因此判断和决定不仅变得多余，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形成。这样一来，个体就注定会成为统计上的一个功能，从而成为国家的一个功能，或者任何可以称之为秩序的抽象原则的功能。

不过，宗教教给人们的是与“世俗”权威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权威。个人是依赖于上帝的，这种教义在人们心中的合法性跟世俗世界一样崇高。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宣称的绝对性会使个人疏远世俗世界，这跟个人屈从于集体心理时会疏远自我是一样的。在前一种情况下，个人会丧失判断力和决定能力，情形跟后一种情况几乎雷同。除非宗教向国家妥协，否则这就是宗教所公开追求的目标。当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倾向于称之为“信念”，而不是“宗教”。信念表达的是某种确定的集体信仰，而宗教一词表达的则是跟某些形而上、超越现实的因素之间的主观关系。信念是对信仰的表白，它主要针对的是大千世界，因此它是属于现实世界之内的东西；而宗教的意义和目的却在于个人与（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在于个人与救赎之路和超度之路（佛教）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伦理观念都是源自这个基本事实。倘若个人在上帝面前没有责任感的话，这些伦理观念充其量也就只能成为传统道德而已。

由于信念是对平凡现实的妥协，因此它们不得不随之逐渐把自己的观点、教义和习俗法典化。在这样做的同时，信念把自身极度外化，以至于其中那些真正的宗教因素——也就是与其超越现实的参照依据之间的即存关系和直接冲突——全部被推到了幕后。如果持有教派立场的观点，人们就会用传统教义的标准来衡量主观宗教关系的价值和重要性。如果是在新教国家里，这样的情况并不常发生，那么一旦有人声称自己是受到上帝意志的指引，马上就会有人说这是虔信主义、宗派主义、古怪之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信念与正统教派之间具有一致性，或者至少可以说，在信念所形成的公众机构中，成员既有真正的信仰者，又有众多对宗教事物只能说是“漠不关心”的人们，他们仅仅是由于习惯使然才属于这个机构。信念和宗教之间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成为某种信念的追随者并不总是一个宗教的问题，而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信念并不能向个体提供任何赖以生存的根基。为了获得根基，个体必须全部依赖于自己跟权威之间的关系，而这个权威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衡量个体是否做到全部依赖的标准并非是对信念的口头承诺，而是这个心理事实：即个体的生活并不完全由自我及其观念决定，也不完全由社会因素决定，决定它的还有，或者说更多的是某个巨大的权威。不管伦理原则有多么崇高，也不管信念有多么正统，它们都没有为实现个体的自由和自主性奠定基础。为此奠定基础的仅仅是，而且完全是经验意识，是对人与超越现实的权威之间那种强烈个人化的互动关系不可交换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对于“世俗世界”及其“理性”起到了一个平衡的作用。

以上的论述既不会让大众满意，又无法取悦所有的宗教信仰者。对于前者来说，国家政策就是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事实上，这也正是对他们进行教化的目的。因此，大众虽然赋予个体生存的权力，但他只能作为国家的一个功能而存在。与之相反，宗教信仰者承认国家对自己具有道德管束和实际的管束，但又认为不仅人，而且统治他的国家都要服从于至高无上的“上帝”。这样，当出现疑虑时，做出最后定夺的应该是上帝，而不是国家。“世俗世界”是人的现象世界，因此也就是广义上的自然界。至于说它是否就是上帝的“对立面”，我就留给大家去回答了，因为我不会冒昧做出任何形而上的判断。我只能指出这个事实：这两大经验领域之间的心理对立不仅在《新约》中可以找到佐证，而且即便是今天也有显而易见的例证，我们从独裁国家对于宗教的否定态度以及教会对于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否定态度中就可以看出来。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人不跟社会发生关系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同样，个人要找到自己存在的真正理由，找到自己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自主性，就必须通过某种超越现实的原则，因为这种原则能够把外界因素的强大影响力变得相对化。不寄托于上帝的人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抵抗世界的物质诱惑和道德诱惑。为了抵抗这些诱惑，他们需要有内心的先验体验，这种体验就足以对他们形成保护，否则他们不可避免就会淹没在群体之中。在智识上亦或是道德上洞察到大众冥顽不化、缺乏道德责任感，这仅仅是一种消极的认识而已，充其量也就是在个人原子化的道路上举棋不定罢了。由于这完全只是一种理性的认识，所以它没有宗教信仰的那种驱动力量。独裁国家具有中产阶级的理性所不具备的一个很大优势：它在吞噬个体的同时，也将个体的宗教力量吞噬殆尽，国家取代了上帝。正因为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独裁政体是宗教，而国家奴役制则是一种崇拜的形式。但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去混淆和篡改宗教的功能，就必定会导致人们私下生疑，而他们的疑虑立即便会遭到压制，以避免跟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思维趋势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果总是一样的：就是用狂热盲从的形式来予以过度的补偿，而狂热盲从又进而被用作武器，来扑灭哪怕是最微弱的对立火苗。自由言论遭到扼制，道德抉择受到无情的压制，托词就是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用最卑鄙无耻的手段。国家政策被推崇为信念，领袖或党魁成了超越善恶之分的半人半神，他们的追随者则被尊奉为英雄、烈士、门徒、传播者。这里只有一个真理，除此之外再无别的真理。这个真理神圣不可侵犯，不容任何评判和指摘。我们从历史可以得知，任何持不同想法的人就是异端，要遭受形形色色的痛苦和威胁。党魁执掌政治大权，只有他们才可能真正地诠释国家教义，而他们总是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诠释。

通过大众统治，个体成了第某号社会单元，国家上升为至高原则。到这个时候，我们只会看到宗教功能也被吸入这个大漩涡中。宗教仔细观察到了某些不可见和不可控的因素，并顾及到了这些因素的存在。宗教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本能态度，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我们总能看到宗教的显示。宗教的目的显然就是要维持精神的平衡，因为自然人具有同样自然的一种“知识”，他们知道自己的内心或外界会发生不可控制的事情，这些事情随时都会破坏自己的意识功能。因此，一旦出现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都产生重大后果的困难决定时，他们就会采取具有宗教性质的适当方法，来确保自己安全地进行抉择。他们向不可见的力量奉上祭品，发出令人敬畏的祝福之辞，举行五花八门的庄严仪式。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在什么时代，都会有进场仪式和退场仪式，但毫无心理洞察力的理性主义者却怀疑这些仪式的效力只是巫术和迷信而已。但不管怎样，巫术是具有心理效果的，其重要性不应低估。“巫术”活动的举行过程让当事者获得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对于一个决定的做出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任何决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有必要让人们觉得自己是在冒险。甚至独裁者都认为不单单要让自己的国家行为具有威慑性，而且还要通过各种庄严的方式把它们公之于众。从原则上说，军乐队、旗帜、横幅、阅兵和示威游行根本无异于教会游行、鸣炮以及为了吓跑魔鬼而点放的烟火。不同的是，国家权力的暗示性检阅游行会威胁到集体的安全感。跟宗教游行不同，这种检阅式游行无法让个体抵御内心的信仰魔鬼。这样，个体就愈加依附于国家权力，即愈加依附于群体，从而从道德和精神上都把自己交付出去，最终结束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任何作用。跟教会一样，国家需要人们的热情、自我牺牲和热爱。如果说宗教要求或者假定人们会“畏惧上帝”，那么独裁国家则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提供必要的恐惧。

理性主义者将自己的主要火力都集中在宗教仪式上，攻击它们的神奇效果是传统所强加的。其实他们完全偏离了要害。他们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即心理效应，其实双方都利用了这一点来实现截然对立的目标。而双方对于目标的概念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宗教的目标是摆脱邪恶、与上帝和解、以求将来的好报等等。这些都变成了世俗的承诺：不必为一日三餐担心、物质商品的公平分配、未来的共同富裕、缩短工作时间等。要实现这些承诺跟天堂一样遥远。这只是向人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比方而已，同时也凸显了这个事实：群体超越现实的目标转化成了纯粹的世俗信仰，这些世俗信仰受到大力吹捧，其宗教狂热性和排他性完全类似于信念朝相反方向所展示出来的宗教狂热性和排他性。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自我重复，我就不一一列举世俗信仰跟来世信仰之间的相似特征了。我只想强调这一点：像宗教概念一样，自然功能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存在，它用理性主义批判和所谓的启蒙批判是无法清除的。当然，你也可以认为信念的教义内涵荒谬可笑，根本不可能实现，但这样的方式毫无意义，也不会对构成信念根基的宗教功能造成任何影响。人们小心翼翼地关注着精神和个人命运的非理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遭到邪恶地歪曲，但宗教通过国家和独裁者的神化再次现身了：草叉可以赶走自然，但自然总会重现。领袖和独裁者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因此会竭尽全力地粉饰那些显然与恺撒的神化非常类似的东西，把自己的真正权力隐藏在虚构的国家背后。当然，这样是改变不了任何东西的。

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那样，独裁国家剥夺了个人的权力，它让个人丧失了存在的形而上根基，因此也从心理上使个人失去立锥之地。个人的道德决定变得毫无价值，唯一重要的是盲目的群众运动，如此一来谎言就成了政治活动的工作原则。这个事实让国家得出各种符合逻辑的结论。这一点是有无言的证据的：数百万个国家奴隶都被完全剥夺了所有权力。

独裁国家和各派宗教都特别强调社区这个观念。但由于人们是被迫吞下这个观念的，所以它起到的作用与其原意正好相反：它造成人们的分裂和不信任。教会对社区的强调丝毫不弱于独裁国家，它让自己显示为一种理想的社区组织。而在那些教会势力极为弱小的地方，比如新教国家，对“社区经验”的希望和信心则弥补了令人痛心的凝聚力缺失。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社区”对于群众的组织工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它也是一柄双刃剑。不管加多少个零都构不成一个单位数。同样地，社区的价值在于构成社区的个体具有怎样的精神声望和道德声望。因此，我们不能期望社区所产生的效应会超过环境的暗示性影响，也就是说不要期望社区中的个体会发生真正的根本性改变，不管这种改变是好还是坏。真正的改变只能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个人接触，而不能群体性地从社区性或教会性的洗礼中产生，因为它们并没有触及人的内心世界。社区宣传的效果实际上是极其肤浅的，这可以从最近东欧发生的一些事件中看出来。社区理想总是一意孤行，无视个人的存在，而个人终将提出自己的主张。

第三章　西方对于宗教问题的立场

面对基督时代在20世纪所取得的这种发展，西方世界继续保存着罗马时期法令的传统，保存着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伦理遗产，保存着犹太教和基督教关于人权不可剥夺的理想。西方世界焦急不安地向自己提出这个疑问：如何可以把这种发展停止下来，或者逆转过来？抨击集权政体是乌托邦，或者谴责它们的经济原则毫无道理，这些都无济于事。因为，首先，对别人指指点点的西方只是自说自话；其次，只要你准备好了去接受各种可能的牺牲，你就可以把任何喜欢的经济原则付诸实践。由于过度的人口增长率，这种国家可以成倍地增长自己的无偿劳动力，无视在很大程度上由薪资决定的世界市场，跟其竞争对手一竞高下。它真正的危险只能来自外部，也就是军事进攻的威胁。但是这种危险每年都在递减，首先是因为集权国家的战争潜力在稳步上升，其次是因为军事进攻很可能正好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激起他们潜在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而我们是无法承受其后果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从内部来摧毁这种权力。但是，这样做也必须遵循权力自身的内部发展趋势。鉴于现存的安全措施和民族主义反应的危险，现在看来从外部提供支持只会收效甚微。他们拥有一支庞大而狂热的传播者队伍，又有内奸可以为之效力，而这些内奸根据我们的法律和宪法又可以确保获得避难。除此之外，集权信奉者的力量在有些地方还很强大，他们也极大地削弱了西方政府的决策力，而我们又没有机会对对手施加类似的影响，尽管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他们的广大群众当中也会存在一定的反对力量。正直刚烈、热爱真理的人们总是存在的，他们痛恨谎言和暴政。但是我们无法判断他们在警察政体之下能否对大众施加任何决定性的影响。

由于存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形势，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这个疑问：我们要怎样才能抵抗这个威胁？尽管我们拥有可观的工业力量和强大的防御潜力，我们也无法高枕无忧，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最强大的武器装备、最精良的重工业、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三者相加，也无法遏制宗教式狂热主义所传播的心理感染。

不幸的是，我们还尚未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事实：我们总是满腔热情地诉诸于理想主义、理性和其他美德，但这些都不过是空洞的嗡嗡之声而已。只要刮起宗教信仰的风暴，不管这种信仰在我们看来有多么扭曲，那些美德就会像一阵轻风一样被吹得无影无踪。我们所面临的不是一个用理性辩论或道德辩论就能解决的局面，而是由时代精神所催生的情感力量和思想观念的大爆发。我们凭经验就可以知道，这些东西受理性反思的影响并不大，至于道德规诫的影响就更小了。许多领域的人士已经正确地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解毒药，或者说解毒剂应当是一种同样强大的信仰，一种不同性质的非物质信仰，而基于这种信仰的宗教态度就是抵御心理感染危险的唯一有效方式。令人沮丧的是，“应当”这个小小的词总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它指出了这种必需之物在某种程度上的弱小，甚至缺失。我们不仅没有形成统一的信仰，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抵挡狂热的意识形态的蔓延，而且我们还使用了一模一样的智识假设、一模一样的论据和目标。尽管教会在我们这里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它们既不比他们的教会充实，也不比它们空虚。而且，教会对广阔的政治领域又无法施展任何明显的影响。作为一种公共机构，信念的薄弱之处在于它要侍奉二主：一方面，信念的存在源于人与上帝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对国家，也就是世俗世界负有责任，从这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把“……归给恺撒”和《新约》中各种警句用到它的身上。

自早远以来，直到相当晚近的一个时候，人们都会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马书》13：1）。但现在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教会代表着传统的集体信念。对很多宗教信徒来说，教会不再是以信徒自己的内心体验为基础，而是建立在无法反思的信仰之上。一旦人们开始思考，这些信仰就会烟消云散。这样，信仰的内涵就会与知识发生冲突，而且非理性的信仰往往根本无法与重于推理的知识相匹敌。信仰无法充分替代人的内心体验。当缺乏这种体验时，即便是神奇降临的像天赐般的强烈信仰，也可以同样神奇地倏然消失。人们把信仰称为真正的宗教体验，但他们不会停下来想一想：实际上，信仰是一种次生现象，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先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向我们灌输了信任和真诚。这种体验具有确定的内涵，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教派的信念来进行诠释。但情况越是如此，它们与知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这种冲突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是说，信念的立场是非常陈腐的，它们充满了鲜明的神化象征。如果逐字逐句去理解它们的话，那么它们肯定会跟知识发生难以忍受的冲突。但是，打个比方，如果不去逐字逐句地理解耶稣复活的说法，而是从象征的角度去理解它，那么就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解释，它们既不会与知识相冲突，也不会有损于这种说法的意义。有人提出反对，认为从象征的角度去理解就会把基督教永生的希望化为泡影。但这种反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远在基督教产生之前，人类就相信死后还有生命存在，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复活节来作为永生的保证。现在，由于人们像教会所教的那样过于僵硬地理解神话故事，因此这些神话突然之间受到全盘否定的危险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难道我们现在不能尝试一次，从象征的角度去理解基督教神话，不把它们连根铲除吗？

我们与他们的国家宗教之间具有完全相似之处，至于说如果大众都认识到这一点会产生什么后果，现在做判断还为时过早。不幸的是，人所代表的上帝之城的绝对主义宣称跟国家的“神性”如出一辙。伊格纳提乌斯·罗耀拉从教会权威中得出了一个道德结论（“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这个结论预见到这句谎言将成为一个危险无比的政治工具。我们知道，作为生活独一无二的载体，个体的存在是非常脆弱的，它受到了这两者的威胁，尽管它们一个承诺要带来精神田园，另一个承诺要带来物质田园。警语云：“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最终抵挡这样的诱惑呢？除此之外，我们与他们的国家宗教一样，也同样高度重视“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观，喜爱这种世界观根据统计数据一刀切式的倾向和物质主义目标。这一点我在之前就已经解释过了。

那么，政治分裂、教派林立的西方能够给窘境中的现代人带来什么呢？遗憾的是，什么都不能。它只能提供五花八门的道路，这些道路都统统通向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与他们的理想实际上并无二致。我们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不承认自己有致命的脆弱性，这些都对我们毫无裨益。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学会了绝对服从于某个集体信仰，学会了放弃对于自由的永恒权力、对于个人责任的永恒权力，那么只要有另外一种显然“更好”的信仰强加到他所谓的理想主义之上，他就会同样轻信地、同样不加批判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大步前进。不久之前在一个文明的欧洲国家里发生了什么？我们谴责德国人又把历史忘得一干二净，但事实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同样的事情会不会在别的地方发生。如果真的发生了，如果又有一个文明国家被某种统一的、片面的观念所感染，那么也不足为怪。世间之事，变莫大焉！作为西欧真正的政治脊梁，美国似乎应当是免疫的，因为美国对他们采取的是公开的反对立场。但是，实际上美国也许比欧洲还要脆弱，因为对美国的教育体系影响最深的就是科学世界观及其统计真理，而且美国人口混杂，人们很难在这片实际上并没有历史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人们迫切需要历史的、人文的教育方式。但事与愿违，这种方式却导致了美国人灰姑娘式的存在方式。尽管欧洲也具有这种教育需求，但欧洲却通过民族自我主义和使其陷入瘫痪状态的怀疑主义，用这种需要来导致自己的败亡。美国和欧洲的相同点在于：两者都具有物质主义和集体主义目标，两者都缺乏那种既能把所有人都表达出来，又能把他们牢牢控制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缺乏一种观念把个人置于中心地位，作为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

这种观点本身就足以引起各方激烈的怀疑和抵制了，人们甚至可以进而宣称：跟大多数人相比，个人是没有价值的，这也是可以得到所有人一致赞同的一个信念。的确，我们人人都说这是一个属于平民的世纪，平民是地球的主宰，是空气的主宰，是水源的主宰，平民的决定左右着各个民族的命运。在这幅画面上，人高贵而显赫。遗憾的是，这幅画面虽然令人感到自豪，但它只是一个幻想而已，现实与之大相径庭，截然相反。在现实中，机器为人征服了时间和空间，而人则成了机器的奴隶和牺牲品；军事技术本应保护人的物理存在，但人却受到这些技术的恐吓和威胁；虽然在半个世界范围内人的精神自由和道德自由得到了保证，但同时也受到迷失方向的混乱状态的威胁，而在另外半个世界里，这些自由则彻底遭到废除。最后，悲剧中的喜剧色彩是，作为万物的主宰，作为宇宙的仲裁，人敞开心胸拥抱了那些把人的尊严标为一文不值、把人的自主变成荒谬的观念。工厂工人必须接受商品的“公平”分配，他们的命运清楚地说明：人的所有成就和财富并没有让人变得更加高大，相反，这些东西只是让人变得更为渺小。为了拥有对工厂的一个份额，工人的代价是要放弃个人的财产；为了获得跟工作岗位绑定的那种可疑的幸福，他们所交换的是迁移的自由。如果工人不堪令人疲倦的工作压榨而心怀不满，那么他们就会丧失改善其地位的所有途径。如果他们表现出具有任何智商的迹象，那么就会有人向他们灌输政治规范，倘若他们足够幸运，还会接受一点技术知识。不过，当生活的基本需求日复一日地遭到切断时，这些有用动物头上的屋顶和一日三餐还是绝对不容轻视的。

第四章　个人对自我的了解

令人惊诧的是，人，作为所有历史发展的发动者、发明者和工具，作为所有判断和决策的起源者，作为未来的规划者，竟然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事物。这种悖论，人自己对人类所做出的这种矛盾的评价，的确是令人惊愕。我们只能这样解释：这是源自判断上的一种极大的不确定性，换言之，是因为人对自己来说就是个谜。从人缺乏获得自我知识所必需的比较手段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人通过解剖学和生理学知道如何把自己跟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然而，作为一种有意识、有反思能力的生物，虽然具有语言的天赋，但人缺乏任何自我判断的标准。在这个星球上，人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无法跟任何其他东西做比较。只有当人能够跟生活在其他星球上与人类相似的哺乳动物建立起联系时，人才有可能进行比较，从而获得自我的知识。

而在那之前，人只能继续像隐士一样生活。通过比较解剖学，人知道自己跟类人猿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但是，从外表上判断，从心灵上来说，人又跟这些表亲迥然不同。正是因为人在自己所属物种当中这种至关重要的特征，人才无法了解自己，所以在人自己看来人也一直是个谜。在人自己的物种之内，也存在不同的自我了解的程度。但是，跟碰到另外一种结构类似但起源不同的生物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相比，这也就无足轻重了。对于人类给这个星球表面所造成的所有历史变革，其中要负主要责任的就是我们的心灵，但人的心灵一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一个难以理解的奇迹、一个永远让人无法捉摸的对象。这是自然界所有秘密的一个特征。对于自然界的秘密来说，我们还有希望发现更多的事物，给那些最棘手的问题找到答案。然而，对于心灵和心理，我们似乎很奇怪地会感到犹豫。这不仅是实验科学中最年轻的一门科学，而且它还很难接近研究的正确对象。

哥白尼把我们关于世界的看法从地球中心说的成见中解放出来。同样地，我们也需要进行几近革命性的曲折奋斗才能把心理学解放出来，首先我们要让它摆脱神话观念的魔咒，然后还要摆脱人们的这种成见：即一方面认为心灵纯粹是大脑中生物化学过程的附带现象，另一方面则认为它完全是属于个人的东西。心灵跟大脑的关系本身并不能证明心灵就是一种附带现象，是一种从因果关系上来说依赖于肉体基质内的生物化学过程的次生功能。尽管如此，我们清楚地知道，大脑中可以证实的各种活动过程确实能给心灵功能造成很大的干扰。这个事实是如此地显而易见，以至于人们似乎不可避免地要推断出心灵的从属本质了。然而，心灵学现象警告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些现象显示出时间和空间在心灵因素作用下的相对化，而这种相对化对于我们就心身平行论所表现的天真幼稚和匆忙做出的解释提出了疑问。为了做出这种解释，出于哲学的理由或仅仅是智识上的惰性，人们断然否定了心灵学的所有发现。尽管人们在解决非同寻常的智力难题时很喜欢使用这种方法，但我们无法认为它是一种对科学负责的态度。为了对心灵现象做出评估，我们必须把所有伴随心灵现象出现的其他现象加以考虑。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奉行那种无视潜意识或心灵学之存在的心理学了。

大脑的结构和生理机能无法对心灵过程提供解释。心灵的本质极为独特，不能简化为任何别的东西。像生理机能一样，心灵呈现出一种相对自足的体验领域。对这个体验领域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因为严格来说它包含了两个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中的一个，即意识现象。实际地说，没有意识，就没有世界，因为只有当世界受到心灵有意识地反射时，世界对我们来说才是存在的。意识是存在的先决条件。如此一来，心灵就被赋予了宇宙要素的尊严。不管是从哲学角度来说还是事实上，这都给予了心灵跟物质存在要素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种意识的载体是个体，但个体并没有自动自发地形成自己的心灵。事实正好相反，是心灵打造了个体的雏形，个体在孩提时代也由于意识的逐渐苏醒而受到滋养。因此，如果从重要性来说心灵是一种压倒一切的经验的话，那么个体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是心灵唯一的直接体现。

我们之所以要特别强调上述事实，是在于这两大原因：首先，由于其独特个性，个体心灵成了统计性规律的一个特例。因此，如果接受统计评估摧枯拉朽般的影响，那么个体心灵就会丧失其主要特征。其次，只有当个体心灵接受教会的各种教义时，换言之，只有当它归顺于一个集体范畴时，教会才会授予它合法性。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对个性的渴望被视为是任性的固执。科学贬之为主观主义，教会则谴责它是道德上的异端和精神上的狂妄。对于教会的谴责，我们不要忘记，跟其他宗教不同，基督教把一个象征高举在我们面前，这个象征的内涵就是人——人之子——的个性化生活方式；基督教甚至把这种个性化过程视为上帝本身的化身和启示。因此，人发展成自我的过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由于人们过度关注于外界因素，使得通往直接的内心体验的道路受到阻塞，因此这一发展过程的意义尚未得到人们的充分理解。倘若不是许许多多的人都偷偷地渴望获得个人的自主，那么这个过程势必难以挺过道德或精神上的集体压制。

由于所有这些障碍的存在，人们愈加难以正确理解人类的心灵。但这些障碍都无足轻重，只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值得一提，那就是：对心灵的贬低、对于心理启示的各自抗拒，这些共同的精神病经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恐惧，是由于人们惶恐地害怕那些在潜意识领域中有可能会发现的东西。不仅是那些被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描绘所吓倒的人有这种恐惧，而且心理分析学说的起源者弗洛伊德本人也深受其害。弗氏曾经向我吐露，应该把他关于性的理论定成教义，因为要抵挡住有可能的“神秘主义黑色洪流的大爆发”，只能靠这个唯一的理性堡垒。通过这些话，弗洛伊德表明了他这样一个信念，即潜意识当中还隐藏着许多东西，它们有可能会引起“神秘”的阐释，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些“远古的残迹”，或者说原型形式，都是以本能为基础并表现了本能，它们具有一种超自然的性质，因此有时候会引起恐惧。它们代表着心灵本身最根本性的基础，因此是无法连根拔除的。人们从智力上也无法把握它们，因为只要一种表现形式遭到破坏，它们便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对潜意识心灵的这种恐惧不仅妨碍了人们的自我了解，而且对人们获得更广泛的对于心理的理解和知识也构成了最大的障碍。这种恐惧往往大得惊人，以至于人们甚至不敢对自己承认其存在。这是每一个信奉宗教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他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富于启发的答案。

任何以科学为基础的心理学都会抽象地发展，也就是说，这种心理学既会跟研究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同时又不会让研究对象在自己的视线中完全消失。这就是为什么实验室心理学实际上往往都毫无启发性、索然无味的原因。视野中的个性化对象所占地位越重要，从中获得的知识就越实用、越具体、越鲜活。这意味着研究的对象也愈加复杂，个体性因素的不确定性也随着这些因素在数量上的增加而上升，这样一来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也在变大。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学院派心理学对这种风险是相当害怕的，他们希望避开复杂的情况，因此提出来的问题是越来越简单，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会犯什么错了。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任何问题去问大自然。

与学院派相反，医疗心理学的处境就远没有这样令人羡慕了。在医疗心理学上，提出问题的并非实验者，而是研究对象。分析人员所面临的情况并不是由他们自己来选择的。如果可以随意做主的话，他们很可能决不会选择这些情况。提出关键性问题的是疾病或者患者，换言之，是造物主在拿医生做实验，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答案。个体及其情形都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直面分析人员，要求给出答案。分析人员作为医生，其职责迫使他们要对这种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情况进行处理。一开始，他们会运用那些基于一般经验的原理。不过，他们很快便会发现：这种性质的原理并不能把这些事实情况表现出来，也不能触及病例的实质。分析人员的了解越深入，那些一般原理就越是失去其意义。但是这些原理是客观知识的基础，也是衡量客观知识的标度。如果患者和医生都感觉有了“理解”，那么随着这种理解的加深，情况就会变得越来越主观化。一开始的优势很可能变成十分危险的劣势。主观化（用技术术语来讲就是移情与反移情）会导致跟环境的隔离。医患双方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社会性局限，但一旦理解占据上风，这一局限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而且知识也再也无法去平衡它。随着理解的进一步加深，它就越会跟知识渐行渐远。理想的理解就是最终导致这一结果：双方都不可思议地接受了对方的经验。这是毫无批判的消极态度、最为彻底的主观性、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三者掺杂的一种状态。达到这种程度的理解在任何病例中都毫无可能，因为这实际上是需要两个不同个体的完全认同。医患双方的关系迟早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点：其中一方会觉得为了跟对方的个性同化，自己被迫牺牲了自己的个性。这种必然的结果会使理解戛然而止，因为理解的前提也是假定双方能够完整地保留个性。因此，最可取的方式是只把理解进行到这样一个程度：即让理解和知识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不惜任何代价地去寻求理解只能对双方都有害而无益。

只要人们去认知和理解复杂的个人情况，上面的问题就会出现。医疗心理学的专门任务就是要提供这样的知识和理解。有些“良知导师”热衷于寻找灵魂的疗药，要不是他们的职位必然要迫使他们在关键时刻运用其教派偏见作为衡量标准的话，提供这种知识和理解也将成为他们的任务。因此，个人的存在权实际上受到了集体偏见的挤压，而且受到限制的往往还是最敏感的领域。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没有发生，那就是当个体正确理解了教义象征，比如说基督的模范生活的时候，而且这时候个体还要觉得这种象征相当丰满。至于今天离这种情况有多远，我想留给别人做判断。不管情况怎样，对于分析人员所治疗的患者来说，教派的局限性都意义不大，甚至毫无意义。因此，分析人员的职业迫使他们要尽可能地减少先入之见。同样，在尊重形而上的（无法证实的）信念和论断时，分析人员必须保持谨慎，不要认为它们是付诸四海而皆准的。这种谨慎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患者的人格中具有个性特征，这些特征不应受到外界的粗暴干扰而扭曲变形。分析人员必须把这交给环境影响，交给患者自己的内心发展，从广义上说，就是交给命运来做出智或不智的裁决。

许多人也许会认为如此谨慎也太过于夸张了。然而，事实是这样：在两个个体之间的辩证过程当中，总有大量的影响在相互作用。因此，由于患者已经屈服于集体因素，有责任感的分析人员并不愿意再去添加任何不必要的东西，即便是有所保留、驾轻就熟的添加也不会。此外，他们清楚地知道，即使宣扬的是至理名言，也会刺激到患者，使其公开表露敌意，或者是偷偷地进行抗拒，这样就会毫无必要地损害到治疗的目标。如今，各种广告、宣传和其他或苦口婆心或存心不良的劝告和建议对个体的心灵状态构成了严重威胁。现在他们破天荒地头一次在生活中可以拥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会重复那些令人恶心的“你应当”、“你必须”，以及类似的告诫跟废话了。既要抵御来自外界对个体的攻击，又要抵御这种攻击在个体心灵中引起的反响，分析人员不得不担当防御顾问的角色。因此，人们对于无政府本能会迸发的担心是一种受到高度夸大的可能性，因为人的内心和外界都明显存在着各种保护。不管怎样，我们要考虑到绝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懦弱，至于道德、品位就更不用提了，而且最后但并非并不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刑事法典。人们要让个性的最初萌芽进入意识之中都要费尽周折，至于把这些萌芽付诸实践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跟这些困难相比，人们对于无政府本能迸发的担心根本就不值一提。如果这些个性冲动不假思索地剧烈爆发，那么分析人员就必须对它们进行保护，不让患者笨拙地去用短视、无情和愤世嫉俗的方法来对付它。

随着这个辩证交流过程的发展，到某个程度个性冲动就必须受到评价。到那时，患者在进行判断时应该获得了足够的确定感，能够按照自己的见解和决定来行事，而不是仅仅希望从众即可，即使患者正好赞同集体观念也不会如此。除非患者坚持自己的立场，否则所谓的客观价值就会从中受益，因为这样一来这些价值就只会成为性格的替代品，去协助压制患者的个性。自然，社会有不可争辩的权力去保护自己，抵御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但是，如果社会本身就是由丧失个性的人构成，那么它就完全掌握在残酷无情的个人主义者手中，受其随意处置。让社会绑在一起，随心所欲地组成各种团体和组织吧。正是由于这种捆绑，由于由此导致的个性人格的消亡，社会才会如此轻易地屈服于独裁者。不幸的是，把一百万个零加在一起也成不了一个一。从最终来说，万物都取决于个体的性质。但是，我们这个目光短浅的时代却只是从庞大的数字和群体组织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尽管人们会以为这个世界已经看够了训练有素的暴民在疯子手中会有怎样的作为。遗憾的是，这样的意识似乎并没有渗透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盲目依然危险万分。人们继续无忧无虑地建立着组织，相信群众活动就是灵丹妙药。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只有最残酷的领导，最廉价的口号，才能维持最强大的组织。

令人诧异的是，各教会也想要利用群众活动，以便把别西卜这个恶魔驱逐出去。这些教会也是那些以拯救个人灵魂为己任的教会。它们似乎没有听说过关于群体心理的那条基本公理：个体一旦处于群体之中，便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变得低劣起来。因此，教会并不去大张旗鼓地为自己的真正使命奋斗，去帮助个人实现内心皈依，实现精神的重生。不幸的是，情况很明显，如果个体在精神上没有获得真正的再生，那么社会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再生，因为社会是由需要救赎的个体所组成的总和。教会试图，而且也显然在把个体圈进某些社会组织，让他们陷入逐渐丧失责任感的境地，而不是把他们从死气沉沉、机械盲目的群体中打捞出来，明确地告诉他们：他们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世界的救赎在于个人灵魂的救赎。因此，当我看到这一切时，我只能认为这是一场骗局。的确，教会的聚会会在个体面前显耀这些观念，想凭借群体暗示把这些观念灌输到个体的脑海中。其结果很悲惨：一旦这种迷醉状态逐渐消失，群体的人立刻便会屈服于另外一个更加明显，也更为响亮的口号。他们跟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本来是可以有效抵挡这些恶性影响的。耶稣有没有把信徒召集到一起来聚会？耶稣给五千人提供了食物，但当连坚如磐石的彼得都表现出动摇迹象时，这当中所有人不都是跟其他人一起大喊“钉死他”吗？有些人相信自己的内心体验，视世间万物如无物，自行其道。耶稣和保罗不正是这些人的原型吗？

这些辩论当然不会导致我们对教会所面临的现实处境视而不见。教会试图把个体联合起来，给没有组织形式的群众定型，组成一个由信仰者构成的社团，它们通过暗示的作用让这种组织变得牢固。教会这么做不仅仅是在履行一项伟大的社会服务，而且也为个人获得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然而，这些东西只是恩赐而已，一般来说它们只能使某些趋势更加确定，而无法改变这些趋势。经验遗憾地告诉我们，不管个人有多少社团，人的内心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某个东西个人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磨难才能获得，那么环境不能把这个东西当作礼物恩赐给他。恰恰相反，太过有利的环境只会强化一种危险的倾向，即个人把所有东西都寄希望于外界，哪怕是外部现实所无法提供的质变。关于质变，我指的是人的内心那种深远改变。鉴于现在的群体现象，鉴于将来更为严重的人口过度问题，这种改变已是迫在眉睫。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扪心自问的一个时候：我们在群众组织中聚齐起来的究竟是什么？个人，即真正的人而不是统计上的人，他的本质到底是怎样的？除非进行全新的自我反射，否则我们将无法提出这些问题。

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由于有了一个由庞大数字所组成的斜面可供滑行，因此所有的群众运动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迅速发展。哪里人多，哪里就有安全；只要许多人相信的东西，那当然就是真的；只要是许多人想要的，那种东西就必然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是完全必要的，因此也是美好的。在许多人的喧嚣之中，隐藏着希望通过武力来实现愿望的权欲。然而，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最让人感到甜蜜的还是那种温情脉脉、毫无痛苦的退化，它让人退化到人类在孩提时期的那个王国，退化到一切都由父母照料的天堂，退化到那种逍遥自在、没有责任的状态之中。所有的思考和关怀都是由上而下，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所有的需求都能得到必要的供给。处于群体中的人这种极其幼稚的梦境状态是如此地脱离现实，他们甚至不会想一想、问一问是谁在为这个天堂埋单。收支的平衡是由高层的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来维持的。他们很乐于接受这个工作，因为这样可以扩增他们的权力。他们的权力越大，个体就越软弱、越无助。

一旦这种社会形势得到大规模的发展，那么通往暴政的道路就轰然洞开了，而个体的自由则成了精神奴役和物质奴役。暴政本身是既没有道德感，又残酷无情，因此，在方法和手段的选择上面，暴政所拥有的自由度就比其他制度更大，因为后者还要顾及到个体。如果这样一种制度跟有组织的国家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它很快便会意识到自己的道德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弱点，因此这种制度便觉得自己也被迫要运用跟对手一样的手段。这样一来，即便直接的感染可以得到避免，但邪恶的传播却几乎变成一种必须。当人们认为大量的数目和基于统计的价值具有决定一切的重要性时，感染的危险就变得更大。这在我们西方世界处处都是如此。在报刊杂志上，那种令人窒息的群众力量每天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我们眼前招展，而关于个体无足轻重的观点则充分、彻底地灌输给了个人，使他们丧失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所有希望。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过时的理想对他们毫无帮助，因为他们只能向自己的刽子手，也就是群众的代言人发出这些恳求。

只有当一个人的个性像群体那样有序地组织起来，他才能有效抵抗有组织的群体。我完全明白，现在的人们在听到这个主张时肯定会觉得一头雾水。在中世纪，人被视为是一个微观宇宙，是对大千世界的微缩反映。但人们早就抛弃了这种有益的观点，尽管人类那种面向世界、影响世界的心灵或许本可以把他们教得更好。宏观宇宙的意象不仅深深地烙刻在人的心灵本质中，而且人还给自己创造了这个意象，这个意象的大小还在日益扩大。人们跟这个宇宙保持着“沟通”，这一方面是通过意识的反思，另一方面要得益于遗传，也就是人的本能的原型性，因为遗传构成了人跟环境之间的纽带。但是，人的本能不仅让人跟宏观宇宙联系起来，而且从某个意义上说，它们也在撕裂着人，因为人的欲望会把人拽向不同的方向。这样，人就会不断跟自己发生冲突，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人才能给自己的人生确定一个统一的目标。一般而言，为了这个目标，人们要压抑自己其他方面的本性，因此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这种一心一意的追求是否值得？看到人类心灵的自然状态是各组成部分搡挤在一起，其中也包含了这些组成部分自相矛盾的行为，也就是说，看到人类心灵的自然状态就是某种程度的分离，人们不禁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佛教把这称为是对“万物”的依恋。这种情形迫切地需要秩序跟统合。

乌合之众乱哄哄的运动虽然最后都是以对彼此的失望而告终，但它们总是被独裁意志推往一个具体的方向。同样地，处于分离状态中的个体也需要一个指导原则、一个定序原则。自我意识倒是乐于让自己的意志担当这一重任，但它却忽略了强大的潜意识因素的存在，这些因素使其愿望落空。自我意识如果想要实现统合的目标，首先就必须了解这些因素的实质，就必须去体验它们。若不如此，自我意识就必须具有一个超自然的象征，能够把这些因素表现出来，并导致它们的统合。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深刻理解的宗教象征或许可以，而且这种宗教象征必须明显代表着在现代人身上寻求表达的东西，但迄今为止我们对于基督教象征的构想却完全无法做到。恰恰相反，白人“基督徒”范畴存在着一种可怕的世界分裂，再加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事实已经证明这些东西根本就无力抵挡陈腐的社会秩序卷土重来。

我这样说并不是指基督教已经完了。正好相反，我坚信：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变得陈腐过时的，是我们对于基督教的构想和诠释，而不是基督教本身。基督教象征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它本身就携带着可供进一步发展的种子。它可以继续发展；这完全是在于我们，要看我们是否能下定决心对基督教的假定进行重新思索，进行更加彻底的思索。这种思索要求我们对于个体、对于自我的微观宇宙都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它必须跟我们以往所采取的态度大相径庭。正因为如此，没有人知道人的面前摆着哪些解决办法，没有人知道人还可以经历怎样的内心体验，也没有人知道宗教神话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心灵事实。在所有这一切的上方，笼罩着无边无际的黑暗，没有人明白有什么理由可以让自己感到有滋有味，又要让自己投入怎样的目标。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感到孤立无助。

这种情况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事实上所有的王牌都抓在我们对手的手中。他们可以诉诸庞大的军队和自己的毁灭力量。政治、科学和技术都齐刷刷地站在他们那边。气壮山河的科学论辩代表着人类大脑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高智力成就。至少这在现在的人的眼中看来是如此，因为人们已经受到了百数次的启蒙，知道过去的时代和那时的迷信都是黑暗落后的。至于说启蒙的先哲自己其实也是误入歧途，把没有可比性的因素拿来做了错误的比较，这种想法人们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更严重的是，当人们向那些智识精英提出疑问时，他们几乎都会异口同声地认为：只要是今天的科学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它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信仰的事实或许可以给人一个超越现实的角度，但人们却把它们放在跟科学事实同样的背景中来处理。这样，当个体向被授以治疗灵魂之职的教会及其代言人发起疑问时，他得到的答复是：一个人属于教会这种绝对的世俗机构，这基本上是天经地义的；他觉得有疑点的信仰事实，那些都是板上钉钉的历史事件；某些仪式活动确实能产生奇迹般的效果；基督受难就是替他承受的，因此才把他从原罪中解救出来，使他免受其苦（永生的诅咒）。由于方式方法的有限，倘若这个人开始对这些东西进行反思，他就只能承认自己根本就不明白这些事情，这样留给他的就只有两种可能性了：要不就糊里糊涂地相信，要不就拒绝接受这些说法，因为它们让人根本无法理解。

虽然今天的人很容易就可以思考和理解国家所派发的各种“真理”，但他们对于宗教的理解却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宗教缺乏解释的原因（“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摘自《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三十节）。倘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没有抛弃自己所有的宗教信念，那么这是因为宗教冲动是以本能为基础的，因此它是人所独有的一种功能。你可以把人信奉的神拿走，但结果只是给他别的神。群体国家的领袖不可避免会被神化，如果这样的粗俗之举还尚未通过武力施行，那么强迫性因素就会取而代之，应运而生。这些因素充满了魔鬼般的能量：金钱、工作、政治影响，等等等等。当一个人丧失某种自然功能时，也就是当这种功能在意识中得不到有意表达时，就会导致这个人产生整体性的障碍。因此，自然而然地，当理性女神凯旋高歌时，现代人就出现了普遍的神经症化，也就是类似于今日世界被铁幕一分为二的那种人格分离。不管这个人生活在铁幕的哪一边，这条充斥着铁刺的边界线都在现代人的心灵中划过。典型的神经症患者是不会意识到自己影子的那一面的，同样地，正常人也跟他们一样只在邻人身上、在鸿沟对岸的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把一方的资本主义和另一方的共产主义简单地约括为万恶之源，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义务和社会义务，好吸引人们投向外界的目光，并防止这种目光向内探究。但是，神经症患者虽然对自己的另外一面没有意识，但他们也会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自己的心灵结构有不对劲的地方。跟他们一样，西方社会的人对自己的心灵和“心理学”也产生了本能的兴趣。

这样，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精神病学家被召唤到世界舞台上来了。人们向他们提出各种问题，其中大部分都是涉及个体生活中最私密、最隐秘的部分。不过，最后的发现结果是：这些东西都是时代精神的直接产物。由于它们所表现出的个人化症状，这些产物通常会被认为是“神经症”的东西。这种看法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都是由幼稚的幻想构成，与成年人的心灵内涵格格不入，因此，它们一旦到达意识层面，就会受到我们的道德审判的压抑。理所当然地，这种类型的幻想大多都不会以任何形式进入意识当中。至少我们可以说，它们极不可能会被人们意识到，受到有意识的压抑。更准确地说，它们似乎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或者不管怎样可以说它们是无意识地出现的，而且一直都保持着这种状态，直到心理学家进行干预，让它们越过意识的门槛。当意识发现自己处于窘困之中，就会出现潜意识幻想过程的激活。情况若非如此的话，那么幻想就会正常地产生，因而也就不会随之带来神经症障碍了。在现实中，这种类型的幻想属于童年世界，只有当意识生活的非正常情况过早地把它们予以加强时，才会导致障碍的产生。当父母亲发出不良影响、使环境恶化、产生冲突而使儿童的心灵平衡受到破坏时，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大。

当一个成年人爆发神经症时，童年时期的幻想世界就重新出现了。人们倾向于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神经症的爆发，认为这是由于存在幼稚幻想的原因。但是，这种说法没法解释这个问题：在成人跟童年之间的这个中间时段里，这些幻想为什么没有出现任何病理性影响？只有当个体面临着一种无法用意识手段解决的境况时，这些影响才会产生。这之后才会导致人格发展的停滞，让幼稚幻想如破闸之水倾泻而出。当然，每个人的身上都潜伏着这些幻想，但只要意识人格能够继续不受阻碍地自行其道，它们就不会呈现任何的活动。当这些幻想达到一定的激烈程度时，它们就会开始冲入意识之中，形成一种连患者本人都可以察觉的冲突境况，把患者分裂成两种性格迥异的人格。不过，早在此之前，当从意识当中（由于没有得到利用）流泻而出的能量使潜意识的消极特征，尤其是人格的幼稚特质得到加强时，这种分离早已准备就绪了。

从本质上说，儿童的正常幻想不过就是本能的想象而已，因而可以视为是对将来的意识活动的预备练习。因此，虽然说神经症患者的幻想发生了病理性改变，或许还由于能量的回归而变形，但它们依然含有正常本能的核心，其标志就是适应性。神经性疾病总是意味着某种没有适应好的改变，意味着正常活力及其正当“想象”的扭曲。然而，本能是十分保守的，不管是其活力还是其形式都极为古旧。当本能的形式呈现在大脑中时，它就像画面一样表现为一种意象，从视觉上具体而微地把本能冲动的本质表现出来。比如说，如果我们可以窥视丝兰蛾的心灵，我们就可以从中发现一整套不可思议的超自然观念，它们不仅会迫使丝兰蛾在丝兰上受精产卵，而且还会帮助它们“认清”整体形势。事实证明，本能会去熟悉、适应特定的外部情况，因此它只不过是不确定的盲目冲动而已。后面的环境给予了本能不可分解的特定形式。本能是原始的、遗传性的，其形式同样也是古老的，也就是说是原型式的。它甚至比肉体的形式更为古老，也更为守旧。

自然，这些生物学考量也适用于智人，因为尽管人类拥有意识、意志以及理性，但依然处于一般生物学的框架之内。我们的意识活动根源于本能，其活力及其观念式形式也都源自本能。这一事实对于人类心理的重要意义跟对动物王国中的其他成员是一样的。原始的观念模式先验地加诸到了我们身上，人类知识从本质上说就是不断地去适应这些观念模式。这些观念需要进行某些调整，因为它们的原始形式适应的是古老的生活方式，而不能满足一个特定的、差异化的环境的要求。我们的存在绝对需要本能性活力不断注入我们的生活。倘若要使这种流注得到维系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这些原型形式进行重塑，将它们改变为足以应对当今挑战的观念。

第五章　对生命的哲学及心理学解析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观念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那就是总是落后于总体形势的变化。它们也别无他法，因为只要世界不发生变化，它们就基本上是适应的，因而能够令人满意地进行运作。如此一来，它们也就没有什么切实理由去进行改变、重新适应了。只有当情况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外部形势跟我们的观念之间产生了令人无法忍受的鸿沟，使我们的观念变得陈腐过时，这时候才会出现世界观或者说人生哲学这个大问题，随之出现的问题是要如何重新定位、重新适应维系着本能能量流动的原始意象。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新的理性配置方式把它们重新排列，因为这样一来外部形势所产生的影响就太大，而人的生理需求所产生的影响则太小。并且，这种方法不仅无法建起一座桥梁通往人类的初始，而且还会阻塞住通往人类初始的所有通道。这跟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标是一样的，像上帝一样，它们追求的都是对人进行重塑，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用的是国家的意象而已。

今天，我们的基本信念已经变得越来越理性化。我们的哲学不再跟古代一样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变成了一种完全属于智识范围的学术活动。各宗教派别的古老仪式和观念依旧，它们本身也可以自圆其说。在中世纪，它们所表达的世界观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但在现代人看来却莫名其妙、不可理解。如果僵硬地去理解，那么就会发现这些观念根本就忽略了过去五百年来人类的心理发展。不过，尽管它们跟现代科学观存在着这种冲突，但人们的内心本能还是告诉他们不要放弃这些观念。其中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防止人们坠入绝望的虚无主义深渊。作为理性主义者，人们觉得自己有必要批判派系宗教是照本宣科、思想狭隘、陈腐过时。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不要忘记：对于如何诠释宗教所宣称教义的象征，虽然大家可以众说纷纭，但这些象征却因其原型特征而拥有自己的生命力。因此，智识上的了解并非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不可少的，而是只有当人们运用感觉和直觉不足以进行评估时才需要；也就是说，只有对于那些认为智力是最高层次的信仰力量的人，才需要智识思维上的了解。

关于这个问题，最有特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信仰跟知识之间的鸿沟了。两者之间的反差是这么强烈，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说这两个范畴、两种世界观根本不具可比性。但是，它们关注的又是同一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经验世界，甚至连神学家都跟我们说：信仰是以事实为依据，这些事实在我们这个已知世界的历史中是可以感知到的；也就是说，基督生下来就是个活生生的人，他创造了许多奇迹，却命运多舛，死在罗马总督彼拉多（Pontius Pilate）的手中，死后又以肉身复活。一旦有人倾向于认为神学早期记载中的断言不过是纸上神话，因此必须从象征的角度去理解它们，那么他们就会遭到神学的抵制。实际上，近年来正是神学家自己做出了一个尝试，无疑是作为对“知识”的让步，那就是把他们的信仰中的客体“去神话化”，但同时他们又在关键问题上随心所欲地画出界线，不越雷池一步。然而，对于吹毛求疵的智力思维来说，神话是所有宗教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因此把信仰断言中的神话去掉必然是有损于宗教本身的。

现在，我们精神错乱的重要特征就是分裂意识，而信仰跟知识之间的决裂就是分裂意识的一个表征。这就好比有两个人对同一件事进行描述，但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或者像两个心境不同的人对自己的经历进行素描。倘若我们把“现代社会”换成“人”，那么前者显然是患上了精神分离，即神经症障碍。因此，如果一方只是一味地往左拉，另一方固执地往右扯，这将于事无补。让每一个神经症心灵深深痛苦的是，这就是所有的神经症心灵所发生的事情。最后，正是这种痛苦把病人带到了分析人员的面前。

虽然我只是简要地作了以上论述，但我不会不提到某些实际中的细节，因为没有这些细节的话读者也许会感到困惑，那就是：分析人员必须跟患者人格中的两个部分都同时建立一种关系，这是因为只有通过这两个部分，分析人员才能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的人，通过压制一部分而仅仅依靠另外一部分则是无法做到的。但是，由于现代的世界观让他们别无他法，所以患者一直就是在进行这种压制。原则上说，患者个人的处境跟集体是毫无二致。患者是社会的微观世界，在最小的层面上反映了广大社会的各种特征，或者可以反过来说，作为最小的社会单元。他们积聚在一起产生了集体性的分离。应该说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直接而具体地承载着生活的是个体人格，而社会和国家都属于传统观念，只有当受到聚集到一起的个体的代表时，它们才能成为现实。

我们远远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尽管我们放弃了宗教信仰，但基督教时代的标志性记号，也就是它的最高成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先天性罪恶，这就是词语至高无上、口号至高无上，它们代表着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实际上词语成了我们的神，而且一直都是如此，即便我们只是道听途说地知道了基督教。像“社会”、“国家”这样的词语已经完全具体化了，甚至几乎被人格化了。如果你到街上去问大家的想法，人们会认为“国家”要比历史上任何君主都好，它永不枯竭地提供着各种美好事物；人们用“国家”来作后盾，让它负起责任，对它发牢骚，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社会被提升到成为最高伦理原则的高度，实际上，有人甚至认为社会具有积极的创造能力。词语崇拜在人类精神发展的某个阶段是必要的，但人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种崇拜有着十分险恶的阴暗一面。也就是说，通过若干世纪的教育之后，一旦词语获得了普遍的有效性，那么它就会切断自己跟圣人之间的原始联系。这样就出现了人格化的教会，出现了人格化的国家，对词语的信仰成了轻信受骗，词语本身成了邪恶的口号，到处招摇撞骗。由于人们的轻信，宣传与广告接踵而至，人民被政治上的假公济私和妥协让步所蒙骗，谎言的比例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

词语原本是宣称要通过唯一的伟人形象来实现所有人的统一和团结的，这样一来，它却成了人们相互怀疑、相互猜忌的一个根源了。轻信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敌人，但神经症患者总是会去求助于这个权宜之计，好压住心中那个怀疑的自己，或者变戏法般地让他消失无踪。人们以为，要让一个人步入正轨，只要“告诉”他“应当”怎么做就可以了。但这个人能否做到或是否愿意去做，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心理学家发现，告知、劝说、告诫、建议都是无济于事的。对于患者的精神量表，心理学家必须熟悉所有具体细节，掌握确切的知识。因此，他们必须去理解、同情患者的个性，深入到患者心理中所有角角落落，其程度甚至要远远超过教师，甚至良知导师所能达到的程度。由于他们在科学上的客观性，心理学家不会把任何东西排除在外，他们不仅把患者视为一个人，而且还视为一个灵长类生物，像动物一样无法脱离自己的肉身。心理学家所接受的训练使他们不仅仅把医疗的关注点投向意识中的人格，而且还超越出去，投向由性欲和权欲（自我肯定）所主导的潜意识本能世界，这两者就相当于圣奥古斯汀关于道德的两个概念：欲望和自负。这两大基本本能（物种保存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就是形形色色的冲突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因此，它们也就成了道德审判的主要对象，而这种审判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防止本能发生冲突。

我在前文中解释过，本能具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是活力和冲动的那一面，另一个是具体意义和意图的那一面。人的心理功能极有可能具有一个本能性基础，这在动物身上就十分明显。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对动物而言，所有行为的精神向导就是本能性功能。只有对于学习能力开始发育的动物来说，比如更为高级的类人猿和人，这种观察结果才会变得不确定。对于动物来说，由于学习能力的发展，其本能经历了不计其数的改进和分化，而人类的本能则严重分裂，人们只能确定地辨认出寥寥几个基本本能的原始形式。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两大基本本能及其衍生本能，它们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医疗心理学所唯一关注的对象。但是，在研究本能的衍生物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根本就无法确定地把某些构造归到哪一类基本本能当中。举一个例子：权欲的发现带来了一个问题，性本能那些明显可疑的表现是不是可以用“权力配置”来解释更好？连弗洛伊德本人都觉得，除了压倒一切的性本能之外，还必须承认“自我本能”的存在。这很明显就是对阿德勒的观点低头让步。在大部分情况下，神经症症状用这两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解释，几乎不会引起任何冲突。鉴于前面所提到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困惑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说其中某种观点是错误的或者两种观点都错了。更准确地说，这两种观点相对来说都是正确的，它们跟某些僵化片面的倾向不同，都承认其他本能的存在及其相互竞争。我之前说过，尽管人类本能的问题决不是个简简单单的问题，但是也许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断还是没有错的：学习能力虽然是一种几乎为人类所独有的属性，但它是基于在动物身上所发现的模仿本能。这种本能的本质就是要干扰其他的本能活动，并最终对它们进行改进。举个例子，这种现象我们在小鸟身上就可以观察到：小鸟在啼叫声中总会加入其他的旋律。

人的学习能力最终成为一股真正的驱动力，促使人的行为模式渐渐转变。没有什么东西能跟人的学习能力一样，使人如此地疏远自己本能的基面。不是别的，正是由于人的学习能力，人的生存条件才会发生改变，人才需要进行文明所带来的新适应。当人类渐渐与自己的本能基础日益疏远时，也就是说，当他们失去根基、认同对自己的意识了解时，当他们以潜意识为代价而仅仅关注意识时，人类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和困境，而人的学习能力就是导致所有这些障碍和困境的最终根源。其结果是，现代人对自己的了解仅限于对自己所意识到的东西，这种领悟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环境条件和知识，对这种领域能力的控制必然导致，也暗示着要对人的原始本能倾向进行某些调整。这样一来，人的意识主要是通过观察和研究周围的世界来自我调整，人必须调整自己的心理资源和技术资源，去适应周围世界的特色。这项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完成它又好处多多，因此它使人在这个过程中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的本能性本质，用自己形成的自我观念代替了自己的真实存在。这样，人就不知不觉地滑落到一个纯粹的观念世界里，人的意识活动的产物一步一步地取代了客观现实。

不可避免地，文明人跟自己本能属性的分裂使他们面临着意识与潜意识、精神与本质、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当他们的意识再也无法忽略或压制自己本能的那一面时，这种分裂就会变为病态。陷入这种危险状态中的个体聚集起来，掀起了自称为被压迫者而斗的群众运动。意识的主要倾向就是要把外界世界所有的万恶之源找出来。基于这种倾向，要求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以为这样一来分裂人格的深层次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因此，情况总是这样：变革的要求一旦得到满足，就会产生新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形势，让同样的弊病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这时候就会产生简单的逆转：底层翻身成为上层，阴影取代光明；又由于底层和阴影总是无政府主义的、乱哄哄的，所以必须残酷限制“解放了”的被压迫者的自由。恶魔跟魔王别西卜一起被放逐了。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做并没有触及邪恶的根源，只是让反对立场浮出水面而已。

集权革命不仅剥夺了人在社会领域的自由，而且也剥夺了他们在道德和精神领域的自由，因此，它对人的贬低要比民主的集体心理还要严重得多。除了政治上的困境之外，这种情况还给西方社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心理劣势：现在我们可以对阴影指手画脚了。为此，德国在纳粹时期就对西方极为不爽。很显然，阴影如今是属于政治边界的那一边，而我们则是站在正义的一边，拥有并享受着正义的理想。最近不是有个知名的政治人物宣称他认为“邪恶根本就是无法想象”吗？这个政治人物代表着芸芸众生体现了这种情况：西方人其实处于险境之中，他们有可能会彻底失去自己的影子，有可能会把自己等同于那个不真实的人格，把世界等同于科学理想主义所描绘的那幅抽象图景。他们精神和道德上的对立面跟他们一样真实存在，但这个对立面不再栖息在西方人的心中，而是生活在那条地理分界线的那一边，它不再代表着外界的政治阻碍，而是越来越危险地把意识中的人跟潜意识中的人分裂开来。没有释放的心灵功能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力量。一想到、感觉到失去自己内心的两极并存，而宗教取向又日渐无力，就连神也无法对这种力量进行遏制。

我们身上那个被贬称为“影子”的另一个人是否会赞同我们的意识规划和意图？对此我们的理性哲学是不会去关注的。很显然，理性哲学并不知道我们身上携带着一个真正的影子，不知道其存在是基于我们的本能属性之上的。人们只要忽略本能的活力和意象，就会给自己带来无比严重的伤害。对本能的违背和忽略会产生令人痛苦的生理性和心理性后果，治疗这些后果最首要的就是需要医疗帮助。

过去五十多年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或者应该可以知道意识有潜意识的抗衡。对于这一点，医疗心理学已经提供了所有必要的经验证据和实验证据。潜意识的心灵现实是一种实际存在，它显而易见地影响着意识及意识内涵。所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但却没有人从中得出任何实际结论。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一如既往，就好像我们是一种单面体而不是双面体一样。因此，我们以为自己不具危险性、公平理智、仁慈善良。我们不会想起去怀疑自己的动机，不会想起去质问自己的内心究竟如何看待我们在外部世界的所作所为。我们忽略潜意识的反应和角度，但这种做法其实是愚蠢可笑的、浅薄的、不理智的，而且对心灵也是不健康的。一个人可以认为自己的胃或者心脏一点都不重要，对它们不屑一顾，但这阻止不了暴吃暴喝和心脏负荷过度去造成影响到整个人的后果。而我们却以为单单用一些言语就可以把心灵性错误及其后果消于无形，因为“心灵”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没有空气重要。同样，没有人可以否认：没有心灵，就不会有世界，更不会有人类世界。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人类的心灵及其功能。心灵配得上拥有我们可以给予的所有关注，而今天更是如此，因为大家都承认：未来的幸亦或不幸不是取决于野生动物的威胁，也不是取决于自然灾难、不是取决于全球性流行病的危险，而是简单地、唯一地取决于人的心灵变化。只要我们寥寥几个统治者的心理平衡出现哪怕是无法察觉的障碍，那么整个世界就会陷入血光之灾、核放射之灾。现在双方都拥有实现这些灾难的技术手段。不受任何内心对立面的控制之后，某些意识想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付诸实现。我们在某个“领袖”的例子中早就看到了这种情况。现代人的意识依然紧紧地抓着外界事物不放，因此他们总是把责任推到外界事物上，就好像这些事物决定着他们的决策一样。某些个体的心灵状态是可以从外界事物的行为中解放出来的。但现代人却认为这根本就无足轻重，尽管我们每一天、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非理性情况发生。

意识在我们的世界中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这主要是源于本能的丧失，而本能之所以丧失是因为人类心灵在过去千万年来的发展。人相较自然的力量越大，人头脑中拥有的知识和技能越多，人就越发藐视那些仅仅是自然的、偶发的事物，越发藐视所有那些非理性的数据，其中包括客观心灵，因为它跟意识截然相反。意识心理是主观的，与之相反，潜意识是客观的，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与意识对立的感觉、幻想、情感、冲动以及梦，这些都不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客观地、不期然地降临到人的身上。即便是今天，心理学主要来说还是研究意识内涵的一门科学，人们还是尽可能地用集体标准对它进行衡量。个体心灵仅仅成了一种偶发的边缘现象，而潜意识则完全被人们所忽略，因为它只能在真实的、“被假定为非理性的”人身上才能显示出来。这不是人的粗心大意或者知识缺乏使然，而是由于人们断然拒绝承认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除了自我之外是有可能存在第二个心理权威的。自我的统治遭到怀疑，这似乎是对它的公认挑衅。另一方面，宗教信仰者已经习惯于认为自己不是家里唯一的主人。他们相信，最终做出决定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上帝。然而，我们又有多少人敢放手让上帝的意志进行决定？如果要我们说自己的决定有多少是来自上帝，又有几个人不会觉得尴尬？

就我们的判断来说，宗教信仰者直接受到潜意识反应的影响。一般来说，他们称之为良知的运作。但是，由于同样的心理背景不仅产生道德反应，而且还产生其他反应，因此宗教信仰者是在用传统伦理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良知，因此也是用一种集体价值来衡量的，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们得到了教会不遗余力的支持。只要个体能够坚守自己的传统信仰，只要他们所处时代的环境不要求对个体自主给予更大的重视，那么他们就可以对所处境况心满意足。但是，倘若人们开始追名逐利，根据外界因素来调整自己，失去宗教信仰，那么形势就会急转直下，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这样一来，宗教信仰者就被迫进行防卫，对自己的信仰基础频频发问。他们不再接受“共识”巨大的暗示力量，他们敏锐地感觉到教会的日暮途穷及其教义论断的岌岌欲坠。为了应对这种形势，教会建议要有更多的信仰，就好像这种神赐有了人的善意和愉悦就会降临一样。然而，信仰的中心并不是意识，而是自发的宗教体验，是让个人信仰跟上帝建立直接联系的体验。

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有宗教体验、是否跟上帝有直接关系？如果有的话，我是否又有那种让我作为个体却不会湮灭于泱泱大众之中的确定感呢？

第六章　自我知识

只有当个体愿意满足自我检查和自我知识的严苛要求时，自我知识的问题才能获得一个肯定的答案。如果个体满足了这些要求，那么他不仅会发现关于自己的一些重要事实，而且还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心理优势：那就是他会成功地认为自己是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值得别人去同情和关注的。可以说，他就会努力地去宣告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去跨出一步迈向其意识的基础，也就是潜意识，宗教体验的唯一源泉。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是指我们所称之为潜意识的东西就等同于上帝了，或者就取代上帝的位置了。潜意识只不过是一种媒介，而宗教体验似乎就是从这种媒介发源而来。至于说宗教体验还可能有哪些其他原因，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超越人类的知识范畴了。了解上帝是一个先验的问题。

在回答像威胁一般悬挂在我们时代之上的那个关键问题的时候，宗教信仰者具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主观存在是以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为基础的。我把“上帝”这个词加上了引号，这是因为我想表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拟人化的观念，这个观念的活力和象征都被潜意识心灵这个媒介过滤了。任何人只要愿意，不管他是否相信上帝，都可以去接近这些体验的源泉。而如果不通过这种方法的话，我们就只能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会目睹那些神奇的宗教皈依故事了。保罗在大马士革的经历就是这种皈依的原型。宗教体验是真实存在的，这本身就无须任何证实。但人们总是会心存疑窦：那些被玄学和神学家称为上帝和诸神的东西，是否真的就是这些体验的基础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由于宗教体验在主观上具有巨大的神秘性因此这个问题对自身做出了回答。任何人一旦拥有这种体验，就会被其“虏获”，因此他们决不会沉溺于那些毫无结果的玄学推断和认识论的猜测了。绝对的肯定都是不言而喻的，根本不需要任何拟人化的证明。

人们普遍对心理学存在一种无知和偏见。鉴于此，人们只得把这种情况叹为不幸了：那种唯一能够解释个体存在的体验，其根源竟然产自一个必将让人人都产生偏见的环境。我们又一次听到了这样的疑惑：“拿萨勒（耶稣的故乡——中译者）能出什么好东西？”人们即便是没有直接把潜意识视为藏在意识心灵之下的垃圾桶，也会认为它是“仅仅属于动物性”的东西罢了。然而，从现实来说，从定义上来说，潜意识都具有不确定的范畴和构成，因此对它进行贬低或高估都是毫无意义的，只能被认为是纯粹的偏见而已。不管怎样，从基督徒的口中听到这样的偏见是非常古怪的，因为他们的主耶稣就降生在马厩的草堆上，周围都是家畜。倘若耶稣让自己降生在某座寺庙里，那么就更能让泱泱教众心满意足了。同样地，满腔世俗观念的群体人也希望从群体聚会中获得超自然体验，因为跟个人的灵魂相比，这种聚会更能够提供一种恢弘壮观的背景。即便是教堂中的基督徒也有这种毒害人心的错觉。

心理学坚持认为潜意识过程对于宗教体验极为重要，这种观点在政治左派和政治右派那里都非常不受欢迎。对于右派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人从外界获得的历史启示；而对于左派而言，这种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人根本就不存在宗教功能，如果突然之间真的需要什么强烈信仰的话，那就只能信仰党的教义。不仅如此，各种信念所主张的东西都是南辕北辙，但每种信念都宣称自己拥有绝对真理。不过，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距离不再是以周或月来计算，而是以小时计。来自异域的种族不再是人种博物馆中的西洋景了，而是成为了我们的近邻。过去那些曾经是人种学家所专门研究的东西，现在成了政治、社会和心理学问题。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相互接触、相互渗透，可能过不了多久相互理解的问题就会变得十分迫切。一个人如果不深入了解别人的观点，就必定无法让别人了解自己。要实现这一点需要远见卓识，也必定对双方都产生影响。但这样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从心理上来说坚持我们自己的传统中那些基本的、美好的东西是多么必要，这种坚持是多么值得，如果有人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要抵制前面所说的发展趋势，那么他们必将遭到历史的淘汰和抛弃。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但人类走向一体化的趋势是势不可挡的。马克思主义教义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就赌在这张牌上，而西方则寄希望于通过技术和经济援助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基本原则的普遍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共产主义并没有忽略掉。而有色人种在意识形态方面则有着跟我们一样的不足，因此在这个方面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不堪一击。

倘若低估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我们就很有可能会遭到严重报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是时候对自己进行充分的了解了。就目前而言，这还只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望，因为自我知识不仅非常不受世人欢迎，而且看上去还是一个令人不快的理想主义目标，散发着道德的酸臭气味，一门心思地关注着心理的阴影，而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尽可能地去否认这个阴影的存在，或者至少也是避之而不谈。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任务的确是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它对我们的责任感提出了最高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犯错，再一次造成一场知识分子的背叛。这个困难所针对的对象是那些举足轻重的重要人士，他们拥有必要的智识，可以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境况之中。人们或许会期待他们去询问自己的良知。但是，由于这不仅是个关于智识理解的问题，而且也是个关于道德结论的问题，所以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此没有任何理由抱持乐观态度。众所周知，大自然的赏赐是不会那么慷慨的，她不会既把良心恩赐给我们，又赋予我们高度的智识。一般而言，如果拥有其中一种赏赐，那么就不会拥有另外那种赏赐。如果拥有的某种能力达到臻于完美的境界，那么这基本上就是以牺牲其他所有能力为代价的。智识跟情感的关系在最好的时候也只能是相互掣肘而已，它们之间的差异构成了人类心灵的历史上最令人痛苦的那一页。

我们的时代把一个任务加到了我们头上，把这个任务描述为道德要求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最多也只能把心理世界的情况进行清清楚楚的表述，让目光短浅的人也能一目了然；我们可以把那些词语和观念大声地说出来，让听力不佳的人也能听个清楚。或许我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通达之士、良善之人的身上，因此，我们必须要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那些必要的想法和见识。到了最后，得到散播的不仅仅有受人欢迎的谎言，而且也会包括真理。

说完这些话，我现在想把读者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必须面对的主要困难上去。近年来，独裁国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恐怖，但这只不过是我们的祖先在不远的过去所犯下的暴行达到了一个巅峰而已。在整个欧洲大陆，基督教国家对彼此进行了形形色色的野蛮暴行和血腥屠杀，欧洲人不仅要对这一切负责，而且还要为他们在殖民化过程期间对有色人种所犯下的所有罪行负责。从这个方面来说，白人确实扛着一个沉甸甸的负担。这给我们展示了那幅描绘着共同的人类阴影的画面，这幅画面所用的是那种黑得不能再黑的颜料。邪恶在人的身上显露峥嵘，毫无疑问它也栖息在人的心中。这种邪恶是如此的庞然，而教会还说它是原罪，把它追溯到亚当跟夏娃相对无辜的过失上，这就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了。实际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也受到世人极大的低估。

人们普遍认为，人仅仅就是他在意识中所了解到的那个自我，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不会作恶的，这是错误加上了愚蠢。人们不否认过去发生过可怕的事情，这些事情也仍在发生着，但做出这些事情来的都是“别人”。倘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不远或遥远的过去，他们很快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沉入忘川水中，然后又回归到那种我们所称之为“正常状态”的长期的浑浑噩噩之中。跟这一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终其实什么都没有消失，什么都没有得到改进。邪恶、罪恶、良知的极度不安、黑暗的不祥预感，这些东西都摆在我们眼前，只要我们愿意，就统统可以看见。这些事情都是人为的；我是一个人，有着人的本质；因此，我跟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有罪的，我心中有那种无法改变、无法消除的能力和倾向，让我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把这些事情重新做一遍。即便从法律上讲我们并不是那些罪行的从犯，但由于我们的本质使然，我们始终都是潜在的罪犯。我们没有卷入到那些恐怖的混战之中，只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没有适当的机会而已。没有人站在人类黑暗的集体阴影之外。不管罪行是发生在数代以前，还是发生在今天，它都是那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倾向的表征。因此，人们最好还是具有一定的“对邪恶的想象力”，因为只有傻瓜才会永远无视自己的本质所处的境况。事实上，这种忽略就是让人成为邪恶工具的最佳方式。如果一个霍乱病人和他周围的人都不知道这种疾病有传染性，那么将于事无补。同样地，认为自己不会作恶、对自己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也是一样的无济于事。这样只会导致人们把没有认识到的邪恶投射到“别人”身上。而这是巩固对手地位最有效的方式，因为我们其实会不由自主地对自己的邪恶偷偷感到恐惧，而投射则会把这种恐惧传输给对面的那一方，这样就极大地加剧了对方威胁的可怕性。更糟糕的是，由于我们缺乏洞察力，所以我们也失去了对付邪恶的能力。当然，在此我们就碰到了基督教传统的一个主要偏见，它对我们的政策造成了一个极大的绊脚石。基督教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对邪恶退避三舍，有可能的话既不要去碰触它，也不要去提及它。因为邪恶也是个带着不祥预兆的东西，是个令人害怕的禁忌。我们对邪恶这种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这种明显的绕道而行的态度，迎合了我们心中的原始倾向，让我们对邪恶视而不见，把它赶到这个或那个边界之外，就像《旧约》中的替罪羊一样，要让它把邪恶带到荒山野岭中去。

邪恶就栖息在人的本性当中，这不是人自己选择的。如果人们不再回避这样的认识的话，那么邪恶就跨越了作为与善势均力敌、又截然对立的搭档的心理阶段。这种认识直接就可以导致心理的二元论。在政治世界的分裂当中，在现代人自己更加无意识的分离当中，其实早就预示着二元性的存在。二元性并非来自人们的上述认识，更准确地说，我们从头至尾其实就处于分裂之中。要让个人为如此的罪恶承担责任，这样的想法简直让我们无法忍受。因此，我们偏向于把邪恶归究到犯罪的个人或犯罪的团伙上去，无辜地把自己的手洗得干干净净，对普遍存在的邪恶倾向视而不见。但这样的伪善做法终究是无法持久的，因为经验表明：除非人们遵循基督教的观点，去假设有一个关于邪恶的形而上原则，否则邪恶就存在于人的身上。基督教观点的一大优点是：它从心理的角度准确地认清了一个事实，即与其说人是自己心灵构件的一个库存之地，不如说他是自己心灵构件的一个牺牲品，因此，这种观点卸下了人在良知上沉重的责任感，并把它强加到了魔鬼的身上。我们这个时代的邪恶把令人类痛苦的所有东西都放到了最阴暗的阴影当中。一想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向自己提出这个疑问：我们在司法方面、在医学方面、在技术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对生命和健康是如此地深深关注，那么，为什么那些骇人听闻的毁灭性武器、那些足以轻而易举地将整个人类毁于一旦的武器又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

没有人会声称，因为正是由于原子物理学家的努力，我们才会拥有人类创造力的那朵奇葩——氢弹，所以原子物理学家就是一帮罪人。为了发展核物理学，人们投入了巨大的智力工作，这些人以极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精神献身于自己的工作，因此，他们在道德上的成就也可以轻易地为他们赢得赞誉，因为他们发明了对人类有用、有益的东西。然而，即便他们只是跨出了第一步，但通往划时代发明的道路也可能是意识决定的产物。这里跟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自动自发的想法，也就是预感或者直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潜意识也在参与其中，而且往往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因此，要为结果负责的并不单单是有意识的努力而已，潜意识在这里或那里也是难逃干系的，虽然它的目标和意图让人几乎无法察觉。如果潜意识把一件武器交到你的手中，那么它就是旨在从事某种暴力行为。认知真理是科学的至高目标，如果在追求光明的过程中被某个巨大的危险所绊倒，那么人们产生的印象应该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宿命使然，而不是预谋。我们并不能说，跟古代人或原始人相比，当代的人能够造成更大的邪恶。相较而言，当代人只不过是拥有更为有效的手段，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其邪恶倾向。人的意识得到了扩充和异化，但道德本质却停滞不前。这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单单靠理性已经不够了。

从理论上讲，像核裂变这种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的实验，单单从它的危险性上来说，就应该受到理性力量的制止。但是，人们在自己心中所看不到的对邪恶的恐惧，却总是从别人那里能看到。尽管人人都知道使用这种武器就意味着我们当代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终结，但那种恐惧感还是每每都把理性压制下来了。对宇宙毁灭的恐惧或许可以让我们逃脱最可怕的厄运，但是，如果在世界范围的心灵分裂和政治分裂之中找不到一座桥梁，一座跟氢弹一样确定存在的桥梁，那么厄运临头的可能性将像乌云一般笼罩在我们心头。只要全世界都能产生这样的意识：所有的分歧、所有的分裂都统统是源于个体心灵的分裂，那么我们就知道要从何着手了。不过，个体心灵最细微、最个人化的萌芽本身虽然是无足轻重的，但如果即便是它们都像以前一样没有进入人们的意识，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那么它们就会继续积聚起来，产生群众团体和群众运动，而这些东西就不再受理性的控制了，它们也不受操纵、去实现良好的目标。如果真的想直接去控制它们、操纵它们，那就无异于跟自己的影子角斗，深深陶醉于幻觉之中的只有角斗士自己。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自己的二元性，对此人并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若干世纪以来，人类一直生活在一种心满意足的信仰当中，认为一元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和意创造了人，一个小小的一元体。但所有这一切过后，世界历史上在最近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件，顷刻之间让二元论的这个深渊在人的面前轰然洞开。即便是今天，许多人也没有意识到：在五花八门的国际组织结构中，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细胞，因此也会按照因果关系卷入到这些组织的斗争当中去。人们知道，作为一个个体，自己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他们感觉自己是那些无法控制的力量的牺牲品。然而，在另一方面，个体在自己的身上又隐藏着一个危险的阴影和对手，它卷入到政治怪兽的黑暗阴谋中，成为一个隐形的帮凶。个体有一种无法根除的倾向，对有关自己他所不知道的和不想知道的东西，都想要消除干净，把这些东西强加到别人身上。跟个体一样，政治组织总是在对立的团体身上看到邪恶，这是它们的本质。

跟道德上的扬扬自得和责任感的缺失相比，没有什么东西比它们更能对社会产生分裂性、疏远性的效果了，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彼此之间对投射的放弃更能促进理解跟和睦了。这种必要的纠正方法需要人们进行自我批评，因为一个人不能只去告诉另外一个人要放弃投射。人们认识不到自己身上的投射，同样地他们也认识不到别人身上的投射。要认识到自己的偏见和错误观念，我们必须扩充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知识，能够从容地去质疑我们自己的推断是否就绝对正确，把它们谨慎认真地、一丝不苟地跟客观事实进行对比。

毫无疑问，在民主国家里，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不利于公共福利，更无助于我们的心灵需要。诚然，人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去迎合大家的理想主义、满腔热忱和道德良知，消除触目惊心的社会对立。但是，别具特色的是，人们忘记了去进行必要的自我批评，忘记提出这个问题：是谁提出了那些理想主义要求？那些人从自己的阴影中跳出来，狂热地投身于某种理想主义运动，他们或许是想从中获得一个受人欢迎的借口？这一切用欺骗的颜色隐藏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黑暗的内心世界，其中又有多少值得尊重的东西，有多少明显的道德因素？一开始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很放心，觉得把理想挂在嘴边的人自己肯定也是很理想的，所以他们的言行举止应当比看上去的更加理想。但做一个理想的人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从来都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假设而已。由于我们在这个方面通常都拥有敏锐的嗅觉，所以绝大部分在我们面前宣扬和展示的理想主义都会让我们听起来觉得空洞无物，令人无法接受；只有当与这些理想主义观点相对立的观念得到公开承认时，情况才会改观。倘若没有这个平衡力量的话，理想就会超越我们人的能力范围，会由于缺乏幽默感而无法让人相信，沦落为虚张声势的吹牛，虽然这也是出自善意。虚张声势是一种压倒他人、压制他人的不正当手段，它不会产生任何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对阴影的认知则会导致人的谦逊，这是我们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所必要的东西。只要人们想建立起一种人际间的关系，就必须具备这种有意识的认知和考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差异化和完美，因为这些都仅仅强调了差异，或者产生的恰恰是事与愿违的结果；人际间的关系而是基于不完美，基于软弱的、无助的、需要支持的事物，这才是产生依赖的原因和动机。完美的事物没有相互的需要，但软弱的事物却有，因为他们想要寻求支持，他们不会跟自己的搭档发生正面冲突，把某些东西强加到他们身上，把他们逼迫到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上，设置对其任意羞辱。当高度的理想主义扮演的角色过于重要时，这种羞辱是很容易就会发生的。

我们不要把这一类的反思当成没有必要的多愁善感。现在，群体的人受到压抑，日益变得原子化，普遍存在的不信任感损害着他们的个人关系。有鉴于此，人际间关系和当今社会内在凝聚力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只要正义受到动摇，秘密警察和恐怖行径蠢蠢欲动，那么人就会陷入孤立无援当中。当然，这就是独裁国家的目标和意图所在，因为它们就是建立在无力的社会单元尽可能庞大的积聚之上的。为了对抗这种危险，自由社会需要一条情感的纽带，一种类似于博爱的原则，也就是基督教中对邻人的爱。但是，投射导致人们缺乏相互的理解，这恰恰也严重削弱了人们对其他人的这种爱。因此，如果自由社会能够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将完全符合自由社会的利益，因为自由社会真正的凝聚力就在于此，也因而其力量也是在于此。当爱停止的时候，权力就滋生了，暴力和恐怖也随之而来。

这些反思的目的不是为了诉诸于理想主义，而仅仅是为了推动人们对于心理状况的意识。对于理想主义和大众的见识，我不知道哪一者更为脆弱。我只知道，要出现有可能持久的心理变化，人们需要时间。在我看来，一阵一阵的理想主义不大可能会持久，相形之下，逐渐形成的见识倒似乎能产生更为长久的影响。

第七章　自我知识的意义

我们这个时代所认为的“阴影”和心灵中低劣的那个部分，并不仅仅含有消极的东西而已。通过获得自我知识，也就是说，通过探索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能够发现本能，发现本能的意象世界。这一事实就足以向我们显示：心灵当中有一些力量在沉睡。而只要一切正常，我们是很少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的。这些力量是潜在的巨大活力；至于说它们的爆发以及与其相关的意象和观念的爆发最终导致的是建设还是浩劫，这完全取决于意识心理是否有所准备，取决于意识心理的态度如何。心理学家似乎是唯一认识到现代人的心理准备是多么不可靠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会认为自己必须在人自己的本性当中寻找出那些有益的力量和观念，这些力量和观念在过去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他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穿过了重重黑暗和危险。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心理学家需要具备无比的耐心。他们不能依赖传统的“应当”和“必须”，让别人孜孜劳作，而自己却满足于充当轻松的建议者和告诫者的角色。每个人都知道宣扬那些可取之事是徒劳无用的，但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处于严重的无助之中，人们的需要又是如此的危急，因此人们更愿意去重复过去的错误，而不是绞尽脑汁地去解决一个主观上的问题。另外，尽管人们非常清楚，若非个体出现改变，否则任何事情也不会发生，可是，只要人们付出的努力在表面上能不断产生令人惊叹的结果，那么问题就永远只是治疗某一个个体的问题，而不是治疗上万人的问题。

人们希望在所有个体身上都能产生影响，但这种情况在数百年内也可能不会发生，因为人类的精神转变跟随的是若干世纪的缓慢步伐，它不可能因为任何理性反思过程而加快或停滞，更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开花结果。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是让个体进行改变，因为他们拥有了，或者说自我创造了一个机会，去影响跟自己观念相似的其他人。我指的不是通过劝告或宣教去影响，与之相反，我想到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人只要能够洞悉自己的行为，从而能够找到通往潜意识的通道，那么他不由自主地就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随着这个人意识的加深和扩充，他就能产生原始人所称之为“神力”的影响。这是对他人的潜意识一种无意中的影响，类似于潜意识中的声望。只要没有受到意识意图的干扰，这种影响的作用就会持续下去。

对自我知识的追求也并不是毫无成功的前景，因为还存在着一个能部分满足我们的期望的因素，虽然这个因素完全被人们忽略了。这就是潜意识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对意识心理的态度进行了补偿，它预见到了即将来临的变化。其中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现代艺术：尽管看上去涉及的是美术问题，但现代艺术实际上却在从事对公众进行心理教育的工作，它打破并摧毁了人们以前对于哪种形式是美、哪些内涵是有意义的审美观念。赏心悦目的艺术产品被冷冰冰的抽象艺术取而代之，后者具有最主观的本质，它“砰”的一声把大门粗暴地关上，把感官上的纯真和浪漫愉悦挡在门外，拒绝那种对艺术客体强制性的爱恋。这就用朴实无华的大众化语言告诉了我们：艺术的预言性精神已经厌倦了客体关系，而暂时性地转向了黑暗混乱的主观主义。当然，据我们的判断而言，艺术还没有在这种黑暗之中找到一种东西，将所有的人都凝聚起来，把人们心灵的完整性表现出来。由于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似乎是需要反思的，因此这样的发现可能要留待其他领域去努力实现了。

迄今为止，伟大艺术的累累硕果一直都是源自神话传说，源自潜意识的象征化过程，这一过程穿越历史一直都在持续进行。作为人类精神的原始表现形式，它将继续成为未来所有发明创作的根源。现代艺术似乎具有一种瓦解分裂的虚无主义倾向，我们必须把它的发展理解为表征着、象征着在我们这个时代留下记号的关于世界毁灭和重生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是无处不在，在政治上、社会上和哲学上，人们都能感受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希腊人称之为正当其时的时候，一个正好发生“众神变形”的时候，一个基本原则和象征发生变形的时候。当然，时代的这种特殊性并不是我们有意识的选择结果，但它把我们心中那个处于变化当中的潜意识的人表达出来了。如果要防止人类运用自己的科技威力来自我毁灭的话，那么人们在将来就必须把这一重大转型考虑在内。

因此，像基督纪元开始之初一样，我们今天又一次面临着普遍性道德滞后的问题，道德的发展已经落后于我们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进步。许多事物都是岌岌可危，许多东西都取决于现代人的心理构成。现代人是否能够挡住诱惑，不去利用自己的力量来点燃一场世界性的熊熊烈火？他们是否清楚自己走在怎样的道路之上？是否知道要从当今世界形势和自己的心理状况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基督教为现代人珍藏了内心的那个人借以为生的神话传说，而现代人是否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失去这些神话的边缘？倘若这种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又是否清楚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甚至于说，现代人是否能够意识到这实际上就是灾难？最后，个体是否知道他所增添的重量就足以让天平发生倾斜？

幸福和满足，心理的平静和生命的意义，这些都只能由个体去体验，而不能由国家体验。一方面，国家只不过是一个受到独立个体赞同的约定而已，另一方面，它又始终不断地麻痹和压制着个体。精神学家是唯一了解灵魂健康状况的人，而社会总体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物都无限度地取决于灵魂的健康状况如何。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自然是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的，但它们对于个体祸福的重要性却受到了极大的高估，因为人们把它们视为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这个方面，我们所有的社会目标都犯了同样一个错误，即忽略了其目标对象，即人的心理，而且，它们也往往只是去助长个人的错误观念。

因此，我有这样的一个希望：精神学家把毕生都奉献出去，致力于寻找心理错乱的原因和后果；我希望人们可以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让他们以作为个体被加诸于身的谦逊之心，回答当今世界形势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既没有受到极端的乐观主义的鼓舞，又不热爱崇高的理想，我只是为人类个体的命运感到担忧而已。整个世界就是依赖于个体这个微不足道的单元；倘若我们正确地去领略基督教所传达信息的意义，我们就会发现，甚至上帝也是从个体身上寻求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