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春申江畔

一一　放弃“铁饭碗”

虽然在四年前，他上北京读书前就曾来过上海，还住了一段时间；可是这次一下火车，却又一次感受到与京城很不相同的“十里洋场”的气氛。

“租界”里，洋车横冲直撞，好像比四年前更多了一些。那些外国巡捕，彪形大汉，挎着枪，有的还骑着马，似乎更耀武扬威了。大马路（今南京东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这些地方，依然是那么繁华，商店橱窗里陈列着比以前更多的花花绿绿的洋货，一些大腹便便的老爷或西装革履的少爷携着浓妆艳抹的女人进进出出，更多的中国人则只是在路上栖栖惶惶走着，连看都不看一眼。而就在这些热闹的马路的旁边，依然是那些狭窄、肮脏的小路和弄堂，而且比以前更脏乱。如果再到“华界”，或到工厂区去看看，那就更明白绝大多数的上海人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那就和北京市民没有什么差别了。这里的棚户区，是绝不亚于北京的大杂院的。

我们的年轻的主人公，除了怀里揣着一张铁路学校的毕业文凭外，依然是一无所有。他仍旧带着那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还有一大堆书，来到这块充满嘈杂、脏乱、倾轧、争斗的春申江畔的土地上，要开始他新的人生了。

回顾在北京近四年的学生生活，他感到有一点是幸运的，那就是他赶上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在后两年里，他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于这一运动的中心漩涡之中，从而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方向。然而，此刻他还不知道，就在他刚刚到达的这座中国工业中心的东方大都市里，正在暗暗地聚集着力量。再过四个多月，中国共产党就要在这里诞生。他的神交多时而未谋面的朋友雁冰，便已经参加了上海的共产党小组，他们已经创办了一个《共产党》杂志。这里，又将成为全国新的政治、文化、思想斗争的中心，他又将幸运地赶上一系列的同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斗争。但在此刻，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些。他只是一面怀念着前几年的沸腾的生活，一面心情怅惘地到上海铁路局去报到。

他被分到铁路南站见习，让他先从车厢挂钩的活儿干起。以后呢，据师傅悄悄地对他说，那站长的位置也将是他的。因为他毕竟是当时国内唯一的铁路管理学校的首届毕业生，是凤毛麟角般的专业技术人才啊！然而，他听了只是淡淡一笑。他知道铁路工作也很重要，但觉得这已不合乎自己的志趣。上班后没几天，他便去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找雁冰了。

互慕已久、通信已四个月的两位年轻人，第一次紧紧地握了手，彼此都非常高兴。雁冰要比他大二岁，但个子比他矮，斯斯文文的样子。当问到他的工作，得知他不很称心时，雁冰立即直爽地说：“振铎兄，我看你到这里来吧！我编《小说月报》，也需要兄的帮助。我去与梦旦先生说说，怎么样？不过，你可不要舍不得铁路局那被人眼红的‘铁饭碗’哟！”“哪里，”他笑了起来，“我是觉得自己更适合于从事文化工作。”“那就说定了！我去与梦旦先生谈！”雁冰很有把握地说。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心想，如果能与这样热情而志同道合的雁冰在一起，大干一番事业，那多有劲！他们又热烈地商量了文学会的工作以及打算出版的丛书等事。

他也去访问了位于四马路上的《时事新报》社的主编张东荪。东荪曾做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重要成员。一年多前，《新社会》问世前的那份《出版宣言》（发刊词）便是寄给东荪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而后他又经常与东荪通信，东荪还把这些信也都发表在该报副刊《学灯》上。东荪很器重这位比自己小十二岁的意气风发的青年，有意请他进报社工作。但因为已经答应由雁冰联系进商务编译所工作，所以他便谢绝了。然而东荪却仍坚持要他即使不入报社也来参加编《学灯》。

《学灯》是《时事新报》上最受知识界欢迎的副刊。它与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以及北京《晨报》的《副镌》，是新文化运动前期最有名的副刊。《学灯》曾发表了郭沫若的很多新诗，在新文坛上形成强烈的冲击波。现正由李石岑主编。石岑主编后，外界反映办得平平。东荪明白石岑的水平、能力比不上振铎，所以不肯放过他。他没法推辞，便答应帮忙，不过他也乘机提出要报纸为文学研究会出一个专刊。东荪满口答应了下来，因为在这以前振铎和百里已经写信提过此事。

于是，他白天在铁路上挂钩，晚上便编《学灯》的稿子，并开始筹备起文学会会刊《文学旬刊》来了。4月23日，《时事新报》在头版刊载《本报特别启事》，郑重宣告将推出副刊《文学旬刊》的消息；同版，又发表了他起草的《文学旬刊宣言》及《文学旬刊体例》。在这篇《宣言》中，他代表文学研究会表达了他们的文学观和办刊的宗旨。《宣言》说：“我们确信文学的重要与能力。我们以为文学不仅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或是一个人的反映，并且也是超于时与地与人的；是常常立在时代的前面，为人与地的改造的原动力的。”又说：“人们的最高精神的联锁，惟文学可以实现之。”然而，“我们很惭愧：惟有我们说中国话的人们，与世界的文学界相隔得最窎远；不惟无所与，而且也无所取。因此，不惟我们的最高精神不能使世界上说别种语言的人的了解，而且我们也完全不能了解他们。与世界的文学界断绝关系，就是与人们的最高精神断绝关系了。这实在是我们的非常大的羞辱与损失，——我们全体的非常大的羞辱与损失！”在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之后，又发出了如下坚定的誓言：

在此寂寞的文学墟坟中，我们愿意加入当代作者译者之林，为中国文学的再生而奋斗，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虽然我们自知我们的能力非常薄弱，这个小小的旬刊，也决不能大有助于我们的目的；然而“登高自卑”，悬鹄自不能不远而且大。

总之，我们存在一天，我们总要继续奋斗一天。结果如何，是非我们所顾及的。如能因我们的努力，而中国的文学界能稍有一线的曙光露出，我们虽牺牲一切——全部的心和身——也是不顾恤的！

这其实也正是他准备正式转入文学阵线的一篇宣言。

就在这时，雁冰向梦旦谈了请他进商务工作的事。一说就成，梦旦正求之不得呢。因为他们不仅半年前在北京见过面，而且自那以后他便以极其干练的工作能力为商务编了好些书。如《俄罗斯文学丛书》，就已在二三个月前开始出版；《俄国戏曲集》共十种（其中二种为他亲自所译），从1月至这个月已全部出齐。本月出版的第十种《六月》的书末，还附有他写的整套戏曲集的作者介绍和《俄国名剧一览》。如果没有作过认真研究，谁能写得出来？鲁迅先生对这两套丛书极为赞赏，后来称之为当时介绍俄国文学的“大书”。梦旦作为最后签发付印的编辑部长，早就在心中暗暗为这位青年学者喝彩了。

5月10日，《文学旬刊》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正式出版了。除了再次刊出《宣言》与《体例》外，还发表了他以“西谛”笔名、雁冰以“玄珠”笔名、圣陶以“谌陶”笔名写的文章。（这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三个人就是文学会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家。）这一天，他给在北京的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除了向鲁迅约稿外，更告诉鲁迅他将在人生道路上跨出重要的一步。因为，第二天他便正式告别铁路局，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向所长梦旦报到了。

那一天，梦旦刚刚读过《文学旬刊》创刊号，正求贤似渴地盼望着他来呢。当谈完具体工作安排，梦旦问到薪金问题时，他朴实地笑笑说：“只要工作合乎志趣，一定努力工作。薪水么，一个月六十元就够了。”其实，他当时并不了解商务编译所的薪水标准（他大概只知道雁冰此时月薪已有百元），否则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当时新来的编辑一般只发二十四元，有的熬上十年也不过五十来元。像雁冰，当初进馆时就只有月薪二十四元，五个月后作为破格提升，也才三十元。可是，爱才如渴的梦旦竟毫不见怪，笑着答应了。

在到商务报到之前，他还和雁冰一起会见过两位神交已久的朋友，使他感到分外地高兴。一位是通过好几次信，又一同作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的圣陶。圣陶长他四岁，当时正在故乡苏州的甪直镇某小学任教。他没想到圣陶长得这样秀美，湖色的长衫加上青缎马褂，态度又非常谦和。这次，圣陶是特地从苏州赶来看他和雁冰的。正巧，雁冰的弟弟泽民也正在上海（泽民当时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但也热爱文学，也加入了文学会，《小说月报》改革号上便有他的译作）。于是，四位青年人便一起去南市郊外的半淞园玩。那里有池塘，有亭子，有假山，草木葱茏，游客不多，便于畅谈。他们谈理想，谈文学，又一起商量了文学会成立以来同人向往已久的会刊《文学旬刊》的筹备工作。圣陶的诚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写过一首题为《赤子之心》的诗赠给圣陶。诗说：“我们不过是穷乏的小孩子。／偶然想假装富有，／脸便先红了。”而圣陶也极喜爱他的真率爽直，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最初遇见他的时候，他很快活，谈了几句话以后，上排的牙齿咬着下唇，似乎带羞地微笑。……这不是娇憨的孩子的常态么？”这一天，他们还在草坪上合了影。他坐在当中，雁冰坐在左侧，而圣陶、泽民分立两旁，留下了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张照片。

会见的另一位朋友是沫若。当时他在编《学灯》的稿子时，欣喜地读到了沫若寄来的《归国吟》等诗稿，知道沫若最近从日本回国了。他早就十分佩服沫若的新诗，在筹备发起文学会时，便曾特地写信请在日本的田汉转邀沫若一同参加发起，但没有回音。他与雁冰商量，这次可得与沫若好好谈谈。因为互相不认识，他便请认识沫若的《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的编辑柯一岑为之先容（一岑后亦加入文学会）。地点仍定在半淞园，时间是4月24日星期天上午。那天，他与雁冰仍是布长衫一件，一岑是一身学生装；而沫若则西装笔挺，显得气概不凡。中午，由他出钱在园内临池的餐馆吃了饭。饭后，他和沫若坐在池塘边的栏杆上，一面欣赏池里的荷花，一面谈起了即将问世的《文学旬刊》。他当面再次郑重邀请沫若参加文学会，但沫若说，今后可以好好合作，但文学会就不参加了，因为半年前田汉收到他的邀请信后并未转送，说明田汉不愿加入，而现在自己又来参加，将使田汉觉得难堪。听沫若这样说，他才知道原来田汉扮演了《世说新语》中“不为致书邮”的洪乔的角色。不过，他又感到沫若推辞加入的理由也有点儿费解。但是，既然沫若不愿加入，又答应在会外相助，那么也就不好再勉强了。那天回家时，他还怕沫若不熟悉路，尽管自己也才到上海不久，却执意陪送了好长一程。对于他的热忱坦直，沫若十分感动。

自从他离开北京后，文学会的总会虽然仍旧设在北京，但实际上其中心已经无形中转到了上海。而他、雁冰和圣陶的见面，我们正可看作是文学会新的核心人物的首次会面。（圣陶在他与雁冰的怂恿下，不久便也到商务来工作了。商务另有一位编辑胡愈之，后来也是文学会的核心人物。）至于他、雁冰和沫若的见面，那更是文学会与创造社（当时正在筹备中）两大新文学社团的负责人的第一次友好交往。世间沧桑，半淞园因为日本侵略军1937年炮轰上海，已被炸毁。现在除了半淞园路这个路名外，这个公园已在上海地图上消失了。但是，它却将永留在民国时期文学史上，因为新文学的几颗耀眼的巨星曾经在这里首次相聚！

到商务编译所后，馆方安排他的工作是编小学教科书，但他以主要精力抓的却是《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编辑。他是几重身份：既是丛书的主编和著译者代表，又是责任编辑。5月25日，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了他起草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翌日，又在该报发表该丛书的《编例》。这些，当然都是与雁冰、圣陶等人商量过的。这些《缘起》与《编例》以及《目录》，又在《时事新报·学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大报刊上发表，真是声势浩大，轰动文坛。

《缘起》中，再次表达了他和同人们对于文学事业的意义的认识：文学不是献媚之物、进身之阶，也不是游戏消遣之品，而是人们的最高精神的表现，是人生的镜子。他还指出：“我们在文学研究会的名义底下，出版这个丛书，就是一方面想打破这种对于文学的谬误与轻视的因袭的见解，一方面想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中国文学界方在垦殖之期，我们研究文学的人对于它的努力，是义不容辞的。如能一日有我们为中国文学界尽力的机会，我们是必要尽力的。”从公布的目录来看，丛书除了打算发表会员的著作外，更重视翻译；而在这些拟出版的著译中，除了文学创作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列有一大批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方面的书。这充分显示了主编者的远见卓识。这样对创作、翻译、理论并重的文学丛书，在整个新文学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丛书的第一本，在当年10月就出版了。为菊农翻译、他校译的泰戈尔的剧本《春之循环》。他写了序，书中有不少诗歌还是他亲自译的。从此，该丛书，包括该丛书的子丛书如《世界文学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曲丛书》等等，都顺顺当当地问世了。先后总计在一百五十种以上，为新文学史上之最！而全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大部分是由他当编辑的，这也可说是一个奇迹。

他进商务后不久，便有胡适来商务“视察”之事。先是在4月下旬，梦旦又一次到北京，再找胡适，力劝胡适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到商务编译所工作。梦旦还诚恳地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所长职位让给胡适。梦旦觉得自己的水平、能力已不能胜任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的出版事业发展的需要，因而希望胡适去当商务的“眼睛”。胡适虽然也看到商务在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作用，但是又自忖已是三十岁的人了，有自己的“事业”要做，并自信在北大这个地方能出更大的风头，而不愿“为他人做嫁衣裳”，不能“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这是胡适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地写的话。胡适推辞不愿去。但梦旦还是热情地邀请胡适在暑假时到上海去玩三个月，费用全部由商务负责，只是请胡适去馆里看看、谈谈。还真诚地请胡适把家眷也一起带去。但胡适暗想这可能是一种“骗计”，最后只答应自己一个人去。

7月16日，穿着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的“中西合璧”打扮的胡适终于来了。商务的头头奉之如神明，给予极高的礼遇，并希望胡适即使最后仍不愿来商务工作，也至少请给商务提示一个改良的计划。两天后，胡适去商务“视察”，便见到了振铎、雁冰、圣陶、石岑等一批年轻的编辑。

胡适比他大八岁，他们早就认识了。他办《新社会》杂志时，举办讲演会，最先请的就是胡适。“商务编译所应该进行较大的改革，”他直率地对胡适说，“我们几个新进来的人，本来想对这问题写一份意见书，但后来看看没有什么希望，便没写。”胡适正在担心自己无法向商务当局交差，听了他的这番话，不觉暗暗大喜，忙说：“你快把它写出来交给我吧，我可以用作参考。”他便爽快地答应了。

又过四天，胡适在编译所见到他，他便将自己撰写的改革编译所的意见书交给了胡适。据胡适日记，他主要提了这样几条：

（一）应设图书审查会（十一人或九人）。

（1）审查何书应编辑，何书应出版。

（2）审查外来稿件。

（二）应设中小学教科书编辑会议。

（三）时间应减少。

（四）暑假应改为全日——除各杂志主任外。

（五）薪金应按年递加。

（六）每年划出纯收入一部分，派遣编译员到欧美考察或留学。

胡适被商务招待了两个半月，也玩够了，仍执意要回去，不愿在商务干。临走前，胡适参考了本书传主和编译所其他编辑提供的意见，写了一份给商务当局的报告，分“设备”“待遇”“政策”“组织”四个部分谈了有关改良编译所的事。商务当局又慨然拿出一千元钱作为酬金。胡适觉得不好意思，就退了五百。为了脱身，胡适又向商务当局转荐王云五以自代。商务几位当局者大为惊诧，因为在学术圈子内从未听说过有王氏其人啊。而胡适借着王氏十几年前曾经教过自己几天英文的由头，口口声声称王氏是自己的“老师”，商务当局不敢怠慢，惊诧之余也就以为王氏非等闲之辈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此时又有一人推荐王氏担任总务处机要科长，加上梦旦又是极相信胡适的，爱屋及乌，于是商务当局便决定聘请王氏为编译所副所长。不料王氏从胡适大摆架子这一点上受到了“启发”，也向商务提出先要“考察”三个月。三个月后，王氏当上的是梦旦主动“让贤”的编译所所长。

说实话，商务印书馆的菊生、梦旦等先生，勇于迎接新潮，重视人才，是令人佩服的；但如此相信胡适，以至言听计从，并进而相信胡适推荐的王氏，则实在大可不必。王氏虽比本书传主大了十岁，但在才学上根本无法可比。王氏当时只是买了一批西文特价书籍，摆在家中的书橱里装装门面。又借亲信之口吹嘘自己如何如何兼通理、工科，擅长英、法、德、日四国文字，《大英百科全书》从头至尾读过一遍等等，其实大多是骗人的鬼话。如果有什么人真的把《大英百科全书》从头至尾读一遍，那么，这个人也只能是连读书方法都不懂的弱智。雁冰晚年在回忆录中对此作有深刻的揭露。然而，时至今日竟还有人试图将王氏捧为“大学者”。无奈的是，王氏一辈子没有什么像样的真正的学术论著，这毕竟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称为“学者”都未必够格，还说什么“大学者”！至于王氏后来在商务管理、经营上的功过，人们自可研究，作出适当的评价。但现在又有人试图把王氏捧为最伟大的出版家，还说什么菊生先生是学者，王氏则是实干家（怎么不说是“大学者”了？），他们两人珠联璧合，就好像后来的邹韬奋和胡愈之的极佳组合。但这是一种违背历史事实的一厢情愿的想当然的说法。正是愈之，在晚年强调指出，王氏成为商务负责人后，“商务的情况可说是一落千丈”。又有一位1920年代商务的馆外编辑、1930年代开明书店的著名编辑宋云彬认为，“伧夫王云五进商务后粗制滥造”。有人愿意相信王氏的话，那是他的自由；我们则根据事实，独立思考，更相信雁冰、愈之、云彬和本传传主的话，这也是我们的自由。

其实，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我们的传主，后来的历史可以证明，他才是真正有才学、有见识、有能力的百科全书式的编辑出版家。他和愈之、雁冰中的任何一位，虽然稍许年轻一点，却都远远比王氏有资格当编译所负责人。但是，商务的历史已经是那样写就了，那是后人无可奈何的。

一二　在商务编译所

商务老人陈叔通，在晚年《回忆商务印书馆》一文中说：“商务发财主要是靠教科书。教科书的起源是由高梦旦去日本考察，回来后搞的。”因此，本书传主到商务编译所报到后，梦旦安排他编小学教科书，并不是梦旦不器重他的一种表现。但是，当时所谓的“编”，不过是主要将以前的文言课本改为白话而已。他编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对劲。

他感到，就像整个文化界、文学界需要开展一场启蒙运动一样，在儿童教育领域也必须进行一场改革。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的，只是把种种死知识、死教训装入儿童的头脑里，就以为可以了。现在已有一些人虽然知道那样是不对的，虽然也想尽力地启发儿童的兴趣，但小学教育仍然不能十分吸引儿童。这种教育仍旧是被动的，不是自动的。刻板正经的教科书，就是当时儿童的唯一读物，儿童自发地喜爱的读物几乎一本也没有。即使当时商务印书馆出有《少年杂志》，中华书局也有《中华童子军》，但它们都是文字古旧，老气横秋，内容驳杂，毫无文学性，而其思想性则常常更糟糕。因此，他便向梦旦提出，能否让他来尝试编一本能吸引孩子们的全新的儿童刊物，以弥补儿童教育中的这一重大缺憾。梦旦觉得这一提议有理有据，而且创办这样一本刊物也许对商务在经济上也是有利的，经过慎重考虑，便同意了他的计划。他将刊物定名为《儿童世界》，计划办成周刊。

7月17日，他正式接替石岑，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而从24日起，他在《学灯》上新辟《儿童文学》专栏，主要发表他主持的文学会的会员的有关翻译作品。这是我国现代报刊史上第一个儿童文学专栏，同时也是他为将来创办《儿童世界》而先作的尝试。

9月22日，他起草了《儿童世界宣言》，12月起发表于《时事新报》《晨报》《妇女杂志》等南北各大报刊上。他老是喜欢用“宣言”这个颇有气派的词，而实际上这篇文章也确实可看作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即将正式诞生的宣言。当然，随后创刊的这本小刊物不只是登载文学作品。《宣言》中把该刊内容分为十类：插图、歌谱、诗歌童谣、故事、童话、戏剧、寓言、小说、格言、滑稽画，其他还有杂载、通信等等，但无疑是以儿童文学为主的。《宣言》中还指出，“近来有许多人对于儿童文学很有怀疑”，而他则认为儿童文学是适应人类儿童期心理、为儿童所爱好的文学。无可怀疑，该刊实际上就是我国最早的真正的儿童文学专刊。

《儿童世界》周刊直到1922年1月7日正式问世。开头几期的内容，几乎全是他一个人写的。从北京新到上海的地山帮他写了一些儿童歌曲，地山的哥哥敦谷又帮他画了一些插图。在当时文化落后的中国，这算是最漂亮的儿童读物了。在他的大力鼓动下，叶圣陶、赵景深、顾颉刚、胡天月等一批文学会会员都纷纷为该刊写稿。刊物越来越受小读者的欢迎，甚至远销到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尤其是圣陶，在他的频频催促下，越写越多，越写越好，后来结集为《稻草人》一书，被鲁迅称赞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他自己也创作了一些童话、图画故事和儿童诗等等；更改写、引进了很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如欧洲古代的《伊索寓言》，欧洲中世纪的《列那狐的故事》，日本民间故事《竹取物语》，印度、阿拉伯、奥地利、匈牙利、高加索等地的民间故事，以及丹麦安徒生、英国王尔德写的童话等等。这在当时的中国，真是极为难得的。

《儿童世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为商务印书馆在经济上盈了利。中华书局立即起而仿效，也出了《小朋友》周刊。正是在他的开拓和引领下，我国儿童读物的出版有了新的气象。在他编满了一年后，因被调去接替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于是他编了厚厚的一本1923年“新年特大号”后，就交给继任编辑了。这时，这本小小的刊物早已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但商务当局却在本来只印他一个编辑名字的小刊物上印了十四人的编辑名单（其中仍然列有他的名字），可见商务当局这时对此刊的重视。

他创办的这份小周刊，确实影响深远。后来，到1931年10月24日，当该刊出至五百期时，该刊编辑沈百英便虚构了一篇《儿童世界庆祝大会纪盛》，“会场”为“儿童世界乐园”，“会员”有“约三十万人”（指小读者），“主席”为商务总经理，而第一个“演讲者”就是本书传主。该文作者让他回顾十年前该刊创办的历史，真是意味深长。直到1947年，著名儿童文学家贺宜在《新儿童世界》创刊号上，还撰文回忆自己童年时读了该刊和他“所介绍的印度童话和安徒生的作品，竟跑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著名学者夏鼐等人，也深情地回忆过童年时读该刊的难忘印象，如戈宝权1982年在《我怎样走上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的道路》中说：“童年时……我最喜欢的儿童读物，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把它们遗忘！”此外，他当时还继孙毓修和沈雁冰之后，为商务主编了《童话》小丛书第三集，收入了雁冰、景深等人的作品；但也因为调动工作，只编好四本，就也没有再编下去。

他为什么会被调去编《小说月报》呢？事情又得从头说起。自从《小说月报》由雁冰主编并全面改革后，丢失了这一“世袭领地”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或称“礼拜六”派的旧式文人自然很不甘心，便不断地在小报小刊上攻击改革后的该刊和雁冰个人。商务当局中的顽固派（这是雁冰对他们的称呼），也对改革后的该刊看不顺眼。例如，上面提到过的陈叔通，是总管理处的一个势力很大的人物，当时便站在保守立场，当编译所送去该刊改革号时，竟原封退回以示“抗议”。但改革后的该刊备受读者欢迎，印数大增，各地分馆又纷纷来电要求多发。这样，馆内的顽固派也无可奈何。1922年7月，雁冰又在该刊发表了长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从理论上批判了《礼拜六》等刊物上的作品倾向，这便更引起他们的嫉恨。这时，王云五已当上编译所长，便代表顽固派对雁冰施加压力，借口雁冰那篇文章点了《礼拜六》的名，说什么对方要提出诉讼，告《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妄图压雁冰撰文“道歉”。雁冰针锋相对，表示要诉诸全国舆论，将在各大报刊上公开揭露此事，这才使他们不得不收敛了气焰。然而他们仍不死心，竟暗中检查雁冰编发的稿子。雁冰忍无可忍，向王氏强烈抗议，并提出辞职。商务当局经过研究，同意雁冰辞去该刊主编（但仍挽留在编译所工作），并由本书传主从1923年起接任。这自然是商务当局中顽固派与开明派妥协的结果。他们一方面让雁冰辞职，给“礼拜六”派出一口恶气；另一方面让同为文学研究会核心的他来当主编，以表示该刊宗旨不变，以免影响销路，同时雁冰也可以接受。

由他来接编《小说月报》，雁冰自然很高兴。不仅如前所述，该刊改革号他就出了最大的力；而且他到上海后，雁冰一直是同他商量着编的。因此，可以一点不夸张地说，他其实一直是该刊一位不挂名的副主编，只不过外人（包括后来的研究者）都不知道这点而已。而且，雁冰当时还秘密担任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工作很忙，有关该刊组稿的事早就大多拜托他去做了。

他与雁冰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不过，在兴趣爱好、个别见解上也会有一点不同甚至矛盾的。例如，有一次雁冰在《小说月报》上出题悬赏征文，他对这种做法有怀疑，两人还曾公开撰文商榷过呢。现在，既然让他来接编，那么他不仅要继续保持两年来的进步方向和优点，而且也要办出他个人的特点来。

这一个人特点，从他接编的第一期上便可看出来。这一期的封面，他也是请敦谷画的。那是一位青年农夫迎着东方的太阳在辛勤地执铲耘土。整个画面充满着劳动、创造的动感。其色彩基调是金黄，似乎已透露了一个辉煌的收获的季节必将到来的信息。当时他经常在文章中喜欢用农夫垦荒、开拓、耕耘的精神来激励新文学工作者，因此这幅画很可能是他亲自构思的。在这一期上，他新辟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专栏，并发表了自己的长篇论文《读毛诗序》等，这表明他比雁冰更重视发表有关整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成果方面的文章。这一期上还发表了他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等长文，表明该刊将更加重视发表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后来，他还在该刊连载发表所撰《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等专著，以及他与雁冰合作的《现代世界文学者略传》等等，表明他注意发表有关中外文学史方面的论著与资料。至于继续发表大量优秀的创作和译作，那就更不用说了。该刊一开始就只有他一个人编；一年后，一位比他小二岁的徐调孚调来做他的助手。调孚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

且说王云五与商务其他顽固派人士虽然把雁冰气得辞去了《小说月报》主编的职位；但该刊由他接编，性质并无变化，顽固派们仍然还是不满意的。为了给封建旧文学招魂，他们又偷偷策划了一本《小说世界》周刊，赶在他接编的第一期《小说月报》的同一天创刊。本来，早在1922年夏初，王氏就向他和雁冰放过口风，说想办一种“通俗”刊物，拟取名《小说》。并特地解释：《小说月报》现在的方针不错，万无改回来之理，不过上面常有学术性文章，一般人看不懂，现在办这个通俗刊物，一方面是为吸引爱看《礼拜六》一类刊物的读者，一方面也是为《小说月报》做个梯子。他和雁冰当时听了这番话，觉得也还在理，而且想起在和启明先生通信中，启明也说过要打倒“礼拜六”派不能光靠口诛笔伐，最好还要有一个文字浅近、倾向进步的小杂志，既可慢慢提高底层读者的思想，也可把那些低劣刊物的读者吸引过来。只是他们忙不过来，一直没法办这样的小刊物。现在王氏所谈，似乎与启明的建议相近，他们便觉得可以让商务去做，也就没有反对。王氏并希望他们提供稿子，以便“开张大吉”。雁冰便把手头的一篇剑三的《夜谈》以及自己译的裴多菲的《私奔》等稿子交给了王氏。然而，当时王氏主要还只是试探和准备，这个刊物久久未见动静，雁冰与他也差不多忘了此事。

等到《小说月报》即将由他接编时，顽固派抓紧了动作。他偶尔听到一些风声，说商务将出《礼拜六》一样性质的刊物，便当即询问王氏，王氏还装作不知，矢口否认。等到他主编的第一期《小说月报》问世之际，忽见到《小说世界》在市面上发行，内容大多是“礼拜六”派“著名”作家的“大作”，不禁大吃一惊。而且，半年前雁冰交给王氏的剑三的《夜谈》及雁冰的译文也夹在那里头作陪衬，尤使他们感到气愤。想不到王氏及其同伙竟如此卑劣！

《小说世界》发行后，在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钱玄同首先提出抗议，在1月10日的北京《晨报》上，以笔名“疑古”发表了一篇杂文《“出人意表之外”的事》，猛烈批判了封建旧文人和商务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而更愤怒的是被《小说世界》“发表”了作品的剑三，在13日《晨报》上刊出《答疑古君》，并给雁冰来信了解情况。鲁迅也在11日以“唐俟”笔名，给《晨报》写了一封信，指出《小说世界》的出现是旧势力的照例有的“一种异样的挣扎”，鼓励“新的年轻的文学家的第一件事是创作或介绍，蝇飞鸟乱，可以什么都不理”。雁冰与他商量后，决定把王氏等人的黑暗伎俩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同时，为了不让对方抓到一点把柄，他们决定不在《文学旬刊》上而是在他此时已不担任主编的《学灯》上，于15日发表了一组《〈小说世界〉与新文学者》的文章，其中转载了玄同与剑三的文章，还有剑三给雁冰的信以及雁冰的《我的说明》。玄同的文章，不但把《小说世界》第一期出现的那些“礼拜六”派“名家”骂了个狗血淋头，而且还冷嘲热讽了商务当局，说他们刚做了几件像人做的事，就不舒服了，“天下竟有不敢一心向善，非同时兼做一些恶事不可的人”！

正在暗暗得意的王氏之流，没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手。这一下真相大白，充分曝光，使广大读者知道了：什么《小说世界》，原来只是新长出来的杂草而已。商务当局中的顽固派恼羞成怒，但是又拿他们没办法。尽管恨不得立即解雇他们，但又不敢，怕他们出去后就办一个刊物专门批判自己；更怕他们出去后像当年出去的陆费伯鸿另办中华书局那样，也再办一个出版社，那就更吃不消了。（再说，比较开明的菊生、梦旦，虽然此时均已辞去直接的职务，但仍有发言权，也不会赞成解雇这两位难得的人才的。）

说起自办出版社，其实他还真的有了这样的想法。当时，他和一批文学研究会会员、商务编译所同人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谢六逸、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差不多每隔一二天就要聚餐或闲谈。他们轮流做东，有时在饭店，有时在家里。他召集的时候最多。1月6日那天，他便向大家提出：“我们替商务编教科书和各种刊物，辛辛苦苦不算，还常常要受某些家伙的气。出一本书，他们可以赚几十万，我们替资本家赚钱太多了，还不如自己来办一个书社的好。”大家一听，齐声赞成。可是又都是穷知识分子，没有资金怎么办？他便提议每人每月交十元钱，十个人共一百元，存在银行里生息，积到一定的数目，就可以用来出书了。于是，他们便称这叫“朴社”。这个名称是予同提出的。予同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听过玄同先生关于清代“朴学”的课，十分心折，所以提了这个名字。他也很喜欢朴素、朴质的“朴”，便同意了。于是他与予同、颉刚、愈之、雁冰、伯祥、圣陶、六逸、陈达夫、常乃惪（燕生）等十人为发起人，大家集资出版书籍。由颉刚任会计。3月底，颉刚起草朴社宣言、社约；4月开会，将宣言、社约改定；9月底，刻印之；10月初，分寄各地。年内又有平伯、绍虞、济之、佩弦、乃乾、吴维清、潘家洵（介泉）、吴颂皋（缉熙）、陈万里等人入社。但颉刚去北京工作后，与上海同人之间在社务问题上发生了矛盾，1924年9月上海同人一度宣布该社解散，但还维持印书。后来，颉刚与平伯等人又照原来的办法，再联络北京的吴淮清、范文澜、冯友兰、潘家洵等十人，合资存钱，重办朴社，一年后还开了一家“景山书社”。他在上海仍然支持重办的朴社，他后来的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是交给朴社出版的。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再说当时商务还有一份《妇女杂志》，此时由章锡琛（雪村）主编，周建人（乔峰）协助。雪村长他九岁，乔峰长他十岁，乃鲁迅之三弟，二位亦文学研究会同人。《妇女杂志》以前也大量刊登“礼拜六”派的稿件，此时多被拒收，因此也常遭受上海滩上各小报的攻击。该刊提倡妇女解放和恋爱自由，有一次出了一期《离婚问题专号》，买者甚多，破例重版两次。可是馆内外顽固派却大为不满。王云五对该刊也感到头痛，然而因销数增加，王氏也没什么表示。但是，1925年1月，雪村办了个《新性道德专号》，并发表自己写的《新性道德是甚么》和乔峰的《性道德的科学标准》两篇学理性的文章，竟招来社会上的封建卫道者的强烈反对，“礼拜六”派集中的《晶报》《时事新报·青光》等，都发表了攻击性文章。不久，北京大学的陈大齐教授也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反对文章，并得到胡适的吹捧。雪村和乔峰不得不撰文答复，但《现代评论》又不予发表。于是，他们便在鲁迅主编的《莽原》杂志上，发表了反驳文章。不料，王氏这次以此事为借口，气势汹汹，要该刊每期将清样送审，大加干涉；随后在“五卅”运动中，雪村与乔峰组织的“妇女问题研究会”又积极参加以本书传主为首的“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活动，更使王氏不满。于是，王氏便免去了雪村该刊主编的职务，调到国文部；乔峰也被他调。该刊换了主编后，经常刊登一些荒唐的、封建的东西，还有女人应该怎样喂奶、怎样做蛋糕之类，使刊物销路一落千丈。他与愈之、圣陶等人，以及馆外友人吴觉农等，都十分愤慨，经过研究，决定帮助雪村另外自行筹办一个《新女性》杂志（后于1926年1月创刊），社址就设在商务附近的觉农家里，并由觉农出面当编辑发行人。此事为王氏等人侦知，便于年底悍然将雪村解雇了。这样一来，更激起他与愈之等人的义愤。他就介绍雪村到神州女校去教书，并把《文学周报》（即原来的《文学旬刊》改为周刊）和《文学周报社丛书》交给雪村的“妇女问题研究会”刊行。正是在他和其他友人的大力支持下，雪村于1926年8月1日正式挂出了“开明书店”的牌子。开明书店日后成为著名的出版社，这是王氏所始料不及的。正是因为有以上这样一段因缘，所以后来的开明书店与他、愈之、圣陶、雁冰等人的关系，就像一家人一样。这又是后话了。

这时，他一方面与商务当局中的顽固派时常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并要不断地排除、抵制那些无理的干扰；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商务编译所这一重要的有影响的文化单位，更珍视与所里一批志同道合的友人的团结，共同为新文化事业辛勤地耕耘、锄草，也为商务的发展作出贡献。他主编《小说月报》后，仍然在繁忙的工作中继续期期亲自撰稿。刊物办得很出色，印数也有所上升。他在给启明的信中就曾说过刊物发行量大，“如欲鼓吹什么，倒是很好的地盘”。

当然，更重要的言论阵地，还是他以文学研究会名义主编的《文学旬刊》。该刊从1923年7月30日起改为《文学》周刊，至1925年5月10日创刊四周年时，脱离《时事新报》独立发行，改名为《文学周报》。后又归开明书店发行。该刊不是商务出版的，但主要编辑人与撰稿人都是商务编译所的同人、文学研究会会员。该刊出版周期短，反应快，又不必像《小说月报》那样受商务当局的掣肘，所以更尖锐，战斗性更强。自从他接编《小说月报》后，忙得焦头烂额，便请六逸担任《文学旬刊》的“主任编辑”，后又公布他与雁冰、愈之、圣陶、六逸、伯祥、予同、平伯、颉刚等同人，以及刚从苏联回国的秋白为“责任编辑人”；但实际主持人一直仍是他。直到1923年底，他在该刊发表了《郑振铎特别启事》，说明实在太忙，将主编的事交给了圣陶；但他仍然参与指导和具体工作。

在这前后，《文学研究会丛书》也继续由他主编，并在商务出版。他亲自编选了文学会早期主要诗人——佩弦、启明、平伯、徐玉诺、绍虞、圣陶、刘延陵和他自己——的诗歌选集《雪朝》，并作了序言，收入丛书中出版。此书深受读者欢迎，多次重版。他编的文学会会刊第一期《星海》，也作为丛书之一出版。后未见继续编下去，可能因为《文学旬刊》早已具有会刊性质的缘故吧。在丛书中，他编入了鲁迅的译著《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秋白的《饿乡纪程》（书名被改为《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还有圣陶、剑三、冰心、地山、雁冰、庐隐、老舍等人的最早的几本创作集以及翻译。他自己的著译收入丛书的有《飞鸟集》《新月集》《灰色马》《俄国文学史略》《太戈尔传》《印度寓言》《莱森寓言》等等，还有他和别人合作、或由他校阅并作序的《天鹅》《阿那托尔》《将来之花园》《人之一生》《诗之研究》等等。

这样，他几乎同时主持着当时国内最著名的文学刊物和文学丛书。在这些刊物上又常常以醒目的地位发表他的具有指导性的文学理论文章，或是批判封建旧文学和各种错误文学观的文章，产生广泛的影响。例如，有一个叫池田桃川的日本人，便在1921年8月15、16日的《读卖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批评家郑振铎”的有关评论，表示“深有同感”。这是我们看到的外国人最早对他的介绍。他在9月3日致启明的信中也提到了日本人的这篇文章，想来鲁迅和启明也一定是注意到了这篇东西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21年6、7月发表的《血和泪的文学》《文学与革命》《光明运动的开始》等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1920年代初有名的革命文学口号——“血和泪的文学”。他说：在当时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最需要的是“血和泪的文学”，而不是满口的纯艺术、剽窃几个新名词的东西，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当时，他在“五四”时认识的朋友、《评论之评论》的主编费觉民从北京给他写来一封信，说：“当今日一般青年沉闷时代，最需要的是产生出几位革命的文学家，激刺他们的感情，激刺大众的冷心，使其发狂，浮动，然后才有革命之可言。”对觉民这种不无幼稚的见解，他很理解和同情，并指出“革命之歌消沉，革命之帜不扬”，而“只有文学，才能担任”“引起一般青年的憎恶旧秽的感情的任务”。他认为“革命就是需要这种感情，就是需要这种憎恶与涕泣不禁的感情的。所以文学与革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把现在中国青年的革命之火燃着，正是现在的中国文学家最主要最伟大的责任”。他把自己从事的文学事业，看作是“点火”的工作，是从事“光明运动”。他认为文学家的责任有两重：一重是改造旧文学，一重是改造旧社会。他说：“光明的制造者，应该牢牢地记住这句话，不要把自己的使命忘了。”他的这些文章，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他与觉民等人讨论“革命文学”的文章，又曾在《评论之评论》上发表，并在《晨报》上大登广告达三个多月，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和声势（觉民此时亦加入文学研究会）。

在倡导用新的观点进行文学研究方面，他有两篇论文最具有开创意义。一篇是1922年8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文学的统一观》，实为我国现代第一篇大力提倡、系统阐述广义的比较文学的专论，其眼界之宽阔、气魄之雄伟、理论之完整，在当时中国无出其右者。另一篇是同年10月1日《文学旬刊》上发表的《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这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提倡用新观点、新途径整理研究文学遗产的一篇开山之论，既务虚又务实，涉及方法、手段、对象、目的各个方面，而且明白晓畅，要言不烦，目光远大，高屋建瓴，一扫以前文学研究中划地为牢的饾饤之风。这样的论文，就是在今天读起来，仍令人感奋不已。

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这位年轻人，已经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了。

一三　他关心朋友

巴金后来在《悼振铎》一文中这样说：“他关心朋友，也能毫无顾忌地批评朋友，而且更喜欢毫无保留地帮助朋友。他为人正直，热情，喜欢帮助年轻人，鼓励人走新的前进的道路。三十几年来有不少的人得过他的帮助，受过他的鼓舞，我也是其中之一。”绍虞也说他“是我们一班年轻小伙子中最有生气最有魄力的人”，“是爱友若命的”。顾颉刚在1921年刚认识他的时候，就在日记中感动地记道：“振铎好客，未见其比。在上海，租屋四十余元，自用不过两间，余悉借与人；买棕垫七付，备客来。”这几乎比古人的“陈遵投辖”“陈蕃置榻”这样的典故还要生动。他一生帮助了很多热爱文学的青年走上了文学之路，这里我们主要说说1920年代前期的几则故事，因为那时候正是新文学发展最关键的阶段。而1920年代他本身也是一位青年。

我们先说郁达夫。郁达夫也是在他帮助下走上文坛的，这一定会有不少人感到惊讶！因为达夫不仅长他二岁，而且是与文学研究会齐名的创造社的元老。再说，本书下面还要讲到，正是达夫，在1921年9月起草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和翌年5月创刊的《创造》上发表的《艺术私见》等文中，暗射本书传主等人“垄断文坛”、“压制天才”呢。但是，达夫的这些话，不仅是偏激的，而且是严重误会的。达夫在1921年7月30日写的《〈沉沦〉自序》中说：“《银灰色的死》是我的试作，便是我的第一篇创作，是今年正月初二脱稿的”，“寄稿的时候我是不写名字寄去的，《学灯》栏的主持者，好像把它当作了小孩儿的痴话看，竟把它丢弃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过了半年，突然把它揭载了出来。我也很觉得奇怪，但是半年的中间，还不曾把那原稿销毁，却是他的盛意……”达夫当时知道他正在编《学灯》，这段话便是针对他的。然而这却是冤枉了他。达夫不知道，最初投稿去时，他还没有从北京到上海来工作呢（当时的《学灯》主编是石岑，石岑当时还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只是后来当他从沫若那儿得知此事后，才立即从《学灯》的积稿中找出达夫此稿，并将它连载发表于7月7日至13日的《学灯》上（此事我们下面还将提到），而达夫却还感到不满和“奇怪”。这篇处女作“是不写名字”的，署的是“TDY”；不久，达夫又以颠倒过来的“YDT”笔名寄来第一首新诗《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这次他立即将它发表于7月27、29日的《学灯》上。达夫的第一篇文学评论《〈茵梦湖〉的序引》，也是由他发表于同年10月1日的《文学旬刊》上。达夫的第一篇散文《芜城日记》，又是由他发表在同年11月3日《学灯》上的。这四个“第一篇”，有力地说明了他决没有对达夫这样的“天才”做过什么“倾轧嫉妒”和“压制”的事；相反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夫在刚刚跨上新文坛的最初几步，是得力于他的扶助的。

在文学研究会中，更有许多最早的会员，得到他的大力帮助。就说发起人之一的地山吧，也是在他的怂恿、促进下走上创作之路的。《小说月报》改革号上发表的地山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就是他催促地山根据平时讲过的故事写成的，并把它推荐给雁冰发表。他还专门写了“附注”，称地山“我的许哥哥”，“小时就在缅甸念书，对于缅甸的风土，非常地熟悉。这篇小说是写他在那里的时候亲见的一段故事”。后来，他又推荐地山的《商人妇》《换巢鸾凤》《缀网劳蛛》等小说在该刊发表。其中《换巢鸾凤》一篇，他还以笔名“慕之”写了一段附记，称赞它的“真”和“带有极浓厚的地方色彩”，并指出：“中国现在小说界的大毛病，就在于没有‘写实’的精神；上海有一班人自命是写实派，可是他们所做的小说的叙述，都是臆造的。只有《新青年》上的鲁迅先生的几篇创作确是‘真’气扑鼻。本报上的《命命鸟》与此篇我读之也有此感。”这是对地山创作的最早的评价和最大的鼓励。（顺便提及，后来有不少研究者误把这段附记当作雁冰所作。）地山最初创作的新诗《看我》《情节》《邮筒》《做诗》《月泪》等等，也都是他拿去发表在他接编的《小说月报》上的。再如文学会另一发起人圣陶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是因为他的促进和帮助而取得巨大成就。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圣陶的那本有名的童话集《稻草人》，就由他亲自作序，第一次从理论上深刻地阐述了圣陶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地山与圣陶的最初的作品，又都由他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内出版。

第一批参加文学会的女学生庐隐，也是在他的推动下走上创作之路的。《小说月报》改革后，他即鼓励庐隐写稿，庐隐写了一篇小说处女作《一个著作家》交给他，他把它寄给雁冰，编入了第二期。后来，庐隐回忆说：“当然我没有敢希望一定可以刊登，所以心情也很紧张，直等了一个多月，我看见《小说月报》居然把它登了出来，这一喜，真正等于‘金榜题名时’，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可见这对于她当时成为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具有多么强大的促进力。从此她不断发表作品，而最使她出名的那篇《海滨故人》，也是由他亲手发表在他接编的《小说月报》上，以后又将以这篇小说为书名的她的第一本小说集，收入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中。在这篇小说发表之前，他在该刊发表了自己的一篇小说《淡漠》，把庐隐的恋爱故事暗暗写了进去；而庐隐则在《海滨故人》中也把他与世瑛的一段恋爱故事写了进去，这无疑是对他的一种“报应”。（关于这，我们以后还会谈到。）总之，庐隐的成名是与他大有关系的。

文学研究会会员王任叔之登上文坛，更是他一手提拔。1922年5月2日，身为浙东农村小学教员的任叔，给上海《文学旬刊》主编的他寄来一篇题为《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的文章，评论了诗人徐玉诺的作品。该文立即被他刊登在同月11日该刊上，并在文后加了一段有力的按语：“我对介绍玉诺兄的任叔先生也表示十分的敬意。玉诺的诗已出现了半年多，却不曾有谁批评他。一直到了现在，才有一个任叔先生留意到。”这篇文章是任叔首次发表的文字，极大地鼓舞了这位比他小三岁的农家子弟。6月1日该刊上，他又发表任叔的来信，信中说写了一本诗《恶魔》，“鼓足勇气”寄给他，希望能帮助出版或择优发表。因为任叔没有写回信地址，他就在刊物上答复任叔，说：“我们虽不曾见面，但我却在《恶魔》中看见一个较见过面的更袒露更真切的一个你了。”他认为《恶魔》至少在“个性的真实表现”上很成功，因此他表示：“此集我必尽力为谋出版。现在且先在旬刊上陆续选登出来。”任叔见到这一答复以及选登的诗后，又激动地来信说：“承你的厚爱，奖励到我要哭了。”不久，7月30日，他与雁冰应宁波教育、学术团体的邀请，赴宁波讲学，与任叔首次见面，又给任叔很多鼓励。8月21日，《文学旬刊》上发表了任叔最初的小说。特别是10月10日该刊发表了任叔的《吃惊的心》和《大树》；并同时发表他自己的《杂谭》，指出：“中国的小说，向来少有真实的生活描写。所以‘农民小说’，中国是没有的”，而任叔的这两篇小说，他认为“在中国可以说是创始之作”。这一评价是否准确，尚可斟酌（因为鲁迅已发表了“农民小说”）；但他充分肯定了任叔真实描写农民的现实主义创作，无疑是对作者的极大激励。他接编《小说月报》的第一期上，还一口气发表任叔的四篇小说和六首诗。在这前后，又吸收任叔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几十年后，任叔在《悼念振铎》一文中说：“我从事于文学事业，他无疑是我的导师和益友。”在任叔写的自传中也说：“一生中，文学事业上给我以最大帮助和影响的是郑振铎。”

任叔的第一篇文章中评价的玉诺，也是由本书传主发现并大力培养的诗人和小说家。说起来，玉诺其实还比他大五岁，不过玉诺在河南，他们当时没见过面。在玉诺的心里，他无疑是一位老师。1921年7月30日，他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玉诺最早的散文诗《冲动》，以后又陆续发表不少诗；8月30日，他又在该刊上发表玉诺最早的小说《遗民》，以后又推荐玉诺的小说发表于《小说月报》。接着，他便把这位没见过面的文学青年吸收进了文学研究会。前面已提到过，1922年1月他亲自编选了文学研究会主要作家的集体诗选《雪朝》，其中便选了玉诺；而且选了四十八首，为书中数量最多的一位。这年8月，他又将玉诺的第一本诗集《将来的花园》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中，并亲自作序，给予很高评价。在1923年5月2日《文学旬刊》上，他发表《我们的杂记》，指出玉诺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文学新人，“渴望”他能够“有伟大的感人的作品出来”，并“很慎重地”推荐了玉诺的一篇小说《一只破鞋》。这篇小说便由他发表于《小说月报》。雁冰在1930年代还把它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并在导言中称赞了它。鲁迅先生对他发现的这位作家也很重视，曾打算编集出版玉诺的小说，并撰序评介呢！

文学研究会作家许杰，在晚年写的回忆文中提到：“我在《小说月报》上最早刊出来的便是一篇读后感，其次是一篇类于诗又不像诗、是散文又不像散文的抒情文章《祈祷》。以后引起大家注意的，而且得到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里特别提起的，就是《惨雾》。”许杰在这里提到的这些作品，便都是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时发表的。《惨雾》刊载于1924年8月号，而且正是在该刊6月号《最后一页》他提出要出“非战文学”专号后，许杰才赶写出来的。他在《最后一页》中说：“中国虽是一个以和平之国著称的国家，……然而，这不过一种很好听的饰词，在实际上，中国的内地，哪一处没有战争——残酷无比的战争……我们几乎每一天都有听见最恐怖的战争新闻。我们虽没有大力量，去直接阻止他们的行动，却愿以文字的感化力，来向国民为反对战争的宣传！”这段话感动和启发了比他小三岁的许杰，使许杰创作了第一篇小说、也是成名作《惨雾》。而长期以来，一些研究者对它的分析评论仅局限于所谓“乡土文学”一面，未能充分注意到它是“非战文学”，尤其没有注意到本书传主与这篇小说的关系。因此，许杰特地指出这一点，并说：“这篇作品对我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以前我发表的是读后感或抒情散文之类，真正的通过故事与人物的遭际来体现主题思想的小说创作，就从这一篇《惨雾》开始。”“郑振铎对这篇小说还比较满意，于是引起我毕生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

文学研究会内还有很多作家得到过他的巨大帮助。如赵景深在1920年代初还是一个棉业专门学校的学生时，便与他通信，并创作《稻草煤炭和蚕豆》《樱桃树》等童话，发表在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景深最早翻译的安徒生的《小松树》，收入他主编的《童话》小丛书。景深最初创作的小说《红肿的手》，也由他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后也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景深后来多次说，在文学事业上“是他的忠实的追随者”。再如，诗人朱湘，与他“相交最深”（景深语），他也曾给朱湘以有力的帮助。广东文学青年梁宗岱、刘思慕等人参加文学研究会，组成广州分会，并在创作上取得成就，也都是与他的大力帮助分不开的。这些例子太多，这里就不一一记述了。而文学研究会著名小说家舒舍予（老舍）之登上文坛，更出于他的帮助；但因为这是1920年代后半期的事了，这里暂且不说。

文学研究会内还有两位“特殊”（因为他们后来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会员陈毅与张闻天，他们早期的文学活动也曾得到他的帮助。例如，陈毅曾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写了一篇描写一个离家多年在外参加革命的青年回家探望老母的小说《归来的儿子》，就是由他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陈毅在抗日战争年代军旅倥偬中，还向人回忆起此事，感谢本书传主的帮助呢（关于这篇小说，我们以后在有机会时还会提到它）。张闻天更曾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大量的创作与译作及论文。例如，闻天曾与他一起讨论泰戈尔的文学与思想；闻天翻译的西班牙戏曲家倍那文德的《热情之花》，在1923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时，他还特地加了按语，表示“很感谢张闻天兄”，予以鼓励。

至于非文学研究会作家，除了前面提到的达夫外，还有很多人得到过他的重大帮助。例如丁玲，她的小说处女作和成名作是在本书传主1927年被迫出国后由叶圣陶代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因此，丁玲十分感谢圣陶对她的提携和帮助。但是，圣陶一共只发了丁玲四篇短篇小说。而本书传主从1928年9月恢复《小说月报》主编后，发表她的短篇小说有六七篇，其中包括丁玲在胡也频为革命牺牲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的第一篇小说《田家冲》；另外还在该刊连载五期发表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0年他主编的十二期《小说月报》上，竟有九期发表了丁玲的小说。如此推荐的力度，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那些评论者只说叶圣陶对丁玲的帮助，对本书传主却连提也不提一下，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其实，更难理解的事还有呢。

巴金比丁玲在文坛上晚出名，但巴金比丁玲更多次地强调自己是由叶圣陶“送进了文艺界”的。巴金晚年还专门写了一篇《我的责任编辑》，第一句话就是：“我和丁玲同志一样，我的第一本小说也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至于那些巴金研究者，更是百口一辞、津津乐道地强调这一点。但这其实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巴金最初在文坛露面，正是在本书传主主编的《文学旬刊》上。1922年7月21日，巴金以“佩竿”笔名在该刊发表了最初的创作《被虐者底哭声》（诗），正是响应本书传主的“血和泪的文学”的号召的作品。随后又陆续在他帮助下发表一些诗文。9月11日，该刊还发表巴金的来信，表示热烈拥护本书传主的关于文学“应该与这腐败的社会争斗”的思想，并对他的诗《悲鸣之鸟》表示极为佩服，说：“我读这篇时已陪了不少的眼泪了。”巴金信中还请求他“常通信教导我”。1923年5月，巴金在成都《孤吟》杂志上发表一首诗《报复》，也是在本书传主《死者》一诗的启发下写成的。然而巴金在晚年却又表示，对这些诗文“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巴金想强调的是“我的第一本小说”，即其成名作《灭亡》，是由叶圣陶发表的。但事实是，《灭亡》也并非由别人，而正是由郑振铎连载发表在他早已恢复主编的1929年1至4月的《小说月报》上的。这时叶圣陶早已不编《小说月报》了。小说载完后，他在该刊《最后一页》中说：“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是谁，这连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然这篇《灭亡》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其后半部写得尤为紧张。”在这一年最后一期该刊的《最后一页》中，他还特地提到《灭亡》，说它“将来当更有受到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权威刊物的这些编者按，对这位比他小六岁的文坛新秀的鼓励有多大，可想而知。巴金自己也多次说过：“在发表《灭亡》之前，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成为‘作家’。”随后，巴金第一篇问世的短篇小说，也是由他给发表的。

值得指出的是，巴金关于早年投稿的记忆似乎并不模糊，因为巴金还好几次提到本书传主退过其稿子。如1982年春，巴金在回答某研究生的提问时，就讲到“1924年，我还写过一个反战题材的短篇，投给《小说月报》，给退了回来。当时的编辑也是郑振铎，没有采用。”巴金这里讲的，就正是其对我们前面写到的本书传主在《小说月报》上所发“非战文学”启事的应征稿。当时，许杰的应征稿《惨雾》获得发表，激励了许杰一辈子；巴金的这篇不知题目的小说没有被采用（当是本书传主觉得未够发表水平），看来也对巴金很有刺激。后来，在本书传主发表了《灭亡》以后，巴金又于1930年春寄去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死去的太阳》，他却作了退稿处理。巴金当时很不服气，在已经一举成名的情况下，比较方便地再找一个地方发表了。不过，巴金毕竟是巴金，很多年后他经过反思，还是诚恳地说：“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由此足见，本书传主退巴金的稿子，也是他对巴金的另一种形式的帮助。这以后，巴金仍继续受到他的帮助，这里就不多写了。

1923年6月，他从读者来信中看到题为《深夜的烦闷》的三首小诗。写得比较幼稚，但真实地反映了一个贫困青年在重压下的烦闷心理。他就将它发表于7月号《小说月报》上。不料，该期出版后第二天，诗的作者顾仲起便跑到编辑室来找他了。这位蓬首垢面的青年向他哭着诉说了与旧家庭及旧社会奋斗的经过。原来，仲起是江苏如皋白蒲乡人，比他小五岁，从小过嗣给伯父。继父家生活也不宽裕，而自从继父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对仲起就十分冷淡了。从小在孤独与贫困中长大的仲起，好容易进了南通一个师范学校读书，却又因参加进步活动而被学校借故开除。遭到父亲和继父的大骂，便一气离家出走，到上海流浪。曾到码头、工厂当过工人，也做过出版社的校对等工作。仲起自述爱好文学，对他尊敬得近乎崇拜。以前曾向别处投过好几次稿，均未获发表；想不到这次竟被大刊物刊用，而且采用者又是自己最敬重的振铎先生！仲起的脸上泛起一丝感激的笑容，但不久又恢复了悲戚，从怀中掏出新写的小说《最后一封信》交给他。他立即匆匆扫读了一下，描写的是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一个走投无路的青年要去自杀前写了一封悲哀的遗书。仲起并感伤地说：“我的希望好像永远陷入黑暗的阱中。那么，也只有向自杀之路走去而已！”他赶紧宽慰说：“不要太悲观，轻生不能解决问题。一起来想想办法，我一定尽力帮助你！”他又从身边拿出几元钱，说是他先垫上的稿费。仲起含着眼泪离去了。

他更没料到，第二天上班，又收到仲起的信，说是已经乘船离沪，准备跳海自杀！他惊愕了。当他昨天听仲起哭诉时，真的没想到仲起会真的就走上这条路的！唉，眼看着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走上绝路，而自己竟没能伸手拦住，那是多么痛心啊！他又仔细地读了一遍《最后一封信》，并将它立即插入下一期《小说月报》发表，还写了一段附记，说明上述情况，最后写道：“我只希望他能收回这个可怕的决定，平安地再回来！”刊物出版后，立即引起社会轰动，读者纷纷来信来稿，关切地打听仲起的下落。还好，这次仲起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没有真的自杀，回到上海，并根据这次经历又写了一篇《归来》。他又为它写了附记，发表于9月号《小说月报》上。此后几期《小说月报》上，他还发表仲起的《风波之后》《碧海青天》等作品。仲起就这样登上了文坛，成为当时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

回到上海的仲起，最亲的人就是他。仲起当时写了一首诗《园丁——示郑西谛》，感激他对自己的栽培：“园里的花儿，／虽然长了深浓的绿叶，／现了几枝花朵，／但是园丁不来灌溉培栽，／花儿也许不能放开，／朵儿也许要萎衰！／……唉！园丁呀！／你为什么还不来？”（这首诗后发表于一年后的《时事新报·学灯》）这时仲起身体很不好，他就让仲起住到自己家，并帮他医治。仲起后来在自传体小说《残骸》中写道：“他进了书店C先生［按，指在商务工作的本书传主］的家庭以后，他发热，两眼发花，他病起来了。叶子［按，指顾仲起］病复原的时期是在九月的天气，……由编辑C的怜爱，将他送在G医院中诊治。……叶子出院以后，正是C君结婚的期间，C君将他寄在一个朋友家内居处，C君和他的新夫人到杭州度蜜月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他不仅发表仲起的作品，无微不至地照顾仲起，他还要尽更大的努力帮助仲起。他找商务当局，希望能让仲起进编译所工作，但商务当局未同意。他又去找雁冰，他知道雁冰是中共中央联络员，提议索性送仲起去参加革命。在这里，我们得插叙一下他如何知道雁冰这一秘密身份的经过。

当然，他本来就知道雁冰的思想很进步、很深刻，与仲甫等人交往密切，甚至要超过他和仲甫的关系。但他最初并不知道雁冰在党内的情况。从本年起，他接替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但雁冰特别关照：凡寄自己的信都请他注意收转。不久，他接连发现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收”的信，不免有点好奇：这位“钟英小姐”是谁？怎么没听雁冰说起过？难道雁冰瞒着我在外面还有个相好的不成？反正自己与雁冰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有一次，他也没有多加考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竟拆开来看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那是共产党地方组织给中央的信。“钟英”者，“中央”也！他赶紧将它收藏好，等雁冰回来后，马上承认了拆信事。好在雁冰是信任他的，只是叮嘱他绝对不可外传。

这时，他与雁冰商量：广东的黄埔军官学校正在招生，那是在中共和苏联帮助下以培养北伐革命人才为目的的军校，能否把仲起推荐去呢？雁冰便写了介绍信。他俩还凑了一点钱给仲起作路费。1925年1月，这个青年含着激动的泪花南下，成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不久，仲起便在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血花剧社”（领导人周恩来，成员有陈赓等）。1925年10月，他在自己主编的《鉴赏周刊》上发表了仲起寄来的《革命文学论》，文章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便是我们的文学家创作之材料了。”“同志们，时候到了，再等一会儿就要亡国，就要被高鼻子，大胖子，来奴隶我们，牛马我们，我们快起来，做革命文学的工作吧！”仲起参加了东征和北伐，曾任排长、连长。随军抵达武汉后，参加了雁冰发起的“上游社”。大革命失败后，仲起回上海并参加“太阳社”，继续从事革命文艺工作，还担任中共南通特委军事委员，领导了1928年如皋“五一”农民暴动。次年春，由于女友被当局杀害等因，在极度悲痛与困苦之中竟自沉黄浦江……

本书传主帮助燕志儁的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1924年初，他收到从山东泰山脚下寄来的一封信，内中夹着两首小诗。从那幼稚的笔迹和那粗糙的土纸来看，那是一位贫穷的山村少年的处女作。他没猜错，志儁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他读了这两首诗，觉得有点泰戈尔诗的清新味，虽然还显得很稚嫩，但为了鼓励和培养文学新人，他决定刊用。他不知道，志儁的这两首诗，正是读了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泰戈尔的译诗而模仿着创作的。《小说月报》2月号发表了这两首诗后，使这位因病休学在家的山村少年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又不断地给他寄稿子去。除了诗以外，又有散文和小说。他不仅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还拿到《文学周报》上去发表，还经常一期就刊登二、三篇。这样，一位山村少年便成了1920年代产量甚丰的作家了。随后，《语丝》《莽原》《北新》《一般》《开明》等新文学刊物上，也都发表了志儁的作品。他还写信去给予热情鼓励和指点，并邀请志儁参加文学研究会；可惜这位少年作家当时还很幼稚，不知道文学研究会是干什么的，竟没有回信答应参加。

到1930年代后，这位作家的名字很少在刊物上见到了。他也许有点纳闷，但这样的事是常有的。他只知继续为新文学事业埋头工作，继续帮助青年作者；他不知道，原来这位他发现和培养的文学青年，已经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地下党农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委员。1938年参加山东徂徕山起义抗击日寇，后历任中共泰安县委宣传部长、地委宣传部长等职。可见在拿起枪杆子的同时，也没有丢掉笔杆子。解放后，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山东省委文教部副部长，以及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等。照理说，这时志儁常去北京开会，又与剑三一起在山东工作，而他也去山东作过视察，但他们却从未见过面。而此时志儁已改名为燕遇明，当然即使见了面，他也不会想起那就是几十年前的那位山村少年作家了。

然而，故事还有一个动人的结尾。1982年的春节，这时我们的传主已经逝世二十多年，燕遇明也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正躺在病榻上，却向家人口述了一篇《忆振铎老师》。第一句话就是：“振铎老师虽然没给我上过课，甚而是没会过面，互不认识，但我仍要称他为老师，而且是影响到我一生的道路的许多老师之一。”文章深情地回忆了最初在他帮助下发表文学作品的往事，深深后悔当时没有回信参加文学研究会，并说：“以后，我才认识到是振铎老师引导我走向新文学这条道路的，对我的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当时有些青年，往往是首先接触了进步文艺书籍而后转向革命的。从这一点来说，进步文艺是引导青年走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桥梁之一。我个人也是这样，从热爱进步文艺，又进一步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而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受到振铎老师的培育，虽然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多少成就，没有成就的原因之一，恐怕正是没和他主动联系，求得一些可贵的帮助。……但总起来说我还是当了一个几十年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这件事当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振铎老师在我青年时期把我引向进步文艺这一点，确实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这些就是生活发展的辩证法，很值得深思的。”非常非常可惜，这样的肺腑之言，我们的传主是永远听不到了！同样非常可惜的是，当这篇文章于1982年7月21日发表于《柳泉》杂志时，其作者却已于6月19日病逝了！多么感人啊，这位老人在临终前回顾自己光荣的一生，这样深切地感谢一位不曾见过一面的“老师”！难道这不是人间最动人的故事吗？

一四　同道的发难

要是文坛上都是这样动人的故事，那有多好；然而不，文坛历来是“是非之地”，风波时起。新文学工作者与旧文人之间的斗争，当然不可免。可是同属新文坛的，有时也会闹一点内讧。那也大多并不是无谓的误会，而是不同理论倾向、思想方法、人生态度和为人作风的碰撞。有的人特别忌讳谈文坛论争。如果论争的双方都是进步人士，他们便或者避而不谈（隐瞒），或者把吵架说成拥抱（自欺欺人），或者各打五十大板，以显示其公正（昏庸）。然而，我们认为写传记必须真实，必须反映或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1920年代前期，我们的传主身不由己地卷入过两次较大的文坛论争。一次是与“觉悟”的人们争，一次是与“创造”的人们争。而前一次论争，久已为人忘却，甚至被人与后一次论争混为一谈，还编入了有关文学研究会资料的工具书里。

所谓“觉悟”的人们，指的是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上的G．D．、汉胄（刘大白）、力子（邵力子）等人。力子是《觉悟》的主编，要比他大十六岁；大白是该刊主要撰稿人，又是有名的新诗作者，比他大十八岁。这二位他都是认识的。至于G．D．是谁，下面将有交代。

《觉悟》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副刊之一。该刊本来对他的文章十分重视。当他还在北京读书时，该刊便常常主动转载他的文章。而且，他也曾将文学研究会的《宣言》《简章》，《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缘起》等，交给《觉悟》发表。他到上海工作后，也曾几次向该刊投稿，并得到发表。可以说，该刊本来与他非但没有任何矛盾，而且还是十分相得的。1921年4月，他开始参加上海另一大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工作。至7月17日，《学灯》主编李石岑发表启事，宣布由本书传主继任主编；他也同时发表《西谛启事》，表示将有所改革。仅隔一天，《觉悟》上就借故对他突然发难。

7月19日，《觉悟》发表化名G．D．的《什么是两性问题？——质问〈时事新报〉西谛君！》，针对着16日他在《时事新报》发表的《性的问题》一文。他的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青年人应该首先投身于革命事业，不应沉湎于谈情说爱中，“牺牲全部精神，日扰扰于这个问题，未免有些不价值，并且有些不应该吧！”他指出：“在俄国革命潮汹涌澎湃的时候，性的问题，也常常地扰扰于革命青年的心中；但他们决不为这个问题所拘束，他们同时向他们底目标——革命——努力进行”。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与本书前一章提到过的他在北京时发表的《反对“自由恋爱”！》《对于青年的一个忠告》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对于青年的一个忠告》一文，当时的《觉悟》还特地转载过呢。

但是，这一次《觉悟》可就吹毛求疵，大做文章了。然而G．D．又提不出什么正当的理由来反对他的观点，只不过抓住他文章的标题不放，指责他谈的不是“性的问题”，而是“恋爱问题”。是的，“性”和“恋爱”不是同一概念；但看文章得看其内容与观点，仅仅抓住非本质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而大兴“质问”，又有什么意义呢？不料第二天，《觉悟》又发表汉胄（大白）的《对于西谛先生〈性的问题〉的疑问》，继续提出这样的“疑问”；第三天，该刊又发表汉胄的《性的问题真小吗？》。真不知他们想干什么。

为此，他在21日写了一封信给大白，诚恳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并指出：“我总以为食的问题是比两性问题要紧得多。”“我们现在所应讨论的，乃是：用什么方法去打破现代的经济制度。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或是Guild socialism［基尔特社会主义］或是Anarchism［无政府主义］？革命主义，或是无抵抗主义？这是我们急需讨论的。”“比较恋爱问题更要讨论的事，实是非常的多。中国的军阀，如何可以斩除；应该用什么方法来传播社会主义；……这些不都是比恋爱更重要的问题么？比较恋爱更要做的事有多少呀！学问的研究，民间的宣传，……这不都又比恋爱要紧么？一天到晚只谈爱情，这种人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呀！”谁知他寄出这封信后，大白却又在24日《觉悟》上发表《太说不过去了！》，文中甚至使用了骂人的话。他觉得太气人，于是在27日《学灯》上发表了《我想谁也是不配骂人的罢！》。至于那位首先发难的G．D．，他怀疑可能是戴季陶（G．D．正是“季陶”的拼音缩写）。他本来对戴氏就颇有反感，于是在28日《学灯》上发表了一篇《变节》，点名揭露戴氏“向以社会主义者著称”，现在却“被举为神州信托公司的董事”。“以前很有些变节的人，在天下易主的时候。现在也正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斗的时候，变节的人自然也不少。不过以前的变节的人却很识时务，看看风色不对就赶快归命新主。现在戴先生却是由‘新主’而归命于‘旧主’，归命于末日将至之‘旧主’。也未免有些太不识时务了吧！”“没有确实的坚信心，只是穷极无聊，姑标社会主义之帜以自慰，以欺人，以图利用的人，迟早总是不免要变节的吧！”最后，他强调指出：“这不是小事，第四阶级的人也应该小心小心。提防那些变节的利用的社会主义者。”30日，他又发表《言行合一》一文，又一次揭露戴氏言行不一。

这样一来，《觉悟》上可热闹了。29日，力子发表《总不至于堕落到那样地步罢！》《只有他配骂人罢！》。8月1日，大白发表《站在“不配骂人”的地位上的骂人声》《“正当的辞正义严的谩骂”》。2日，大白发表《我和郑振铎君底“麻烦”》《请看西谛君底“言行合一”！》。4日，大白又发表《问西谛君》。这些文章均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是纠缠不休，刺激甚至骂人。对此，他只在7月30日的《文学旬刊》上发表了一则“杂谭”《问汉胄君》，指出：“有理的谩骂也不应该常出口，何况自己没有立足地而张口就骂呢！这真是‘太说不过去了！’”他的文章中没有一点“骂人”的话。他只是在批戴氏的文章中语调尖锐一点，便引起对方如此恼火，他更加怀疑G．D．就是戴氏了。然而，他批戴氏言行不一，有什么错？如果这也算“骂人”的话，那么，他骂得有理，骂得及时，骂对了！戴氏不久便更公开地“变节”，“卖了自己，反戈向第四阶级进攻”。他是最早揭露戴氏“变节”的人，这一点即使在今天的革命史上，也是应该记一笔的。

然而，8月7日，G．D．却又在《觉悟》上发表了《和郑振铎君的麻烦》，甚至扯到他的翻译作品的错误，以及“抄袭”（当然，这是无中生有的诬蔑）上去了，还骂什么“简直是‘鼠窃狗盗’者的行径”等等，那就更全是人身攻击了。于是他写一信给《觉悟》转G．D．，要求不要骂人，并希望亮出真名来。但《觉悟》在9日发表“衡石”的《辩论中的奇闻》，认为他的正当要求是奇谈怪论。而G．D．非但不敢亮名，反而又于11日发表《复西谛信》，再次无理挖苦嘲笑。当时，张东荪在一旁说了几句劝解的话，《学灯》又在8日发表力子《“将错就错铸成大错”的东荪君》，说东荪与他是“物以类聚”。而大白更在11日发表《不知“性的问题”的东、西说什么东西》，把东荪与他的名字（西谛）连在一起嘲弄了一番。

总之，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第一场笔墨官司，也是一次很无聊又颇奇怪的发难。说它无聊，是因为发难者未提出什么学理上的问题；说它奇怪，因为一直关系不错，却不早不晚在他刚编接《学灯》时突然发难，而且延续近一个月，发表了十几篇攻击他的文章，好像是有组织的行为。再说，G．D．究竟是不是戴氏？这其中似乎有什么背景？连他当时也不完全明白。8月4日，他给北京的启明写信，提到此事：

《学灯》我把它答应下来编辑，实是大大的失计，许多有党见的人都尽力地来攻击，这种举动，真使我吃惊而且悲哀。我是刚入世做事的，对于他们这种行为真有些不解。人类到现在还是没有觉悟，国界种界的界限已经把人类隔离到如此，还要再用党界来隔离自己，真是可以痛哭不已！我因此痛苦了好几天，打算把它辞掉不干。后来想想还是干下去，我只尽我的能力，本我的良心做去，别人的能够了解不能了解，可以不用管他，我也不愿意同他们作无谓的辩论，无论他们是如何的人，趋向总是相同的。我们要注全力来对付近来的反动——《礼拜六》一派人的反动——呢，自己人打架，不惟给他们笑，而且也减少效力不少。

人类总是要分党分派的，这本身倒不能说是“没有觉悟”的事；但不管为了什么动机去“攻击”对方，至少是必须讲道理，不能无理取闹。他已感到这场风波是因为他接编《学灯》而来的，看来这一点是猜对了的。他又于9月3日致信启明，说：“在现在黑雾弥漫的时候，走一条路的人自然应当结合坚固，共同奋斗。察现在的形势，却谈不到此，简直没有法子去联合他们，真是极可痛心。我想，对于走一条路的人，如果意见稍有不同，只应讨论，而不应谩骂。”可见，他始终把大白、力子等人与戴氏、与“礼拜六”派区别对待，认前者为同道之人（顺便提及，后来他终于与他们搞好了团结，大白还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他认为同道不应“打架”，意见不同不应谩骂。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然而，他又没料到，紧接着一场更大的论争已悄悄地向他逼来了。那就是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对他和雁冰的发难。

9月29日，《时事新报》第一版，发表了创造社全体同人署名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那是达夫起草的。其中锋芒毕露地说：“自新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当时，他正好为祖父迁葬之事到福州去了，一个月后回到上海，雁冰等人才把这则出版预告给他看。朋友中有点纳闷的是：所谓“垄断”新文艺并使其“澌灭将尽”的“一二偶像”，究竟指谁呢？他记起，年初1月15日《学灯》上，曾发表沫若从日本寄来的致石岑信，其中指责“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同时就提及“当打破偶像崇拜”。当时，他不赞成将翻译比作“媒婆”的说法，曾发一则短文表示商榷，沫若还来过信，说“虽然彼此意见有些不同，但是你那堂堂正正的批评的态度是我所十分欢迎的”。据沫若后来说，当时给石岑信中发这通牢骚，起因是对1920年双十节出版的《学灯》增刊的编排顺序有意见。今查那期增刊，依次发表了启明翻译的波兰作家的《世界的霉》、鲁迅创作的《头发的故事》、沫若创作的《棠棣之花》和本书传主翻译的俄国作家的《神人》。沫若解释说，当时看到鲁迅的创作被“屈居”于启明的翻译之后，令人“不平”，因而说了“媒婆”“处子”一番话。但沫若忘了自己在其他文章中发表过对鲁迅这篇小说的微辞；而且，本书传主的翻译，不正排在沫若的创作之后吗？可见，真正使沫若不满的，并不是因为鲁迅创作排在了启明翻译之后，而是自己的作品“屈居”于“偶像”之后的缘故吧？

现在，以创造社全体的名义，又提出了“偶像垄断”的问题，这究竟是何所指？他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沫若又正在上海，他便去当面问了。沫若说也不知道，他也就相信了沫若的话。11月3日，他给启明的信中说：“郭沫若、田汉登的《创造》的广告，实未免太为可笑了。郭君人极诚实，究不知此广告为何人所做。”其实他自己才是太诚实了。

由于他和雁冰都木木然未察知这些“偶像”“垄断”的话已从最初暗指周氏兄弟而扩而大之针对文学研究会，因此，他们也就未作出什么反应。而《创造》又迟迟出不来，直到1922年5月1日才正式发行。在未读到它之前，他还怀着高兴的心情在同一天出版的《文学旬刊》的“新刊介绍”栏中，作为兄弟刊物向读者作了推荐。

然而，当读到《创造》创刊号上沫若、达夫的文章后，他和雁冰就不能不都感到惊异了。达夫在《艺术私见》中说：“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而“天才的作品……以常人的眼光来看，终究是不能理解的”。文中甚至用了骂人的话说：“现在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都要从地狱里升到白羊宫里去呢！”沫若在《海外归鸿》中也说：“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鄙的政党者流不相上下”，“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还“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他们这样嫉恨的主持文艺报刊的“假批评家”，除了暗射他与雁冰外，还能指谁呢？而且，《海外归鸿》中的第一封信，是1921年10月6日沫若写给达夫的，其中透露了达夫在当年9月26日就写信告诉沫若关于《创造》的出版预告事，沫若并说看到报上刊出这则预告后“感得快意”，还说“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那么，沫若绝不是“不知此广告为何人所做”，而是商量好了要突然向他和雁冰为首的文学会发难，以反对他们所谓的“党同伐异”、“压制天才”。

原来如此！

可是，他实在想不出自己和雁冰在什么时候压制过创造社的什么“天才”，有过什么“卑鄙”“狂妄”的劣行。就说沫若、田汉，他不是一开始就曾邀请他们一起做文学会的发起人吗？至于没邀请达夫、仿吾，那是因为当时他们还未走上文坛，当然他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去年半淞园相聚，虽然沫若谢绝参加文学会，但他后来又再次通过石岑等人劝过沫若两次。至于沫若投给《学灯》的诗稿等，他总是尽快刊出。如诗集《女神》的序诗以及《孤寂的儿子》等诗，还是他亲自到沫若那里拿去发表的。郑伯奇也是创造社发起人，写的第一篇评价《女神》的论文，也是由他拿去发表在1921年8月21日《学灯》上的。伯奇在三十多年后公正地说：“那时候，评价作品的文章似乎还不大流行，我的文章虽然很浅薄，居然受到振铎的称赞和鼓励。由此可以看出，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当时似乎是并无芥蒂的。”另外，就在半个月前，他还曾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社另一位发起人张资平的评《女神》的文章呢！

对于沫若的创作和译作，他和雁冰一直都很赞赏，并且都曾在文章中作过高度评价。雁冰称《女神》是“空谷足音”，他称沫若的翻译是“晨鸡偶唱”。这又怎么能说是“党同伐异”？至于达夫，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他发表达夫四个“第一篇”的事了。而且达夫的第一篇文学批评，还是在《创造》出版预告发表以后投寄给《文学旬刊》的。而达夫的《沉沦》出书后，最早比较公正地写了评论的正是雁冰，肯定它基本是成功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缺点。而当《沉沦》受到封建卫道者攻击时，又是被暗射为“偶像”的启明站出来作了权威性的评论，保护了达夫。这又怎么能说是“假批评家”呢？更令他和雁冰伤心的是，他们严肃认真地倡导“为人生的文学”，竟被诬为“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

他们百思不解的是，达夫这样一位性情真率的同龄人（与雁冰同岁，比他大二岁），为什么会这样怨恨他们，并且骂这样难听的话呢？原来，从达夫1921年6月14日脱稿的纪实作品《友情和胃病》中可以看到，这年5月底沫若从上海回日本，于6月5日见到达夫，当达夫问及上海文坛情况时，沫若曾大发感慨说：“再不要提起！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一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来作工具，好和政治团体相接近，文坛上的生存竞争非常险恶，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以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歇斯底里］的患者！”这篇作品是与沫若见面后不久写的，又经沫若看过。而这里所谓的“新文学团体”，当时除了文学会还有哪家呢？沫若不是刚刚在半淞园与郑、沈二位友好地见过面吗？怎么又这样说呢？而这番话对达夫来说，不啻火上浇油。因为他多年未回国，不了解国内文坛情况，年初寄给《学灯》的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又杳无音信。达夫从沫若处了解到振铎是《学灯》的主编，因而自然便把一腔怨怒都记在了他的头上，并将整个文学会视作了“假想敌”。达夫要沫若回国后便向他索回那篇稿子。然而，关于此稿耽搁未发是完全不能怪他的，这一点本书上一节已经说过了。

面对创造社的发难和谩骂，雁冰忍不住了。他们商量后，由雁冰出马，用笔名“损”，在5月11日至6月1日，分三次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逐篇评论了该刊创刊号上的作品，以表示他们并不是像沫若《海外归鸿》中说的对“团体外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同时，并对达夫和沫若文中的攻击作了反批评。雁冰文中虽然表示了对自称“天才”者的不满语气，但绝没有对方那种污言秽语。应该说，这是正常的文学批评。除此以外，他们也没有发表什么“反击”文章。

然而对方却更恼怒了。沫若在6月24日写《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便骂雁冰是“鸡鸣狗盗式的批评家”“丑态”“白描空吠”等等。又在7月11日为《创造》第二期写的《编辑余谈》中，骂文学会是“依恃人多势众可以无怪不作”的“暴力”集团。他们还把7月号《小说月报》上雁冰完全是批判“礼拜六”派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看作是针对达夫的小说和他们的文学主张的；甚至把一年以前《文学旬刊》上本书传主提倡“血和泪的文学”和批评某些“盲目的翻译家”的文章，都当作是针对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沫若的翻译的。这除了表明他们过于敏感外，也表明了他们的文学主张确实与他和雁冰有所不同。

文学思想上的不同见解，本是可以争鸣的。沫若便在7月27日《学灯》上发表《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8月4日又在《学灯》上发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这两篇文章明白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点，正确与否这里不作评价（不过可以一提的是，几年后沫若本人对这些观点都作了自我否定）；但两篇文章都反而指责文学会“骂人”，这却不合乎事实。对此，雁冰在8月1日《文学旬刊》发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从理论上与沫若商榷；他则在11日《文学旬刊》上发表一则《杂谭》，平心静气地解释去年自己发表《盲目的翻译家》一文的目的，并将原文附录于后，请广大读者看看他有没有“骂人”。这是很坦诚的。

这时，达夫忽感到这样闹矛盾没有意思，便想出一个主意：在8月2日《学灯》上发表一篇《〈女神〉之生日》，建议趁《女神》出版周年之际，邀请文学会作家与创造社作家一起开个纪念会，双方沟通、缓和一下。虽然，达夫在文中仍然安下了诸如“只知党同伐异，不知开诚布公”“骂人的机关”等钉子；但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达夫硬拉着沫若来找他，请他们参加。他高兴地答应了，并说要多多邀些文学会同人出席，还建议可借这个机会商量一下组织作家协会的事。第二天晚上，他拉雁冰、六逸、剑三、庐隐等人应邀出席了在一品香饭店举行的这次聚会。据应修人日记：“晚静［汪静之］来，六点半，同到‘《女神》生日纪念会’。到者约三四十人。上海知名的，大概都到。沫若、达夫都诚挚而和蔼。王统照、郑振铎、王怡庵、滕固都好。十点摄影，散。”气氛好像很好。但雁冰那天其实不很高兴，因为就在昨天4日的《学灯》上，沫若的文章还在说雁冰“隐姓匿名，含沙射影”呢。雁冰有点情绪是可以理解的。难以理解的倒是达夫，就在自己拉沫若来找他的这天（4日），竟还“创作”了一篇“小说”《血泪》，生造了一个所谓“人生艺术主唱者”，来丑化、嘲笑他和雁冰很严肃地提倡的“血和泪的文学”。这篇小说发表于8日至13日《学灯》上，不过当时本书传主因为太忙并没有注意到。他只是在9月1日《文学旬刊》上发表给沫若一信，说：“你往往误会我们‘伐异’以及其他一切，其实我们决没有这种心思。”

到11月初，他忽收到一位读者汪馥泉寄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会”底提议》，其中谈到创造社和文学会的争吵，还提到达夫的这篇小说，认为是“故意别解”了他提出的“血和泪的文学”这个口号。他和雁冰都在汪氏此文后加了附言，发表于11月10日《文学旬刊》上。他生气地说，本来倒没有注意这篇《血泪》，但“我不知达夫一个很直爽的人却这样地会疑心。……当面嘻嘻笑，背后却在讥骂，这种人我是不屑为的。如果是要骂人，索性连见面也不招呼，倒真是‘直爽’！我虽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但我对于创造社的诸位，向来是绝无恶感……”不久，25日出版的《创造》第三期上，沫若在《反响之反响》一文中又说什么中国“原只是‘睚眦必报’的世界，‘一分颦笑见恩仇’的世界”。他和雁冰商量了一下，觉得对方敌忾气太强，决定不去惹他们，还是只顾做自己的工作，随他们去。

这样，1923年2月《创造》第四期仿吾发表长文《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对文学会颇有攻击，但他们没有理会。仿吾在这以前没有参加论争，是因为人不在上海，而这时却越骂越凶了。随便举些例子：5月1日《创造》上的《雅典主义》一文，仿吾抓住雁冰翻译中的一个差错，大事挖苦。5月13日《创造周报》创刊号上，仿吾的《诗之防御战》，批了文学会很多诗人，并用了“令人作呕”“浅薄无聊”“鄙陋的嘈音”这类话。9月2日，仿吾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小说”《牧夫》，说什么“无知的群小所盘踞的文学界，万恶的政界一般的文艺界”，“朋比为奸，利用政党式的组织，欲以离奇的介绍与错误的翻译书来垄断一个时代”。还骂什么“鸡鹜般的争逐，与狐狸般的欺狡”等等。11月2日，仿吾在《创造日》发表《终刊感言》，骂人家是“败类”“一知半解之徒”“市井无聊之辈”等等。12月2日《创造周报》上，仿吾《郑译〈新月集〉正误》更骂他“诬人欺世”，“胸中作呕非吐出不行”，“郑君的译书资格已经自行取消了”。1924年2月28日《创造》上，仿吾《批评的建设》影射文学会为“狐群狗党互相称誉，非我族类便任情暗刺明讥”等。4月13日《创造周报》上，仿吾《江南的春讯》《矮丑的说道者》二文，也是影射、骂人。4月27日《创造周报》上，仿吾《文学界的现形》，骂得更厉害，什么“利用丰厚的资本，拉人组织研究会，以人生主义相标榜，而以颓废派的名称加在别人头上”，什么“他们是一些政客，他们专事植党营利，以利相诱，他们的目的不在新文学的建设而在像把持政权一般把持文学界的势利”，并又使用了“狐群狗党”之类骂人话。5月29日《创造周报》上，仿吾《批评与批评家》《一年的回顾》中，又骂文学会是“不义的以利相结的文学团体”，“一群妖鬼”，“利用他们的财力与机关，专门假造一些时人所深忌的名称加在别人的头上”，“托荫在资本家的高墙下的他们，依然在肆行无忌，在暗咒而静待我们的疲惫而死”等等。

沫若也继续在1923年10月28日《创造周报》上的《批评——欣赏——检查》中，暗射雁冰和他是“指鹿为马的赵高，剧秦美新的扬雄，化媸为妍的毛延寿，投清于浊的李振”等等。达夫则在7月14日《创造周报》发表《批评与道德》，虽未必全是针对文学会（同时也是针对当时批评过达夫的胡适等人），但极为难听，骂人家“不学无术，天良昧尽”，“也许有人来铸你们的铁像，但到后来怕终不免化成溺器呢”等等。

创造社一方不仅无休无止地攻击谩骂，而且正是他们自己，才真的干出“党同伐异”的事来了。当时有一位青年作者顾毓琇（一樵），本来已有一篇作品在《创造》上预定要发表，只因本书传主在1923年3月号《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樵的另一篇作品，仿吾便亲自写信给一樵说《创造》不能用那篇稿子了。一樵在1940年代写的《我的父亲·自序》和1980年代写的《戏剧与我》等文中，都提到了此事，可见气愤之深。（而这位一樵，后来不仅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成为著名的诗人、戏剧家，而且后来还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音乐家；一樵后来的学生中，不仅有曹禺这样的作家，而且还有钱学森、钱伟长、吴健雄，和江泽民、朱镕基、蒋纬国这样著名的人物！）

创造社当时的骂人态度，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不良印象。然而仿吾却反而迁怒于群众，说什么“不辨黑白的群众对于我们的诬枉倒使我们要作呕三日了”。而值得称道的是，文学会一方，除了本书传主在给启明的信（未刊）中表示对创造社的无理谩骂十分愤慨外，在1923年一年中，任凭攻击，没有回敬过一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仅如此，而且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还经常公正地介绍、评价创造社作家的作品。如1923年1月号的《选录》栏，选载了沫若译诗八首，并在《文学杂志介绍》栏介绍了《创造》。在3月号的《国内文坛消息》栏，他将创造社和文学会并提，作为努力于研究中国文学的代表；并报告沫若即将选译《诗经》的消息。同期卷末还介绍了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4月号的《国内文坛消息》栏，他又报道了沫若译《浮士德》已完成的消息。5月号《国内文坛消息》栏报道创造社将出《创造周报》。6月号报道《创造周报》已出二期。9月号报道沫若《卷耳集》已出版。10月号他在《通信》栏中回答读者提问初学新文学的人应买何书时，在提到《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同时推荐了《创造社丛书》。11月号的《国内文坛消息》栏介绍了达夫的小说集《茑萝集》和沫若的诗集《星空》，认为“都是很能感人的”。在7月30日《文学旬刊》改为周刊时他发表的《本刊改革宣言》中，还表示：“对于‘敌’，我们保持严正的批评态度，对于‘友’，我们保持友谊的批评态度。”显然，他是把创造社当成“友”的。

照这样情况，一方虽不断进攻，一方却主动修好，该也形不成大争吵了吧。然而，1924年5月12日《文学》周刊上发表了读者梁俊青的《评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批评了郭译中的错误，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创造社一方认为这是文学会“借刀杀人”（其实，此时他因为太忙，已不直接管该刊的编辑了，该文也未必是他经手发表的）。然而，这以前创造社的刊物上是经常发表读者对文学会出版物的批评的。例如1923年7月7日《创造周报》上就发表过另一位姓梁的读者（梁实秋）批评本书传主翻译的《飞鸟集》的文章。那算不算“借刀杀人”呢？然而这一回，沫若气冲冲给梁俊青写信，仿吾则给本书传主写信责问，两信均被文学会发表于6月9日《文学》上，编者又加了跋语：“郭君！成君！且平心静气地与在同路相见，不必一闻逆耳之言即忘了自己前途的‘事业’，而悻悻然欲与言者拼命。”16日，该刊又发表俊青致振铎、致沫若、致仿吾的三封信。23日，又发表仿吾致俊青信。7月7日，又发表俊青致仿吾信。直至21日，《文学》发表了沫若致编辑诸君信，而他与雁冰以编辑名义发表了一封回信，最后指出：“本刊同人与笔墨周旋，素限于学理范围以内，凡涉及事实方面，同人皆不愿置辩，待第三者自取证于事实。”今后，“郭君及成君等如以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羌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这样，他们挂出了“免战牌”。该刊除了又发表一篇俊青的《我对于郭沫若致〈文学〉编辑一封信的意见》以后，就坚持不再刊登与创造社争论的文章了。从而，延续两年多的这场文坛论争总算结束了。

不过，这以后仿吾忍不住还要再骂几句。如1925年10月《洪水》上，仿吾便骂人家是“无聊的分子”，“外国字母还认不清的低能儿”，“出风头，学时髦”，“不成器狡猾的东西”，“阴险的行为”等等。还说什么“最使人发噱的是他们写了满纸的‘血’、‘泪’，便以‘血与泪的文艺’自豪，而封他人的作品为为艺术的艺术”，“专横而更可使人喷饭”。直到1927年7月出版的《使命》一书的序中，仿吾还在骂文学会是“群鬼”。但此时，创造社已经逐步走上“革命文学”之路，在文学思想上与他和雁冰已经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矛盾，甚至比后者更为激进了。创造社和文学会争论的双方——严格说起来就是沫若、达夫、仿吾和雁冰、振铎——后来成为亲密战友，并都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场“公案”，早已过去，鲁迅先生也早已作过明确的定论，似乎可以不必提了。但是，实际上瞒与骗的现象，昏庸而冒充公正的评说，还是大量存在的。甚至还有一些志在“创新”的“勇士”，要全盘推翻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对此一“公案”的定论。本书不是理论著作，不想去驳斥这些“新论”，只是以大量史料来再现当年的实际情况。

事实本身才是最雄辩的。

一五　寻求爱之源

前面说过，1921年7月他发表一篇文章，提出青年人不应沉湎于谈情说爱，而应将主要精力投于“革命潮”中，有人竟借故发难，取闹了个把月。其实，人们不知道，他自己当时正深深地为恋爱问题所苦恼着。他写这篇文章，也正是一种自拔和自励的努力。

我们谈罢文坛纷纭事，再谈谈传主的个人事吧。

这位还不到二十三岁的小伙子，自从到上海后，仍对那位世瑛小姐不能忘怀。他给她写信，请她为《文学旬刊》写稿。而世瑛则仍旧处在心神不定、犹豫不决的状态。6月10日的《文学旬刊》上，便发表了她寄来的散文《心境》，含蓄又清楚地表白了她的烦恼与忧郁。他理解并尊重对方的意愿，也不常给她写信。再说，他写信也不能尽情倾吐衷肠，对方回信也似乎是应酬敷衍。倒是他常给庐隐写信，从她那儿了解一点世瑛的情况。

6月8日，庐隐与梦良一起从北京来到上海。他高兴极了，便再拉上同在上海的六逸，四位福建老乡、“五四”时结识的好友便一块去杭州旅游了。他们夜游“三潭印月”，船夫一桨一桨地把他们由万点灯火的湖滨，送到万点萤火的芦苇中。梦良高兴地唱起歌来，使咯咯的蛙声顿然停止。大家都很愉快。庐隐和梦良就是在这西湖边上，正式商定各自摆脱原先的婚姻枷锁，然后结合。而他也郑重地托庐隐再去问一下世瑛，请她正式表个态度。庐隐后来便给世瑛写了一封信。

这封原信我们今天当然看不到了。但在写实小说《海滨故人》中，庐隐是这样写的（“云青”指世瑛，“慰然”则是他）：

云青：

人间譬如一个荷花缸：人类譬如缸里的小虫，无论怎样聪明，也逃不出人间的束缚，……蔚然对于你陷溺极深，我到上海后，见过他几次，觉得他比从前沉闷多了。每每仰天长叹，好像有无限隐忧似的。我屡次问他，虽不曾明说什么，但对于你的渴慕仍不时流露出来。云青！你究竟怎么对付他呢？你向来是理智胜于感情的，……对于蔚然的诚挚，能始终不为所动吗？况且你对于蔚然的人格曾表示相信，那末你所以拒绝他的，岂另有苦衷吗？……

按说我的为人，在学校里，同学都批评我极冷淡寡情，其实人间的虫子，要想作太上的忘情，只是矫情罢了！不过有的人喜欢用情——即世上所谓的多情——有的不喜欢用情，一旦若是用了，更要比多情的深挚得多呢！我相信你不是无情，只是深情，你说是不是？

……

世瑛收到这封信后，似乎受到很大的刺激，苦苦想了两天两夜，仍不能决定。于是，她便打电话叫俊英来商量。俊英直率地问她对于振铎本人有没有问题，世瑛吞吞吐吐地回答：“我向来不和男子们交往，我觉得男子可以相信的很少。不过振铎的人格，我却始终是相信的。……我向来理智强于感情。这事的结果，如是很顺当的，那么倒没什么；如果我父母亲以为不行，或者亲戚们有闲话，那我就……”“我想，你自身如是没有问题，”俊英沉思着说，“那么，就应该示意振铎，让他托人向你父母提出，岂不妥当吗？”

“大概……也只有这么办了。……唉，真无聊……”世瑛懒懒地说。

那以后，他是否托人向王家提了此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据《海滨故人》所写，她父母至少是知道了此事的。但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小姐能找一位“门当户对”的少爷，怎么能答应嫁给一个帮人洗衣服的寡妇的儿子呢？她父亲把她叫去训了一顿，还要她好好读外语，以后出洋去深造……。据《海滨故人》的描写，“云青”（即世瑛）在听了父亲的训话后是这样写信回答“露沙”（即庐隐）的：

……最后一段，欲不言而不得不言，此即蔚然之事。云自幼即受礼教之熏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汩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况父母对云又非恶意，云又安忍与抗乎？乃近闻外来传言，又多误会，以为家庭强制。实则云之自身愿为家庭牺牲，何能委责家庭。愿露沙有以正之！至于蔚然处，亦望露沙随时开导。云诚不愿陷人滋深，且愿终始以友谊相重，其他问题都非所愿闻，否则只得从此休矣！

思绪不宁，言失其序，不幸！不幸！不知无常之天道，伊于胡底也。

……

小说毕竟是小说，其中写到的情节与信件等，当然未必全是生活中的原样。但据程俊英等当时人说，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这里，便再引用《海滨故人》中描写蔚然向露沙询问云青回信的一段情景，以想象当时他得到这一信息时的痛苦心情：

这时已是黄昏了，西方的艳阳余辉，正射在玻璃窗上，由玻璃窗反折过来，正照在蔚然的脸上，微红而黑的两颊边，似有泪痕。露沙很奇异的问道：“现在怎么样？”蔚然凄然说：“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心绪恶劣，要想到西湖，或是苏州跑一趟，又苦于走不开。人生真是干燥极了！”露沙只叹了一声，彼此缄默约有五分钟，蔚然才问露沙道：“云青有信吗？”……露沙说：“云青前几天有信来，她曾叫我劝你另外打主意，她恐怕终久叫你失望……她那个人作事十分慎重，很可佩服，不过太把自己牺牲了！……你对她到底怎样呢？”蔚然道：“我对于她当然是始终如一，不过这事也并不是勉强得来的，她若不肯，当然作罢。但请她不要以此介介，始终保持从前的友谊好了。”露沙说：“是呀！这话我也和她谈过，但是她说为避嫌疑起见，她只得暂时和你疏远，便是书信也拟暂时隔绝，等到你婚事已定后，再和你继续前此友谊……我想云青的心也算苦了。她对于你绝非无情，不过她为了父母的意见，宁可牺牲她的一生幸福……云青曾说对于你无论如何，终觉抱歉，因为她固执的缘故，不知使你精神上受多少创痕，……但是她也绝非木石，所以如此的原因，不愿受人訾议罢了……”蔚然点头道：“暂且不提好了。”

……

1922年2月20日，他发表了几首诗，可以看出他的真实心情：

小孩子大声地哭，

但是成人的眼泪却是向腹中流的。

可怜的成人呀！

——《成人之哭》

窗外室内，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响。

抬头只看见一方天井，几棵寒梅。

麻雀飞到窗台上，喳喳地叫了几声，

又飞去了。

我的心，

沉，沉，沉到无底的深渊里去。

唉，

烦闷的霉菌又侵入我的身中，心中，

把我的全部的心灵占领了。

——《静》

2月下旬，他陪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从上海到北京。他在北京住了十来天，首次见到鲁迅先生，还同许多老朋友见了面。3月3日下午，陪同爱罗先珂到女子高等师范讲演。那是世瑛的母校，他不仅触景生情，而且还看到了她。在一个月后，他发表了一首诗《旅舍中之一夜》，描写的当是见面前一天的心情：“明天便将相见了。／想着，心便紧跳着，切望着。／是郁闷厌倦的长夜；／睡吧，夜很长的。／但是心紧跳着呢！／切望——这把我牵住了。∥几回起身向窗外探望，／无边的夜，依旧，依旧。／光亮的只是室内的灯。／睡吧，夜很长的。／但是心紧跳着呢！／切望——这把我牵住了。”但是，这一次见面，却没有给他带来幸福，而是相反。他还发表了一首诗《枫叶》，用象征的手法写道：“枫叶向秋风点头微笑，／秋风淡漠地跑过去了。／枫叶脸红红地站着。／不，它不是愤怒。／‘将无限的幽怨自咽。’／这就是它所能做的了。”他一发不可休，又写了《思》：“留着不尽的依恋，／在车中，沉静中思想着。”《往事》：“往事如梦，／梦到凄苦处便醒了。／醒了——／莫再提吧！”还写了《忧闷》《痛苦》《空虚的心》等诗，因为都很长，这里就不再抄引了，光看看题目就可想而知了。

这样的诗，出于一个曾经高唱《我是少年》《生命之火燃了！》等高昂的诗的青年的笔下，可以看到，当时确实是他在精神上处于最低落、最苦闷的时期（虽然他当时在事业上仍然取得很多成就，工作仍然是十分勤奋的）。《海滨故人》中写到：“蔚然……接到云青的信，拒绝他的要求后，苦闷到极点了，每天只是拼命地喝酒。醉后必痛哭，事情更是不能做。而他的家里，因为只有他一个独子，很希望早些结婚，因催促他向他方面进行，究竟怎么样还说不定呢，不过他精神的创伤也就够了。”这完全是写实。他自己后来在几十年后悼念地山和六逸的文章中，便都提到过的。他说：“我那时心绪很恶劣，每每借酒浇愁，酒杯到手便干。常常买了一瓶葡萄酒来，去了瓶塞，一口气咕嘟嘟的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面小酒店里喝得大醉归来，他们俩好不容易地把我扶上电车，扶进家门口。一到门口，我见有一张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里，便不由自主地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来，却睡在床上。原来他们俩好不容易地又设法把我抬上楼，替我脱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点知觉也没有了。”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不能这样毁了自己的精神和身体。他不仅有辛劳的慈母在期盼着他，更有自己的事业在呼唤着他。他是不会就这样消沉下去的。5月21日的《文学旬刊》上，便发表了他的《读了一种小诗集以后》：

兄弟们！

是鸡鸣风急的黎明！

喋喋的语声，

漠然的笑，

无谓而虚伪的呻吟，

寂了吧！

心之灯油要停储些，

要停储着为这个昧爽的朦胧之用。

正是为了兄弟而要擎了灯立着的时候呀！

兄弟们！

是鸡鸣风急的黎明！

骤雨滴落在荷叶上，

打落了许多花瓣。

薄而弥漫的雾笼罩了一切。

心的火焰跳动着，

如一盏在暗中独放光明的灯。

心之灯油要停储些，

要停储着为这个昧爽的朦胧之用。

正是为了兄弟而要擎了灯立着的时候呀！

他没有写出他读的是一本什么小诗集，本书作者认为，这本小诗集就是本月初刚由杭州湖畔诗社出版的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所作的抒情诗集《湖畔》。就在这天，在上海的修人在日记中写道：“看《文学旬刊》有西谛《读了一种小诗集以后》，为《湖畔》而发，致不满。”23日，修人日记又记雪峰来信极为愤怒：“雪信说，《文学旬刊》底批评无理，西谛提倡革命文学，我们要先革他底命……”24日，修人日记又记漠华来信：“来漠信，说《湖畔》竟这样给人家批评起来，当自由的创作云云。”想不到这些青年朋友当时读到他这首诗会这样生气。但他们如果了解到他当时这样的失恋的痛苦，体会到他决心控制个人的悲戚感伤，节储“心之灯油”，以便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为自己的兄弟们发出一点光热的想法，就决不会那样恨他了。（后来，雪峰、漠华、修人都成了他的好友，而且比他更革命，都参加了共产党。）

六逸与他同岁。当时六逸不仅与他同在商务编译所工作，又同住一幢宿舍楼，而且六逸还主持着神州女中的教务。这所女子中学是商务印书馆出资办的。他业余也去那里兼课。当时雁冰的妻子孔德沚，愈之后来的妻子沈兹九，乔峰后来的妻子王蕴如等，均在神州女学读书。正当他努力以超量的工作来冲淡失恋的痛苦时，一位十分文静、眉清目秀的女孩子，有如一道洁白的圣光，在不知不觉中闯进了他怅惘的眼帘，使他感到眼前似乎明亮了许多。

她就是他的一位学生高君箴。

君箴的英文学得很不错，虽然不是他教的，他教的是国文；而君箴对文学也很感兴趣，尤其喜欢听他讲安徒生的儿童文学。有一次，他看见她带了一本他编的《儿童世界》，心想，她真的还像是一个孩子呢。然而，他觉得在课堂上和课后，她总是用一种十分钦佩又带有同情感的眼光看着他。他似乎有点懂得她的眼光所表达的言语。他好像在广漠无涯的漆黑的夜空中，忽然发现了一颗熠熠发光的星星。他的似乎已经枯萎的心之叶，渴望沐浴到蒙蒙的春雨，而又开始颤动起来……

他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既然世瑛是那种态度，她的父母又是那样的势利，那么，我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可是，听庐隐说，世瑛也是很苦恼的，也不能全怪她。母亲和祖母，已搬到上海来了，虽然不住在一起，但可怜的母亲不知从哪里听到了一点风声，担心他会受不了打击，特地赶来劝慰了半天。母亲多么希望她唯一的儿子早点成家啊，但她却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去攀有钱人家的小姐……

可是，你知道君箴是谁？她就是梦旦先生最小的女儿，家中称“小妹”、仆人称她“十四小姐”（家族中大排行），高老先生的掌上明珠啊！高家在故乡长乐，富甲一方，人称“高百万”。高氏诗礼传家，历代不乏在朝身居高官者。传到梦旦，兄弟三人，长兄凤岐曾官居梧州太守，二兄而谦留学法国，曾任清廷驻意大利公使和北洋政府外交次长；梦旦淡泊名利，不想当官，但作为商务印书馆元老的名声却比两位兄长还要大。我想和梦旦先生女儿谈朋友，行吗？虽然，我并不是因为梦旦先生有地位、有钱而想去高攀他女儿的……

再说，君箴是我的学生，“师生恋爱”，是不是太浪漫了？君箴和梦旦先生会不会被人议论？……

他这么左思右想。他不知道，君箴早就从她父亲那里多次听到过对他的赞扬，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便喜欢上了这位只比她大三岁的老师和同乡。她佩服他书读得多，知道那么多她闻所未闻的事情。她觉得他那朴实甚至腼腆的笑容也是非常可爱的。她也了解到一点他的家庭情况，甚至仿佛听到过一点关于他的思想上的苦恼，因而一丝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她了解自己的父亲是非常开通的。她只等待着他勇敢地伸过手来。

他作了试探，对方的反应是令他高兴的。1922年12月8日，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还说，今后还想再投稿呢。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便去找同在编译所工作的郑贞文（心南）谈心。心南虽然只比他大七岁，但却是日本东京帝大毕业的理学士，时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可以比较随便地去梦旦家里座谈；而且，心南也是长乐人，虽然不是首占人，但还是他的远房“族祖”呢。

他嗫嚅着，把自己想同君箴交朋友的想法告诉了心南。心南微笑着答应去同梦旦说说看。他做梦都没料到，事情竟会这么顺利：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老先生一概不管。梦旦早就看中了他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梦旦把君箴叫来，问了她自己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他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过了一段时间，梦旦又让女儿与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

1923年4月中旬，春光明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一对青年男女相携相依，倾吐着彼此爱慕之情。他在《湖边》一首小诗中写道：“取了一块石，／抛入碧玻璃似的湖水中。／湖水漾荡了一会，／便又平静了。／映着夕阳的红光，／漾荡着的水也好。／总是说不出地美的。”是的，他充分地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他的灵魂的小船，终于找到了荡漾着美的湖水的停靠处。27日，在北京的启明收到了他的信，告诉他已经订了婚。启明高兴地寄给他一册《比较文学史》，以示祝贺之意。他同时也给庐隐、世瑛写了信，据《海滨故人》，云青接到蔚然的通知后，曾作诗一首：“燕语莺歌，／不是赞美春光娇好，／是贺你们好事成功了！／祝你们前途如花之灿烂！／谢你们释了我的重担！”隔了一年，世瑛与比他大十来岁的有妇之夫张君劢恋爱，介绍人正是庐隐和梦良。当时梦良、六几、瞿世英、胡善恒与张君劢因同情于唯心史观，五人盟约于北京西山灵光寺，关系密切。1925年，君劢与原妻离异，与世瑛结婚。君劢后来成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党魁。1945年3月，世瑛因难产而在重庆逝世。此是后话。

且说4月29日夜，他一连写了两首情诗，赠给君箴：

爱

每朵春花都爱和暖的日光么？

——是的。

每棵绿草都爱蒙蒙的细雨么？

——是的。

每条游鱼都爱粼粼的碧波么？

——是的。

那末，我呢，我的爱——？

你给了我光，给了我水，给了我生命之源，

我怎能不爱你呢？

云与月

——寄M［按，君箴在家称“小妹”，M从妹来］

我若是白云呀，我爱，

我便要每天的早晨，在洒满金光的天空，

从远远的青山，浮游到你的门前。

当你提了书囊出门时，

我便要随了你，投我的阴影在你身，为你遮着日光了。

我若是小鸟呀，我爱，

我早已鼓翼飞到你的窗前，

当黄昏时，停在梨树的枝头，

看着你在微光里一针一针地缝你的丝裳。

只要你停针，抬头外望，

我便要唱歌，一只爱的歌给你听了。

我若是月光呀，我爱，

我便当高高的挂在中天，

用我的千万只眼，照进白纱的帏帘，

窥望着你在甜蜜地眠着。

只要你的身向外转侧，

我便要在你的前额，不使你警觉，轻轻地密吻着了。

不料，他与君箴谈恋爱的事让圣陶、愈之等一帮哥儿们知道后，他们却几乎一致地表示不赞成。他们有点担心。他们的担心很简单：“铎兄，你如果当了商务资方高梦旦的东床快婿，那今后还怎么带着我们与资方斗争？”他微笑着，又郑重地对朋友们说：“女婿归女婿，斗争归斗争。公归公，私归私。我将一如既往。请大家相信我！”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是说到做到的。

7月20日，梦旦邀请沫若到家里吃饭，同时还请杨端六、郑心南、何公敢、周颂久等在商务工作的沫若同学作陪。主人除梦旦外，还有君箴和他。梦旦向沫若等人介绍了他与君箴的关系，因此，沫若后来在《创造十年》中认为，这次晚宴也许就是他与君箴的婚约的“披露宴”。

婚礼定在当时的国庆节10月10日，在一品香饭店举行。一切在紧张地筹备中。他的辛苦操劳了半辈子的母亲，就别提多快慰了。然而，在婚礼前一天，他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上主婚人，即男女双方家长、介绍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图章。他早失父怙，因此母亲的章更是万不可少的。他急中生智，就马上请人送信给秋白，请秋白赶快刻一颗。他当然知道秋白是刻印章的高手。

原来，秋白在这年1月从苏联回到祖国，在参加广州举行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于6月底回到上海。老朋友又见面了。在7月30日《文学旬刊》改为《文学》周刊的第一期上，他便将秋白的名字列入了“本刊特约撰稿者”中，后来又列入“负责编辑者”名单中。不过，秋白忙得不得了。秋白早已不是普通的文学青年，而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地下活动的职业革命家了。他当然知道这一点，要不是万不得已，要不是最好的朋友，他也不会冒昧地去请秋白刻章的。

送信的人回来了，带来秋白的一张便条。打开一看，上题“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件，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为秋白写这个“润格”是表示实在太忙，无空刻。怎么办呢？本来，圣陶刻的也挺不错，可惜圣陶恰巧应绍虞之邀，去福州协和大学上课去了。哦，对了，请雁冰刻吧，雁冰也会一手的。

那时已是举行婚礼的前夕，雁冰便连夜赶刻起来。第二天一早，雁冰将新刻的图章送到他家时，忽然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

“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这样重的礼呢！”他正说着，雁冰便将那纸包打开了。一看，哈哈，却是三方图章，一个是他母亲的，另外两个一对，是他与君箴的。他与君箴的对章上分别刻有边款“长”“乐”各一字。这真是巧意双关，一是祝他们白首偕老百年长乐，二是他们两家都是福建长乐人。雁冰和他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这个玩笑，出人意料，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庆气氛。自然，雁冰便将自己刻的那方图章“藏拙”了，因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他和君箴本来打算在证书上只签字而不盖章的，现在也用了秋白刻的图章。

10月10日下午，婚礼隆重地举行了。除了两家亲戚外，雁冰、愈之等朋友都来了。胡适也来了。今从当时拍的照片看，小孩子不算，来宾大约有七十来位。但据顾颉刚日记，“振铎喜事，到客三四百人，可谓极一时之盛”。尤其难得的是，秋白也赶来了。婚礼请颉刚为司仪人。据乔峰后来回忆，“司仪请上台讲话的第一个就是瞿秋白。瞿秋白上台讲了，他说：‘中国革命需要大批的妇女参加，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结婚是正常的事，但结婚以后，家务事就压上来了，精神负担也很大，使她参加革命时间减少。’然后就大声叫起来：‘哎哟，又一个好女子被糟蹋掉了。’听了他最后一句话，大家吓了一跳，但一回味，觉得很风趣，很有鼓动性。可不是吗？”又据雁冰后来回忆，秋白是用了《红楼梦》中“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的则鼓掌欢呼。”使喜庆气氛达到了高潮。晚上酒宴后，没想到朋友们还演了事先偷偷自编的戏《归宿》。据颉刚日记，由“既澄饰振铎，于订婚经过描摹太尽致，真不知在座之新郎新妇何以为情！剧分四节：（1）独身，（2）谒岳，（3）家叙，（4）订婚。”可惜我们今天已经没法知道此剧的详情了。

婚礼以后，他携新妻又去杭州度蜜月。他们曾在美丽的西湖上借舟荡游并摄影留念，后来他将此照片送给君箴的同班好友（自然也是他的学生）刘淑度，并在上面题了词：“民国十二年十月十四日照于杭州三潭印月，时清飔微拂，云影笼山，柔绿的湖波轻拍船声，如坐清幽绝尘之画室里摇篮中。今年四月我们亦曾同游于此，想姊尚能忆之。”新婚给他带来无上的幸福和喜悦，同时，促使他更勤奋地工作。君箴做他的帮手，他开始投入《中国文学者生卒考（附传略）》的研究编纂工作，从第二年1月号《小说月报》上开始连载。他也鼓励、帮助君箴写作，她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译述和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后来，他在《文学研究会丛书》中出版了他与君箴合作译述的童话集《天鹅》。君箴因此也成了文学研究会会员。《天鹅》一书由圣陶在1924年11月写序，序中称他与君箴是富有童心的“两个‘大孩子’”，并衷心地祝愿他们“永远做一对‘大孩子’”。

一六　无辜者的血

当然，现实社会离美好的童心世界实在太遥远了。就像他在为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写的序中说的：“第一，现代的人生是最足使人伤感的悲剧而不是最美丽的童话；第二，最美丽的人生即使在童话里也不容易找到。”在天真的儿童面前，在真挚的朋友面前，他永远是一个“大孩子”；但是，当他直面狐鼠横行、血腥扑鼻的社会人生时，他又永远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嫉恶如仇的斗士。

1922年初，长沙传来湖南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黄爱和庞人铨在1月17日夜，在浏阳门外惨遭反动军阀、省长赵恒惕杀害的消息。黄爱在两年前，曾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他可能见过面。这次，他听说黄爱牺牲时，被斫数刀，头还未断，刽子手即推到土坑里埋了。天明，有人把黄爱的尸身从土里掘出，装入棺内，这时离受害时已有三四小时了，但黄爱的眼睛还“睊睊而视”，两手还握裤作忍痛状……

他听到这些，悲愤极了！他想，只要是人，是一个人，怎么能容忍用这样残酷的刑罚加在他的兄弟身上呢？他想写一首诗来追悼黄、庞二位烈士；但是，在悲火燃烧的时候，是什么也写不出来的。他读到了守常先生的《黄庞流血记序》。守常先生悲壮地阐明了：“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到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是的，他想，我们不愿流血，但也不怕流血！我们应该用赵恒惕所用的方法，来对付赵恒惕。这是应当的。我们本想宽恕一切，但可惜我们的“度量”没有这么“大”。不要让中国工人阶级最初的流血者的鲜红的血无谓地流去啊！泪的河，血的河，继续地，继续地，流去流去。他感到有点怕——这实在是可怕的。但是，为了自己的兄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人世间的幕，本来就是由千万年来的“悲惨”与“恐怖”织成的。

过了好久，他才提起笔，写下了一首悲壮的诗：

死者

谁杀了我们的兄弟呢？

血——亲爱的兄弟们的血呀，

想起，想起，

哽咽了，滚热的泪，滴滴的……

谁杀了我们的兄弟呢？

亲爱的兄弟呀！你的眼闭了吧，不要睊睊的。

悲痛与愤怒，充塞了我们的心腔了。——

但只是悲愤而已么？

谁杀了我们的兄弟呢？

宽恕一切，爱我们的敌，

我们原也知道这种宽大的话，

但是我们竟没有这样的大量呀！

谁杀了我们的兄弟呢？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血——亲爱的兄弟呀！

不要目睊睊的。

多着呢，多着呢，

我们的血——

这首诗发表于5月份的《诗》刊上。前面已经提到过，当时远在四川的一位比他小六岁的青年李芾甘（即后来的巴金）读到后，十分激动，就写了一首应和的诗《报复》。诗中写道：“我们是量小的人，／一切过去的事都永远印在我们的心上，／一刻也不能忘记呵！／我们的兄弟被冤杀了，／我们能忘记了么？／不，我们的心终究还在，／我们就实在不能忘记呵！／我们是要报复的，／我们的血要为着我们的兄弟而流的，／我们的血原也是我们兄弟的血呵！……”这首在艺术上显得比他稚嫩的诗，同样也是慷慨激昂。它后来发表于成都出版的《孤吟》杂志上，他也一定看到了。那不仅因为芾甘当时已经与他有通信联系，而且当时成都和全国很多地方的文学青年都把他和《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简直当作导师一样，常常把他们办的刊物寄给他。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青年；不过，他除了在文学见解上显然高出于他的同辈人以外，而且爱憎特别分明，并已在共产党人主持的上海大学任教，因而对于流血与革命等问题的认识，也就比一般的青年更为深刻一点。

这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前面说过，1925年初，他和雁冰便曾介绍仲起南下广州，去黄埔军校参加革命。仲起到了那里不久，便来了一封信，说要上前线去与军阀打仗了。正当他与雁冰遥念着这位有着丰富底层生活经历的青年作者如何在血泊中奋斗的时候，他们的身边却发生了新的更大的流血事件。

当时日本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上海开设了很多工厂。例如纺织厂，就有三十七家，这些厂资本雄厚，而剥削极重。工人分日夜两班，每班工作十二小时，女工和童工每天平均工资不过一角多钱，而且食宿条件极差。中国工人与日本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而这些工厂集中地区，自然成为中共革命活动的重点。秋白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杨之华，邓中夏与向警予等人，就经常出入于沪西工友俱乐部。教书，演讲，在那里播撒着革命的火种。1925年2月，中共领导上海四万多日商纱厂工人举行联合罢工。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大班竟开枪杀害工人积极分子、共产党员顾正红，伤十多人，激起全市人民极大的愤怒。全市三十几个社团组成了同胞雪耻会，召开烈士追悼大会。中共中央于28日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全市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

5月30日那天下午，他坐车到南京路附近大庆里一家书店去访书——这是他平生最爱好的事。车刚到浙江路南京路口，便觉得路上的情形有点异样。虽然电车还是照常开着，汽车、人力车也川流不息地驶走着，路旁商店也照常开着门欢迎顾客，人行道上拥挤着与往日一样多的人；然而他觉察到一种与往日绝不相同的气氛，很多人站立在路上，或者在激愤地说着什么，或者像被什么巨大的惊骇吓得痴呆了，或者带着疑问和不安的神色。他呢，自然也是又惊又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车子在南京路上走，忽看见两旁站着很多杀气腾腾、面目狰狞的英国巡捕与不穿制服而带着枪的英国人，有的还横立在马路中央，好像有什么严重的警备。大概发生了火灾，或是什么大盗案吧，他这样地想着。市政厅与云南路口一带，戒备得更严，情形更不对了。好几家商店都关上了铁门，站在那里观看的人也更多。车到大庆里口，他便下了车。

“发生什么事了？”他问。“不得了！打死人，打死人！”人家匆匆告诉他。他也不及细问，便到那一家书店去了。那家店主是他的朋友，告诉他：“学生聚会，巡捕打排枪，不得了！不得了！打死了几十个学生！”就像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霹雳，震得他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觉得像在梦中一样。也许真是在做梦吗？南京路？开排枪？打死学生？这几件事怎么会联在一起？他不敢相信，绝不敢相信！

友人继续说：“今天上午，已有许多学生被抓进巡捕房了。下午一时许，他们在先施公司之前，集合大队讲演。哀悼顾正红的白旗满街飘扬，连车子都不能通行。英国巡捕又抓去了好些学生。路人与其余的学生不服，都跟着被捕的学生走。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都拥在老闸捕房门前。于是巡捕就开枪了……”这时，他才知道，这居然是真实的大事变！不是梦，绝不是梦！他浑身的热血都沸腾了，大叫起来：“就是学生讲演抗议，也不至于被杀死啊！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啊！”他悲愤欲绝，便冲出去，到南京路出事地点去了。一切仍和他在车上看到的差不多。有一家店铺正在打扫碎玻璃。那一定是被流弹打碎的，他想。仍然是灰色的马路，并没看见血迹。“血，一大堆，一大堆的，都被冲洗掉了。”有人告诉他。要不是群众如此地惊骇而拥挤着，他几乎不能相信仅仅在一、二小时之前，在这里曾演出过惨绝人寰的大残杀！再走下去，行人渐少，看不到什么紧张气氛，只有几个人靠在店柜上惊恐地低语着。

当天夜里，他又与一位前辈再到南京路去观看。只见灯火依然辉煌，歌声、笑声照旧，店门大开，顾客来来往往，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要不是老闸捕房门口戒备森严，要不是巡捕骑在马上，手执着鞭，在驱打着停留在那里的人群，那就和平日没有什么两样了。转了一个弯，看见宁波同乡会门口拥挤着很多人，他们一惊，还以为又出了什么大事。胆战心惊地走近一看，原来是什么单位在那里开游艺会！这些人居然还在寻欢作乐，怎么这样麻木不仁？他的心里真是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然而，五卅惨案对于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刺激，却是实在太强烈了！那天，雁冰和妻子孔德沚，还有秋白的妻子杨之华，都加入了上海大学学生的游行示威行列，他们是在巡捕开排枪的时候幸免于难的。沫若那天也与他一样，在开枪后不久经过南京路，被关在先施公司里，观察了惨剧发生处的情景。还有像闻一多，刚刚从美国回来，一跨入国门就遇上了五卅惨案，亲眼看见地上的鲜血，悲愤得话也说不出来。

中共中央迅速领导上海工人成立了总工会，发动组织了二十万工人罢工，五万多学生罢课，绝大多数商人罢市。然而，帝国主义真是太猖狂了，它们简直以屠杀为快活的游戏！6月1日，工部局悍然宣布戒严，南京路上铁甲车、骑警横冲直撞，不仅用高压水龙冲击手无寸铁的示威与聚会的群众，而且再次向人群开排枪，又死伤二十多人！他感到无辜者的鲜血，在自己的眼中，脑中，永远是红红的，像红色的帘似的挂在那里。但是，在帝国主义强盗一再逞凶，无辜者的血连续喷洒之时，上海的各种报纸却没有如实报道，有的报纸甚至连罢工罢市的消息也不敢登。各界群众很气愤，纷纷去信去电责问，他们才开会决定在副刊上发表一些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但《时报》的副刊《小时报》6月1日头篇登的却是京剧名演员的“起居注”。该报甚至还登了工部局的布告和警告。这实在令他和友人们气愤不已！他们除了决定在最近的《文学周报》《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此时为愈之主编）上都办“五卅”专刊或增刊外，还决定自己创办一份报纸。

6月1日，他邀请愈之、圣陶、伯祥、修人、适夷等十几位朋友到自己家里开会，决定成立“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并以这个联合会的名义创办《公理日报》，直接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所谓“学术团体”，一共有十多个，实际政治态度也不全一致。据雁冰后来分析，有左中右不同情况。首先，当然是以他和雁冰、圣陶、愈之等人为核心的文学研究会，另外还有愈之等人组织的上海世界语学会，雪村、乔峰组织的妇女问题研究会，修人、适夷组织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他不久也与圣陶等人加入“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等，这是左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心南、陈慎侯等组织的中华学艺社、《孤军》杂志社等，可以算是中间偏左。《太平洋》杂志社、中国科学社上海社友会等，也可归于中间偏左，但他们不敢提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至于醒狮社，是国家主义派，可算是右派。其他的也都是中间派。但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公理日报》的名称是他提的，大家同意。圣陶字写得好，报头便是圣陶写的。这个“对外联合会”虽然有十多个团体组成，但其核心人物都是以他为首的文学会会员和商务编译所同事，所以“领导权”无疑在左派手里。该报编辑部就设在宝山路宝兴西里九号他的家里，实际是他主编的。他与愈之、圣陶等人（雁冰因要参加党的活动，来得相对较少）在家里奋战了整整两天。直到6月3日，天还没亮，熬了一夜两眼布满血丝的他们，终于从印刷厂迎来了一车带着油墨香味的《公理日报》。他的母亲忙着为大家烧茶煮稀饭，妻子君箴也手脚不停地参加分发报纸。弄堂里挤满了接到通知赶来领报的小贩。那是为我们中国人伸张正义的报纸，谁不愿意多领几份？有的小贩怕领不到，便登上窗户往里爬，以至把玻璃都挤碎了。天刚亮，报贩们便夹着一叠叠新创刊的报纸，走向上海的大街小巷。“《公理日报》！请看《公理日报》！一只铜板一份，为中国人争公理的《公理日报》！”叫喊声此起彼伏，吸引了无数的市民。当时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青年职工廖陈云，也积极参加了义卖《公理日报》的工作。这位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陈云，后来在向党组织写的自传中，郑重地把此事作为自己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经历。

他不知道，他的挚友，正在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秋白，听说他要办《公理日报》，马上联想到从前一起创办的《人道》的名称而莞尔一笑。秋白对身边的郑超麟说：“这个世界有什么‘公理’呢？解决问题的，只有热血！我们办个《热血日报》吧！”于是，就在第二天，4日，一张与《公理日报》一样大小（对开），连版式也很相似的《热血日报》就诞生了。真快，真及时啊！而秋白主编的这张《热血日报》，还是中共历史上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呢。没想到，这第一张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创办，竟然还与他主编的报纸有关的呢。在第二期的《热血日报》上，有一篇《流血是为的什么？》，说“我们要自由，要生命，要公理，要人道，必得拿血去换来”。这也当是秋白说给他听的话吧。由于地下斗争的危险性，秋白这时不能常常和他见面，但不管怎样，他俩互相看到挚友主编的爱国斗争的报纸时，一定是非常欣慰的。

在创办报纸的同时，6月2日，他与商务同人又发起成立“五卅事件后援会”，决议从1日起，每人每天捐出一半工资援助罢工工人，直至事件解决时为止。他们并号召全市各界都照此进行，以作持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秋白在《热血日报》上，立即报道了他们的做法。后来，《热血日报》上还转载了他参加的闸北市民大会的宣言等。《公理日报》与《热血日报》相配合，真实地反映了5月30日及以后的多次屠杀惨案的真相，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严正地提出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扣动了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读者的心弦，当然也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

敌人千方百计地威胁、破坏。外面流言四起，颇有遭到意外的危险。但他却意气如常，仍多方鼓励大家坚持下去。当初他们办此报时，只是激于上海各报之懦弱与卑劣，对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惊的大残杀竟不说一句应说的话，因此仓促间创刊的；对于经济问题等，并没有太仔细的计划。除了同人自己捐款外，当时商务印书馆为表示爱国，也曾提供一点钱，暗中支持。菊生、梦旦和王云五每人亦各捐一百元。但商务当局又怕惹事，不肯承印此报，他们只得另找二三家小印刷厂印。但到后来，钱用完了，而且原来承印报纸的印刷厂也因受到反动当局的压力而不敢印了，再加上奉系军阀又开进了上海，这样，《公理日报》只得在6月24日出最后一期，宣布停刊。而《热血日报》，亦随即于27日停刊。

在最后一期《公理日报》上，发表了他写的《停刊宣言》。他总结了三点教训：“第一，我们由这次的事，益明白‘公理’是要实力来帮助的。赤手空拳的高叫着‘公理’‘公理’，是无用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因此便不必呼喊了，是说我们由此益可明白我们将来所要走的是哪一条路；益可明白，我们于徒然的振喉大喊‘公理’之外，还有什么事要做。”“第二，经了这次大事变之后，我们益明了了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民及一般所谓‘绅士’者的态度与性格。……这种为奴为隶，为猪为羊都情愿，只求能暂时苟安的心理，已有四千余年的传统关系了。这个传统的心理不打破，中国民族是永无救的！”“第三，我们简直不能相信中国民族中的一部分奸商及报阀、军阀以及其他小人乃如此的无耻，如此的卑鄙！……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完全不顾到国民全体的利益与光荣。”他后来曾回忆说，这篇宣言在发表时已经把一些激烈的话删掉了。但尽管这样，这篇宣言仍然是十分激昂有力的。同期报纸上还发表了《本刊同人特别启事》，说：“我们还想继续做大规模的筹备，预备在将来建立中国健全的言论机关的基础”，重办一张报纸，并号召一切同情者资助，可将款寄到宝山路宝兴西里九号（即他的家里）。后来，这件事虽没有办成，但他这种坚决斗争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钦佩的。

在编《公理日报》的同时，他还撰写了很多反帝爱国诗文，并在7月号《小说月报》的卷首发了十多篇有关五卅惨案的诗文。该期的《卷首语》，便是他写的一首诗：

沉睡者，起来，起来！

大雷雨已使你们知道了屋顶的罅漏。

雨水如急泉似的淋湿了屋内的一切，

雷声震醒了全个世界。

是起来，是努力修屋的时候了，

你们难道还在安睡！？

沉睡者，起来，起来！

无辜者的血，如红霞似的挂在大雷雨后的天空；

被践踏者的泪，如雨后的残水，还在檐角树间点点的滴着。

复仇女神在翱翔，在拍翼，

听呀，她正在凄厉的号叫着呢。

你们难道还忍在安睡！？

该期还发表了佩弦的《血歌》、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燕志儁的《枪口的故事》《被枪射的人》、焦菊隐的《我的祖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编译所同事、史地部主任何炳松（柏丞），本是一位历史学家，平时不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次也为该刊撰写了一篇《人类历史上的惨杀案》，将五卅惨案与国外历史上最大的惨杀案作了对比，令人深思。而他自己，则还一口气在该期上发表了《为中国》《街血洗去后》《墙角的创痕》《我们的中国》《泥泽》等激动人心的诗文。其中《墙角的创痕》一诗，是他在6月26日上海商人“茹痛”开市后写的。那天，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又去南京路视察。大屠杀的痕迹似乎已被清扫干净，但他却忽然在老闸捕房对面的墙角发现了当日枪弹打出的小孔！他悲愤地摩抚着，凝视着，仿佛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图像：似乎一个个创孔，都在汩汩地流着红色。“这血，这无辜者的红血！／仿佛，这些创孔，又涨大了，涨大了，／每个创孔中似都现出一个无辜者的痛苦的脸。／他们的口在伸诉些什么？／他们的眼在凝望着什么？／后死者呀，后死者呀，／你们将何以慰他们，／将何以使他们安心地瞑目？”

他的这些诗文，有的还同时发表于《文学周报》上，甚至被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台湾爱国报纸所转载。另外，他还在《文学周报》上发表了《迂缓与麻木》《六月一日》《止水的下层》等与五卅惨案有关的文章。他还在该刊上发表过与俞平伯争论的文章。当时，平伯在北京，发表《雪耻与御侮》一文，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也应反对国内军阀。这话当然是不错的。但平伯针对五卅事件说，这次的耻，“是英国人的，日本人的，推而广之是人类的耻。若我们也引以为耻，未免贤者之过”，又说“被侮之责在人，我之耻小；自侮之责在我，我之耻大；雪耻务其大者，所以必先‘克己’。”“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认内乱外患是同等的国耻了。然雪耻的步骤，必先从定内乱入手，断断乎无疑。”文中还对上海人民的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取嘲笑的态度。他读了之后，略感惊奇，为了帮助朋友，他在《文学周报》上发表了一则《杂谭》，不点名地批评了平伯的观点，指出：“如引国内的残杀，以减轻英人的对于这次大残杀案的责任，或叫大家眼光向内，不必向外，则我们虽极知说这话者之心无他，却至少须说他们的话是说得太随便了。”可是，平伯读了他的文章后却不服气，还发表一篇《质西谛君》，进一步说：“与其说对外宣战，不如说对内不许战；与其说抵制外货，不如说振兴内国实业；与其说打倒人家，不如说咱们自己站起。”这样，他不得不又写了一篇《答平伯君》，先寄给平伯看过，再发表。他写道：“平伯是我的好友；但好友尽管是好友，他有错，我们却不能不诤正，这样才算是真的朋友。”他严肃地指出，平伯的“本意原是好的”，但“不料口吻乃竟与敌报相类”。针对平伯的话，他指出：“对内不许战，非同时对外不准他们帮助军阀不可；说振兴内国实业，非同时抵制外货不可（因关税的不平等，内国实业，万难与外货竞争，不养成不用外货之习惯，则国货万难振兴）；要自己站起，非同时推倒人家不可（因他们本来是压在我们身上，不许我们站起）。”平伯后来认识到自己的话不妥，曾诚恳地说：“当然，他是对的。他已认清了中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

他当时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杂谭》中还及时地指出，由于上海、汉口、广州等地连续发生的帝国主义军队枪杀中国人的事件，全国人民心中都熊熊地燃烧着悲愤的火焰，“但是我们却要千万注意，我们所恨怒的只是那些抱着侵略野心的及一般损害我们的人，并不是那黄发绿眼的人的全体”。他说，例如萧伯纳就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指出，排抵英货，也“不是反对英文，反对英国的一切文明，一切科学”。他还借评论林琴南等人的两部传奇，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必须发扬义和团起义的“反抗外力的精神”；但却要“避免”当时那种“愚昧行动与见解”，如“想依赖超自然势力来破敌”等等，而应该“脚踏实地地一步步做去”。这些看法都是相当正确和深刻的。他多次向“站在指导地位上的人”提出这些建议。他当然知道五卅运动是由中共领导的，因此，这表明他从这时起，便已经较自觉地要当“站在指导地位上的”共产党的诤友。

五卅运动在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之一，是成立了工会。6月21日上午，商务工会借虬江路广舞台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数千人。会上选出执行委员二十三人。商务工会包括商务的一处（总务处）三所（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他和雁冰、愈之似乎都没有出面当执行委员，但实际上编译所的同人大多都是听他们的。这一点在后来的大罢工中更显示了出来。

五卅运动以后，统治当局加紧压迫，上海工人运动渐趋低潮。共产党在劳动群众中继续进行工作，准备着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就在这时，商务馆内忽纷纷传说资方打算裁减职工的消息。本来，商务普通职工的工资就很低，这下大家更愤愤不平。商务的中共地下组织，这时由雁冰和杨贤江负责，编译、发行、印刷三所都有党员。党认为这时是发动罢工、重振五卅运动后上海工人运动的好机会。党中央还派了徐梅坤来组织临时党团，实际领导罢工。雁冰也是临时党团的成员。发行所的陈云，虽然当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已加入国民党，不久，即由恽雨棠、董亦湘介绍加入共产党），但率先于8月22日发起该所职工罢工，提出复工条件、职工会章程草案、罢工宣言等。印刷所、总务处立即起而响应。到24日，编译所全体职工也罢工了。这天下午，资方代表与职工代表在总务处会客室举行第一次谈判。资方出席者有张菊生、鲍咸昌、高翰卿、高梦旦、王显华、王云五；职工代表共十二人，其中编译所代表是他、雁冰和丁晓先。晓先也是党员。

资方提出，先复工，然后再谈条件。职工代表认为岂有此理。这次谈判便毫无结果。第二天，职工代表在俱乐部弹子房开会，讨论组织“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统一事权。当场决定该委员会共十三人，其中印刷所代表四人，发行所、编译所、总务处各三人。编译所三人仍是他、雁冰与晓先。他们并决定：以后罢工消息由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写定后送各报馆，谢绝各报记者的采访。撰写文稿和发布消息的工作，均由雁冰负责。随后，经过好几次与资方的交锋、谈判，直至27日晚，资方终于让步，达成了有利于职工方面的复工条件，他和其他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都在协议上签了字。28日，罢工胜利结束。

这次罢工的胜利，显示了在党的领导下职工们团结战斗的力量。虽然罢工主要局限于经济斗争，但毕竟检阅了阵容，团结了内部，统一了组织，使商务工会迅速成为上海四大工会之一，并走向政治斗争。他在这场斗争中也深受锻炼。在罢工期间，他与岳父梦旦之间有过这样的“约法”：公归公，私归私。离开谈判桌，两人绝对不谈有关罢工的事。他们二人都始终遵守这一“约法”，这样就很好地处理了公私关系。商务职工结束罢工后，中华书局全体职工也接着罢工了。继而，又有邮政工人的罢工。这样，党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又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

9月，党领导的中国济难会成立。该会起初本拟定名为“中国解放运动被难者救济会”，因字数过多乃缩短为此名。该会的主要任务是运用公开的合法的手段，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并秘密救济被害被捕的革命者的家属。他是发起人之一。10月3日，《中国济难会发起宣言》公开发表于《申报》，他便是五十八位署名者之一。12月17日，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原上海大学学生刘华，被反动军阀孙传芳秘密杀害。他闻讯后，悲愤异常，又与雁冰、愈之、沫若、圣陶、乔峰等四十三人签署了《人权保障宣言》，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无辜者的血啊，继续流着，流着……

1926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在守常先生带领下，向段祺瑞执政府游行请愿，抗议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出动军舰炮击冯玉祥国民军，抗议3月16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对华通牒。段政府竟下令卫队开枪射击，当场死伤二百余人！是为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的心，又一次锥痛了！他特地赶写了一个活报剧《春的中国》，表达上海工人、学生对于“三一八”惨案的强烈抗议。他通过剧中一个青年的口高呼：

这种的大惨杀事件，非惟不足以阻止我们的前进，且更足以使我们明白我们之益不可不努力。没有无代价的成功，也没有无流血的革命。大残虐的发生，便是预示着大变动的将实现。试看法国，俄国……

是的，无辜者的鲜血，决不是白流的！

一七　生活就是工作

1926年的上海，没有发生像北京“三一八”惨案那样的大的流血事件。除了雁冰于元旦那天乘船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外（当时国共合作，雁冰作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与愈之、圣陶等一批朋友都一直在上海做着文化工作。

3月号的《小说月报》上，他写了一则《卷头语》：“生活就是奋斗，就是工作！只有‘前进’和‘努力’的铁锤才能在人生的铁砧上击出灿烂的火光。”这一年，他便是在埋头工作中度过的。

3月6日，上海立达学园新学年开学，他被新聘为学园的教师。该学园是由他“五四”时在北京认识的匡互生，以及陶载良、丰子恺、朱孟实（光潜）、夏丏尊、刘熏宇等人创办的。互生是“五四”那天最早冲进“赵家楼”的学生之一，后来，去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当教务长。其他几位朋友都是该校的教师。前年（1924），互生向春晖中学校长经亨颐提出了一些教育改革的建议，不料遭到拒绝，一气之下便辞了职。那几位朋友都同情互生，于是在前年11月集体辞职，还有一批学生也随之退学。他们来到上海，租房子自办了“立达中学”，于去年春天开学。到秋天，他们又在江湾租地建校舍，艰苦创业，改名“立达学园”。“立达”二字，出于《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指脚跟站得稳，或立场坚定；“达”指通情达理，行得通。在“立”与“达”两方面，“人”与“己”有互相因依的关系，“成己”而后能“成人”，而做到“成人”也才能真正地“成己”。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解放全人类才能真正解放自己”这一深刻的辩证思想的一种粗浅的表达。叫“学园”而不叫“学校”，也是标新立异，表明与一般的学校不同，使人联想起希腊的“柏拉图学园”的自由讨论的风气。总之，这是当年一批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创办的事业，是教育阵线上的新生事物。那时，愈之、圣陶、予同、雪村他们也都参加了，当了学园的教师。他也热情支持，只是因为太忙而一开始没有正式加入。然而，这批年轻人都是他的好友，绝大多数又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他不参加怎么行呢？所以，这次大家一致敦聘他为学园教师，他便愉快地答应了。

这些朋友中，有的是新认识的。如子恺，最初他是在前年7月由圣陶、平伯、佩弦他们编的《我们的七月》上看到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才记住画家子恺的名字的。子恺用疏朗的几笔墨痕，画了一道卷起的芦帘，一张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月。他的情思立即被此画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不久，佩弦去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他便请佩弦代向子恺致意。又不久，春晖中学闹风潮，子恺等人来上海办立达中学，他便请愈之多次向子恺要漫画，作为《文学周报》的插图。直到去年，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子恺与他同年，长得很清秀，态度恳挚而谦虚，朴讷而不善言谈。这使他想起四年前与圣陶初次相见的情景。过了几天，他给子恺写信说：“你的漫画，我们都极欢喜，可以出一个集子么？”子恺回信说：“我这里还有许多，请你来挑选一下。”于是，在一个星期天，他与愈之、圣陶便乘火车赶到江湾的立达学园去看画。只觉美不胜收，当他带着一大捆漫画回家时，真觉得有如发现了一块新大陆。后来，便由他亲自编选并写序，作为他主编的《文学周报社丛书》的第一本，交给雪村（这时“开明书店”还未正式成立）于1925年12月出书。这本《子恺漫画》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从而奠定了子恺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也使“漫画”一词流行了开来。

而他认识光潜，还要略早一点。光潜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由同班同学高觉敷介绍，认识了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应东荪的邀请到该校任教。而觉敷正是他的温州同乡、中学同学，东荪又是他的朋友。这样，他也就与光潜认识了。光潜矮矮的个子，出身于安徽桐城“古文”气十足的家庭；但光潜不仅古文学得好，又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的知识，与他谈得很投合。光潜英文也很好，文学、艺术以至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无所不读。光潜还长他一岁，然而对他却十分谦恭。因为，在光潜的心目中，他不仅学问深，著作多，而且还是个有名的“左派”。光潜则虽然心向“左派”，却以为不问政治才高人一等，但对他还是很佩服的。中国公学在江浙军阀战乱中一度陷于困境，光潜便在丏尊的介绍下去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这次回到上海办立达学园，光潜出了不少力。过后不久，光潜又考取安徽省的“官费”，去英国留学了。

在前年立达中学成立时，互生、光潜他们还同时成立了一个学术团体“立达学会”。这时，3月23日，立达学会常务委员会开会，也认定他为该会会员。第二天，学会开全体大会，决定为抗议“三一八”惨案，学园停课一天，并发表宣言，主张联合民众作根本改革，反对所谓“法律解决”及依靠旧有任何势力。第三天，他们又在大新街悦宾楼饭店聚会。会上，愈之提出学会应办一份刊物，大家一致赞成。于是，推选愈之和雪村负责筹备印刷发行事项，他与丏尊、石岑、熏宇等负责筹备编辑事项，预定半年内出版（后来，该刊于9月5日创刊，名为《一般》月刊）。5月27日，学园又召开“导师会”，他与伯祥、方光焘等首次参加。会上决定添设“文学专门部”，并推定他与伯祥、愈之、圣陶、丏尊、石岑、予同、雪村、乔峰、觉敷、光焘、子恺、熏宇等人为筹备员。这么强大的师资力量，办一个大学中文系都绰绰有余了。

约3月底，雁冰从广东回到上海。他立即告诉雁冰当地驻军曾几次派人来商务印书馆打听其行踪，因为香港报纸上说雁冰是“赤化份子”，已引起军阀的注意。雁冰觉得自己在商务编译所呆不下去了，又因为要接替恽代英担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即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办事人员全是中共党员）主任的工作，便托他向商务当局办理辞职事项。他便照办了。从此，雁冰便离开了商务，专门从事革命宣传工作。

转眼间，“五卅”一周年便到了。他在这一天出版的《文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向光明走去》，充满激情地说：

谁都喜爱光明的。虽然也许有些人和动物常要躲在黑暗之中，以便实行他们的阴险计划的。但那是贼，是恶人，是鸱，是蝙蝠，是狐。凡是人，是正直的人或物，总是喜爱光明，总是要向光明走去的。

……

是的，是的，现在是黑暗时代。

政治上，社会上，国际上，家庭上，有多少浓厚的阴影罩着！且不必多说，这许多、许多黑暗的事实，一时也诉说不尽。

但是“光明”已躲在这些“黑暗”之后了！我们要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我们不仅相信，我们还是要迎着光明走去！……

我们不彷徨，我们不回顾。人类是永续不断的一条线，人间社会是永续不断的努力的结果。我们虽住在黑暗之中，我们应努力在黑暗中进行，但也许我们自身，是见不到光明的。人类全体永续不断的向着光明走去，光明是终于会到来的。

走去，走去，向着光明走去。

光明终于是要到来的！

这时，圣陶为中国济难会主编的半月刊，就叫《光明》，于6月5日创刊。他积极给予支持。从第1期起，就开始连载他翻译的俄国阿志巴绥夫的小说《血痕》。

在商务编译所，他的本职工作仍是主编《小说月报》。这年上半年，他忽收到从英国伦敦寄来的一卷稿子，署名舒庆春。稿子是写在普通的学生作文簿上的，钢笔横书，字迹不甚整齐。他一翻，还是长篇小说，题目叫《老张的哲学》。这个作者名字是从未见过的，从稿本来看，他就猜想可能是初学写作的留学生。稿件中还附了一封信，一看，原来作者是由北京燕京大学某英籍教授的推荐，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的，业余写了此部小说。那时地山也来到伦敦，他们住在一起，在聊天聊到没有什么好话题时，作者便掏出这本作文簿念上几段，地山听得哈哈笑，便说，寄到国内去吧，《小说月报》的振铎兄是我的好友。于是，作者便马马虎虎地卷一卷寄来了，也没挂号。地山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研究宗教史和人类学等。在得到牛津的学士学位后，还要去印度研究佛学与梵文。既然是地山推荐来的稿子，他当然更要仔细看一下了。

谁知他一看就被吸引住了。小说通篇用了纯熟的北京方言，其中讽刺幽默的地方使他常常发笑。而更难得的是，作者通过“老张”这个地痞流氓串通乡绅、富商和官府，放高利贷、贩卖人口、欺贫凌弱等坏事的描写，揭示了北洋军阀统治下动荡不安的北京地区的社会现状，而这正是他所十分熟悉的。因此，虽然从艺术上讲这部小说还略嫌粗疏，但他决定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同时，他又立即给作者去了一封快信，通知稿子已被录用，并希望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舒庆春收到他的回信，激动得无以形容，也马上给他写去一封信，希望发表时用笔名“老舍”（“舍”乃“舒”的字头），以便与“老张”更相协调。不过，《老张的哲学》从7月号上开始发表，已来不及改了；而从8月号起，改作者为老舍。从此，中国著名的长篇小说家老舍，便出现在中国文坛上了。

在6月号的《小说月报》的《最后一页》中，他便郑重预告：“舒庆春君的《老张的哲学》是一部长篇小说，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的作家们所尚未弹奏过的。”7月号，这篇小说登在首篇。而在该期的《卷头语》中，他又语重心长地写道：“中国小说数量之少，真使人惊诧”，“且看屠格涅夫一生重要的作品有多少，杜思退益夫斯基有多少，托尔斯泰有多少，佐拉、莫泊桑有多少，史格得、狄更司有多少，‘质’的一方面姑不要说，就‘量’的一方面而论，已经要使我们愧死了！”“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新进作家，你们应该如何地努力！”这段话，其实正寄托了他对老舍的期望。因为这一期《小说月报》上，除了翻译小说外，就只发表了老舍一人的小说创作。《老张的哲学》至12期载完，而这时老舍在他的激励下又创作并寄来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他在12月号该刊的《最后一页》特地指出：“今年所登的创作，《老张的哲学》特别的可以使我们注意。”并预告说：“明年老舍先生还有一部《赵子曰》，一部比《老张的哲学》更重要更可爱的长篇，将在本报发表。”还作了内容简介和评价，认为是“使我们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而悲愤”的佳作。他的这些话，是对老舍作品的最早的权威的评论。老舍后来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量最丰的大作家，肯定是与他的这些激励、帮助分不开的。

在这年《小说月报》上，他自己除了发表《失去的兔》等小说，以及一些译作、诗、儿童文学创作外，主要是继续连载巨著《文学大纲》。这里，得补述一下《文学大纲》的撰写过程及其学术意义。

先是在1923年，英国伦敦的佐治·纽奈斯公司从2月起开始出版英国著名戏剧作家约翰·特林瓦特撰写的《文学大纲》，每半月出版一册，预计一年出全。他在刚刚读到该书第一、二册时，觉得这样一种编辑方法很好，而且中国也正缺少一种世界文学通史类的书，因此，他便与雁冰、愈之、六逸，还有一位费鸿年，打算合作将这部书翻译过来出版，并且在同年4月的《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都作了预告。但是，当看到此书出到十来册后，他们翻译的热忱却又冷了下来，因为他们发现原书实际是以英美两国为中心的，根本称不上真正的世界文学史。因此，他们便取消了翻译的计划。但是，他又觉得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大纲实在是非常需要的，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由自己动手，参考原书，脱胎换骨，排除万难，重新撰写一部大书。他从1923年下半年起开始撰写，边写边发表，从前年（1924）1月起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除了去年“五卅”惨案后他因为全力投入政治斗争，无暇撰著，所以《文学大纲》在刊物上停载了半年。此外，几乎期期都未脱过。到今年7月，已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了二十九章，超过全书计划的四分之三，计有六十来万字了。7月9日，他重写了全书的《序言》，同时又把最前面的十一章略作修订，约二十万字，再加上很多插图，作为第一册，交给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全书共分四册共八十余万字，二千几百页，后于1927年出齐。这可真正是一部巨著了。

我们知道，早在1827年，德国大文豪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思想；但是，一部记述整个世界的文学发展的史书，却是久久未能出世；后来，国外虽然有了很少几本名为“世界文学史”的书，但都是缺少或者几乎没有提到东方文学和中国文学。除了特林瓦特的这本《文学大纲》外，我们还可举一本在本书传主开始发表他的《文学大纲》以后美国出版的玛西的《世界文学史话》为例（此外也实在举不出什么来了）。此书后广泛发行于西方世界，还被译成日文和中文，人称是当时西方最高水平的文学史著作；但原书共五百六十页，叙及东方文学的却只有十六页（不到全书的百分之三），而且仅限于古代；谈到中国文学的地方，竟不足二页！这就是当时国外的世界文学史撰写的实况。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就是：一部世界文学史，如果仅仅论述西方文学而大大缺略了东方文学，特别是有意排斥或无知忽视了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有着四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中国的文学，那就再也不能称为“真正的”世界文学史了。

我们的传主花费了四年多心血奋力撰著的这部《文学大纲》，一举突破了外国人撰写的当时极少的这类文学通史的严重弊病与局限，是百年前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伟大思想之后的一次破天荒的学术实践。全书记述东西方文学，各占一半篇幅，而中国文学部分则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这样一个总体格局，从宏观上看，是十分科学和合理的。此书彻底破除了陈腐荒谬的“欧洲中心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称它为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此书还有很多优点和特色，此处便不多谈了。

然而，此时全书尚有最后几章尚未写出，而已经发表的部分他也觉得还有修订和补充的必要。例如，第二册的中世纪文学部分，应该补充波斯诗人和印度、阿拉伯文学等几章，才更臻完美。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文章要写。但是，天气越来越热了，每天下班后挥汗撰著，实在太辛苦，而且进度加不快，更令他心焦。一着急，连眼睛都发炎红肿了。就在这时，岳父梦旦及心南等人都劝他到莫干山去住几天，一方面避暑，休息休息，一方面也可以在那里写写东西。

莫干山离上海不很远，当天即可到达。在上海西南约四百里，浙江德清县城西北。相传春秋时代，莫邪、干将夫妇为吴王阖闾在此山铸剑，剑成而莫邪被杀，后人为纪念他们而名其山。山多修竹清泉，云雾缭绕。古诗咏其景云：“参差楼阁起高岗，半为烟遮半树藏，百道泉源飞瀑布，四围山色蘸幽篁。”为避暑的好地方。不少上海的有钱人，包括商务印书馆的上层人士，差不多年年夏天去那里。像商务总经理鲍咸昌等，还在那里置了地产。

他从来没去过。这次，因为岳父以及心南、唐钺（擘黄）等人都去，有好同伴，一路上可以谈谈说说；再加上在上海一点也干不出活，几乎有两个星期没有写东西了，心里实在太急，所以便决心与他们一起去。擘黄长他七岁，也是福建人，五年前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现在在商务编译所专管哲学、心理学著作的编审工作，平时与他也颇谈得来。

7月22日，他很早就起来了。匆匆赶到火车站，恰好岳父与擘黄也已到（心南全家已在前几天先去）。先乘火车到杭州近郊的艮山门，再换小火车到拱宸桥，然后乘汽船就到达莫干山前的三桥埠镇。一路有说有笑，当晚便上了山。呼吸着山野特有的芬芳空气，听到潺潺的流水声，使他产生了一种从尘嚣的都市回归农村大自然的欣悦之情。梦旦与擘黄住铁路饭店，他则住到地方比他们更高的名字很有诗意的“滴翠轩”小旅馆，心南也住在那里。这家旅馆房钱较便宜，因为设备比铁路饭店差得多，连电灯也没有，晚上要点蜡烛。但他喜欢朴素的山居，只要白天清静可以写东西就行。

第二天上午，他便下山到铁路饭店，接梦旦和擘黄搬上来住。因为铁路饭店虽然设施比较现代化，但地方较低，没有风，不如滴翠轩凉快。下午，他便一个人在山里东跑跑，西看看。他早就听说莫干山有两个瀑布，一个很远，另一个就在这边山下。他喜欢瀑布，小时候曾与十多个同学一起到南雁荡山玩，就看过不少美丽奔放的瀑布，留下美好的记忆。近十多年来，一直在北京、上海两地，不仅没有见到什么瀑布，就连山的影子也不大看得见。他带着寻梦般的憧憬，沿着一路溪声，终于找到那瀑布。虽然其气势远没有少年时看到过的那样壮美，但总算也是瀑布。四周静悄悄的没有其他人，他留连了一会，还洗了一个澡。

第三天一早，他便摊开稿纸和参考书，开始紧张地工作了。同时，他还以《山中通信》为题，开始写一组以莫干山避暑生活为内容的散文。但只写了第一篇寄给《文学周报》后，便中辍了，因为他急于先完成《文学大纲》等书稿的工作，不宜分心旁骛。后来，他回去后，在这年的秋天又根据记忆追写了九篇，先后在《文学周报》上发表；又加上前面的第一篇，编为《山中杂记》一书，于翌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此是后话。

在上海时，他每天晚上看书写东西，搞得很晚，第二天也起得较迟。可是这次在山上，白天他聚精会神地写作，晚上乘一会凉，便因天黑而早早睡下，第二天一早太阳还未升起就起床了。常常是倚在廊前的红栏杆上，观看东方的太阳在斑斓的彩云中喷薄而出，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真感到满腔的朝气，满腔的希望，满腔的舒畅，满腔的跃跃欲试的工作干劲。他觉得从来没有这么有规则地生活过，工作效率也很高，差不多每天都寄一卷原稿回上海，令朋友们惊诧而佩服不已。例如，他为《文学大纲》第二册补写的《中世纪的波斯诗人》，便在28日完成，后来便先在立达学园的《一般》杂志上发表了。

在山上，他除了每天勤奋写作外，有时也出去爬爬山，散散步，或逛逛山间小镇。那大多是在清晨早饭前，或下午完成工作以后。晚上，则常常坐在红栏杆前纳凉，与岳父、友人或这里的几个女佣人聊天。他最难忘记的，是其中两个晚上的谈话内容。

那是在山中的第三夜，月光皎洁无比，四周只有蝉声与山间溪水的声音，他们都静静地或坐或躺在东廊的竹椅上休息。忽然，心南的小女孩依真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唱着一首儿歌：“月光光，照河塘，骑竹马，过横塘。横塘水深不得过，娘子牵船来接郎。问郎长，问郎短，问郎此去何时返。”那清脆的歌声溢漫于朦胧的空中，就像一塘静水中起了一圈一圈的涟漪。梦旦便说：“这是各地流传的儿歌，辜鸿铭还曾选入他的《幼学弦歌》中呢。福州还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民歌，也是以月亮为背景的。”他一向对民间文学极有兴趣，当然便全神贯注地听岳父背诵这首民歌：“共哥相约月出来，怎样月出哥未来？莫是奴家月出早？莫是哥家月出迟？不论月出早与迟，恐怕我哥未肯来。当日我哥未娶嫂，三十无月哥也来。”这是一首又真挚又婉转的情歌。他立即拿出笔和纸，请岳父再背念一遍，把它记了下来。

“大概这又成了《山中通信》的资料了吧？”擘黄在旁笑着说，因为今天看见他在写《山中通信》，“我也记得一首呢，你索性也记下吧。”擘黄背诵的是：“七月七夕鹊填桥，牛郎织女渡天河。人人都说神仙好，一年一度算什么？”他刷刷地记着，擘黄又说：“这最后一句真好！以前咏七夕的诗，恐怕不见得有这样透彻的口气吧？”

大家的话匣子一开，沉静的气氛立刻活跃了。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地谈着唱着，忘了皎洁的月光及其他的一切。梦旦又说：“还有一首歌，你们听过没有：‘采萍你去问秋英，怎么姑爷跌满身？’‘她说相公家里回，也无火把也无灯。’‘既无火把也要灯！她说相公家里回，怎么姑爷跌满身？采萍你去问秋英！’”擘黄说，听是听见过的，只是意思不很明白。梦旦便解释说，那大概是小姐见姑爷夜间回来，跌了一身的泥，不由得起了疑心，便叫身边丫头采萍去问跟班丫头秋英。采萍回来后转述秋英的话，说相公所以跌得一身泥，是因为从家里回来时既无火把又无灯笼。但小姐仍未释疑：相公既从家里回来，如无火把也要有灯，怎么会跌得一身泥？于是叫采萍再去问秋英。这首民歌虽是如连环诗似的，前后意思却很不同，各人的口气也很逼真。经岳父这样一解释，他觉得这首诗真的可以称为一首名作了。

这天晚上，他们还谈了其他一些福建民歌。他觉得这是在山上谈得最舒畅的一夜。第二天晚上，月光也不坏，但他却忙着写稿子；再一夜，天气不佳，而梦旦和擘黄又忙着收拾行囊，预备第二天一早搬走。像这样舒畅而有意思的夜谈，是多么难得啊！

还有一天晚上听到的谈话，则是令他感慨与深思的。那是后来妻子君箴由女佣江妈陪着也从上海来这里以后的事。那天晚上，晚餐吃得较早。江妈与隔壁几家的老婆子，趁着太阳光尚未下山，把盆碗等物都收拾好了，便也上楼靠在红栏杆上聊天。“苦哇！苦哇！”几只黑丑的乌鸦飞来飞去，朝着乘凉的人们这样叫着。

“苦鸦子！我们乡下人总是说它是嫂嫂变的。”汤妈抬头看着乌鸦说。“我们那里也有这话，”江妈接口道，“婆婆很凶，姑姑又会挑拨，弄得嫂嫂常常受婆婆的气，还常常挨打。男人又一年间没有几天在家。有一次，嫂嫂把米饭从后门送了一些给要饭的，被姑姑看见了，马上去告诉她的娘，还说嫂嫂经常这样做。于是婆婆又痛打了她一顿。她气不过，就去投河，却被人救起，把她湿淋淋地送回来。但婆婆和姑姑却还骂她假死吓诈人。当夜，她又用衣带把自己吊死在床前了。她的灵魂便变作乌鸦，天天在屋前树上‘苦哇！苦哇！’地叫着……”

他未曾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不禁愀然动容。只听汤妈又说：“做人家媳妇实在不容易！前半年在少爷家里用的叶妈还不是苦到无处说？一天到晚打水，烧饭，劈柴，种田……，她婆婆还常常叽里咕噜地骂她。男人又常常赌博，输了，便拿她来出气。打得呀，浑身是伤！有一次她给我看，一身的青肿！好容易出来帮人家，虽然劳碌些，比在家里还好一些。一个月三块半工钱，一个不少都得寄回家。她男人还时时来找她要钱！她说起来常哭。上一次，她不是辞了么？那是他男人为赌钱被人打伤了，定要她回去服侍。这一向都没信来，问她乡里人也不知道……”

又是一个“苦鸦子”的故事！

这时，汤妈又指着在一旁一声不响的刘妈，对江妈说：“她真可怜！人是真好，只是太老实，常常给人家欺侮。她出来帮人家也是没法的。家里倒并不少吃的穿的，只是她婆婆太厉害了，不是打，就是骂。没有一天好日子过。自从她男人死后，婆婆更恨她入骨，说她‘克夫’。她到外面来做活，觉得赛如天堂呢！”刘妈默默地听别人这样谈自己的身世，一声不响。栏杆外的乌鸦还是“苦哇！苦哇！”地叫着。夜色已经成了深灰色了。“刘妈！天黑了，怎么还不点灯！天天做的事都会忘了么！”忽然，她的主妇的声音，严厉地从后房传出。“噢，来了！”刘妈连忙答应，慌慌张张地到后面去了。“真作孽，像她这样的人，到处要给人欺侮。”江妈说，“还好她是个呆子，看她整天笑嘻嘻的样子。”“不，”汤妈说，“别看她呆头呆脑的。她和我说起来，常常落眼泪呢！有一次，给她主妇大骂一顿之后，她便躲在自己房内哭。到了夜里，我睡时，还听得她在哭呢……”

他想不到刘妈是这样一个人。自从到山上认识她后，他们都以为她是乐天的乡下老婆子，常常拿她来取笑，她也从来没生气过。谁知她原来也是这样一个“苦鸦子”！

这些，后来都成为他创作《山中杂记》的素材。

他在莫干山住了整整一个月，预定要做的工作基本完成，便于8月21日回到上海。而刚回到家，便见到鲁迅16日从北京发出的信。原来，鲁迅为了躲避北方军阀的迫害，向往南方的革命运动，已正式接受厦门大学的聘请，即将南下，去该校担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

29日，鲁迅途经上海，寓孟渊旅社。他闻讯甚喜，第二天便邀请鲁迅到消闲别墅晚餐，为鲁迅洗尘。同时出席的有雁冰、圣陶、愈之、望道、大白、丏尊、予同、伯祥、雪村、熏宇、叔琴及乔峰等人。这些友人全是文学研究会和立达学会的同人，绝大多数（包括雁冰、圣陶）都是第一次见到鲁迅，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因此，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聚会，是他为沟通鲁迅与上海进步文学界的联系而作出的努力。

10月间，他编印了一本《〈文学大纲〉样本》，封面用红、蓝两色套印，内容是即将出版单行本的《文学大纲》的序言、总目、插图选，以及预订方法等。后来，商务印书馆于12月出版了《文学大纲》第一册，他即于20日签名寄赠鲁迅。

11月14日，《文学周报》发表《本报特别启事》，宣布该刊现因订户增多，事务过繁，从下期起委托开明书店发行。同时并扩充篇幅，由十六开改为三十二开本，每期装订成册，并加美丽的封面。该期还发表他写的《“自己动手”之最后一次》，说明该刊自从《时事新报》副刊中独立出来以后，一年半内都“是我们亲自动手折叠，检点打包，写信封，粘邮票，而且寄出的”。现在虽然委托开明书店发行，“然而我们将在本报的文字里永持且扩大了我们的自己动手的精神”。他还庄严地写道：“现在是黑暗的时代，但黑暗的时代正是光明时代的前驱。在为光明而致力的群众中，本报始终是一个，且将永远是一个。”

这年最后一期的《小说月报》上，他发表了这样一段《卷头语》：

谁是人世间的最苦闷者？

是终日辛勤苦作的人？是终日坐在书桌上不停地写或读的人？

不，那不是他们。最苦闷的却是那些闲逸而无事可为的人。

工作，不仅收获时有说不出的成功的喜悦，即当工作时却也有无上的趣味。

农夫很用力的一锄一锄地在翻土，两臂上红铜色的筋肉一颗颗地因用力而坟起。

但他的心，沉没在他的工作中，并不觉得苦楚。黑酱色的泥土，泥土中掘起的一株小草根，一堆虫卵，一只奔逃的小虫，对于他都有兴趣。

倦了，身子依靠在锄柄上憩着。

天是蔚蓝的，太阳是金黄的，轻云是乳白的，乌鸦们忽起忽落地在那片广野中飞着，争啄被翻掘到泥外的蚯蚓。

他不禁微微地笑了。他从不感到工作的苦辛。

工作是并不苦辛的！最感苦闷的却是那些闲逸而无事可为的人。

当时，正处于苦闷和颓伤的心境中的任叔，读了这段《卷头语》感到分外激动，产生了一种得以“自救”的心情。三十多年后，任叔回忆说：“我紧紧记得，我当时读了就立下决心：用工作和劳动来击退我的苦闷、颓伤，并使自己没有一刻的空闲，来赢得心境的安泰。这确实使我一生来养成了爱劳恶逸的习惯。人常有闻一言而受用一生的，振铎用‘西谛’的笔名写下的这一段话，对我说来就是如此。显然，振铎在这里没有提出为谁工作和劳动的问题，这在我是以后受到党和革命的教育才明白过来的，但对当时稚气的我却确是敢于直面人生了。”

是的，他坚信生活就是工作。他不以为苦，而感到无上的乐趣。他一生都是如此。然而，这时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又将迫使他不得不停止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甚至不得不暂时离开自己工作着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