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步党之组成与兴衰

组织政党，是梁任公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之一。其目的，一则欲实现政党政治的理想，再则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基于此，回国之前，便已展开了政党活动。任公在清季为了推进立宪运动，尝组织政闻社，要求早日召开国会，故早已具备政党经验。政闻社被禁之后，转而与国内之立宪派人士相合，组织宪友会，成为该会的理论指导者。因为结识了一批立宪派人士，奠定了在国内发展的基础，革命之后，运用宪友会而筹组政党，人所周知的进步党，便是任公与原立宪派人士苦心经营的结果。

1．组党之议与结合各派

当南北议和之际，任公与好友徐佛苏在日本须磨寓所双涛园定计，认为处共和之世，亟宜联络各派，组一大党。及至共和大势已定，再度议论出处，欲争取政权，仍以组织政党为上，组党之议遂定。

组织政党，当然必须利用原先的立宪派为基础。革命之后，立宪派四分五裂，在南方，有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张嘉璈等人之共和建设讨论会，张謇、孟森、赵凤昌、程德全等与章炳麟合组之统一党（由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而来）；在北方，有籍忠寅、范源廉、蹇念益、林志钧等之国民协会，孙洪伊等之共和统一党。如何将他们再拉拢在一起，组成一大政党，乃相当棘手之事。分裂后的政团，颇不易再度合拢，惟有善为运用，假以时日，或可使之破镜重圆。

论关系，任公与共和建设讨论会最密切，因该会领袖人物多曾留日，在东瀛与任公结识，志趣与情感的基础素厚，且隐然以任公为党魁。任公之加入，孙洪伊有直接促成关系。孙氏举人出身，在清季国会请愿时期（1909—1910），是全国谘议局代表的领衔人，也是宪友会“三头政治”领袖之一。他自己先将共和统一党并入了建设讨论会，进一步促成任公的加入。革命前后，孙氏与任公信函频仍。由于孙氏的热情与率直，颇对任公的去向有所影响。

任公加入共和建设讨论会，曾数度撰文，作为该会的政见发表。希望广结同志，扩张党势。由于国会选举在即，各党竞争议员席次，或连横，或合纵，政团合并之风颇盛。诸如统一党与民社之结为共和党（元年5月8日），同盟会之改组为国民党（元年8月13日）。共和建设讨论会有见于势孤，亦不得不急起直追。经过任公及其同志之一番努力，终于与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合并为民主党（元年10月27日），小政团如广东之民国新政社、浙江之共和促进会等，也参加了进来。大体仍为原先的立宪派。

但是民主党竞争国会议席的结果，几属完全失败。民主党人原以为他们有年前的谘议局基础，必可顺利当选国会议员，虽他党联络，亦不愿与之合并。岂知时过境迁，立宪派旧日的政治主张，在革命后已不为世人接受。民主党之当选者，不过寥寥二三十席。任公此时才痛叹“我党败矣”。

亡羊补牢，任公旋于2月24日跨党加入共和党。此一举动的必然性，可从下述各方面得见：共和党与旧立宪派本有渊源。元年10月任公自日本归来，共和党即开会欢迎，黄为基（远庸）的欢迎词说：“吾党素奉先生（指任公）之教为圭臬，先生虽未入党，然吾党中人皆已认先生为精神上之同党”，说明了任公与共和党在精神上的关系。上文曾经提到，宪友会张謇所领导的一支，于革命后与程德全、章炳麟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由该会而改统一党。共和党则由统一党与民社合并而来。张謇在宪友会中属于江浙派，采温和路线，与孙洪伊、汤化龙等的政见有所出入。但任公远在海外，对宪友会任何一派的关系都有联系。早先统一党有意拉任公入党，由于孙洪伊等人之反对而罢。如今为了扩张党势，改弦更张，不得不由任公跨党。民主党曾发表声明，措辞模棱，正可看出任公有结合两党的意思：

刻下梁任公入共和党，外界不知本党真相者，以种种之臆测，颇多误会，或谓本党将与共和党合并，或谓本党将与共和党开衅，实皆无稽之言。……本党自前清请愿国会以来，蜿蜒曲折以迄于今，经无数次之波澜，尚屹然不动，自许精神足以自立。……任公与本党中坚人物交谊深挚者颇多，唯其于本党本非躬亲缔造之人。前在共和建设讨论会时，虽承认为会员，改党时，任公到津，即持不党主义。同人以私人交谊，与团体结合，系属两事，不愿以私人交谊相牵强。民主党成立后，党之中坚人与任公之交谊犹昔，党与任公即无何等之关系。此次任公入共和党，纯为其自由，毫无负于本党，亦不能牵涉于本党，故谓任公入共和党，本党将与合并者，谬也。……任公之入他党，与本党本无甚关系乎。本党中坚人与共和党中坚人多数年来道义之交，感情最洽。本党对于共和党，除政见不同或有争议外，对于该党之团体，极为尊重，极为敬爱。盖党与党相遇，苟认其成为政党之资格，即当尊重而敬爱之。……共和党在今日，比较在大党之列，梁任公之欲运用大党，亦正英雄应有之事实。本党尊重敬爱共和党，即当尊重敬爱其党员。况为之党员者，为本党中坚人素所尊重敬爱之任公乎！本党唯有希望共和党之能益加整肃，希望任公能遂行其志，本党同人益不敢不自勉。此后政见相同，不妨携手以从事；即或以堂堂旗鼓相见，不敢退避，亦不至牵及私交，妄生恶感。

从这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任公改弦更张的必然性，此其一。

任公组大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与同盟会相抗衡。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后，党势大张，堪与国民党匹敌者，惟有共和党。共和党不仅有原来的立宪派，更有与同盟会不谐的民社。民社人士对同盟会之不满，不亚于立宪派。所以任公入其党而拉拢民社人士，正有如民社之欢迎任公，相辅相成，都是一个目的，此其二。

加入共和党，也就是联好黎元洪。革命之后，时人谓国内隐然有两大势力：一为孙（中山）、黄（兴）派，一为袁（世凯）、黎（元洪）派。任公当然没有去接近孙、黄的理由。辛亥年任公等议组大党，决定联好袁、黎。在未能切实与袁合作之前，先与黎通好。因此，徐佛苏建议“入黎党为得”。范源廉等认为拉拢黎元洪之一大好处，是黎有军队，可以“挟军队以卫主义”。加上黎又是副总统，即使独树一帜与他党竞争，也不至于逊色。过去，黎元洪曾通电邀请任公回国，亲函介绍任公入党，已奠下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基础，此其三。

任公入共和党，曾谓“为时势所迫”。所谓时势，盖国会大选揭晓，参议院由国民党控制，众议院则各党均不占绝对多数。根据议院组织法，众议院过半数为288席，民主党仅得30席，实际上是一个小党。能与国民党相抗的，只有共和党。该党估计控有250席。如果两党合并，可望接近半数。若能善为运用，或可得过半数。所以任公入共和党之真实目的，在争取议会多数，做两党合并的准备，此其四。

任公脚跨两党，准备将之合并。元年10月间民主党甫告成立，便有与共和党合并之说。预定推黎元洪为总理，任公为协理。但由于汤化龙、胡瑞霖等与共和党中的民社一派有芥蒂，久久不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任公叹息“新党亦决办不好”，愤愤然要退出党事的原因。

2．三党合并为进步党

梁任公希望民主党与共和党合并成一大党，实际上两党在议院中的席次合计亦不能超过半数，不得不扩大合并的对象。当时王揖唐、王印川等人在北方活动，高举章炳麟的统一党招牌，也是反国民党的“队伍”。任公以为凡是反同盟会的都是同志，王揖唐等不失为联络的对象。加之国会议员北上，二王在上海设招待所，轮船火车上莫不有该党招待员的踪迹，似有相当声势。议员到了北京，大宴小宴，“灯市口德昌饭店几为（二）王所独占”，更是令人摸不透其底细。传说该党有议员50席，如能合为一体，便可占绝对多数，因此动了联络的念头。

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当然并非任公一人之意，张謇、黎元洪等均有同样看法。接洽合并始于元年10月间，直至二年5月始合并成进步党，中间几经波折，几乎胎死腹中。合并波折的原因，重要关键仍然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问题。民主党与共和党中的民社一派旧嫌难消，时人皆谓“民主党深疑共和党内部之民社与非民社不一致”，所指便是两党之间有不可化除的芥蒂。再者，同盟会与民社原为一家人，虽有所嫌隙，并非不能重归于好。因此当时有“国民党视民社为奇货”之说，这是民主党最不能放心的地方。另外又有“民主党视非民社为奇货”之说，好像民主党之来联络，主要对象是张謇一派，这又是民社人士不放心的地方。任公曾尽力去排解三方面的疑云，强调大家的联合是为了对付“旧官僚”（指前清遗留下来的腐败官僚），及“暴民集团”（指国民党）。好不容易将三党拉好在一起，又为权力分配而几至闹翻。

进步党的组织，原拟定以黎元洪为总理，梁任公为协理，汤化龙为政务部长，孙武为党务部长，王揖唐、王印川为副部长。但汤化龙不愿与孙武并列，双方闹得极为不快。多方协调，最后改为理事制，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那彦图、汤化龙、孙武、王揖唐、王印川及任公等为理事，合并才算勉强确定。

当然，这次的合并与众议院的权力分配大有关系。几经磋商，议长一席，由资望最高的民主党汤化龙出任；副议长选共和党陈国祥搭配，全院委员长则给王印川。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但由此可知，三党合并，系在妥协的情况下达成。任公费尽心机，只能说差强人意。时人谓三党合并将“联镳争雄”，究竟能合作到什么程度，就要看任公的领导而定了。

3．梁启超在进步党中的领导地位及领导方式

原已分裂的立宪派，经梁任公的努力，组成进步党，可说是破镜重圆，再度成为一个有势力的集团。黎元洪虽然名义上是进步党的领袖，自始至终，甚少过问党务。张謇在党中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但自任公归国之日起，张氏便有“息肩”让任公在新政界活动的意愿，所以并不多问党务。除去黎、张，党内无有声望堪与任公相提并论者。但任公是否能令全党服膺？此中最有问题的是民社一派。任公与民社一无渊源，民主党与民社又有芥蒂，派系的不和，极可能牵一发动全身。所幸三党合并之初，“孙武即与任公相约，大家为党办事，如果任公罢手他往，自己也干不下去，两人推诚如此。”惟民社与汤化龙派之言归于好，只是部分的，张伯烈、时功玖、胡鄂公等终于退出了进步党。这一部分人的退出固属不幸，然因此反而加强了任公的领导地位。原来的立宪派破镜重圆，未退出的民社分子，以信服任公的言论，亦颇能同心协力。

当然，任公与袁世凯的接近，得袁的精神与财力支持，是其享有坚强领导地位的有力因素。进步党原拟推袁世凯为党魁。以宋教仁被刺，袁为避免个人党见的表面化，未予接受。另一方面，共和、民主两党亦主慎重，所以改而以黎元洪居领袖的名义。袁世凯甚望立宪派人组一大党与国民党相抗，表示愿意给予物质精神之支持。政党酝酿合并期间，任公向其明白表示，非有足够之财力不能办党。袁氏立即同意给予20万，任公则要求50万。我们不知道袁世凯对进步党的财力支持详情，但其向反国民党的党派提供津贴，则是事实。一个政党的领导人，有理论且能争取到财源，其领导地位当然是巩固的。关于任公与袁世凯的关系，下文还要详细谈到，这里，我们先探讨任公领导进步党的理论和方法。

一个政党的成败，视其理想、组织与领导而决定。任公是进步党的理论指导人，无疑的对进步党的理想有所影响。我们知道，进步党所拟定的宪法草案出于任公之手，进步党的两党政治理想，似亦由其决定。任公认为民国初建，必须革除旧官僚之腐化，必须防止“暴民政治”的发生，进步党党纲所要求的正是这两点。从共和建设讨论会起始，任公便指导着这个居于保守与进取之间的政治团体，在此似无须多费唇舌。但要强调的，是政党的信仰全靠理论指导，任公既是进步党的理论指导人，其领导地位如何，也就不言而喻。

进步党的组织采理事制，除理事长外，设理事9人、名义理事19人，下分政务部与党务部，其组织体系是完整的。正如任公的“中坚分子”论，这一个党的党务系由少数的核心分子所推动。前文曾经指出，黎元洪、张謇等只是挂名而少实际过问党务；真正的实权在少数“中坚分子”或核心分子手中。黄远庸说，进步党“为民主党独占之舞台”。从该党《中华杂志》所刊党务报告推测，并非空穴来风，该党党务之主持人，“非梁〔任公〕即汤〔化龙〕”。党员刘以芬说，进步党的中坚分子为梁任公、汤化龙、林长民、王家襄、孙洪伊、刘崇佑、梁善济、蒲殿俊等人。合并前皆籍属民主党，也可以说是原先的立宪派。故从核心的观点言之，任公的领导地位是坚实的。

以理论指导全党的大方针，与核心分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推动党务，同时又举办党员训练，亲近党员，任公的领导地位相当巩固，似无疑问。

4．梁启超与进步党的兴衰

进步党在任公的领导下，党势随着其个人的政治进退而有兴衰起落。当其直接参与中央权力结构时，中坚阶层跟进，党势大张；当其退而在野，中坚阶层虽不全部随之而去，党势却呈下落现象。任公在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涯，三起三伏，进步党亦三张三蹶。民国二年之熊希龄内阁，虽称“人才内阁”，实为进步党内阁。任公名义上主持司法，实则与熊希龄共决国务大计。袁世凯未正式当选总统之前，亦颇示联络之意，党势因此大张。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议员，国会停闭，进步党之利用价值已过，熊内阁倒台，任公不得不退，进步党亦因此而恹恹无有生气。此为第一次之起落。

袁氏称帝，任公与其高弟蔡锷起而反抗，登高一呼，全国尽弃袁氏，进步党的声势在此役中达于顶点。讨平帝制之后，本是任公等大展身手的时候，然由于宣布不党于先，且因守制不出，使党人无所适从，顿呈无领导之局面。然进步党所受的最大打击，莫过于蔡锷之不幸病逝。讨袁之后，任公有感于非以武力为后盾不足以有为，虽与蔡锷约定事后退隐，然及至北京任命蔡氏兼领四川军民两政，改变初衷，促蔡不必遽然离川。进步党如有四川为凭借，党人在北京的活动，当能较占有利地位。不幸蔡以喉疾而殁于日本，建武力后盾的希望为之幻灭。

平定复辟之后，任公与汤化龙、林长民、汪大燮、范源廉等人联袂入段祺瑞内阁，控有财政、内务等重要部门，是进步党（时人称研究系）党势之再次崛起。任公又藉改组国会之名，排除了国民党在北京的势力，是空前发展的机会。但是任公等能排除正面抗衡的国民党，却无法扼阻无孔不入的北洋军人势力及其阴谋。梁财长和汤内长均在无可施展的情况下去职。国会选举，徐树铮、王揖唐等勾结军人从中操纵，当选者大多数为安福系人物，进步党仅得二十余席，落为小党。蔡锷殁后，戴戡继起撑持于四川，但不久败死于川军刘存厚之手，武力凭借的希望完全破灭。自此进步党不复有再起的机会。

以上是进步党兴衰的大概。虽然进步党的失败与外在的环境大有关系，而任公的领导则不无影响。任公的性格是否宜于从政，是一个基本问题。因为一个政党的成败，往往与其领袖之从政成败有关。如果任公政治生涯是成功的，进步党的党势，当不致起伏频仍。再者，任公的政治理论固有所见，不免亦有所失；所见未必为成功的条件，所失则难免影响党势。关于任公从政失败的原因，以后将有详论，在此仅略为分析其领导方向之若干疑问之处。

第一，任公似未能给进步党标举一个鲜明的旗帜。进步党的党义：“（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寥寥数语，甚难表示其理想所在。我们无法肯定此一党章是否出于任公之手。然党章的决定，任公不能不知。知而无所修正，可见其忽略了党义的重要性。一个没有鲜明旗帜的政党，欲其有大成者，鲜矣！

第二，进步党是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当时的政党，以争取国会议员席次为第一义。民国初年，选举制度极不完备，所谓选民，无实际的调查。所谓投票，形同虚设。谁能当选议员，但视地方之行政长官及军事将领之好恶而决定。军民两政，民初尚有文武之分，各由一定标准之人选担任。袁世凯死后，军人横行，文武不分，概由军人包办。在此种情况下，各党不得不针对实情，交好地方长官。进步党在元年、二年，尚能得一部分地方首长之支持，民国五年之后，北洋军人把持一切，徐树铮更进而划定了北洋派的圈子，与进步党日形疏远，进步党孤立，党势由之下落。联北洋派的政策由任公决定。任公认为国中有两敌，先战其一，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所指，在结合北洋势力以抗拒国民党。此一方略忽视了深植党基于群众的重要性。无根之作，何能久远！

第三，任公的政党兴趣不稳定，影响其对党事的态度，时而积极，时而消极，因此也影响党势的发展。三党合并之前，任公奔走最力，但合并的条件，各方要求不一，即使民主党内部亦未能一致。任公以为此乃不受领导的结果，愤然欲退出党事。此为第一次的情绪起伏。民国三年前后，袁世凯压迫政党，任公再度表示消极。及袁氏称帝，任公决心反抗，为了避免连累进步党人，宣称脱党。这固然出于一片善意，实则影响甚大。进步党一向以任公之马首是瞻，虽不居党魁之名，却有党魁之实。尤其黎元洪公开宣布脱党之后，任公已为全党所属意。今随着宣布脱离而去，群龙无首，党势涣散，此不能谓不是原因。

为了讨袁而宣布脱党，固为权宜之计，但讨袁之后，何尝不可再以堂堂的旗鼓重整党势。然任公不此之图，进而宣布不党，党人之气馁益甚。事实上任公并非真正不党，宪法研究会之组成，即在讨袁之后实现，研究系之名亦自此始。系（Faction）与党（Party）在理论上有别。政党政治由任公而提倡，国人多已有所了解，视组织政党为光明正大的举动。“搞派系”则不为正人君子所取。今任公不正面提倡政党，反而“搞起派系来了”，此在人们观感上已有所不同。

第四，任公与国民党之间的隔阂与仇恨，使两党明争暗斗，弄到两败俱伤。此事，下文将有详细讨论，但很明显的，个人的恩怨影响了政党政治的发展，这是很不幸的。

第五，进步党内部分子复杂，影响团结。进步党由三党合并而来，三党虽均趋向温和，然温和程度不同，难采一致态度。任公为了实现两大政党的愿望，为了抗衡国民党，只问党势之扩张，不问实质之良窳。汤化龙、孙洪伊等人曾要求合并对象有所选择，任公则委曲求全，来者不拒，结果表面虽为一党，内部则良莠不齐，潜伏分裂危机。民社分子之退出，是第一次之分裂。讨袁时期，任公南下，王揖唐辈则表示拥袁，一时进步党赞成帝制之谣言甚嚣尘上。王揖唐等投机取巧，终其一生，未有例外。当初纳之一党，已隐伏了祸根，而容纳王氏，盖为任公的主张。

进步党中的汤化龙、孙洪伊等中坚分子，他们的声望固不如任公，但他们在政治圈中的活动，则不一定比任公逊色，因此大家的见解也就无法要求一致。民主党原以汤化龙为主席，汤氏并不十分同意与共和党合并，因其与共和党中的民社一派原有许多不愉快的过节。合并之后，民社分子退出，显然与汤有关。任公表面不说，内心难免归咎汤氏。梁、汤虽然始终合作，然似未完全糅为一体。讨袁时期，任公去西南，汤则滞留于上海。显然两人的反袁积极程度，多少有所出入。民国五年国会恢复，任公组宪法研究会，汤则别组宪法讨论会。研究、讨论，区别何在？如果彼此没有嫌隙，何必各自组会？这一点小小的异同，多少影响了进步党的团结。

至于孙洪伊，此君才气纵横，趋于进取。其联好任公之意，始于立宪运动期间，两氏信函频仍，观念上颇能调和一致。任公之与立宪派人往还，参加立宪派在民国元年的政团组织，孙氏多所鼎力。政党合并，孙亦卖力奔走。但进步党组成之后，孙氏未能获选为理事。区区一党务部副部长，岂在孙氏眼下！进步党之未能予孙氏适当位置，又隐伏了另一分裂危机。讨袁时期，孙氏滞留上海，与国民党往还，思想转趋激进。讨平帝制之后，孙氏拥有部分进步党人的支持，又与国民党成连袂之势，独树一帜（所谓韬园系）。进步党之势弱，孙氏的分离颇有关系。以后任公支持段祺瑞，而孙洪伊则反对之，竟成南辕北辙。

以上种种，或多或少都是影响进步党兴衰的原因。加上袁世凯之压迫政党，北洋军人之自划圈子，终于逼使任公退出政党，同时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二）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隔阂和冲突

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政体，接着有国民与进步两大政党的出现。自外观上看，似乎这是一个好的征兆，即使是美国革命之后也没有这种迹象。袁世凯装得很雍容，颇有以华盛顿自任的味道。孙中山和梁任公，是当时最具世界知识的两党领袖，恐怕杰弗逊和汉弥尔登都无法望其项背。但是杰弗逊和汉弥尔登能奠定美国两党政治的基础，中山和任公却难于使其政党政治理想实现。国民党和进步党的建立，本是一个好的开始，何以仅是昙花一现？吾人今日来探讨此一问题，不禁掷笔三叹！盖两党政治之不果，实由于康梁派与同盟会自清末以来，久远的居于对抗地位，因此任公与中山也就难免于恩怨关系。这一个故事是发人深思的。

1．梁启超与国民党的隔阂和仇视

著者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一书中曾经指出，梁任公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子汉。戊戌变法之失败，使他一度思想激进，也要革命，所以曾经说出“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的话。当其亡命至日本，与孙中山见面，立即共同携手，要以革命来救国。他一面四出奔走，一面为文鼓吹，其所倡导的破坏论（即革命论）不知风靡了多少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甘心为这一个理念去抛头颅洒热血。但是正当他的言论深深影响国人之际，不旋踵间他转过方向，告别了革命的阵营，由激进而温和，主张君主立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原因甚多，而其中之一，是与中山有所误会；由误会而隔阂，由隔阂而仇视，愈演愈甚，以至没有调和的余地。到了民国，中山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公拉拢温和派，组成进步党。两党竟至“兵戎”相见。

任公一派与国民党的冲突，基本因素是缓进与激进的不同。任公与温和型的士大夫结合之后，一切以缓进为原则。而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虽然已经渗入了若干转趋温和的因素，但是中坚领袖依然抱持勇往直前的态度，未尝稍改其“宁为玉碎”的精神。因此，两党的主张时有南辕北辙之处。譬如国民党宣称“主权在民”，任公则谓“主权在国家”，前者是分权的，后者是集权的，显然针锋相对。

在政治理想上有所差别，本来是个好现象，堂堂旗鼓，正是当仁不让。但两党的冲突，理想与行动之外，尚有感情的因素。民国初年，少数革命党人指斥立宪派阻挠革命，对那些在武昌起义后曾经协助过革命的人，说他们混进了革命阵营。立宪派人亦多少带着几分自卑的心理。当革命党人炫耀其革命果实——共和——时，缅怀君主立宪前尘，亦不免相形自惭。一种自疚的心理，渐渐有所不安，由不安而自卑，由自卑而转向反抗。任公的“新民”、“破坏”论虽然对革命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是他已远离革命阵营。无论如何强调自己在革命运动中不后于人，但革命不成于其手，亦不免有怅然若失之感。当其初自日本归来的时候，这种心理尤为强烈。他怕别人看不起他，随处要把自己的境遇与革命领袖比较一下。譬如他记归国时所受的欢迎说：

日来所受欢迎，视孙〔中山〕、黄〔兴〕过数倍。彼等所受欢迎会不过五六处，吾到后已十余处相迎。发表之演说，本非甚佳，都以为得未曾有。

又说：

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孙、黄来时……极惹人厌。吾乃扫其秽气。……〔孙、黄〕每演说皆被人嘲笑，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

这种说法，无论其真实性如何，过分自我强调，反而流露了心理上的不自然处。当时国民党也曾开会欢迎他。他自记接受欢迎经过，更流露了他的自卑心理：

国民党见各党欢迎，彼虽恨极，亦不能不相敷衍。同人恐其乱暴，皆阻勿往。然吾决然行，不能示人以怯也。

其实欢迎他的，多为国民党的温和派。

部分国民党人曾有重修旧好之意，两方亦有所接触（详后）。但是往日的嫌隙未除，新的误会却在不断加增。最为重要的一事，宋教仁之被刺，任公一度被指为嫌疑之一。不得不发表“暗杀之罪恶”一文以洗刷之。他自己亦为个人安全而严加戒备，其天津住宅“加派警察，保护极周”。入京时，车中一切布置严密，入京后，则派宪兵护从。四年5月，任公返家乡新会为父亲祝寿，谓有“乱党”欲对其不利：

吾此行返乡有极危险事。……盖有乱党九人，各挟爆弹，拟到乡祝寿，为侦探所尾，在离江门一站之车破获，兵官死一人，伤八人。

任公此次返乡，“军队环卫者四百余，其在附近一带巡缉者复数百”。沿途又“护以小兵轮三只，军队随行者约二百人。新会军队相迓者，闻尚有百人云”。暗杀事件是双方距离增大的又一原因。

以上所述，无论是历史陈迹的恩怨，或者是理想上激进与温和的差别，都必然会激起敌对与冲突，何况还有生命安全的心理负担。任公与中山之间的裂痕无法弥补，乃由个人的冲突扩大到团体的冲突。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勾心斗角，正面侧面，明处暗处，盖难中止。下面的例子，可为具体的说明。

2．两党的正面冲突

从开国到二年7月，两党比较，国民党握有较多的实力，是胜利者，占尽上风。进步党未合并之前，力量分散，且“开国无功”，处于下风地位。国民党人攻击进步党，宣布对方君主立宪的罪名，振振有词。进步党没有还击的余地，惟有讽刺国民党为“新贵”、为“暴烈分子”。这种意气之争，最伤感情。立宪派人本多士大夫阶级，惟恐人言其对国家民族没有贡献。革命党人初握政权，亦难容忍他人的批评。在较占势力的情况下，既蒙暴烈分子的恶名，果然老拳相向。愈打愈决裂，愈决裂愈打，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立宪派被打，最早发生于革命前四年（1907），张继等之捣毁政闻社。武昌起义后，林长民等被指混进了革命阵营，遭受人身攻击。元年7月，田桐、仇亮等率众二十余人捣毁国民公报，殴击徐佛苏等人，是民国建立后最严重的一次大打出手。民国二年、五年，两党在议会中的冲突，由口舌之争而至奋臂格斗。兹将民国以后之几次冲突略述如下：

（1）国民公报被捣毁事件：《国民公报》原为立宪派在北京的机关报，民国以后，时有不满于同盟会之言论。元年7月6日，该报闻同盟会即将改组政党，刊时评一则多所讽刺，无异辱骂：

中国此次革命，同盟会原无尺寸之功。革命事成，同盟会乃乘机窃势，毒我民国，其罪恶实不可胜数，溯自南京所设假政府以迄今日，国人汹汹，道路沸腾，所欲以性命相争者，何一非同盟会所行之亡国政策欤！我人试再间日一思，此数月中所谓国政大计者，有一不涉于同盟会之事者乎！故若此误国害民之同盟会，不改善则中国永无宁日矣！近闻同盟会有改组之说，记者不仅为该会贺，深为中国前途贺。意者，天心厌乱而使同盟会有此改革之举欤！然闻同盟会中贤达，每为不肖者所挟制；而明智者又尝为愚劣者所排挤，故虽屡有改革之举，而并未能见诸实行。则此次改革之说，恐仍托之空言也。呜呼！时局日危，大厦将倾，同盟今果不欲中国之亡者，则急宜改革秘密之团体，勉成真正之政党，以释我国民之忧，而赎从前之罪恶，我国民有厚望焉！

这一则评论，仍是过去反对同盟会联络会党的论调之延续。但是革命告成，共和肇造，颁约法，定政体，自不容以“窃势三国”为讽刺。因此引起了同盟会机关报主持人田桐（《国光新闻》）、仇亮（《民主报》）、白逾桓（《国风日报》）等人的愤怒，乃约集二十余人，前往国民公报质问“南京所设假政府”一语之所指。《国民公报》负责人徐佛苏谓：“假者‘假定’、‘暂’之意。”当然不能搪塞，田等即呼众捣毁报社内机器什物，并簇拥徐佛苏及主笔蓝公武等往巡警厅，要求管押。兹事发生突然，纯属意气之争，几经调解，始告平息。

（2）民国二年国会两党之争：二年5月，参众两院讨论2 500万大借款案，国民党议员认为借款案未交议院审核，政府咨文于法不合。进步党议员则谓该案在临时参议院时期已讨论通过，主张及时借入，监督用途即可。双方一言不合，即大起冲突。5月7日，国民党议员陈策、吕复以铜墨盒抛掷副议长陈国祥（进步党）未中。兹选录报导一则，以见冲突之一斑：

今日〔二年5月7日〕众议院开会……国民党硬主将政府咨请备案原文立即咨回。副议长〔陈国祥〕谓照例须将款书表决，此时无权遵办。谷钟秀为一场恶劣之演说后，国民党遂痛骂议长，叫打之声不绝。吕复、陈策立用墨盒飞击未中，并有人欲出手枪。陈副议长退席，众欲殴〔秘书长〕林长民。林退，遂群围议长室，辱骂叫打。先此，国民党休息室中已有人主张非将他们打死几个不可，故激烈如此。今日进步党提出惩罚问题，非此即不到会。参议院亦因〔国民党〕王正廷与〔进步党〕刘成禺冲突，马君武叫打喧闹而散。

5月13日，国民党议员卢元弼与进步党丁廷蹇再度互殴，双方严厉对峙。张继等继续在参议院中指责大借款案，刘崇佑等则以文字公开驳斥张氏所言。任公亦发表谈话，支持进步党人。

及二次革命爆发，进步党即主张武力讨伐。讨伐案先由任公召集进步党议员240余人讨论通过。进而由汪荣宝、王敬芳等在众议院中正式提出。此在革命党眼中，无异于为虎作伥。两党水火不容，至于此极。

（3）民国五年议院中之冲突：讨袁之役，双方相濡相湿，但到五年8月国会重开，濡湿之情不再，为省制问题，再起冲突。国民党主张省制明载宪法，省长民选。进步党则执相反意见，谓省制无须加载宪法，省长亦不宜民选，任公发表谈话支持。两党针锋相对，12月8日，宪法审议会中大起争执，竟至再度动武，“墨盒椅子乱飞，叫骂之声四起；受伤议员纷纷投请法院验伤，并提出控诉”。这是民国二年以来两党交锋对垒的重演，以议场为战场，再也没有协调的余地。到了民国六年之对德宣战案，进步党主张宣战，国民党否之。段祺瑞因宣战案不获通过，主张解散国会，进步党附和，于是有北洋军人的蚌埠会议，推张勋带兵入京，演出复辟闹剧。及段祺瑞马厂誓师入都平乱，任公实为主谋，两党仍无调和余地。

3．对抗国民党的策略

进步党与国民党在议院内外的种种冲突，双方各取对抗之道。任公所采用的战略，可以用“削弱、排斥、孤立”六字概括之。此一战略之运用，因时因势而推移。元年至二年，联袁世凯共同抑制而弱其气势，六年，联段祺瑞而加以排斥，七年以后，则联陆荣廷等以孤立之，颇有步步进逼之势。

联袁世凯削弱国民党势力时期，任公常谓：国中有两派危害国家的势力，一为“腐败官僚”，一为“暴民集团”。所谓暴民集团，即指国民党而言。任公在私人的信函中，则更称国民党为“乱党”、“贼党”，这种“力言（国）民党为暴徒”、“诛伐暴徒以自效”的言论，对当时的人心颇有所影响。因为革命之后，一般人以为异族已除，理当回复安定，恐惧再次动乱，今任公既以国民党为乱党，在他那枝常带感情的笔下，有时且使人对国民党发生不同情乃至嫉视仇视的心理。

对袁世凯，任公另有一套说词。他将国民党分为激烈与非激烈两派。激烈派为“纯属感情用事者”，“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这一派人，决“不可阿顺之”。非激烈派为“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可以吸收过来，组一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这种二分法，显然有促使袁氏分化国民党的意味。

但是袁氏与任公的看法并不一致。袁氏欲置国民党于死地，任公则旨在削弱其势力。民国二年11月袁氏没收国民党议员证书，决意去之而后快。但任公则不欲毫无选择地加以排挤，他认为至少应当维持国会所需要的法定人数。没收议员证书前，任公曾致袁氏一函，表达个人的一些基本看法：

前日因公余俱乐部所逮捕之人，有数议员在内，国民党中大起恐慌。其议员纷纷出京，其党中魁桀之主持阴谋者，即思利用此时机，以消极的手段破坏国会……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彼辈破坏之目的达矣。……启超之意，以为彼党中与闻逆谋之人，诚不能不绳以法律，然与闻之人，实什不得一二，其余大率供阴谋者之机械而已。但使此辈不散至四方，则将来吸收之，使归正轨，为道正多。今最要者……则以维持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为第一义。现进步党已从各方面极力设法，尤望大总统更将尊重国会之意，一为表示……以释谣诼。

此不仅看出任公联袁反国民党的政治运用，同时证明了他对于国会所持的态度。时人有谓任公为主张解散国会者，似属不确。另一种说法，谓熊内阁与任公均反对解散国会，而被迫副署解散国会令。《张謇日记》透露，国民党议员被解散后，任公、汤化龙及张謇曾联袂谒袁，要求以候补议员递补，俾维持国会于不坠。任公有政党政治的理想，此时尚不欲置国民党于死地。

民国五年国会重开，任公以为民国再造，两党曾经艰苦奋斗，得来不易，应可互相提携，共襄建设大业。不意旋又敌对如故。任公以为与国民党已无合作之可能性，不惜暂时放弃两党政治的理想，决心排斥国民党于政坛之外。讨平复辟之后，机会来到，以国会分子不良为理由，联合段祺瑞共同改造国会。他说：

国会以分子不良之故，激酿巨变，至再至三，再言规复，国命危险实甚。

所指之不良分子，便是国民党人。如果再将旧国会恢复，国民党“口衔天宪”，种种借口，仍将不可约束。不如干脆另组国会，将国民党排斥于北京政坛之外。民国六年之再度召集临时参议院，七年出现的所谓新国会，与任公的主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改组国会的结果，任公虽然达到了排斥国民党的目的，殊不料进步党（时人称研究系）在新国会中同样落空。国民党退守两广，高张护法大旗，南北自此分裂。任公不因此而止，他致力拉拢两广军人陆荣廷、陈炳焜等，欲进一步孤立国民党人。若非段祺瑞强行武力统一，与陆荣廷的地盘观念发生冲突，国民党在两广是否能立足待时而起，确为一大疑问。然无论如何，任公的孤立政策，使陆荣廷等与国民党貌合神离，此后六七年间，国民党未得发展，不能说这一点不是原因。

4．两党调和与携手的可能性

任公与国民党，始终冤仇不解，令人不胜叹息。张君劢曾经批评过：民国的政治，设若中山与任公携手，必然有所不同。他认为他们两人所知道的政治艺术，比同时代任何人为多。张氏追随任公多年，对中山的主义亦有深刻的认识，事后有此看法，应该是含有相当正确性的。事实上，民国以来两党的接触，并非绝无调和的余地。以下所述，可为例证。

（1）化除嫌隙的机会：元年1月17日（时清帝尚未退位，但临时政府已在南京正式成立）汪兆铭致任公一函云：

任公先生执事：兆铭前此为反对君主立宪甚力之人，以此之故，致唇舌笔墨之际，往往开罪于先生，其实于先生之为人，未尝不心焉向往也。今者以国民之力，使中华民国立于大地之上，兆铭敢决先生必不以其与夙昔宗旨相歧之故，而不愿其有成。此其取证，盖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想先生必不以为谬也。今方共和之治，毕露萌芽，中国前途悲观乐观，交萦于爱国者之胸中，以积学养望，夙以指导国民为念如先生者，其可无以教之乎？吾党之士，于此常有含义未申之苦，兆铭冒昧辄为一言，如先生不以为不可教，乞赐覆书，是所深祷。此上即请道安。后学汪兆铭顿首。

在这封信之外，又附了2 000银元，两者均由任公之高足范源廉转致。范氏对任公说：“渠（汪）心无他，惟有诚实仰慕之一念。”汪兆铭坦诚表示旧日政见异同不足为拥护共和之梗，甚希望尽弃前嫌，自此携手，为民国的建设而努力。据云汪的举动原为中山之指示，如此看来，是国民党先有言归于好之意。任公对此似无反应，盖此时尚滞留日本，亦未放弃其虚君共和的言论。

元年10月，任公自日本归国。黄兴曾迎至天津，颇有修好提携之意。不幸任公的坐船因浪未能及时进港，黄氏空等一日夜而去。黄兴以为任公有意避不见面，无形中又增加了一层误会。但是国民党人如刘揆一、章士钊、彭允彝等人，亦主张联任公组党，或推之组阁，又显现了两党化除芥蒂的机会。

（2）国会中的调和：虽然种种接触并未得到结果，但是多少发生了一些影响。任公自倡议政党政治开始，便主张与国民党协商。因此，初时两党颇能妥协一致。国会即将正式成立，双方所考虑的问题，在如何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时进步党尚在酝酿中）竟能与国民党组织一宪法讨论会，各推代表8人，定期出席讨论。从二年2月18日至3月18日，先后4次会议，颇能达成若干协议。譬如日后争论不已的地方权限问题，此时均同意不在宪法中加以规定。责任内阁制则为共同一致的要求。第四次会议讨论到总统当选所需要的票数问题，国民党主张过半数即可，反而是共和、民主、统一等三党要求议员总额的三分之二。可见当时甚能本诸信仰，心平气和议事。国民党似乎尚未想到袁世凯志在必得，而不欲在选票上加以限制。

宋教仁被暗杀之后，局势顿呈不稳，然国民党之孙毓筠与民主党的汤化龙、共和党的黄为基等能实时组织一国事维持会，显示各方面皆不愿因宋案而牵动大局。不幸国会开幕之后，议场之内，意气纵横，进步与国民两党大起冲突，协商的气氛完全破坏。但希望有所调解者，依然大有人在。《时报》曾刊“论进国两党接近之可喜”一文，鼓励双方和平相处，不幸并未发生作用。

及袁世凯蹂躏政党，两党始觉悟鹬蚌相争，必至两败俱伤，再有协调和衷共济之感。民宪党之组成，便是两党有远见者之创意。《时报》对民宪党的报导谓：

自南北用兵后（指二次革命）……政党间忽有新党发生之事，据本社调查，确有新党……名曰民宪党，其分子则多为国民、进步两派之议员，其中颇有负时誉之辈。……其结合之原因，与其谓为政见之结合，毋宁谓为同病相怜之结合。盖此二派之议员，久在会场互为政敌，其政见之不同，已昭然若揭。而今日忽得此意外之结合，盖以此二派诸君均对母党有不满足之意，其情境正同耳。……此新党之前途，其能树大党之旗帜及有左右议会之能力与否，虽不可知，而其中多富有文采之流，将来必能在议会舌战几场，稍露头角，则可预言矣。

国民党议员钟才宏说：

自此〔袁世凯当选总统〕以后，议员咸感袁氏羽毛丰满，其势力实不可轻侮。两党均警觉鹬蚌相争，袁氏坐收渔利之危机，因有捐弃成见，共谋休战之尝试。乃由两党各推定十人，磋商合作，筹组民宪党。

可见两党仍有愿意携手之士。但此时始言合作，为时已晚，无法阻止袁氏解散国会。国会解散，两党先后失势。

（3）讨袁合作：帝制运动发生后，任公首倡讨伐，两党携手的机会至是成熟。任公曾辗转联络黄兴，要求合作。黄欣然表示愿意“更好”。五年3月4日，任公自上海乘日本轮船去香港。3月7日，国民党林虎来船上谒任公。3月11日，李根源、杨永泰等4人来访，揭开了两党合作的序幕。任公对双方商谈合作有所感想，其“从军日记”谓：

港中党人领袖李印泉根源、杨畅卿永泰等四人来访，谈极畅，且极沆瀣。盖此次各派皆经淘汰，去莠存良，其良者皆饱受数年来苦痛之教训，客气悉除，误解一扫，人人各自忏悔其前此之所为，温和派有然，激烈派有然。此佳朕也。

当然，此次的合作，大部限于国民党的欧事研究会。该会为拥护岑春煊之组织。李根源、林虎等之来访，盖由于任公与岑春煊先已有接触的关系。岑氏与袁世凯为政敌，因此入国民党与袁对抗，属国民党之温和派。任公与岑本无渊源，不过彼此心仪而已。讨袁事起，岑自南洋返国，拟入粤不成，转赴上海，任公即迎之同居一处。任公拟拥岑主持讨袁大计，曾提议其入滇坐镇，盖因名义不得解决而作罢。由于任公的推诚相见，所以岑氏极力促成陆荣廷与护国军的合作。两广都司令部及军务院的人事分配是两党合作的具体事实，尤其是唐继尧与岑春煊之分任正副抚军长，任公为政务委员长，名义给了西南军人，实权由国民党与进步党平分秋色，益显出三方面的推诚合作。蔡锷与李烈钧之分任前敌，尤见进、国两党之不畏艰巨。

军务院组成之后，任公似感两党前嫌尽释，而希望自此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他说：

夫前此党人之良莠不齐，与党议之意气过当，无论何党皆所难免也。比年以来，经诡剧之淘汰，受苦痛之教训，其志行薄弱者早已堕落无余，其操术褊躁者亦复颠蹶不振，而所余温和急进两派中，不忘国难之诸人则皆深悟。其前此意气之各有所偏，举措之各有所谬，反躬忏悔，常蹙然若无以自容，后此共济艰难，安肯更寻覆辙。……党争旧祸，可决其根株之全绝也。

在此必须指出，讨袁之役获得成功，若非两党推诚合作，决难致之。陈训慈的“革命史上护国之役”说得好，讨袁是“三种力量的合流”，“一是蔡锷、梁启超与戴戡等所代表的进步党的力量……二是西南数省军人的力量……三是国民党的力量”，盖为平情之论。

讨袁之后，国民党与进步党之温和派几已无界限之分，且传说有合并组织一党之议，任公对国民党人如李烈钧等，多所推许，希望过去的经验能导致长久的共存共荣。他曾有以下的谈话：

数年来政局经数度之翻覆，我国人实领得一种最良而最切之教训。此教训维何？曰：凡政治之作用，当许容异种之势力同时并存，且使各得相当合法之发展机会。此不磨之原则也。苟强违反此原则，一种势力伸张过度，而使异己之势力感压迫而起恐慌，甚或滥用势力以图鏖灭异己之势力，则其结果必反动而招自灭。此种教训，当同盟会全盛时代一领得之，当袁世凯全盛时代再领得之。现在国中凡与政治有关系之人，皆饱受此种教训而悟得一原则。若能各方面常常提醒，制其血气之勇，则政治之进入轨道，当不难也。

但两党的合作已近尾声。国会重开，国民党的激进派与进步党再起冲突。民国六年以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逼得岑春煊、陆荣廷等与国民党的激进派合作，而放弃与进步党的关系。

检讨任公与国民党之间的恩怨，双方并非没有合作的可能性，但合作至某种限度而止，而且皆在他种势力逼迫两党难以求生的情况下始能合作。一旦各有发展机会，则相濡相湿之情随即消失。因此有谓国民党与进步党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者。大敌当前则共同携手，平时则高倡理想，各不相让，更不惜“兵戎”相见。中山与任公之间的嫌隙始终未能化解，便是旧怨复萌，理念上激进与缓进不同之故。

5．两败俱伤的恶果

任公与国民党对抗，最初本着两党政治的理想，以削弱对方的势力为原则，此证诸于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议员，任公持维护国会的态度可见。但国民党既被解散，两党政治的理想即告落空，适足以助长袁氏的独裁而已。民国五年国会重开，两党冲突益甚，任公叹两党政治尚非其时，因此而放弃理想，采取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主张改造国会。他以为创造一个新的国会，有所控制，或许会发生合理的对抗势力。不料改造国会的结果，自身亦被排挤。检讨进步党与国民党的这一场斗争，为时五年，结果两败俱伤，鹬蚌螂蝉，正好为他人所算。民二之争，为袁世凯所利用，民六之挺身改造国会，不惜承担破坏国会之名，实不啻为安福系、交通系火中取栗。论进步党被袁世凯所利用，时报说得甚为深切：

袁之摧折革命党〔即国民党〕也，其先实利用宪政派〔即进步党〕以弱其势。宪政派亦感于革命党之逼也，亦思利用袁力以排之。及革命派既倒，宪政派亦受极端之高压，气象索然，又为被利用者。

任公所领导的进步党欲藉袁世凯的势力削弱国民党，反为袁世凯所利用。国民党被排斥，进步党亦不保，熊希龄内阁之夭折即为明证。所以《时报》在另一则评论中又说：

今日之政党，无论其为国民党进步党，皆已处于完全失败之地，其独占胜利者，惟超于政党之外，藉行政机关之力一人而已。其人惟何？则袁总统是矣。

论民国六年任公之坚持另组国会，时人称此举徒增时局之混乱，盖国民党为进步党所排挤，进步党又为军人与政客所排挤，国家前途几断送于军人与政客之手：

借进步党之力以倾国民党，更以交通〔系〕与武人之势力以倒进步党。今后惟以交通与武力掌国政。其结果则乱借款、乱练兵、乱发纸币、乱加租税，国会之有无，与民意之如何，皆不必问……吾观之国家之前途如是而已。

这是两党冲突之另一恶果。

最近有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冲突（social conflict）并不完全是破坏的作用，亦有其促进社会变迁及进步的一面。我们相信这种说法在某种限度下有其真实性。譬如进步党与国民党的信仰不同，有其倡导的理论根据。当他们宣布自己的“是”，对方的“非”时，人们的观察与体验，自然有所辨别，有所选择，有所蜕变。这种蜕变，应当视为进步的。任公的言论，其魔力虽已不如清季，但仍然有其刺激的作用，他笔下的“烟士匹里纯”仍然是够人受用的。但是得失两相比较，冲突所付出的代价太高，所发生的恶果太大。两党的心智未见用于国家社会之建设，相反地却消耗在议场甚至“战场”上去了。最后两败俱伤，才发生帝制，才有军阀之糜烂国家。所以这一场冲突是害多于利的，是令人叹息的。

1. 见本书第一章。
2. 详次节。
3.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7。
4.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7。
5. 宪友会之分裂，原属必然，因为他们本有激烈与温和之不同，理想之未尽一致，参看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页89—108。
6. 张嘉森致函任公，谓“昔日宪友会同志在上海发起一共和建设讨论会，颇属望于先生。”丁文江谓：共和建设讨论会“隐然有以先生为该会党魁之意”。俱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73、379。
7.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页56—57、98—102。
8. 杨玄炯，《中国政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37），页55。
9. 孙氏致任公函件，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宣统三年至民国二年。
10. 第一次发布“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见《时报》，1912年5月7日；第二次发布“财政问题商榷书”，见《时报》，1912年7月1日；第三次发布“吾党对于国民捐之意见”，见《时报》，1912年8月3日。
11. 民主党合并之经过，见《时报》，1912年10月22日至31日各日新闻与专栏报告。
12. 共和党曾来联合为一党，汤化龙等不愿。见《顺天时报》，1912年11月3日。
13.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18。
1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29，页8。
15.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94。
16. “民主党宣告党员书”，《时报》，1913年3月12日。
17. 民社之不满同盟会，主要在权力之争。民社为辛亥革命之首义者，革命后未能受到临时政府之重视，因此积怨。见万鸿喈，“民社成立与黎袁勾结”，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册2，页106—109。
18. 民社刘成禹谓：“渠（同盟会）诋吾党为保皇党，吾必尽拉保氏入党，看渠奈我何？”（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00；《时报》，1913年3月5日）又谓：黎元洪因不能亲身入京指导共和党，因指定孙武、孙发绪邀任公入党，主持政务。
19.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71—372。
20. 同上书，页407。
21.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14。
22.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页123—126；《时报》，1913年4月28日。
23.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16、418。
24. 据统一党王绍鏊的看法，王揖唐、王印川等的统一党，与章炳麟是两回事。见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政党回忆”，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册1，页403—404。
25. 《时报》，1913年4月28日。
26. 《时报》，1913年4月28日；又见1913年4月24日。
27. 任公称国民党为暴民集团，见第一章。
28. 任公谓“民主党二三狂傲之辈几受殴击”，盖指此事。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19。
29. 《时报》，1913年4月25日。
30. 《时报》，1913年4月28日。
31. 《时报》，1913年6月17日；王绍鏊，“辛亥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册1，页406。
32. 梁、袁关系，见第三章第一节。
33.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12。
34. 《字林西报》谓各党均受袁津贴，转见《时报》，1915年2月26日；周素园，“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正误”，《革命文献》，辑47：讨袁史料（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页75。
35. 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饮冰室文集》30，页59—82。
36. 进步党宣言书：“政党政治，以两大党对峙为原则，必有一党焉能以独力制多数于国会，然后起而执政；失多数则引退以避贤路，而自立于监督地位。两党嬗代，以多数民意之向背为进退，则民视民听之实克举，而政象日即于良”。（《宪法新闻》，期6（1913年5月18日），页11—15）与任公之理论几完全一致。（任公论两党政治，见第一章）
37. 《宪法新闻》，期6（1913年5月18日），页11—15。
38.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页200。
39. 详见《中华杂志》民国三年各期。
40. 刘荔翁，《民国政史拾遗》（台北：刘幼蘅发行，1954），页34—36。
41. 任公曾提到训练党员一事（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15），但详情不可知，要为政党理论之灌输或精神讲话。任公曾训勉党员，谓健全之政党宜遵守下述信条：（1）忌党内有党；（2）万事公开；（3）党员勿自居客体；（4）党员戒自由行动；（5）勿争小节等。（见梁启超，“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文集》30，页18—28）可以概见一斑。
42. 熊内阁9人，5人为进步党。
43. 如大政方针出于梁之手笔（见梁启超，“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饮冰室文集》29，页109—124）；又谓其主持司法部务期间，“排日到总统府、国务院、司法部三处（办事）。”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27。
44. 见第三章第一节。
45. 袁氏死后，梁任公与孙洪伊等均宣布不党，汤化龙则谓“中国之有政党尚非其时”。见《时报》，1916年7月15日。
46. 5月15日任公在上海得悉其父于五年3月14日逝世，因即立电军务院和各都督司令，请辞本兼各职。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94。
47. 见第四章。
48. 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 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p.91 113．
49. 参见第八章第一节。
50. 谢彬，《民国政党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页54；《时报》，1913年5月7日。
51. 进步党之名义理事，多为地方行政长官。见《中华杂志》，卷1期3（1914年5月16日）。
52. 徐树铮电稿，足以证明徐氏及安福系的小圈子活动。详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53. 梁启超，“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文集》30，页18—28。
54. 民国四年1月，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宣称：“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为中止。”（见《大中华杂志》，期1（1915年1月12日））是间接宣布脱党。同年9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者”一文之前，正式宣布脱离进步党：“鄙人前岁组织进步党，被推为理事，忽忽经时，愧无贡效。顷养疴津寓，党事久不闻问，除致函本部辞去理事职任外，并宣布脱党，此启。”见《时报》，1915年9月4日。
55. 黎元洪脱党电，见《时报》，1913年12月28日。
56. 《时报》，1916年7月15日。
57. 关于民国初年的派系，见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 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pp．1 3，27 58，239 244。
58. 详见次节。
59.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页123—126。
60.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宣统二年至民国二年。
61. 民国三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致力于讨袁护法诸役，至此拟吸收孙洪伊等入党，并恢复国民党的党名。但孙洪伊始终没有正式成为革命党员。
62. 参看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三至五章。
63. 激进与温和的定义，著者尝有所解释，详见拙著“辛亥革命时期领袖群的进取与保守”，《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卷4期7（1971年7月）；P'eng-yuan Chang，“A Typological Hypothesis on the Elit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The Journal ofthe Oriental Society ofAustralia 9：1 2（1972 1973）。
64. P'eng-yuan Chang，“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Journal ofAsian Studies 37：2（translated by Andrew J．Nathan）．
65. 临时约法在革命时期制定，采主权在民说。任公之“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采主权在国家说。分见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页8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30，页60。
66.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09。
67. 同上书，页410。
68.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09。
69.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15。
70. 梁启超，“暗杀之罪恶”，《饮冰室文集》30，页7—11。
71.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15。
72.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52；《时报》，1915年5月13日报导谓：“梁启超回乡为父祝寿，乱党伪为官吏往贺，密运炸弹至公益埠，改装火车运往新会，中途为官兵发觉，乃发炸弹伤官兵七人，毙乱党一人，捕七人。”
73.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51—452。
74. 梁启超，“共和党之地位与态度”，《饮冰室文集》30，页23。
75. 章太炎，“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民报》，号17。
76. 张謇，“为时政致黄克强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卷4，页4—5。
77. 转见《时报》，1912年7月16日。
78. 《时报》，1912年7月8日。
79. 《时报》，1913年5月9日。
80. 《宪法新闻》，期8（1931年6月1日）。
81. “进步党大会记”，《申报》，1913年6月19日。
82. “党务报告”，《中华杂志》，卷1号7，1914年7月6日。
83.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页149。
84. 梁启超，“与报馆记者谈话二”，《盾鼻集》（台北：中华书局，1961），页139。
85.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三联书店，1957），册3，页84—85。
86. 梁启超，“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文集》30，页19。
87.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23、452。
88. 周素园，“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正谬”，《革命文献》，辑47：讨袁史料（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页75。
89.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82。
90. 同上书，页422—423。
91. 《时报》，1913年11月27日；任公与张謇、汤化龙等谒袁世凯，要求以候补议员递补，俾维持国会。见张謇，《张謇日记》（香港，1968），1913年10月10日。
92. U．S．D．S.893.00／2032．
93. 张謇，《张謇日记》，1913年10月10日。
94.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526。
95. 任公致陆荣廷、李耀汉等电，指责国民党“破坏统一，遗患吾粤”，劝说勿与之合作。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526—529。
96. Carsun Chang，The Third Force in China（New York：Bookman Associates，1952），p.45．
97.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63。
98.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63。
99. “黄兴致石醉六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号，页169—170；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页103，对此亦有所报导。
100.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页103。
101. 梁启超，“共和党之地位与态度”，《饮冰室文集》30，页23。
102. “四党宪法讨论会记事”，《革命文献》，辑41：民国初年之国民党史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7），页234—256。
103. 《时报》，1913年4月19日。
104. 《时报》，1913年6月28日。
105. 《时报》，1913年10月21日。
106. 郭廷以、沈云龙访问，谢文孙、刘凤翰记录，《钟伯毅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页32。
107. “黄兴致石醉六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号，页169—170。
108. 梁启超，“从军日记”，《盾鼻集》，页124。
109. 欧事研究会有黄兴派之李根源、李烈钧、耿毅、冷遹、童孝准、欧阳振声、程潜、陈强、程子楷、彭允彝、钟才宏等，因欧战之起而以国事为己任。与中华革命党旨趣不尽相同。态度较为温和，故称国民党温和派。以后之政学系即渊源于此。见郭廷以、沈云龙访问，谢文孙、刘凤翰记录，《钟伯毅先生访问纪录》，页47。
110.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7），页436。
111. 前清时代，任公对岑的官声甚好，多所称道。岑亦尝大赞任公的《时务报》办得好。任公组织政闻社，吁请岑赞助，岑颇表提携之意。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页140、197—198。
112.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67。
113. 任公致蔡锷第四书云：“岑西林〔春煊〕已于四日前抵沪……乃迎来与我同寓，惟其所向颇费研究。吾力主其入滇，盖一则可以壮军势，二则彼在蜀民望尤隆，得彼遥为坐镇，将来蜀中内部之整治，裨助不小，且游说两广，亦较有力也。而西林先生颇自引嫌，有所徘徊。其后商略之结果，谓入滇后只能做寓公，以赞襄帷幄，以无论何种名义皆不居，若滇中允此条件则甚愿云云。审其意殆恐到后，有人议及位置，彼反无地自容。所虑亦有道理。……请弟〔蔡锷〕与蓂公〔唐继尧〕速作一书来欢迎之，声明但请来指示机宜，无论何种位置，决不强奉，则彼必欣然相就也。”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67。
114. 陆荣廷在前清为岑氏部属，受到不次拔擢，其控有广西，盖岑氏所赐。（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册2，页175。）一说陆荣廷之部将陈炳焜与蔡锷通兰谱，由其促成任公与陆之合作。（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474；梁启超，“从军日记”，《盾鼻集》，页121—122。）两说要皆有关系。
115. 两广都司令部组成，都司令岑春煊，都参谋梁启超，副都参谋李根源，秘书长章士钊，分别为进步党与国民党两方面人物。军务院抚军：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岑春煊、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坤、戴戡，抚军长为唐继尧，抚军副长为岑春煊，唐继尧以不能驻院，故由抚军副长岑春煊代行抚军长职权。外交专使则为唐绍仪，王宠惠、温宗尧副之。另派范源廉、谷钟秀为驻沪代表。
116. 梁启超，“军务院致各省公函”（未发），《盾鼻集》，页18—19。
117. 陈训慈，“革命史上的护国之役”，《革命文献》，辑47：讨袁史料（二），页8—10。
118.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册3，页19—20。
119. 任公推崇李烈钧，并促请政府“优加倚畀”，原文如下：“滇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劳苦功高，昔任封疆，既积经验，年来忧患饱经，益复敛才就范，似宜优加倚畀，竟其贤劳。”见梁启超，“复大总统国务卿电”，《盾鼻集》，页48。
120. 梁启超，“与报馆记者谈话一”，《盾鼻集》，页34。
121. 包天笑，“我之于两党观”，《时报》，1917年8月4日。
122. 《时报》，1916年9月24日。
123. 《时报》，1913年7月12日。
124. 《时报》，1918年1月25日。
125. Lewis A．Coser，The Functions ofSocial Conflict（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5），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