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爱读书

读书很重要

现在是网络时代，人们利用“电玩意儿”（电脑、电视、电话、手机等）多了，接触“纸媒体”少了。于是乎，大家对读书的印象和兴趣，也渐行渐远。然而，从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历程中，读书（以下专指纸质书）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是书呢？有人说：书是阳光，书是历史，书是源泉，书是良药，书是营养品……古往今来人们对书的比喻数不胜数。又曰：书有纯情，视之为“情人”妙哉。书真有趣，能与之“交友”是也。最可怜的人是与书无缘的人；最庸俗愚蠢的人是不读书的人。而读书是人类高尚的精神活动，对书的爱好也成为人的一种美德。所以，只有我们抓紧时间充分读书，才能学贯古今，融汇中西，自强不息，不断进步。

一个在中国造纸业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汉，酸甜苦辣都尝过，总有一点点肺腑之言，在退休后的剩余时间里，通过读书或曰闲话“宇宙奥秘之奇，历史明镜之鉴，行业精英之能，生花妙笔之巧，奇闻逸事之趣，亲友情爱之美”等，偶有所得，心广足矣。因此，我认为如果想提高自己的素质、水平，必须下决心去多读一些书。在这里我结合80年的生活经历，读书心得，谈一点自己的体会，供读者参考。

培养读书习惯

我自幼喜欢读书，也有波折，并非一贯。虽然小时候，因怕挨打去读书。长大后，要为保住“饭碗”而读书。可是，“秉烛夜读，良有以也”的习惯总还是有一点点的。反正“不读书、不看报”这顶帽子休想扣到“俺家”的脑壳上，我如是说。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下放到河北省固安县轻工业部五七干校，去喂猪、种地和盖房子。曾经暗地里发誓：今后绝不再读书了。“修地球，混日子，活到60岁”成了我的座右铭。然而，1976年10月我改变了这个想法。“如果不读书，我怎么活下去呢？”我又如是问。

我的读书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记得6岁那年，日军侵占武汉，我们全家“跑反”到了附近的名叫“青山”的一处乡下。那里没有学校，我混进一个“私塾”里，念了一段日子的“三百千”（指《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以及接下去要念的《论语》《孟子》……可惜没有念完。那时候，读书只是囫囵吞枣，胡背一气，几乎完全不懂。有时，我背不出，还要遭到邻座小孩的嘲笑，甚至受到被老师拿戒尺打手心之苦（记得有一次手掌被打得肿老高，无奈之下用砚台冷却消疼）。真的没有好办法呀，只好拼命地“背”。日久天长，便爱好上了读书，喜欢上了背书，养成了这个“古怪”的习惯。

退休之后，我的生活原则是“三随”：随心所欲、随机应对、随遇而安。《杨振宁传》一书的作者、北京资深科普作家孟东明先生对此“心有灵犀”，他挥毫为我题写了这句三随戏言的墨宝，馈赠给我。本着这个原则，我读书的随意性很大，不限时、不限量、不限环境，想读就读，不想读就算了，没有任何约束。对别的事情，也是如此，自由多多哟。

现在，我已年过古稀，血压不稳，腿脚不便，成日关在家里。老伴常催我出门“活动一下、锻炼筋骨”。我觉得没啥意思，不如让我在书房中随便翻翻、把过去想读而没有读完的书看一看、过过瘾，以“了却心愿”。我想，本人既非爱书如命者，也非嗜书如虫者，只是总想从读书中找点什么乐趣，找点像小时候在夏秋的傍晚，与小伙伴们去墙边旮旯逮“蛐蛐”的那种感觉，那是一桩多么惬意的事呵。

吞读、选读、挑读

综观70多年以来，老汉我总结对读书的认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叫吞读。前已述及，我打小就被迫胡乱地背了许多诗文，因为不明其理，难免词句交叉混在一起，时不时地会“犯晕”，出现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笑话，好像说相声（他们是故意）那样的串词儿、混调儿。有时候，几乎达到了“胡说八道”的境地。

到了上中学的时候，这种吞读的习惯不仅没有改掉、反而“变本加利”。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背诵李白的《将进酒》、杜甫的《兵车行》，还有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以及高尔基的《海燕》，甚至有普希金的长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这些都是我在课余独自背过的一些名篇，没有家长的督促，也绝不是老师布置的什么家庭作业，而是自我的一个选择、一种兴趣、一项游戏。简而言之，就是背着“好玩”。我甚至还与那时中学的同班同学（如现在是中山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敦煌学家姜伯勤）比过，看谁背的诗词和文章多。“个人读书的自觉性颇高”，这是本人孤芳自赏时的自我评语。

根据我的体会，学汉（字）语（文）的第一个基本功就是背书，而且背的越多越好。不少人没有注意到，背书的目标和关键，就是通过它来积累“汉语”、锤炼记忆力和培养读书（学习）习惯。结果是，一旦习惯养成，并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集富”、理解力的提高，则将受益匪浅。过去，许多家长也教过孩子从小背诗。但是在教了几首、十几首之后，不再继续下去，烟消云散，最终当然是前功尽弃、所获甚微。我小时候背书的确很苦，只是能够坚持下来，于是到了成年便有了“苦尽甘来”的奇妙效果。后来，我常常在讲课、发言、写文章时，不知怎么地一下子从脑子里蹦出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字来，“恰到好处，其言凿凿；心旷神怡，其乐融融”。依我看，家长们以好玩的心态教育小孩子背诗、背书（一定要有足够的数量，否则无果），寓教于乐，肯定是一件最简单、最实在、最经济的好办法。

第二个层次叫选读。1955年7月，我考上广州华南工学院的造纸专业。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一边倒”，对苏联顶礼膜拜、言听计从。在高等学校里完全照抄他们的教学模式。不仅基础课教材是俄文译本，而且必修的专业课，没有现成的书，又因系里的老师忙不过来，也只好临时找人翻译变成油印讲义。其中不乏有聱牙拗口之词，更多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中文字句。在这种情形下，我采取了选读的办法。所谓选读，就是攻读当时用得上的书（主要指专业书），别的书“回避”之。选读还要记卡片，专攻一点，深入发力。“好记性抵不上烂笔头”是至理名言，不可小视。遇到困难怎么办？一是找有名望的老师请教、查原文。二是找有关的参考资料。不论天下任何一种书，不可能是“仅此一本”，同一类的书，可以彼此参照，互相补充，核对完善。读书就靠勤找、勤问、勤记，一旦水到渠成，必定有所收益。1958年，我在华南工学院念“大三”时，“初生牛犊”，翻译《纤维素化学的俄文论文》居然在北京《高分子通讯》杂志（1958年2卷4期）上刊出。“大四”时，又“太岁头上动土”，撰写了一篇书评-简评《纸浆学》于1960年7月在上海《化学世界》月刊（第7期）上发表（图2-1）。由此可以看出这种选读方式的能量之大。

毕业后，我先被分配到北京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工作，不久又辗转去北京轻工业学院教书。由于各种原因，本人要讲授或辅导好几门课程，这样就使我对读书的选择更加带有“功利性”了。过去有一种老说法：在中学是“讲书”，在大学是“讲课”。大学备课不能只准备教材上那一点东西，要追根溯源、引经据典、瞻前顾后。因为备课需要找更多的参考书，所以我要经常地跑图书馆和新华书店。跑图书馆需要time，跑新华书店需要money。那些年，我既缺乏时间（每周要开好几次会，如政治学习、小组生活、院系或教研室各种会议等）也缺少金钱（每月工资56元，要养活一家），真是苦得很。回想起来，也很是惭愧和抱歉，当我的妻子在医院做剖腹产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时，单位派人四处寻找（那时还没有手机），我却还在北海公园旁边的北京图书馆里查书呢。

图2-1 简评“纸浆学”

选读是服从学习或工作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其实，鄙人的兴趣还是蛮广泛的，我喜欢的东西太多了，不胜枚举。故而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集中力量选读一定量的书来读，免得发生“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之弊端。

第三个层次叫挑读。我退休之后，没啥负担了。我对读书的要求就越来越高，我在自己“书斋”里摆有3个书柜，嵌有玻璃门儿，擦得一尘不染，查找自藏书十分方便。按老汉我的分法，这些书分为综合类和专业类，前者包括一些辞典、手册、“案头书”和朋友赠送的各种各样图书等。后者是造纸专著、科普作品以及有关的文化书籍（散文集、评论集）等。因为柜中的很多书早已读过了，所以闲来无事，随手抽出一两本，流览一番，是想起点“温故知新”的作用。谁知越看越有问题，不是这里不妥，就是那里有错。常听人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世上没有无错的书籍。俗语讲：无错不成书，真是这样的吗？

那么，我的这种挑读方式如何、目的安在？在这里不妨透露一点“小秘密”，年纪大了，老眼昏花，精力不济，读书的时间不能长，看一会就要休息。特别是版面的字体小，文字又长又多，很费气力。所以，连我家订阅的北京《晨报》，常常只看A叠第1版的大字标题，对其他B叠、C叠、D叠等一般都匆匆过目，很少细读。那么，对于一本一本的书呢？挑读并不是一字一句地从头看到尾，而是在快速流览中抓住我感兴趣的那一部分，然后像猎手瞄准“猎物”那样，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把猎物翻过来、倒过去，仔细琢磨，从中找出毛病。再拿另外的一张纸或卡片记下、加以批注，每当有所得，心中便“升腾”起一种愉悦的感觉，“甜”得很呐。挑读时一是要发挥自己所长，二是要选择相应的书籍。说白一点，就是千方百计去找“书中错”。找一点，就有一点收获，找得越多，收获越大。

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我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印发的一份资料中，提及有一位北京的造纸“专家”，他居然能看见了纸面上有“木素”（！），还振振有词地对周围的人说这张古纸的年代是如何的久远云云。这种非专业的“远见卓识”，实在让人“不感冒”，我真希望他能找一本纤维素化学来看一看，切勿冒充内行吓人，请勿误导大家视听！又有一次，在图书馆里看到某出版社发行的《文房四宝》一书，随手翻到第113页倒数第10行，原文是“宣纸有这样一些优点，一是它的白度高，一般的书写纸的白度在80度左右，而宣纸可达到90度左右……”从专业眼光来看，这句话显然是不确切的。作者是一位知名人士（隐去真名），出现这样常识性的错误，完全出乎意料。因为根据宣纸的国家标准GB/T 18739-2008规定：宣纸的白度规定为70度。多年以来，宣纸工厂质检科的检测报告也表明其白度的范围是70～72度之间，明清时期的宣纸其白度均在70度左右，这才符合实际情形。况且生产时采取的对纸浆进行“晒白”处理也很难达到高白度，除非使用化学漂白。而经过化学漂白的高白度的宣纸，并不是书画家们所欢迎的。他从哪里得知有那么高白度（90度）的宣纸？是道听途说还是主观猜想？落笔前去核对过吗？我以这么宽容、豁达的心态提出评议（不是批判，更不是批驳，而是提醒之意），并不是要故意发难、以偏概全，而是要除掉瑕疵、捧出白玉，让书的内容更完美，对读者更有裨益。

说到我自己写的书和文章，回头看来也有若干不妥或错误之处。一般而言，一段文字中所表述的观点和内容不对，这就是“错”。而个别文字若不对，则表明是“误”，这或许为“笔头误”，或许为“排版误”，没有校对出来。不论什么错误，都要自我检讨，坚决纠正。我在此申明：真诚地欢迎读者的批评和帮助，有错必改，绝不护短。

读书无止境，越多越好

读书一旦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级，会在脑海中浮现许多片断，写起文章来便会有“文思如泉涌”的感觉。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因此，读书好比向仓库里储货，写文章好比向读者供货。如果不读书，脑袋里空空如也，文章无论如何也是写不出、写不好的。而且不能死读书、“跪着读书”，还要有批判、“站着读书”。“活学活用”，高屋建瓴，才能所向披靡。现在，有些大学的个别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著作）发现有抄袭之嫌（这是很不应该有的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问题，咱们先不必“上纲上线”提高到学术道德标准、思想意识修养上来追究。说轻一点，很大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年轻人（作者）一没有多读书、二想快点出名、三欲贪图近利。心绪浮躁，没下功夫读书，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幻想一下子抱个“金娃儿”，不摔“跟斗”那才叫怪哩。

所以说，要学会写文章，必须从多读书开始。读书是文章之源（全无排斥实践的重要性之意），学子们要有兴趣学会多读一点书，只抱着专业教材读是远远不够的。根据我这些年收集和初步统计的结果，1900年以来国内出版有关的中文造纸图书大约有500多种，英文和日文的造纸书籍则比较多一点，有条件的要好好学习与研究。除了书以外，依我之见互联网上的有关资料，也是需要查阅的。网络的优点是，信息的传递速度较快；缺点是，内容的准确程度较差，引用时要小心一点为好，仅供参考。目前最重要的仍然是读（纸质）书，一是方便；二是自由；三是可以反复琢磨、思考、摘抄。

写到这里，差点漏掉了一个重点，那就是还要养成写“读书笔记”的好习惯。如果只读不记，那将会是“狗熊掰棒子”，效果是不会很好的。革命老前辈徐特立不是有句名言：“不动笔墨不读书”么？我个人的体会是：读书是越多越好，文章是越改越好。依我的经验，青年人不妨多背一点东西（趁记忆力强多背，有人会问背得过来吗？那就看你的本事如何施展了）；中年人要依自已的兴趣选读一些东西（洞察力和判断力叠加起来）；老年人则可以挑读一点点东西（自由自在了）。“阿拉”就这样从一本一本书中去挑错，我从自藏的书一直查到从单位图书馆借来的书。有一次，我到学校借书（快借快还，一次可借20本，请人帮着拿回家）时，引起图书馆的年轻职员的注意，她感到吃惊：“您老一次借书这么多，都看过了？”我答道：“读书，各人有各人的读法。我的读法与你们不一样呵！”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正所谓读书读到了一定层次，就不一定按老规矩办了。我在北京生活、工作了50多年，便想借用一句“老北京话”“戏法各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1. 刘仁庆.我国近现代造纸书目综述［J］.广东：造纸科学与技术，2010（5，6），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