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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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

苏珊·巴斯内特（Bassnett）在2006年的文章《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中认为：“比较行为必须基于差异：文本、作家或文学运动的比较最好是跨越语言边界。”比较文学因此本质上是一种跨语言的研究。然而，我以为比较文学百年多来的发展其实早已跨越其他的边界：跨国别、跨媒体、跨学科。对跨语言、跨国别文学的重视是欧洲比较文学的传统，欧洲各国之间的作家、作品、运动和流派的互动产生了所谓的“影响研究”的模式，以追寻某种概念、形象、文体、风格、类型、样式的越界转移和流变。当然，类似的移植和流变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别文学之中，还可以存在于不同的艺术种类、媒体和学科之间。文学的概念可以来自诗学、美学、哲学，形象的塑造可以在文学、戏剧、艺术之间显示差异，所以美国比较文学所谓的“平行研究”模式就在这方面创造出自己的特色。这里不妨重温亨利·雷马克（Remak）在《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一文中的界定：“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雷马克所憧憬的是一门跨媒体、跨学科的比较文学。

我想强调，如果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那么有关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或“死亡”的焦虑自然就会不时产生，因为跨学科意味着学科本身并没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巴斯内特这次对比较文学学科地位的“放弃”就不是《中国比较文学》“编者按”中说的“权宜之策”，而是坦诚直言：“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巴斯内特进一步建议我们“放弃对术语和定义的毫无意义的争辩，更加有效地聚焦于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勾勒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读史”。巴斯内特这里对“文本本身”的重视，与苏源熙（Saussy）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2003年十年一度的学科报告中提出的重新考察“文学性”观念的建议遥相呼应。在历经了欧美理论热、文化研究转向的比较文学似乎又回到了专营文学的本行。

问题在于，苏源熙的报告并不在意如何界定“文学性”，而“文学性”本身也不是比较文学的学科专利。近30年来，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理论与方法也引起诸多的争议。巴斯内特认为斯皮瓦克（Spivak）所推崇的“政治化的新型比较文学范式并不适合欧洲比较文学”，原因之一当然是斯皮瓦克所代表的后殖民的去欧洲中心的立场。我在10年前编辑一本英文的中国比较文学论文集时就用《多中心世界的中国》作为书名。其实，不仅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文学本身也不再是文学研究的唯一中心。从新马克思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这几十年来主导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或美学理论，而更多的是社会或哲学理论。正因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的背景是西方普遍的精英文学的危机，所以如果不从传统的精英立场出发，目前的西方文学研究也就构不成“危机”或“死亡”之说。

与巴斯内特相似，中国学者也对美国学界选择文学以外“无所不包”的研究策略表示焦虑，担心多元化发展比较文学将“进一步导致学科泛化”的现象。有的学者推测，理论热与文化研究“不仅导致了比较文学研究失范，更导致了学科意识的进一步迷失”。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教科书中所指涉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与研究范式大多建立在欧美比较文学过去的发展。这种重视传统的优点是中国学者比欧美学者更具备比较文学学科历史的知识，但缺点在于国内教科书的描述已经不符合欧美比较文学当前的现状。欧美学者关注的是消除人文学科的盲点，开拓研究课题的新意，而不是界定比较文学的疆域。

如何在国际学术对话的语境中发展比较文学是大家关注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国学派”代表了在多中心的世界中发表中国声音的愿望，近年的“跨文明”研究也表达了中国学者的创新意图。无疑，这两种提议都符合斯皮瓦克所谓的比较文学的“将成”性和“将发生”性。自称对“已成的”比较文学研究感兴趣的巴斯内特这次呼吁大家重视翻译：“任何比较文学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置。”翻译研究是巴斯内特擅长的学术领域之一，而对文学翻译的重视显然是北美以外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巴斯内特的目的是“凸显读者的作用，同时注意书写行为和阅读行为的历史语境”。文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国别阅读后的重新书写，而翻译研究则是对这类书写的再度书写。译者和学者一样，同时都是读者与作者，而且可以同时关注不同的媒体与学科。如果我们将电影的文学改编也看成一种文本翻译，那么巴斯内特所描述的比较文学“方法”则可以扩展成跨媒体、跨学科的。

总之，如果比较文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其研究方法就不可避免地取自、以至传播到其他学科——比较文学的学科历史证明了这点。作为跨学科的学科，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应该是开放的，其研究范式必然是多元的，其比较方法可以是跨语言、跨国别、跨媒体的。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第27—29页）

1. 本文中巴斯内特、斯皮瓦克、苏源熙的观点转引自黄德先翻译的巴斯内特的文章以及《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的编者按。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标明原文出处和页码。
2. 雷马克的引文来自查明建：《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反思》，《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3期。
3. 参见张英进：《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3期，第125—139页。收入本书为第2章。
4. Yingjin Zhang ed.，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Essays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该书导言的中文版见张英进：《审视中国：从学科史的角度观察中国电影与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6—198页。
5. 曹顺庆：《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页。
6. 查明建：《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反思》，《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3期。
7. 曹顺庆：《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
8. 参见张英进：《改编和翻译中的双重转向与跨学科实践：从莎士比亚戏剧到早期中国电影》，《文艺研究》2008年第6期，第30—42页。收入本书为第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