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

1996年《中外文化与文论》在成都创刊时，我应邀撰写了一篇题为《批评理论与文本研究：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短文，参加“世纪之交比较文学论坛”的讨论。一晃八年过去了，如今重读当时的叙述，觉得比较文学学科在20世纪末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至今并没有解决，学术争论继续进行，因此有必要重新再作一次描述。这次的描述有两个背景：一是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最新的每十年一度的学科报告（即2003年的“苏源熙［Saussy］报告”）已经在互联网上刊登初稿，供学者对似乎陷入“身份危机”的比较文学学科发表评论；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持续的蓬勃发展，经过近20年的努力，在各大高校站稳脚跟，设置学士、硕士及博士点，并已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一门“显学”。本文首先简单回述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学术争论，然后介绍美国比较文学学会2003年的报告及部分相关的回应，接着谈谈我这十八年来置身于美国比较文学学科对其建制及教学方面的观察，最后推测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构可能产生的借鉴意义。

一、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学术争论

比较文学学科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原定80年代发表的十年报告缺席的情况下，美国比较文学学会1993年的“伯恩海默（Bernheimer）报告”特别引人注意。这份以“多元文化”为醒目标题的报告强调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直接挑战20世纪60—70年代形成的欧洲中心的精英文学传统。根据1993年的报告，“历史、文化、政治、地点（location）、性别、性取向、阶级、种族等，新的阅读必须争取尽可能多地考虑这些因素”；“由于文学的语境扩展到话语、文化、意识形态、种族及性别等领域，如今研究文学的方法与根据作者、民族、时代及文类（genres）等旧模式的文学研究已经如此迥异，所以‘文学’一词大概无法确切地描述我们的研究对象”。可想而知，1993年的报告强调文学研究向多元文化的转向引起比较文学学者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已经收入伯恩海默主编的《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一书，此处不再重复。其实，美国文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不乏有关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论之间关系的争论，这里我想大略举其三例，以作为比较文学争论的学科背景的参照系。

第一例是如何评价文学理论的在美国学界的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作为早年致力介绍文学理论的活跃分子之一，墨利·克里格（Murray Krieger）认为美国文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告别了旧历史主义（如文学史断代及文学运动的研究等）而进入了“批评的年代”（尤其是“新批评”）；但是，20世纪60年代起，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由法国传入，文学理论渐渐自成一体，独立于文学批评之外。此后形成的“理论的年代”取代了批评的年代，在克里格看来产生了许多问题。首先，“时髦的”批评方法使作品的意义诠释取决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角度又取决于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本身又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这些种种先入为主的“决定论”使文学研究失去了以往的“客观性”。对克里格来说更可悲的是，由于理论“系统性地入侵”文学系，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的迅速发展，因此从根本上威胁了文学本身的主导地位。

应该说明，克里格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文学研究界属于少数派的观点，但他代表了一些刚刚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一代理论家对文学研究学科转型的焦虑，所以很能揭示美国人文学科机构的变迁。当然，并非所有的老一代学者都像克里格那么悲观。譬如，杰拉德·格拉夫（Graff）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描述美国文学研究的机构史一书中，就认为用文学作品的“重要性”来抵抗批评理论是历史上不时发生的现象，因此对批评理论取代作品研究的焦虑是不必要的。与克里格相反，格拉夫担心的问题不是80年代后“理论的爆炸”会摧毁传统的“人文神话”，而是学科史中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即“先锋理论”常常被文学研究机构所正式接纳，最终“曲居一隅”，失去其早年的先锋性。换言之，格拉夫认为美国的文学研究机构具有强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往往可以通过自身内部的调整，达到理论批评与文学研究的相对平衡。

我的第二个例子进一步说明先锋理论的运用本身仍有一个立场和定位的问题。在《女性和中国现代性》一书的序言中，周蕾（Rey Chow）承认西方“理论的存在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了发言，我必须掌握这个话语系统”。换言之，周蕾首先承认西方理论的霸权地位，然后投身西方理论以求“发言”的权力。为了从当代西方理论的立场来反抗欧洲的西方“汉学”（sinology）和美国的“中国研究”这两种学术传统，周蕾主张用“变态的”（perverse）、即执意反常规的方法重新阅读中国现代文学（包括鸳鸯蝴蝶派）。除了大量采用精神分析及女性主义理论以外，她更从后殖民话语的角度力图解构“中国”和“西方”这两个概念，从而推出了一系列激进的观点（如细节的颠覆性、男性作家的自恋等）。

张隆溪对周蕾完全认同西方理论的立场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她有意混淆了理论的虚构性和现实的存在性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周蕾以高高在上的西方学术权威自居，鄙视中国对西方学术批评的“无知”，进而曲解中国的政治文化现实，把中国的现状等同于好莱坞的电影虚构，抹杀了非西方文本在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与周蕾的立场相反，张隆溪强调“中国现实”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主张文学研究者以自己的经验来感受、比较中西文本，从而达到真正的跨文化的理论高度。

第三个例子是西方知识与权威的关系。在后殖民批评风行之时，艾嘉·阿玛德（Ahmad）继续他早先对杰姆逊（Jameson）的第三世界文学“寓言说”的批评，发表了《就理论而言：阶级，国家，文学》一书，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诸如理论的“精英”地位、批评家的主体性以及文学激进主义的“商品化”倾向。由于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兴起，“语言”似乎已经成为唯一的存在，取代了文学本身的地位；与此同时，理论渐渐成为少数批评家进行相互之间对话的主要渠道。这类对话是一种特别的知识生产过程，它提高了批评家的地位和身价（可参考近年的“文化资本”说），最后的结果是：“一些极富裕的人认为通过阅读、写作、演讲等，他们就与帝国主义脱离关系了。”阿玛德在这里显然像张隆溪一样坚持理论与现实的本质区别，但他进一步揭示了文学激进主义与全球时代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理论本身成为思想的市场，成为可以使用的商品，保证消费者的自由选择。”

我们十年后重读阿玛德的批评，发现“理论市场”的比喻仍可以解释文学研究机构化过程的某些现象，因为某种文学理论（如“新批评”）的兴起与衰退可以理解成文学机构对“思想的市场”进行供求关系所进行的调节的结果。但是，由于市场的机制，“消费者”的选择并不像阿玛德所说是完全“自由”的，不同的“商品”和立场的选择也必定造成不同的结果。像阿玛德那样保持距离地批判文学理论的“商品化”而不愿完全投身理论的市场，其结果是被市场边缘化、进而被逐步淘汰。相反，像周蕾那样一心投身理论的市场，从西方理论的内部批评西方理论的盲点或薄弱之处，其结果是被市场中心化，纳入美国学科机构的主流话语，反讽地成为西方理论界中“非西方”的发言人。作为思想的市场，西方理论不断地需要建设性的批评来完善自身，并以此标明自身的合法性（过程“民主”）和权威性（理论“精英”）。从这个角度来看比较文学研究，市场对学者的挑战不能不说是严峻的。

二、2003年的报告及相关回应

如果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1993年的报告偏重传统的比较文学与新兴的文化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2003年的报告则更重视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回顾和对比较文学“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之利弊的思考。从1877年“比较文学”一词在德语的使用开始，比较文学从来就没有摆脱对学科自身定义的困惑。比较文学与国家/民族（nation，简称“国族”）文学的差异似乎在于“比较”，但比较的“对象”是什么呢？早年的回答包括不同国族之间的文学关系，以及超越国别的共同的文学发展模式，但这些回答的重点与其说是比较的对象，不如说是比较的方法（如后人所谓的“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及“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而且，一旦这些比较研究的方法形成后，其他学科（如英国文学、艺术史）同样可以使用，因此不能成为比较文学独一无二的学科定义。

对学科自身定义的困惑表现在亨利·雷马克指出的比较文学的一个奇特传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学科像比较文学这样不断地怀疑自身存在的权利，而且这类怀疑常常出自比较文学内部。2003年的报告提示我们，从学科史角度看，早在1958年韦列克（Wellek）就提出“比较文学的危机”这一说法，提醒大家反思学科的发展；而2003年嘎亚特利·斯皮瓦克宣布“学科的死亡”，更是比较文学学科这一奇特传统的最新见证之一。当然，恰如里查德·罗蒂（Rorty）回应2003年的报告时所分析的，“危机”乃是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所谓的“危机”将学科中貌似边缘的东西推入中心，将貌似中心的东西推出黑暗的边缘：学科就是这样重写自己的历史，不断刷新自身的形象，所以可以说只有学科的种种历史（复数、因为重写），而没有学科的固定本质。罗蒂进一步表明，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学科中“范式的转变”（paradigm-shifts）往往产生于某一学科对极其精彩、离经叛道的书籍（理论、思想等）的激烈反应，但这些书籍不一定、也不必要来自本学科。20世纪70年代初翻译、介绍德里达（Derrida）和福柯（Foucault）进入英文学界的不是哲学系，而是文学系，因为当时许多的文学教授已经十分厌烦新批评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亟须新的知识启迪。罗蒂承认他本人就受益于“文学理论”的流行，他的头衔也随着他更换工作而从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教授变成弗吉尼亚大学的人文讲座教授，然后在90年代又改成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

像罗蒂这样从正面的角度来理解学科的“危机”，我们便可以看出，其实斯皮瓦克之所以宣布比较文学的“死亡”，其目的在于重新构想这一学科“再生”的语境。近年来斯皮瓦克同一些学者倡导文化批评从“全球化”到“星球意识”（planetarity）的思维转向。众所周知，10年来全球化的结果不完全是代表弱势的“多元文化”的复苏（如1993年报告的乐观预测和学界的理论叙述除外），而是代表强势的“全球文化”（好莱坞电影、全球音乐、麦当劳快餐、可口可乐广告等）在世界各地的蔓延。现有美国学界的区域研究（如亚洲研究、欧洲研究、拉美研究等）与传统学科（国族文学、比较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框架无法解决新的全球语境中产生的新的课题（包括最近的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因此这些学者们开始设想一个全新的“星球”理论架构。斯皮瓦克建议我们用“星球”（planet）取代“全球”（globe），因为星球属于另一个系统，代表了“他者性”（alterity），甚至超越了人的视角：“如果我们将自己想象成为星球的臣民（subjects），而不是全球的代理人（agents）……他者性就不是由我们产生的，不是我们协商的结果；他者性涵盖了我们，但也可以将我们甩到远处。”斯皮瓦克认为文学是“变自我为他者”（othering）的一个伟大的工具，而比较文学的新生的希望或许也寄托于此。我想，其他方面不提，星球意识的理论无疑将有助于重新阐释文学与自然、生态甚至宇宙观的关系，这对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展十分有利。

当然，星球意识理论具有极其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乌托邦式的思维（至少目前如此）。相反，“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在文学教学上行之有效的项目近年来在美国得到热烈的讨论。戴若什（Damrosch）认为世界文学不是由一个无限的、无法掌握的作品“文典”（canon）组成，而是指一种流通模式和阅读模式，一种对国族文学省略式的反射；因此，世界文学不是比较文学的敌手，而可以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或项目。当然，21世纪已经与歌德1824年提倡“世界文学”的时代大相径庭，在全球化的时代重新讨论美国学界的世界文学至少牵涉三个问题。第一是“承认的政治”及“承认的技术”。英文的recognition一词包括“承认”及“认出”等含义，这暗示欧美中心的文化机制享有认出、承认非中心文学的权威及权力；如果不被欧美主流机制（出版、媒体、大学）“发现”，这些非中心的文学就默默无闻、形同无存。第二个问题是阅读的方法。即便非西方的文学有幸进入西方大学的圣殿，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欧美文学教授难免坚持他们西方中心的阅读，他们的阅读自然有别于本土文化语境的阅读，非西方文本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因此是必须付出代价的。第三个问题是单向的翻译。进入美国大学世界文学殿堂的一定是翻译成英文的；没有英文的翻译，无论其作品如何杰出，都很难得被西方权威承认。如果我们把世界文学视为一个市场，那么美国的世界文学教学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动于英文翻译市场的。戴若什在回应2003年的报告时，用美国出版的学术书和论文的图表来示范在所谓的“后文典”（postcanonical）时代中“超文典”（hypercanon）及“反文典”（counter-canon）的存在，但他的图表所证明的却是美国式的“世界文学模式”所体现的、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1964年至2003年的40年间，研究乔伊斯（Joyce）的书籍和论文平均每年192项，研究普鲁斯特（Proust）的77项，研究泰格尔（Tagore）的7项，研究鲁迅的1.4项（后者只包括论文）。美国学者们的研究尚且如此，他们在阅读和教学中对非西方的“世界文学”的兴趣可想而知。

回到比较文学的特征及方法，2003年的报告提倡“文学性”（literariness）作为比较文学的主要特征：比较文学不仅要“比较地”研究国族文学（这是传统的观念），更要“文学地”阅读自己研究的对象（如今已不仅仅是文学，而包括其他的话语实践）。这样的文学性阅读要求对研究的对象作仔细的文本考察，并具有“元理论”的（meta-theoretical）意识。值得留意的是，2004年的报告已不将文学理论置于首要地位（当然也不像有些人那样危言耸听地宣称“理论的死亡”）。尽管罗蒂不满意2004年的报告对“文学性”的强调，他同意报告所指出的一个比较文学的特征：即对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对罗蒂而言，比较文学学者不应该为学科的本质或特征焦虑，而应该关心如何帮助好奇心十足的学生进行研究，满足他们求知的欲望。从这方面看，2004年的报告一开篇就宣称比较文学已经“打了许多胜战”并非夸张，因为比较文学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本学科学生们的好奇心，而且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包括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已经传入并扎根在其他人文学科的土壤中，满足了那些学科中教授和学生们的好奇心。因此，2004年的报告不无自豪地得出这一结论：比较文学是“最成功的人文学科”。

三、比较文学建制及教学观察

下面我想谈谈我这18年来置身于美国比较文学学科对其建制及教学方面的观察。当我1987年年初进入美国比较文学领域时，传统学科中对古典语言的要求已渐渐淡化。大部分的大学已经取消拉丁文必修的要求，但除了英文之外的两门欧洲语言（尤其是德文和法文）却仍属博士学位所必需。一般说来，博士学位要求研究三种语言的文学（理论上都必须能读懂原文著作），这已经成为比较文学与其他国族文学的一个主要差异。不过，2004年的报告指出近年比较文学博士培养的一个新趋势，即要求两种语言的文学加上一个相关的“领域”（field），这一领域多数是邻近的人文学科（如历史、哲学、艺术史、电影研究），但偶尔也可以是更遥远的学科（如建筑、经济、法律、美术创作、生物学、计算机等）。

我在依阿华大学读硕士学位时，翻译仍属比较文学的一个学位方向，系里定期开设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生课。20世纪80年代保罗·安格尔（Angle）和聂华玲主持的国际写作中心每年邀请一批“世界作家”（即非西方的亚洲、非洲作家）到依阿华城（聂华玲将Iowa City译作“爱荷华”，发音上更接近英文，词义上更优美）进行短期的写作和交流。可惜该中心在学术机制上与比较文学系的联系不大，而同英文系的文学创作方向联系较多。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之前“世界文学”还没有进入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现在其实也没有，学术探讨除外），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自然也就分道扬镳。依阿华大学的一个学科强项是电影研究，我入学那年的比较文学系主任是鼎鼎大名的电影理论家达德利·安德鲁（Andrew），他在美国的电影研究界可算是桃李满天下。90年代中期安德鲁离开依阿华大学的传播研究系，到耶鲁大学任比较文学教授。几乎同时间内，依阿华大学将电影研究和电影制作并入比较文学，成立了在美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比较文学与电影研究系。

1989年我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时，比较文学系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重点（不像耶鲁比较文学系的解构主义研究群体），教授分别来自英文系、法文—意大利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及亚洲语言系（中文、日文），他们的学术强项除西方文学理论外，包括18世纪的英国小说、英国浪漫诗歌、德国接受美学、法兰克福学派、西班牙文学史、文学的言语-行为（speech-act）理论、美国的亚裔文学（当时尚属新专业）等。博士学位的必修课只有一门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主的文学理论课，修这门课的当年甚至有教育学院的博士生（可见跨学科的研究兴趣不仅仅限于人文学科）。当然，除此一门必修课外，比较文学的博士必修课程包括一定数量的理论课、一定数量的国族文学课等，学生每年通过一门博士资格考试，三门考试过关后进入博士资格，接着开始博士论文的资料收集和论文写作。至于东西比较文学方面，刘若愚在世时斯坦福大学曾以比较诗学著名，但这个传统并没有延续下来。在我1992年博士毕业后，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先后又招聘了一些世界著名的学者加盟，比如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White）和上述的哲学家罗蒂，新聘教授因此进入哲学系、戏剧系、艺术史系等，明显地增加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色彩。

我任教九年的印第安纳大学曾以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大本营而著称。虽然到20世纪90年代时那些老一辈的知名学者（如雷马克等）都已经退休，但比较艺术（文学—视觉艺术—音乐）仍然是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的一个强项。另一个强项是东西比较文学，可惜这个印第安纳大学帮助创建的比较文学传统近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反而不景气，尤其在欧阳桢（Eugene Chen Eoyang）教授2002年退休、移教香港后，东西比较文学暂时后继无人。从博士课程设计来看，印第安纳大学的比较文学专业显然很传统，博士生必须在固定范围内修满一定数量的课，这些范围包括西方文论（经典、现代等），时期（文艺复兴、维多利亚等）、流派（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类（小说、诗歌、戏剧等）、主题（爱情、战争等）、专题（翻译学、教学法等）研究。由于对文学方面的强调不符合视觉媒体方向的发展，原属比较文学系的电影研究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移到传播与文化系，这一科系调整的方向正好与上述依阿华大学的情况相反。

2001年我应聘转到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任文学系教授。这个系历史上曾拥有米歇尔·德瑟托（de Certeau）、杰姆逊等著名文学理论家，在东西比较文学方面也是成果累累，叶维廉（Wai-lim Yip）在20世纪80年代培养的一批博士（廖炳慧、梁炳均、郑树森等）如今在台湾、香港等地区都成为中西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重将。圣地亚哥的文学系在美国研究型的大学中属于独特的体制，所有的文学教授都下属该系，而不像多数大学那样分设国族文学系（英文、德文等）或区域语言文学系（东亚语言、斯拉夫语言等）。圣地亚哥的文学系授予统一的文学博士，虽然每位博士的学科重点仍可以像其他大学那样细分成国族或区域。圣地亚哥这一体制的优点是文学概念本身的跨国性（transnationalism）及跨文化性，文学博士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比较文学博士。当然，为了尽量满足博士生的研究兴趣，圣地亚哥的文学系将2004年的报告所提当今比较文学博士要求的两种方法（即三种语言的文学、两种语言的文学加上一个领域）分设为博士生的两个方向：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其他的文学博士方向包括英语文学（英美及“英文写作”［Anglophone］的文学）、西班牙语文学（包括拉美及美国的西班牙语系—族裔［Hispanic］的创作）等。对文学博士生的统一要求是第一年必修的、三学期的理论课系列（经典欧洲理论、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等）。

圣地亚哥文学系的独特体制有利于传统区域研究的重整，除了东西比较文学（如比较诗学），南北研究（西班牙语系的北美—南美研究，范围甚至包括菲律宾等太平洋区域的原殖民地岛国）成为一个显著的区域板块。这样重整区域研究必定加强跨国族、跨文化的理论视野，研究美国亚裔文学的学者对亚洲研究也感兴趣，研究亚洲战争与记忆的自然也少不了讨论美国文化和美国亚裔的反应，这两种双向研究也可以并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太平洋区域研究（虽然美国亚裔研究的范围远远超出“太平洋”的意指）。流散（diaspora）文学在传统区域研究的重整中也得到了应有的学术关注，跨国结构也使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可以进入非洲的法语写作（Francophone）的文学及电影。重整传统区域研究的另一个成果是文学系中“文学”范畴的扩大，电影、媒体进入文化研究早已大势所趋、理所当然，全球化研究更包括政治修辞、经济政策、资源分配等传统上不属于“文化”的层面。

四、结语：文学理论与文本研究

我上面描述的美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变迁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构有什么借鉴意义呢？我想简单地谈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学科体制的建构与调整。21世纪初中西比较文学在机制方面最大的差异，我认为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双向运动：当西方的比较文学忙于解构精英文学的传统，焦虑自身的身份危机，寻找学科“再生”的途径，中国的比较文学正轰轰烈烈地扩张，忙于建构自身日益庞大的体系，书写学科的横向与纵向的发展史（尤其是教材编写）。翻译研究（包括翻译文学）、流散文学（如亚裔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亚洲比较文学（中日等）、海外汉学研究等，新的研究板块一样样嵌入传统的文学概念、思潮、运动、流派、关系、文类、主题、原型、叙事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学科体系的建立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同时意识到，比较文学不是一成不变的整体，而是由一批界限模糊不定的中心与边缘的理论、方法与课题组成。美国比较文学学会2004年的报告提示我们，比较文学并没有长期固定的研究对象，有的是对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持续的追寻。如果我能提什么建议的话，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比较文学学者进入视觉文化（包括影视）和媒体研究。

第二个方面是文学理论与文本研究的互动。我在1996年论述批评理论与文本研究的文章结尾，大略区分两种文学的研究方法。一是理论研究，探讨批评模式和理论观点；二是文本研究，探讨作品意义及其与文化、历史、哲学、社会、政治等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科的一种倾向是注重理论而忽视文本，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其本质上的被动性，总是跟着新兴的理论观点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全球化等）。其实，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对学术研究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举福柯为例，他的理论建立在“读万卷书”式的、翔实的“档案研究”的基础上。他的《物之序》《疯狂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以及3卷本《性的历史》等经典著作广泛涉及文学、史学、医学、法学、哲学、伦理学等，从而创造出一种“知识考古学”的新模式。同样，罗兰·巴特（Barthes）的符号学批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建立在精彩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他们通过反向思维取得例证，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文本中挖掘出新意，而不是先入为主，有了理论定论，然后四处寻找例证。由此可见，大量的文本研究是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新理论所必不可少的过程。理论探索与文本研究的互动、互补应该成为大家关心的一个重点。

第三个方面是研究生培养的灵活性和前瞻性。与美国的情况相同，中国的比较文学的发展亟待有创意的知识结构的突破，但这种突破难以在致力学科建构的努力中取得。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生的培养不应该只关注学科历史和学科传统的延续（必修课），而应该留下足够的空间和时间（选修课等），鼓励新的一代学者提出新的设想、新的质疑。罗蒂认为满足研究生求知的好奇心是比较文学学科应该关注的主要任务，这是一个很有启发、但却如此简单的观点。罗蒂所指的“好奇心”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科界的一种现象，就是“文学理论”的盛行使许多研究生“受骗”，以为只要将理论“应用”到某一文本，他们就可以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或书籍，其结果是一大批难以卒读、极其无聊的论文和书籍。罗蒂所说的“理论应用”是一种缺乏好奇心的（我们也可以说是机械的或偷懒的）学术行为。当然，罗蒂的意见不一定代表美国文学界的共识，但他的批评值得我们借鉴。总而言之，我们不应该只要求研究生“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这样的要求我认为是太低了），而应该鼓励他们在研究中探索“边缘”，寻求创意，超越前人。比较文学的发展最终取决于新的人才、新的思路、新的成果，只有这样比较文学才能有新的前景。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3期，第125—139页）

1. 张英进：《批评理论与文本研究：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1期，第121—124页。
2. 美国比较文学学会2003年的报告及相关回应，见网站：www.stanford.edu/～saussy/acla。按惯例，每10年一度的学科报告以当年的报告委员会主席的姓名命名。至2004年8月，该网站发表的对2004年的报告的回应包括这些学科研究方向、领域、专题：“早期现代研究”（原“文艺复兴时期”）、中欧研究、比较艺术、文学理论、翻译研究、女性主义、世界文学、文学典律等。该网站将陆续刊登更多的回应。
3.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2002年8月在南京召开第7届年会时，出席人数逾300人，当时学会的注册会员达900余位，不包括各省的比较文学分会的会员人数。“显学”一词及有关数字，见《中国比较文学》刊登首届、第二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的相关文章：2003年1期，第1—35页；2003年2期，第1—39页；2004年1期，第1—46页。
4. 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上两次的十年报告分别是1965年的“烈文（Levin）报告”与1975年的“格林（Greene）报告”。在2004年6月初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北京文学理论国际研讨会上，托马斯·比比（Thomas Beebee）这么描述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四次十年报告：1965年为冷战的产物；1975年为欧洲文学中心的产物；1993年为多元文化的产物；2003年为多样性的产物。
5. 查尔斯·伯恩海默编：《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42页。
6. 墨利·克里格：《理论的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4年。
7. 杰拉德·格拉夫：《教授文学：文学教育机构史》，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年。
8. 周蕾：《女性和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的政治》，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9. 应该指出，近年国内学术界使用的“汉学”一词所指的范围太广。“汉学”本指欧洲传统语文学（philology）影响下形成的对中国古典语言、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也进入美国学界，但基本上只限于老一辈的学者。“中国研究”主要指在美国发展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其形成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布局紧密相关。所以“中国研究”不应该归属“汉学”，况且“汉学”一词如今已不符合中国多民族的国情。与目前的术语使用相反，我以为“中国研究”可以成为一个涵盖“汉学”的更大的范畴。有关背景，参见霍九仓：《梳理历史脉络，品评汉学精华：评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2期，第179—182页。
10. 周蕾：《其他国家的暴力：作为危机、奇观与女性的中国》，见桑德拉·默翰蒂等合编：《第三世界的女性与女性主义的政治》，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1年。
11. 张隆溪：《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美国《批评探索》1992年第19期，第105—130页。有关张隆溪和周蕾之间对西方理论立场的差异，参见张英进：《审视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介入、影像重构及跨国想象》，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2年，第7—10页。
12. 艾嘉·阿玛德：《就理论而言：阶级，国家，文学》，维索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13. 阿玛德：《就理论而言》，第70页。
14. 最新有关论述，参阅张英进：《民族、国家与跨地性：反思中国电影研究中的理论架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1—9页。
15. 有关“国族”概念的探讨，参看张英进：《中国、香港、台湾百年电影史》，劳特里兹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16. 亨利·雷马克：《十字路口的比较文学：诊断，治疗，预测》，美国《比较文学及总体文学年鉴》第9期（1960），第1—28页。
17. 热馁·韦列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斯蒂分·尼克斯编：《批评的概念》，耶鲁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282—295页；嘎亚特利·斯皮瓦克：《一个学科的死亡》，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 维·奇·迪莫克：《为星球的文学》，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第116卷第1期（2001），第173—188页；大卫·李编：《全球化与人文学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
19. 斯皮瓦克：《一个学科的死亡》，哥伦比亚出版社，2003年，第72—73页。
20. 戴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年。参见弗兰克·莫雷蒂：《世界文学猜想》，美国《新左翼批评》第1期（2000），第54—68页。无独有偶，这两年中国的比较文学界也对“世界文学”的学科设置提出尖锐的质疑，其背景是许多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根据教育部的新规定、在没有足够师资的情况下在中文系的框架内成立“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生专业。其实，中国的比较文学的学科机制历史上本来主要依赖中文系，这同美国的比较文学依赖英文系一样，而这两个系分别又是世界文学在两国学界的集中教学点。当然，美国的比较文学建制坚持跨学科、跨国别（语言、文化）的师资聘用（大部分为兼职），这点在中国现有学科机制上还没能达到，但并非不可能达到。
21. 查尔斯·泰勒等合编：《多元文化：考察承认的政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史书美：《全球文学与承认的技术》，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第119卷第1期（2004），第16—30页。
22. 类似的例子在近年西方的中国电影研究中屡见不鲜，参看张英进：《审视中国》，第115—147页。
23. 参阅本书第10章有关张爱玲与文典问题的论述。
24. 对这类言论的简单反驳，见W·J·T·米切尔：《理论死了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研究网站”：-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3353〉。
25. 我在2004年7月浏览北京大学东边的万圣书店时，留意到下列2000年以来出版的书籍（大部分为高校教科书，我这里以出版年份排列）。陈敦、刘象愚合著：《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曹顺庆等合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巴蜀出版社，2001年；高旭东：《比较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杨义、陈圣生合著：《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王昭毅：《比较文学通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敦、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刘介民：《中国比较诗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吴家荣主编：《比较文学新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肯定还有其他近年出版的比较文学方面的书籍，此处难免挂漏。对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版的比较文学概论式书籍的简介，参见曹顺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1期，第70—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