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赴津门冒籍应考

乾隆十四年（1749）春，23岁的赵翼，告别家乡亲友，偕同族孙赵敷廷，搭乘别人的运租船，沿运河入京，客于外舅刘午岩馆舍。刘午岩又客寓吏部重臣尹继善幕。虽说尹继善享有援引贤才之誉，但刘午岩寄人篱下，一介寒儒，在显宦前自然不便多言。而赵翼却是再依篱下之人，就更可悲了。他孑然一身，孤寂寥落，未免有“长安索米怅何依，年少江南一布衣”之叹。只是后来，渐与在京的文士相往还，作诗酬应，始“才名一日动辇下”。刑部尚书刘统勋闻其名，招致幕中，令编《宫史》。刘统勋立朝刚毅，“光明正直”，权高势重，却不立崖岸，爱才若渴，每当上直归来，常与赵翼同桌进餐，并令其子刘墉孝廉作陪，“不另设宴”。后来，赵翼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剩夸年少依刘日，伴食曾陪两相公。”刘统勋的人品气格，使赵翼深受感染。其子刘墉，长赵翼七岁，虽说功名尚未大成，但已以擅长书法驰名，且为人处世，亦有乃父之风。赵翼有意摹仿其书法，竟能达到几可乱真的“形似”地步，连刘统勋也几不能辨，含笑称赞。赵翼对这段生活，时常追想，曾在《与少司马追述文正公相业及余登第事感赋》一诗中写道：“我昔客公家，每饭共素几。得习闻绪言，披豁无城垒。……此段得力处，窃幸窥根柢。”可见宾主之间，关系非同一般。

赵翼壮怀磊落，以其才能和志向，自然不愿当一辈子高级幕僚，而是希望通过科考，名正言顺地取得功名。但是，当时有规定，南方的生员，不能参加北闱的乡试，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应考。然而，赵翼为求功名北来，若依然一袭青衫而归故里，又有何颜见江东父老？此时，恰有同族人在天津做盐业生意，招他前往。这给他冒商籍以应考提供了契机。

乾隆十五年（1750），年方24岁的赵翼，踌躇再三，终于决定离京赴津，冒商籍以应科考。然而，早在顺治年间，朝廷就下令“严冒籍顶姓之弊”，谓：“凡生童有籍贯假冒、姓系伪谬者，不论已未入学，尽行斥革，仍将廪保惩黜。若有中式者，在内科道，在外抚按，核实题参，革去举人，发回原籍当差。”然江南士子，冒北籍而应考者，仍大有人在。国家所颁令甲，尽管到后来不过是一纸虚文，但毕竟此事“涉于欺”，做起来心虚气短。他在所作《赴津门》一诗中，便真实地记述了途中遭际以及疑惧愧赧的复杂心态：

西笑到长安，求官拟唾手。岂知一青衿，易地成弃帚。南庠试北闱，令甲所不受。闻有牢盆籍，游客借已久。入作黉舍生，可列乡射耦。爰乘薄笨车，路指丁沽口。……将为假途行，先防扞关守。诘者严谁何，未敢告以某。譬如投秦客，变易姓名走。孟尝出函谷，夜半作吠狗。……虽贪奋飞便，终愧诡遇丑。古人重始进，出处戒其苟。骋书却公卿，移文畏朋友。伊余独何为，自赴藏疾薮。盗泉不暇择，渴来饮一斗。迹如鸠占巢，情类雉求牡。

然而，一想到此事古来不稀见，“士穷则躁进，此事古来有”，也就顾不了许多。

清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沿用明制。各省学政在三年的任职期间，须主持岁、科两次考试。依次在所辖府州举行的考试为岁试，而对诸生甄别选拔，为录送应乡试者所举行的考试为科试。科试相当于后世的升学预考。其成绩优良，名列一、二等或三等前几名者，始有资格参加乡试。在这次由学政主持的科试中，赵翼成绩颇佳，“运使叶公昱得先生卷，叹为奇才，拔置第一。学使吕公炽按试，取入泮”。他在《津门呈叶东壶运使》一诗中，坦诚地描述出改姓名冒商籍而应考的尴尬情状：“也随土著入胶黉，失一兵仍得一兵。唇舌换如儿学语，姓名变岂客逃生。鹏当北徙贪风便，鹊不南飞羡月明。”赵翼冒籍应试，姓名换口音也得变，操惯吴语者骤改津门腔，当时之窘迫情状可想而知。但是，不如此又怕露出破绽，坏了前程，也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作为考官之一的叶东壶，明知其冒籍却顺水推舟，大概是出于怜才情切吧！

到了这年的秋天，赵翼再贾余勇，冒顾氏姓应顺天乡试。当时是以四书文取士，“头场四书文三篇，经文四篇，其兼试五经者，则经各四篇，合四书文共二十三篇”。赵翼兴酣笔落，一日夜答就。同号舍的周姓考生，因临场生病，不能完卷，赵翼又代其答卷。当他走出考场时，天尚未午。按照当时的惯例，考“五经”者，例增试诏、诰各一篇。赵翼学积有年，一挥而就，“诏诰独冠场”。当时的主考官，是刑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汪由敦、礼部侍郎嵩寿，房师为刑部员外郎梁济瀍。他们阅卷后，在进呈时，汪由敦本来打算把赵翼列为“解首”，但因其头场文笔势纵逸，放荡不检，遂置为第二十一名。赵翼举人及第，恰巧其故乡家中的玫瑰，一树也开二十一朵花，与赵翼举人榜上的名字排列序号相符，一家人皆叹为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