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赴滇从军

瓯北把家事料理完备，府署中公事也一一妥善交代，然后于农历五月九日启程赴滇。经过三四十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永昌。定边将军兼总督阿里袞令瓯北入幕参谋军事。同在将军幕中的还有诺穆亲、朗明善、萨灵阿诸人，均为军机故人，“天涯朋旧，一时聚首”，好不快意，可谓“万里风烟蛮子国，一窗灯火故人情”。永昌距中缅边界不过二百余里，清廷陈兵于此，一场战争势所难免。

据史载，中缅两国自元代以来，虽时有战事发生，但也经常有使往来。至清，“江西、湖广及云南大理、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且屯聚波龙以开银矿为生，常不下数万人”，缅人也常来云南境内贸易，关系比较正常。至乾隆十一年（1746），云南石屏人吴尚贤，因家贫出境谋生，来到缅甸，获得开矿权，在卡瓦部（一名葫芦国）开茂隆银厂。由于他性格豪爽，善于经营，故获利颇丰。他身为厂主，平等待人，不分尊卑，皆以兄弟相称，以此聚至数十万人，成为一股很强的势力。内地来此经营矿业者，凡遇危难，常求他帮助，无不得准。他家乡有一武弁，因事革职，前来投靠尚贤，见他握有重金，便劝他进贡清廷，借以立功。尚贤虽身在异域，却心系故土，便以卡瓦部酋的名义，投书云南总督，请以矿税作贡，每年纳银三千七百两。又说缅王，与清王朝通好。缅王莽达拉，即以吴尚贤为媒介，写信向云南总督表达交好之意。就在缅甸国遣使来中国途中，其内部发生战乱。白古部（一作摆古部）酋撒翁欲独立，率兵攻陷缅甸国都阿瓦，杀缅王莽达拉。木疏土司酋长雍藉牙不服，起兵攻走白古部，恢复阿瓦，建立新缅甸。在缅甸国内出现内讧之时，云贵总督吴达善以贪污厂矿税金罪，将吴尚贤逮捕入狱，致使吴病死狱中，银厂遂解体。此乃诱发后来中缅战争的原因之一。

在缅甸境内，尚有桂家（一作贵家）一族。据说，明亡后，桂王朱由榔潜至缅，为缅酋莽应时所俘，献于吴三桂。其家人及侍从，皆散居很少有人居住的沙洲一带，其子孙自称为“桂家”，世代在波龙开银矿，且拥有强盛的兵力。桂家部首领宫里雁及木邦部头目罕底莽，相继起兵抗拒新缅甸，屡战不胜。宫里雁退至云南边境附近的孟坑暂住，欲内附。云贵总督吴达善向他索取贿赂，未能得逞，将他们驱逐。

孟连土司刀（一作刁）派春贪图财利，诱之入孟连居住。此时，宫里雁应永昌石牛厂周彦青之约前往，其妻曩占（一作囊占）及随从男女千余人仍在孟连。见财忘义的孟连土司刀派春见时机已到，乃将宫里雁所带人等分散在各寨，独将曩占及其两个女儿留在城中。“曩占知入牢笼，潜语其人，但望城中发火，即来接应。已而派春索其畜产，与之；索其次女，与之；索长女，又与之。乃索曩占，曩占怒，乘夜进其家，手刃三十余口，遂纵火。其徒见火光尽集，奔孟养，转徙至缅甸。”永昌守杨重谷为邀功，将宫里雁诱至省城，云贵总督吴达善以扰边罪将他杀害，又使两国矛盾趋于激化。

后来，缅王雍藉牙死，其子莽纪瑞（一作莽纪觉）立，知云南边境官吏腐败无能，便想乘机扩大地盘，欲策动叛乱，但不得响应。于是，就经常出兵侵扰云南边境各土司地。总督吴达善贪而懦，不仅自己不敢干涉，反而告诫兵士，不得与战。莽纪瑞死，弟孟驳立，为夫复仇情切的曩占，多次撺掇其发兵犯边，攻掠九龙江（即澜沧江）等地。

吴达善调往川陕后，继任总督刘藻，本一介儒生，不懂军事，面对一日数传警报，无可奈何。缅甸经常差人来孟连、十三版纳等地索取钱财粮米，百姓不胜其苦。此时，永顺镇总兵田允中、普洱镇总兵刘德成等，忍无可忍，才下令各土司抗争，将前来索要财物的头目杀死。边界冲突自此更接连不断，云南南部的猛龙、猛遮、猛沉、猛歇等地均被缅人占领。因战争失利，刘藻自刎死。此后，又连续调换几任总督，均不能平定边患。直至将明瑞从伊犁招来，以将军督军云南，才真正打了个大胜仗。阿里袞来永昌督阵，恰好是明瑞深入敌后，处境十分困难之时。

这次中缅战争的爆发，固然是由于吴达善的贪纵、边吏的无状，但是，倘若吴尚贤不被无辜杀害，由他出面调停，问题还不致会发生，缅甸国内的矛盾，也不至于蔓延到中国来。如果不杀宫里雁，不对曩占母女肆意凌辱，也不会出现两国的冲突。故而，中缅战争的引发，作为军政长官的吴达善难辞其咎。从另一方面看，事情业已发生，缅方若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与清王朝交涉，惩治当事人，也不会出现兵戈相交的局面。可是，在边衅初起之际，缅甸所采取的却是横索财物，策动土司叛乱。而且，当这类手段不灵、计不得逞时，他们又出兵四处侵扰，直接威胁到云南边境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如此一来，战争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它不是正当防御，而是有意侵略了。从这个角度看，清王朝组织多方面的兵力，实行全面反攻，则是保护国家尊严的正当行为。赵瓯北不辞艰辛，千里从军，且参与谋划方略，草拟军事文书，当然是出于爱国热忱。

至冬，总督阿桂率兵来永昌，与阿里袞同为副将军驻一营。两人所有笔墨之事，瓯北一人兼之。因瓯北熟悉地理形势，故所提建议，往往与阿桂相合，更增进了两人友谊。每当两将军出战，瓯北则“守大营、护将印，一切缓急应援，皆得便宜行事”。

乾隆三十四年（1769）二月间，朝廷派军机大臣傅恒来滇经略军事，月末，率京师及满、蒙兵一万三千六百人离京远征，日夜兼程。八千余里的路程，仅用了四十天，于四月初便抵达永昌。瓯北随同阿里袞、阿桂等人，去永昌迎接。傅恒为人谦和，“敬礼士大夫，翼后进使尽其才。行军与士卒同甘苦”，在军事上也颇有建树，乾隆帝称其“壮龄承庙略，一矢靖天狼”。紫光阁图画功臣，他以平西陲赞画功，班居第一。他的到来，使瓯北大为高兴，并暗自庆幸边将得人，平复边患指日可待。傅恒素重瓯北其人，一来军前，即召入幕中，并召众将领讨论进兵之策。

当时，不少将领都认为，此地多瘴，应等到霜降后再出兵。而傅恒却认为：“若是须坐守四五月，既糜饷；且军初到，当及其锐用之，久则先懈，非计也。”于是，计划分两路进兵，主力横渡腾越州西之戛鸠江，偏师从普洱进击，以牵制对方兵力。议既定，准备上奏朝廷。此时，正好墙上挂有地图，瓯北指着地图对傅恒说：“图中戛鸠、普洱相距不过三寸，其实有四千余里。两军既进，东西远隔，声息不相闻，进退俱难遥度。去岁明将军之不返，由不得猛密路消息也。”傅恒闻言，大吃一惊，忙问瓯北有何想法。瓯北建议偏师由江东蛮幕进军，造船以通往来。如此，两军才可相互接应。傅恒毅然采纳这一意见，果然出兵顺利，一举获胜。时隔不久，中缅双方便达成和议，云南边境得以安定。瓯北从军年余，常为无尺寸之功而内疚，但对献策被采纳一事却感到欣慰。

另有一件事，瓯北处理得也很妥当。傅恒来滇经略军事，副将军阿桂时常与他意见相左，加之小人每每借题发挥、挑拨离间，两人间嫌隙时有发生。矛盾的起因，可能与他们在作战部署上意见不一致有关。

在傅恒来滇之前，“滇省绿营恇怯”，素为敌所轻，“阿里衮等亦未能相机部署”，指挥不力。乾隆帝无奈，才调遣吉林索伦等能征惯战者，并闽省水师同往，欲水陆夹攻。在他看来，“水陆并进，实征缅最要机宜”，故屡次询问。但“阿里衮等并以该处崖险涧窄断难行船为词”，迟迟不行。

赵兴勤《赵翼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典藏版）

而傅恒一到永昌，即遣人勘察地形，最后选定铜壁关外野牛坝为造船之所。这里“树木足供船料，且气候凉爽，可以屯聚兵丁”。乾隆帝闻之大喜，对傅恒特予表扬，并斥责先前诸将曰：“同此沿边僻壤，非自今日始通，何以前此并无一人见及。而傅恒得之，便如取携。可见事无难易，人果专心致力，未有不成者。无如诸人皆豫存畏难之见于胸中，遂以为隔阂不可行。”阿桂与阿里衮同为副将军，皆是乾隆帝所斥责的“豫存畏难之见”者。他们驻扎数月，备尝艰辛，反遭训斥，而傅恒初临边地，略试身手，即蒙圣上称赏，内心潜生怨望，自在情理之中。阿桂与傅恒的嫌隙，此当为主要起因。

瓯北因是京都故人，与二位均有所交，便从战争大局出发，分别给他们做了许多调停解释工作，使离间者未能得逞，既维护了内部团结，又保障了战略部署的实施。数十年后，瓯北对此事仍记忆犹新。他在《五哀诗·故公相阿文成公》中写道：“明年经略至，总统王旅啴，蜚语或间之，嫌疑微有端。意见稍歧互，何以济艰难。余以旧属吏，委曲寓转圜。事既切同舟，结须解连环。敢抚桓伊筝，聊破弥远钻。以兹用意密，知我心力殚。”事情虽小，却事关大局。那些借机生事之徒，无非是想利用主将不和，扬此抑彼，投靠一方，以作将来谋出路之计。而瓯北则不然，他是从战争全局出发，消除主将之间感情的裂痕，认为只有风雨同舟，才能共济时艰，器量是那么宏远，用意是那么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