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复州的沧桑

在旧时文人的笔下，曾看到过几许关于复州的文字。

比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讲过复州的鬼故事，这可能是文人最早涉及复州的写作。又比如，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里也把笔触伸进了复州，那是因为复州及金州的矿藏被俄夷抢夺了，他不得不说给中国人听。再比如，梁启超写过章回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在写近代中国铁路时牵扯到了复州。

然而，据我所知，这几位大文人从未来过复州，他们只在文字里远远地遥望到了复州。他们眼中的复州，其实是复州地区，而不是复州城。我倒是在《复县志略》里，读到了一些出自复州本土文人之手的诗句，虽然是咏赞复州八景之类，不关多少痛痒，却让我感到一丝亲近。

去复州城那天，遇上了难得的小雨。走在街上，我没有打伞，雨很小，似有似无，并不影响我看什么。只是复州城已变得十分陌生，那条笔直宽敞的中心大街，大街两边砖木结构的出檐瓦屋，屋后一条条狭长而神秘的胡同，早就悄然而逝，不知所终。

我知道，这在当今的中国属于正常。中国大地上许多著名的古城都被建筑队拆除掉了，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复州城呢。可是，在小雨中，我还是不依不饶地到处寻找着，想看见我记忆中的那个复州城。这种阴湿的天气，让我格外地怀旧。

在我的记忆里，复州城是距我老家最近最繁华的一座城。我很小就听村子里的老人们谈论它。有的是很早以前去过，有的是最近刚刚去过，去也不是做什么大买卖，无非是挑一担干烟叶子卖，或者去骡马市买一头纯种的复州牛回来。然而，老人们聚在一起说复州城的时候，就像现在的人说去了趟北京，或出了趟国，有一种夸耀的意思。

比如，他们说复州城与别的州城不一样，只有南、北、东三个城门，没有西门。主要是城西有一座骆驼山，传说山上有鬼，一是阴气重，二怕鬼叫门。也有人说山上有胡子，怕他们下山来抢城里的财宝。无论什么原因，反正是只有三个门。东门叫通明，南门叫迎恩，北门叫镇海。

再比如，他们说复州城外有一座永丰塔，塔下有一座永丰寺，寺本来是个清净之地，可前面却是一个杀人场。民国的时候，二十多个反袁世凯的革命党人在那里被杀了；国共拉锯的时候，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区长也在那里被杀了。

还比如，他们说早年的时候，复州城的衙门管辖的地盘很大，都管到海对面的山东了。后来复州城却越变越小了，以至于变成了一个公社，包括我老家在内的许多村子也都不归它管了，等等。

在乡下，老人的嘴就是教科书。然而，复州城毕竟是一座城。对于生活在城周围的乡下人而言，它是个话语中心，乡下人的心情，乡下的生活，都跟着它转，就像太阳和葵花的关系。

第一次走进复州城是1973年深秋。复县文化馆与旅大市群众艺术馆联合举办一个农村歌曲创作班。办班地点选在复州城。那一年我十八岁，在我仅有的游历里，还从未见过这样古色古香的一座城。它不像得利寺、松树、万家岭、许家屯那种铁路沿线的小镇，它也不像瓦房店那样具有现代工业气息的县城。小镇和县城都有一点儿喧闹，这里却是梦一样地寂静。它的寂静好像是被四周那厚厚的城墙给围出来的，被那一条条胡同小巷给裹缠和深藏起来的。它的寂静也许还与那个不讲商业的年代有关，城里居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大大小小的店铺，除了居民住宅，就是公家机关，城内气氛一点儿也不复杂。

创作班其实没住在复州城内，而是在城南的五七干校。每天吃过晚饭，全班的人都要出去散步。所谓散步，就是从苗圃干校的院子里出来，沿着一条柏油路往北走，一直能走到古城南门。城门外有一条护城河，河两边住着人家，过了河，沿着人家门前的一条小道，就可以走进城了。

几次散步下来，城里的各个角落就被我们走遍了。一条南北大街，一条东西大街，在城内画了一个十字。南北大街两边，排列着一条条小胡同，把古城装扮得像一个穿中式布衫的老人，中间的大街是前胸的开襟，两边的胡同则是开襟上的布纽扣，根本不用担心会走迷了路。有一天傍晚，我钻进了东大街南角的一条胡同，这条胡同叫王弄，复州城里的胡同，都叫什么什么弄。我姓王，所以在王弄里转了半天，像要认亲似的。记得王弄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四方小院，一个造型古朴而又讲究的院门。因为天晚了，各家的院门都严严地关着，里面没有任何声响。转到最后，也没有去敲谁家的门。

创作班办了长达一个月。班里有专门写词的，有专门谱曲的。我写完了词，市群众艺术馆的高老师就在班里找人给配曲，词和曲都完成了，我和曲作者就放开嗓门试唱自己写的歌。这是创作班白天的生活。到了傍晚，大家吃完了饭，马上就像出笼的鸟，一边唱自己写的歌，一边向南城门走去。进了古城，大家自动就闭上了嘴。因为天已经黑了，城里的街巷胡同太窄了，有一点儿声响就会传到两边人家的院子。所以，只要进了城，大家就像鬼子进村一样，悄悄地进去，再悄悄地出来。以至于我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仿佛又在那种熟悉而古怪的寂静里重新走了一回。

这一次来复州城，我看见的却是古城即将隐遁的背影。

城已经拆得差不多了。我用自带的小相机，首先照下了那座残存的东城门。不知为什么，当年拆城的人拆到这儿停下了手中的铁铲，给古城单单留下了一个东城门。门是城的眼睛。它仿佛是在告诉我，城的这颗心还在跳。

所谓的东城门，其实只留下了一个门洞，如今有人在门洞内设了一家小卖部，我去的时候，有几个男人正在里面玩扑克牌。门洞剩下的地方刚好够走我一个人。从门洞走出去，外面是个瓮城。瓮城的城圈虽残犹在，朝南的出口已被堵上了，整个瓮城内只住了一户人家。一问，原来这家人祖上就是看护东城门的，由于世世代代守着东城门，这家人也就世世代代地住在瓮城里，即使改朝换代了也没搬出去。过去的房子太小，又属于公家，如今翻盖成了大房子，只这一个大房子，就把瓮城差不多塞满了。也许就因为城门与瓮城是连着的，瓮城与守城人的房子也是连着的，拆城门就等于拆这家人的老宅，于是就拆不动了。此后，这家人的日子便过得十分安稳，过去的东城门通向一条走人马车辆的官道，如今只走他们一家人。他们是古城的典故，是古城的新话本。看着这家人，我在心里笑作一团。

自东城门内一条小街向北走不远，我看见了一截百多米长的旧城墙。墙上的砖，墙基的石，仍能让人感觉出它当初的高大和雄壮。我问一位老者，它为什么没拆呢？老者指了指城墙上另建的小房子，说，不叫这个水塔，你以为还能留着它呀！

雨还在淅淅地下，从城墙的砖缝里生长出的几丛灌木，在小雨中显得格外生动。时间已是中午，几个放学的男孩子把自行车一扔，不管雨不雨，比赛似的往墙上爬，释放那些无处使用的力气。

在南北大街，我已经看不到往日那两排布纽扣似的胡同。它们都被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鲜艳的大楼商厦。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结果在边边角角找到最多的是回民家的老院子。也许因为它们与城中心还有一段距离，也许因为他们的回民身份，让这些院子留下来了。我看见，每座院门的上方，仍嵌着那个写有哲合忍耶文字的牌子，大概因为它们像一幅幅神秘的图腾，让拆迁者不敢轻举妄动。如今在这些院落里进进出出，我也揣着十分的小心。后来，我去了甜水井巷四十五号，终于在这里看到一幢前出檐后出厦的老房子。它在一个大院子里，没有大门，只在朝街东的方向开了一个小耳门。院子里有几棵老枣树，房子看上去很破败，也许很快就要拆了。这家的男主人会唱花旦，八十多岁了，每年春节都上台，最拿手的是唱《霸王别姬》。见我要采访他，忙去里屋拿出戏装行头，跟我说话动不动就翘起了兰花指，惹得老伴儿直用眼睛挖他。我想，他就应该住在这样的院子里，翘着兰花指，唱着虞姬，咿咿呀呀地为古城配着销魂的曲子。

至于东西大街，它可能是最有古意的一条街了。因为西大街有一座横山书院，还有一座清真寺，东大街有一座基督教堂，还有一家胜利皮铺。我在这里故意放慢了脚步。横山书院，我将在另一篇文字里专门写它，这里暂且不提。由于不是礼拜日，清真寺和教堂的门都关着。所以，我只好走进了皮铺。

它看来是古城所剩无多的老字号，门口挂着一个用皮条做的幌子，那种油乎乎的旧，不知它有多少年月了。那天，皮铺的主人正在给儿子办喜事，门上还挂着两匹红。挂红原是乡村的习俗，不光是娶媳妇，生孩子、房子上梁，也都要挂红。很久没见过这种场面了，如今它却飘扬在复州城里。我忍不住就走进去看稀罕，却见家里只是一些刚吃完酒席的老亲少友，新郎和新娘坐车拍婚纱照去了。站在堂屋地上，我发现正对着门口有一个红漆斑驳的老式柜台，以前只在《林家铺子》那类老电影里见过，原以为它只属于商铺荟萃的江南古镇，冷不丁在复州城里见到它，还有一点儿不适应。其实，城和镇都是商业的产物。皮铺的老式柜台，不过是给古城曾有过的繁荣做个注脚。

最后去了南街。因为这里有一座没被拆除的复州衙。虽然已不是州衙的全貌，却可以看出是清代的州衙。它现在所占的面积只有三千平方米，原是一座清代风格的硬山式建筑，由正门、前堂、后堂、东西院街舍等组成。

坐在院内的石凳上，我想起了一件事。小时候曾听伯父说，清朝末年，我家祖上曾有人在复州衙里做税官。有一次，本家的一个人去复州城卖烟叶子，被横行城里的地痞敲了竹杠，于是就去衙门里找税官告状，税官果真就替这个本家出了口恶气，以后再进城就没有人敢欺负他了。据说，做税官的这一支人，一直就住在复州城里，不知是否就住在我当年转过的王弄。前几年，老家的族人张罗着修编祖谱，便想到了复州城里这一支人，就叫几个小年轻的去城里认亲，想不到还真就给他们找到了。论一论支，排一排辈，在宗谱里都各自找到了归属。后来，我在大连给母亲过八十岁生日，复州城这一支人还派代表来喝了老太太的寿酒。

也许因为自家曾有人在这个州衙里当差，那天我在石凳上坐了很久……

在来复州城之前，我曾在史书里翻找有关它的记载。史书上说，汉代曾在辽东设置十八县，其中辽东半岛有两个县，一个是沓氏县，一个是汶县。沓氏县在半岛南境的金州，汶县则在半岛北境的复州。复州之名，源于辽代。一千多年前，地处大东北的渤海国曾经是大唐版图上的一个方国，当年曾被称为海东盛国。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渤海国紧接着就被契丹取代。那是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之后，为绝后患，将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至辽阳南部，以分其势，使之不得相通。于是，大批的政治移民就从渤海国的扶余城被强行迁至今瓦房店境内，并设治扶州。这样做还觉得不够，为了让渤海人忘却故乡，公元938年，辽太宗以同音字“复”代替“扶”，改扶州为复州。

与扶余城同一种命运的还有南苏城，住在南苏城的渤海人也做了亡国奴，被迁至今金州境内，设治苏州。公元1116年，女真人占据了辽东，改设东京路辽阳府，将苏、复二州合并为复州，原苏州降为复州所辖的化成县。所谓的渤海人，就是肃慎氏后裔靺鞨人，也就是女真人的祖先，女真人灭辽之后，实际上是为自己的祖宗出了一口恶气。公元1216年5月，化成县从复州辖下独立出来，改叫金州。以此看来，金州这个名字，比复州晚叫了二百年。

复州城最初是一座土城，修筑于辽兴宗（1031—1055年）年间，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辽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城，大概因为此前已有一座唐代建的永丰寺。永丰寺在城的东门外，为了与寺有个照应，在寺旁建起了一座塔，塔随寺而取名，叫永丰塔。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因受倭寇袭扰，朝廷在辽东建置卫所，于是重新修筑复州卫土城，使它更坚固一些。此时，州、卫并存，皆驻复州城内。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辽东军情越来越紧迫，于是就下了一道废州存卫的谕旨，由卫所兼管民政。明永乐年间，复州土城改成石城，将石城改为砖城，则是在清乾隆时代。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复州城石改砖工程告竣，知州陈铨喜不自禁，写诗一首，以作纪念。这首诗在当时就被镌刻在一方石碑上，如今仍镶嵌在州衙的墙壁内。现在，它成了复州古城的镇城之宝。

面对即将消失的古城，人们能想到的补救办法，就是做个还原式的沙盘。在复州镇政府大楼里，我看到了它。主持制作这个沙盘的人，叫金延年，当时是镇文化馆馆长。他在城里召集了十几个年近百岁的老人，让他们坐在一起回忆复州古城旧时的模样。王弄，高弄，衙门弄，甜水井弄，就是这些老人靠着记忆，一一地给排列了出来。听金馆长说，连一口井、一畦菜的位置都准确无误。沙盘上最显眼的标志是寺庙，方圆不大的古城，竟有大大小小三十多座。关帝庙，三官庙，二郎庙，药王庙，天齐庙，文庙……多得数不过来。这并不是全部，在古城墙外，还有玉皇阁和龙王庙，可见当初香火之盛，人气之旺。不知积攒了多少年的太平，将它添得如此丰满。在那些庙之间，还有一座大宅门，叫晏公府。我问晏公是何许人也，金馆长就回答不上来了，只说反正看样子他在复州城里地位很显赫，也许是一门望族，也许是一个贤士，这只是个猜测吧。

金先生告诉我，复州城四周的城墙始拆于公元1976年。那个下令拆城墙的人，对这块乡土一无所知。他那次是从省里下来视察农业，进城吃午饭的时候，车子在石板路上颠簸了几下，向外面一看，居然是古城作的怪，就说，这怎么像走进阴曹地府了？于是乎，在他走后的第二年，即“文革”结束之前，复州城终未能躲过这一劫。金先生说，复州城人，现在想起来就骂，就后悔。也是，如果当初能顶住，能不参与那场拆城运动，能把古城一直留到今天，复州城可就值大钱了。

但是，一切俱晚矣。在那样的年代，拆掉复州城是正常的，保留复州城却是匪夷所思的。复州城能苟延这么长时间，也是因为它由中心变为边缘。民国二年（1913年），复州改为复县。民国十四年（1925年），仍在州衙内办公的复县公署，由复州城迁到瓦房店。这都因为上个世纪初南满铁路通车了，处于铁路沿线的瓦房店已经从一个简陋的大车店，迅速膨胀成一个大城镇，进而成为县治所在地。此后，复州城则因偏离铁路而成了角落。这对它安知不是件好事呢，与它并存的金州古城因为在铁路线上，后来就被拆得面目全非了。

如今，复州古城的大街上虽也盖起了现代的或仿古的楼房，各色牌匾和广告条幅虽也横横竖竖，花花绿绿，可古城里面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拥挤和混乱。我在那些楼的门口走过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强拉我买东西，或者把直销宣传单往我手里送。给我的感觉，这里毕竟做过州衙，所以，在古城人的身上，仍保存了一种难得的高贵和矜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