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怀念弟弟

在消失了的生活场面中，我很怀念的，还有一些关于抬水的记忆。

我住的村子有井水，所以叫井水地。距我们稍远些的没井的地方，叫山水地，靠天吃饭。他们吃的水，是从山上流下的雨水——下雨的时候，山水就一直流下来，汇在一个低矮的洼处，我们叫涝坝。我在《大漠祭》中写过它：

土岭这边，是一个涝坝，几十丈方圆，蓄一池水，够人呀畜呀用一两个月的。日光照久了，水就没了淋漓，入口，绵绵的，多了黏度和那种被称为日腥气的味儿。

四下里奇异地旱。青蛙之类喜水的动物便索性把家安到涝坝中了。一入夜，咯哇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花球说这是娃们在向恋蛙表白爱情呢——没了计划生育的管束，蛙们尽兴炫耀自己的生殖能力。涝坝水面便布满了被村里人称为“裔”的东西，黑黑的，丝一样，随水波游迤颠荡。不几日，便荡出一种叫蛤蟆蛄蚪儿的玩意儿，状若鲸鱼，缩小万倍，晃个长尾巴，在水中游呀游的，闹嚷嚷，黑。村里来挑水的人只好带个筛子，放在桶上，用以滤尽那睁个贼眼瞅空就要往舀水的马勺里钻的蛤蟆蝌蚪儿。

小时候，我去亲戚家时，常喝那涝坝水，至今我仍记得，那水里，有一股浓浓的土腥气。相对来说，我们那儿的吃水要好一些。

我和弟弟小时候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到附近的井里抬水。那口井，我记得它很深，我跟弟弟费上吃奶的力，才能将桶子抬上通往井口的大坡。有时，水桶也会滑下来，就会砸倒后面的我，将我弄得一身泥水。夏天倒没啥，冬天要是来这么一下，就得待在炕上许久，因为我只有那一套棉衣棉裤。那时是没有内衣的，虽然穿了棉衣，但寒风总是会灌进衣服，当地人好一些的，就会弄个系腰，将棉衣一扎，就会暖和很多，但我们小孩子是没这种待遇的。

那时节，我们兄弟两人抬着一个大铁桶，那铁桶老是漏着，地面上总是淋漓着一线长长的水迹。两个瘦小的孩子摇摇晃晃，抬着我们眼中山一样重的水桶，走几步，缓一阵，肩膀总是叫扁担压得死疼。我老跟弟弟因抬水的事争吵，因为我希望水桶放到那杠子——一截很重的青杠木扁担——中间，而弟弟，总是要求那水桶尽量靠近我这边，于是，我总是骗他：刚开始，我会让水桶往后些——我高些，总在后面——待他抬起时，我就把水桶悄悄移到了中间。

其实，我也不想骗他，可我也力不从心。从小，弟弟干活就比我强，他跟所有的村里人一样，老是骂我“白肋巴”，意思是不常在太阳下干活的懒汉，肋巴都没有晒黑——凉州人管肋条叫肋巴——我懒倒是不懒，但我的干不动活儿，是村里有名的。从小，我就怕晒太阳，不喜欢在外面干活，只喜欢读书。这一喜好，让我跟父辈和弟妹们的人生有了一道明显的分水岭。

至今，不爱读书的弟妹们还在乡下生活着。除了那个叫陈开禄的弟弟，成了我的小说《大漠祭》中憨头的原型外，其他弟妹，都没有进入我的作品。陈开禄能走进我的作品，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感情很好，他又过早地去世了，也是因为他的心。

我死去的二弟陈开禄也爱读书，在原武威金属厂上班时，他的床头总有一些破书，没皮儿了，多是杂志，像《花城》之类，早叫弟弟翻烂了。一天，弟弟忽然说，哥，我也想写小说。我说，好。他就兴奋地谈了他的构思，只是他读书不多，那构思只是《三言二拍》的翻版。我听了，心里虽疼，却笑着说，不要紧，想写就写，写久了，就会写了。但弟弟直到死前，也没写出什么小说来。倒是他去新疆前写的那几篇日记，一直打动着我。那日记的内容是，他在山丹小城里，百无聊赖地等待新疆的消息。那时，他结婚刚一年，刚生下女儿，却为了生活，要到新疆去打工了。他在日记中说：“太阳照着山丹小城，城里人都各忙各的，我却要离开生下不足一个月的女儿，到新疆去谋生计了。”那日记里渗出一种无奈和苍凉。我发现，他要是有时间训练，是能写出好东西的，但他每天要干很苦的活儿。

当时，他在原武威金属厂当合同工，干铸工，铸炉子。他一般是早上做模具，下午就端了铁水，往那模具里浇，很是辛苦，每次下班，衣服都叫汗水浸透了。但是，我初到教委时，他中午和下午下班后，还是会给我做饭。

那时，陈亦新和他妈妈鲁新云都在乡下，就我一个人在城里，弟弟怕我在饮食上为难自己，也知道我不会做饭，就说，哥，你还是到我这儿来吃饭吧。我答应了。每天中午和下午，一下班，我就去金属厂。有时，我会忘了时间，迟个把小时，弟弟就把煤油炉的火苗儿拧上很小，一直等着我。见我一到，他就拧大火苗，给我下面条。

至今，跟弟弟相处的许多画面，我还是会经常想起，每次想起，都会觉得温暖，也会觉得心酸——我会想，要是他活着，能看到我成功，该有多好。

记得，弟弟一直很羡慕我，他也想像我那样，凭借文学改变命运。他本名开绿，我开红，三弟开青，兄弟三人都是颜色。可后来，有人叫弟弟改名，将“绿”改成“禄”，希望他能像我一样，吃到禄粮，月月有个麦儿黄，但后来才发现，那改名，也没让他改了命。他不得不牛一样苦，每天苦下来，他连翻书的力气也没了。后来，他离开了金属厂，想找个轻一些的工作，但这时，病魔已找到了他。他告诉我自己的身体好像出了问题时，我曾安慰他，说我看了他的手相，命长得很——这倒是真的，弟弟的生命线又粗又长，没有一点不祥的信息。记得那时，弟弟笑了，他说，就是要紧也没啥，三岁也是死，八十也是死，谁也躲不过去的。

他说这话时，距他的死，只有三个多月时间。

其实，二弟也有一种智慧。要是他能像我那样读书和写作，是很有可能会改变命运的。因为，改变命运，最主要的，就是一颗想要改变命运、也肯付出行动的心，而不是别的。但是，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有作家理想的弟弟，还没写成一篇小说，就死了。

弟弟临死前，叫我陪着走了一趟文庙，那时的细节，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后来，我把它写进了《大漠祭》。

这世上，或许有过很多陈开禄，他们都有过梦想，都有过追求，但生活把一切都撞碎了。有个学生说，面对这些人时，他心里总有愧疚，他觉得自己太幸运了，他得到的一切，都跟他付出的东西不成正比，这让他有了一种负罪感。他觉得，自己如果不成功，如果不进步，就对不起他的幸运，也对不起那些不幸的人。

他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幸和不幸，其实是他自己的标准，别人在自己的标准中，或许也觉得自己挺幸福的。很多人虽然放弃了梦想，但生活过得很滋润，他们可能有幸福的家庭，可能有可爱的孩子。在他们的眼里，可能我那学生自己，才是一个不幸的人呢。

十多年前，《大漠祭》出版了，引起了一阵轰动，好多记者都来采访我，都对我童年的生活抱以同情，但他们的同情，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童年很幸福，反而觉得现在的很多孩子很不幸。他们在应该玩耍、应该在大自然里奔跑的年纪，却被父母关在家里学习，为父母口中的未来和父母自己的某些概念，失去了孩子该有的天真和烂漫，多的是过早出现在他们生命中的功利。这让我很心疼。如果一个孩子没有温暖和自由的童年，他长大后，心灵就肯定会出现某种缺憾的。这一点，却被父母们忽略了。

比起有些人，开禄也许是相对幸运的，因为他的生命虽然很短暂，只有二十六年，却有一个会写书的哥哥，把他留在了作品里。好些人的一生，就像阳光下的露水，早在别人发现他之前，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在死亡的那一刻，觉得自己没留下一点遗憾，觉得自己活好了的人，其实很少。

有多少人希望自己死后，人们能像尊重君子那样尊重他，能像悼念君子那样悼念他，能真心地说上一句：“你来过，真好。”但他不一定做得到，因为他不一定有君子那样的心，也不一定有君子那样的行为，所以，他就不一定会有君子的命运。心和行为，决定了他的命运。

世界就是这样。日月两盏灯，天地一台戏。你我演千年，谁解其中意？

后来，我就对弟弟留下的儿子陈建新说，你一定要当个作家，你爹爹想当，没当成，你要当成，完成他的心愿。从他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开始培养他的想象力，教他读书，教他写作，因为我一直会想起弟弟的梦想。不过，虽然我尽了很大的心力，但我明白，我仅仅是个指路人，愿不愿意走路，还要靠他自己。我能改变的，是我自己，和那些愿意实践我的指点的人。

这次请东客，我请了开禄的朋友陆泰昌，他和开禄是同学。开禄生病住院时，陆泰昌借给他五百元钱，这种情分，也很难得。要知道，那时节，为了凑弟弟的住院钱，舅舅畅国喜召集了一些亲戚开会，其艰难程度，大家可以从《大漠祭》中憨头患病后看出一点。很多人都不愿借钱，因为弟弟得的是癌症——那时他又分家了，债务要独自承担——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人财两空的事，他们怕借出去，要不回来。这个时代，遇到事能张开口借钱，并能借到钱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一直很感激陆泰昌。弟弟死后，我就替他还了那五百元的借款。

许多次，妈一见陆泰昌，就会流泪。这次请他时，我也想起了弟弟。我想，要是弟弟活着，他见侄儿结婚，该是多么高兴呀！因为他活着时，比我还关心陈亦新，老给他买小玩具，老是把他扛在肩膀上，逗他玩。侄儿大了，要结婚，他当然很开心的。当然，他更开心的，是他的儿子也大了。他死时，儿子只有一个月，现在，陈建新也能当东家了，而且承担了很多主要的活。开禄若是在天有灵，定然很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