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文宣队的台柱子和女一号

继续说说我的童年吧。

我从伴唱，变成台柱子，是参加完永昌区所有学校在温台沟的大会演之后的事情。

那次会演，让我第一次有了信心，虽然我只是伴唱者，但在我回来时，一群孩子忽然围了我，说，这就是那个伴唱的，他一唱，就把别人给压了。

也许正是那次伴唱，校长关注到了我。一回去，他就将我正式选进了文艺宣传队。我一进去，很快就成了台柱。

那次在温台沟的演出，是在一个河湾里。我还记得，当时的河湾里，到处都是柳墩，到处都是沙枣树，几乎看不到尽头，要是迷路了，一个人是很难走出去的。去之前，校长总是叮嘱我们，不能乱跑，柳墩里有狼。那时的乡下，时不时也会传来有人叫狼吃了的传说。我的一位大伯还真的遇过狼，那狼跟了他，流着涎液，他祷告了土地神才没被吃掉。除了狼，柳墩里还有野鸡、野兔、兔鹰等，我后来小说中的大沙河，就有它的影子。几十年后，我又去了温台沟河湾，它位于双城镇。但我再也没有发现柳墩，那儿成了一个荒滩，水没了，树死了，除了沙石，连生机也没了。不仅仅是这个河湾，后来，整个凉州，差不多都这样了。那遮天蔽日的绿荫，都成了一抹记忆。后来，我定居东莞樟木头的时候，就选在一个森林边，一条河穿越其中，很美，很幽静，空气很湿润。但后来，我发现有人在那郁郁葱葱中毁林造坟，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那森林被毁掉了，长期下去，那边的生态就会遭到极大的破坏。我不知道，不久的将来，那樟木头林场会不会成为凉州的那个河湾？

好在，我将这些记忆定格在我的小说中了。有一天，等我离世的时候，我们的子孙、后来人，就能从我的小说里读到那些场景，就会知道，在人类的某个历史时期，那块土地上曾是怎样的情景，活着一群怎样的人。

这本书，也是在定格某种存在。对于记忆中的一些人，我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他们这三十年的变化，写了他们的以前和现在，这些东西，总能给人带来一些启发和感悟的，这就够了。因为，这些人，很快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逝，我们阻挡不了这种大力。从这些人的活法中，我们可能会找到另一种活法，会去寻觅另一种梦想。毕竟时代变了，人总得有另一种追求和向往。父辈们的那种生活方式，也许将要永远地从历史的舞台上消逝了。农业文明已经进入工业现代化了，生活方式变了，思维方式也变了，那么，我们的观念也要与时俱进。

但是，这次我回老家，家乡的一些人还沉睡在原来的梦乡中，虽然时时受到冲击，但那梦太久了，不易醒来。他们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我这只牛虻，而是许许多多的牛虻，一代又一代地叮下去。

将我正式选入宣传队的校长，叫李其元，是一个很热情、很有责任心的人。他住在一个童话般的小屋里。这小屋，在学校后面，前面有很多果树。小屋里有炉炕，就是将土炕和土炉连在一起，炉中一有火，炕也就热了。那土炉用来做饭，连着屋里的炕，烧火做饭时，炕就热了。那炕，也就有了类似烟囱的功能。正是这一点，加上果树营造的氛围，让我感到了童话般的意味。

我读小学时，排节目是学校里最重要的事，因为每年公社都要比赛，要排名次。那时的夹河小学，老得第一，原因是校长很重视，他总是亲自抓文艺，亲自选人，亲自当导演。他很有文艺天分，总能设计出许多新节目。而我，也总能将他的意图体现出来，我们之间，似乎天生就有着某种默契，他一说，我就懂，而且我的表演总能令他满意，我也很卖力。后来，我就有了小小的名气。

我是当然的男一号，当时还有一个女一号，叫金萍。她的父亲是相邻公社的干部，也爱文艺。女儿得天独厚，很有艺术天分，跟我是同班同学。因为我们老在一起排节目，也同样受校长重视，一些多事的同学就给我俩起外号。那外号，便是见了我叫她的名字，见了她叫我的名字。一次，弟弟路过她家，听到她妹妹骂她血裤裆——也许是她例假来得早的原因吧——从那之后，弟弟每次跟我闹别扭，就会骂我血裤裆。他一骂，我就会打他。于是，他一边外逃，一边扯长了声音骂我，于是，整个村里人都能听到他的骂声：血裤裆——血裤裆——现在想来，还觉有趣。

后来，全校同学都知道了这事。再后来，她的父亲也知道这事了，就找到校长，想看看陈大年的儿子到底有什么能耐，他有种兴师问罪的意味，叫校长劝阻了。听她父亲的口气，将陈大年的儿子跟他的女儿连在一起，是对她女儿的一种污辱。因为他是干部，是吃国家粮的，而我的父亲是农民，是出力种地的，受过城乡阶级教育的他，有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当然觉得不能和我家扯在一起。就连孩童们那种天真无邪的交往，在他那里，都变了颜色。当然，那时的他，其实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这件事，让我小小的心灵，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差距，她父亲看我的那种眼光，带着一种让我很难受的东西。好在，我很有文艺天赋，这让我很快就找到了另一种平衡。

不过，后来，金萍还是被父亲嫁给了凉州西乡的一个农民，丈夫当过村上的书记，但他所在的那个村庄，是凉州一个相对苦焦的地方，窝在戈壁的深处。按爹的说法，是“歇荫凉没树，吃饭没醋”。不知道当初，她的爸爸——金萍是全村唯一管爹叫爸爸的人，其他人都叫爹爹——为啥把她嫁到那里？听说她也抗争过，但没用。关于金萍的故事，我跟同村的一位堂哥谈得最多。堂哥是正式老师，跟她相爱过，但后来，她去了西乡，嫁了农民，堂哥就娶了另一个女子，生了两个儿子——这次请东客，我也请了堂哥，但来的是堂嫂——随后，堂哥就认命了，一辈子也就这样过来了。

记得当初，金萍嫁人后，我和堂哥曾写过一首顺口溜：“天若有情天亦泪，地若有意地悲愤，戏水鸳鸯难成对，意外因缘反成功，……”虽是首顺口溜，但叫我们得意了很长时间，里面也可以看出堂哥当时的伤心来。但是后来，有时不经意间我和他谈起这些私事，却发现，他的心，也迟钝了，那悲剧的爱情，已成了一个遥远的梦。任何激情，在岁月的打磨下，都会失去光彩的。

很多人发誓相携一生，没过多久就分道扬镳了；有些死了伴侣的男女，也很快就有了新欢，甚至再婚了。所以，爱情只是一种感觉，它变得很快。故事里那些一生相守的爱情，一是少，二是，它已不是单纯的爱情了，也是信仰，是一个人对信念的坚守。就像“大漠三部曲”里的莹儿，灵官走了，没有告别，也没说回不回来，但她经历了许多诱惑，仍在守着这份爱情，最后宁愿死，也不愿玷污那爱情。她对兰兰说过，她小时候，很喜欢一块玉，哥哥生气时往上面吐了口唾沫，她就不想要了。其实，她在守住爱情时，坚守的也是这个东西，是灵魂的干净。而这种灵魂的干净，是以爱情的干净为表现的。

金萍后来也认命了，我家离她家很近，但很少见她站娘家。她结婚后，十多年里，我没再见过她。90年代，我在教委工作时，曾利用下乡检查的机会，去过她家。我骑着摩托进了那戈壁深处，才知道那所在是多么的苦焦。或许就是因为生活条件的差，那次去见她时，我发现她老多了。当然，也正是从她的脸上，我发现了自己的老。见我来看她，金萍倒是很热情，专门买了啤酒来招待我。但是，从面前那农妇的身上，我已看不到女同学当初的那种艺术天分了，那灵性，被乡村繁重的生活给吞噬了。

现在想来，过去，金萍确实有出色的天分，要是生在大城市，遇到好机会，是能成为明星的。但是，她却生在了一个偏僻的小村，还被嫁到了一个更偏僻的戈壁滩上。想起她心里有过的挣扎，想起命运和她的梦想、她的天分之间的巨大冲突，我也会难受的。

她的哥哥也很有艺术天分，时不时地，就被校长请了来，一起商量着排节目。后来，他成了咱村最有本事的人之一，在洪祥街上开了个照相馆，再后来，他儿子子承父业，也开了照相馆。

见了金萍之后，我就想，如果她嫁人后，我不再有什么念想，也不再见她，也许，每次回村的时候，一想到她，还是最初的那种形象——袅袅婷婷，永远带着一种非常干净的气息，不染纤尘——会是最美的回忆。但我毕竟还是见了她，在我心中，村妇的她，怎么也难与最初的那个人对上号。所以，我有时会想，不见才是最好的，记忆就定格在最美的时刻了，就如诗中写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任何人，在岁月之风的吹蚀下，都会变样的，但有些东西，不该被吹走。

可是，在西部，就是这样，很多有才气、有天赋的西部女子，年轻时，都有梦想，心气都很高，嫁人之后，却被生活、环境及诸多因素磨砺得变了样，不仅相貌变老了，心也变混沌了，不再敏感了，不再浪漫了，也没了梦想，最终，都没有走出她们的命运，碌碌一生。没办法，在那种环境里，由不得你不变的。那种命运的大力，谁也挡不住，很多女子曾经都是杜鹃，但啼血鸣叫了几声之后，最终还是认命了，甘心做了老母鸡。一个弱女子，在那股浑浊的大力中，也根本走不出变成俗婆娘的命运。这一切，我的感受很深，在《白虎关》里也写得比较多。兰兰历尽沧桑后的诸多心理描写，就是我面对西部女性及其命运时的思考。在西部，很多女人一旦嫁人，就定格了一生，对她们，我寄予了很深的同情，但却是无可奈何的。所以，每每念及，总是感慨不已。

当我走出凉州，走向更大的世界时，每次遇到有梦想的孩子，我总是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我真的不希望，那么有梦想的孩子，最终成为浑浊的俗人。那是我不忍看到的。我的学生中，也有这样的孩子，他们都有自己的梦想，我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给他们创造一些好的条件和机会，让他们能在这一平台上，跳出最美的舞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