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玉的家世、生平与戏曲创作

在封建时代，作为儒家代表作的“六经”（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才被正统文人视作“天下之至文”（明·杨廉《答张天衢》，《杨文恪公文集》卷四六）。就是说，天下最好的文章乃是儒家的经典，至于诗，在传统文人那里是不屑一顾的，即所谓“诗，小技，不足为也”（《明史·杨士奇传》），诗尚如此，更遑论戏曲？缘此之故，古代一些剧作家、小说家，甘愿放弃著作权，隐姓埋名从事戏曲或小说创作。如此一来，什么笔花主人、云溪散人、湖上逸人、织花吟客、醉筠外史之类的化名，则俯拾皆是，给后世学者的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又由于相关资料难以搜访，以致像李玉这样的戏曲创作大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时至晚清，古老的中国正饱受外国列强重创。在这一特定形势下，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愈发明显，传统的价值观遭到严峻挑战，旧的文化秩序解体，亟待重构。身处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之中，许多有识之士痛定思痛，纷纷寻觅救国之道。他们在耽恋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学术研究也有所转向，戏曲、小说受到一定程度重视。

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书影

曲学大师吴梅，于191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顾曲麈谈》中，就述及李玉及其戏曲创作，但篇幅较短。其1926年由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国戏曲概论》，则称李玉的剧作，“直可追步奉常（即汤显祖）”（《中国戏曲概论》，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80页），似乎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作进一步思考。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吴梅高足卢前，应世界书局之约，完成了“全部中国戏剧的第一部”（卢前《〈中国戏剧概论〉序》）史书——《中国戏剧概论》，不仅指出“李玉是比较重要的一位作家”（《中国戏剧概论》，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118页），还论及同籍贯的朱素臣、张大复、盛际时、朱云从、陈二白、陈子玉等剧作家及其作品。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虽说成书于1930年，但是北新书局所出版的郑震节译本，直至1933年才问世。1936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王古鲁的译本。在该书的第十章“昆曲极盛时代（后期）之戏曲”中，他虽然对吴梅的“追步奉常”说表示质疑，但仍将李玉归入以汤显祖为代表的“玉茗堂派”。

直至1960年，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出版，才对李玉及相关作家有一个总体的把握，称：“这一类作家，据今所知，有李玉、朱、朱佐朝、叶时章、邱园、毕魏、张大复等人，他们都是苏州或苏州附近的人，大多数都是没有赴过考试的布衣之士。他们虽然没有具体的组织，但彼此都有所往还，或共同撰作，或相互商讨，在这班作家中，以李玉的作品为最多。”（《中国戏剧史长编》，页）此后，苏宁的《李玉和〈清忠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颜长珂等的《李玉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康保成的《苏州剧派研究》（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

等著述，又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有不少发现与开拓。再后来，由陈古虞、陈多、马圣贵点校的《李玉戏曲集》，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更为走近李玉、了解李玉、研究李玉提供了莫大方便。下面，根据相关文献及有关研究成果，对李玉的生平事迹作一个大致描述。

在古代，有地位、有身份的读书人，往往能进入正史的“列传”；次一些的，也能为地方志中的“人物志”所收录。而作为民间戏曲家的李玉，却因其出身卑微、功名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还称他们“于文词音律之审度外，渐知注重舞台效果、联系观众，不像以前那样徒知闭户造车”（《中国戏剧史长编》，第376页）。而周氏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也基本沿用了这一说法。不过，他特别强调了“苏州这个地区，这时期以剧作家的身份而出现的，比任何一地为多”（《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46页）。

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吴新雷接连发表了《李玉生平、交游、作品考》（《江海学刊》1961年第12期）、《李玉逸曲访读记》（《江海学刊》1963年第9期）等系列论文，在详细考订作者行年及其交游的基础上，从创作能力、风格追求、相互关系等层面展开深入论述，明确指出：“在明清之际的戏剧界，的确形成了别树一帜的艺术流派，可以称之为苏州派”，李玉“无疑是苏州派戏曲作家中的领袖，是这一戏剧流派的开道者和总的代表者。”

（《中国戏曲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显，史书自然不可能给他留有位置，方志对他事迹的载述也十分简略。如《（民国）吴县志》卷七五上“列传·艺术一”载曰：

李玉，字玄玉，吴县人。明崇祯间举于乡，入清不再上公车。著有《北词广正谱》，取华亭徐于室原稿改编，吴伟业为作序。淹雅博洽，回出原书上。又著传奇三十二种，最著者曰《一》、《人》、《永》、《占》，谓《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也。

民国《吴县志》书影

以上引文中的“廻（回）”，疑为“冋”（读作jiǒng）字之误。“冋”与“迥”音、义同。迥，《增韵》：寥远之意。此处作“远”讲，意谓李玉所撰《北词广正谱》，虽说改编自徐于室原稿，但质量远远超出原书。这段文字，给我们提供了三方面信息：一是李玉的籍贯，是江苏吴县。二是他明崇祯年间曾中举，入清以后不再进取功名。

“公车”，即官车。在汉代，有时用公家的马车接送应举的人，后来，借用“公车”指称举人入京考试。三是注明其作品名称及数量。

而清人焦循《剧说》卷四则谓：

元（玄）玉系申相国家人，为孙（一作申）公子所抑，不得应科试，因著传奇，以抒其愤。而《一》、《人》、《永》、《占》，尤盛传于时。其《一捧雪》极为奴婢吐气，而开首即云“裘马豪华，耻争呼贵家子”，意固有在也！

文中所称申相国，即籍贯同为吴县的明代首席大学士申时行。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瑶泉，嘉靖壬戌（四十一年，1562）状元，授修撰。万历六年（1578）三月，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后升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任首辅达九年之久。万历十九年（1591）归里闲居，四十二年（1614）卒，年八十。谥文定。

申时行进退雍容，较有气度，也善于识人，他对青年后生朱国祚的赏拔即是一例。朱国祚（1559—1624），字兆隆，号养淳，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乃清代大文学家朱彝尊的曾祖父。他九岁时就为申时行所赏识，留在申府中读书。一日，随师出游，国祚脚陷入污泥，时行命书僮回去取鞋，童子误将时行朝靴取来，国祚不敢穿。时行笑道：“穿上吧，你将来肯定会像我这样。”后来，国祚举顺天乡试，曾有人怀疑其才能，时行断言其必大魁于天下。次年，国祚果然高中状元，后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申时行以当朝宰辅，优游林下二十余年，经常出入吴趋委巷、歌楼僧舍，唱酬赋诗，与少年词人争强角胜。又拥有园林馆榭之胜，有条件欣赏歌舞，故遍征梨园，广蓄声伎。据清褚人获《坚瓠集》十集卷一所辑郑桐庵《周铁墩传》记载，“吴中故相国申文定公家，所习梨园为江南称首。”

焦循称“元（玄）玉系申相国家人”。

申时行画像

江苏古籍出版社版顾公燮《丹午笔记》书影

“家人”，古代常以此指称仆役。《史记》中的“栾布传”、“辕固传”，已出现“家人”一词，往往用来泛称僮仆。吴新雷、康保成等学者，根据李玉同时代作家吴绮【满江红】〈次楚畹韵赠元玉〉词中“世事漫须真实相，家传自擅清平调”推论，李玉当出身于梨园世家。其父祖辈，以伎艺表演或撰写新曲见长，故有“家传”之说。所以，此处之“家人”，可能与申相府中所蓄养家班有一定联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清人往往将这类艺人称作“家伎”或“家伶”，如李雯《高堂行》诗题下小注“时亦大招饮，观储氏家伎”（《蓼斋集》卷一八）、方文《刘旋九招集韦园观家伎》（《嵞山集》卷六）、《闻李宗伯家伎并遣伤之》（《嵞山集》再续集卷一）、钱澄之《彦林家伶散为健儿，因予强奏数阕》（《藏山阁集》诗存卷二《过江集》）、龚鼎孳《九日鲁挹庵总戎招饮岀家伶度曲》（《定山堂诗集》卷二四）、《春日观胡氏家伎席中作》（《定山堂诗集》卷四一）。也有称“家姬”、“家剧”者，如余怀《李笠翁招饮出家姬演新剧，即席分赋》（《味外轩诗辑》）、《鹧鸪天·王长安拙政园晏集观家姬演剧》（《玉琴斋词》）、吴绮《留村尚书招饮观家剧，即席纪事》（《林蕙堂全集》卷一九）、顾景星《李益三梧桐树下家僮度曲图》（《白茅堂集》卷二一）。还有称某氏小史、某氏歌者、某氏小奚者。“小史”，即随侍左右的书僮。“小奚”，年龄小的僮仆。由此看来，既称为“家人”，大概还不是纯粹的家班中的演职人员。他的父辈或为家人而习为戏曲演出活动者，否则，应该以“家伶”称之，而不是“家人”了。

然而，也有例外。《丹午笔记》“李佛公子”条记载说：康熙三十一年（1692），李煦任苏州织造，管理浒墅关税务兼管扬州盐政，口碑较好，人称“李佛”。其儿子“性奢华，好串戏。延名师以教习梨园，演《长生殿》传奇，衣装费至数万。以致亏空若干万。吴民深感公之德，惜其子之不类也”。此句下注曰：“李公家人有汤、钱、瞿、郭四姓，皆巨富，在苏置宅，各值万金有余。”顾丹午即顾公燮，丹午是其字，乃吴郡的一位秀才，生活在清乾隆年间，与焦循（1763—1820）大致为同时代人，在话语表述上也当近似。可此处之“家人”，乃紧承上述“延名师以教习梨园”以致家产破败而来，所以，这里的汤、钱、瞿、郭四姓家人，或是指家中厮养之戏曲艺人。按照封建时代之律令，良人一旦卖身为奴，任凭主人更姓换名，“终身不敢雁行立”，不敢失尺寸。而上述四姓，却各置房产，成了家有万金的巨富。若不过是奴仆，恐难以达到这一地步。从这一层面来看，这里所说的“家人”，也许指的是家中所养艺人。因其身份卑微，而视同“家人”，故以“家人”称之。否则，这一注释则与前面内容有脱节之嫌。当然，若想将这一问题弄清楚，还须作进一步考证。

李玉正因为出身卑微，才会被称作“家人”，以致“连厄于有司”（清·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接连为主试的官吏所摈弃，直至晚年，才仅仅“中副车”（清·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副车”，即副榜举人。所谓“副榜”，其实与后世之备取近似，“凡乡试文理优长、备中之卷，因限于定额未取中者，填入副榜”（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页）。副榜举人，可以送监读书，但是待遇自然与正额录取者有很大不同。

李玉《北词广正谱》书影

《鲛绡记·写状》曲谱

也正因为李玉是申府家人，才会为“孙公子所抑”。“孙”，有的版本作“申”。据史籍文献记载，申时行有三子：一为用懋（1560—1638），字敬中，号元渚，乃明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曾以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官拜尚书之职。崇祯间，致仕回乡。一为用嘉（1563—1643），字美中，号经峪，晚号念先，明万历十年（1582）举人，历官广西参政。一为兆虬，早卒。孙辈人数众多，有申承鼎、申联璧、申承芳、申传芳、申腾芳、申廷芳、申济芳、申继揆、申绍芳、申演芳、申宏祚、申绪隆、申绳武等。其中较著者如用嘉子绍芳，字青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曾任山东按察副使，累官户部右侍郎。用懋子传芳，字维习，内行纯洁，荫补尚宝司丞。余如申济芳，字维宁，自号遵渚，官生，明末官工部主事。申继揆，字维志，号朂庵，明末官刑部郎中，著有《申比部诗集》六卷。申演芳，字孝观，著有《玄间阁诗草》。

他没有取得功名，被推恩赐予中书科中书舍人一职。申承芳，亦荫中书舍人。申腾芳，官生，清顺治六年（1649）任职浒墅钞关。李玉作为“家人”所生子，却能学得才学满腹，“足以上下千载”、“囊括艺林”（清·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这自然容易引起功名失意的贵胄公子的妒忌。所以，千方百计予以压抑，或为可能之事。

《剧说》所指称的“孙公子”，很可能指的是申时行孙辈中功名不显的某一人物。再说，即使这类贵公子功名得意，恐怕内心深处也多半不愿意看到“家人”之子平步青云，一朝与小主人身份等同，平起平坐，这岂不乱了伦理秩序？既然有苗头出现，他们又岂能不再三打压，以防患于未然？

吴伟业称李玉晚年始得中副榜举人，而录取“副车”的时间又是“崇祯间（1628—1644）”。据清人所编《续文献通考》卷三五“选举二”所载，明崇祯年间，礼部会试分别于元年（1628）、四年（1631）、七年（1634）、十年（1637）、十三年（1640）、十五年（1642）、十六年（1643）举行，凡七次。明代的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开考。如此看来，崇祯年间的乡试，大概分别是三年（庚午，1630）、六年（癸酉，1633）、九年（丙子，1636）、十二年（己卯，1639）、十五年（壬午，1642），特殊情况除外。假若说李玉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应乡试，中副榜，时年五十，那么，其生年或在明万历十九年（1591）前后。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李玉已二十五六岁，学有所成，才有可能给“孙公子”带来精神重压，以致屡屡被打压。至于其卒年，也约略可寻。明人凌濛初曾编有曲选《南音三籁》，袁于令侄儿袁园客对该书所录曲文之板眼再加考订后，欲付之梨枣，特请谙熟戏曲作法的李玉作序。李玉在《序》中说：“予于词曲，夙有痂癖。数奇不偶，寄兴声歌，作《花魁》、《捧雪》二十余种，演之氍毹，聊供喷饭。曲学精微，未窥半豹，不敢拒袁子之请，谨识数语以弁其首。”文下注明：“康熙六年五月望日，苏门啸侣元玉氏题于一笠庵之东篱小广。”若依上推论，清康熙六年（1667），他已是七十六岁高龄。自言作传奇二十余种，而据各家戏曲书目著录，李玉戏曲作品达三四十种之多。以一年创作两种计算，余下各种至少也需五、六年时间才能完成。据此看来，李玉起码活到八十三岁上下，至清康熙十二三年似仍在世。这一推论，大概距事实相去不远。（参看吴新雷《中国戏曲史论》，第133页）

李玉所生活的苏州一带，乃三吴歌舞之乡、胜国管弦之地。距此不远的昆山，乃传奇戏的主要声腔——昆山腔的发源地。妙解音律的吴江派代表人物沈璟，放情词曲，与同里顾道行并蓄声伎，时为香山洛社之游。所著《属玉堂传奇》及《南曲全谱》、《唱曲当知》、《南词韵选》，影响广远，被奉为“词林之哲匠，后学之师模”（明·王骥德《曲论》卷四）。在当地，戏曲的编演则蔚然成风，“年来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习文墨者，动辄编一传奇”，以得沈宁庵“九宫正音之秘”而自许（明·沈德符《顾曲杂言·填词名手》）。而且，这一带，在明代中后期工商业发达，市井坊陌，茶楼酒肆，星罗棋布，且俗尚奢靡，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求华鲜；席列数品，饮食必贪美味。婚丧嫁娶，重在排场，炫耀美观，竞夸富贵。而且，游乐成风，“少妇艳妆，抛头露面，绝无顾忌。或兜轿游山，或灯夕走月，甚至寺庙游观、烧香做会、跪听讲经，僧房道院，谈笑自如”。“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四时节令，春祈秋报，“每称神诞，灯彩演剧，陈设古玩希（稀）有之物，列桌十数张，技巧百戏，清歌十番，轮流叠进”，还“抬神游市，炉亭旗伞，备极鲜妍，台阁杂剧，极力装扮。今日某神出游，明日某庙胜会，男女奔赴，数十百里之内，人人若狂。一会之费，动以千计，一年之中，常至数会”（清·钱思元《吴门补乘》卷一《风俗补》）。举殡之时，设宴演剧，佛戏歌舞，彻夜不休。生病不求医药，以歌舞禳解。耕作、驶舟，也以讴歌自遣。僧道之流，还时常发帖邀请妇女举行各种形式的聚会，且将佛经编为戏剧，丝竹弹唱，甚至径入富豪之家吹弹唱经。这一风习，涵育出当地人们对戏曲文化的异常渴求与主动接受。种种现象足以说明，戏曲在这一地域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各种家班也应运而生。据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统计，苏州（包括吴县、吴江）一带的家班，仅明代就有徐有贞家班、王延喆家班、陆粲家班、马龙光家班、皇甫汸家班、申时行家班、顾大典家班、沈璟家班、范允临家班、曹尘客家班、吴锵家班、徐泰时家班、徐溶家班等二十余家。生活在这样一个戏曲编演皆很兴盛的江南水乡，岂能不受其感染？

再说，申时行明万历十九年（1591）还乡家居，一直寄情于戏曲。明·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二就曾记载，申府之小班，以管舍的表演最为杰出。而范班（范长白家班）、徐班（徐仲元家班）则稍次之。

《一捧雪》人物图

由此可知申府伎乐之盛，可谓笙箫笛管，无有虚日。后来，小管做了申府家乐的领班，且以演出袁于令的《西楼记》而驰名。申氏家乐中其他著名优人，还有周铁墩、沈娘娘等人。沈娘娘后来加入常熟钱岱家班，教习女乐。《鲛绡记》也是申班擅演的剧目，与范氏家班所演《祝发记》齐名，故有“申《鲛绡》、范《祝发》”（《曲海总目提要》卷一三）之说。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申时行病逝，其子用懋、用嘉继其事。直至入清后，申氏家班仍活跃于当时氍毹。清顺治十二年（1655）九月，“申氏中班演《葛衣》、《七国》，金君佐方在壮盛时，真使人洞心骇目”（清·王忭《王巢松年谱》）。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王时敏七十大寿，府上邀请申府中班唱堂会，“张乐数日，第一本演《万里圆》，时人黄孝子事，见者快心悦目，真千古绝调也”（清·王忭《王巢松年谱》）。上文所述《七国记》、《万里圆》，皆出自李玉之手。申府家班历经数十年风雨，其间人员肯定有所变动，但演出不断，且持续四五十年之久，伴随了李玉的大半生。李氏精通音律、熟悉排场、擅长编剧，与自幼接触戏曲演出、深受戏曲文化熏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剧作叠出，冠绝当时，与作品能得以及时搬上舞台又密切相关，说不定他就是专门为申府家班或其他戏班而编写剧本者。

李玉究竟有多少部剧作，各家说法不一。清康熙间高奕的《新传奇品》记载说，李氏著有《一笠庵传奇》三十二本，但却只著录《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等三十种。无名氏《重订曲海目》著录李玉剧作为三十一种，清人焦循《剧说》却仅著录二十九种。梁廷枏《曲话》则为三十一种，并称：“此就大略言之，考证当不止此。俟再补入。”支丰宜《曲目新编》、姚燮《今乐考证》，均著录为三十一种。王国维《曲录》则根据《新传奇品》、《传奇汇考》、《曲海目》所收，著录为三十三种。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著录为三十二种，分为别：《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五高风》、《双龙佩》、《昊天塔》、《两须眉》、《三生果》、《牛头山》、《武当山》、《麒麟阁》、《虎丘山》、《长生像》、《千里舟》、《眉山秀》、《连城璧》、《千忠会》、《挂玉带》、《清忠谱》、《意中缘》、《凤云翘》、《洛阳桥》、《太平钱》、《万里缘》、《风云会》、《罗天醮》、《麒麟种》、《万民安》、《禅真会》、《一种情》、《翠屏山》等。而文化部艺术局资料室所藏增补本《传奇汇考标目》，于李玉名下追述道：“此公著述极富，陈文叔丈言，昔盛时，大内藏者达六十种，惜多不记耳！”并增出《上苑春》、《清平调》、《秦楼月》、《琉璃塔》（或认为《琉璃塔》即《千忠禄》）、《五侯封》、《洪都赋》、《燕双飞》、《铜雀台》、《洛神庙》、《珊瑚屏》等十种。其中误收沈自晋所作《翠屏山》、沈璟所作《一种情》。而《七国记》，各家曲目多未收。《曲海总目提要》卷一九谓，《七国记》，“李元玉演孙膑事，采元剧增饰成之。”知此剧为李玉所作。

钱谦益画像

前文已述，《琉璃塔》系增补本《传奇汇考标目》增录曲目。怀宁曹氏所藏钞本戏曲七十种，中有此本，乃“伶工私相钞写，以备粉墨之需”（卢前《〈读曲小识〉序》，《卢前曲学四种》，第93页）者。卢前《读曲小识》卷三收有此剧，并谓该剧首题共四齣，实仅存三齣，以下残缺。叙明成祖靖难、建文帝出亡之事，为《起兵》、《烧宫》、《荩谏》。曹氏钞本的《起兵》，实为《古本戏曲丛刊》第三集所收程氏玉霜簃旧藏钞本的第五齣《议和》，所用曲牌为【红衲袄】等七支曲，二者相同，唯文字出入较大，次序颠倒。用于首句的“溯着那旧天潢”，曹本移至该曲的后半部。《烧宫》则唱【缕缕金】等十三支曲，即【缕缕金】、【前腔】、【山坡羊】、【水红花】、【扑灯蛾】、【香柳娘】、【前腔】、【小桃红】、【下山虎】、【五般宜】、【五韵美】、【蛮牌令】、【尾】。而程藏本第六齣《烧宫》，仅有【缕缕金】、【前腔】、【山坡羊】、【五更转】、【水花红】、【扑灯蛾】七支曲。很显然，曹钞本是将第七齣《披剃》与第六齣合为一齣，将第七齣的【香柳娘】、【前腔】、【小桃红】、【下山虎】、【五般宜】、【五韵美】、【蛮牌令】、【尾】一并移入。难怪卢前感叹：“此齣在【扑灯蛾】以上押鸠由韵，其下改齐微韵，怪甚！”（《卢前曲学四种》，第186页）本为两齣戏之曲文，而纽结一起，岂能不乱了韵脚？而《荩谏》一齣，在程氏藏本中，并无相对应的情节，所谓“成祖入城后，众争迎驾。御史连楹叩马而谏，成祖怒，斩楹于马下。值徐辉祖挥戈来战”（《卢前曲学四种》，第186页）。《千忠禄》一剧，并未叙及。徐辉祖挥戈来战、连楹叩马而谏，有的仅是借他人之口顺带提起，却没有登场。可见，这齣戏纯系改编者增出。如此看来，视《琉璃塔》与《千忠禄》为一剧，尚缺少足够的证据，或是其改本。为慎重起见，姑存疑。

即使汰去重复著录者，李玉剧作尚有四十余种，也有学者认为其剧作共有三十三种。至于陈文叔所称六十种，除上述作品外，还有何等剧作，则不得而知。李玉剧作至今尚存世者，计有《一捧雪》、《人兽关》、《占花魁》、《永团圆》、《麒麟阁》、《风云会》、《牛头山》、《太平钱》、《连城璧》（残本）、《眉山秀》、《千钟禄》（又名《千忠戮》）、《五高风》、《两须眉》、《清忠谱》、《意中人》、《万里圆》、《一品爵》、《昊天塔》、《洛阳桥》（残本）、《埋轮亭》（残本）、《七国记》等二十一种，《李玉戏曲集》仅收前十七种，后四种因版本未觅得，暂付阙如。曲谱方面，李玉的《北词广正谱》，是根据华亭徐于室《北曲谱》增删订补而成，以搜罗详备，为治曲者所推重。戏曲理论著述方面，李氏除了作有上文提到过的《〈南音三籁〉序》，还曾批评明人高濂所作《玉簪记》，并写序。

李玉才情满腹，剧作宏富，标帜词坛，声高当代，“酒楼诸妓，咸歌其诗”。又因其性格伉爽，许多文士乐与之交，连钱谦益这样的东南诗坛盟主，也对他称道不置。清顺治三年（1646），钱氏寓居苏州拙政园，得读李玉剧作多种，激动不已，称赞他具如此通才，当世无两，真乃青莲（唐朝诗人李白，号青莲）苗裔、金粟（元末明初昆山人顾瑛，自称金粟道人）转世。钱谦益作为明末清初的诗坛大佬，竟然对李玉这样一位出身低微、功名落拓的小人物如此推崇，是很不容易的。以李白比况李玉，固然是夸赞对方才情富艳、豪情四射、壮怀磊落，而以顾瑛比拟李玉，则透露出另一方面消息。

顾瑛（1310—1369），又名顾德辉、顾阿瑛，字仲瑛，江苏昆山人，是元末明初很有影响的文学家。其为人性情豪爽，轻财结客。至三十岁时始读书，结交名流硕彦，购古书名画珍藏。四十岁时，家产尽交儿子管理，自己却择地建起玉山草堂，园池亭榭，终日徜徉其间，与高人俊流饮酒赋诗，觞咏唱和，且蓄养歌伎，听歌看舞，极一时之盛。铁厓先生杨维桢、黄鹤山樵王蒙、云林先生倪瓒、周山人砥（字履道）、松云道人熊梦祥等名人雅士，均是其座上常客，所谓“方床石鼎高情远，细雨茶烟清昼迟”（周砥《玉山草堂》，《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八上）、“风来野树留歌鸟，雨入溪流送落花”（顾敬《次廉夫韵寄玉山》，《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八下）、“对花时复得诗句，爱客每能挥酒钱”（朱熙《玉山草堂》，《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八下），皆是玉山草堂生活的写照。

吴绮《林蕙堂文集》书影

钱谦益的这一比况，最起码给我们提供了两条信息：

一是李玉与歌妓的关系问题。因文献难以访求，李玉的家境如何，无计窥知，至于他能否像顾阿瑛那样蓄养得起家伎，也难以遽断。但有一点似乎可以判定，他与以戏曲演员为主体的伎者定有广泛且密切的交往。否则，历史上那么多文学大家，为何单单将他与风流放诞的顾阿瑛相比拟？若仅从才情与豪气出发，以诗仙李白作比足矣，又何必多此一举？吴绮【满江红】〈次楚畹韵赠元玉〉，开首即云：“李下无蹊，问当代，谁为逋峭？”

（《林蕙堂全集》卷二五《艺香词》），是言李玉的风度翩翩，潇洒风流。“逋峭”，典出《魏书·温子昇传》。谓：“子升前为中书郎，尝诣萧衍客馆受国书，自以不修容止，谓人曰：‘诗章易作，逋峭难为。’”“逋峭”，又作“庯峭”。“逋”、“庯”，皆读作bū。北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上“释俗”条记述道：“今造屋势有曲折者，谓之庯峻。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喜者，谓之庯峭，盖庯峻也。”又作“波峭”。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八“庯峭”条，先引《魏书》“逋峭难为”之语，后则解释说，“今京师指人之有风指者，亦谓之波峭。”“风指”，即风致、风韵、风度。南戏《孟月梅写恨锦香亭》佚曲：“丑妇家中宝，五色妆成彩楼高，彼此风流更波峭。”就用以形容人的俊俏、聪慧。当时人称顾阿瑛声调秀逸、任侠清狂、超然物外、风流豪赏，被称为“东南之冠”。李玉之风度行止，也当如此，故有“逋峭”之说。吴词下片谓：“公瑾当筵曾顾误，小红倚笛偏能妙”，按照钱谦益《〈眉山秀〉题词》所说，李玉娴于音律，为当行作家，“即使延年协律，当亦赏其清柔；善顾周郎，无能摘其纰缪。”所谓顾曲周郎，当隐指李玉其人。

吴绮词题中的楚畹，当指茆楚畹。吴绮《林蕙堂全集》多处提及此人，如卷一所收《答茆楚畹编修书》、卷一五所收《洼尊亭同楚畹作》、卷一七所收《爱山台月夜同楚畹、子寿、弘载、辰六、燕孙》、《次楚畹韵送阮怀游闽》、卷二四所收《天仙子·吊古梅为雪所折次楚畹》、卷二五所收《汉宫春·赠楚畹生日，楚畹后余三日也》。茆楚畹，即茆荐馨。《（嘉庆）宣城县志》卷一七载其小传较详，谓：

《一笠庵汇编清忠谱传奇》卷首

茆荐馨，字楚畹。少英敏力学，寒暑不辍。为文不属草，顷刻立就。年十七补弟子员，屡困棘闱，纵游齐、梁、燕、赵间。改就北雍，时大学士宋德宜为国子祭酒，奇其文，累试皆最，以国士目之。壬子举于京兆，己未获隽南宫，廷对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读中秘书时，命词臣纂修《五代史》暨《易经讲义》，荐馨分辑不懈。蜀平献诗，上深加奖励，名益重。俄而疾作，竟以病请易箦。前数日梦之帝所观竞渡，恍闻天语。俄归，见车骑驺从数十人来迎，问：“何往？”曰：“东岳庙。”至则东顾一座，吏白曰：“设此以待公。”惊寤，语其子。越五日，赋绝句曰：“半年消渴望蓬莱，梦里君王赐药来。隐隐龙舟竞渡去，香风天上五更回。”翼日逝。平生孝友廉洁，待人一以诚信。游宦十数载，家无余财，所居帷幕不周，炊烟间绝，晏如也。卒赖大学士杜立德、宋德宜相率经理其丧以归里。所著有应制诗赋等，见载籍。子振旗，乙酉举人。

论者一般认为，所谓楚畹，可能就是清初词人徐善迁。似尚应作进一步推敲。

二是说明李玉交游甚广。这一点，吴新雷《李玉生平、交游、作品考》、《李玉交游续考》已论之甚详，且已为不少文献记载所证实，这里仅根据专家考证及相关文献略作论述。李玉的《北词广正谱》，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天理图书馆等处所藏文靖书院刊本，正文就题有“华亭徐于室原稿，茂苑钮少雅乐句，吴门李玄玉更定，长洲朱素臣同阅”诸字。“茂苑”，左思《吴都赋》：“带朝夕之浚池，佩长洲之茂苑。”后以“茂苑”借指苏州。“长洲”，即苏州，以长洲苑而得名。长洲苑，原为吴王阖闾驯犬狩猎之地，在吴县西南。至唐，曾设置长洲县。此是沿用古称。据此可知，本书的编纂，虽说以李玉为主，但同里曲师钮少雅、剧作家朱素臣，都参与了部分工作。

朱素臣，即著名传奇剧作《十五贯》（又名《双熊梦》）的作者朱，号苼庵，江苏吴县人。所创作传奇、杂剧等二十余种（参看赵兴勤《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补正》），今存者尚有《十五贯》、《未央天》、《秦楼月》、《翡翠园》、《朝阳凤》、《龙凤钱》、《聚宝盆》、《万年觞》等十余部。

其生平，很少见诸文献。《（民国）吴县志》卷七五上曾记载称：“又有朱素臣，以字行，佚其名。尝助（李）玉参订《北词广正谱》，又与李渔友善，著传奇十八种，今仅传《十五贯》、《翡翠图》二种。”据学者考证，他大概生活在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至清康熙四十年（1701）之间，具体时间，有待进一步考证。

朱素臣与扬州李书云有交，曾同编《音韵须知》。李玉与他关系密切，并多次合作。除上述《北词广正谱》外，今存清顺治间树滋堂所刊《一笠庵汇编清忠谱传奇》卷上首页则题：“苏门啸侣李玉元玉甫著”、“同里毕魏万后、叶时章雉斐、朱素臣仝编。”同里，乃同乡之意。可知，《清忠谱》一剧的成书，是李玉、毕万后、叶雉斐、朱素臣共同努力的结果。该剧虽说是李玉主创，但其他几位同乡作家的参订之功亦不可没。据周贻白所见“伶工钞本”，原“作五人在赌场共商，为救全城百姓，一同前往自首。又钞本写五人绑赴刑场就义时，所经街道，居民均设案焚香，号哭跪拜。刻本中皆已删去”（《中国戏剧史长编》，第372页）。足见钞本与刻本的差异，其间当作了多次修改与编订。

又，《曲海总目提要》卷一八著录《未央天》一剧，谓：“又名《九更天》。闻明季时有兄弟二人，皆擅才思，其一作《未央天》，其一作《瑞霓罗》。”据《传奇汇考标目》，《未央天》作者乃朱素臣，而《瑞霓罗》则是朱良卿（名佐朝）所作，均为吴县人，知二人乃兄弟行。

《曲海总目提要》卷二五谓：“《四奇观》，苏州朱素臣、朱良卿等四人合撰。”李玉是否在此“四人”之内，不得而知。然而，高奕的《新传奇品》、增补本《传奇汇考标目》、梁廷枏《曲话》、支丰宜《曲目新编》、姚燮《今乐考证》等，均著录有《秦楼月》传奇一种。而《传奇汇考标目》别本却著录于朱素臣名下，武进涉园陶氏影印清初刻本《秦楼月》题“吴门朱素臣编次”，可知当是与李玉共同完成。否则，过从甚密的朋友，不可能以同一名目各自独撰一剧以竞高低。《曲海总目提要》卷二五还谓：“《埋轮亭》，吴县人李元玉、朱良卿等同作。”“《一品爵》，吴县人朱良卿、李元玉等同撰。”由此可见，朱佐朝也是与李玉交往密切的朋友，是仅次于李玉的一位多产作家。

朱佐朝的事迹也不甚了了。《（民国）吴县志》卷七五上谓：“马佶人，字更生，朱佐朝，字良卿，皆能为传奇，而佐朝所为尤多。”卷五六下又载曰：“朱佐朝所著曲三十种。《太极奏》、《玉数珠》、《轩辕镜》、《莲花筏》、《吉庆图》、《飞龙凤》、《锦云裘》、《瑞霓罗》、《御雪豹》、《石麟镜》、《九莲灯》、《缨络会》、《赘神龙》、《万花楼》、《建皇图》、《乾坤啸》、《艳云亭》、《夺秋魁》、《万寿冠》、《朝阳凤》、《四奇观》、《清风寨》、《血影石》、《双和合》、《寿荣华》、《五代荣》、《宝昙月》、《牡丹图》、《渔家乐》、《一捧雪》。”《传奇汇考标目》著录其剧作三十五种，其中《虎囊弹》、《党人碑》为邱园所作；《元宵闹》或称为李素甫作；

《龙灯赚》、《照胆镜》为朱云从作；《快活三》为张大复作。

《英雄概》等八种，今存《琥珀匙》、《英雄概》二种。《琥珀汰去上述剧作，还有近三十种。据当今学者考证，朱良卿剧作（包括与人合作），当有三十七种之多。至今尚传者有《渔家乐》、《朝阳凤》、《艳云亭》、《乾坤啸》等十余种，尤以《渔家乐》一剧驰名，至今昆曲舞台上，尚演其中的《相梁》、《刺梁》等齣戏。

毕魏，字万侯，一作万后，《传奇汇考标目》称其名万侯，字晋卿，吴县人。以“姑苏第二狂”自号。作有传奇《红芍药》、《万人敌》、《杜鹃声》、《竹叶舟》、《呼卢报》、《三报恩》等六种，以末一种最为知名。其剧作得到晚明大文学家冯梦龙（1574—1646）赏识，他在明崇祯壬午所写《〈三报恩〉序》中，称赞其“年甫弱冠，有此奇才异识，将来岂可量哉？”并称他为“滑稽馆万后氏”，知其书室榜名滑稽馆，处世态度可见一斑。壬午，即明崇祯十五年（1642）。本年，毕魏始二十岁，知其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当时，冯梦龙已六十九岁，故视万后为后生。以一年近古稀、满腹才学之老人，竟然对一毛头小子交口赞誉，殊为难得，万后之才情可想而知。

李玉所结交的另一剧作家叶雉斐，字美章，一作时章，吴县人。作有传奇《三击节》、《女开科》、《琥珀匙》、匙》一剧，事据明末清初人余怀的《王翠翘传》改编，与青心才人《金云翘传》可以说是同一题材。不过，已将王翠翘改作陶佛奴，且情节作了极大改动。据焦循《剧说》卷三所引《茧瓮闲话》记载，原剧中有“庙堂中有衣冠禽兽，绿林中有救世菩提”诸语，雉斐因此而得罪官府，被捕入狱，几乎丢掉性命。“庙堂”，太庙的明堂，帝王在此祭祀、议事，后用以指称朝廷。“绿林”，地名，在今湖北当阳东北。西汉末年，新市人王匡、王凤等人聚集绿林山，起兵造反。后借“绿林”指称那些聚众造反、对抗官府或打家劫舍的武装群体。这里却明言朝廷中有衣冠禽兽，而那些常常被诬为强盗的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却被称作“救世菩提”，斗争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自然是犯了大忌。但剧作敢于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恰在这些地方得以体现。当然，这句极富讽刺意味的话语，在今所流行的版本中，早已删除净尽。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书影

李玉还有一好友张大复，名彝宣，字星期（一作心其），号寒山子，苏州人。《曲海总目提要》卷二一《海潮音》一目，曾简略介绍其事迹说：“心其居阊门外寒山寺，自号寒山子，粗知书，好填词，不治生产，性淳朴，亦颇知释典。”知他是一个喜好读书的民间艺人，既精通音律，又涉猎佛经，且为人淳朴敦厚。所编《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戏曲文献采撷，就得力于友人不少。如《张资传》（即《鸳鸯灯》）

以及明官钞本《子母冤家》，均是由李玉所提供。仅存十五齣的戏文《席雪餐毡忠节苏武传》以及前明内府官钞《唐伯亨》戏文，乃是由老曲师钮少雅处借来。同里曲家的密切合作，互通有无，由此可知。同时，他还编有《词格备考》、《南词便览》、《元词备考》以及杂著《梅花草堂笔记》（明崇祯刻清顺治修补印本）等。作有传奇二十五种，今有《醉菩提》、《如是观》、《金刚风》、《海潮音》等十三种。

又创作杂剧六种。他的《醉菩提》，清陈味根辑《蔬香书馆纳时音》、清庆华编《霓裳文艺全谱》、李氏手录清稿本《荩臣氏雅集》、清阙名辑《梨园演曲》、清玩花主人《缀白裘》、樗林散人辑《曲谱》等，均收有此剧之单齣，影响十分广泛。

至于朱云从、盛际时、邱园诸剧作家，与李玉交往情况如何，因史料所限，难以得知底里，此暂从略。

由李玉的交游情况来看，诚如周贻白所判断的那样，这一类作家，“都是苏州或苏州附近的人，大多数都是没有赴过考试的布衣之士。他们虽然没有具体的组织，但彼此都有所往还，或共同撰作，或相互商讨”（《中国戏剧史长编》，第370页），形成了一个卓有影响的作家群体。其中，尤以李玉为杰出代表。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