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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程水一程

心安即是归处 作者:


山一程水一程

一转眼,搬进新办公楼好几年了。

具体是哪一天搬进来的,我已经不太记得,离开旧楼的情形,却记得很清楚。但离开之后就很少想到旧楼,除非跟新办公楼进行对比时,这不是凉薄,是感情基础决定的。

它作为一栋建筑,只不过曾经给我的肉体一个存身之地,然后我把一段时光交给它。我们没有多少情感交流,它关心不了我,假使我在哪儿受委屈了,首先想到的是回家,再不济去骚扰朋友,但不会去办公楼里,搂着几只文件夹抹眼泪,我怕同事看到了会做出千万种的猜测。这些猜测虽然用肉眼看不到,但是它们沉淀下来会在人身上蒙上一层讨厌的灰尘,拍打不尽。

年少时候搬家,我住的老房子拆迁的那一天,我特意到工地上去看了看,我看到我的房间被挖去一半,立在一片废墟中,有一种奇异又陌生的熟悉。门槛已经被敲掉一半,我小时候曾经一次又一次被它绊倒过。

当看到残垣断壁上有许多我涂涂抹抹的印迹,我站在废墟上流眼泪了。可是在一栋机关办公楼里,我怎么能随意把自己的感情往里面涂涂画画呢?

那天我在旧楼的办公室里拎起最后一只编织袋,走到门口时,很认真地看了看身后那个空间,那个实实在在装着我十几年时光的空间,我与它耳鬓厮磨了几千个日子。

我看到屋里几只留下来的铁皮柜子兀自站着,柜门大开,里面空无一物,那里面曾经不甚整齐地放了许多东西,搬家之后,它们通通消失不见,粉碎的粉碎,扔掉的扔掉,带走的带走,飞鸟各投林,空荡荡几节柜子真干净。

屋里地面上有一些飘零的纸片,被风一吹,不时地掀起一角又赶紧合上,欲说还休,想要说出什么又想要守住什么秘密似的。

秘密是有的。那年夏天,一只麻雀从窗户里闯进来,我把它留在办公室,从家里带小米和碎菜叶喂它。

为此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资料,看看有没有把它驯化的可能,我觉得它待在我这儿,至少衣食无忧。查了资料后才知道,麻雀性格刚烈,是最难驯化的鸟类之一,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另外,虽然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就像做慈善,还要看对方接不接受,以什么方式接受,比如作秀式的慈善就是伪善,因为它的重点在秀,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善。

所以我又想,如果那天飞进来的是一只老鹰,估计我会撒腿就跑,比兔子还快,就因为它是麻雀,我就打着关心的旗号,把它关在门里小小欺负了几天,主要还是满足自己施与关心的需要。办公室工作很枯燥,我给自己增添点乐趣而已。

那天站在门口,我还看到墙皮有点脱落,有一面墙有几条浅浅的横贯的裂缝,那是“五一二”留下的印迹。记得我追随着消防楼梯上滚雷般的脚步声,仓皇地奔下楼。后来才知道在离我们很远的一个叫汶川的地方发生了地震。

大自然真是太伟大了,一个两秒钟的不宜察觉的抖动,就能让几百号非常有思想、非常有独立人格的人迈着差不多频率的步伐,在两分钟内奔到楼下集结。在奔跑的瞬间,那些五花八门的心思,一路跑一路丢,只剩下一个念头:跑。

后来我跟同事扎了很多小白花,在一块黑纱布上别出“五一二”的字样,然后大家站在楼道里,一齐向着汶川的方向默哀,笛声四起,眼眶真诚地湿润。那是一段黯淡的日子,留下多少遗恨,现在,渐渐淡了。时间是好东西,没有它解决不了的难题,没有它修复不了的伤痛。

墙上的通讯号码还贴着,有些发黄了,上面除了打印的号码,还用碳素笔横七竖八地记着一些数字,那都是打电话时仓促记下的,一手拿着话筒,一手在墙上急急地画,那些数字别人看着是天书,写的人却一定看得懂,看似很随意地乱涂一气,但不管有多乱,看一眼就能报出来,还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经常听人说:我这个人就糊里糊涂过一辈子。说是这样说,其实心里跟镜子似的,每一条足迹都走得很用心,至于能走到哪里去,有的时候自己不能把握罢了;或者是性格决定命运,哪句话不该说,哪一步不该迈,清楚得很,就是控制不了情绪,一滑,就离自己的目标远了,但是一点不糊涂。

有的时候看起来糊涂,不过是一件外套,破帽遮颜过闹市,以期不引人注意地接近自己的目标。真糊涂的人,说不出自己是个糊涂人这样智慧的话来,但这样的人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福气。像严监生那样,临死前还伸着代表两茎灯草的两根指头,清楚地不肯咽气,活着有多么辛苦而无味。

那天我出来把门掩上,走下楼梯,上车前望了一眼那栋形似神剑的大楼,就此把自己的一段过往尘封在里面。

记得刚分配到那栋楼里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赶写一份材料,在办公室待了一个通宵,写到早上六点多钟的时候,赶紧收拾一下,骑车回到租在办公楼附近的小屋里,洗漱一下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到办公室,装作早上才来的样子。

那时候年轻,觉得要熬一夜才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材料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干了不少类似的事,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脸皮终于厚了一些,知道凡事不可强求,但尽心尽力就好。

那天,老楼从视线里消失后,有点惆怅,却不怎么留恋。也许留恋还没来得及开始,总要等到发现新楼的许多不好后,才会重新念起老楼的好来。

搬到新办公楼后,每天跟住一个小区的女友同车上下班。她在省直一家经济部门工作,过着跟我差不多的楼里人生。

有一天她对我说:“你师姐辞职了。”师姐跟她在一个单位工作,很年轻的时候就担任了部门一把手,一度入围了厅级干部公选考察,那时才三十出头。在学校时跟我门对门,长得既漂亮,又泼辣能干。据说递上辞职报告的第二天,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办公楼里。

常常有人把“辞职、不干”等等幸福地挂在嘴上,许多时候只是表达一种抗议或者舒缓压力罢了,或者压根就是在撒娇。实际上,能把语言变成行动的人不多,尤其像师姐这样,别人眼里的既得利益者,辞掉的东西就更多了。

看来她真的放下了,而且放得很坚决,毕竟是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一段光阴,否则,都忍了多少年了,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接着忍一忍,等待即将到来的跃升呢?

自己年少时也干过辞职的事,辞职考研。不过是从一栋楼里走到另一栋楼里,也是运气好,赶上计划经济的余荫,毕业后分配了工作,没有一脚踏空。

这种辞职,是从一个房间跑到另外一个房间,打开另外一扇窗户,呼吸点新鲜空气,看看另外一些风景而已,转过身,屋内的布置都差不多。

那天带着一车零碎在新楼停下后,我也认真看了看新楼,楼不高,灰灰的,挺严肃的样子。走进新办公室,安顿好之后,已是晚上,窗外参差树立的几栋楼亮着三两点灯光,在黑暗的衬托下,透出些许孤寂,别人看我的楼,也是如此吧?

几十年的时光过去了,虽然只是在几栋楼里分别打了个转身,也是走得山一程水一程的。从来不曾看见时光在哪里,也猜不透它们从哪条路上离去,只有那些让自己喜欢过的、心酸过的、满足过的、惆怅过的点点滴滴偶尔从记忆的角落里冒出来,展示着它们停驻过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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