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小说发展体系变化格局的初显

小说发展体系由创作、传播、理论、官方文化政策与读者五个要素组成，它们相互制约平衡，小说发展则由其形成的合力所推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要素所起作用的大小各不相同，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某要素甚至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传播环节的变化引起整个体系的动荡就是较为典型的例证。

在近代以前，小说发展体系的大变动发生于明代嘉靖、万历时，起因则是当时印刷业的迅猛发展。我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明初即已问世，可是在大约一个半的世纪里，只有很少人才有缘得见。这是因为它们当时只是在靠手抄本流传。试想，一部《三国演义》有七十余万字，抄写是件十分麻烦的事，稍不小心就难免错讹，而且即使有了十本、二十本乃至百本手抄本，它的流传范围又能有多大？口传更是极为艰难的事，若非经过如说书先生那般长期正规的训练，何人又能生动而完整地转述故事内容？在文学史上，诗词赋曲之类，靠口诵笔录便可广泛流传，历史上“洛阳纸贵”、“旗亭画壁”、“凡有井水处，必能歌柳词”等故事，都已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小说在传播方面异于其他文学体裁的重要特点，就是须刊刻成书方能广泛流传。《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都是直到印刷业已大发展的嘉靖朝才有刊本行世，随后则是万历朝通俗小说创作的兴盛，而在此之前，通俗小说创作自明初以来已停滞了近二百年。万历朝能出现繁盛，一是因为有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为样本，后来的作者明白了创作的方向与方法；二是当时印刷业的发展，足以支撑通俗小说的繁荣，而《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刊行后广受欢迎，也保证了发现新财源的书坊主刊刻通俗小说的积极性。明代文言小说的演进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唐宋传奇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可是从明初到明中叶，由于它们一直未被刊刻流传，人们都无缘得见，该时期文言小说的艺术水准就显得较明显的幼稚与粗糙，直到嘉靖朝《世说新语》、《太平广记》等作在明代首次刊行后，文言小说的创作才开始呈现出向唐宋传奇传统的回归。通常小说史的关注，是对作品序列及其流变的考察，它可用“创作——创作”的公式作概括，但实际上小说的变迁，却是依据“创作——传播——创作”的公式，传播环节一旦断裂，定将严重影响后来创作的规模、风格与水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小说生存与发展的先决条件。

若细究明代小说这一时期的变化，可以发现先是传播环节的突进，打破了它与其他要素的平衡，经历动荡与磨合后，小说发展体系重新进入新的稳定状态，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近代的同治朝。如第一章所述，在进入近代后的一些年里，五个要素都在发生变化，而同治末年，又是传播环节率先打破了系统的原有平衡。

第一节 申报馆的尝试

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上海的《申报》创刊。这并不是上海第一家中文报刊，在此之前的墨海书馆所办的《六合丛谈》创刊于咸丰七年（1857），这份月刊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些文学或科学常识，以及宣传基督教义；后又有字林洋行所办的《上海新报》，创刊于咸丰十一年（1861），先是周刊，后改为三日刊，它虽也刊载些新闻消息，但主要内容却是商情与广告。《申报》创刊时是双日版，七天后自第5号改为日报，周日休刊。它是英国人美查集资所办，自创刊之日起，就已决心跳出《上海新报》以洋行为发行基础的套路，努力争取广大中国读者的认可。读者愈多，报纸声望将愈高，其经济状况也将愈好，故而《申报》不再像《上海新报》那般主要刊载商情与广告，而是“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它还表示将刊载文学作品，创刊号上就有征集稿件的宣布：“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与当时刊载自己的作品需要交付刊刻费或版面费相较，“概不取值”自然对文人们很有吸引力。刊载文学作品的口子一开，小说见诸报章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果然，《申报》很快就走到了这一步。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1872年5月21日），《申报》开始连载《谈瀛小录》，该作是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部分内容的辑录，此时距该报创刊仅三周。其后，又刊载美国欧文的《一睡七十年》，和连载马里亚特小说的编译《乃苏国把沙官奇闻》。同年十月十一日（11月1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艺刊物《瀛寰琐纪》出版，稍后，该刊第三卷开始连载英国翻译小说《昕夕闲谈》。于是，申报馆在短时期内，以一连串举动创下了中国小说史上的四个第一：

首先，这些作品以新引入的西方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刊印，打破了数百年来传统印刷一统天下的格局。尽管在当时，人们一时还未能领会到它快捷、便利与价廉的绝对优势，但它的出现已在表明，在小说传播领域，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被新的生产技术与设备所取代的时代即将开始。

其次，申报馆是中国文学史上以报刊传播小说的第一家，在此之前，作品刊刻成书后通行于世，是历来小说行世的传统方式。中国报业的发展此时还处于初始阶段，其前景却不可估量。报刊，特别是日报，它通过自己的销售系统可迅速地发行到各地，同时它的发行量远高于单行本，它刊载小说，意味着小说的读者群将迅速扩容，并可在创作、传播与读者之间，开通便捷的交流渠道，加强小说发展系统的这三个要素的互动与约束。申报馆的举动，使人们看到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之外还有着广阔的天地。虽然它实际尝试的时间不长，但已预兆着小说传播将出现全新且辉煌的前景，而且这必然会导致创作以及相关环节都发生新的变化。

再次，申报馆开创了小说连载的形式。报刊版面有限，连载却可以容纳长篇巨著。报刊可借受读者欢迎的小说扩大销路，这样的作品即使篇幅再长，也可借助报刊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以往的小说阅读，都是一卷在手，读到哪里暂停全凭自己的意愿，而小说载于报刊后，进度与节奏全由连载的篇幅大小与时间长短所决定。这种传播方式出现的初期，读者的阅读习惯将会是它推广的障碍，但它的推广又是不可阻挡之事，故而必将反过来影响到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

第四，翻译小说首次进入大众视野。此前也曾有《意拾喻言》（《伊索寓言》）与《天路历程》等作，但它们译自外国人，或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或为宣传基督教义的读本，翻译小说进入阅读市场实是申报馆的创举。

申报馆的举动意义非凡，它使小说传播环节发生重大变革，将重造小说发展的态势。全新的前景似已隐约可见，然而小说创作或翻译并没有简单地以此为起点顺势推进，相反，其后的走势图却是盘整与冲折，前后约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小说才逐渐走到了变革的临界点。申报馆率先进行了尝试，但又很快就鸣锣收兵。报载小说只持续了三个多星期便戛然而止，《昕夕闲谈》连载的时间要长一些，但等《瀛寰琐纪》一终结，便也不再见下文。人们要在报上再次读到小说，则要等到十年后《沪报》对《野叟曝言》的连载。

当自己的竞争对手还热衷于刊载商情与广告之时，《申报》创刊仅三周就开始刊载小说，而且在短时间内就接连推出三篇，如此急迫的举措，表明了刊载小说是创办时就已定下的计划，可是稍作尝试后又匆匆中止，显然又是在现实压力下的一种决策的改变。其中的原因不难寻得：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申报馆是为了获取利润，正如他先前办其他实业一样；他或许也有将西方小说输入中国的愿望，但报载小说的首要目的是活泼版面，有助于报纸的行销。此法并非美查的首创，而是借鉴西方办报的经验。这位英国商人对西方报刊因刊载小说而盛行应有深刻印象，三十多年后《申报》重又开始刊载小说时，就曾枚举了这类事例：

往者英国有两大小说家焉，一曰迭根斯，一曰萨克礼。迭根斯之创为日刊新闻也，特设一栏，题曰：意大利土产。继易一栏，题曰：丛诂，其中所载皆小说也。迭根斯尝操觚于周刊新闻，载同盟罢工事，题为《艰难时》。其时有一少女，父因负债入狱，女极尽孝养，迭根斯亦综其事实而为之揭于报栏。继又描写法国革命之惨状，最后又著《大希望》、《互相友》诸篇，俱陆续刊之于报，此报纸登载小说之一证也。同时又有萨克礼者，年少于迭根斯，而善为小说之名则与之相埒。……嗣后又著《四人乔基》载之于《孔哈鲁》杂志，比其晚年，又著短篇小说，题曰《辣维哀赛维脱哇》，亦载之于《孔哈鲁》杂志，而《辣温特》、《阿巴脱》、《派巴斯》等报皆转载之，是又报纸登载小说之一证也。

刊载小说以活泼版面，从而有助于报纸的行销，这不仅为西方的办报实践所证实，而且在中国读者适应了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后，它也同样被证明为正确的规律。在《申报》停止刊载小说的三十多年后，报纸刊载小说者已是比比皆是，原因就在于这样可带动购报者的增加，后来有的报社还公开讲述了这其间的关系，如自从刊登“实能助读者诸君清兴”的小说，仅一个星期，“定购新闻者已渐渐增加，”又如因刊载小说，报纸“直攻不上的卖，每天多印两万多张”。包天笑曾在《时报》上发表数十篇小说，他在回忆录中总结当年办报经验时也直言：“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

可是，为什么刊载小说带动销路的规律在西方行得通，后来中国的报界也畅行此道，偏偏在《申报》创刊时却是艰难重重呢？为了寻得答案，须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具体分析。

首先，小说载于报刊是具有广阔前景的传播方式，但习惯于小说单行本阅读的中国读者初次面对时，却会有一时难以接受之感，何况在当时中国，报刊本身也是人们刚接触到的新事物。而且，以往欣赏小说时，是一卷在手，想看到哪里停下全随自己的心意。可是报刊连载的小说一次一般只刊登千字左右，想知晓下面的情节，日报得等明日，刊物则要等到一个月后，谁耐烦受这个罪？这有点像说书中的“且听下回分解”，但说书先生毕竟是讲完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后才会叫停，而报纸刊载多少却是受版面大小的限制。报载小说，特别是小说连载，与中国读者长久养成的欣赏习惯不合，初接触时人们难以适应，效果自然状况不佳。

其次，《申报》率先推出的三篇作品不是出自本土，而全是外国小说。明清两代百姓们阅读小说已较普遍，但在长期的过程中，他们已形成自己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猛地与翻译小说打照面，难免会产生对“异味”的本能排斥。事实证明，翻译小说要在中国顺畅地传播，需要经历一个磨合的阶段，即使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翻译小说开始风行之时，市面上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译述”、“意译”、“演译”之类，作品框架、叙事方式、表述风格等都已作了适应中国读者口味的处理，甚至故事内容都会因此而变更，直到近代即将结束时，才出现了些较为忠实于原著的译作。《申报》其实也考虑到翻译小说传播方面的这层障碍，刊载作品时也作了一定的处理。例如英国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部分内容的辑录，就被改名为《谈瀛小录》连载，并说是某宁波人因船在海南岛附近遭遇飓风，最后漂到了小人国。作品未署作者名，也未说明此作是外国小说的改编，编者还故弄玄虚地作了一番所谓的解释：

昨有友人送一稿至本馆，所传之事最为新异，但其书为何人之笔，其事为何时之事，则友人均未周知。盖从一旧族书籍中检出，观其纸墨霉败，几三百余年物也。今节改录之以广异闻云尔。

不愿明言这是外国名著，估计是想避免翻译小说刚引入中土时读者可能产生的隔阂感，而声称“几三百余年物也”，则是想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此篇连载并不完整，四月十八日（5月24日）之篇末云“尚有妙文，容俟下期续布”，但未见后续，这可能是读者反映并不如意的缘故。接着，《申报》又于四月二十二日（5月28日）刊载了《一睡七十年》，这是对欧文小说的改编，但编者仍是未署名与不作说明，并同样加上了有意误导读者的按语：

昔陈抟善睡，每睡必数百年或千年不等。又王质入山樵采，遇二人对弈，观之忘返。洎终局，而所执之斧柯已烂。此皆言神仙之事，语殊荒诞不可考。兹有友人谈及一事，似与此二事相类，不知其真伪，亦不知为何时事也。

至于四月二十五日（5月31日）至五月初十日（6月15日）连载的《乃苏国把沙官奇闻》，是根据马里亚特的小说而编译，但篇中既云“回鹘”，又云“出师青海”，仍在引导读者产生这是中国小说的错觉。篇末又有“记其事以广异闻”之语，其意与《谈瀛小录》篇末语完全一致。小心抹去一些外来痕迹的做法表明，编者对读者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有所顾忌，有意修饰处理的目的是想尽量减少传播时的障碍，但作品的构想与情节走向无法变动，中国读者不习惯的异味无法全数抹去，这些作品遭到拒绝也是情理中事。

再次，《申报》尝试失利，与它当时的阅读对象也有很大关系。据《申报》自己所言，它创刊后经过十个月的努力，“计每日所销不下三千余张，亦云多矣”。这里的“多”，当是与相对于其时《上海新报》每日仅印400份而言，但每日三千余张与后来《申报》的发行量相较，实在是个很小的数字。这三千余张是谁在阅读？《申报》给出的答案是“蒙各士商不弃弇鄙，肯赐垂青”。“士商”是《申报》初期的主要读者群，“商”者主要关心报上的广告与行情，而从这两类内容来看，当是与洋务有一定关系的中国商人，当时这一群体在上海已有一定影响，但人数还毕竟有限。“士”是指传统的中国文人，该群体人数要多得多，且能左右社会舆论的动向，故而也是《申报》着意争取的读者。可是，在同治年间的文人们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其中绝大多数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小说是他们的鄙视对象，无论中国的或外国的皆是如此，对外国小说的抵触恐怕更甚。《申报》刚创刊不久就刊载小说，此前显然没有且也难以对自己的读者群组成及其喜好作较深入的调查，它推出小说后遭到冷遇自然是在所难免。

以上所述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使刊载小说的计划受挫，更何况三个不利条件都同时存在，申报馆提升人们读报兴趣，从而扩大报纸销售，增长利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鉴于这次教训，《申报》后来在三十五年里都不再刊载小说，直到几乎所有日报都刊载小说且有明显效益时，它才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恢复了小说刊载。不过，《申报》的重新起步虽较迟，却能在短短的五年里，以252种小说（含48种翻译小说）的刊载居于全国日报的首位，但这已是后话了。

日报刊载小说的尝试遭到挫折，但美查似乎一时无法接受西方的经验在中国行不通的现实，《瀛寰琐纪》的创办并刊载小说，似可说明他仍心有不甘。《瀛寰琐纪》创刊于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72年11月11日），此前一个月，《申报》就已先行广告，号召“文坛健者、儒林文人惠赠瑶章，共襄盛举”。《申报》此时的读者群是“士商”，《瀛寰琐纪》锁定的作者群与读者群则是“士”，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力，使报、刊相辅相成，共同提高销量。这一特点在征稿的标准与内容上也明显体现，标准是“凡此纪事而纂言，莫不标新而领异”，内容的要求则是“议分乡校，愿考见夫济世之经猷；源讨楹书，愿采辑夫证今之学问。下至方言里语，足备谈谐，杂笔小诗，亦供嗢噱”，而“备中朝之史料，名敢托夫稗官；广异域之谈资，陋不嫌夫蛮语。琐闻兼述，用附《搜神》、《志怪》之余；碎事同登，不薄巷议论街谈之末”，则表明小说也将是刊载的内容之一。果然，在《瀛寰琐纪》的创刊号上，读者就读到了《程勿卿寻亲记》、《素云小记》与《顾四小传》三篇文言小说，而后两篇还被誉为可与明人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比肩，“其余艳史俱不及也”。《瀛寰琐纪》前几卷多有文言小说的刊出，而该刊最引人注目者，是从第三卷开始连载的翻译小说《昕夕闲谈》。

《昕夕闲谈》是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威·利顿的长篇小说《夜与晨》的上半部，这次申报馆没有躲躲闪闪地将作品伪装为本土作品，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这是英国小说。在连载的前一周，申报馆刊登广告向读者大力推荐，鉴于日报刊载翻译小说已遭挫折，故此次推荐似已经有所反省而具有一定的针对性。首先是争取读者观念上的认同，故云“据西人云，伊之小说大足以怡悦性情，惩劝风俗”。这一宗旨，与中国传统士人所秉持的小说应有劝善惩恶的观念完全相符，阅读时大可不必有什么顾虑，而“据西人云”一语，表明这是外国人自己说的，可使那些士人误以为自己的小说观已是全球通行，从而减少对外国小说的抵触情绪。其次，强调“英国小说则为华人目所未见、耳所未闻者也”，此语旨在勾起人们的好奇心。虽然“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圣人也说过“虽小道，必有可观焉”，既然此书可增知识，广见闻，购买观阅，又有何妨？最后，广告又特作说明道，“此番所译，仅取其词语显明，片段清楚，以为雅俗共赏而已，以便阅之者不费心目而已”，这是在努力消除读者的担心，保证阅读时不会产生什么障碍。总之，申报馆是为大家做了件大好事：“本馆不惜翻译之劳力，任剞劂之役，拾遗补缺，匡我不逮，则本馆幸甚。”作此种种说明，就是为了鼓动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同时申报馆又几乎不加掩饰地引诱人们成为长期的固定读者：“所冀者，各赐顾观看之士君子，务必逐月购阅，庶不失此书之纲领，而可得此书之意味耳。”“务必逐月购阅”，可谓是此广告画龙点睛之语。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1873年1月15日），《瀛寰琐纪》第三卷出版，《昕夕闲谈》开始连载，而篇首则是译者“蠡勺居士（蒋其章）”所作的《〈昕夕闲谈〉小叙》，此篇实为近代小说史上重要的小说理论论文，尽管其目的是为了争取读者，扩展《瀛寰琐纪》的销路。此文首先指出小说具有独特的魅力：“妆点雕饰，遂成奇观，嬉笑怒骂，无非至文。使人注目视之，倾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既然这种文学体裁具有可引人入胜、易引起读者共鸣的特点，那就不应遭到否定与鄙视，蒋其章据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使许多人大吃一惊：“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谁谓小说为小道哉？”圣人说，“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蒋其章却直接做翻案文章，认为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言，小说并非“小道”，这是近代小说史上首次公开地为提升小说的地位而呼吁。他继而又分析道，小说之所以会遭到鄙视，是因为以往作品的描写与形容，大多含有误导甚至教唆读者的内容，故而为正统舆论所不容。蒋其章将这些内容概括归纳为四种弊端：弊端一为“导淫”，“徒作风花雪月之词，记儿女缠绵之事”；弊端二为“诲盗”，“徒作豪侠失路之谈，纪山林行劫之事”；弊端三为“纵奸”，“徒写奸邪倾轧之心，为机械变诈之事”；弊端四为“好乱”，“徒记干戈满地之事，逞将帅用武之谋”。为此，蒋其章提醒作小说者“不可视为笔墨烟云，可以惟吾所欲言也”，而应做到“邪正之辨不可混，善恶之鉴不可淆”。蒋其章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去此四弊，而小说乃可传矣。”他的意思很明白，承认以往的作品有很多弊端，但不能因为具体作品的弊端，就错误地引申为对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否定。

在很长的时间里，蒋其章对小说的新见解并未得到呼应，直到三十年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人们才在《新小说》创刊号上读到梁启超那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关于小说的地位、小说对社会的影响、对旧小说的批判以及小说体裁可用于对社会的正面引导等方面，两篇论文的旨意及论述方式都有不少相似之处，当然，梁启超论文的论述内容更丰富，有充沛的激情与恢宏的气势，且带有社会动荡时代的新意。蒋其章关于“导淫”、“诲盗”作品的批判，虽是抽象而言，但实际上使人感觉到对《红楼梦》、《水浒传》等作的否定，而梁启超对这些小说的批评，则是指向明确且言辞激烈。批判以往的小说之后，梁启超是提出新小说以改良群治的主张，蒋其章却是顺势向读者推荐《昕夕闲谈》：

今西国名士撰成此书，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彩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此则所谓铸鼎像物者也，此则所谓照渚然（燃）犀者也。因逐节翻译之，成为华字小说书，名《昕夕闲谈》，陆续附刊。其所以广中土之见闻，所以记欧洲之风俗者，犹其浅焉者也。

所谓“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以及“伪君子神情毕露”，这部作品体现的全然是纯正的中国历来主张的劝善惩恶精神。

为了使读者们接受这部英国小说，蒋其章在翻译时又尽量地将作品本土化，此处且以书中对英国人诗歌的翻译为例：

有美一人兮在山之阿，有郎遐思兮若隔银河。若隔银河兮牵牛织女，一年一度兮徒唤奈何。唤奈何兮可人不至，可人不至兮安可蹉跎。永夕朝兮永今夕，愿偕永好兮何必涕泗而滂沱。

这样的诗歌翻译可以说是完全本土化了，只是不知其含义与原文相距几何。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会发现，此翻译格式是套用了书中第四十五回里周瑜佯醉时对蒋干的吟诵：“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在小说翻译的形式上蒋其章也是煞费苦心，他将作品重新分割为五十二节，并给每节加上了自拟的双句对偶标题，如上引诗歌的那一节标题就是“聚友朋良宵开夜宴，吟诗句雅馆说风情”，它的前一句又似在套用《红楼梦》的回目“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而且，除最后一节外，各节均以一悬念收尾，并写上诸如“后事如何，且看下回续谈”之类的套语，从形式上看，一如中国历来的章回小说。中国小说传统的评点手法也为蒋其章所采用，大概是为了增加热闹感，他作为译者署名“蠡勺居士”，评点时则署名“小吉罗庵主”，而其评点，则是模仿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与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方式，分析作品中“烘云托月”、“独茧抽丝”、“双鉴取影”等写作技巧，依据中国的小说观念与评点方式诠释英国的小说，这倒也是个创举。蒋其章有时似乎还忘记了这是部英国小说，写出“作者其得力于芥子园之各种才子书耶”之类的评语。

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1875年3月13日），《瀛寰琐纪》第二十八卷出版，这是该刊的最后一卷，也是《昕夕闲谈》的最后一次连载。此书的故事其实尚未完结，蒋其章也承诺“仍当陆续翻译，以供众览”，可是实际上这只是敷衍读者的一句空话。《瀛寰琐纪》在第二十八卷后改刊为《四溟琐纪》，它出版十二卷后又改刊为《寰宇琐纪》，光绪三年（1877）五月，《寰宇琐纪》出版到十二卷时停刊。在此期间，《昕夕闲谈》的续篇始终未曾现身。这里不妨将三个刊物刊载小说的情况作一比较：《瀛寰琐纪》二十八卷始终都有小说刊载或连载，《四溟琐纪》十二卷中刊载了10篇，而《寰宇琐纪》十二卷中仅刊载2篇。由此可以看出，申报馆对刊物刊载小说的兴趣是越来越淡薄，而《寰宇琐纪》停刊是申报馆出版这一样式文学刊物历史的终结。创办这类刊物的目的是吸引文人以扩大报刊的销路，一旦发现这是赔本的买卖，停刊便是必然的结果。《瀛寰琐纪》每本售价八十文，刊载作品均不付稿酬，仅赠送作者刊物一本。第一卷刊印了二千本，这表明申报馆对该刊也有赢利的盘算。第一卷出版十日后，“除发售各处之外，申地馆中尚余五百余本”，有人据此认为第一卷很快就卖出一千五百本，销路颇佳，但这实是个误解。那一千五百本只是已送往外地各售报处或代售处，它们若销售不了，还是得回笼到申报馆。事实上《瀛寰琐纪》、《四溟琐纪》与《寰宇琐纪》销售了三十年还在廉价促销，原先每册售价八十文，此时只售三十文，它们在当时的销路如何，由此也可推知一二。

刊载小说的文学刊物停刊了，《申报》也不再刊载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申报馆与小说不再有交集，相反，它是另辟蹊径与小说结缘，而这次是发现了座金矿，为自己的发展找到了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节 “新瓶装旧酒”式的改革

《申报》创刊伊始，就表示愿意免费刊登文人雅士的作品，这样既可抬高报纸的声望，又可吸引文人们的关注与购买。同时，《申报》又十分注重刊登广告，以便维持并逐渐增强经济实力，当时几乎每天头版都有广告刊登的收费标准：“足五十字或五十字以内者，刊一天取资二百五十文，第二天取资一百五十文。字如多，每加十字，照加钱五十文，一礼拜后，每字照第一天减价一半。”按此计算，即使刊登一首七律，加上题目与作者名，就相当于近四百文广告费的版面，当时《申报》售价八文，即等于白印五十份报纸。随着报纸社会影响日益扩展，广告业务越做越红火，《申报》自然不愿意扩大免费刊载文学作品的版面。对文人来说，在《申报》刊登作品“概不取值”，无疑是开辟了一条简捷的扩大作品影响的新途，于是他们的积极性顿时被调动起来。这些文人可能并不清楚，可供刊登诗文的版面从一开始就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文学来稿随《申报》迅速扩大的社会影响而递增，越来越多的稿件被积压，自然会给办报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申报馆曾解释说，“凡送稿已久而未及刊行者，其中别有苦心，尚希诸君子原谅为荷。”所谓“苦心”，版面与利润的考量当占相当大的成分。

那些作者及其影响圈却多是值得关注与争取的读者，《瀛寰琐纪》的创办可使被积压的作品有个发表处，确也可平息投稿人的不满。同时，创办这个刊物可扩大《申报》在缙绅间的影响，士大夫的关注与推介，又可转化为报馆的利润。《瀛寰琐纪》每本售价八十文，第一卷刊印了二千本，表明申报馆对这本刊物也有赢利的盘算。可是申报馆失算了，《瀛寰琐纪》以及后来的《四溟琐纪》、《寰宇琐纪》销路都不见佳，它们渐渐成了“鸡肋”，在申报馆印刷力量不足之时，这些刊物愆期的现象也随之出现。《瀛寰琐纪》创刊时就声称“每月以朔日出书一卷”，以往这三家文学期刊都被认为是按期，至少是按月出版，但事实并非如此。《瀛寰琐纪》自第四卷起总要愆期一个月以上，第十六至第二十二卷更是要拖延二至三个月。其后的《四溟琐纪》与《寰宇琐纪》同样始终愆期，甚至还创下延误半年乃至七个月的记录。愆期了就得向读者作解释，可是申报馆多是讲得含含糊糊，或是“因他事忽忽，开手稍迟”，或是“为因岁事忽忽，开手稍晚”，不过《四溟琐纪》第四卷出版延误了三个月时，申报馆的解释透露了何谓“他事”：“嗣因《经艺新畬》、《（诗句）题解韵编》四集二书亟于排印，暂将《琐纪》停缓。”原来，申报馆是因为印刷其他书籍而耽搁了文学期刊的出版。

这一解释，透露了当时申报馆印刷力量的不足。美查创办《申报》时筹资银1600两，凭此就创办一份近代化报纸实是艰难。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曾评论说：“同年王韬和黄平甫在香港筹出《循环日报》，出资盘进英华书院原属伦敦会的印刷设备，代价是二万一千元。美查办《申报》时集资一千六百两，按当时兑率折成银元，约二千三百元，是《循环日报》投资的11％。”每日《申报》的发行须得保证，剩下的印刷力量既要出版文学期刊，又要印刷书籍，实在难以周全。美查的投资，已物化为印刷机器、纸张与厂房等，他当然要凭借这些去追逐最大的利润。就在《四溟琐纪》与《寰宇琐纪》出版严重延误的两年间，申报馆出版了不少书籍，其中小说就有二十余种，《萤窗异草》的初、二、三集还需再版，《快心编》后来更是印到第四版。申报馆对文学期刊显然已兴趣不再，它一再愆期以致最后停刊是不可避免之事。

申报馆一直没有放弃对小说的关注，经过两次尝试与挫折，又转向小说单行本的出版，这次终于成功地开辟了新的财源。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74年11月5日）《申报》上《新印〈儒林外史〉出售》的广告，宣告了美查新尝试的开始：

本馆新印《儒林外史》一书，装成八本，校勘精工，摆刷细致，实为妙品。其书中描摹世态人情，无不穷形尽相，活现毫端，如乡绅之习气、衙署之情形、名士之陋、书生之呆、公子阔官之脾气、娼妓帮闲之口吻、游方把势之身，假真宛铸鼎象物，殊可喷饭解颐，尤妙在雅俗皆宜，有目共赏。乃因原板久毁，都中活字版印者讹字既多，板身复大，于榻畔灯前、舟唇车腹中取阅殊觉不便，故特仿袖珍版式，以便携带，阅者谅之。本馆此书于十月初一日即礼拜一发售，计零卖每部价洋五角正，本埠由各送报人分卖，别埠亦属经理《申报》人代卖。士商欲购者，请即知会各卖报人；再者，此书分寄各埠，仅止印一千部，既为聚珍版，所印亦已随印随拆，不能随意再刷矣，故贵客欲买者，请即来购定可也。

由上述广告可得知，用新法印成的《儒林外史》不只是在申报馆出售，而且还借助了《申报》的销售系统，即广告中所说的“本埠由各送报人分卖，别埠亦属经理《申报》人代卖”。申报馆不仅在新法印刷方面占优，它的销售系统与方式也是以往任何一家书坊无法与之相比。于是，这次销售获得了圆满的结果：“不浃旬而便即销罄，在后购阅者俱以来迟弗获为憾。”不到十天即已售得500个大洋，约合350两银；而按每日印报3000份，每份钱十文计，《申报》一个月销售所得共为380两银。这组数字的对比，必定会给美查的经营理念造成极大的冲击。半年多后，申报馆又重印《儒林外史》一千五百部，这次又是顺利售罄，而“来购者犹踵趾相接”，于是后来又有第三版问世。《儒林外史》接连再版都顺利售出，这与用报刊刊载小说的挫折恰成鲜明对照。获得成功的原因很简单：传统小说为大众喜闻乐见，庞大的读者群是其销路的保证；其时出版业还是以雕版印刷为主体，小说书价较为高昂，而采用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印出的书籍不仅美观、便于观览，且书价低廉，它在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从此，用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传统小说成了申报馆的重要业务，这一策略可称之为“新瓶装旧酒”。

申报馆又创下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第一”，即率先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传统小说的单行本。可以想见《儒林外史》的成功销售使申报馆如何欣喜，新的生财之道可使它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在经济上摆脱困境。申报馆在经济实力增强后，便致力于扩大再生产，添置了“排印各书籍较为便捷”的印刷设备准备放手大干。创办之初的介绍西方小说等尝试已完全终止，申报馆的经营战略已迅速转向，现在它青睐的是中国传统的旧小说。转向的动因是利润，而读者的爱好或嫌弃，决定了利润的有无或多寡。

认准新财源后，申报馆尽其所能且不断扩充印刷设备，接连不断地出版小说。继《儒林外史》之后，号称“足与汉唐诸小说家齐驱”的《遁窟谰言》很快上市，相应广告宣传的重点是“或录鬼狐之变幻，则尽相穷形；或摹儿女之衷情，则追魂摄魄”，作者王韬则介绍说，是申报馆热情地向他索讨稿件，他才交付出版。继而，申报馆又排印出版《快心编》，其广告强调此书中土已失传，是从日本重新引入排印，出售仅此一家；又突出该书描述的故事“俱新奇可喜，几令人拍案叫绝”，而且“又无淫乱等词，是以无论何人均可披阅”。这部清初“天花才子编辑”的小说很快成了畅销书，后来还三次再版。重印成本更低，价格又维持不变，收益自然相应地更高。后来申报馆出版的小说如《风月梦》、《红楼补》、《小豆棚》等，也都是一印再印。据不完全的统计，在约二十年里，申报馆共出版原已传世的作品三十九种，其中通俗小说二十三种，文言小说十六种。在这些作品中，还有一些是久已不传之作，甚至是几近失传，于是申报馆的出版又具有抢救性的意义。

在中国，小说读者的数量历来相当可观，申报馆起步时以新法出版的那些小说影响虽大，但对整个阅读市场而言，它占据的份额还很小，当时小说出版仍以雕版刊行为主体。为了扩展财源，申报馆进入了扩大再生产的快车道。光绪二年（1876），它开设点石斋书画室（后改称点石斋书局），引入照相石印法；光绪十年（1884）又开设拥有凸版全张印刷机的图书集成局，美查新设这些机构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出版书籍，小说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出版快速、版本精美、价格低廉，且可借报纸不断刊载广告造势，以旧式印刷术刊印小说的书坊即使顽强抵抗也无法与之抗衡，汇珍楼版的《野叟曝言》每部售价六元行世时，申报馆以先进的印刷设备重印此书，每部售价仅一元。如此悬殊价格差距，两者如何竞争？众多读者的争相购买，使申报馆在小说出版领域获得了远高于平均率的利润，这就刺激了其他资金向此领域强劲进入，申报馆的独占地位很快受到了挑战。此后仅上海一地，以先进设备与技术涉足小说出版的机构就不断涌现。光绪七年（1881），徐润等人集股创办同文书局，购石印机12架，雇佣工人500人，后来徐润还开设了铅印印刷局广百宋斋。光绪八年（1882），凌佩卿创立鸿文书局，这也是出版小说的重要机构。光绪十三年（1887），李盛铎创办蜚英馆，它与点石斋、同文书局在石印界恰成鼎立之势，上海之外的地区该技术也在推广：“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加入竞争的还有多家书局，同样拥有出版优势的新闻报馆、沪报馆，在每日出报的同时也都紧咬小说市场的利润不松口，印刷先进如今也成了它们号召读者的资本。同时，新兴的代客印书业务又降低了进入市场的门槛，无力购置印刷设备的书局或个人同样可加入出版、销售小说的竞争。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左右，上海以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小说已有相当规模，那些出版机构轮番上阵，几乎将传统的旧小说重版殆尽，申报馆已不再独擅风流。激烈的竞争已在所难免，如《七侠五义》的风行使新出的《小五义》、《续小五义》的行情看涨，一时间善成堂、泰山堂、上海书局、珍艺书局、新闻报馆以及申报馆纷纷加入战团，如此密集的销售大战在中国小说出版史上还是头一遭。竞争迫使出版者让利，读者群则因书价的下跌而相应扩大。美查并不知道，自己追逐利润的冲动，已按下开始冲击已维持数百年的小说发展体系平衡按钮。以往小说多以雕版行世，其价格约束了读者群的规模，读者、创作与出版之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平衡。如今以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传统小说，低廉的价格将使读者群的规模与组成都要发生变化，创作、出版乃至小说理论就会面对新的要求，并因约束力变化而相应调整，小说发展的态势必将异于数百年来基本不变的模样。

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冲击下，雕版印刷为主体的传统印刷业被挤垮是毫无悬念，而以同样设备与技术出版小说的同行却是强劲的竞争对手。申报馆对此似是一开始就有所准备，从后来实践可看出，它有三个策略以应对局面。首先是敏锐地观察市场动态，抢占先机并挤压同行的销售空间。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书局出版了《绘芳录》，此书原是光绪六年（1880）申报馆花费重金购得而出版，怎能坐视他人攫为己有，于是申报馆旗下的申昌书室便迅速重印，与初版相较，此次又“更延名手，绘成图象，冠诸卷端”，以增强其竞争力。《小五义》与《续小五义》的出版与再版也类似于此。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北京文光楼刊出《忠烈小五义传》即《小五义》，而仅过了四个月，申报馆的翻刻本就已在市场上销售，宣传的广告绝口不提原刊者文光楼，只是含糊地称“本馆觅得都中善本”。尽管文光楼一次性就刷印了五千余部，但估计只在北京一带销售，南方知者甚少，否则申报馆也不至于公然隐去文光楼之名。一年后，文光楼又推出《续小五义》，申报馆又是迅速跟进，并广而告之：“本馆前印《小五义》一书早已不胫而走，寰宇风行。兹又觅得《续小五义》，以新铅字排印，公诸同好。”文光楼之名，仍是隐去不提。在南方，申报馆率先出版这两部小说，获得市场的热烈欢迎，“未及一稔，箧笥已空”，行情如此明朗，其他书坊书局也相继跟进。但申报馆并未因已获利而退出竞争，而是在售罄后又重印这两部小说，特别使同行大吃一惊的，是它还宣布两书均降价30%，原售五角的《小五义》降为三角五分，《续小五义》则从五角五分降为四角，理由是重印“成本较前稍减，是以格外从廉出售”。同行们受到了冲击，而申报馆在竞争中仍然保持着优胜者的地位。

其次是借助各种社会关系或宣传工具，想方设法搜寻稿源，在推出新作方面保持竞争优势。当听说“宾月楼主人”手中有套《聊斋续编》（即清嘉庆时宋永岳所著之《志异续编》）时，申报馆鉴于《聊斋志异》的风行，认为此书“可寿诸梨枣”，即发函云：“乞即寄来，亟图窥全豹也。”后来“宾月楼主人”信与书同时寄出，但申报馆先只收到信，便又赶紧询问：“惟《聊斋续编》八册却未收到，向信局查问，均称无有，未知执事究寄交何所，特藉报布知，乞即查明，示复为盼。”焦急盼望之情，溢于言表。再过四天，书终于收到，申报馆“欢喜无量”，立即安排出版，再过一个多月，此书已印成销售，售价三角五分，新法印书之快速与售价低廉由此可见。申报馆还向读者介绍说，此书与《聊斋志异》相较，“笔墨虽不若留仙之幽秀，而述异搜奇且微寓彰瘅之旨，实有过之无不及也”，并仔细交代了购买方式。

《林兰香》的访求与出版也是较典型的一例，这部六十四回的长篇小说约问世于康熙年间，“随缘下士”所撰。申报馆最初只搜寻到一部残本，感到有出版价值，便登报向社会征集全本，并保证“俟印成后定当酬谢也，其原本亦即奉缴不误”。那张报纸刚与读者见面，效果即已显现，“至早九点钟时，已蒙醉六堂书坊将全部送来”。申报馆在第二日赶紧登报宣布，“故诸君如有藏而愿寄者，尽可毋庸，以省邮程往返之烦也”，同时又再次向大众征集图书，同时又扩展至征集有关图书的信息：“诸君如有知易于销售各书籍，即邺架无存，亦望函示本馆，以便出告白访寻。”这则广告讲得很清楚，申报馆只对“易于销售”的图书信息感兴趣。这部《林兰香》很快就出版销售，申报馆对该书的概括倒也较为恰当：“是书专仿《红楼梦》之体，而变化删简之，言情诸节皆若隐若现，具有匣剑惟灯之妙。”从登报征集到印出发行正好是一个月，其效率之高，令人惊叹。后来，其他书坊也出版了这部小说，但不管怎样，申报馆已占获取利润的先机。为了保持这方面的优势，申报馆花了不少心思向社会征求书稿，后来它出版的小说中，有不少即是寻访所得。当听说有人耗时十年写成《绘芳录》，该书合有《红楼梦》与《品花宝鉴》之长，“而兼去其两病”，便“悬重金以购，果不旬日而得。翻阅一过，知人言不谬，用即付诸手民”。该书完稿当在光绪四年十二月，而申报馆于光绪六年（1880）正月即已在销售，从获得信息到寻访再到出版，前后历时仅一年。其他小说如清初徐震所撰之《女才子》是“本馆特从友人处觅得”，见南山人所著之《茶余谈荟》是“本馆特蒐访印行”，而一些世无刊本的作品，也经申报馆之手而遍传于世。申报馆拥有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它通过《申报》向社会征集作品，这是其他出版小说的书局无法具备的优势，这就保证了它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位于前列。

最后，当各种印刷机构纷纷加入以新法出版小说的行列时，申报馆明白不可能独占自己所开辟的市场，这时它采取的策略之一，是帮助尚未具备条件者也参与竞争。它新增了代客印刷销售的业务：“本馆可代客印书，即照字数定价，较之刻字费亦更廉。且板字极明，印刷又甚捷便。如贵书铺有赐顾者，请来面议可也。”申报馆清楚竞争者的增加不可避免，而主动提出代客印书，既可获取新的利润，同时又可使自己的印刷设备充分利用，而且还可对他人的出版有某种程度的掌控权，这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清嘉庆时梓华生所著的《昔柳摭谈》就是“疁城乐善居士出资托本馆代行印售”，而《东周列国志》则是“双梧书屋主人交来全稿，托本斋石印”，而且“如欲趸售者，请至本斋取阅样本，再当议价也”。此处“本斋”，是指申报馆旗下的点石斋。就整个行业来看，竞争者是增加了，但它们是在申报馆扶助下出版小说，故而是增强了申报馆的竞争实力。远高于社会平均率的利润必然刺激其他资金进入小说出版领域，申报馆并不回避面临的挑战，相反，它还从中发现了新的商机。资金雄厚者希望自己拥有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购买则须与外国洋行打交道，这在当时是颇费周折的事。申报馆瞄准了这一需求，登报自荐，愿当同行的中间商：

舍旧谋新，人情之常，实循环之道也。夫西法印书，最为时尚，既省料惜工，灵快捷速，价廉物美，奚啻倍尽。今新法渐次通行，不数十年而刻板之旧制将无所用矣。兹本馆与英国制造印字器具者恒有交易，凡欲取用新法，皆可代为购办。其机器、铅字、大锤等物，并为代购。油墨、铅胚、小种铅字并铅边胚子等物，即向内随要购买可也。申报馆内美查启。

帮助同行获取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这岂不是在干扶助自己竞争对手的傻事？其实不然。正如上面广告所言，“今新法渐次通行，不数十年而刻板之旧制将无所用矣”。这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无论申报馆是否出面做中间商，普遍采用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都将是必然的结果。既然如此，那么居间代同行购买，就成了可有新利润进账的好事。而且，申报馆“与英国制造印字器具者恒有交易”，这是它做中间商的优势，若众多同行都委托申报馆代办，那么出版印刷业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的采用，甚至日后的升级换代，申报馆还是能有一定的掌控权。从这一角度来看，申报馆算计的精明仍处于领先地位。

当然，当小说出版领域群雄并起时，申报馆不可能持续其垄断地位，要时时处处领先也非易事，但作为“新瓶装旧酒”模式的首创者，它在小说出版史上的地位与功绩应予充分肯定，而在约二十年内传统小说被重印殆尽，则可视为该模式的显著效果之一。

“新瓶装旧酒”是个奇妙的结合，即形式全新，内容却是旧物，而读者在欣赏传统小说时，也接受了这种新的印刷形式。除小说单行本外，这种结合又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光绪八年四月初二日（1882年5月18日），上海新诞生了一家日报，即《沪报》，它后曾改名为《字林沪报》。这家日报创办仅三周，即在当年四月二十五日（1881年6月10日），刊载了一则“刊印奇书告白”，宣布将连载《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一书，海内皆知其名，惜无从购取其本。近见坊间所刻，每部定价六元，而其中缺误，举不胜屈，且有指为元（原）缺者自三、四行至二、三回不等。本馆今购求善本，其中略有脱误之处，延请名手，一一补足，务使毫无缺憾而后已。自下礼拜一为始，每日于本报后增加两页，将此书排日分登，且篇幅较宽，合之可作新闻，分之可成卷帙。且取价仍不加增，不过一年，可窥全豹。统计价值，既较坊间售买不全书本为廉，且更得阅各处新闻，实属一举两得。诸君请即前来预定，以便多印。倘日后追买前报，本馆虽多印若干纸，深恐不能遍给也。字林沪报馆主启。

此前，申报馆自光绪三年（1877）六月至光绪六年（1880）三月，曾五次刊载启事，点名搜求《野叟曝言》的书稿，但所得“惜中多残缺，未便排印”，但那些启事则成了扩大这部小说影响的广告，推高了大众的期望值。捷足先得者是毗陵汇珍楼，它于光绪七年（1881）十月出版了木活字本《野叟曝言》。夏敬渠的这部小说创作于乾隆年间，直到此时才首次面世，上述广告中“海内皆知其名”一语，透露了它受欢迎的程度，但六元一套的售价，却使广大读者无力问津。在汇珍楼版行世半年后，《沪报》宣布将以每日连载《野叟曝言》的方式，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不过它并没告诉读者，蔡尔康跳槽到《沪报》时带来的这部书稿，原为申报馆搜寻所得。为了连载小说，《沪报》将每天以书版型格式添印两页，读者在浏览新闻的同时，又可阅读小说，而且将刊载小说的这两页累积起来，还可以装订成册。《沪报》还特地声明，另增连载小说的那两页为附送，报纸仍照原价销售，这样只要坚持一年（实际上连载时间是长达两年半），不花分文就可以拥有一部《野叟曝言》了。当然，要达此目的还有个前提，就是赶紧来订阅《沪报》，“倘日后追买前报，本馆虽多印若干纸，深恐不能遍给也”。《沪报》此举获得读者十分热烈的反响，“购者踵趾相接”，“前数日之报，业已销售一空，追补者尚复纷纷不绝”，于是又“重排前八页”，但追补者须得付费，“每张取价四十文”，这种报纸热销的景象至少持续了好几个月仍然是盛况不减。刊载小说推高了报纸的销售量，于是附送小说成了《沪报》的传统，如光绪二十年（1894）附送《七侠五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附送《蜃楼外史》等。为了坚持这项业务，《沪报》还向社会征集作品，征稿要求是“新奇可喜、雅俗共赏，而又为世所不经见之书”，从而借连载小说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沪报》在尝试新的传播方式方面一如《申报》，但小说题材与内容的选择，却是以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为标准。无论是《野叟曝言》还是《七侠五义》，其内容都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冲动，而且作品风格与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审美趣味与阅读习惯毫无相悖之处，更何况报上刊载是不另收分文，这便与购买单行本形成了相当可观的价格差，这对读者来说也是强有力的诱惑因素，而透过这表面现象，可以看到起关键作用的乃是先进的印刷装备与技术，它使新的传播方式开始为大众所接受。

《沪报》获得了成功，一时间却无跟进者，原因是其时世上报纸种类甚少，而上海另一家日报《申报》对刊载小说已无兴趣。率先跟进的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刊的《游戏报》，它刊载了些文言小说，这时距《沪报》的成功已有十五年。次年，《采风报》创刊，它开始连载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再过一年是《便览报》创刊，它连载了《空心大老官传》与《玉京秋水记》等作。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新创刊并刊载小说的报纸开始增多，《笑林报》随报附送《仙侠五花剑》，《寓言报》随报附送《澹园述异》，《世界繁华报》排日连载《庚子国变弹词》。除了上述小报外，这些年里也有两家大报加入了刊载小说的行列。上海《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刊后连载了《庄谐选录》等笔记小说，而广州的《东华日报》连载了《羊石园演义》。可是，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创刊的《新闻报》却对刊载小说无动于衷，它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才开始刊载小说，那时已是无报无小说的局面了。

申报馆注意到《沪报》的成功，可能是因十年前的挫折而仍心存疑虑，它没让《申报》恢复刊载小说，而是由旗下的点石斋创办了旬刊《点石斋画报》，该报从第六号开始连载王韬的《淞隐漫录》。连载开始时，编者提醒读者注意两点，第一这是“增附”，“而价洋仍从五分”；第二是“书凡十六卷，阅者苟自卷首以迄卷终逐期裒集，绝不零落间断，将来抽出装订全书，是于阅画报之外，可多得一部新书也”。这两条全都是袭用《沪报》连载《野叟曝言》的手法，与当年《瀛寰琐纪》连载《昕夕闲谈》的方式全然不同，可见《沪报》的成功对申报馆还是有相当的刺激，而“延善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使图与文相得益彰，以助读者阅览的兴趣，这确是申报馆的创新。据作者王韬介绍，这是由于“尊闻阁主人屡请示所作，将以付之剞劂氏”，看来此作也被列入申报馆寻访作品的计划。申报馆对这部作品的安排是先在刊物上连载，连载结束后再结集出版单行本，即一部作品赚两次钱，这一打算不可谓不精明。在《点石斋画报》之后，又有创刊于光绪十八年（1892）的《海上奇书》，这是韩邦庆个人经办的期刊，由申报馆代售，主要内容是连载他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此作用苏州话书写，严重地限制了读者面。自第九期开始，原先的半月刊改为月刊，而出到第十五期终于停刊。在这一时期内，刊载小说最为成功的当属《时务报》，这家创办于戊戌变法前夕的旬刊呼吁变法维新，言论新颖犀利，在不少士人与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而该刊从创办直至停刊的两年里，又始终刊载西方的侦探小说，这些作品随变法政论不仅传播于通都大邑，甚至僻壤穷陬也时见踪影。受其影响，戊戌变法时创办的一些刊物也刊载小说，它们的汇合，终于形成了一定的声势。

总之，新的传播方式与新型的小说要在大众中广为流传，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中国读者已有的欣赏习惯，而“新瓶装旧酒”，即将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以及新的传播手段与传统的小说相结合，则是克服此障碍的最有效的方式。读者读到的仍是熟悉的作品，而且其低廉的价格又极其诱人。价格的降低意味着阅读门槛的降低，读者群的规模因此而逐渐扩大，慢慢地其主体不再局限于士人或商人，读者群组成的改变又将使占主流地位的小说观念随之而变。当人们对新的传播方式逐渐习惯后，对“新瓶装新酒”也就慢慢地不再反感。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务报》刊载西方侦探小说就已通行无阻，意味着人们已开始欢迎这类新作品，当然，这与编者选择的那些故事可读性强也有着莫大的关系。新的传播方式在小说领域站稳脚跟之际，又是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之时，社会急剧动荡，国家存亡的危机日益加深，眼前发生的众多事件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此特定的时机，人们也希望读到能观照自己生活的作品。各种条件已经具备，创作贴近现实的格局也就开始显现。

第三节 时势剧变与创作互动

自同治末年起，大约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在上海有两个改造已基本完成。对印刷业来说，从西方引入的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基本上取代了传统的雕版印刷，在上海的阅读市场上，用新法印刷的书籍已占据主流地位；同时，报纸与杂志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平常事物，小说新拥有的传播途径，即由报刊刊载的形式已开始为人们普遍接受。这两个改造的完成，为近代小说随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段时期里，物质层面的准备已先于小说创作的需要，但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并没有被闲置，这儿的缺口是由大量印刷传统的旧小说作了填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传统小说都可用新法重印一次，出版者还须得根据由读者口味决定的市场动向作筛选。可供刊印的作品毕竟有限，于是过了一段时间，为追逐利润而更新的印刷力量就显得似有富余了。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报上常有“搜求秘籍，排印成书，以便公诸同好”一类广告的重要原因。《林兰香》等小说都是申报馆通过“搜书”广告征集到后出版的，又如乾嘉时张南庄的《何典》、乾隆时尹庆兰的《萤窗异草》，都是申报馆征集到后出版，才结束了它们以抄本流传的历史。当然，其时新创作的小说也在搜求的范围之内，如宣鼎的《夜雨秋灯录》及其《续录》，俞达的《青楼梦》，王韬的《遁窟谰言》等。创作《浇愁集》的邹弢曾回忆说：“稿甫脱，即为坊贾携去，其中大半点堪未精，书出重阅，颇不满意，至今悔之。”由此可见，那些拥有印刷力量的出版者，寻觅新书稿的心情是何等之迫切。

出版者寻觅新书稿的迫切心情源于大众迫切的阅读愿望，同时也是应对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我有人无，则利润尽进我家，寻觅稿源也须得下手快，许诺重，故而报上那些征集书稿的广告中，时常可见“俟印成后定当酬谢也”、“本馆不惜重酬”、“爰悬重金以购”等话语也就不足为奇了。传统小说中可刊行者已出版殆尽，向未刊行者也已尽可能地搜罗，出版者的目光自然要投向新创作的小说，而读者也希望能读到新的作品，特别是描写自己身边生活的故事，或描写当下风雨飘摇的时局及其进程与结果的小说。当时新出的小说多有贴近现实的特色，而其中较引人注目者，是重又现身的时事小说。

时事小说是社会矛盾与冲突趋于白炽化，且统治者已无力严密控制意识形态领域时的产物，它早先曾出现于时局急剧动荡的明末清初，入清后随着社会逐渐安定而绝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清末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更甚于明末，外国列强的入侵更使国家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机，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已日益尖锐，统治者对意识形态领域控制也已力不从心。在此风雨飘摇之时，时事小说必然会重新现身。所谓时事小说，它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以讲述故事的形式描写眼前正在发生的国家大事，其内容与时代相平行，作品出版与事件发展在时间上的差距较小，故而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当信息传播不畅或政府有意封锁新闻时，它可承担使大众了解局势并作出判断的功能。其次是描写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政治性与轰动性，能吸引大众的关注。再次是作品通俗，能在最大范围内使人们了解事件经过与结局，同时又以自己的政见引导广大读者的倾向，从而形成有可能影响朝政的社会舆论。最后是真实性，作品的具体内容可以有虚构，但在描写事件的主要过程和结局以及其间主要人物的参与态度和命运时，不可因作者主观上的好恶而擅作篡改。社会的急剧动荡直接影响到广大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时他们不能不关心国家大事，各种里巷琐语也在悄悄流传，此时问世的时事小说自然会受到人们的青睐，广大读者在非常时期的需求，同样是刺激时事小说崛起的重要原因。

清末时事小说的出现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那年正月，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在对日作战中全军覆没，继而日军又侵占辽东；三月，清政府被迫订立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的《马关条约》，使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消息传来，康有为联合十八省一千二百余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要求拒和、迁都、变法。五月，日本入侵台湾，中国军民的抗击坚持了近半年。就在这一年里，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并发动了首次广州起义；康有为在上海创立“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倡导维新变法；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开中国近代陆军之先河。这一连串事件意味着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它迫使大众关心时局，描写正在发生的大事件的小说也随之问世，而人们关注的焦点，首先集中于台湾因日本侵略而爆发的战事。

日军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即入侵台湾，清廷却严令沿海诸省不得接济台湾军民抵御侵略的行动，当然也不愿意让世人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就在台湾鏖战最激烈之际，热情歌颂台湾军民抗击日寇侵略的几部小说接连问世，这不仅打破了新闻封锁，实际上也起了号召人们支援正在艰苦奋战的台湾军民的作用。日军侵犯台湾才一个月，描写台湾刘永福黑旗军抗击日军的《刘大将军平倭战记》初集就已问世。半个月后，该书二集又出版，开卷就可见台湾全省地图，以激起读者对割让宝岛的痛心，书中还载有二十幅反映情节的图画，便于识字不多的读者浏览。初、二两集与台湾战事同步，写作与出版完成于一个多月间，可算是小说史上问世最为迅捷的时事小说，但仓促写就，其内容之粗糙可以想见。小说以报上所载台湾战事的重大事件为框架，但其间八卦阵图、小姐统兵、道士作法、埋棺轰倭、狗阵蹈坑之类，却是剪裁历来小说故事的内容作填充镶嵌。其时全国百姓群情激愤，期盼台湾军民的胜利，这些故事迎合了他们的情绪。应该肯定作者与出版者的爱国热情，同时也须承认，牟利也是重要动机，如此快捷就是为了赶在最易销售的时刻出售，而且他们确实是如愿以偿。又过了半个月，该书的第三集也已出版：

今将台南、台北近日战事情形绘以图说，付诸石印。书面用外国颜色鸡皮纸为记。详载出榜招贤、豪杰归心、疑兵破倭、拘民当兵、阵困倭奴、倭国丧师等情节。奇文快事，有目共赏。因近有将二集更易者，请认五色面纸分辨是幸。每部售洋一角四。初集一角，二集一角，如合购初、二、三集，收洋三角。零趸批发，格外公道。在上海四马路五层楼内售书处文宜书局。函购原班回件不误。宏仁堂启。

广告中“因近有将二集更易者，请认五色面纸分辨是幸”一语，透露出这部小说因销路甚佳而正遭到盗版，两者的主要差异只是盗版书的封面未用“五色面纸”。宣布二集发行的广告载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九日（1895年7月21日）的《新闻报》，该报六月十二日（8月2日）的广告宣布三集开始发行，其中提到二集的盗版书已在市面上流行，这是在短短的十二天里发生的事，盗版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售广利速且正版供不应求是导致盗版书急速跟上的根本原因，此现象表明急切希望了解台湾战况进展的广大读者对这类作品极为欢迎，尽管他们可能也知道作品中一些情节是虚构编造，但仍乐意阅读。

不久，《台战演义》也开始流行，作品中日军屡屡中计，其蠢笨使人可笑，而不少情节过于离奇，细读后就难免生疑。不过，作品描写的毕竟是黑旗军大败日军，关心战事的读者明知书中虚构不少，但仍读得津津有味，所以报上广告称“始可笑，继可疑，终乃大快”。广告还强调作品的可信性，说该书出自刘永福的幕僚，“故能言之凿凿也”。作品结尾称：“剿灭倭贼，克服台北、澎湖等处，可拭目待矣。”这种乐观的希望，也为读者所共有。《刘大将军百战百胜图说》也出版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该书为“愤而有作”的产物，写作宗旨为“传刘大将军诸将士之不朽功业，备志倭奴全军覆亡情节”。它描写台湾战事时有意联系历史上戚继光平倭等故事，从而揭示日本侵略的一贯野心：“倭人狠贪，好犯上国，累朝入寇。唐时几遭薛将军灭尽种类，明时受创于戚将军，目今屡败于刘将军。”又收录当时台湾的《上总署衙门全稿》、《台绅布告中外檄文》等各种文件，这许多文件大陆各省的民众一般都无缘得见，它们的收录有助于读者真实地了解事态发展，这也表明关注战事的读者并非全着眼于故事情节。作品框架基本真实，内容则是近日的消息、传说以及作者编造的糅合，基调高昂激奋，可激起读者同仇敌忾的心情。标榜“图说”是该书特色，图文并茂，既可激起读者的阅读热情，又增加作品的通俗性，面向更多的读者。作者“藜床旧主”（管斯骏）声称“撰成一百六十回，先以三十二图说录正，付之石印”，但自三十三回以下后并未见，这可能是后来台湾沦陷，民众的阅读高潮已过的缘故。

该年七月，又有《台湾巾帼英雄传》初集问世，内容为总兵孙秉中在台北保卫战中战死后，其夫人张秀容毁家助饷，召集旧部，抗拒日寇侵略。作者介绍道，张秀容托仆人杨明六将孩子带到苏州，“投亲托孤，代求抚育”，而作者的旧仆杨福是杨明六的侄子。由这层关系知悉张秀容抗日事迹后，尽管“兹当火伞高张，流金烁石”，“挥汗疾书，据事直叙”，即借此告诉读者，书中的内容真实可靠。这些作品一时间如此畅销，其原因是民众急切希望了解台湾战况的进展，这表明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危亡，已使读者的注意力与兴奋点转移至现实问题。在“竹隐居士”为《台湾巾帼英雄传》所作的序中，首句便是“台湾割与倭奴，普天共抱不平”，而其结语则云：

彼世之居高位、享厚禄者，第知养尊处优，营私肥己，据仕路之要津，弃江山如敝屣，犹以为度量宽宏，功资燮理，俨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命为大丈夫者也。孰不知其遗大投艰，畏难苟且，周旋委曲，竟如妾妇从夫逞计，千古遗羞，万人唾骂哉。

猛烈抨击的矛头直指“据仕路之要津”的朝中权贵，表明作者与读者都因战败与割地赔款求和的刺激，进而思索这一切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并开始公开表示对朝廷的不满。

台湾军民的抗争坚持了四个多月后，盼望台湾局势能出现奇迹的希望破灭了，但抗日题材的创作却未终止，讲述明代戚继光平倭的《蜃楼传》正问世于此时。现实战场上不断败退时，复习历史上的故事却可以帮助人们确立最终胜利的信心，也可提供梳理辨析纷乱头绪的借鉴。作者还特别强调，平倭初期失利就是因为朝中权奸擅窃国政，古今对照，读者会立即想到批判矛头在现实生活中的指向。其时又有在想象中战胜倭寇的作品，较典型的有《梦平倭奴记》，篇首按语称创作是为了“以快众人之心”，而篇题中的“梦”字，却也正突出了对现实的无奈。《仙侠平倭演义传》则是糅合才子佳人与神魔、狭义小说的内容，创作的重点已是供读者们娱乐。可是这样的作品也在描写平定倭乱，并与朝中“奸权害国”紧密联系，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时局剧变对创作的影响。

与前面几部时事小说不同，《中东大战演义》从日本入侵朝鲜一直写到台湾军民抗击日寇及其失败，整个战事中各历史事件的头绪、前因后果、发展变化及转折等都交代得比较清楚。此书出版时战争已经结束两年，作者不再以快读者之心为职责，而是较从容地辨析梳理并作相应的反思。光绪二十三年（1897），此书以《说倭传》为名出版时流播似尚不广，但三年后人们似乎突然对这部小说发生了兴趣，《申报》与《新闻报》也都刊载广告介绍，其原因就在于这期间接连发生了戊戌变法失败与庚子国变等重大事件。变法图强的希望破灭了，人们还预感到一场更深重的灾难即将袭来，他们不得不关注迅速发展的局势，忧虑国家的前途，而观察与思考时，又不能不与五年前的那场战败相联系。此时读者们急于阅览的并不是《台战演义》那般激情多于理性的作品，而是需要对当年战争进展及其后局势演变的有条理的叙述，以及相应的客观评价与分析。此书后改名为《中东大战演义》再版，正迎合了人们的这种需求。

按《说倭传》问世时间，它仍可归于时事小说，而社会剧变的一再发生，相应的时事小说就不断问世。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就出现《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等作，而辛丑条约签订仅两个月后，《世界繁华报》便开始连载《庚子国变弹词》，后又结集出版。李伯元在自序中说，他创作的目的是愤于社会不思反省：“和议既成，群情顿异，骄侈淫佚之习，复中于人心，敷衍塞责之风，仍被于天下，几几乎时移世异，境过情迁矣。”他还在《例言》中强调真实性，“是书取材中西报纸者，十之四五；得诸朋辈传述者，十之三四；其为作书人思想所得，取资敷佐者，不过十之一二耳。小说体裁，自应尔尔，阅者勿以杜撰目之”。不过，作品并非纯客观的记录，而有其倾向性，即所谓“彰善瘅恶，自有微权”，这与作者的写作宗旨相一致。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历程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近代小说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其显著标志则是创作开始贴近现实，而随后而来的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重大政治事件的接连发生，使社会愈发动荡，国家的灾难愈发深重，亡国灭种的危险愈发临近。身处灾难之中的中国人都开始程度不同地感受到这一点，对小说创作来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眼光都已无法离开复杂多变且关系自己身家性命的动荡现实。此时相继问世的《中东大战演义》、《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与《庚子国变弹词》等作，其作者的立场与视角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是在努力地梳理与交代那些事变中各事件的头绪、前因后果、发展变化及转折等，既是作者自己的反思与忧虑愤懑的倾吐，同时也满足了读者了解自己身陷其中的各事件来龙去脉的渴望。

社会剧变持续加剧之时，讲史演义创作出现了新的动向，即开始讲述与现实政治发展与变化关系甚大的本朝历史事件，这种以文学形式进行的历史反思，其实是当时社会反思的一种表现。《林文忠公中西演义》从荷兰占领台湾一直写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源源本本，详述无遗”，虽然售者声称“酒后茶余，可资谈助”，可是酒后茶余的谈资从名人轶事、风花雪月，转为谈论自鸦片战争以来各大政治事件，正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此时对历史的反思深入人心。《扫荡粤逆演义》是第一部描写太平天国全过程的小说，“自洪逆造反起始，至贼匪荡平为止，其间一切情形，历历如绘”。《羊石园演义》描写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广东军民抗击英军侵略的故事，它先在《东华日报》上连载，后又结集出版，此书甚受欢迎的原因不难理解：“此事为吾粤人一大艰厄，中国权力之失，实起点于此，不可以不传。”这三部小说描述了中国近代史最初二十多年里最重大的三个历史事件，它们的问世与流传，表明了人们开始探究为何中国会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就从一个泱泱大国沦落到受列强欺凌的弱国，而对历史的反思，很快又将转化为要求社会变革的动力。

在甲午战争前已流行的创作流派此时也有所变化。《七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他们的喜好刺激了这些作品的续书相继而出，《彭公案》出到“八续”，《施公案》更是出到“十续”。侠义公案小说的内容原本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但在社会急剧动荡之际，该流派也与时局挂上了钩。此时问世的《李公案奇闻》，其内容虽不脱为官清正，公平断案一类，但该书主人公已不是古人，而实指光绪间的李秉衡。庚子国变时，李秉衡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他率军北上抵抗八国联军，战败自杀。清廷曾优诏赐恤，后屈服于联军的淫威，诏褫职，夺恤典。“恨恨生”在作品序中直言此事：“骨肉未寒，而罪名加矣；诏墨未干，而恤典撤矣。纪功无录，归狱有辞，岂始愿之所及乎？”此时还连续有几部讲述剑侠故事的作品问世，如《仙侠五花剑》，“狎鸥子”为该书写的序中指出了它们与时局的关系：

红羊劫急，白马盟新。强暴跳梁，桀黠构扇。弱肉争食，公道何存！言者颊鸣，闻之眦裂。痛中原之板荡，借箸谁筹；制南越之猖狂，请缨无路。人情汹汹，无意梦梦，兰成无取乐之方，屈子有《离骚》之作。则欲消磨岁月，开拓心胸，代梁父之吟，下东坡之酒，舍其编其奚属哉？

“弱肉争食，公道何存！”那些作家也痛心于国家危机的深重，但又看不到出路，只能写些幻想中的剑侠故事算是慰藉，而这些作品出现于有关义和团各种传闻流播之际，其间也应有某种联系。

此时问世颇多的狭邪小说，其基调与慷慨激昂的时事小说正相反，且也已不同于该流派早期的《花月痕》、《品花宝鉴》那般较多地出于作者的臆想，“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此时所出诸作多是实写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从一个侧面较真实地显示了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上海的某种社会风尚。此时上海继续迅速发展，资金与人口的大量流入，使它很快呈现出一个大都市的风貌。国家危难在不断加重，此时上海的冶游生活却异常发达，夜夜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狭邪小说创作依托于此而繁荣，且喜读者众。俞达的《青楼梦》是“甫脱稿而传抄者已濡毫以待”，尽管作者强调此非“导人狭邪之书”，而是描写“美人沦落，名士飘零”，但许多人感兴趣的却是“名士”混迹于妓院的故事。狭邪小说中的重要作品《海上花列传》此时开始较广泛地传播，但原因却异于韩邦庆的初衷。该书的艺术成就与社会意义被略过，或宣传“人生行乐，不外乎吃着嫖赌，吃着赌各处仿佛，惟嫖则上海为最胜”。或强调该书“将万种迷惑柔软情形逐节细表，编成演义，使人皆知妓之迷术，应对有方，不为所困”；推销的广告甚至宣称该书还有实用的功效：读后又可懂得妓女的苏州话，“庶可彼此对谈，不致茫然草董，岂非醒迷妙诀，极佳快事。”书也被改名为《海上看花记》或《海上百花趣乐演义》，韩邦庆的精心之作被宣称成嫖妓启蒙教科书了。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也是不断再版，他在自序中称创作动机是“冀当世阅者，或有所悟”，但他描摹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时，暴露远多于劝惩，局骗赌术诸事尤发挥无遗，出版商便将其当作嫖妓防骗术推销：“痛抉花丛弊害，形容荡子痴迷，与夫赌棍拆梢密骗人等种种作为之处，阅之如见其人，足资惩劝”，此时走红的又有描写上海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等四位名妓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它一面世就有多家书局盗版翻刻；两个多月后其续集又行世，“所有姘藏马夫、戏子争风吃醋等事，莫不描摹尽致，并于四大金刚之外所有上海一切淫妓行状尽皆罗致书中，亦历历如绘”。作者刊登的广告已不再说些正俗劝惩之类的话，强调的只是“所印无多，望速赐顾”。一时间，描写妓家故事似成风尚，《梦游上海名妓争风传》、《野草闲花臭姻缘》、《欢乐梦》、《海上时新名妓演义》等接踵而出，这类书的畅销，正从一个侧面较真实地显示了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上海的某种社会风尚。

以上几类作品，都属传统小说范畴，内容与旨趣各不相同，甚至反差极大，但与先前的创作格局相比，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了越来越关注现实的趋向，而且小说创作的数量开始展现出加速度态势。若究其原因，那么对日战败、戊戌变法失败以及庚子国变和八国联军入侵等极其重大的事件接连发生，中国社会与政治格局出现激烈动荡，小说各流派的创作正是在这些强烈刺激下开始了贴近现实的转向，这也是其时翻译小说重现于世并开始呈现连续运动态势的原因。显然，如果印刷主体还处于雕版阶段，那么来自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刺激再强烈，小说创作虽会有相应变化，但由于物质生产条件方面的限制，数量将不会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对社会的影响也必将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读者的数量及其成分构成也因此少有变化，后来小说创作极为繁盛的局面因缺少此铺垫也不可能出现。若从小说发展体系的角度作考察，出版印刷方面已率先快速发展，此时又遇上社会与政治格局的激烈动荡，创作的内容受此刺激开始转向现实，其间读者的需求也是促使其转向的推动力，同时统治者已无暇顾及小说。发展体系中各要素的变化都已相当明显，但各自的程度不同，它们也没形成相互制约的平衡，而其中变化相对而言较为滞后的是占主流地位的小说观念。尽管它已有所变化，而且要求变革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已经萌生，但还需要有人以此积聚为基础，以全新的创作与更高层次提出新的理论主张，恢复小说应有的地位，充分肯定其功用。随着小说体系变化的不断推进，这种变革不久即将出现，那就是使近代小说面貌陡然一变的“小说界革命”。

1. 《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转引自王晓传（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 《申报》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三日（1879年5月3日）刊载《新增礼拜日〈申报〉》，宣布周日也照常出报。

1. 申报馆：《本馆告白》，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申报》。

1. 申报馆：《本馆条例》，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申报》。

1. 此为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威·利顿的长篇小说《夜与晨》的上半部。

1. 丁：《答客问本报附刊小说》，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四日（1907年2月26日）《申报》。

1. 中兴日报社：《本报特别告白》，宣统元年四月十一日（1909年5月29日）《中兴日报》。

1. 耀亭：《江城》篇首语，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三日（1910年9月26日）《北京新报》。

1.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 未署名：《〈谈瀛小录〉按语》，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1872年5月21日）《申报》。

1. 未署名：《一睡七十年》篇首语，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1872年5月28日）《申报》。

1. 未署名：《乃苏国把沙官奇闻》篇末语，同治十一年五月初十日（1872年6月15日）《申报》。

1. 申报馆：《本馆告白》，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二日（1873年2月28日）《申报》。

1. 申报馆：《刊行〈瀛寰琐纪〉自叙》，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1872年10月14日）《申报》。

1. 蘅梦庵主（蒋其章）：《〈花史〉跋》，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72年11月11日）《瀛寰琐纪》第一卷。

1. 申报馆：《新译英国小说》，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73年1月8日）《申报》。

1. 蠡勺居士（蒋其章）：《昕夕闲谈》卷三第一节“聚友朋良宵开夜宴，吟诗句雅馆说风情”，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二日（1874年6月15日）《瀛寰琐纪》第十八卷。

1. 小吉罗庵主（蒋其章）：《昕夕闲谈》卷一第一节“山桥村排士遇友，礼拜堂非利成亲”篇末评语，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1873年1月11日）《瀛寰琐纪》第三卷。

1. 小吉罗庵主（蒋其章）：《昕夕闲谈》第三卷末跋语，光绪元年（1875）二月《瀛寰琐纪》第二十八卷。

1. 申报馆：《本馆告白》，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872年11月22日）《申报》。

1. 申昌书画室：《各种书籍照码折扣出售》，光绪三十年八月初四日（1904年9月13日）《申报》。

1. 申报馆：《本馆告白》，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八日（1872年10月19日）《申报》。

1. 申报馆：《刊行〈瀛寰琐纪〉自叙》，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1872年10月14日）《申报》。

1. 申报馆：《告白》，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二日（1874年6月15日）《申报》。

1. 申报馆：《告白》，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1875年3月13日）《申报》。

1. 申报馆：《告白》，光绪元年七月十六日（1875年8月16日）《申报》。

1. 申报馆：《〈儒林外史〉出售》，光绪元年四月十五日（1875年5月19日）《申报》。

1. 申报馆：《重印〈儒林外史〉出售》，光绪七年二月十七日《申报》。

1. 申报馆：《本馆告白》，光绪元年六月二十九日（1875年7月31日）《申报》。

1. 申报馆：《本馆告白》，光绪元年三月十六日（1875年4月21日）《申报》。

1. 王韬：《〈遁窟谰言〉序》，载《遁窟谰言》，申报馆光绪元年（1875）版。

1. 申报馆：《新印〈快心编〉出售》，光绪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875年12月10日）《申报》。

1. 通俗小说：《儒林外史》、《西游补》、《快心编》、《林兰香》、《后水浒传》、《台湾外纪》、《雪月梅传》、《何典》、《后西游记》、《镜花缘》、《西湖拾遗》、《三国演义》、《野叟曝言》、《荡寇志》、《三宝太监西洋记》、《红楼复梦》、《风月梦》、《红楼补》、《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花月痕》、《续今古奇观》、《海公大红袍全传》。文言小说：《潜庵漫笔》、《影谈》、《六合内外琐言》、《虫鸣漫录》、《聊斋续编》、《惊喜集》、《香饮楼宾谈》、《闻见异辞》、《桯史》、《昔柳摭谈》、《蟫史》、《客中异闻录》、《萤窗异草》、《女才子书》、《小豆棚》、《三异笔谈》。

1. 本文此后提及的“申报馆”，实是包含点石斋与图书集成局在内的申报馆出版系列。

1. 委宛书佣：《秘探石室》，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1887年2月5日）《申报》。

1. 申昌书室：《新印绘图〈绘芳录〉告成》，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一日（1894年11月8日）《申报》。

1. 申报馆主人：《新印〈小五义〉出售》，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1890年11月4日）《申报》。

1. 申报馆：《新印〈续小五义〉出售》，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日（1891年7月25日）《申报》。

1. 申报馆主人：《新书减价》，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三日（1892年5月28日）《申报》。

1. 尊闻阁主（钱昕伯）：《复宾月楼主人》，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77年3月6日）《申报》。

1. 尊闻阁主（钱昕伯）：《复宾月楼主人书》，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年3月31日）《申报》。

1. 尊闻阁主（钱昕伯）：《复宾月楼主人书》，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一日（1877年4月4日）《申报》。

1. 申报馆：《〈志异续编〉出售》，光绪三年四月初十日（1877年5月22日）《申报》。

1. 申报馆：《访觅〈林兰香〉》，光绪三年五月十一日（1877年6月21日）《申报》。

1. 申报馆：《林兰香已获》，光绪三年五月十二日（1877年6月22日）《申报》。

1. 申报馆：《〈林兰香〉印齐出售》，光绪三年六月初九日（1877年7月19日）《申报》。

1. 申报馆主：《新印〈绘芳录〉出售》，光绪六年正月初六日（1880年2月15日）《申报》。

1. 申报馆：《发售〈女才子〉告白》，光绪三年九月十四日（1877年10月20日）《申报》。

1. 申报馆：《印售〈茶余谈荟〉》，光绪五年十二月初四日（1880年1月15日）《申报》。

1. 申报馆：《代客印书》，同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1872年5月9日）《申报》。

1. 申报馆：《印售〈昔柳摭谈〉助赈》，光绪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877年11月22日）《申报》。

1. 点石斋：《增像全图〈东周列国志〉》，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86年12月16日）《申报》。

1. 美查：《发卖印书各器》，光绪二年正月十六日（1876年2月10日）《申报》。

1. 申报馆主人：《搜访〈野叟曝言〉》，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九日（1879年12月21日）《申报》。

1. 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882年1月4日）《申报》刊载苏州千顷堂与上海读未楼《新印〈野叟曝言〉出售》广告称：“计每部四本，白纸者价洋七元五角，竹纸者六元正。”

1. 字林沪报馆主：《刊印奇书告白》，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五日（1882年6月10日）《沪报》。

1. 字林沪报馆：《补印奇书告白》，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七日（1882年8月10日）《字林沪报》。

1. 字林沪报馆：《搜访异书》，光绪九年十月二十四日（1883年11月23日）《字林沪报》。

1. 《〈便览报〉目录》，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三日（1899年9月7日）与八月十三日（9月17日）《中外日报》。《便览报》今已失传，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裕记书庄曾出版“听雨楼主人编辑”的《上海空心大老官》，不知与《便览报》所载有何关系。

1. 申报馆：《第六号〈画报〉出售》，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四日（1884年6月26日）《申报》。

1. 王韬：《〈淞隐漫录〉序》，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五日（1884年6月27日）《点石斋画报》第六号。

1. 申报馆：《搜书》，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七日（1875年8月27日）《申报》。

1. 邹弢：《三借庐笔谭》卷十二“芥航”，《笔记小说大观》第26册，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1. 申报馆：《访觅〈林兰香〉告白》，光绪三年五月十一日（1877年6月21日）《申报》。

1. 申报馆：《蒐访〈野叟曝言〉》，光绪六年二月十三日（1880年3月23日）《申报》。

1. 申报馆主：《新印〈绘芳录〉出售》，光绪六年正月初六日（1880年2月15日）《申报》。

1. 宏仁堂：《绘图〈刘大将军平倭〉真三集》，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1895年8月2日）《新闻报》。

1. 汗青馆主人：《〈台战实纪〉续集》，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日（1895年7月25日）《新闻报》。

1. 文宜书局：《绣像〈刘大将军百战百胜图说〉》，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1895年8月10日）《新闻报》。广告称书共一百六十回，但作品篇首作者《识语》又云“共撰一百六十八回”。

1. 古盐官伴佳逸史（易金唐）：《〈台湾巾帼英雄传〉自序》，载《台湾巾帼英雄传》，上海书局光绪二十一年（1895）版。

1. 藜床卧读生（管斯骏）：《新辑〈林文忠公中西演义〉》，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1900年6月5日）《新闻报》。

1. 遭劫余生：《〈扫荡粤逆演义〉序》，载《扫荡粤逆演义》，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书局版。

1. 侬影小郎：《本馆自序》，载《羊石园演义》，光绪二十五年（1899）东华日报馆版。

1. 恨恨生：《〈李公案奇闻〉序》，载《李公案奇闻》，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

1. 狎鸥子：《〈仙侠五花剑〉序》，载《仙侠五花剑》，笑林报馆光绪二十七年（1901）版。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 申报馆：《〈青楼梦〉出售》，光绪五年正月十八日（1879年2月8日）《申报》。

1. 金湖花隐：《〈青楼梦〉序》，载《青楼梦》，光绪五年（1879）申报馆版。

1. 理文轩：《绘图〈海上花列传〉全书》，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1895年10月25日）《新闻报》。

1. 江南书局：《新编〈海上百花趣乐演义〉》，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1901年5月27日）《新闻报》。

1. 笑林报馆：《绣像〈海上繁华梦〉新书初集出版》，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1903年5月11日）《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