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家庭

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19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位并非出身于贵族地主阶级的伟大作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它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作家的自身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常常将自己与强劲的对手托尔斯泰做比较，认为后者的作品更像是出自“史家”，而非“作家”之手。依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见，托尔斯泰描述的生活只“存在于历史悠久、安定有序的莫斯科中上等地主阶层中”。这样的生活方式及其确立的文化传统和固化的社会道德标准仅仅属于“少数”俄国人，是“特权的生活”，而多数俄国人的生活一塌糊涂，道德价值更加混乱。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自己的写作是解决俄国当下混乱的一种尝试，而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和《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就是这几部作品）是为后人神圣地记载正在消逝并注定灭亡的地主生活方式的一种虔敬的努力。^[1]

这一自我定义形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年，它当然代表了作家多年来所提炼的文学观。然而，它同样有力地解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过去，帮助我们了解青年时代他周围的道德环境和所经历的俄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瓦解过程。这一切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录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年时代就感受到社会缺乏统一的传统，这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他的想象空间。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他对身份和地位难以释怀的不确定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对社会不平等强加给人的心理创伤有如此敏锐的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族出身立陶宛贵族。家族的姓氏来自其祖先在16世纪受封而得的小村落（陀思妥耶夫村，平斯克的一部分）。^[2]后来家道中落，信奉东正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沦为僧侣之外的低等神职人员。^[3]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曾祖父在乌克兰小镇布拉茨拉夫做东仪天主教堂的小祭司，祖父子承父业，而作家的父亲就出生在教堂里。东仪天主教派是耶稣会用来皈依该地区旧东正教农民信徒的一种方式，它沿袭东正教的礼典，但承认最高罗马教廷和教皇。

由于这种非僧侣的神职在俄国仅仅是一种社会等级，而不是什么职业或者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父自然也应该子承父业。然而，当他15岁从神学院毕业时，离家出走，来到莫斯科，并于1809年成为帝国医学外科学院的学生。1812年战争期间，他先被分配到莫斯科的军医院，后来工作地点几经变换。1821年，32岁的他来到莫斯科郊外为穷人开设的马林斯基医院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父为国效力，平步青云，并于1828年4月因“热衷医疗事业”^[4]获得圣安娜三等功，并提拔为八等文官。他很快声明了自己的特权地位，因为这意味着他正式进入了俄国的贵族等级体系。1828年6月28日，他将自己和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一个八岁，一个七岁）的名字登入莫斯科贵族世袭名册。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凭借他的决心与毅力成功了，用自力更生的奋斗从遭人鄙夷的祭司变成一名国家公务人员、医生和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胞弟安德烈的回忆录是我们关于这段岁月唯一可靠的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们幼年时就对自己祖先的贵族身份有足够的了解，并将父亲的升迁仅仅视为对他们地位应得的修正。^[5]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认为他们自己是地主阶级旧贵族，而不属于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刚刚跻身的，在彼得大帝时期开始形成的公务员新贵族。他们实际的社会地位同自我认知很明显相互矛盾。

在当时的俄国，从医虽然让人敬佩，但并不是让人羡慕的职业。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收入有一部分必须医用，剩下的仅仅能满足家人一般的生活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挤在医院辖地上的一套狭小公寓里，居住空间成了大问题。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兄弟的房间是在前厅里用隔板分出来的，所以没有窗；大女儿瓦尔瓦拉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最小的孩子们晚上睡在父母的房间，有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为证。他们家里同样养了六个用人：马夫、跟班、厨师、女仆、洗衣妇和孩子们的保姆（nyanya），但这绝不是生活富裕的标识。从安德烈对“双重人格”（dvornik）^[6]的看门人和他们家“跟班”的评论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极力恪守和维持表面的地主阶级生活方式。跟班的平日里的工作仅仅是从离医院两俄里之外的喷泉打水回家煮茶和在冬天采集木柴生炉子，但当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徒步进城的时候，却需要身着仆人制服，带上三角帽，昂首阔步地跟在女主人身后。当她坐马车时，跟班也要穿好制服，站在踏板上。“这是那个时代莫斯科雷打不动的礼仪。”^[7]安德烈自嘲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清楚地记得他父母严格遵守的规矩，《双重人格》中的戈利亚德金租马车坐，还给自己的仆人彼得鲁什卡穿上制服，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得起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地主做派同他们真实的社会地位是不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有一天会把亚历山大·赫尔岑和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做比较，前者（尽管非婚生）出身统治阶级高层，而后者“完全不属于贵族（gentilhomme）！哦，不！（天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父亲好像就是个军队外科医生）”^[8]。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父的职业不也一样吗？这说明他对他们家的真实地位是清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和他的孩子们心里并未真的以祖先的旧贵族身份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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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还在莫斯科的医院服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已经30岁了。他定是向同事表达过寻求一位合适的新娘的想法，因为不久以后就有人把他介绍给了莫斯科的显赫富商费奥多尔·涅恰耶夫和他19岁的女儿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涅恰耶娃。当时的婚嫁，特别是商人阶层，完全不讲两情相悦。经过对方父母恩允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就可以在教堂里偷偷看一下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便可以向涅恰耶夫提亲，涅恰耶夫则会邀请他同他的女儿正式见面。男方收到见面的邀请就意味着婚事确定，而新娘本人在整个过程中毫无发言权。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和他的亲家有一个相同点，即都出身卑微，通过奋斗，跻身俄国社会上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尔罗夫娜嫁给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商人。她的丈夫的实际地位相当于很多达官贵人，而他的财力也足以让他与地主们在生活的奢华程度上一较高下。骄傲而敏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或许会感觉自己的身世和教育比连襟优越，但是他有时依旧要把这份傲气咽下去，向库马宁寻求财力上的接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认为他的亲戚库马宁一家粗野又唯利是图，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来自他的父亲。当收到哥哥米哈伊尔通知父亲逝世消息的信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哥哥“啐一口那些卑微渺小的灵魂”^[9]（专指他莫斯科的亲戚），认为他们无法理解更高尚的东西。安德烈对库马宁一家的态度还算温和，因为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孤儿视如己出地抚养。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生的几次关键时刻也曾向库马宁伸手要钱，但他私下对库马宁的评论中无不流露着轻蔑。

图1 父亲：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

图2 母亲：玛·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母亲的回忆永远充满热忱与爱意。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回忆录材料中所呈现出的形象是一位坚定而富有魅力的人。同她的丈夫一样，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深谙地主阶级的文化。她曾在一封信中称自己的性格是“天然的乐观”^[10]，内在的积极心态虽然受到家庭琐事的束缚，依然点亮了她的全部生活。她不仅是一位慈母，更是善于持家的主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成为贵族三年后，在距离莫斯科150俄里的达洛沃耶购置了一处地产。一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很快又获得了一块毗连的土地——小村子切列莫什尼亚，但因此背上了很重的债务。购入一块有农奴的地产对于医生来说无疑是桩好买卖，一家人也有了消夏的去处。不过，深层的原因或许还是他心灵深处渴望通过具体实现形式成为一名真正的地主。事实上，全部的工作都是由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完成的；医生自己仅仅偶尔在这里做些短暂的停留。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庄园土地贫瘠，庄稼收成喂养牲畜都成困难，就更别说供养农民了，但是只要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在，一切都不会太糟糕。她在第一个夏天成功地利用运河系统将附近的泉水引入自己的村子，养育了一池后来她丈夫从莫斯科寄来的鱼苗。农民养的牲畜有了更便捷的水源，孩子们也在垂钓中找到了乐趣，食物供应也得到补充。她还是一位颇为人道和善良的地主。每到早春，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便会将种子发给那些穷得连种子都没有的农民，尽管其实是错误的经营方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曾在信中多次斥责自己的夫人不够严苛。一百年过去了，关于她怜悯与同情的传说依旧在达洛沃耶农民的后代间流传。^[11]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不幸的人和受压迫者的同情最早源于母亲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这对他日后的创作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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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他的性格同妻子反差强烈。肖像画中表现出他既粗俗又严谨的性格。他的套装那高耸、僵硬、镶着金边的领子，让他的样子看起来尤其固执，即便露出浅浅的微笑也丝毫无法抵消。这种固执是典型的男性特征，毫无和蔼的痕迹。他是一位勤奋的药剂师，上级对他的工作很欣赏。当他决定退休时，上级为了留住他，甚至为他升职。他同样也是一位忠实的丈夫、负责的父亲和虔诚的基督徒。这些特点却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可亲可爱的人，但是他的美德和他的缺陷一样，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的成长环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长期受神经系统疾病的折磨，这深深影响了他的性格和脾气。天气一糟，他就头疼，心情抑郁，充满莫名的忧伤；天气转晴，他的心情也就变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也发现了自己的癫痫病情和天气有关。如果真的如安德烈不得不承认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很严厉而且毫无耐性，更重要的是，非常易怒”，那么可以认为，这来自病魔为他带来的持久和严重的精神紧张。^[12]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并在自己晚年时不断地抱怨自己无法控制精神状态，常常莫名其妙地发怒。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是一位牢骚满腹、闷闷不乐的人，他生活的每一面都蒙着一层忧郁的色彩。他多疑，并无法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满足。他怀疑他的仆人们捣鬼，暴躁地监视着他们，这种暴躁是他对待整个世界的典型态度。他认为他在工作中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的上级剥削了他在医院赢得的利益。即便这些或多或少都确有其事，但他自己夸大了其重要性。他与库马宁的关系同样是苦恼的来源，因为自尊，他在自己的卑微中品到了无能的苦涩。他对社会地位的敏感同样传给了儿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人物都受到自己在别人眼中不受待见的形象的折磨。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能在与仇敌的斗争中坚持活下来，主要由于妻子毫无保留、无边无际的爱。然而在他最沮丧的时刻，在完全没有尘世的救助的情况下，对自我的美德和正义、对上帝一定与他同在抗击这冷漠凶恶的世界的信念，成了他的港湾。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莫斯科，我发现等待我的只有苦闷和麻烦；我用双手抱住我的头深思，感到悲哀不已，我的头无处可藏，更不用说找人分担我的忧愁了；但上帝会因我的遭遇而惩罚他们的。”^[13]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样惊人的信念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思想世界的核心。该信念让他既伪善又自负，无法容忍任何微小的过失，他确信只有家人完全服从他的心意才能补偿他对家庭付出的辛勤与劳动。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令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美德付出了巨大的心理代价时，这些美德的确成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是一位认真的父亲，肯付出大量时间教育子女。19世纪初期，体罚被认为是养成纪律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俄罗斯，鞭打孩子和下人更见怪不怪。然而，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喜怒无常，却从来不会这样对孩子，最多只是口头恫吓。虽然财力有限，但为了避免孩子们被体罚，他没让他们进入公立学校学习，而是全送到私立学校。即便后来两个孩子都去上了军校，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还是依旧担忧，在儿子们不主动来家书时，频繁写信询问儿子的生活。如果我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性格放在一边，只看他是如何履行做父亲的义务，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给兄弟安德烈的信中称自己的父母是“杰出的人”，还有“这样的家人，这样的父辈……我们真有些难以胜任啊，兄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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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性格迥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依旧是相亲相爱的夫妻。他们在20年的婚姻生活中养育了八个儿女。若是没有先入之见，每一个读过他们家书的人都会认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一直深爱着对方。“再见，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幸福，我的生命。我会吻你吻到断气。替我亲吻儿女。”^[15]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在给他已经结发14年的夫人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的信中写道。虽然说在那个时代，文字中总要配给一定篇幅的浮华辞藻，但他的言辞远超通行的尺度。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对丈夫同样不吝惜亲昵的言语。她在达洛沃耶写道：“快点来这里看看我吧，我的甜心。快来吧，我的天使，你来看我是我唯一的渴望，你知道这对我是最盛大的节日，我最大的愉悦就是有你相伴。”^[1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的书信中浮现出一个团结和睦的家庭，对子女的关心是父母的头等大事。不论怎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不稳定的情绪、对整个世界的质疑已经达到了病态的极限，使得他开始猜忌妻子的忠贞。1835年，丈夫曾得知夫人意外怀孕。安德烈回忆，母亲和父亲说了些什么后，父亲很吃惊和恼火，这让母亲歇斯底里地恸哭起来。安德烈解释道，当时的场面恐怕是怀孕所致。信中说，尽管父亲没有直接指责母亲，他还是深受自己的疑心的折磨。多年的共同生活经历让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可以从丈夫信里心烦意乱的口吻中猜到他情绪低落。她回复：“我亲爱的朋友，好好想想吧，我在想你是否正受到你那毫无根据的猜忌的折磨，对我们二人都不好，你竟然认为我对你不忠。”^[17]

她否认自己有过任何不端的行为，其雄辩而有力的修辞让她的二儿子都会有些嫉妒。她说：“我发誓，我此次的怀孕是我们爱情的第七次而最强大的纽带，在我看来，这份爱是纯洁、神圣、忠贞并激情澎湃的，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起，从未动摇。”她解释自己为何从不屈尊重申结婚誓言的那一幕，也表现出了她的尊严：“因为我不愿在结婚十六年后，降低身价，再次声明我的忠诚。”^[18]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坚持他阴暗的猜想，指责妻子从乡下回来迟了，以至于需要冒着流产的风险踏上回莫斯科之路。妻子伤心地回复道：“岁月蹉跎，皱纹和磨难的痕爬上我的脸庞；天然的乐观已变成沉郁的忧伤，这就是我的命数，这就是我忠贞热烈的爱情的报应；如果我不用对上帝的信仰来支撑我神智的纯洁，我最后的日子将会非常凄惨。”^[19]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的生活将会因这样的情感巨变而分崩离析，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在这封信中，日常生活依然像从前一样平静。信中还交流了庄园当时的经营状况，莫斯科的大孩子们也像往常一样向母亲写了充满爱意的致辞；即使在相互责备的时刻，夫妻双方一样表达了他们不灭的爱火与忠诚。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7月去看护夫人产下亚历山德拉，8月回莫斯科后，他饱含深情地写道：“相信我，读你信的时候，我首先感谢上帝，其次就是你，我亲爱的……百万次亲吻你的手，上帝保佑你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幸福。”^[20]信中对1月以前的紧张只字不提，看来是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的爱与安慰制造了奇迹。

父母之间如此强烈的感情袒露其实很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有教养的礼节、绅士的文雅更重要。这一切很难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经常描写的狭小的公寓，住在厨房里的佣人和周围大吵大闹、情绪不定的病人联系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或许对生活的细碎都用严酷和不祥的沉默，以及无休无止的苛求来面对。典型的例子是他对远在乡下的亚历山德拉难以启齿。当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在信中毫不避讳地谈及此事时，他责备妻子过于直接地在莫须有的刺探者眼前暴露了他的疑心。掩饰的冲动不仅仅表现在口头，更落实于行动。因此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与其说用秩序、规则和惯例，不如说是表面和睦下的混乱来定义，这对他的生活的影响长达半个世纪。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位天赋异禀、感官敏锐的少年将会自觉意识到潜藏在他早年日常生活中的紧张，他将学会在周遭的敌意中、在亲密与疏远之间去感受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家庭生活将永远是战场、是意志的斗争，如同他最初察觉到他父母的秘密一样。对于这样一位注定以其深谙人类心理的错综复杂而名扬天下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在充满秘密的家庭里是极好的训练，他的好奇心将被唤起，去解开那些被遮蔽的意义。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猜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个性奥秘的深邃感悟力和探索的倾向，总是由外向内的，从外部表现一层一层深入地下，只有慢慢体味和挖掘才能使其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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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的生活是围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日程展开的。全家人每天六点就迅速起床。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八点钟就去医院上班，而孩子开始做功课。父亲十二点时会回家问询孩子们是否完成了作业，然后在下午一点吃饭。午饭后，大家长要在回医院前在沙发上午睡，全家则进入两个小时死一般的沉默。晚上，一家人在客厅度过，只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没有被病患拖住，他总要在晚饭前向男孩儿们大声朗读。九点钟，全家进晚餐，孩子们在圣像前祷告后上床睡觉。安德烈回忆：“家人依照统一固定的时间表日复一日，枯燥乏味。”^[21]费奥多尔从小就接受了这样刻板的生活，处于父亲严厉监视下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不适和无法化解的压力之中。（“低矮的顶棚，拥挤的房间，压迫着我的思想和精神。”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索尼娅说。）莫斯科寒冷的冬季中，孩子很少被放出门。

天气好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则会在傍晚出门。即便在散步时，父亲依旧是权威，孩子们的行为受到严格的管教，不许有任何轻佻的举动。安德烈说，父亲会利用莫斯科奇形怪状的街路为他们讲解几何学中各种夹角。勤奋和自律的意识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就算父亲不用体罚吓唬人，他的不耐烦的威严依旧让孩子们感受到威胁。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向友人杨诺夫斯基讲起自己“困苦枯燥的童年”^[22]时，他回忆的就是这样的片段。

1831年父母购得达洛沃耶的小地产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孩子们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变。有四年，费奥多尔和米哈伊尔每年都要和母亲生活四个月，之后由于学业繁重，他们只能来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时代最阳光的日子。当他向第二任妻子说起自己“愉快平静的童年”^[23]时，无疑指的是这段远离了父亲质疑，远离了拥挤城市的田园时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极少提及童年快乐，偶尔提及也定是在农村和田野间，他对城市生活毫无愉快的回忆。“乡下的旅行，不单头一次，还有接下来的每一次都让我感到狂喜。”^[24]安德烈回忆。毫无疑问，高尚而敏感的费奥多尔一定会有更强烈的感受，每年春天，当驶向达洛沃耶的马车上铃铛与马鞍发出叮咚的声响，当陌生的乡村景色的画卷慢慢在他眼前展开，直至他们最终来到了自家人搭起的、荫庇在古老的椴树林下的三间小木屋。

乡村生活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机会近距离认识俄罗斯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家用农奴已养成了近身仆人的习惯和举止）。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农奴的孩子也被允许加入，同时孩子们还可以随意到田地里和老农民在一起。安德烈回忆，有一次，费奥多尔看到一位在田里干活的女农民分不开身给女儿弄水喝，就亲自跑了两俄里替她去打水。^[25]童年时代与农民们毫无顾忌的交往当然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社会思想的形成。有人可能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图在去全国范围内实现那种他儿时记忆中的，受教育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和谐。小时候的夏天让他“更贴近了农奴制，农民的生活方式，俄罗斯民众的道德面貌”，而不是那些“父母故意防止他们接触农民的”^[26]地主子弟。

达洛沃耶周围被几处峡谷分割开来，因此人们受到蛇和野狼的威胁。妈妈让孩子们离它们远点，但还是挡不住费奥多尔冲进附近的让人神往而恐惧的桦树林中（家里人称为“费佳的树林”），他在《穷人》的初稿中吐露了这段刺激的体验，尽管后来将其删去了。“我记得我家的院子后有一片树林，浓密、葱郁、阴森……我最喜欢到这里玩耍，但却不敢走得太深……在深处，仿佛有人在召唤我，有人在向我挥手……在山谷前，那更幽暗隐避之处散布着光秃秃的树桩……周遭死寂，让人惊心动魄；心脏在阴暗的感受下颤动，你走得越深，就越小心……这些记忆何以如此深刻地刻在心上？那片树林，那些偷偷摸摸的步行，那些感觉，诡异地融合了快乐、儿童的好奇和恐惧。”^[27]（1：433）

达洛沃耶的夏天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难忘的。1877年，童年离开后第一次回到这里不久之后他写道：“那偏僻而无人问津的小地方给我留下了强烈而深刻的印象，终生难以忘怀。”^[28]那里的地名、人名总是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最集中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他在那次对少年场景迟来的重返时就已开始构思的小说。村子里藏匿一个“小傻瓜”（durochka），常年住在室外的弱智阿格拉菲娜。每到冬天最冷的时候，农民们会轮流把她拉进家里。她就是丽莎维塔·斯梅尔加科娃^[29]的原型。她们命运相仿：体弱多病，她的孩子刚出生就夭折。安德烈记录，她不断哭诉她无法理解自己的孩子已经葬于公墓，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位“小傻瓜”，《群魔》中的玛利亚·列比亚德金娜一样。那段岁月回响在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兄弟身上，例如，他梦见村子被大火付之一炬。1833年春，达洛沃耶同样有人闯入。安德烈写道：“整个庄园变成了荒漠，烧焦的柱子遍地都是。”^[30]每家每户都收到了50卢布（当时可是一大笔钱）的重建贷款，但他们最终是否偿还还是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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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尔和米哈伊尔1833年离开家，到苏夏尔（Souchard）学校上学；一年后转入莫斯科最好的寄宿学校切尔玛克就读。为了到寄宿学校读书，兄弟俩颇下苦功。切尔玛克的必修科目拉丁文在苏夏尔学校并不开设，因此，父亲决定亲自为他们补课。在这段经历中，父亲易怒的性格给安德烈留下了最生动的回忆。“我们兄弟任何一个小错误都能让父亲大发雷霆，叫我们懒蛋和弱智；最严重的时候，尽管次数不多，他没讲完就下课，这比任何惩罚都严重。”^[31]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让他们儿子立正操练拉丁语。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此时的他可能已经决定让儿子们进入军校，所以必须让他们习惯这种武力的管教。毫无疑问，正如安德烈所说：“兄弟们都特别害怕上这些课。”^[32]

从家到学校，特别是到寄宿学校的转变，对费奥多尔来说震动巨大。尽管父亲脾气很坏，但家始终是舒适和熟悉的地方，母亲则是情感安慰永恒的来源。《穷人》女主人公的话可能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学校这个新世界时的反应。“我上法文翻译和词汇课的时候，不敢移动半步，也不敢想家，想父亲，想母亲，想我们的老奶妈，想奶妈的童话。”（1：28）同样，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对同学的记忆也有类似的形象：同学们“将手从他们耳朵上强行拉下来，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声说猥亵的话”（9：23）。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子住在农村，并熟悉乡下的生活，但他们却没有接受过任何下流粗野的知识。安德烈记得他第一次听同学讲述这些事时，感到尤其恶心。“离开父母的家之前，没人教过这些天真无邪的少年污言秽语和令人深恶痛绝的恶。”^[33]

下面这段话是让我们一瞥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生时代的唯一文献。一位同学写道：“第一天上学，我便屈服于找寻自我的幼稚绝望……身边的人都在嘲笑我。在玩耍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追赶那些捣蛋鬼，之后开始安慰我……他常常在课后来看我，指导我的功课，在闲暇时用精彩动人的故事解除的悲伤。”^[34]这种行为方式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中始终如一的方面：他坚定的独立性，他用个人力量与侵犯他道德本能的境遇作抗争的决心。他从不惧怕保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立和自信在家中一样表露无遗。安德烈告诉我们，费奥多尔有时肆无忌惮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父亲在这时会带着经验和智慧说：“真的吗，费佳，管好你自己，你这样会有麻烦的，最后会戴小红帽。”^[35]这说的是戴上俄国军队囚犯团的头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在1854年出狱后在这支队伍里服役。

学生时代日复一日枯燥的生活一如童年。每逢周末，大孩子们就回家，团聚的激动退去以后，除了阅读和检查一星期前留给弟弟妹妹的作业之外，无事可做。周末放假也不许去自己家之外的地方，不许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乱走，不许拿零用钱。当然，这些限制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习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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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岁月的最后四年，母亲的病痛让家庭生活惨淡，1836年秋其病情急转直下。医护人员每天都来做医疗慰藉，亲朋好友也络绎不绝。“这是我们童年最痛苦的时段，”安德烈写道，“我们可能随时失去母亲……父亲早就完了。”就在离世之前，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神智恢复了，叫人拿来耶稣的圣像，为丈夫和孩子祈福。“场景感人，我们都哭了。”安德烈回忆。^[36]

但是这仅仅是费奥多尔最后两年家庭生活中的一个暂时的危机，他得知他已经注定要走上自己最深恶痛绝的职业。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决定让年长的两兄弟上军事工程学院，并于1836年秋通过医院的领导给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发了官费生申请。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兄弟的梦想是文学界的声望与财富，而一旦父亲的申请通过，他们俩的命运就注定了。父亲的决定无疑激起了两个男孩的反感与敌意，特别是暴躁的费奥多尔。父亲在家上课时对孩子的敲打让这种矛盾略微减弱。“他反复说他有多穷，”安德烈说，“他的孩子们，特别是年幼的，必须学会随时自己面对生活，因为他们会因父亲的过世而贫困，如此等等。”^[37]当军事工程师收入稳定，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父亲在尽其所能为后代负责。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段岁月有限的了解让我们推测，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屈服于动不动就将自己的愿望称为上帝旨意的烦躁易怒的父亲，在这样的紧张的家庭生活氛围下，他可能很早就开始不满了。然而，叛逆的感受被天生逆来顺受的倾向和对父权的尊重平衡了，费奥多尔越长大就越意识到父亲对全家人生活的付出。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对孩子确实非常严厉，但他们也知道，孩子的未来是父亲最关心的事，父亲也从未忘记提醒孩子们，自己辛勤的劳动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另外，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已经感受到了父亲严肃和刻板的外表背后的焦虑。

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及父亲的文献，目前仅存于给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一种可怜而不满的态度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矛盾。“我真可怜我们的父亲，多么奇怪的性格！他要承受多少不幸啊！我为我们无法安慰他而哭泣。但是，你知道吗？父亲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他活了50年，可思想还是30年前的。无知万岁啊！他全然不注意，这是我们共同的命运。”^[38]这写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在仇敌的围困中，唯一和忠实的支持者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死后，但它还是代表了儿子对父亲一贯的认识。

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熟期的作品中寻找他父亲的形象是徒劳的，任何父亲的人物形象中都交织了太多他后来的经历和思想主题，这些对揣测作者的生平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穷人》中，瓦尔瓦拉的父亲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记忆的鲜活再现，扎根于他早年的生活细节。“我竭尽所能去取悦父亲。我看到他为我们花掉了最后一个铜币，天知道他在怎样挣扎。他日渐忧郁、消沉、烦躁……父亲会说我们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和安慰，说为了我们他倾尽所有，但我们竟然连法语都还不会。总之，他全部的不幸与失败全都发泄在了我和妈妈身上……什么都怪我，什么都该我负责！但这不是因为父亲不爱我，我和妈妈是他的至爱，但他的性格就是这样。”（1：29）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肯定会在各种场合下听到责骂，但他总是试图在心中用同样的方式为他开解。他并不将父亲描绘成残暴、没有良心的暴君，而是被绝望的生活拖得愁眉苦脸，让人同情的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的形象，还出现于早期作品《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Netotchka Nezvanova）的第一稿中，但作者笔调并不是同情，而是讽刺。有一个人物叫费奥多尔·费拉邦托维奇，是个小公务员，常常责怪孩子不知感恩。“转向孩子，用胁迫和责骂的语气问：‘他们用什么来报答他的善心，他们用刻苦学习和完美的法语发音来报答他的不眠之夜、他的劳动、他的心血、他的一切、他的一切了吗？’一句话……费奥多尔·费拉邦托维奇每天晚上都要把家里变成小型地狱。”对他个性的某些讽刺来自一些隐秘的遭遇：“这是不是来自他受过的伤害呢？或者什么人或者某个不知名的常常打击他自尊的敌人呢？”（2：444）人们可以想象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用同样的方式思考他父亲怪脾气的来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性格养成可以归结为他和父亲的关系的影响。所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一定时间交往的人都会说他性格内向，难以捉摸，说他不是那种很容易就愿意向人袒露胸襟的人。鲜见关于他外向的回忆录材料，人们猜测他性格中的避世非常可能出于一种掩饰的需要，作为同脾气古怪又苛刻的父亲相处的方法。不愿袒露自己，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持续一生的病态的羞怯，他害怕被拒绝，害怕在情感上被责怪成了他另一个本性。

值得注意的是，如弗洛伊德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从小就形成了一种负罪感。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这种负罪感与其说来自同父亲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意义上的对抗，不如说它来自父亲将学业成就视为他的道德责任及预防贫困和丧失现有身份的唯一途径。它对全家人生活的重要性可以从每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命名日庆祝看出［这后来出现于《斯捷潘奇科沃村》（The Village of Stepanchikovo）中，一位完美的父亲，克罗奈尔·罗斯塔涅夫］。两位兄长和长女早晨为父亲准备了热情的问候仪式，这就是背下一首法语诗，用一张干净的纸抄写，呈给父亲，再当着父亲用尽可能标准的法语背诵出来。“父亲很感动，”安德烈写道，“他温柔地亲吻问候仪式的举办者。”^[39]显然，对父亲来说，孩子们在法语上的精进是最好的礼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初次崭露头尖，是通过创造一系列疯狂地渴望在日常事务上满足自己的上司的人物，他们因自己小小的逆反心理而愧疚，因对自己卑微的社会身份的认知而受到压迫。也难怪！心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从小就和父亲一样；社会身份上，他也没有逃脱他家庭的处境。

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亲的矛盾情感对他的未来意义重大。他的心智在对父亲的反感和做子女的虔敬之间摇摆，对这种矛盾心理的观察最后成为他的写作特色。我们可以在青年时代的陀思妥耶斯基对这种矛盾的自我超越的明显的渴望中，即通过对自我的牺牲来换取他者的认同（在这里，就是他的父亲），找到他的基督教理想的情感根基。无论这种牺牲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道德自虐，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自我征服，事实仍然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对父亲充满敌意，但同时设法在心里谅解他。这种挣扎后来同那些他初涉人事时就被传授的基督形象和理想杂糅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一切价值观都可以视为他早期的基本心理需求和宗教理想的综合，这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拥有了终极的宇宙关怀，并上升到了现世人类命运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