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宗教与文化背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人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俄罗斯，宗教在教育中的地位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卑微。”^[1]当然，赫尔岑指的是地主阶级和公务员贵族对男子的教育，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世代接受以伏尔泰为偶像的法国启蒙思想的洗礼。他们在19世纪初就不再关心东正教，即便仍旧把孩子们送去洗礼，生活中也照旧遵循礼典。同其他国家一样，后拿破仑世代的俄罗斯弥漫着情感主义和宗教复兴。但是，俄罗斯帝国官方并未进行大张旗鼓的复教，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共济会和复兴运动组织。大多数上层俄罗斯人都会对赫尔岑的一件轶事感同身受，当有人在晚宴上问他是否会出卖自己的信仰而提供斋食时，他回答：“这仅仅是为了那些下人。”^[2]

少有持如此观点的父辈们认为有必要为后代提供正式的宗教教育。直到儿子15岁时，赫尔岑的父亲才将“他带到神父那里，学些宗教知识，仅仅是为了满足大学入学的需要”^[3]。托尔斯泰，尽管主要由信仰虔诚的女人们带大，幼年时一样没接受过什么宗教教育。屠格涅夫的母亲对大众的宗教信仰嗤之以鼻，每天饭前她并不做祷告，而是在桌前朗诵一篇托马斯·肯皮斯^[4]的法文翻译。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平淡字句的真意：“我来自一个虔敬的俄罗斯家庭……我们家的孩子在摇篮里就熟悉福音书。”^[5]安德烈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母亲教给孩子们阅读一本从德语翻译过来的18世纪的识字课本，题目为《旧约和新约中一百零四个神圣故事》（One Hundred and Four Sacred Stories from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粗糙的石板印本上描绘了《圣经》中的章节：创世纪、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大洪水、拉扎尔复活以及约伯造反。费奥多尔意识中对世界最早的印象就来自这些基督教劝教书。对他而言，世界是超自然力的转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曾表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困扰了他一生，但这仅仅证明他在情感上无法接受一个与神明无关的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最初的记忆之一，是当着虔诚的客人的面，对着圣像祷告。“主啊！我将我的信任交付你，”小孩子说，“圣母啊，用你的羽翼护佑我吧！”^[6]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家里，让小孩子参与宗教仪式显然是寻求尊严和社会认同的方式。为了强化孩子们的早期宗教启蒙，家长会邀请教堂执事定期来家里讲经。这位教士同时还在附近颇受贵族欢迎的叶卡捷琳娜女子学校教书，这意味着他与其他非僧侣的神职人员不同，他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他有非比寻常的语言天赋，”安德烈说，“他的课上全是故事，至少我们这么认为，阐释《圣经》的故事。”^[7]孩子们必须学习大主教菲拉雷特写的一本宗教学导论。安德烈在50年后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句：“唯一的神，三位一体，众人景仰，永生永存，无始无终，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8]神学家们试图将神秘的信仰合理化，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毫无兴趣。深深激荡着他的灵魂的，是充满各式各样人物和场景的、作为神人类叙述的基督显圣，因为这是人类活着和饱含热情地回应上帝言说的证明。

宗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重要，不仅缘于它在父母和亲属眼中显而易见的地位，也由于它自然而然地和他早年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这些经历给他劳苦枯燥的少年时代带来了愉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总是和圣彼得堡联系在一起，人们似乎都忘记了他其实出生在莫斯科——“这里有不可胜数的教堂，不绝于耳的钟声，教堂和宫殿连成排”，这是被农民称为“我们的圣母”^[9]的城市。这种浓重宗教气氛的心脏是克里姆林宫，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何时出门，他们都是向着这神圣的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对我来说，每一次去克里姆林和莫斯科的教堂都是非常庄严的。”^[10]多少次啊，当他走过这些圆顶之间，当他的耳畔传来钟楼里和谐的音响，他凝视着这些珍贵的古迹和华丽的教堂，墙上的那些东正教圣徒们正像周游世界的戈蒂耶所说的那样，看向你的眼神像是在“恐吓你，双臂却展开来保佑你”。^[11]

克里姆林坚实的城墙是自身防御功能无声的证明，它不仅仅是宗教场所，这种外观提醒游人：这里不只是宗教圣地，更是历史古迹。沙皇在圣母升天大教堂中受膏；另一座教堂中埋葬着俄罗斯大地全部的统治者，墓穴上竖着他们的圣像，全都穿着白袍，顶着光圈。在俄罗斯，一位基督教历史的研究者提醒我们“民族和宗教元素在俄罗斯远比西方要重要得多”^[12]，而地标建筑克里姆林宫便是最典型证明。俄罗斯人同外族入侵者以东正教的名义斗争：没有信仰的鞑靼人、信天主教的波兰和日耳曼人、信路德教的瑞典人等。到了19世纪，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在俄国纠缠已有千年。此二者从童年郊游时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世界中混杂在一起，成了作者自己后来才发现的难分难解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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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之前，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购置农产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兄弟姊妹每年只能去一次乡下。每年，母亲同一些亲戚朋友带着年长的孩子们，一起乘马车走上几天，到莫斯科城外60英里的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13]春游。圣谢尔盖仅仅在14世纪于莫斯科北郊的森林里盖了一间茅草房，几百年过去了，周围已经兴起了由众多教堂、修道院和客栈组成的建筑群。

作为著名的隐士和苦行僧，圣谢尔盖是莫斯科的守护神。他曾保佑德米特里大公，并派遣两名修士陪同他的军队。德米特里大公战胜了当时不可一世的鞑靼人的金帐汗国部队。从那时起，圣谢尔盖“之于俄罗斯人，至少等同于威廉退尔之于瑞士人，圣女贞德之于法国人”^[14]。俄罗斯人交织在一起的宗教和民族情感，让圣谢尔盖的陋室比克里姆林宫更引人瞩目。作为混乱时代抵御波兰入侵的最后精神阵地，它的重要性在17世纪进一步增强。

每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的孩子们都会参加大型的宗教集会，这里既有穿着草鞋的农奴信徒，也有穿着法国最时髦华服的典雅贵族。安德烈说，对于孩子们的一生来讲，每一次到访都是一个“时代”。^[15]对于费奥多尔，这些记忆是难忘的。关于圣谢尔盖一生的众多故事中，有一则是他在森林里与一只熊面对面遭遇。这只野兽在圣人的感化下，平静地接受了圣谢尔盖自己仅有的面包和水，并每天都会来共享这份简朴的餐食。这段野兽与圣人友谊的故事作为壁画绘制在修道院的入门塔中，费奥多尔一定不止一次地见过它。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神父向青年农民传道，讲述动物以及大自然的纯真时，用的就是圣谢尔盖的故事。

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推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完全沉浸于虔敬的古俄罗斯精神文化氛围中，这让他在情感上更接近那些不识字的、与西方世俗文化毫不相干的俄国农民的信仰。俄国上层当然是同宗教和群众分不开的，但是他们的后代直到光顾仆人的住所时，才会第一次接触到俄国人民的本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深层根源。这种意义深远的接触，在普希金将自己的奶娘称为俄国民间传统的传承者后，被众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人铭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类似的经历，但对他而言，自己的家庭环境和仆人、农民的家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会像少年托尔斯泰一样，藏在柜子里偷看那些从未见过的、让人激动万分的“圣愚”（yurodivy）的哭号。幼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下层人民和他们的信仰完全不陌生，它们以更加自然的方式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

襁褓之年曾哺喂过他们的奶娘的到访，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子们很期待。这些农妇住在莫斯科近郊的村落，每年在冬歇都会在家里做客两到三天。有时候，孩子们功课做完了，而户外又过于寒冷，她们的到访就变成了一个个下午的故事会。安德烈记得她们讲的全是历史传说与俄国民间故事，但年长他四岁的费奥多尔记忆中却全是另一种故事。

“谁读过《修士传》（Acta Martyrum）？”陀思妥耶夫斯基问《作家日记》（1877年）的读者。“在整个俄国，《修士传》广为流传，当然不是通过书本，而是它的精神……我童年时就听过这些故事，虽然那时我还不会阅读。”^[16]这些圣徒的故事深深扎根于俄罗斯“虚己”精神，即对清静无为、逆来顺受、被蔑视和被侮辱的基督的遭遇的赞颂，成为俄罗斯宗教传统的特点。^[17]即便是非常熟悉俄国生活和文化的法国自由主义者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Anatole Leroy-Beaulieu），依旧对19世纪末俄罗斯大众对“苦修和弃绝精神、对贫穷的热爱、对自我牺牲和自我毁灭的渴望”^[18]感到震惊。童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卑微的俄国农妇口中收集了这些印象，最终养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不可动摇的想法——俄国农民的灵魂里注满了基督教爱和自我牺牲的道德观。

这些事生动地铭刻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记忆之中，后来成为他自身的道德准则。高大丰满的管家和奶妈阿廖娜·伏罗洛夫娜（Alyona Frolovna）深深影响了孩子们。阿廖娜是自由身的莫斯科市民，但是她带来的却是异教徒的繁文缛节，但在俄国下层人民那里它很自然地与基督教混在一起。阿廖娜负责教孩子们礼仪，她很庄重地告诉孩子们，吃其他食物前不咬一口面包是大罪，“上帝已经下令了！”她夜里常做噩梦，梦中有俄国本土多神教的幽灵（domovoy）用爪子掐住她的脖子，她会大声嚎叫，把全家都弄醒。阿廖娜从未结婚，声称自己是“上帝的新娘”（这个表达给孩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有个妹妹在彼得堡的一所修道院里做修女，每年都会来看一次她，常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一起。^[19]

因此，阿廖娜被孩子们冠以高尚神圣的光环，这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以下事件的陈述更具有惊人的象征意义。家里买下庄园是这不祥之地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带来的头一件倒霉事。多数农舍都在1833年大火中烧毁，它带来的损失和翻新的费用让本来就步履维艰的家庭财政雪上加霜。当全家人都尚未从这件事的震荡中醒过来，阿廖娜说要把自己的养老钱拿出来：“她突然向妈妈耳语说：‘如果你需要钱，就拿我的吧；我拿着也没用，我现在不需要。’”^[20]在费奥多尔12岁的记忆中，这个感人的举动被视为典型的俄罗斯人的能力：俄国人在道德的压力下，会口头高举基督教理想的伟大旗帜，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却总将其违反和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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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总体的和宗教的怀疑主义在俄国上流社会流行，而出身于修士和商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却不为所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时候从未感受到神圣与世俗、平凡与神圣的区别；对他来说，宗教不仅是礼仪。统治俄国大众心智的超自然力，以一种更加天真的迷信的形式，控制着他的日常生活。

“每逢礼拜日和宗教节日，”安德烈写道，“我们从不间断地去公众教堂，前一天晚上会做晚祷。”^[21]更重要的是，父母的精神世界完全由宗教所引导，因此上帝出现在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监护的每一个领域，就好像几个世纪前英格兰的清教和德意志虔敬教家庭。安德烈告诉我们，就在父母购置了地产之后，他们立即就到莫斯科最有名望的教堂——圣母伊维尔教堂感恩。1812年，俄罗斯人就是在这里祈祷与法国人开战。听到庄园失火的消息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也有同样的反应。“我记得我的父母跪在客厅的圣像前，”安德烈写道，“向伊维尔圣母祷告。”^[22]

单是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父母的书信，你就一定会为他们的虔诚所打动：他们提到上帝时，既带着受膏般的激动，又带有丰富的实用目的，这在笛福的小说里，或是在英格兰清教运动中都显得很离奇。医学学位和现代科学的教育并未除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身上早期受过的神职训练的烙印，他的信中全是古斯拉夫语词汇，这证明他读过宗教文学。“神恩伟大！”他在给长子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伟大和慷慨的上帝恩泽四海，我们的报答却如此微薄！我们有过的抱怨是多么不正义，好吧，让它作为对我们余生的告诫，因为这是上帝为了我们的福祉发送的超验的审讯。”^[23]这种有教育意义的情感迸发就发生在米哈伊尔（他在1837年被军事工程学院拒绝录取）被另一家同类学校录取之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在信中的口吻更为煽情，与其说是模仿圣徒传，不如说是深受18世纪晚期的感伤主义小说影响。但很明显，其中的生活琐事和宗教崇高掺杂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在乡下这样致信丈夫：“我……成百上千倍地感谢上帝，感谢他如此亲切地倾听我的祈祷，将你安全送到莫斯科。我的朋友，不要向上帝抱怨，不要为我悲痛。你知道我们注定要受他的惩罚，但又承接着他的恩泽。让我们带着坚定不移的信仰，仰仗于他神圣的旨意，因为他绝不会藏匿起他的神恩。”^[24]我们无从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这里提到的遭遇是什么，但信的后文是关于达洛沃耶缠上的官司，以及庄稼和农民的问题。

或许可以确定，孩子们也是在这样的警告和引导中长大的。天资最为聪颖的费奥多尔的头脑早就开始为这些深邃难解的宗教谜团所激荡——上帝与人关系，在关怀备至的上帝的意志被认为无所不在的世界里，为什么还有罪恶、病痛和苦难。可以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缘于生活对父亲持续不断的折磨。种种折磨让父亲毫不犹豫地写下了约伯式的字句。丈夫向妻子写道：“真的，我绝不向你掩饰，有的时候，我很生造物主的气，抱怨他假我蜉蝣一生，却令我命途多舛，但是你不要当真，这都会过去的。”^[25]跟克尔凯郭尔的父亲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不太可能起而反抗、咒骂抛给他厄运的上帝，但他始终怀有这么做的冲动，况且，想想他那暴躁的性格，这种冲动很难消解。

多年以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阅读《约伯记》时，他致信妻子说他正处于“病态的狂喜”，即将喜极而泣。“很奇怪，阿尼娅，这是第一本让我有印象的书。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呢。”^[26]《卡拉马佐夫兄弟兄弟》中有过对这一升华经历的暗示：佐西马长老回忆，自己八岁读《约伯记》时感到“人生中第一次自觉地意识到上帝的话的种子种在了心里”（9：287）。这颗种子后在伊万·卡拉马佐夫那里茁壮成长为对上帝的不公正和宗教大法官的激烈的反抗，但在阿廖沙那里，像约伯一样，成长为对神的敬畏的顺从，以及，佐西马长老所告诫的，对上帝神秘智慧的仁慈的无条件信仰。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作家的天赋——可以同时感受到，而且表达出接受和反抗的对立。我们可以发现两极的张力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亲的心理矛盾中发展而成的，而更加重要的是，它竟然这么早就已被置换为、被投射到永恒的神正论的问题的宗教象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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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世俗教育中接受了同等重要的宗教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清楚地知道，想在俄罗斯社会向上爬，流利的法语是必不可少的。孩子们白天在一位教堂执事苏夏尔开办的学校上学，晚上苏夏尔为他们做语言家教的同时，便会向他们灌输宗教思想。我们唯一所能了解到的苏夏尔让孩子们阅读的文本是伏尔泰的《亨利颂》^[27]，一部充满与其题目相合的正统宗教思想的英雄史诗。此外，苏夏尔还是一位激进的俄罗斯爱国主义者，曾请求（而且获得）尼古拉一世将他的名字俄化的特殊许可。这样一个人是不会像其他贵族家庭的教师一样向孩子们灌输危险的叛逆观点的，不论关于宗教，还是关于政治。比如赫尔岑的家教就曾告诉他，法国人民正义地处死了法国的叛徒的路易十六。

父母和孩子们的晚阅读同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世俗教育的组成部分，我们会发现它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刺激和更成熟一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1863年回忆道：“漫长冬日的夜晚，我在临睡前总是带着狂喜与恐惧、瞠目结舌地听我的父母大声为我朗读安·拉德克利夫^[28]的小说片段。我在梦中还会说关于这些片段的梦话。”（5：46）他就是以这样一种难忘的方式与由18世纪末的叙事艺术转换而来的小说模型相识的。这种模型的主要结构特征是情节常以神秘故事或悬念为基础，人物常常感到自己处于极为紧张的心理和情欲中，事件常常是谋杀和大灾祸，作者总是设法形成一种让人战栗的魔幻和超自然的气氛。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将这些哥特风格的技巧在自己的创作中运用得登峰造极，至今无人超越。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还给孩子们读过卡拉姆津（Karamzin）的《俄罗斯国家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ate），这是俄罗斯的过去第一次从僧侣编年史的故纸堆和浪漫传说故事中被再次发掘，并作为民族史诗再次呈现，吸引了大量学养深厚的读者，正如普希金所说：卡拉姆津之于俄罗斯历史，如同哥伦布之于美洲。卡拉姆津发展着18世纪崇尚开明专制的伟大传统，强调专制对维护刚刚摆脱鞑靼人桎梏的俄罗斯大地的统一和保持民族独立的重要性。安德烈说，卡拉姆津的作品是哥哥费奥多尔的枕边书，他读了一遍又一遍。

《俄罗斯旅行家信札》（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ler）在卡拉姆津的创作中的地位仅次于《俄罗斯国家史》。这部作品是他在瑞士、德意志、法国和英格兰“旅游年”（Wanderjahre）的绝妙记录。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同样一起阅读并讨论这本书。卡拉姆津的作品为数代俄罗斯人提供了让他们心驰神往并极力模仿的神秘的欧洲世界的全景介绍。然而，他们从书中得到印象无疑是混乱的。卡拉姆津在法国大革命早期访问法国，像其他共济会自由派一样，卡拉姆津先是对革命欣喜若狂，后来失望灰心。当他出版他的《信札》时，他警告自己的同胞不要走欧洲人的路，因为它将带来社会混乱和对原有秩序的颠覆。卡拉姆津的信札中宣扬的观点，对19世纪俄罗斯思想的发展作用巨大，即欧洲是受诅咒的奄奄一息的文明。

《信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是深远的。卡拉姆津在书中很靠前的位置就提到了他对柯尼斯堡的智者，即康德的访问。康德为这位俄罗斯来的访客很详尽地讲述了一年前刚刚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两个重要思想。康德解释道，人的心里天生就有抹不掉的善恶意识。然而，一个人的前半生却能揭示出显而易见的矛盾：有道德的人，即那些选择靠“善”去生存，恪守道德戒律的人，经常无法获得成功，也并未因此接受恩典。但是，我们必须假设，“永恒的独创头脑”是向善和理性的，我们还必须假设，这些矛盾终将被解决。因此，我们假定有肉体死亡后的永生，在那里善终将得报，即使这种假定永远不会被人类的理性证实。“这里，”卡拉姆津回应康德，“理性熄灭了她的灯火，我们将处于黑暗之中。只有想象力才能在黑暗中游荡，写出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这样接触到了这两个蔑视理性的思想，道德良知在人类心灵中根深蒂固，永生是任何承认道德是非的世界的必要条件。他后来所得到的一切都建立在它的基础上。^[29][30]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家里还读过很多俄语作品。安德烈说，他们读过一系列新近的浪漫民族主义文学读物，模仿沃尔特·司各特^[31]的历史小说。孩子们还熟读茹科夫斯基的诗歌、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歌谣和杰尔查文（Derzhavin）歌颂上帝的诗，他们笔法延续了自然神教的哲学传统，有力地唤起对无限宇宙与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信仰。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消化了大量文学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他熟悉全部卡拉姆津以降的俄罗斯散文作品的风格和形式、历史小说以及诸如别吉切夫（Begichev）的家庭纪事文学《霍尔姆斯一家》（The Kholmsky Family，《战争与和平》的先驱），达利对农民生活的口语特写（影响了屠格涅夫）。俄国小说中，他最喜欢两部：那列日内^[32]的《布尔撒克》（Bursak，接续《吉尔·布拉斯》^[33]传统的冒险小说）和19世纪30年代最有想象力的作家亚历山大·维尔特曼*的《心灵与头脑》（Serdtse i dumka / Heart and Head），后者用将“双重人格”用于诙谐和讽刺的目的。

童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野里，俄罗斯文学的地位远胜其他。究其原因，同他和大多数同时代人受到的宗教教育不同一样。俄国上层社会的父母对子女教育没有任何个人的兴趣。孩子刚出襁褓，父母就把他们交给外国家教，学习最基本的欧洲礼仪。所以，在当时俄国贵族青年并不一定更对“西欧的文学和历史如数家珍”时，他们却“对俄语和祖国的过去知之甚少”^[34]。比如，赫尔岑的第一次阅读经验就是父亲庞大书房中的18世纪法国文学。他在《往事与随想》中没有提及哪怕一本童年时期爱读的俄语书。托尔斯泰在《童年》中神化了自己善良的德意志家庭教师，但他在上学之前从未从家教那里接受过俄罗斯文学和历史的教育，他会背诵一些普希金的诗完全是靠自己。屠格涅夫有过法国和德意志的家教，但他是从父亲的男仆那里才学会了读写俄语，而直到八岁时走进家里一间被人遗忘的书房时，手里才捧起了人生中第一本俄语书（赫拉斯科夫［Kheraskov］的古老的史诗作品《俄罗斯颂》［Rossiada］）。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八岁时就已经在情感上学会从俄罗斯和俄罗斯历史中明确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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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没预料到自己的教育方法会让文学成为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唯一的爱好，以至于当二人稍长，便开始梦想走上文学之路。他们的理想毫无疑问是由两次关键性的文学经历所触发的，这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找到回响。183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携妻子和年长的两个儿子观看了席勒的《匪徒》（The Robbers / Die Räuber）。当时10岁的二儿子对整个夜晚终生难忘，直到临死前，他在一封信中还提到。“我可以公正地说，”他写道，“那一晚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对我的精神世界影响深远。”^[35]

这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读到这位在19世纪初的俄国的影响大于任何其他外国作家的德意志诗人。^[36]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他称“［席勒］已经浸透于俄罗斯的灵魂中，使其印象深刻，几乎为我国的历史发展划分出了一个时代”^[37]。到了晚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创作自己的《匪徒》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席勒的大量引用，这说明席勒的主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表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深刻的价值观。承认道德力量强于自身意志，卡尔·莫尔对神圣父权和人间父权暴风骤雨般的反叛，被他对一个比自己的意志更强大的道德力量的承认所抵消，只有他本人保留了以神圣正义为惩罚方式的任务。同样，弗兰茨·莫尔用自己半信半疑的18世纪唯物主义教条为自己的弑父罪行辩护，即便他宣称无神论，可还是无法克服对地狱和永世不得超生的恐惧。最终，这证明他无法根除康德所说的良心的火花。

第一次具有关键意义的“文学邂逅”的两年后的一个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达洛沃耶拿起了沃尔特·司各特的全部小说。安德烈说他总是拿着一本《惊婚记》（Quentin Durwar）或者《威佛利》（Waverley）。“读这些书的后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将他们带到了我的生命中，太多的美丽和崇高的印象，它们为我的灵魂供给了伟大的力量，对抗那些激发情欲、没落腐朽的印象。”^[38]这些印象可以在《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Netotchka Nezvanova）中找到，小孤儿涅托奇卡在司各特的小说中找到了安慰。“司各特在小说中对家庭情感赋予诗意……它强大有力而芳香馥郁，作为我记忆和遭遇的答案，走进我的灵魂。这种家庭情感是司各特创作小说的理由，这种情感被赋予一种高尚的历史意义，同时作为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2：450—451）

司各特的这一面能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至深，或许因为它能够帮助他镇定地接受自己的家庭现状。司各特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父权式关系的赞颂震动了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萌动的意识，他将其视为稳定社会中理所应当的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劝说自己，俄国的父子关系是君臣式的，在他看来，这是对抗来自西欧的、瓦解社会体系的个人主义的堡垒。他后来相信，这种“情感”的保护作用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如果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李尔王》之后对家族关系断裂的道德恐慌表现得最为优秀的小说，那么部分原因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生都在思索这一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订阅了一种新期刊《读者文库》^[39]，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就是在它上面第一次接触到了那些对他后来的心灵和文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作家，如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和乔治·萨德等。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课堂上接触到了德意志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他高年级时的文学老师是达维多夫（I. I. Davydov），他是俄国学术界一个宣传谢林（Schelling）思想的小组的成员。他完整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灌输了统治着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文化的德意志浪漫唯心主义艺术和美学。

谢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最深之处在于他将艺术视为形而上认知的工具，最高超验真理的谜团将以艺术为媒介展现给人类。19世纪40年代的一代人全都是这种崇高形而上艺术馆的信徒，而他们中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富激情、最富才华地捍卫着这一信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谢林的艺术观影响，认为最高真理被不得要领的理性遮蔽，只有“智力的本能”才能发现它；同时，谢林的唯心主义自然观也一样影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认为自然是动态的、具有灵性的，而非死板的有机物，换句话说，即自然是精神意义和目的的展现。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乐于将这些最新潮的科学和哲学思想视为对自己童年以来一直被灌输的和接受的宗教信念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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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文提及的所有作家中，普希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最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家庭圈子里就读过普希金的一些散文作品，但那时普希金的名望尚未如今日这般确立，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对普希金作品稚嫩的热情是他们文学偏好的有力证据。普希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年少时出版的一些作品（《黑桃皇后》《吝啬骑士》《青铜骑士》《埃及之夜》）（“The Queen of Spades”“Songs of the Western Slavs”“The Covetous Knight”“The Bronze Horseman”“Egyptian Nights”），尽管在批评界反响不温不火，但在少年费奥多尔那里却被热切地阅读。

1837年2月，当听到普希金的死讯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告诉了家人，如果他没有已经为母亲而哭泣，他也一定会为普希金这样做。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的心中有一种理所应当的冲动。母亲给予了他肉体，而普希金则赋予了他精神世界的生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的开始到结束，普希金一直发挥着统治性的作用，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也是献给普希金的。他1880年著名的普希金纪念碑讲话引发了全国性的震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普希金的创作解读为俄罗斯民族道德价值空前的和最深刻的表达。普希金的作品不仅奠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创作世界的基础，而且为它界定了视域。

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不释卷地阅读，一刻不停地思索普希金，并对这些作品做出一系列极富创见的解读，以飨后人，对俄罗斯的评论界产生了永恒的影响。此外，不将普希金作为先驱来对待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创作也是无法想象的。列昂尼德·格罗斯曼清楚地指出：“他作品中的伟大形象总是和普希金的主人公们联系在一起，而且很明显，他总是将普希金的原创特写作品进一步深化，提高到悲壮而紧张的水平。”^[40]没有《青铜骑士》和《驿站长》（The Station Master），就没有他早期作品中恐惧的小职员；拉斯科尔尼可夫的形象重现了《黑桃皇后》中同样痴迷于通过谋杀来获取财富和权力的赫尔曼；斯塔夫罗金则是将英俊迷人却碌碌无为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转化成了令人恐惧的恶魔力量。俄罗斯历史中注定无处不在的，并在《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中被巧妙地搬上舞台说谎者的主题，同样徘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页上，从《双重人格》开始，在《群魔》中再次出现，并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一章达到了宏伟壮丽的顶峰。

后来成为小说家的德·弗·格里戈罗维奇（D. V. Grigorovich），曾在军事工程学院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做过同学。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如此谙熟普希金的全部作品印象深刻，不仅如此，他发现在所有的同学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心去看待普希金之死。显然，少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情感上就已生活在一个不同于侪辈的世界里，那些人脑中萦绕的多是对当下和现实利益的关切。文学偶像普希金坎坷波折的命运和对俄罗斯文化而言过早的逝世，融入了16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深层的情感中。要想正确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就应留意他这种早熟的能力：他能将强烈的个人情感在实质上灌注为对某一文化和民族问题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