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军事工程学院

母亲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的去世是促使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留在莫斯科重要的情感因素。然而，在到军事工程学院入学前，离去的愿望和惨淡的前景之间的内在矛盾形成了一种神秘的病态，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饱受煎熬。毫无明显的征兆，陀思妥耶夫斯基染上了咽喉或是胸腔的小病，使得他无法说话，而发病的原因无法确定。原定的彼得堡之行不得不推迟，直到有人劝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相信此行的积极意义。安德烈回忆，他哥哥的嗓音从那时起就带着沙哑，一直未能复原。

劝说的理由听上去合理，费奥多尔的病情在离开莫斯科后马上开始好转。这也难怪！第一次去圣彼得堡怎能不激起俄国少年的精神和身体的强烈兴奋？对于所有俄国的年轻人来讲，从莫斯科到彼得堡，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从修道院和宗教游行之城到庄严肃穆的政府大楼和雄姿英发的部队仪仗之城，就是光临彼得大帝开辟的“欧洲之窗”。对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而言，这同样是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之旅，熟悉的家庭庇护结束了，不安定的自由独立开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多年之后写作的《作家日记》中，揭示了兄弟二人接受这一新时代时的心情。兄弟俩脑子里虽然装满了应付入学考试的数学，但是内心私怀文学理想。“我们只梦想诗歌与诗人。我哥哥写诗，每天至少三首，在路上也不停歇，而我心里一直在写作一部关于威尼斯生活的小说。”^[1]两个年轻人计划参观普希金四个月前决斗的地址，去瞻仰“他的灵魂消散的房间”^[2]。兄弟俩当时痴迷于一种模糊的向往和期待，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其道德和文化意义。“哥哥和我向往新的生活，我们对那些伟大的、对一切‘美丽而崇高’的事物怀有梦想；这样的词汇，至今还很新鲜，毫无反讽的成分。”^[3]

图3 官家信使在执行任务

诸君一定要估量到下文将要发生的事会让你多么震惊，因为它同19世纪30年代俄国文化中典型的崇高的道德理想主义背道而驰。奔赴彼得堡的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路过了一家驿站，他看到一位身着全套制服，头戴迎风招展的白黄绿花翎三角帽的官家信使风风火火地停车。这位信使面色通红、身强力壮，他停下马车，直冲驿站，灌下一杯伏特加后，便重新跃上他的三套车。没过多会儿，他就站起身来，用拳头打他的马夫，一位年轻农奴的后脖颈。马儿在马夫疯狂的鞭打下飞奔，信使无情的拳头机械地上下挥舞，马夫的鞭子也相应地抽动，三套车就在这样的节奏中，绝尘而去。^[4][5]陀思妥耶夫斯基猜想，马夫回到自己的村子后，一定会打他的妻子，一雪前耻。“这病态的画面，”他说，“让我终生难忘。”^[6]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罪与罚》的笔记中草草记下了这样的话：“我人生中最早经受的欺侮，那匹马，那个信使。”^[7]我们可以由此确定此次经历的首要地位和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个性成长的塑造作用。信使是野蛮的、压迫人的政府的象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要为这个用赤裸裸的暴力和生活的艰苦统治农奴的政府服务。“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信使，无法忘记我一直深爱的俄罗斯人民中存在这样的羞耻和凶残，同时不情愿用过于片面的方式去解释。”^[8]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样谨慎防备的言辞表达了自己在19世纪40年代的激进主义倾向，当时他的脑中只有农奴制问题。“这小小的一幕在当时我看来，可谓是种象征，一种原因与效果之间的生动呈现。动物的境遇就是人的境遇。19世纪40年代末，当时的我最无所顾忌、激进狂热，我一下想到，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慈善社会（就是说激进派或者社会主义的社会），我一定要将信使和他的三套车封印在新社会的热邮戳印章上，作为它的象征和标志。”^[9]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告诉读者，少年时代的他仅仅用社会政治术语在阐述农奴制的罪恶，仅仅是因为那打在农奴脖子上的紧攥的拳头。他相信罪恶会随着拳头地松开而消失。

一位16岁的少年当然从未见过在这位完全无可指责的受害者身上，暴力到来得如此风平浪静、循规蹈矩。这种“冠冕堂皇”的反人道的本质或许能在罪恶的预想社会源头中激起星星之火。然而，我们再一次地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深处的情感是何以为一件公共和社会生活中的小事而骚动，尽管这件事同他个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批评界的陈词滥调坚持认为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是对“现实生活”动荡的社会政治问题的一种唯我论的和内省式的反拨。正如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指出的，支配时代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世间的苦难，宇宙的谜团，对爱与英雄主义的向往，因幻想无法实现的祝福而产生的悲痛与绝望，哈姆雷特式的公墓之行，浪漫的苍白，浪漫的胡须，浪漫的发型——这一切以及类似的一切，都是不屈精神的证据。他们共商大计、组党结社、择机而振臂是可怕的，而且一定会发生。”^[10]少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浪漫主义者，但是文学中得到的印象却加强了现实中的印象。如果没读过普希金和卡拉姆津，没从席勒的“美丽而崇高”的道德理想中找到自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会无法从农奴马夫被打的事件中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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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用这样的一幕迎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意识到他以后就要到这些外表美轮美奂实则肮脏卑鄙的政府大楼中服役。事实上，他第一次与官员面对面的接触，就见识了那些隐藏在整个俄国社会所有机关中的腐败。抵达彼得堡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将孩子安置在预备学校里准备军事工程学院的入学考试。然而，即使有这样优越的条件，也不能保证成功。米哈伊尔因“体弱多病”被拒之门外；费奥多尔虽然考得很好，但还是没有得到免费入学名额。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为孩子提交申请时，校方允诺了免费名额，但他后来才知道，那都是留给会给考官“送礼”的学生的。“真腐败！”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愤不平地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这些一个卢布掰成两个花的人要付学费，而那些富人的孩子却不需要。”^[11]幸运的是，库马宁出资相救。米哈伊尔最后也被另一家军事工程学院录取，并转到沿波罗的海的省份。

从一种纯世俗的观点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为孩子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军事工程学院坐落于宏伟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ikhailovsky palace），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赞助下，它成为19世纪30年代的俄国最华美的建筑。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学院里的生活却是一种折磨，他视把他送到这里来的决定是一个令人悲痛的错误。这个决定不仅错在完全无视孩子的个人兴趣，而且错在将他们放到一个充满了肢体暴力的严格的军事训练的铁律中，而在同时代的莫斯科大学的同学间，如赫尔岑描述的那样，却有一种兄弟情谊。“我眼前都是什么样的榜样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年后回忆。“13岁的少年，完整的一生已经在招手：到哪里晋升，什么更得利，如何投机倒把（我在军事工程学院）获得轻松又独立的指挥岗位！”^[12]

对这位满脑子“美丽与崇高”的莫斯科少年来说，同学们平庸的道德观让他有一种沮丧的醒悟。如果他已经为官家信使而恼火，那么不难想象他对上流社会对任何人都高高在上的粗野态度是多么恐惧。格里高里耶维奇（D. V. Grigorovich）的回忆录对军事工程学院生活做了犀利的描述，60年过去后，这些回忆依然能唤起“痛苦的回忆”^[13]。学长对下层家庭出身的学生的蹂躏是一种爱好。校方无视这种残忍的运动，纪律毫不动摇，任何反抗和抵触都会招致一群人的乱殴，而结果总是反抗者进医院。

图4 军事工程学院

当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圈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反应是完全陌生和无法融入。那时的他借鉴了很多浪漫主义文学的语言，就在被录取的六个星期后，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天地之气化为［人之］灵魂，人是多么违背自然规律的小孩啊，灵魂的天道被破坏了……我认为，世界给自己添加了消极意义，从崇高精致的精神变成了一种讽刺。”^[14]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开始思考“人生就是一个人本性中物质与精神两个面的永恒斗争”的问题；他会将现世视为“炼狱”，一切磨砺与苦难服务于道德净化的最高目标。

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交的一位学弟，日后成了著名画家，他这样描述费奥多尔：“他的制服、军帽和枪都窝窝囊囊地挂着，好像这一切都是他暂时不得不穿和用的东西，作为桎梏在束缚和压迫他。”^[15]格里戈罗维奇告诉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时已经展现出他无法融入社会的特征，呆坐一旁，无心娱乐，深埋书海，只想一个人待着。”^[16]当时在学院里当差的军官萨维利耶夫（A. I. Savelyev）说：“他非常热衷宗教，狂热地履行东正教信仰要求的各种义务。他总是带着《圣经》或者佐科（Zschokke）^[17]的《祷告时刻》（Die Stunden der Andacht）［一本著名的劝教文集，强调将基督之爱应用于社会现实］，等等。每当神父波鲁耶克托夫（Father Poluektov）讲座结束后，费奥多尔都要和他谈很久。周围的人感到惊奇，都管他叫主教阜丢斯（Photius）。”^[18]他并不满足于私下思索基督的社会思想，而是勇敢地用它们对抗学校生活中的欺侮。

萨维利耶夫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伊万·别列热茨基（Ivan Berezhetsky）在同学中显得特殊，因为他们“同情贫穷、软弱和不受保护的群体”。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去制止这种司空见惯的暴力，就像他们保护门卫和其他校工一样”。^[19]对外语老师，特别是德语老师的虐待，是校园上“最受欢迎的室内娱乐”，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为此斗争，但很少成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份石板印刻的校报的编辑，这说明他在学校里的公众地位和受接纳程度。尽管因独来独往而闻名，他还是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中的很多人注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格里戈罗维奇同他在文学和艺术上志趣相投；40年代成为“进步”小组核心的别克托夫（N. Beketov）和他有着同样的社会和道德关怀；别列热茨基，除了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就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了，他身上的人道主义、智力上的清高和优雅的自大或许是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所有的回忆作品中都将别列热茨基称为学院里最好的朋友。萨维利耶夫描述他们是如何在宫殿宽敞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谈论当下的诗歌（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维亚泽姆斯基［Vyazemsky］），而其他同学每逢星期二的晚上都会跳舞和室外运动。另一位回忆录作家还写道，他们在大声讨论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走廊里追着别列热茨涅茨基，说完最后一句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1840年初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他在上一年结交了一位朋友，“让他感到了兄弟之爱”；“我的阵营里有了同伴，我喜欢这样的人”。这只可能是别列热茨涅茨基，他们一起交流过席勒。“我把席勒的作品铭记于心，谈论他，梦见他……我同他一起读席勒，我相信在他身上有高尚赤诚的堂·卡洛斯、罗萨侯爵和莫蒂默。这段友谊同时带给我痛苦和欢乐……席勒的名字对我来说更亲近了，是具有魔力的音响，唤起无数的幻想，它们是苦涩的，哥哥。”^[20][21]两个男性之间的友谊热度极高。在19世纪30年代，男人间因席勒而结为挚友，并不罕见。^[22][23]这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及的席勒的主人公推断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是他们的化身，都受到崇高理想主义、爱和友谊的感召，为自由和正义的社会愿意做出自己的努力。

我们无从得知他对同别列热茨基的友谊的回忆为何是“苦涩”的，可能出现了裂痕。“地下人”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管中窥豹。“我曾有过一个朋友，但我心里那时已经是个暴君，我想要无边无际地统治他的心灵……我要求他傲慢地同周遭世界完全脱离……然而，当他完全向我敞开心扉时，我却立即开始憎恨他、厌恶他，我需要的仅仅是战胜他，让他成为我的附属，仅此而已。”（5：140）这个片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们展示了他对自己性格中变态心理的自我认知，我们以后还有大量机会见识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学院里的地位让他不得不需要朋友们的同情与耐心，直到最后他们都忍无可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席勒主义”的批判性态度可以追溯到他这样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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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军事工程学院时代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父亲的去世。父亲存在被谋杀的可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两年没见过父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将两个儿子安置在圣彼得堡后，就回到莫斯科，再也没有相见。由于健康原因（他的退休申请中提到他的风湿病和视力下降），他辞了职后到达洛沃耶住下。没有了玛利亚·费奥多尔罗夫娜和医院里一两位同事的支持，他的道德在外省离群索居的生活中崩溃了。阿廖娜·伏罗洛夫娜继续担任他的管家，听到过他在大醉后同妻子畅谈，好像妻子还在世一样。曾经在家里做过女佣人的两个农村女孩中的一个，后来成了他的情妇，并在1838年为他诞下一个私生子。费奥多尔知道父亲所作所为的可能性非常小，很难想象他可以得知这些信息。

弗洛伊德在其名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Dostoevsky and Parricide）中精细地建构了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父亲去世消息时的反应，根据心理分析理论，由于他与父亲俄狄浦斯式的对抗关系，其逝世满足了他内心一直被压抑的弑父渴望。作为惩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第一次发作。然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患有癫痫病的证据。那些弗洛伊德推测出的所谓“事实”，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可疑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完全错误的；弗洛伊德为了“解释”他的心理分析术语所提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历完全是虚构。^[24]虽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弗洛伊德的“概要”（aperçu）也有其可以接受的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感到自己和父亲的死有关，情感上深有负罪感，但是其原因却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大相径庭。

为两个儿子的未来铺好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焦虑永恒的来源。任何事都和计划好的不一样，意外支出也不断增长。通信中有大量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支付的300卢布的讨论，还没算预备学校让孩子们在炮兵部队和要塞接受训练的常规杂费，可后来知道“根本用不着给［克斯托马洛夫（Kostomarov）］的三百卢布”^[25]。米哈伊尔的落榜和费奥多尔没拿到公费名额都是巨大的打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信中充满忧虑，尽管自己的财政紧张，但他还是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1837年，两个儿子联名致信父亲说，他们收到了父亲寄来的70卢布，这远远多于生活必需。“我们收到了您的信和70卢布，钱里浸透了您劳作和辛苦的汗水。这让它更加珍贵！我们感谢您，衷心地感谢您，感谢您为我们想好了一切。”^[26]这是一种煽情的语体，是对他们父母书信的口吻的模仿，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都这样写信。两个孩子都意识到客观现实为自己的情感找到了正当理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在把两个儿子很糟糕地安置了之后，依然没能走出忧郁。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费奥多尔第一年没有得到晋升。父亲在收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轻度中风。费奥多尔在写给父亲和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将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老师们的敌意，并附上优秀的成绩单来证明学校的不公正。然而，他并没有附上他糟糕透顶的军事训练课的成绩单，那才是他失败的原因，由于偏科在当时的学院里是普遍现象，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认为军事训练上的不足可以抵消他在其他课程上的优异成绩。不论如何解释，这件事无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父亲的精神都有极坏的影响。“我不后悔，只要可怜的父亲的眼泪不会将我的灵魂融化。”^[27]至少后半句，他是当真说的。

不断向父亲要钱这件事可能也困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这完全是必要的要求，但真正的原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在更为富庶的同学中间显得太不堪。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大多数同学都心怀轻蔑，但他无法忍受别人既把他当怪人，又把他当下等人，对社会地位和自尊的要求天真地显露在他的书信中。他在1839年春致信父亲，学校虽然配给了靴子，但他需要钱买额外的，同时还需要钱买额外的茶，还有一个书柜。为了证明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在信中同父亲说，自己仅仅是遵守当时社会的“法则”而已。“为什么要当特例呢？”他流露出了自己的尴尬，“当特例总会带来最难受的不悦。”^[28]

他所说的“法则”其实仅是让同学们看得起而已。这在彼得·谢苗诺夫伯爵（Count Peter Semenov）（此人后来成为探险家和博物学家）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他曾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彼得宫露营。“我们一起露营，住在同一顶帐篷中……我没有多余的茶（我们早晨和晚上都吃了一点），除了配发的之外，没有多余的靴子。虽然我读的书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多，但是我没有书箱。所以说明，那么做完全没必要，不过是为了看起来和他那些有茶有鞋有书箱的同学一样而已。”^[29]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有求必应。1839年3月，他在信中说他欠别人70卢布（并未解释缘由），并要求额外的10卢布拿去露营。父亲回给他94卢布。两个月以后，他再次要钱，父亲向他清晰地描述了达洛沃耶产业的现状。父亲提醒儿子，达洛沃耶已连年歉收，今年或将颗粒无收。父亲说，即使去年农民就已经拿铺房顶的稻草当饲料了，“但和今年的糟糕现状远不能相提并论，从早春到现在，没下过一场雨，连滴露水都没有，炎热和烈风几乎摧毁了一切。现在问题不是一切庄稼都毁了，而是饥荒。知道这些以后，你还会不会怪父亲不给你钱？”^[30]随后父亲还是将钱附上，并告诉孩子省着点花。这封信写于1839年5月27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在6月就离开人世了。他与儿子最后的交流，是真正意义上的“遗嘱”。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定是在收到这封信的同时得知父亲的死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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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之死的各种相互矛盾的版本，我们没必要深究。某位农民一时怒发冲冠，还是事先早有计划？是因为农民无法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压榨与残酷，承担他的孤独和忧愁，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运在1839年火灾后农民的骚动中结束？这些问题都没有结论性的答案。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显然是窒息而死，但他身上没有谋杀的痕迹。虽然官方说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死于中风，但庄园上谋杀的流言一直不断，家人决定不予深究。库马宁一家对喜怒无常的医生没有感情，谋杀很难被侦破；一旦侦破，庄园上几乎全部成年男丁都要流放，这就意味着孩子们的遗产就将化为乌有。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猜测，他的两个哥哥可能一开始就听说父亲是被谋杀的。^[31][32]

通过这一切我们可以猜测，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因负罪感的惊吓和得知父亲的死讯及原因后的悲伤而感到不知所措。他在这段时间感到的不安既来源于他学业上的失败，也来源于他意识到他为了平复自己对社会地位的渴望而对父亲有限的资源进行剥削，这一切给他带来了疯狂的自责。农民因憎恨报复父亲，难道父亲就没有错误吗？是否是纯粹为了满足他那些浮夸的“需要”，父亲才晚节不保呢？

如果我们假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痛苦可以用这些术语去描述，那么我们就接近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19世纪40年代的行为和作品中的主人公性格的解释。将自己内心的负罪感投射为外化的社会学术语是再自然不过的消解方法，特别是当这些术语成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形式，可以帮助扩大反农奴制的宣传。这位敏感的人道主义者在马夫被打的时刻就已经陷入惊愕。当他用自己备受折磨的心灵幻想那些在达洛沃耶发生的，自己也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的事的时候，该有多么不知所措？他的负罪感转化为对农奴制炽热的仇恨，只有将这魔鬼的制度完全摧毁才能宽慰负罪感给他的心灵带来的伤痛，正因如此他走上了一条将他引向西伯利亚的道路。

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接受弗洛伊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情感上因弑父情结产生的内疚。然而，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死讯后第一次爆发了遗传性的癫痫病的诊断同陀思妥耶夫斯基1854年一封家书相互矛盾。这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提到了这种疾病，但其他任何条件下，他似乎都没再提及过。没有任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学在回忆录文献中提过他癫痫病发。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同学开始撰文回忆他，当时，作家患有癫痫病已成了公共常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上百名同学住在营房里，日夜处于监视之中，癫痫这样的病症很难隐瞒。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亲的死唯一记录在案的回应是1839年8月写给兄长米哈伊尔的信，其中丝毫没有流露任何对该消息的疑虑。“我亲爱的哥哥，我为父亲的死而流泪！”仅此而已，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忧虑的其实是弟弟妹妹们的生活，而且主要是道德层面，而不是实际生活，他一想到弟弟妹妹会被库马宁教育就恶心。所以，他强烈赞同米哈伊尔的计划，尽管后来并未实现，即退役去达洛沃耶专心抚养弟妹。“家里对灵魂的和谐塑造，对基督教准则的发展，对家族道德的骄傲，对罪恶和僭越行为的恐惧，这才是教育的成果。我们双亲的遗骨定会在湿润的土壤里静静长眠。”^[33]这显然是他认为的自己所接受过的培养和教育，并在这种悲痛中倾向于将其理想化。这些词句完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我身份认同，它引领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家族传统价值观的永恒性。

同时，信中还表现出了一种释然，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肩膀上的重荷一下解除了一样。他向米哈伊尔说，现在他能更加冷静地看待学院里周遭的事物了。他也第一次表达出他想放弃从军的想法。“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自由，我为它牺牲了一切。但是我常常在想，自由能给我带来什么？……在一群不认识的人中间，我将成为谁？”^[34]除却这些喋喋不休的恐惧，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表达出一种对自己和未来的信心，他对总有一天“神圣的希望”将会实现有着坚定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前绝不敢违抗父亲的想法，任何违抗都会让父亲悲痛欲绝。父亲的去世去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感上最重要的障碍，同内疚伴随而来的是解放的感觉。

或许是一种令人费解的意识推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认为自己的灵魂“不再为从前的风暴所接近”，这就是“人的心中藏有深沉的秘密”。此外，他此生的目标确立了。他说：“我将研究生活和人。”他已经开始在这个领域取得相当的成就。他接着说他要追求的东西可以通过研究“作家笔下的人物而实现，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我生活中最好的时光，自由，快乐”。“人是个谜题，”他在后几句中写道，“必须解开这个谜题，而当你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上面，别说你虚度了光阴；我完全投入其中是因为我想做一个人。”^[35]这样让人过目不忘的话出现在讨论父亲之死的信中绝非巧合。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事可以让他如此亲近、如此彻底地走近人生的谜题，这些谜题带有疯狂、失控和毁灭的力量，无数道德的谜题，甚至包括他放纵自己向父亲要钱，同时闯入了外部世界和人的内心。正是这些谜题，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穷尽一生去解决；没有人会指责他为了这样的谜题虚度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