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鲁迅早期译作的时代文化语境

中国具有悠久的翻译传统，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三次译介外国思想和文化的高峰，即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西洋科技和宗教书籍翻译，以及清末民初时期的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前两次翻译高峰的出现是中外文化对话、协作造成的结果；第三次翻译高峰的到来，则是中国知识群体迫于民族危亡而产生的应激反应。

19世纪40年代初，欧洲列强持坚船利炮之武力侵犯中国主权，腐败、羸弱的清政府在历次的抵抗战争中，一败再败，颓废的时局破灭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天朝上国”美梦。林则徐一方面在军事上抵抗英军的入侵，另一方面组织人力编译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历史、地理资料，目的是增进对对手基本国情及西方世界的了解。林则徐被罢官之后，魏源继续从事他的未竟之业，编译出了关于欧洲各国史地知识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引进西方军事、科技的主张及其相关的译介策略。

19世纪60年代，以引进西方军工、民用制造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开设培养外语人才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1864年，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相继成立。在随后的三四十年里，这些培养外语人才机构的师生成为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主要执行者。1865年，曾国藩在上海开办江南机器制造局，该局下设翻译馆，聘请徐寿、华蘅芳、赵元益等翻译了大量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书籍。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洋务运动仅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局限性日益凸显；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悲剧进一步震惊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开始通过引进西方政法制度兴起拯救危局的变法运动。维新派在全国各地创办强学会等知识团体，这些学会所属的书局把翻译出版西方政法和工商著作当作要务，并另创办著名的报纸《时务报》等，大量编译国外时政新闻。1898年“百日维新”在清政府保守派的镇压和维新派的分裂下走向失败，但变法图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后，继续通过《新民丛报》《清议报》等媒体鼓吹政体改革，并译介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几乎与此同时，孙中山、章太炎等清末革命党人掀起了推翻“满清”统治的政治运动，章太炎在20世纪初流亡日本时创办《民报》，鼓吹反清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对鲁迅等一批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他们初期翻译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对外国文学的翻译进入了丰产期。近代文学研究专家连燕堂把清末民初的翻译历史概括为始于史地，继以工艺，盛于政制，归于文学4个阶段。当然，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少数的文学翻译，但是大规模的翻译文学是在189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下文将从清末意识形态的变迁，翻译重要倡导者（赞助人）梁启超的影响力，报刊媒体所提供的园地，清末留学生为翻译提供的人才储备等方面，考察清末民初外国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

毋庸回避的事实是，清末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仍然执迷于科举仕途，他们只会写诗词和八股文，对于国外社会状况、科学文化几无知晓，仍然固执地认为中国是尽善尽美的“天朝”“上国”。即使是洋务派和维新派人士，他们也只承认中国的器物和技术不如西方，而文物辞章远胜于西方。郭嵩焘（1818～1891）在清末算是比较开明的洋务派人士，1875年他到伦敦担任清朝驻英国公使，他曾这样评论中英文明的差异：“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王韬（1828～1897）这位近代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曾经在1867～1870年游历欧美10多个国家，并在英国定居了两年，他在高度评价英国的声光化电和天文历算的同时，却说出了英国人“弗尚诗赋词章”的外行话。黄遵宪（1848～1905）这位有着17年在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公使馆担任外交官职务的经历，并在1890年代提出“诗界革命”的有识之士，曾经跟日本友人、汉学家冈千仞（1833～1914）说过这样的大话：“形而上，孔孟之论至矣；形而下，欧米之学尽矣。”总之，清末士大夫普遍有轻视外国文学、尊崇中国文学的优越感。在盛行“崇华抑洋”的清末诗学语境中，异域文学的译介注定是举步维艰的。

在甲午海战失败和戊戌变法夭折之后，通过学习西方科技，引进现代工业，以及学习西方政法制度，引导中国走向富强道路的这两种现代化道路探寻都严重受挫。与此同时，随着内忧外患的加重，“满清”政权日趋腐朽和西方思想文化的东渐，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人们对皇权观念、天道观念、纲常礼教的认同大为减弱，国民观念、平等思想、个人意识逐渐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方兴未艾。

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从甲午海战失败中吸取教训，认识到中国战败并非船不坚、炮不利，乃因国人心智未开，于是他们发起了借助翻译国外书籍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刊登《西学书目表》，该书目收入西学、西政、杂类图书357种，比较系统地勾勒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和洋务运动的译书情况的历史面貌，呈现了300多年来西学在华的传布过程。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一文中指出了国人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而落伍于世界潮流的窘境：“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兵志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人方日日营伺吾侧，纤细曲折，虚实毕见。而我犹枵然自大，偃然高卧，非直不能知敌，亦且昧于自知，坐见侵陵，固其宜也！”因此，梁启超大声疾呼，中国若要摆脱窘困，就应该大力译介西方书籍：“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

1897年的《论译书》一文系梁启超的名著《变法通议》的一章，它论述了译介西方书籍如何重要，翻译人才该如何培养，以及如何从事翻译等重要问题，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系统论述翻译问题的经典文献。梁启超认为俄国和日本都是因为大力译介欧美书籍而成为强国的，言下之意是中国若想成为强国也必须大力译介西籍。梁启超指出，中国了解西方有两条途径：“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梁启超认为，“今日欲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梁启超睿智地指出了翻译西籍时的两难处境，这就是他说的“译书有二蔽，一曰徇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徇西文而梗华读”。梁启超在文章的结尾提出了日语比西方语言容易掌握的观点，他的理由如下：“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剌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因此，梁启超把借助日语来翻译西方书籍当作一条捷径。

1897年10月，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1898年5月15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授予他六品官衔，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梁启超的翻译主张终于可以落到实处。但不久之后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他创办了《清议报》（1898）、《新民丛报》（1902）、《新小说》（1902），继续译介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倡导外国文学翻译，开辟发表外国小说的版面。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因此他大力提倡这类小说的翻译。1902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撰文，提出了“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的启蒙主义翻译目的观。1902年下半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启蒙主义思想，对于当时的外国小说译介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梁启超那些激情四溢的文章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他的号召下，清末民初的热血青年纷纷投身于翻译外国文学的事业，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位。

梁启超还亲自翻译了一批外国小说，这些作品大多是政治小说，比较重要的有《佳人奇遇》（1898，日本柴四郎著）、《十五小豪杰》（1902，原作者为法国凡尔纳，通过日本森田思轩的译本转译）等。梁启超还在他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中插译了拜伦长诗《唐璜》的两段诗歌《渣阿亚》和《端治安》，成为中国译介拜伦诗歌的第一人。

以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为代表的近代报纸、杂志以及出版机构，极大地改变着中国古典文学长期形成的基本格局，给近代文学的思想情感、审美风格，以及文学的表达方式、传播方式和读者阅读方式带去了巨大的改变，为近代文学翻译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较为充分的发表园地。据学者统计，从1873年到1918年，中国知识界共出版文学期刊132种，1905年以前有10种，1905年以后有122种。在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近代印刷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给清末人们的读书生活带去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印刷技术的发达，立即导致了各种报刊、书局，尤其是小说专刊的大量涌现，极大地扩大了书刊的出版阵地，使书刊的出版周期大大缩短，也使书刊出版的成本大大降低，因此，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便大批而迅速地进入千家万户，而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末民初留学生的不断增加，则为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储备了大量人才。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向欧美国家派遣留学生；到1890年代中期，又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众多留学生长期在国外学习和生活，掌握了一种或者数种外语，而且“他们还熟悉或比较熟悉留学所在国的文化习俗和文学风貌，因此，他们回国后投身到翻译文学领域，很快便成为这支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严复、马君武、苏曼殊、辜鸿铭、鲁迅、周作人、胡适、李石曾、郭沫若，等等，都曾经是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学子。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获得了良好的收成，外国诗歌、小说、散文、剧本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尤以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数量最多。中国近代翻译小说数量到底有多少？各个时代专家们的统计有所变化和调整：“数十年前，阿英先生编著《晚清戏曲小说目》，收光绪初年至辛亥革命（1875～1911）时期的翻译小说608种。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教授编纂《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1840～1919年的翻译小说约2567件；又过了不到十年，于1997年出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将翻译小说扩充至4974件（含短篇小说、寓言、戏剧及同书异译与同一译本的再版、重译等），是目前收录最多的。”学者郭延礼对19世纪70年代到五四运动约50年翻译文学成果的统计是，“这时期出现翻译家（或译者）约250人左右，共翻译小说2569种，翻译诗歌近百篇，翻译戏剧20余部，还有散文、寓言、童话若干”。

郭延礼考察了以莎士比亚为首的西方、俄国、日本37位重要作家作品的中译情况，总结了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后认为，中国人“不仅从中了解到世界各国的自然风光、风俗民情，以及众多人物形象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从而在思想上受到启示和教育，而且也从翻译文学中学到了许多新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从而为中国小说创作的“近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如民主思想、自由平等观念、竞争进取精神）和艺术借鉴，并为现代作家的脱颖而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鲁迅早期的翻译文学可分作三个阶段考察，即：第一，留日前期的文学翻译实践——鲁迅在这一阶段受梁启超、林纾翻译影响较深，采用编译、意译的方式译介外国文学；第二，留日后期的翻译文学实践——遵循直译原则译介《域外小说集》和其他外国文学作品，初步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第三，归国后10年的文学翻译实践。在正式展开青年鲁迅的翻译实践和解读他早期的文学翻译文本之前，需要了解一些对他的早期文学翻译形成影响的日本留学生活和他的思想探索脉络。

1. 魏源：《原叙》，《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第67页。

1. 参阅连燕堂《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第一章绪论：近代翻译的发展脉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第119页。

1. 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3，第122～123页。

1. 〔日〕冈千仞著，张明杰整理《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中华书局，2009，第54页。

1. 甚至到了民国时期，南社成员冯平还把中西文学做这样的对比：“以言乎科学，（中国）诚相形见绌；若以文学论，未必不足以称伯五洲，彼白伦（拜伦）、莎士比亚、福禄特儿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先哲远甚也。”《梦罗浮馆词集·序》，《南社丛刻》第21集，1919。

1.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时务报》第8册，1896年10月。

1. 梁启超：《论译书》，《时务报》第27、29、33册，1897。

1. 详见《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12月。

1. 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

1. 详见《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1. 祝均宙：《近代66种文艺报纸和122种文艺杂志编目》，《中国近代文学争鸣》第1辑，上海书店，1989。

1. 程翔章：《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兴盛及其原因》，《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

1. 程翔章：《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兴盛及其原因》，《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

1. 连燕堂：《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第91页。

1.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页。

1.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