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年鲁迅的思想状况和精神探索

1902年4月，鲁迅远渡重洋来到日本，他在扶桑古国度过了7年又4个月的留学生活。在这异国他乡的漂泊和苦读生活中，鲁迅逐渐成长为中国现代杰出的翻译家和文学家。1909年8月，鲁迅返回中国，在那之后的近10年中，他走进生命和译介事业的郁积期。本章通过对鲁迅留日精神生活和思想轨迹的钩沉，完成翻译家鲁迅之“出生”的考察工作。

鲁迅于1902年4月7日抵达东京，不久进入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是他学习的主要课程。在鲁迅去日本留学之初，他背井离乡、负笈海外的动力既来自通过学习现代科技以拯救日趋衰退的中国的理想，也来自学成归国谋生养家的考虑，还来自精神层面上的需求，那就是他对以孔儒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度失望，希冀能在异域找到安身立命的新价值体系。随着鲁迅在日学习的展开和与日本社会接触的深入，他的眼界逐渐打开，他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他在保有科学救国思想的同时，民族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他留日时期的核心思想。中国和世界大局的变革，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刺激，促使他先是探索用医学救民救国的道路，后来他弃医从文，走向通过译介外国文艺和从事文学创作来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之路。

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此时的他已下了学医的决心，他后来回忆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从1904年9月13日起，鲁迅正式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像大多数医科大学一样，仙台医专一周上六天课，课业负担非常重，鲁迅曾致信好友蒋抑卮介绍自己的学习情况：“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4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幸教师语言尚能领会，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鲁迅信中所提及的“腊丁”即拉丁语，“独乙”即德语，可见在仙台医专课堂上，老师们的授课语言除了日语，还有拉丁语和德语，这对于所有医科学生都是挑战，对于来自异国的鲁迅则是更严峻的挑战。好在鲁迅的语言禀赋比较高，才听了不到一个月的课程，他就“尚能理会”老师们的授课了。查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的课程表，第一学年每周有八节德语课程，第二学年的半个学年每周有德语课四节，粗略算下来，鲁迅在仙台医专一年半共计上德语课约400小时，这为他后来借助德语译介外国文学夯实了基础。

第一学年考试成绩公布后，该年级有30人因成绩不及格而被留级。作为唯一一名留学生的鲁迅，其成绩位居全年级142同学中的第68名，这让一些日本同学相当嫉恨，于是他们写匿名信诬陷鲁迅是因藤野先生事先透题而通过了考试的。这件事让鲁迅颇为受伤，他后来回顾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后来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1906年1月初，鲁迅在课堂上看到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他看到了一群极为麻木的中国人充当日军枪毙中国同胞的看客，在日本同学狂热的“万岁”欢呼声里，鲁迅饱尝了莫大的民族屈辱，他决定弃医从文。

1906年3月，鲁迅离开仙台医专回到东京。当挚友许寿裳问及从仙台医专退学原因时，鲁迅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鲁迅前几年形成的医学救国理想就这样幻灭了，他从此走向了通过文艺翻译和创作以改变中国国民性的文化之路。

1906年6月，鲁迅把学籍挂靠在东京独逸语学会所属的德语学校，但并不常去那所学校上课，他在仙台医专所学的德语基础上自修德语，集中时间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从事著译事业。1907年夏季，鲁迅与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薮开始筹办文艺刊物《新生》，最终因为资金和人力等方面的原因而失败了，但因此攒下了一批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和译作。这年秋天，鲁迅还与许寿裳等人一块跟来自俄国的孔特夫人学俄语，几个月后因学费太高而终止学习，但他继续研读德文。

1909年8月，鲁迅终止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他曾经有过去德国留学的想法，但是作为衰败周家的长子，他得回国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他后来回忆说：“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从南京求学到留学日本所接受的现代教育，尤其是日语、德语的受教经历，为翻译家、文学家鲁迅的出现创造了知识、语学方面的准备。而旅居日本7年多的生活历练、购书读书、社会活动，则从物质环境和精神语境方面为翻译家、文学家鲁迅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据周作人的回忆，当时留学日本官费生获得清政府的经费分作三等：“进国立大学的每年才有五百日圆，专门高校才四百五十，别的学校一律四百圆，一个月领得三十三圆，实在是很拮据的。”然而，鲁迅每月领33日元生活真的很拮据吗？1901年，当时的留学生领袖、五四时期北洋政府三位“卖国贼”部长之一的章宗祥编纂的《日本游学指南》列出了学费、食宿费、购买书纸笔墨和其他杂费总费用：计每月13～18日元，每年150～200日元。可见，周作人说留学生生活很拮据有些夸张。事实上，鲁迅每月可以从官费中拿出十几元用来购书，为他的翻译事业积攒资料。鲁迅对日常物质生活要求不算太高，但他在日本的文化生活过得相当丰富多彩。晚年回顾旅日生活时，鲁迅总结道：“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多样化的社会文化活动充盈着鲁迅的精神生活，也为他从事翻译事业营造了适宜的文化语境。

鲁迅留日阶段正是清末政治运动活跃期，他像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参加各种政治活动，鲁迅的文体活动也开展得很有特色，当其他留学生学跳舞把留学生会馆的楼板震得咚咚咚乱响、尘土飞扬时，他与挚友许寿裳走进弘文学院的讲道馆，去学习日本传统体育项目柔道。1907年春天，鲁迅与许寿裳等在东京“本乡座”剧院看反映现代生活的“新剧”《风流线》，并观看了春柳社的李叔同等中国留学生表演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在假期里，鲁迅与许寿裳等好友一起旅行，多年后他还对这些旅行念念不忘：“最幸福的事实在是莫过于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去看过松树和雪。”

1908年夏天，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等共八人拜国学大家章太炎为师，在民报社听讲《说文解字》。周作人的回忆再现了当年章太炎讲学的神采和风骨：

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庙里一尊哈喇菩萨。

章太炎的“排满”思想促进了青年鲁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他在文字学上的复古偏好直接影响了鲁迅在早期著译时对文字古奥风格的采用。

鲁迅旅居日本最重要的精神生活是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为了获得阅读材料，他不断走进书店去寻觅、购买外文作品。鲁迅与挚友许寿裳常常一道逛东京的书店，“只要囊中有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怀里空空而归，相对叹道：‘又落穷了！’”鲁迅常常借助德语译本阅读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因此去东京的外文旧书店淘书成了他生活的重要内容。鲁迅在长期的阅读和淘书实践中掌握了收集、购买德文书的基本步骤：从旧书店买来德文杂志，从中掌握书籍出版信息—从出版信息中找到所需的德文书—通过东京的丸善书店向德国订购所需的书籍—两三个月后收到德国寄来的书籍。鲁迅正是通过这条购书渠道，积累了他日后翻译外国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文学”所需的大量作品。鲁迅晚年在回顾中国人自清末以来阅读外国文学的状况时写道：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Rider Haggard）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青年鲁迅在日本求学时代阅读得最多的是充满反抗、复仇之声，表现弱小民族苦难生活的作品。英国诗人拜伦积极帮助当时处于弱小受欺地位的希腊获得独立，他的作品因此深受鲁迅等中国青年的喜爱；此外，密茨凯维支、裴多菲、黎萨尔（厘沙路）等发出反抗、复仇之声的诗人也很受当时中国青年读者关注：“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ofi Sá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

在这样的时代风云和社会语境下，鲁迅形成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这两种思想深深地影响青年鲁迅的翻译实践。与当时多数留学生一样，鲁迅的民族主义的形成有三股推力：一是如上所述在异国所受到的种族歧视和侮辱，促使他寻找走向民族自尊自强的道路；二是当时反对“满清”政权种族不平等统治的思想很兴盛，章太炎的“排满论”对当时青年影响巨大；三是19世纪末甲午海战和20世纪初庚子事变的失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危机日益加重，严复译著《天演论》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广为流布，更强化了中国人的危机感。

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爱国主义的抒发，1903年3月，负笈东京的青年学子鲁迅毅然剪掉作为“满清”政权奴隶象征的辫子，并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1903年4月底，中国留学生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沙皇俄国企图吞并我国东北三省的侵略行为，并成立了“拒俄义勇队”。鲁迅在“拒俄运动”驱动下，在6月编译、发表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借古希腊斯巴达斗士誓死抵抗波斯侵略者的故事，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1903年10月，鲁迅发表《中国地质略论》，热烈地抒写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鲁迅在文中大声疾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在文章的结尾，鲁迅提出了他的救国策略——“结合大群起而兴业”，即通过发展矿业和工业造就中国文明社会。

慢慢的，鲁迅的实业救国观、科学救国观发生了变化。1906年初，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课堂上所见到的“辱华”幻灯片让他产生了对科学（医学）的信仰危机。但幻灯片事件只是鲁迅思想巨大转折的导火索，更重要的是通过同社会现实的接触和知识上的探索，他获得了思想认识的全面升华。在日本的旅居生活让鲁迅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日新月异的巨变，同时也让他感知到日本社会和人性的畸变；大量阅读来自欧美的文艺和理论书刊，让鲁迅对西方文明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有了多方位、多层面的了解。鲁迅在1907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对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以来在中国盛行的实业救国、兴兵救国和议会立国等各种思想做了层层深化的批评，他还批评了西方19世纪文化的两个“偏至”，即物质至上主义和众数（民主）对独异个人的压迫。在保持同时代对话的前提下，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这样的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战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致，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鲁迅的文化发展战略兼顾中外、古今各方面要素，贯通个体和国家的内在关联，这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后边部分提出的核心文化观念遥相呼应：“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从这时开始，在鲁迅的思想体系中，个体精神的自由和个体生命的完善取代了民族的强大和国家的现代化的核心地位，成为他思想版图中最重要命题；而“立人”也成为鲁迅留日后期以及此后一生启蒙思想的原点。

1. 弘文学院，为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在东京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学校，后来为避清朝乾隆皇帝弘历的名讳改名宏文学院，到1909年停办时，在该校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达7100多人。

1.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8页。

1. 鲁迅：《1904年10月8日致蒋抑卮》，《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0页。

1. 《鲁迅在仙台的记录》，“第三章在学时代的周树人”，平凡社版；转引自鲁迅博物馆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139、152页。

1. 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第317页。

1. 许寿裳：《怀亡友鲁迅》，《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7页。

1.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5页。

1. 周作人：《下宿的情形》，《知堂回想录》（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第246页。

1.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25页。

1.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78页。

1. 周作人：《鲁迅在东京·看戏》，《鲁迅的故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第315～316页。

1.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71页。

1. 周作人：《民报社听讲》，《知堂回想录》（上），第277～278页。

1.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第28页。

1. 参阅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第42页。

1.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第472～473页。

1.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33～234页。

1. 鲁迅：《自题小像》，《鲁迅全集》第7卷，第447页。

1.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5～6页。

1.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19～20页。

1.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1.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