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天灾

1948年秋天，我们一帮孩子在村东场园边玩耍时，大哥被同伴推进路南一个很深的污水塘里。他呼喊了一声，上下一蹿便不见影了。我们几个孩子吓得站在塘边蹦着高没命地哭喊：“快来救人哪！淹死人啦！”一会儿来了几个大人跳进水塘里救人。那个池塘在小孩子看起来是很深的，实际并不太深，不到两米。小孩掉进去不见影，大人进去还能露出个头顶。不一会儿，昏迷不醒、脸色苍白的大哥被捞出来。有经验的大人把大哥放在一块石条上拍打他的背部，很快帮大哥控出满肚子污水。我扶着脸色苍白的大哥回了家，母亲嘴里生气地说：“怎么这么不小心，吃了这么大的亏。”我替大哥解释。不久，可怜的大哥就卧炕不起，几天后大腿上生出一个无名恶疮，痛得日夜哭叫不止。我也跟在左右不停流泪安慰他。

这年十月，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支前任务越来越繁重。父亲积极响应区里的号召，顾不了大哥的病情，交代母亲要照顾好奶奶和大哥，牵着大黑花骡子随区里支前队伍奔赴解放战争第一线去了。家里家外老老少少全靠母亲打理。后来，母亲打听到了邻村西罗家村的一位医生医术高超，便托人把他请到家。那人看了看大哥红肿的大腿，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割了一个口子，仔细看了看说：“这个疮是贴骨毒疮，里面已化脓了，但还没熟透。过些日子待熟透了我给他割开，挤出脓根就好啦。”大哥可真不简单呀，割了那么大的口子也不哭！后来我听他说那条腿已经麻木得没有知觉了。他每天拄着两个小板凳，家里家外艰难地挪动来挪动去。我常攥着他骨瘦嶙峋的手哽咽着。他那个样子真让我心痛，有点好吃的也让大哥先吃。

不久，父亲牵着大黑花骡子从前线回来了，那骡子脑袋上还戴了朵大红花。经过一个多月枪林弹雨的洗礼，父亲精气神十足，眉毛下那双眼睛更加炯炯有神。听父亲讲他们支前的队伍跟随着大部队冒着枪林弹雨，送上大量枪支弹药，救下无数伤病员，一直跟着大部队到了长江岸才撤回。他们这个分队还立了集体功。大黑花骡子身强力壮，听话能干，荣获一朵红彤彤的光荣花，挂在脑门前风采无限。那骡子好像通人情，不时地仰头晃脑，打着响鼻显摆。

父亲回家看到大哥又黄又瘦的小脸，红肿粗大的腿，便心急如焚地和母亲背着他去西罗家村找到那位医生。我也跟在后面颠颠地跑着。医生扒下大哥裤子看了看红肿的疮口，说：“嗯！这次差不多了，可以开刀放脓了。”他一边让父亲按住大哥双脚，一边把大哥双手捆绑好，拿出一把锋利小刀在油灯上烧了几下，算是消毒。他手执闪闪发亮的小刀瞄了瞄那疮口，略一停顿，嗖地割了下去，紧接着两手一挤，一道红光一闪，一股脓血高高地喷出来，接着连脓带血流个不止，足足接了一小盆。他又用力挤出一团脓根，待干净后向伤口深处塞进两大卷雪白的纱布，舒了口气说：“好啦！你们回去吧，没问题啦，回去十天半月没有什么变化，抽出纱布伤口就会自己长好。你们家情况我也了解，我也不收费用。”当时，大哥倒没有大呼大叫，我却吓得蹲在那里晕了过去。父母千恩万谢，别了救世主一样的医生，背着大哥回家了。老天爷保佑，回家后，大哥一直很坚强，没有哭，半月后纱布抽出来，几天后伤口就愈合了。母亲每天用盐水为他冲洗伤口，不到一个月，大哥就可以丢开那两个小板凳自由走动了，我们又一起上学了。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命大！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慢又遇顶头风。这年秋天，我跟母亲进城参加教师培训班时，看护的小妹突然病倒了，高烧不退，迷迷瞪瞪地说着胡话。因无钱请人医治，全家人只有大眼瞪小眼，围在小妹身边干瞅着。我紧紧抱着小妹，哭着叫着她的名字，可是她连眼都不睁一下。母亲早已泣不成声，父亲蹲在炕沿边抽旱烟，唉声叹气的，眼窝里噙满泪水……就这样，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小妹在高烧抽搐中咽了气……一个不满四岁的孩子，就这样匆匆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母亲号啕着说：“孩子啊！你不应该生在这样一个贫困的家庭，妈妈实在拿不出钱来为你治病，你不要怨恨妈妈……”说着，母亲就哭晕过去。父亲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用谷草把小妹卷起来，用草绳一捆，垂头丧气地送到东河套边的乱葬岗埋了。四周几只饿疯了的野狗等父亲刚一转身离开，便马上扑上去……看着那凄惨的场面父亲失声痛哭。那年代，穷人家的孩子多，生了病也无力医治。东河边乱葬岗上，三天两头都有送去的死孩子，那里成了野狗争吃打斗的战场。晚上常听到毛骨悚然的狗叫声，十分恐怖。有时吃红了眼的野狗，老远地见了行人也龇牙咧嘴发起攻击，谁也不敢在那一带行走。

一次我到家门外南院柴草堆里取烧草，一只恶狗正趴在那里，歪着头啃一个血淋淋的小孩子脑袋，吓得我“哇”的一声，大叫着跑回家。母亲闻信随手抓起一把铁锨，大声吼叫着，把那条吃红眼的野狗赶跑了，用锨把那个血淋淋的小孩头送到了东沟里。我每次出街门路过那堆草时，就不由得惶悚起来，心怦怦乱跳，好长一段时间不敢正眼看那堆柴草，更不敢去拿草。晚上睡觉我常常做噩梦，惊吓得叫起来，紧紧抓着母亲的胳膊，喘着粗气，满身是汗。

艰苦岁月的磨难并没有压垮坚强的母亲，她为这个家、为儿女的前途寻找出路的愿望从来没有停止过。战后不久的村子很贫穷，区政府也没有扫盲专项经费，母亲干民师也是尽义务，没有报酬。

家里经营的那半亩耕地在河东一块大湾边上，天一下雨就涝得进不去人。村西山坡上十几亩薄地，无水无肥无防治病虫害的能力，基本是靠天吃饭。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又少，但自己家的困难再大母亲也从不向政府叫苦叫怨。全家苦苦地在生死线上挣扎，真是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地。

记得1952年夏秋青黄不接时，天又不下雨，秋种都成了问题。一天下午，全家人饿得躺在炕上爬不起来。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跑了半条街借了半瓢黄豆，回家后掀开几天没动烟火的锅盖，添了半锅水，又到院子咸菜缸里舀了几瓢盐水加到锅里慢慢烧。傍晚时刻，天已经暗下来了，扛着锄头从地里干活回来的父亲推门进家闻到豆香，就说：“哪里来的豆子？”一脸沮丧的母亲说：“到后街二杆子家借的。”父亲不满地说：“这豆子你不该下锅，留下来过几天下了雨种到地里，秋里还能多收点。”母亲流着泪水说：“我还不明白这个理呀，几天没吃顿饭啦，老的小的会饿死的。”全家老少围着锅台喝了一肚子带有豆香的盐水，锅底下已经煮烂了的大豆还剩下不少。母亲捞了半碗让祖母吃，又舀了几个添到干活累得唉声叹气的父亲碗里，剩下的准备留到下一顿。

夜深人静，常听到父亲摸着黑同母亲商议日子今后怎么过，感觉生活的前景黯淡，毫无希望。年复一年就这么过去了，家里的日子总不见好转。村子里自然环境条件已决定了生存出路，在这个小山村里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

思来想去，母亲觉得还是找时机重新返回黄县。有了这么些年坎坎坷坷的经历，她明白个道理：黄县人经商做买卖的多，市场需求也大，只要人勤不懒，再多用用脑子想想办法，就饿不死人。

无独有偶，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场暴风雨，草房子后半坡被风刮飞了。西间家墙壁被渗进屋的雨水泡塌了，全家人差点被砸死。那年我还不到九岁，清清楚楚记得那天半夜，电闪雷鸣，惊天动地，一阵暴风雨袭来，“轰隆”一声巨响，墙壁倒塌砸在炕上。一架破蚊帐下躺着全家老小七八个人。黑暗中，母亲边摸着数着我们兄弟姊妹的胳膊腿儿，边呼唤我们的名字。睡梦里突如其来的意外把大家惊呆了，兄弟姊妹没有哭的，也没有叫的。谢天谢地，无一伤残。那一大堆碎土垃圾，我和大哥搬了一大早晨，堆在院子西边猪圈外面像个小山包。

那时的村干部很负责任，一有灾情就会逐家逐户查看。天亮后，村指导员迟和治大叔推开街门进家一听情况，惊讶地说：“哎呀真神啦！二嫂子，这有多危险哪！一大家子人砸得那么严实，呵呵！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母亲苦笑着说：“大兄弟呀！咱穷人哪来的福呀，我和你二哥这辈子算是完了，就看这帮孩子们将来能不能混出个人样子啦！”

父亲急忙扛着铁锨到山上看看庄稼怎么样。这一看，心像被刀子捅了一般疼，那些花生、地瓜蔓，被山上下来的洪水冲了个七零八落。父亲傻眼了，差点放声哭出来，一筹莫展地蹲在地头，愁得抽闷烟。唉！秋后这一家人吃什么呀？这老的老少的少，今后可怎么活呀！想着，他猫腰划拉一些地瓜蔓捆起来，扛着回家准备剁碎煮着吃。回家后，父亲一声不响蹲在院子里，看着猪圈旁那个垃圾堆抽闷烟，眼角不由自主淌下两行清泪。母亲望着心力交瘁、疲惫不堪的父亲，心里也不是滋味，抬起红肿的眼睛安慰道：“书臣他爹，你也不要太难过了，憋出病来就更麻烦了！咱们再想想办法吧，天无绝人之路呀！”母亲忍痛把地瓜蔓细细切碎，放到锅里添上水煮汤……

天灾人祸接踵而来，未来生活毫无希望，母亲更加坚定了搬回黄县的决心。

1953年初冬的一个早晨，母亲顶着寒冷的东北风，拖着疲惫的身躯，跑到区政府找韩区长。一路上快步疾走，心里却怦怦乱跳，觉得区里领导这些年对咱家也不薄，辞掉民师这件事很难张口，可再一想家里泰山压顶般的困难实在难以维持。到了区政府门外了，她还是犹豫不决，想来想去，最后硬着头皮一咬咬牙，抬步迈进区政府办公室。韩区长刚刚上班，看到风尘仆仆赶来的母亲有些不解，惊讶地说：“哎呀，嫂子！你这么早来找我肯定有什么大事。别着急，先坐下喝口水。”接着拖过长条凳子让母亲坐下，又赶紧给母亲倒了一杯热水。母亲双手端起搪瓷水杯，暖了暖冰冷的手，慢慢吮了口热水，忐忑不安的那颗心才安定下来。难言的苦衷，使母亲欲言又止。韩区长和蔼地说：“大嫂，您有什么事尽管说，政府会给你做主。”母亲这才含着眼泪，郑重地提出了酝酿许久要搬回黄县的要求。韩区长一听就急了，连说：“不行！不行！你们村妇女识字班办得那么好，区里特别满意，县里也要推广经验，你这么一走这不全拉倒啦！其他事好商量，这件事挺难办。”韩区长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断地摇着头，嘴里还咕咕哝哝地说：“不行！不行！”这时，区妇女主任上班了，看到母亲正在哭，忙问韩区长：“这不是迟家村的臧老师吗？这是怎么啦？”母亲看到妇女主任，如同见了娘家亲人，多日来心里被压抑的悲痛和绝望，如同开了闸门的洪水般涌出来。她一头扑进妇女主任怀里号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倾诉……妇女主任的眼睛湿润了，她安慰母亲说：“有话好好说，不要难过，快喝点水，消消火，家里有老有小，哭坏了身子可不得了。”这时，韩区长一脸严肃地把母亲要辞掉民师全家搬回黄县的想法和妇女主任说了。妇女主任一听也觉得不妥，可母亲家里那些现实的困难也令人同情，这些困难区里也无力解决。韩区长和妇女主任看到母亲搬回黄县的态度很坚决，两人一商量，这才勉强同意了母亲的请求。母亲动情地表示感谢，并说：“土改复查时，村里分给俺家的胜利果实，土地、房屋、牲口，我们全部退回。”韩区长叹了口气说：“那倒不必要，人民政府没有倒算的政策，分给你们的财产就永远归你家所有，怎么处理由你们家自己决定。只是你走后，迟家村的扫盲工作肯定要受到影响了。”母亲认真地说：“你们请放心，这件事我考虑过了，我回村里和村干部商量，一定会安排好接班人，扫盲工作保证不受影响。”

韩区长和妇女主任知道母亲还没吃早饭，正要找人去弄点饭，母亲谢绝并飞快地离开了区政府，跑了十几里的山路，向全家人报告这个消息。父亲将家中的地瓜干、地瓜种和一些用不着的东西都处理掉，草房子卖给本族弟兄迟和南，大黑花骡子赶到下林庄集市上卖了，全部家当卖了1200元钱。母亲终于松了口气，已经破釜沉舟了，就与父亲紧锣密鼓筹划下一步的安排。黄县的伯父也几次托人捎信给父亲，让我们一家人抓紧时间搬回黄县，一家人老少团聚。父母及全家人仿佛看到乌云深处透出一道光亮，期待着“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心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的母亲，十分关注我们兄弟的学业。我和大哥已经上二年级了，由于母亲从小管束严格，我们俩在班里品学兼优，是数得着的好学生。大哥学习更用功，学习成绩自然比我强一些。他心地善良，老实憨厚，不爱说话，有时说话还有点结巴。我们从来没买过作业本，都是买几张粉连纸自己加工成作业本。为了保护作业本，还会找张厚一点的纸贴上当作封面，装订好再让母亲工工整整地写上我们的姓名、班级。为了省钱，兄弟两个人合伙买一套课本，母亲会仔细地用厚纸包好封面，然后只为我们写上课本的名称和我们的班级，不写名字，预防产生矛盾。一直到1954年春天搬到黄县上学时，我们才有了各自的课本，作业本还是买白纸自己制作的。

小时候，我经常和几个孩子跑到南沙河打水仗，还常在东河坝上钻树条空隙，登高爬树抓“特务”；有时候抡着木棍在南大街上凭借泥堆、粪堆为掩体，冲锋陷阵“打鬼子”。一个冬天的傍晚，“战斗”中不小心，我的下巴被木棍打破了，鲜血如注。我扔下木棍，捂紧伤口跑回家。昏暗的油灯下，母亲边气愤地训斥，边从锅灶下挖出一把黑烟灰按到伤口上，血止住了。真是奇怪，伤口也没发炎，几天就痊愈了，却也留下了永久的伤痕。

母亲出生的年代充满了战争、屈辱、贫困、死亡、疾病、流浪、饥饿……她为当年没有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深感遗憾，于是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可以想象，时局动荡下，生活紧迫，要养活老老少少的一大家子人，有多么艰难啊！可是，母亲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她都坚持让孩子读书长知识。举家搬到黄县之前，母亲首先想到的是我和大哥的学业，为了不耽误我们上学，决意让我们俩提前赶到黄县，不能耽误新学期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