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线上挣扎

大约从1953年10月开始，国家对城镇居民实行粮食、油料（包括食油）的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发《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从而拉开了中国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实行“统购统销”后，布票和粮票按人口定量供应，光有钱没有票证是买不到东西的。那年代做件新衣服是件奢侈的事情。母亲为了省钱，都是先买来布，找裁缝裁剪后回来自己做。全家老少的衣服鞋袜几乎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起来的。只有我和哥哥上中学后，母亲才买来廉价的布找裁缝加工。

我们小胡同东有个腿脚不太利索的宋裁缝，她做的衣服又可体又便宜，生意兴隆，收入可观。父母很羡慕，打算让我中学毕业后去跟着她学裁缝手艺，将来吃穿准不愁。一贯听话的我一听这话就急了：“我可不去学那手艺，那是老娘们干的事情。我一个男子汉将来要上中学、大学，如果今后家里有钱了我还想去留洋呢！”

母亲听了我的抢白，不仅没生气，还乐滋滋地说：妈就知道我家老二理想远大、有出息，但愿上天保佑，让儿将来多念书做大事。

做新衣服一般是在春节前，也不是每年都能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新做的衣服前三年必须是在春节的大年初一到初三才能穿，初四就要洗干净存放起来，待来年春节再穿，第四年就可以每天穿了。大哥穿的新衣服最多，他穿小了我才能穿。后来条件稍微好一点，弟弟妹妹才能各穿一件新衣服。等破的实在穿不了就撕碎用来“打被子”纳鞋底。布料的颜色很单调，多是蓝色、黑色的。女孩子的衣服带点格子或其他图案。母亲有时为了省钱便买块便宜的白布，在锅里放上染料染成黑色或蓝色。衣服的款式除了传统的便服，大都是“中山服”、“解放服”和“列宁服”。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们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后，就急忙外出拾牲口粪、鸡粪、狗屎，然后卖给生产队；或在河边道旁、村头巷尾垃圾堆里捡碎铜烂铁卖给供销社；或到地边田头拔草回家喂兔子；或捡人家遗弃在菜园地里的菜根、菜叶喂猪；或到河套沟边野地里拾烧禾；或在垃圾堆里捡碎铁和煤渣……晚上做完作业后，再到碾屋推磨。推磨体力消耗大，是条永远走不到终点的弯曲路。我们推磨筛出来的面粉并不是为自己吃，为的是给人家推磨挣点麸皮补给生活。每次母亲都给我们定任务，一般一晚上碾磨30斤小麦或玉米，磨推不完不能睡觉。母亲虽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心里也很矛盾很难过，但是我和大哥及姊妹们从来没有怨言，我们知道父母的艰难和不易。

那时，学校每月要组织学生进城看一次电影，电影通常是《白毛女》《海岛风云》《鸡毛信》之类的黑白片，票价5分钱。可这5分钱我也拿不起。每次我向母亲要钱，她都是摇着头无奈地说：“孩子，妈不是不舍得，咱家的条件实在不允许啊！”看到母亲为难的样子，我只好蔫退了。只要学校一组织看电影，我和大哥就请假回家帮家里干活，上坡里拾烧草。后来班主任李老师看出问题对我说：“再看电影不要请假了，我向学校申请今后看电影给你们哥俩免费。”听了李老师的话，我乐得都要蹦起来了！从那以后，我才能与同学们一样看电影了。后来我才知道每次看电影的票钱并不是学校免的，而是李老师自己垫付的。得知这个消息，我心情难以平静，一股对老师的感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多好的老师啊！她为了我的自尊心不受伤害，竟用善良的谎言慰藉我的心灵！

李老师出生在南方的苏杭一带，是典型的江南美女，浓浓的眉毛，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白里透红的圆脸上明亮的双眸犹似一泓清水，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租住在我们村杜家街街南一处不太宽敞的旧房里，离我们家也不太远。李老师非常了解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对我们哥俩特别关照。为了报答老师的知遇之恩，我更加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尊敬老师，辛勤劳动……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当年我的作文、图画作品，经常被李老师作为范例在班里宣读，还贴到墙报上展示。

尽管我们家最大限度节衣缩食，但终因家底太薄，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一直是村里出名的“特困户”。上级每有救济粮款发到村里都有我家的份，粮款村干部定时分发。为了生存，母亲多次无奈地厚着脸皮赔着笑脸，到后街找村干部预支钱买粮，一趟趟跑，一次次看白眼。村干部阴沉着脸，边开介绍信边甩出几句刺人的话：“哼！回去要仔细点花，节约点用！你们家就是个填不满的穷坑啊！”

母亲双手接住那张字条，赔着笑脸连声说：“一定！谢谢！”可是一出了干部的家门，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下来了……母亲不是那种没皮没脸的人，也有人格尊严，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她能有什么办法？她扶着墙壁失声恸哭，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跌倒在大街上……都说人穷不能志短，可作为母亲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挨饿啊！为了孩子，母亲只能打掉牙齿带血吞到肚子里，把做人的自尊抛到九霄云外了。

随着互助组、合作社的成立，我们家也加入了合作社。农村合作社，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它是为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在自然乡村范围内，由农民自愿联合，将其各自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较大型农具、耕畜）收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组织农业生产经营，农民进行集体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经济组织。

我们家村东那宝贵的一亩二分水浇地，耕种不到三年就入了合作社，父母亲心里虽然难舍难割，心痛得睡不着觉，但是响应上级党的号召那是不能含糊的。

这年7月，全县开展了由点到面，以“粮食统购统销及合作化问题”为中心，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涉及面之广，波及人员之多是空前的，断断续续延续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1957年夏末初秋，炎热的夏天过去了，大地迎来了凉爽的秋天。我爱秋天，秋给大地画了一幅美丽的图画，给人们带来了丰收的快乐。这时三妹出生了，大家庭又增加了勃勃生机。三个兄弟三个姊妹，上有年迈的祖母要赡养，下有“一群半大小子壳郎猪”，又没有一点祖上遗产，那生活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每次吃饭，一家人围满饭桌，小板凳不够坐就找块木头，再就是站着蹲着，伸着胳膊插着人缝夹菜吃。有时做的菜刚端上桌，就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母亲只能喝剩下的一点菜汤。但母亲从来不让奶奶受委屈，总是为奶奶特意做点好吃的端到她炕头上。虽然父母为一家人的生计从早到晚忙碌劳作，像一只陀螺被鞭子抽打着不停地旋转，但是一家人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艰苦的岁月，常常能磨炼人的心志。生活的担子沉甸甸的，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他们却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勤劳的双手，在极度贫困的岁月里，苦撑起了一个温馨的家。父亲劳作之余挑起“八股绳”，煮地瓜、做豆腐脑，给防治所（烟台市北海医院前身）食堂清理卫生，挑送污水，挣点辛苦钱。有时，善良的厨师把海鲜的下脚料——大虾头、鱼头、鲅鱼尾送给他。父亲就兴高采烈，急三火四地拿回家。母亲洗干净那些海味，锅里添上水放上盐，烧一锅海鲜汤，捞点鱼肉送给奶奶，一家人美美地喝一顿鲜汤。母亲在家里也闲不着，没白没黑地糊火柴盒、纺绳、纳鞋底、养鸡、养猪、养兔子……

我们一天天长大了，几个妹妹弟弟陆续进入林家庄小学读书。我和大哥1955年8月离开林家庄小学，开始去东北隅村里的“中心完小”上学了。尽管日子仍然很苦，但是常看到母亲过早衰老的脸上绽出笑容。也许她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希望。

1957年，全县遭受了多年罕见的干旱，全年降水量仅有284毫米，是往年的三分之一。农业大减产，粮食奇缺，普通人家都以瓜菜为主食，我们家温饱更成问题。此时，我在学校表面上还是有模有样的少先队中队长，胳膊上还佩戴着两道红杠杠，可肚子里三尺肠子早空着二尺半。母亲尽管千方百计想让我们吃饱饭，却仍力不从心，常常饿得耳鸣眼花。村里一位要好的姓杜的同学，家里当时有“外汇”（其父亲在济南市工作，按时往家寄钱，时称为有“外汇”人家），生活较好。我每天早一点拐着弯到他家约他一起上学，实质是另有所图。每次去他家，善良贤惠的杜大婶都会温声细语关心地问我：“吃饭啦？吃什么饭？吃没吃饱？”每次我都会煞有介事地说：“大婶我吃啦！吃的好饭，吃得饱饱的！”每当这时大婶都会笑着对我说：“你这孩子，你们那一大家子人哪能吃好吃饱呢！”说着就递给我一块玉米饼子或掺了点菜的白馒头。我也顾不上脸面了，狼吞虎咽吃下去。多年来，我把那位好心的大婶视为救命恩人，还时常去看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