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旋涡中的悲剧

全民除四害

1958年春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剿灭麻雀和老鼠的高潮。我们县里什么工作都跑在前面，这项工作也不例外，几乎所有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全民动员，围歼麻雀、老鼠、苍蝇和蚊子。学校开大会动员老师、同学要积极参战，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们师生要绝对响应，校内校外相结合不留死角。

每天早饭后，参战人员必须进入阵地，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房顶、墙头、树上地里鞭炮齐鸣。妇女们挥着竹竿彩旗，老太太敲打着铜盆脸盆，呼天叫地，此起彼落，震耳欲聋。飞来窜去的麻雀们惊恐万状，疲于奔命，根本无立足之地，无处喘气栖息，更绝的是在村头林边显眼的空荡区域放毒饵，各村的基干民兵扛着火枪分兵把守。那些可怜的麻雀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累死、饿死、毒死、打死，到处是死于非命的麻雀尸体。

消灭蚊子主要采用填水塘、平污沟等办法，尽量减少蚊子的滋生地。晚上村里村外到处点上麦糠之类的东西，烟熏火燎使蚊子无处藏身。

对付麻雀，我们男孩子成了生力军，个个手执弹弓像狙击手，上学放学腰里都别着弹弓。为了做一个得心应手的好弹弓，村周围的树林里像样的树杈几乎砍完了。弹弓上的皮筋是用修理自行车时换下来的旧内胎，剪成一条一条做成的。修车铺师傅每根旧红色车胎要收3毛钱，黑色的再加1毛钱。为了打麻雀，必须配备数量多的“子弹”，我们放学后纷纷到绛水河边捡大小合适的石子。听大人说黄泥劲儿大，我们就跑到田地里寻觅，找到黄泥块拿回学校，兑上水，搓泥丸，学校操场边的大石条上每天放满一个个黄澄澄的泥丸。我们的衣服沾满黄泥，衣兜里盛着石子、黄泥丸，时刻警惕漏网飞来的麻雀，一有情况就会抽出弹弓，众弹齐发。有的同学误将人家的窗玻璃打碎了，没少挨骂。

那盛石块、黄泥丸的衣兜掏来掏去经常破损。母亲知道消灭麻雀是上级的命令，心里虽然不满但也不好直言批评。晚上待我睡了，她默默地缝好衣兜，再洗干净挂在院子里晾干，嘱咐我要注意安全，不能用弹弓打别的东西，更不能影响学习。

每天傍晚放学后，村里会有人组织分头把守住出口，有人拿着手电登梯上房，在屋檐下掏窝搜查，抓幼雀、摸鸟蛋。有一次，有个同学掏鸟窝时碰上鸟窝里恰有条蛇正在吞食小麻雀，吓得那个同学“哇”的一声从梯子上跌下来，多亏下面有个草堆才没伤着。那次遇险后，再到屋檐下掏麻雀窝时会先用树枝伸到窝巢里探一探，听一听，确保安全了才动手。那时候，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zk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

@zk吸人血，招病害，偷人粮食搞破坏。

捕捉老鼠的数量要看尾巴的多少，麻雀要逐个数腿，每两条腿算一只麻雀，缺一条腿都不算数。我们每天上学，进了校门，排着队站在大门洞里那张桌子旁，向老师报告我们的战果：老鼠尾巴要用线串起来；麻雀腿要一对一对捆好；苍蝇装在瓶子里，老师拿着根树枝拨拉着数，然后登记造册上报。数量多的同学，登在黑板报表扬，数量少的被通报、受批评。

这场以杀灭麻雀和苍蝇为核心的全民运动，成了“大跃进”的序曲，直到农业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之后才偃旗息鼓。除“四害”被纳入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正常轨道，日渐成为难忘的回忆。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全国捕杀麻雀2亿多只。到了第二年春天，城乡的树木，特别是城市街道两侧的树叶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了。

1958年是特殊的一年，全国上下举起了“三面红旗”。“大跃进”标志着中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努力完全是不成功的。“大跃进”的历史背景是“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人们错误地认为工农业生产会出现迅速增长的新气象，在全国范围内将有经济飞速发展的可能，于是提出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个大的跃进。1958年夏收季节，各地兴起一片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与社论大加鼓吹，并且大肆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公开批判“粮食生产有限论”。1958年8月，中央召开会议，不仅没有对已经十分严重的浮夸风和混乱现象加以纠正，反而加以支持。高指标、高产量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老百姓对此兴高采烈，深信不疑。

1958年8月，我和大哥考入黄县“红专大学”——一所没有任何学杂费、半工半读的中等专业学校。学校坐落在县城南菜园泊村一个大庙里，校长由当时的城关公社党委书记曲继辉兼任，还有两位副校长。一位叫王源深，身体魁梧健壮，据说经历过南征北战，立过战功，负过伤，是一位军转干的老革命。他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但聪明机灵，也很健谈。他给我们讲政治，讲当年他与日本鬼子拼刺刀的场面，与国民党枪战，子弹打光了就赤手空拳搏斗的战斗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唾沫星子横飞，很让同学们感动，常常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还会打一手漂亮的锣鼓，修理家用电器。另一位副校长姓刘，是一位白白胖胖的中年机关干部，同学们从来没见他笑过，偶尔笑一下也是干咳嗽几声，算是笑了。刘副校长后来调进总工会任领导直到退休。我任市总工会主席时，他有事找我，我恭敬地称呼他“刘老师”，其他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红专大学”设立农业、机械、财会等专业，毕业后视本人学习成绩和家庭情况分批进行分配，主要为本县、本公社工农业生产培养技术骨干力量。学校还有100亩实验田，供学生劳动实习。

我被分配到农业一班，班里共有五十名同学，班委会主席梁振运，副主席温桂馥（女），他俩都比我们大几岁。梁主席长得个头高一些，白里透红的脸上透着聪明。他处事灵活，心眼多，胆子大，很有号召力。温副主席眉淸目秀，身材丰满，勤奋朴实，与同学们关系融洽。冬天的早晨，不管是不是她值日，她几乎每天第一个进教室门，掏炉灰、生火炉、倒煤渣、打扫卫生。同学们都很尊重她。

我们入校时，正值繁忙的秋收季节，田园里到处是丰收的喜悦景象。通往学校的农道旁，又粗又长的玉米棒像是在感谢人们对它的辛勤培育，露出金灿灿的牙齿，开心地笑着；俊秀挺拔的高粱，像已穿上嫁衣的新娘羞红了娇嫩的脸；翠绿的花生蔓儿沐浴着金色的秋风；成片的大豆在微风轻拂下，摇起了欢乐的金铃铛；一垄垄地瓜也撑破了厚厚的土地，争相露出了粉红色的肚皮……

往年这个时节，生产队就要组织精兵强将，到地里收获丰产果实。可是1958年的秋季并非如此，人民公社刚刚成立不久，生产方式还是极其落后的，却违背自然发展规律，采用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大兵团作战的生产方式，把几个自然村划为统一领导的管理区，然后把劳动力统一组织，集中起来，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统一收割和翻耕。牛、马、骡等牲畜和农具也极为有限，不得不依靠原始的生产方式拼体力。耕翻土地是一镐一锨地把土地翻耕出来。为了赶进度，调动所有的人力资源，连我们这些刚入学不久的学生也成了“兵卒”，被摆在这台“棋盘”上。大人刨玉米秸，我们紧跟其后掰玉米棒，然后用筐子抬到地头。地瓜地里，我们每人拿着一把镰刀，一人一垄，弯着腰，一字排开，挥着细细的胳膊，舞着镰刀砍断满地爬的蔓子。那匍匐在地、肆意而生的地瓜蔓子，纵横交错。蔓子半路上也扎根儿，早已分不清它是哪一棵上的。我们只好把砍下的蔓儿滚成长长的一捆，一齐用力喊“一二三”。一捆一捆地瓜蔓被推到地头，大人们紧跟在后面刨地瓜。我们把地瓜装进筐子里，再抬到地头，搬上牛车或小推车运走。大人们立即用铁锨把土翻出来整平，接着用耧播种小麦。收花生、割大豆、刨高粱也是这样的人海战术。一时间，广袤的田野上到处人山人海，处处人欢马叫，好不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