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化

1958年9月1日，根据上级的指示，黄县创办了第一处人民公社——东风人民公社（后改为中村镇）。接着陆续按自然区域划分，相继成立15处人民公社。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共有99634户农民加入人民公社，设生产大队108个，生产小队957个。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村庄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为五六千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将贫富水平不同的村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统一上交公社，实行全社范围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应制（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同时，社员的自留地、房前屋后的自留园、家畜、果树等也都被归为公有。上级还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牲畜、物资和劳动力。农民惊恐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对生产力造成很大破坏，这也给农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人民公社大力推行“四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任务时间化）和“四到田”（干部到田、吃饭住宿到田、开会办公到田、大字报到田），将劳动力按军队编制成班排连营团，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除此之外，还强调公社生产自给，努力扩大公社内部的产品分配。农村那些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及家庭副业，如养猪、养鸡、养兔等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所有的农事活动都要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势，运用大兵团、集体化作战的战略方式，整齐划一，移山填海。农户的粮食一律充公，吃公共食堂。每个村组织民兵挨户搜查，私藏粮食的被批斗，搜出的粮食也要无偿送到大队食堂。对于有私藏粮食的嫌疑户，组织民兵拿着铁钎子进家，逐间房屋从地面到墙壁进行检查，看有没有藏粮食的地洞。晚上派出暗哨蹲守，堵截夜间转移粮食的农民。老百姓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我们家从来没有民兵去过，因为村里人都知道我们家连一日三餐都吃不饱，哪里还能有多余的粮食隐藏。

学校东南不远有处会战的“兵团”营寨，驻扎在收割后松软的土地上，工棚林立，人声鼎沸，不知道的人还认为驻扎了拉练的野战军部队。这样的生产形式，让孤陋寡闻的庄户人大长见识。

县里将15个人民公社划为15个战区，战区设指挥部，下设团、营、连、排等。刚成立人民公社做任何事情都不从实际出发，一律讲求平均主义，讲究“一大二公”。无论干不干、干多干少，都可以在公社集体食堂里吃不要钱的饭。这样一来，谁还会去扑下身子卖力气干活呢？当然，管食堂的干部和食堂的司务长很牛气，隔三岔五地加小灶，偷窃现象也屡见不鲜。

年过半百的父亲，当过生产队的干部，任过人民公社的连、排长，昼夜奋战在生产第一线。出大力，流大汗，工作上稍有差池，不是“扛黑旗”，就是被戴上“败将官”的帽子。母亲在生产队的养猪场当过饲养员，参加过妇女深翻队。妇女们不管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但凡迟到或干活稍怠慢一点，不是被戴上“黑心牌”，就是在衣服后背贴上黑底白字的布块块“懒老婆”。多数妇女失去尊严，遭到人格欺辱。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生产缺乏正确的战略运筹，顾此失彼，集体和个人都没有粮食物资的储备，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吃饭不要钱听起来很大气，很振奋人心，但具体实施起来却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徒有虚名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前提下，都在梦想“共产主义”就要到了，谁还愿意积极主动去劳动呢？不劳动，哪来的东西吃呢？

时间不长，所有的公社、管理区和村庄都缺粮，甚至完全断粮，“共产主义”式的公用食堂持续了不长时间，相继关门倒闭。反差太大，老百姓心灰意冷，如坠深谷，在填饱肚子这一大问题上各奔前程。时间不久，村周围各种能吃的东西，树叶、树皮、野菜、地瓜蔓、田地里遗失的干菜叶子等都被吃光了。很多人因吃不上饭患上水肿病，几乎每天都听到有老人、病人过世的消息。

母亲在深翻队那段时间，白天晚上跟着“深翻队”战斗在建造“大寨田”第一线，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步调一致，行动统一。每当锣声、号声或“钟声”（敲击工棚边木桩上悬挂的一块钢管、犁尖）响起，大家爬出窝棚，洗漱、吃饭、出工、劳动、收工、开会，有条不紊。组织纪律要求很严，任何人不准无故回家。

我们兄妹六人就像没娘的孩子似的，饭也吃不饱，觉也睡不着。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和大哥放学回家，只看到奶奶和几个兄弟姊妹，不知父母的去向，大家很想父母亲，一齐缠着大哥，让他带着我们去找他们。大哥抱着三妹、背着三弟，我和大妹、二妹拿着几块熟地瓜和咸菜紧跟其后，一路逢人就打听，像逃荒一样从城东转到城西，从城东南凤凰山赶到城北宋家疃，走一路打听一路。我们跑得又累又饿又困，好不容易找到“深翻队”，已是下半夜了。那里正点着汽灯开大会，临时搭建的台下，人黑压压的，台子上押着的几个人。前排的人头上戴着有“败将官”字样的高帽子，后排的人胸前挂着“黑心牌”。会场一片寂静，只听到汽灯吱吱地响，主持人声嘶力竭地吼叫，指责戴高帽的干部领导不力，没有完成深翻地的任务，批判那些挂“黑心牌”的干部不负责任，良心坏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吓得在会场边的玉米秸子垛边，依偎在一起不敢吭声。三弟和几个妹妹相继睡着了，我和大哥忍着饥饿硬撑着。散会时已是下半夜，大会主持人宣布，“深翻队”要立即开拔去城东南凤凰山整地。我和大哥在人群里看到了母亲的身影，嘴里大喊：“妈妈、妈妈……”母亲听到我们的喊声，回头看到我们，眼睛里泛着惊喜。她拖着疲倦不堪的身体向我们奔来，我们一齐扑到母亲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母亲的眼睛也湿润了，她问：“弟弟、妹妹呢？”哥哥用手指指向玉米秸子垛，母亲三步并作两步疾奔过去，看到一张张泪渍未干的小脏脸，母亲的眼泪像绝了堤的河水……

天色已经很晚了，大队人马要立即转移战场，时间紧迫。母亲只得领着我们一群孩子，赔着笑脸向“营长”请假两个小时把我们送回家。到家后，天已经大亮了……母亲赶紧掀开锅盖添上水，放上竹筚子，解开大襟袄纽扣，从衣袋里拿出半块玉米窝窝头，又接过我们拿的咸菜，去饭篓子里拿了些熟地瓜一块放到锅筚子上。那玉米窝窝头是她自己不吃，省下来想找机会送回家的一点宝贝。锅里水开了，母亲做了些玉米稀饭，把那块玉米窝头和一碗稀饭送到东屋炕上让奶奶吃。她嘱咐我们说：“你们要听话，请了两个小时的假，超时要受处罚的，我得赶快走了。”说着拿着块地瓜急急忙忙地走了。不知什么时间再与母亲见面，我们心里难过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