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案件”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名叫纪淑萍，白净的脸上戴着副眼镜，温柔可亲，对同学们非常关心；语文老师刘孔范和蔼友善，心地善良，治学严谨；数学老师李汝恭是一位资深的老教师，教学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这些老师深得学生的喜爱，至今我们还念念不忘，总想找机会去看望他们。学生的宿舍安排在学校西面不远处一栋南北贯通式的大宅院里，每栋房子里都有土炕，铺些麦秸、铺上被褥就可以睡觉了。和我同炕挨着睡觉的是李有欣，他家的经济条件稍好一些，带的被褥既轻快又暖和。我的被子是母亲用粗糙的“更生布”做的，又重又不耐寒，晚上盖着压得几乎喘不上气来。

学生每天上完课，还要到学校的100亩实验田里劳作，拔草、浇水、施肥……肚子吃不饱，饿得前胸贴后背，加之繁重的体力劳动，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有一天，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好不容易请了假回趟家想得到父母的安慰，顺便再要点食物添饥。跑回家一进院门，看到父亲赤着双脚蹲在院子里抽旱烟，脚面上沾满了泥土，大概刚从深翻土地的工地回家，看起来筋疲力尽的样子。

父亲见了我，劈头就问：“也不是礼拜天，你不在学校好好念书，回家来干什么？”

我怯生生地回答：“学生口粮定量太少，饿得不行，活又太累，腰疼得受不了。”

“胡说！小孩子哪儿来的腰？”父亲不由分说截住了话茬儿。

听到父亲冷冰冰的盘问，我一时窘在院子里，眼窝里噙着委屈的眼泪，悻悻地转身准备返回。这时，正在屋里炕上缝补衣服的母亲出来了，叫住我并塞给一个掺野菜的玉米窝窝头，温声细语地说：“孩子，现在到处都是干重活，吃不饱饭，家里也没有吃的。这年头谁也没有办法，只能忍耐。上帝会保佑我们活下去的。好孩子，赶快回去吧，别耽误了功课。”

我手里握着母亲塞给我的野菜窝窝头，一边走一边哭……当时非常不理解父亲那种气哼哼的态度，后来长大了才逐渐理解了父母的心。天下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呢？可是那个年头，他们心里都很苦恼，很烦躁，但爱莫能助呀！

那段时间，学校发生了两起严重的刑事案件，一个是书写反革命标语，另一个是私刻公章。学校外有一块玉米丰产田的地头，在一块创“卫星”的标牌上，有人用粉笔写上了反动口号。公安局来人进行排查，同学李有欣莫名其妙地成了审查对象，因为他常说些个俏皮话。我也成为嫌疑人，理由是大姨一家人就住在丰产田不远处的砖瓦窑洞旁，有人指证我曾几次路过那里。公安人员和王副校长把我们几个怀疑对象带到大门楼旁边的传达室里轮番问话，核对笔迹。我刚踏进传达室的门，那个身着警服、头戴大盖帽的矮瘦老公安就伸手关上门，接着就板起脸来。他把手枪、手铐“叭”的一声拍在桌子上，先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然后敲打着硬邦邦的桌面，厉声地问：“你要老实交代，为什么要写反革命标语？动机是什么？我告诉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老实交代，才能争取从宽处理！”

我听到这话，脑子“轰”的一声，这是哪跟哪啊？怎么会把这样的大帽子扣在我的头上？当时气愤胜于委屈，我也不示弱，大声对他说：“你们找错人了！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让我交代什么？我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憋屈得难受，但强忍着不让自己流眼泪。

老公安说：“有人指控你几次去你大姨家路过那块丰产田！”

“我去大姨家不假，路过那块丰产田也不犯法吧！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没写什么反动标语！你们不能冤狂好人！”我理直气壮地反驳他。

那个老公安看我的态度很坚定，语气软了下来，说：“冤枉不冤枉要看最后结案。你回家好好考虑一下，和你父母说一下利害关系，明天再来，要如实交代。”

我看着王副校长铁青着脸，坐在旁边，两眼像鹰一样紧盯着我，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也在怀疑我。

当我转身推开门走出去那一刻，我的眼泪再也憋不住了，哗哗地任意流淌……虽然我心里没有什么亏欠，更无压力，但我毕竟是一个孩子，这么一个大帽子一旦扣到我头上，不仅我的一生彻底完了，也会连累家里人过不上安生的日子！

晚上放学后，我急匆匆地赶回家。

母亲看到我哭成了泪人，温情地抚摸着我的头安慰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咱没写就不怕赖，不能因为你大姨家离案发现场近就认定是你干的。”

母亲严肃地说：“你记着，为人做事要敢作敢当。无论什么时候，事情做了就要勇于承担责任，没做的事就是打死也不能承认！”

听了母亲的安慰，我心里好受多了，擦干了眼泪对母亲说：“妈，你放心好了，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经一个多月的侦察，案情终于告破，原来是一个姓纪的学生干的。

在那一个月里，我的压力特别大。有的同学看到我就像看到瘟神似的，低着头过去不同我说活，好像一与我说话就会大难临头似的。

案件破了，黑脸王副校长见了我笑嘻嘻地说：“小家伙还行！这会儿没事啦！真金不怕火炼嘛！”话中没有半点道歉的意思。我也没理他，转身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