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琐记（修订版） - 美术馆

美术馆

美术馆应该算是领会形式、评判形式的最后场所吗？

——杜尚

上图：位于新泽西州的迪亚·毕肯艺术中心，建于2003年。图为理查德·塞拉专厅。下图：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北翼。目录对页图片：罗尼·霍恩装置作品《狄金森如何待在家里》，1993年。狄金森，美国著名女诗人，终生隐居，精翫字词

孩子喜欢打量穿制服的人。我也喜欢。在这儿，警察的黑制服和一身披挂当然最醒目：帽徽、肩章、警衔、枪、子弹带、手铐、警棍、步话机，外加一本记事皮夹。有一回我在地铁站点烟，才吸半口，两位警察笑嘻嘻走拢来，老朋友似的打过招呼，飞快填妥罚款单，撕下来，递给我。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到处是警卫，一色青灰制服，但行头简单，只是徒手，每座小馆至少派定一位。当你拐进暗幽幽的中世纪告解室、古印度庙廊偏房或埃及经卷馆，正好没有观众时，必定先瞧见一位警卫呆在那里。文艺复兴馆、印象派馆、设在顶层的苏州亭院，男女警卫可就多了，聊天，使眼色，来回闲步。在千万件珍藏瑰宝中，他们是仅有的活人，会打哈欠，只因身穿制服，相貌不易辨识。人总有片刻的同情心吧(也许是好奇心)，当我瞥见哪位百无聊赖的警卫仰面端详名画，就会闪过一念：三百六十五天，您还没看够么？

警卫长不穿制服，西装笔挺，巡逡各馆，手里永远提着步话机——闭馆了。忽然，青灰色的警卫们不知何时已在各馆出口排列成阵，缓缓移动，就像街战时警民对峙那样，将观众一步步逼出展厅。这时，将要下班的警卫个个容光焕发。

大门口还有一道警卫线。当我在馆内临画完毕，手提摹本通过时，警卫必须仔细查证内框边缘和画布反面事先加盖的馆方专章(从不瞧一眼我的画艺)，确认无诈，这才拍拍我的肩背，放我出馆，就像小说《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探完监，挤过门口时被狱卒在背上拍那么一记。

只有那位肥胖的老警卫每次都留住我，偏头审视摹本：“哈！艾尔·格列柯，不可思议。你保管发财——等一等，这绝对就是那张原作，你可骗不了我！”

老头子名叫乔万尼，意大利移民。如果不当值，这位来自文艺复兴国的老警卫可以教我全本欧洲美术史呢。

1982年元月，我踏雪造访大都会美术馆，平生第一次在看也看不过来的原作之间梦游似的乱走，直走得腰腿滞重、口干舌燥。我哪里晓得逛美术馆这等辛苦，又不肯停下歇息。眼睛只是睁着，也不知看在眼里没有。脑子呢，似乎挤满想法，其实一片空白。

撑到闭馆出门，在一处可以坐下的地方坐下，我立即睡着，还清清楚楚地做梦。

但随即醒来。饿醒的。

记得获准留学，行前被江丰老师叫去。“不要怕吃苦，”老先生沉吟着，并不看我，“到了美术馆，就吃点面包、香肠，这样子，我们中国的油画就上去了嘛！”

上图：北京校尉胡同老美院三号楼宿舍。左三，老同学孙景波，左一，老画友韩辛，右二，我。摄于1981年出国前夕，那时，我们体内的蛋白质和卡路里，不过是食堂的白菜馒头白开水。下图：纽约现代美术馆后院，营养过度的美国观众在马约儿胖女子雕塑前歇息。

后来呢，后来发现美术馆阔人区的香肠面包并不便宜，而且美术馆内不准吃东西：其实是自己穷。美术馆餐厅一份三明治，七八美元，加上地铁来回票，对当年如我似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能省则省。馆外小摊有便宜“热狗”，既难吃，也不果腹。怎么办呢，于是自备一份干粮，坐在馆外慢慢地咽。

几年后我进馆临画，索性煮好茶叶蛋之类中国饭菜随身带着，仅为在餐厅落座而叫杯咖啡，颇以为得计。有一回剥着茶叶蛋，邻座来了一家四口工人模样的日本游客，叫满一桌，光是每人饭后那份水果，单价就在三明治之上。

据吴尔芙夫人的说法，若缺了高浓度营养，写作时脑后那根“火苗”就是蹿不上来(难怪“困难时期”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得赏较多的是粮票和油票)。我既非作家，更不是“高知”，乍来美国，肠胃史的内容不过是美院食堂那份菜单：熬白菜、馒头、白开水。以这点蛋白质、卡路里加脂肪，哪里扛得住逛美术馆这类高度体力兼脑力支出的风雅情事。好在美院伙食总算长进了：那年归国探访，只见面色活润的年轻人围在桌边，爆腰花、醋熘鱼片、番茄炒鸡蛋，还叫白酒。

祝福年轻人！如今真喜欢看见青年，常常发现自己在那儿傻看。

我久已是纽约美术馆资深导游(免费)。业务之一，是当朋友被内急所逼，我通晓馆内各个厕所的方位——朋友进去，我等在门外浏览观众。看画既久，我本能地会腾出眼睛看看活人。

奇怪。人到了美术馆会好看起来——有闲阶级，闲出种种视觉效果；文人雅士，则个个精于打扮，欧洲人气质尤佳；天然好看的是波希米亚型穷艺术家或大学生，衣履随便，青春洋溢，站在画幅或雕像前，静下来了，目光格外纯良：我所谓的好看就是这意思。美术馆似乎无为而为事先选择了它的观众，观众进馆，也和馆外的世界自然而然划分开来。也许只是错觉？要么理由很简单：在这儿，人的背景换了。就说拍照吧(彩色胶卷泛滥之后，照片变得丑陋)，在美术馆厅堂或藏品前留影，也就比较的可看。

去年在一篇访谈中被问及艺术与人民的关系，我想，我们或许将“人民”和“文化人口”相混淆了。初来，看到音乐厅、歌剧院和美术馆的人潮，我不禁感慨：此地的人民真有教养。但我错了。其实千千万万美国人民挤满在商场、赌场、迪斯尼乐园、流行歌厅、体育馆、健身房、电影院，或稳坐在自家电视机前，手里捏一罐啤酒。

就我所知，古代的艺术和人民曾经关系和谐。意大利人民(包括乞丐和囚犯)挤在西斯廷教堂朝圣，中国老百姓(包括商贾和驮夫)钻进敦煌洞中礼佛，那时，说艺术等同于宗教，不如说艺术等同于今日所谓“媒介”——我们口口声声的“现代”，人民更在乎艺术，艺术更在乎人民吗？

此间一份社会调查显示，在男性中有高达百分之四十的人从不去美术馆，毕生对艺术毫无兴趣。而在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中，去美术馆的人数比例也少得可怜——然而这少得可怜的一撮人，就我所见，常使此地美术馆人满为患，每逢专展，一票难求。

所以值得比较分析的是各国文化人口在“人民”中的比例差异和差异的原因。今天，将人与人排比而贬褒，未免乖张，我的意思是，美术馆馆里馆外的人群或可测出今昔文化生态的变迁。报上一则报道说，某日大都会美术馆总监亲自带领一群纽约中学生参观名画，一位黑人孩子大胆质问总监：您不觉得这种参观是在提倡精英文化么(好一个“精英文化”，这是当今民主时代的时髦用词之一，同我们的“文革”语言多么神似)？总监同志答道：

“今天大好天气，星期六，您不在街上和朋友们玩耍，却来这里受罪，您不觉得将来您或许也是一位精英吗？”

弗兰西斯·培根在纽约一家豪华旅馆电梯间遇见一位阔佬，手提纸袋破了，滚出青豆和马铃薯来。培根于是说：“他的套间里想必备着小炉子，好让他煮这些菜蔬吃。噢，对有钱人来说，这才叫做奢侈！”

培根自己也有钱，在伦敦买好几处画室，脏乱不堪，晚年还睡墙角边的破旧垫子。

奢侈观确乎可以是好多种。一位北方来的名作家即曾对我叹道：奢侈啊！我现在都不敢坐下来读小说：花好几百租着房子，你他妈得赶紧出去把钱挣回来！

这是实话。好几次我陪国中刚出来的朋友上美术馆，自以为他们理当兴奋，至少脸该正对着墙上的画。可是有位老兄看着看着，又把头朝我别过来：“昨晚想想又哭了一场。往后怎么活下去呀，你还有心思看画？”

我至今记得出馆后这位老兄临风站着忧心如焚的神色。谢天谢地，他很快在外州发财了，电话里都听得出眉飞色舞的——“往后怎么活下去呀！”这真是一只挥之不去的大苍蝇。好在我是老油条了，“插队落户”的前科结结实实垫着，犯起愁来，一会儿又想别的去。想什么呢，索性上美术馆临画。青豆、马铃薯还得过磅付钱，临画，一律免费。

美术馆自身谈不上“奢侈”，美术馆是“贵重”。无价珍藏不必说，单是养好几百警卫就是一大笔开销。大都会美术馆正厅总柜台和四面石壁上的壁龛，长年供着大号名贵鲜花，每簇市价至少千元以上，三五天更换一次，是一个出版界大家族永久性赠送的。奢侈吗？照培根的说法不能算，仍属“贵重”物品。此地美术馆多属私立，前厅石墙嵌有刻满捐家姓名的石碑，还留着空余，谁捐赠谁上榜。我曾见老刻工戴着袖套气闲神定对着石碑下凿子。这是真正的手艺匠人啊，在纽约就像稀有动物般难得一见，可是往来观众谁也不看他。

当初我揣着几十美金来到美利坚，只为一件事：奔美术馆看原作。往后怎么活下去、画下去，全不知道。现在想来，真蠢得连这就叫做“奢侈”也不知道。如今国中来的不少同行总算知道得多了：简历、幻灯片子、参展资料、得奖记录，外加画廊名单。美术馆呢，有空再去，或根本不去。是啊，凭什么非得去——我想明白了：恐怕这才叫做“奢侈”！

欧洲。到目前为止，我只去过英国和意大利。

伦敦国家美术馆夏季不设冷气。这无妨，但不列颠的经济状况由此可见一斑。意大利的衰乱景象可就触目了：拿坡里街市，下午两点，只听身后一位女子锐声尖叫，原来皮包被一位美少年生生扯去，上了另一位少年的摩托车绝尘而去。

说来意大利全境找不到美国式的美术馆。艺术品都散在大小教堂、宫殿、古堡、豪宅、旧日市府，或者马路上。在各地名城的街巷游走，不必进什么馆，随处可见中古或文艺复兴的雕刻遗迹。那不能叫做“藏品”，终年裸露着，日晒雨淋。

藏品当然有，躲在早先供着的场所，寻访不易。譬如卡拉瓦乔两件中期作品，挂在罗马市东南一座小教堂里。教堂还天天用着(一早就有市民为些私事跪在那儿喃喃自语)，你得找到管理员，付了钱，被领到某个漆黑的角落，由他拉一下开关(正是上海民居那种老式电灯“扑落”)，灯泡亮了，先照见金灿灿暗沉沉无数雕饰，然后渐渐看清那两幅名画上的马腿、人脸。探访名胜的感受是分不清兴奋和疲乏的界限(往往二者都是)，当日还有好几处教堂要去拜呢。呆看片刻，关灯离去，卡拉瓦乔悄然没入黑暗，回了坟墓似的。

北欧中世纪末期雕像。类似的无名匠人所作雕像，欧洲数以万计。

上图：意大利奥维耶多城主教堂，始建于1263年。相传米开朗琪罗青年时代曾经专程拜望教堂中的前辈壁画。下图：奥维耶多主教堂门首石雕之一。

欧洲美术馆所见。很抱歉，手边未存资料，作者与作品题目不详。

欧洲美术馆所见。丽贝卡·霍恩装置作品《无政府主义音乐会》，1990年。

所谓梵蒂冈美术馆根本就是一座教堂城。光是一件紧挨着一件摆满罗马雕刻的长廊就有几十条。先看左边、右边？还是这件、那件？进宝库如临奇境，目光和脚步是难以节制的。判断、选择、品鉴、赏析，都谈不上，都在过度亢奋而心不在焉之际匆匆走过去了。通向西斯廷教堂的走廊仅供单行，挤满游客，前胸贴后背地往前蹭。广播用各种语言反复念道：安静，安静！

毕加索曾说，去一趟枫丹白露森林，他就得了绿色消化不良症。在意大利，天天消化不良：文化、历史、艺术，加上大白天抢皮包。

文艺复兴的重头作品不必在美国找。全美大概仅得一枚芬奇肖像，供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用丝绒绳子拦着。中古雕刻在欧洲挤满仓库，美国则三五件就占一大间厅堂。绘画一律平行挂开，看去倒是十分疏朗，但我反而喜欢欧洲那种传统挂法：密密层层挂满整墙。当初印象派同志在沙龙里受的鸟气，就是好不容易选上了，也给挂在冷僻之处——如今还这么挂，给你看到另一层意思，仿佛历史也在场。不是吗，咱们敦煌就有许多小洞，小到你得贴地趴下塞进脑袋和上半身，你不由得设想自己就是那画工：画具往哪儿搁，腕臂又如何转动施展，瞧那四壁画的飞禽走兽，灵动生猛，一笔不懈怠。

不过有一种看画方式，可谓奢侈。大都会美术馆素描部允许经由申请(或走后门)调出藏件，坐在专室独个儿细细品味。1993年经朋友提携，登记净手，米开朗琪罗和安格尔数件真品居然将信将疑捧在掌中了。看是早在展厅看过的，此刻私会，什么感觉？记得脱口而出一句比喻，自以为贴切，只是不好意思写在这里。

芬奇的几帧素描曾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纪念展来过华盛顿。搭朋友车赶去瞻仰，上午到馆，黄昏才轮到我们进场，里面挤得好比在京沪搭公共汽车。哪里是人在看画，分明是芬奇派代表远赴美国接见20世纪的黎民百姓。出场，路过美国风景画馆。大概正值另一专展开幕酒会在即，入口处用屏风挡着，一阵阵飘来刚出炉的、照例以乳酪为主的西式点心的馥郁香气。从屏风缝中张望，但见一排酒瓶闪光，像马奈晚年那幅画。

食物的浓香！那就是我对是次大展和芬奇手迹最清晰、最感动的回忆。

美术馆是一座座庞大的坟墓。多少埃及木乃伊、罗马石棺、中国陶俑，还有波斯古冢的瓷砖画，离开自己的千年洞穴，隆重迁葬美术馆。扬言烧毁所有美术馆的达达派、未来派团体的原始文件，博伊于斯及其同志们刻意走向社会大众的种种观念作品和影像资料，统统被投下巨额保险，给灯光照亮着，得其所哉的样子，死在美术馆里。

美术馆又是艺术家连绵不绝的灵感场、输血站、临时抱佛脚的地方。塞尚会画到一半，雇辆马车到卢浮宫去：“我得瞧瞧他们是怎样画袖子口的，否则一切又得从那里重新画起。”当毕加索被邀请去卢浮宫看看自己的画与经典对照的效果，他破例起个大早，全过程郑重其事。同行看同行，心思不难揣度。80年代初，“波普”式微，“极简”途穷，美术馆推出了一战前后现代主义、表现主义的密集专展：年轻一代涌进展厅，脸上分明写着大彻大悟，故作镇定，不服也得服的诸般表情。不久，在画廊和双年展就看到备受刺激的当代画家奋勇离经，又难以叛道的新作品：更大、更极端、更空洞，也更加变化多端。

然而美术馆总能有效地让人沮丧、厌倦。艺术家不免都有狂妄和脆弱的间歇性并发症：朝拜前人，要么摩拳擦掌，要么万念俱灰。一位国中来的青年同行在微醺之后对我说：“上那儿干啥！还是喝上几杯，自己画自己的。”真是说得一点不错。曾有此间的理论家认为每一代新人都有潜在的“弑父”情结，存心要同美术史的祖辈先人过不去。西方人说话也动辄上纲上线呢，弑父？那是他们的纲、他们的线，如我似的西方文化的外人，至多饱看一场后颓然出馆，在市声暮色中无端感动起来(好像在美术馆受了谁的委屈似的)：还是过寻常生活好啊！

可“寻常生活”又是为了什么？

所以美术馆也是艺术家念念不忘的梦。1889年，印象派同仁集资两万法郎从马奈遗孀手中买下《奥林匹亚》献给国家。1906年塞尚在弥留之际一直念着本镇美术馆馆长的名字，因为这位仁兄始终拒绝塞尚的作品。事情到今天仍然一样，只是方式在变。“波普”耆老利希滕斯坦前几年听说日本国家美术馆有意藏购他的画，亲自出马会见日方人士，不假代理人出面。而美苏冷战解冻之初，两国间最先眉来眼去握手言欢的镜头中，就有美术馆高级官员商讨互换画展的情节。

美术馆尚且看重美术馆，何况区区如艺术家——美术馆是森严的衙门，是被西方当代艺术家和文化人士持续抨击的政治机构。1976年，一群艺术家干脆在纽约现代美术馆门口坐卧不去，抗议评审的不公。类似事端在欧美时有可闻。但包括极为潇洒傲慢的角色，说起哪位美术馆资深的或刚刚走马上任的策划人、部门主管、馆长、董事长、赞助人的姓名时，也会压低声音，露出敬畏、企盼、神秘、晦涩的神情。(中国呢，记得1974年我在井冈山参加油画创作班。忽儿风闻中央文化部美术官僚将要光临。某日，只听得门外轿车停妥引擎熄灭：全场鸦雀无声。)

不过依我看来，美术馆仍不失为一张慈祥公道的面孔。历来美术馆的人事，总不免为权力所左右，为外界所诟病的吧，但说它慈祥，指的是馆内悠悠千年藏品的总体性格和潜在律令；说它公道，则指的是时间。人世有公道吗？似乎也只剩时间仿佛有所公道，而美术馆所收藏的多少可以说就是时间，以及时间的意义(假如时间真有意义的话)。自然，收藏现代当代作品的美术馆总在争议权谋中行事，但就我所见，那里也常在“平反”现代艺术的种种“冤假错案”，追认并适时“发现”曾被遮蔽冷落的天才，为之认认真真地举办规格得宜的回顾展。

我像小孩一样积攒过美术馆作为门票的各色圆形小铁片，攒了怕有上百片吧。那是我去熟的地方，但其实我并不了解此间的美术馆。

据说，过去二十年来西方美术馆的功能、角色越来越难定义：文化格局日渐多元繁复、馆方资金来源和维持方式诸多变迁，使美术馆至尊权威的形象大为降低、软化，以至庸俗；美术馆管理的空前专业化，艺术品藏购手段的极度商业化，当代科技覆盖一切的制度化，又使美术馆门禁更形森严，以至霸道。凡·高、塞尚这等梁山好汉活在今天，左右难以逢源，怕是只有流落草泽的命。问题已经不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而是这种现象正在或将要造成什么。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使美术馆事业更强大、更完善，并以更强大、更完善的力量有效操纵美术馆，乃至操纵文化。那些倔强耿介的地景艺术家，包括其他种种行为艺术家像不像资本主义朝廷的山林隐士或江洋大盗？不论他们的内心和行为最终能否证实他们有无招安之想，作为异端(相对而言)，他们依然从外部反衬并肯定了美术馆难以动摇的存在。

每到星期一，美术馆锁起大门休息了，看过去死气沉沉而气宇轩昂。外星人假如要来攻击人类，又懂得使用飞弹，“他们”会不会特意瞄准各国的美术馆先行发难？

美术馆。近年我很难得上一次美术馆了，不是没兴趣，是不再经常惦记它。如今让我神往的事是飞回咱中国，然后到哪座小村庄的后山坡看看走走——客居域外的无根之说早已是陈腔滥调，我也至今难于回答何以长居此地的发问。随手可以工作的画室？习惯、方便到麻木的日常起居？还是仅仅出于惰性？好几次，从街头拐角望见美术馆门墙高处展览公告的大旗幡随风摆动，并发现自己又在朝那儿走过去时，我就想，大概(为什么是“大概”？)在有形而无意中留我年复一年耽在此地的，就是这可敬可恨的美术馆。

199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