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与章太炎的两次见面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初二，钱基博为他的第三个儿子钱锺英（上海光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曾在交通银行缅甸仰光分行和中国银行工作）和苏州汪氏订婚，从上海来到了苏州，借了当年观前街附近的中央饭店花园举行仪式。苏州汪氏原籍安徽，有一支移家杭州，如汪鸣銮、汪康年等，而汪鸣銮后来就侨寓吴门，汪家在苏州也是大族。

订婚仪式正在举行之际，忽然有两个不速之客前来闯席，一个是余杭章太炎，一个是腾冲李根源，两人“不介而至”，钱基博说“此诚不速之重客”。这次相见，据钱基博自己讲，是他对章太炎钦迟（笔者按：钦迟，仰慕的意思）二十年之后的初见。

参加完钱锺英的订婚仪式，章太炎并不即刻告辞，原来，他此来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请钱基博到章氏国学讲习会演讲，时间定在七天后的初九。钱基博略作谦辞，随即答应下来。章太炎问钱基博想讲什么？钱基博回答说：“腐儒曲学，寻章摘句，无不讲国学！然先生博学通人，不囿经师：章氏国学，别有义谛，所以章氏国学讲习，亦不可不别出手眼！余读先生之书，自谓粗有阔见，请即章氏国学讲习会为题，可乎？”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当着章太炎的面，谈谈章太炎的学术与思想。这里的国学，有个前缀，不是一般的国学，而是烙上章氏印记的国学。钱基博一生从不曲学阿世，而是相当提倡立新求异，我们看他的现代文学史之作，他谈到每个人物，总不忘大谈其人标新立异之处，准于此，他也不怕班门弄斧，却偏要摸摸“老虎的尾巴”。章太炎也不以为忤，反而是“大喜称善”，正要听听这位后辈学人对自己的国学持什么看法和评价。

初九早晨，钱基博乘8点钟的沪宁特别快车，在9点54分赶到了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派出助教汪柏年前来迎候。汪柏年，浙江桐乡人，光华大学毕业生，曾师从钱基博，学古文，后来又受经学于太炎先生，帮助章太炎写成《古文尚书拾遗》，自著有《尔雅补释》，在苏州出版，他在国学讲习会教授《尚书》《尔雅》的课程。接到钱基博后，两人坐了黄包车来到锦帆路的章氏国学讲习会，这里也是章太炎的居所。章太炎连忙出迎，在书斋略谈之后，章太炎陪着钱基博来到讲室，章太炎也选了一个座位凝神听讲。

钱基博这次演讲，用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对于章氏的国学讲了自己的理解，钱基博认为：章氏之学，内圣而外王，务正学以言，而目前以章氏之学招摇的人，则是曲学阿世，烦辞称说，不出训诂文字之末。“章氏以淹雅闳通之才，而擅文理密察之智，词工析理，志在经国，文质相扶，本末条贯，以孔子六经为根底，以宋儒浙东经制为血脉。”钱基博在文章中加注说：先生颇赞赏他这点真识，而这正是别人所忽略的。讲完之后，章太炎又把钱基博让进自己的书房，两人一谈，就谈到了时事。

1935年的时事，红军长征似乎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章、钱两人不知有没有谈到。不过，钱基博从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论》谈到了革命和革命家，这一番话，很可引人深思。钱基博说：“早年读先生革命道德论，意思深长，验之今日，知几其神！然革命与道德，本非同物：非反道败德，不能革命成功！几见秀才，而成造反。自古英雄，多起草泽；以非反道败德之人，不克摧社会之纲纪，而扰人心以久定也！汤武革命，应天顺人，然生人之彖革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命成功，几见英雄；而革之为卦，取相二女，亦以革命之日久，习为猜忌，我杀人，安知人之不杀我；始以杀戮张威势，继以懦怯长猜忌，戈矛起于石交，推诚不见腹心，民不见德，惟乱是闻，举凡丈夫之磊落，胥成女性之阴贼，声声同志，人人离心，异己必锄，同气相残，人诋其阴狠，我知其内馁也！我革人命，人亦革我命；君以此始，愳（惧）亦以此终。故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这一长段话有几个层次，试析如下：首先，革命与道德是不相容的，要革命成功，必须“反道败德”才行。自古英雄，都是“反道败德”之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摧毁社会的法纪，扰乱久定的人心。随后，钱基博又以《易经》的革卦的卦辞来分析说，革命者总是“始以杀戮张威势，继以懦怯长猜忌，戈矛起于石交，推诚不见腹心”，因此，即使是磊落之丈夫，最终也会成为阴贼之人，人与人之间，表面上“声声同志”，实质上变得“人人离心”，“异己必锄，同气相残”，革命会使人异化，会使得磊落大丈夫也阴贼猜忌并互相杀戮。这就是革命的必然结果。章太炎“为之怃然”。这里的怃然，似乎应该解作吃惊，章太炎想不到眼前的矮个子钱基博，读他的《革命道德论》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自己的认识更进了一大步。

杨绛女士曾在《我们仨》里说她的公公钱基博“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试想，能说出上面一番话的钱基博，会是一个天真而不识时务的人么？杨绛对钱基博的认识，我估计相当有限，说钱基博不识时务犹可，老知识分子择善固执，认死理儿是必然的，但说他天真，恐怕只是耳食，或也见得认识不深。老先生见多识广，思想深邃之处，不仅家人懵懂，世人更是难测其浅深。

说到这里，忽然想到一个关于钱基博的掌故。钱基博在《南通费允嘉家传》中大胆用了“落汤馄饨过刀面”等俗词俗语，惊得当年古文家目瞪口呆，古文家徐英因此讥嘲钱基博为“江湖名士”。名士而冠以江湖，岂有不识时务者乎？不过，窃以为国学大师钱基博为人严正，为文谨饬，尚不至于在家传中有这等逸笔，该传很可能出自钱锺书代笔。

钱基博与章太炎，两位国学大师，就是在这一年十天不到时间里见了两次面，再过七个月又五天，章太炎就在苏州去世了，那是1936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