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自蹈轻薄

《光华半月刊》（1932年12月）第四期，有一篇《愉（谕）儿锺书札两通》已经被“钱学”专家挖掘出来很长时间了，不过我还是想拿来说说。毫无疑问，作为父亲的钱基博对儿子钱锺书是满意的，但为父自然不能跟着别人一起光竖大拇指，那个时代的人还没有受过如今的心理学教程，不会以廉价的欣赏和夸奖来对待儿子的，钱基博对儿子的满意是在心里，嘴上不露，不但不露，还要教训几句，有些像《围城》中方遁翁的做派。

第一通书信开头便说：“……悉温源宁师招汝入城，欲介绍往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中国语文。去不去又是一说；而温师此番有意玉汝于成，总属可感！然儿勿太自喜！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然何以副父师之教，不负所学，则尚待儿之自力！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我见时贤声名愈大，设心愈坏；地位愈高，做人愈错；未尝不太息痛恨，以为造物不仁，何乃为虎生翼！甚非所望于吾儿也！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所望立定脚跟，善体吾意！不然，以汝之记丑而博笔舌犀利，而或操之以逆险之心，出之为僻坚之行，则汝之学力愈进，社会之危险愈大！”这些是钱基博有感于钱锺书待人不够忠恕，喜欢“博笔舌犀利”而生的教训。

为此，他还拿自己弟兄（他们是双胞胎，钱基博和钱基厚）两个做榜样：“吾兄弟意气纵横，熟贯二十一史，议论古今人成败，如操左右券，下笔千言，不自休；而一生兢兢自持，惟恐或入歧途。以此落落寡合，意有所郁结不得摅，吾遁于文章以为娱嬉。而汝季父则终老其才于乡里，汝季父智计绝人，而阅其生平，未尝敢做一损人利己之事，未尝敢取一非分不义之财。”他的总体意思是，一定要立身正大，待人忠恕，宁愿志向不遂，心绪郁结。换句话说：做人要紧，即使因此而牺牲了自己的其他方面。钱基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儿子传授这样的思想呢？是不是做人与遂志根本上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呢？是不是时贤之不堪，就是因为放弃了做人的准则才成功了自己的名声呢？这些问题，我想也不是钱基博能解释得清楚的。

另外，钱基博还认为钱锺书“才辩纵横”“才辩可喜”是最危险的，“社会之恶化”正是源于“世所推称一般之名流伟人”之“恶化”。在这封写于1931年10月31日的信中，钱基博故意署名哑泉，而不是通常的“父字”之类，也有深意存焉，盖不愿钱锺书沉潜不足，才辩滔滔也。这也正是父亲为儿子赐字“默存”的原因所在。

以上是第一封信，随后11月17日，同样署名哑泉的第二封信更是有感而发：“叠阅来书及《大公报》《新月杂志》，知与时贤往还，文字大忙！又见汝与张杰书云：‘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看似名隽，其实轻薄！在儿一团高兴，在我殊以为戚！”他发现儿子不但没听自己的教训，倒有变本加厉的嫌疑，在钱锺书本是自己取得进步，一团高兴，要父亲一起分享，孰料父亲担心更甚，真是劈头一瓢冷水。“知与时贤往还，文字大忙！”看似称赞，其实嘲讽。不仅如此，钱基博进一步对儿子教训说，我们父子“非修名之不立之难”，而是“修名何以善其后之难”！“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钱基博为什么这么说？盖在他看来“如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倾动一世；今之名流硕彦，皆由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这一点正是他看不起胡适之暴得大名，认为新人物对社会造孽的理由。作为一个古文家，钱基博对胡适的反感可以说源自阵营的不同，胡适的做派与钱基博的“仁人君子”的理想也相距甚远。当时，胡适正努力做文章与新月同人在《新月》上大谈自己的宪政理想，批判民国的《临时约法》和质疑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在钱基博看来，其子钱锺书目前足以凭自己的水平能力在学术圈里显亲扬名，只是如何有始有终，最后能否保持晚节的问题。这个担心来得好，后来钱锺书翻译毛选，又成为社科院副院长，虽非学术，也是缘于学术，这到底是不是“修名善其后”呢？可惜钱基博见不到这一幕了。

钱基博对儿子的教训，确实也影响了钱锺书。年少胡适很多岁的钱锺书除了继承父亲的观点外，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也与胡适迥不相同。钱锺书一生游走于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比较接近的还是旧派文人，只在三十年代初与新月派颇为接近，与胡适之徐志摩关系密迩罢了。更多时间，他对胡适之也鄙而远之，反而对吴宓比较接近，虽然他也同样看不起吴宓，但晚年至少对吴宓于传统的坚持表示了相当的敬意。

那么是否钱基博真如自己说的那样“立身正大，待人忠恕”，从不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呢？事实上也不尽然。这里有个掌故，看看循循善诱教训儿子的钱基博又怎样自蹈轻薄，受到了别人的“教训”。

1934年，钱基博在《青鹤》杂志第十四期刊出《后东墅读书杂记》，说自己读书“发微抉奥，观其会通，究其流别，六通四辟，其运无乎不在”，而论范伯子文集，居然“粗读一过”，即发现“议论未能畅茂，叙事亦无神采，独以瘦硬之笔，作呻吟之语，高天厚地，拘局不舒，胡为者邪，吾欲谥以文囚”，这是相当不堪的评语。钱基博论范伯子诗云：“范氏诗出江西，齐名散原，然散原诗境，晚年变化，辛亥以后，由精能而臻化机，范氏只此番境界，能入而不能出，其能矫平以此，而仅能矫平亦以此。”而读的态度又不端正：仅是“粗读一过”就骤下结论了。其论一出，范伯子的友好和弟子不干了，据徐一瓢说：“吾友冯静伯见之，以子泉所言，近于昏瞀，抵书辩驳，子泉辞穷，复书一敛横恣之气，语调也变为谦抑，而谓静伯近于误会。且谓范先生风流文采照映人间”云云。于是，静伯把两人的通信寄给《青鹤》刊出，一时之间，钱基博对范伯子前后毁誉，判若两人，使得他进退失据，狼狈不堪。同时曹君觉先生亦致书静伯，说钱基博：“曰粗读，曰一过，已与子泉自言发微抉奥者左，钱君负江南重誉二十年，兴会所致，不暇细绎而著为说，蹈近人整理国故之常失，吾辈当以为戒，轻薄之言，施诸乡里先哲，其自损宽厚……”

范伯子友好和弟子对钱基博的反击，正好与钱基博对儿子的教训相同，钱基博不但不是待人忠恕，而且还被人说成“蹈近人整理国故之常失”。所谓整理国故者，正是钱基博看不起的胡适倡导的，现在被人指为与胡适同病，钱基博之难堪真是可想而知。于是，徐一瓢说：“此事辩讼，首尾数月，报章亦竞相转载，余时主大江北报笔政，乃汇而印为单行本，子泉闻之，亦颇减其锐兴，而后东墅所谓读书杂记，遂亦中止，不复见诸青鹤。”

查钱基博写于1932年12月，重印于1936年的增订《现代中国文学史》，在陈三立一章中附论范当世诗，则是这样说的：“工力甚深，下语不肯犹人，峻峭与三立同。……当世意思牢愁，依稀孟郊、陈师道。”则虽然没有很高的评价，却已经没有了轻薄之语了。

可见钱氏父子其本质是一样的，有人说：过度的关注源于不足。则钱基博这样斤斤于提醒儿子，或者是自己也正免不了此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