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与五十九点九分

五十九点九分，讲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钱基博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时给学生国文考试评出的分数。五十九点九分，离六十分就差零点一分，然而就是这微小的零点一分之差，关乎学生一门功课的及格与否，甚至直接影响到一个学生的前程：毕业还是肄业？升学还是留级？

这种分数给得未免促狭，让学生哭笑不得，甚至心生怨恨，不过刘衍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

刘衍文先生《钱基博先生轶闻》（《寄庐杂笔》）引林艾园教授的说法：

子泉先生上课，可能由于夹杂一些无锡方言的关系，咬字读音都不准。他给学生评分，常常是59.9分，不及格！学生与之争辩，先生就一题一题，一点一滴为之细算，如说某题应得几分，某处错一点，要扣几分；某处又错多少，该扣几点几分，算下结果，恰好一分不少，半点不多，正是59.9分，这0.1分无论如何加不上去！弄得学生无言可答。

这段话认为钱基博给的分数顺理成章，恰如其分，甚至很科学。笔者却觉得“常常是59.9分”，“算下结果，恰好一分不少，半点不多”诸如此类，用语粗疏不检，戏说成分太多，极不可信。笔者也做过教师，对于批阅试卷并不外行，实际似乎很难扣成59.9分这样的成绩，除非故意为之。

钱基博如果“常常”给出这样的分数，难道没有故意的成分，而仍是像数学一样的科学的结果？

对于这种不尴不尬的分数，钱基博的学生另有说法。钱基博的学生叶思昆曾在《大公报》副刊《学生界》第十六期刊文《光华的文学院长》，说到钱基博给学生评分的事：

他的分数打得很紧，同时还有点成见，假如初次圈书或初次小考的成绩不大好，以后纵使你圈点得如何的正确或考得如何的切当，他总不会给你打个很满意的分数。说也奇怪，有时他给同学五十九分点九，而六十分的及格分数总是不肯给的，他还会说：“你这成绩不能及格，只值五十九分点九，只有补考的资格哩！”

这段话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说钱基博注重第一印象，第一印象不好，后来就不容易改变这个初始印象；第二层次是说他“有时”会给同学五十九点九分的成绩，而不肯加上哪怕零点一分，让同学及格而不要补考。

这个说法比上面林艾园的说法更客观更有分寸且可信些，但包括以上这段在内的《光华的文学院长》一文，当年在《大公报》刊出时，却引起钱基博极大的不满，作者叶思昆也被钱基博叫来严厉地训斥了一番，《光华大学半月刊》刊出《光华文学院长招叶思昆训话纪录》一文，文中钱基博对自己给学生五十九点九分一事，作了自己的解释：

我老实告汝，我们教师批几个分数，或许随便；如果批不及格，无不招怨，非万不得已不肯；以人情谁愿招麻烦也！况我所授学程，有每星期作业分数，有月考分数，有大考分数，三者总合平均，乃为学期分数；无论及格不及格，一分一厘，皆有来历，岂比侥幸一日之短长！汝说我五十九分点九，不予及格分数。我则谓教师通融分数，以迎合学生惰弛心理，取其欢心，绝不计及学术之尊严。此实中国教育之大耻！现存光华乃由五十九分点九不肯通融之教员，此则光华之所以为光华！

据夫子自道，他给学生评的分数来自“每星期作业分数，有月考分数，有大考分数，三者总合平均，乃为学期分数”，这颇近于我们现在学校的科学化评分。笔者也做过几年教师，对此不无疑惑，这三项平均能恰巧得到59.9分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除非三项都是这个分数，除以三，仍是这个分数。老钱似乎不怎么懂数学，不然不会“冠冕堂皇”地说这样的话（笔者按：老钱最初做教师时，做的是数学教师，参见他的自述），我总觉得这分数是故意给出的。

钱基博要的就是不通融，不迎合。他给的分数，在我看来，基本属于参考了考试成绩的印象分。

他对光华学生一向是看不惯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光华大学原是从圣约翰大学分裂出来成立的大学，学生的组成，很多是富家子弟和南洋侨生，如上面提到的叶思昆，就是一位南洋侨生。这些学生与钱基博此前任职教务长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不同，首先国学根底不可及，其次生活比较富裕，穿衣大抵西装革履，用钱比较宽裕。

在《光华大学半月刊》（1937年5卷7期）《光华文学院长招叶思昆训话纪录》对此也有反映：

至于我教同学礼仪，戒同学侈靡，此则师长当然之责任。我老实告汝，我从前在约翰教书，见学生几乎无人不西装革履，有一天我在课堂上，大声疾叫着说：“诸位同学来进外国人办的学校，是来求取外国人学问，不是来模仿外国人吃著。现在约翰上学，每年费用约五百金，四年毕业须得二千金，如果诸位毕业回家吃必西菜，穿必西装，一切生活俱成外国人，就是汝父母化二千金买儿子做一个非中国人；汝的聪明正直之祖宗有知，当得在地下要哭。”

我不许女儿用舶来品化妆，不许儿子穿西装，此是我做父亲的职责，何与人事！我常对儿女说：“汝等不要以为衣服华丽，是荣耀，是体面。如果晓得汝父弄钱不易，以劳心劳力心血换来，自然就不敢要体面，除非汝父是一位贪官污吏或者土豪劣绅，巧取豪夺挣得许多不心痛的钱，自然也不心痛的供汝等花费求体面。所以汝等衣饰如果华侈不衷，人将不以汝父为清白的儒者，而疑汝等是一位贪污或者土劣的子女，岂非求荣反辱吗？”

……

我对于现在一班青年服食侈靡，行为不检，我实在眼中看不过，心头耐不得；以我年龄地位，即无权力禁止，尽有责任，有义务当得来劝说训诫，即如依我估计，在上海大学读书，一切费用，每年四百元尽够，然我普遍问一班同学，尽有用至千元以上者，五六百元一年乃常事。我想钱之来处不易，我真为诸位家长肉痛！要之，中国从此灭亡则已，如不亡，汝等青年非痛自洗心革面，勤生节用不能立身。

钱基博老先生就是这么倔强而认真的人，他给某些学生五十九点九分的成绩，就某种意义上说，很可能是他对当年学生的一种不满和警告的反映。

然而，又有几个学生会像他的儿子和女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