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是民国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一个是非功过十分复杂的人物。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大陆关于白崇禧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还很薄弱。笔者研究白崇禧虽然已断断续续进行了十余年，但对白崇禧的研究不能说已经完全成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地方还很多，这些都只能待诸异日增补完善。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同门师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徐凯峰教授的合作和支持，他在承担学校繁忙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挤出宝贵的时间撰写了本书第一至第五章十余万字的初稿。特此说明，并表示感谢。

张学继

写于杭州西溪

序言

匹似遨游二帝乡，南都一夕语仓皇。

文渊踪迹人如旧，白帝摧藏意可伤。

烜赫英名小诸葛，苍凉诗史杜秋娘。

古来多少中兴将，第一期君夏少康。^[1]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的座上佳宾、著名无党派人士、社会名流章士钊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所赋的《怀人集》中的一首，他所怀的对象就是当时在台湾的原国民党新桂系首脑人物、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只是当时的白崇禧处于蒋介石严密控制之下，章士钊先生的这首《怀白健生》诗让人觉得突兀和费解，因为一个形同政治囚徒的政坛失意人物，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少康中兴”呢？白崇禧凭什么让章士钊这位90高龄的老先生对他寄予如此厚望呢？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桂林人，回族。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国民党新桂系集团首领之一。

一

近代著名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杨杰将军曾说国民党只有三个半军事家，白崇禧是其中之一。^[2]作为一代军事家，白崇禧享有诸如“今诸葛”、“小诸葛”、“当代张良”、“现代第一俊敏军人”^[3]、“白狐狸”^[4]等诸多的“美誉”。甚至他的对手也是高看他的，日本人称之为“神将”^[5]或所谓“战神”^[6]；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则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7]。上述种种称谓不论是褒还是贬，无不肯定其非凡的军事才能。

作为著名军事家，白崇禧不仅有勇有谋，而且有理论，具备了一个著名军事家所必需的素质和条件。

首先说“勇”。白崇禧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显得“慓悍有为”。^[8]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将军甚至认为：“时下有资格军人，其胆识无逾白健生者。”在统一广西、北伐战争以及反蒋战争中，白氏长期担任前敌总指挥的角色，一有战事，总是“身先士卒”。白氏曾论为将之道：“诸葛武侯说：‘兵随将转，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兵。’此言将之重要。为将者要‘以身教，不以言教’。打仗时要到最险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红河作战时，我在担架上指挥部队，置之死地而后生。撤退时一定留在后头，抗战时好几次我总是留在后头，鼓励断后部队，看看最后情况。统领要沉着、勇敢。……这些都是为将者应具备的。”^[9]白氏不无自负地说：“我指挥部队，与我有历史关系的可以指挥，无历史关系的亦可以指挥。……打仗激烈时，我一到，底下听某人来了，斗志高昂。打沈鸿英时，黄季宽在前面打，我一到，士气大振。带兵要与士兵同甘苦同患难，作战时要身先士卒，最危险的时候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指挥官一定是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白氏的部下承认，“健公的勇敢也是难得的”^[10]。

其次说“谋”。白氏在国民党将领中是“以长于战略见称”^[11]的。他“足智多谋，虎略龙韬”，有“小诸葛”的雅号。白氏善于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穷追猛打、佯攻佯动、出奇制胜等的战略战术，常常能够以少胜多，故有“常胜将军”之称。新桂系叱咤风云，“一切谋略多出自白（崇禧）之手”。北伐战争时期，白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在战略上多有献策。例如，抗战爆发后，白氏根据中日两国的国情，提出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为蒋介石所采纳，成为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最高战略指导方针。日本投降后，白氏向蒋介石提出推迟接受日军投降，同时由接近华北的战区速派部队接收华北。稍后又向蒋介石建议，立即派投降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和古北口，阻止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等。

第三，白氏不仅有勇有谋，而且有理论。白氏天赋甚高，记忆力惊人，行军作战之余手不释卷。一面学习各种军事著作和理论，一面总结自己统兵作战的经验，形成自己的一套军事理论。例如，白氏极力推崇的“总体战”，就是从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那里学来的，在抗战开始后即鼓吹实行。1946年，他担任首任国防部长后，又根据解放军作战的特点，亲自主持制定了华中总体战方案，鼓吹军事政治经济一元化，扬言要以“残酷对残酷”。这一方案被吹捧为“消灭‘共匪’的唯一对策”，并加以推广。白氏一生著有《三自三寓政策》、《国民兵之建设教育》、《军事抗战与政治抗战》、《全面战争与全面技术》、《军事战与经济战》、《游击战纲要》、《抗战中敌我战法之演变》、《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等多种军事著作。白氏还在抗战期间担任军训部长，主持修订各兵科典范令48种，作为各军事院校的教材。

白氏同僚、抗战期间任军委会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在日记中以钦佩的口气写道：“健生记忆力强，长于演说，难得之才。”^[12]他的部下韦永成曾经这样描写白氏之演讲：“他说话的天才，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军事政治家中很难找得出来的。这并不是偶然的，他因为具有中国旧学的根底，四书五经中的精粹句子，随口可以背得出，新的关于近代思潮的书，大都看过。更加上他那丰富的斗争的实际经验，说起话来引古说今，当然非空谈理论者可比，更非浅薄的实际经验所能及。他每次的演讲都把握着整个听众的心。”韦永成的说法，不排除有吹嘘的成分，不过白氏具有演讲才能大致不假。白氏保存下来的演讲集甚多，看来他确实擅长此道。这种口若悬河的本领，无疑更增添了他作为军事家的魅力。

白氏本人也很自负，平时英姿雄风常常自我陶醉。1927年龙潭战役结束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手书一联赠白氏：“指挥能事迥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13]白氏对此引为莫大的光荣，将其悬挂在厅堂上，朝夕瞻对。

在白氏客厅，还悬挂着一幅原属清末名将左宗棠、后由谭延闿送给他的画。那幅画以摩天大山为衬托，天上飞着一只苍鹰，地上走着一只大熊。白氏曾经很得意地向人解释画的含义说：“那老鹰翅膀特别大，那熊的掌也很有特色，这表示要羽翼丰满，爪牙锐利，才成其为英雄，离开了这两个条件，英雄就不成其为英雄了！”由此不难看出白氏以英雄自居的心态。

二

在新桂系集团首脑的座次排列上，1930年以前，白氏名列李宗仁、黄绍竑之后，是第三号人物；1930年底黄绍竑退出新桂系领导层后，白氏才升为第二号人物。直至1949年新桂系退出政治舞台，白氏的座次再也没有变化。但实际上，白氏是新桂系集团的中心人物。

在新桂系崛起及统一广西的过程中，白崇禧一直担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的角色，充分施展了他的军事才能。连新桂系第一号首脑李宗仁也承认：“广西能够完成统一，整训收编部队，提前出师入湘北伐，他（指白崇禧）的功劳，实不可没。”

新桂系由占据一省的地方势力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及至最后问鼎中原的一大派系力量，其契机是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在北伐期间，白崇禧利用行营参谋长（代行总参谋长职权）的有利地位，大力帮助李宗仁率领的第7军发展。据当时与白崇禧共事的陈立夫回忆：“白将军对他们广西同乡、第7军总指挥李宗仁特别偏私，举例来说，他曾以参谋总长代总司令下令给军需署，多发李宗仁的第7军军需补给。遇到这种时候，我总会告诉白将军，必须将命令的副本抄送给蒋先生，让他知道，但白将军有时却改为不以令文的形式发出命令，免得让蒋先生知道。”^[14]因此之故，蒋介石对白大为不满，说他“不守范围”，并对人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15]而反过来，李、白也对蒋介石不满，认为蒋狭隘偏私。李宗仁说：“蒋总司令请白崇禧为参谋长，非爱其才，而是利用白与各军联系。到了白氏桥梁作用已告终结时，蒋就必然要弃之如敝屣。加以白氏又是个性直才高的人，重于道义，忠于职守，敢作敢为，而又性喜直言疾谏，深鄙患得患失、奴颜婢膝的行为。此种性格与蒋氏尤为格格不入。因蒋的为人刚直其表，阴柔其里，护短多疑而忌才。自占领江西之后，蒋已对白深感不满。马口之役后，白氏分发所获敌人军械予第2、第3、第6各军一事，即深触蒋氏之忌。蒋氏或不拟此批武器分发各军，纵使分发，渠意也应由其自发手令执行，不可由白氏为之，以见好于各军。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参谋长为总司令作此处分，原是极顺理成章的事。白氏以大公无私之心，初未想到总司令竟如此狭隘。然值此军情紧急之时，将才难得，故蒋氏心虽不悦，但又无可奈何。……白氏系一员猛将，但知披坚执锐，奋勇杀敌，初不意功高震主，竟有如许的暗潮。”^[16]

北伐后期李宗仁率领的第7军扩编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成为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平起平坐的四大军事集团巨头，从而一举奠定新桂系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地位。新桂系能有此作为，白崇禧是一个关键人物。程思远曾说：“回顾三年前北伐誓师，从两广出发的共有7个军，到了今天，在此7个军中，只有蒋介石的子弟兵第1军和李宗仁的第7军能发展为集团军。为什么后者有此幸运？当以白崇禧所起的作用最大。出于白崇禧的设计，由他指挥第三路军入湘，成功地把唐生智旧部收编过来，使蒋介石不能不对李、白另眼相看，俾以冯、阎相等的地位，形势逼人强，的确是一条真理。”^[17]

1929年发生“蒋桂战争”，蒋介石对桂系军队实行金钱收买分化和军事打击双管齐下的战略，使桂系遭受惨败，残余部队退回广西，与蒋介石争霸的第一个回合彻底失败。退回广西后，重整部队，旋即参加阎锡山、冯玉祥等发动的反蒋战争，史称“中原大战”，桂系再次遭到惨败。白崇禧以清算战败责任为由，挤走黄绍竑，坐升桂系第二把交椅，成为桂系的副帅。

1931年蒋（介石）胡（汉民）因约法之争，导致国民党中央的分裂，桂系趁此良机，联络广东军阀首领陈济棠，打着胡汉民的招牌与蒋介石对抗，维持两广半独立局面。从1932年至1936年，李宗仁为拉住陈济棠抗蒋，长驻广州，广西家务由白崇禧负责。白氏的特点是“喜揽权”，他趁李宗仁不在广西的机会，清除掉黄绍竑的亲信，排挤走李宗仁的干部，形成清一色的白氏系统。^[18]

据梁升俊回忆：“广西军政要务，皆由白（崇禧）处理，甚至李宗仁要派一个少校级官佐，白崇禧不同意，也不能委用。部队长官的选拔，更为严密，连长以上的带兵官，都要经过白批准，才加委用。”

白崇禧大权独揽，激化了桂系内部的矛盾。李宗仁的亲信钟祖培、张一气、陈绍虞、覃连芳、杨义等曾经密谋拥李倒白。^[19]而白崇禧的亲信白维义、海竞强、姚槐、张淦、夏威、许高阳、陈恩元等，则怂恿白氏罢免李宗仁亲信黄旭初的广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以李品仙取而代之，将李宗仁完全架空。^[20]

据刘斐分析，白崇禧内心里是瞧不起李宗仁的，对他持鄙视态度，却很尊敬李济深。据说，有一天，白崇禧私下问自己的老师李任仁：“广西的领导是李任潮（济深）好呢，还是李德邻（宗仁）好？”李任仁沉思后回答说：“任潮宽宏大度，为人是李任潮好，可惜他在广西没有基础，而李德邻在广西有基础。”听李任仁这么一说，白才打消了废黜李宗仁的念头。也许白氏觉得，拥李宗仁为名义上的领袖，对桂系更为有利。白氏逃台后，有一次他的义子问他：“当年李宗仁既是空的，为什么你不把他赶掉呢？”白回答说：“我怎么会做这种事，今天你捉起他，明天我捉起你，这成什么话呢？”由此可见，白氏不是没有动过废黜李宗仁的念头。

当时受中共委派打入桂系工作的谢和赓也一直主张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应当是三国时代的刘、关、张的关系。^[21]这对白崇禧无疑也会有所触动。

白崇禧在认识到桂系团体不能没有李宗仁这个头后，至少在表面上对李宗仁保持了很大的尊重。举例说，李宗仁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每天要抽英国名烟“三五”牌或“大炮台”两三听（每听50支），而白崇禧从不抽烟，但每次见面，不抽烟的白崇禧总是亲自为李宗仁划火柴点烟，并常常善意提醒说：“德公，我并没有要你戒烟，只不过为了你的健康，希望你少抽一点而已！”李宗仁则满面笑容回答说：“健生，我真感谢你！”^[22]白崇禧怕规劝过头引起李宗仁反感，还通过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婉转进言，白崇禧对郭德洁说：“我对佩璋、维义、为章多次劝他们减少抽烟，我把纸烟对身体特别是对肺部的危害，警告他们……我对总司令这个习惯，也常常想向他进言，但又怕他误会，觉得我多管闲事。……我希望德洁在适当时候，向他进言，请把我爱护总司令身体的心情告诉他。”^[23]

白崇禧表面上的尊重难以掩饰李宗仁大权旁落的尴尬处境。李宗仁对于大权旁落虽然心有不甘，也发过牢骚，但他清楚，如果与白氏决裂，桂系就有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乃至于消灭的危险。因此，李宗仁为了保全广西这份“家当”，不得不对白氏尽量迁就忍让。梁升俊说：“白崇禧是个自负有才智的人，有‘小诸葛’之称，性多疑，喜揽权，冲动易怒，临大事沉不住气，这种气质的人，本来不易相处，他和李宗仁相安数十年，是李宗仁顾全大局，每事忍让，某些重大问题，还让白独断专行，所以能够相安下去……”“他们能相安二十多年，完全是利害关系。他们各有优点缺点，互相需要，合则共存，分则共亡，为了保持广西的独立、半独立局面，保持广西这块地盘，唯有相忍下去，这是李、白两人能够长期合作的原因。”

黄绍竑后来也称赞李宗仁“仁厚、坦白、公正、诚恳”，“气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24]

李宗仁晚年常常对人发表他立身处世的哲学道理：“我这个人幼无天才，长无特长，有一点可以自慰的，是我能容人。白健生有才干，但很难共事，我们能合作几十年，始终没闹内部家务问题，就是因为我能容他，发挥他的特长。刘备能使反对他的人为其所用，有这样的胸襟，才能用得了诸葛亮。”^[25]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部队出省作战，这既为新桂系树立全国性影响提供了契机，也为蒋介石借抗战之机削弱或消灭桂系部队提供了机会。抗战8年，桂系部队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扩展了地盘，其处境和结局与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等杂牌军比起来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其原因就在于：

一方面，抗战8年李宗仁一直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当时战区长官握有在大会战中部署部队之权。故此，李宗仁对其嫡系部队可尽力保全。如在台儿庄大战时，李宗仁命原西北军的孙连仲部第二集团军死守台儿庄，承受日寇的正面攻击，而桂系的主力第21、第11两集团军则集结于徐州背后的宿县附近，作为总预备队，直到孙连仲部伤亡殆尽，桂系部队才出兵夹击日军。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从1943年10月起，桂系另一大将李品仙出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桂系掌握了两个战区，其实力已经不可小看。

另一方面，抗战期间白崇禧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参与中枢作战决策，期间一度出任桂林行营主任，对桂系部队自然是全力维持。据说，白崇禧“在重庆每日批阅广西、安徽、第五战区往来电文，比军训部、校委会的公文还认真”。所以，李宗仁承认：“我国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参谋总长，嗣兼军训部长。在外，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

李宗仁从1945年春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起，即与桂系部队脱离了直接统率关系。从此，维系桂系部队的责任完全落到了白崇禧身上。抗战胜利后，白崇禧出任首任国防部长，1947年兼任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主任，1948年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直接指挥桂系部队，李宗仁成了桂系的光杆领袖。

桂系之所以能崛起于边陲之地的广西，并以北伐为契机，发展成为能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一大派系力量，得力于白崇禧之力居多。有人说：“李宗仁如果没有白崇禧，不但坐不上副总统及代总统的宝座，恐怕在北伐初期连军长都当不成，因为李实在庸碌无能。如果没有白崇禧从旁辅弼，李会一事无成。”^[26]还有人说：“如果我们说真有所谓桂系，则白崇禧才是桂系的真正领袖和灵魂。”“一般人都说健公是广西部队的灵魂，广西将领很服从健公。”^[27]

笔者认为，上述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偏颇性。事实上，桂系的三巨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各有特长，也各有不足。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评论广西“前三杰”时说：“据我的看法，在‘李、白、黄’这三位中，黄绍竑最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他投身于蒋，而自己有一套做法，对蒋仍保持一定的距离，充分利用蒋与桂系间的矛盾。白一向以‘小诸葛’著称，但在军事上是否那么孔‘明’，越来越使人怀疑；政治上则多谋而不善断，反共反人民的意识，则相当顽固。这三人中，李宗仁看来最为平庸，但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比较质朴，对部下比较宽厚，不察察为明，也不使用权术，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所有这些，和蒋介石恰成一对照。他起自垅亩，不数年间，成为一个方面大员，参加北伐后，能够保持一定的清醒，顺利时不太骄纵，失败后，退守广西，还能保持残局于不垮，看来也不是偶然的。记得《左传》里有两句话：‘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这大概也可以移作对蒋、李的评判吧。”^[28]

《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评论广西“后三杰”时说：“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人合作。李以宽仁胜，涵量最大；白以精干胜，办事力最强；黄则绵密而果毅，处分政务事务极有条理。要拿军事地位来比，李当然是位总司令，白可称前敌总指挥，黄则坐镇后方，保持着能进能退的坚实地位，这是广西最大的特色。”^[29]

上述两位著名新闻记者的评论也许更能客观地反映白崇禧在新桂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代历史学者也认为，在新桂系首领中，白崇禧以智慧超人、用兵如神驰名，李宗仁则以深厚、稳健著称。白崇禧多疑，喜揽权，冲动易怒，不为人所喜，亦为人所忌；李宗仁则能忍让，诚笃大度，故李、白合作能去其短，兼其长，刚柔相济，相辅相成。在新桂系团体中，没有李宗仁做“老大哥”，操度全盘，收揽人心，难以形成稳固基础；而李若没有白崇禧鼎力相助，新桂系恐也难在中国叱咤风云。正如“李白灯谜”所说：“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乃是一人。”^[30]

三

新桂系作为国民党内的实力派势力集团，如何处理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微妙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双方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才能圆满处理的问题。在桂系巨头中，白崇禧是“最亲蒋的”^[31]。

但白、蒋关系中，有一个最大的变数，那就是李宗仁与蒋介石争夺国家领袖的较量。

一般人认为，李宗仁为人平庸，临大事畏首畏尾，缺乏乾坤一掷的气魄，不具备充当全国性领袖的素质。照常理，这样的人不该有争做全国领袖的念头。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据说，李宗仁在当营长时曾请一江湖术士看相。那位江湖术士预言：李宗仁今后必定“鹏程万里，前途无疆”。对此，李宗仁深深地牢记在心中，认为自己祖宅的风水好，自己相貌非凡，将来定有九五之尊。故当1925年新桂系统一广西后，李宗仁即在家乡大兴土木，建造李氏府邸，李府新落成的大门两边赫然醒目的对联便是“天下皆春，山河永固”八个石刻大字，赤裸裸地表明了李宗仁的意向和抱负。

1926年北伐开始后，李宗仁出任第7军军长。在北伐中，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部分部队表现不佳，而第7军则连战皆捷，自诩“钢军”。这种情形，使李宗仁产生了彼（指蒋介石）可取而代之之心。我们翻开《李宗仁回忆录》，可以看到里面到处充满了对蒋的贬斥鄙视言词。如“蒋先生原非将材”，“是一位低能的战略家”，“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蒋氏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才，位居主帅之尊，其智慧、德性、涵养俱不逮远甚”，等等，言外之意，只有他自己才是“主帅”之才。故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宁汉分裂，处境困难时，李宗仁便迫不及待地借武汉国民政府的反蒋势力将蒋介石逼下台。蒋氏下野，李宗仁捧出西山会议派老右派分子，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由李、白控制了南京政府。然而，桂系在国民党内毕竟根基太浅，缺乏控制全局的人才和力量，特别是江浙财阀的不合作，更成为新桂系称霸的最大障碍。为时不久，蒋氏即东山再起。当蒋介石1928年完成北伐，厉行“削藩”时，便首先拿桂系开刀。蒋对桂系收买分化和军事打击双管齐下，顷刻之间，桂系部队即土崩瓦解。这是蒋桂争霸的第一个回合，以桂系的彻底失败告终。

经过这一回合角逐，白崇禧理智了许多。他认识到桂系缺乏控制全局的条件，除了依附蒋介石，别无出路。因此，在1936年的“两广事变”中，当蒋介石作了让步，承认李、白对广西的统治时，白崇禧即劝李宗仁“适可而止”^[32]，不要与蒋对抗下去，从而使“两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即应蒋之邀，于8月4日飞往南京，参加抗战。而此时桂系的谋士王季文却在策动李宗仁学清末的刘坤一，联络云南、贵州，由李宗仁领导桂、贵、滇三省中立，不要拿广西军队出省作战牺牲。白氏获悉后，打长途电话给李宗仁，要他赶快率军队出省作战。李不表示意见，白只好直接给廖磊等亲信将领打电话，对促使李宗仁下决心率桂系部队出省作战起了重大作用。白氏到南京后不久，即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1938年春兼军训部长，在蒋身边参与中枢决策，再次成为蒋介石联系新桂系的桥梁。

白氏曾对程思远说：“为了团结抗战，广西与中央的关系，应力求从混合达到化合。”然而，基于历史的隔阂和现实的利益冲突，蒋桂要由“混合”达到“化合”谈何容易！因此，抗战期间，蒋桂之间削弱与反削弱、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依然存在。不过，在表面上白和蒋均能很谨慎地处理双方的关系。蒋介石于1943年8月9日给白崇禧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吾二人之性能，亦各有短长，多不相同，惟区区无不以截长补短，劝善规过，以调剂盈虚，无负同志之所期者以自勉。本来同志关系，生死与共，手足之情，无以逾此。自今吾人更当以道义相责，志节相期，不仅共患难，必须同功罪，则彼此如一，无间尔我，必如此，方能共负革命重任。回忆二十年以来，愆尤丛集，以致党国颠危，同志纷歧，时有愧悔，但此心此志，无不以同志之功能引为吾个人之私荣，而亦无不以同志之错失，认为吾一身之罪愆，谅必兄所深知，谅兄亦必能以中之心为心，相与朝夕共勉，以树党国之范型于不堕也。^[33]

由此不难看出，蒋为拉拢白崇禧可谓费尽心机。据为白崇禧整理日记的机要秘书回忆，在此期间，白氏对他的政治生活感到相当满意。^[34]

抗战胜利后，蒋氏安排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首任部长，由此奠定了白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据说，白氏曾很自负地对人说：全国军人中，只有蒋介石与何应钦他没有直接指挥过。不过，蒋在反共内战中，通过参谋总长陈诚直接指挥军队作战，将白氏排除在指挥圈外。白氏是个很自负的人，对蒋氏此举大为不满，私下曾大发牢骚说：“蒋先生作风不改，前途不堪设想”；“蒋先生脾气难改，决心不坚，最后无法，奈何！奈何！”

白对蒋虽然不满，但大体上仍能维持与蒋的合作关系，白、蒋关系由合作再度转为对抗，仍起因于李宗仁。1945年春，蒋介石安排李宗仁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抗战胜利后调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蒋氏希望以此为过渡，使李宗仁逐步退出权力圈，最终成为一个没有实权的元老。对此，李宗仁心有不甘。1948年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弃蒋扶李”的鼓励下，以“黑马”姿态宣布竞选副总统。对于李氏的参选，白崇禧害怕影响蒋桂关系，坚决反对，并先后派黄绍竑、程思远等人赴北平劝李打消此意。当李宗仁从北平到南京时，白又以利害关系劝李：“全国党政军干部是人家（指蒋）一手培植的。你指挥得动吗？”不料李宗仁却满有信心地回答：“指挥得动。”白氏对此大不以为然，心里嘀咕说：“李这话不知道有什么根据，其实连广西的部队他都指挥不动。”不过，李氏既已决心参选，出于历史和道义关系，白氏只好支持李宗仁。选举结果，李宗仁击败蒋介石属意的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李宗仁违背蒋介石旨意，当选取为副总统，使蒋桂关系骤然紧张，半年以后，李宗仁又利用蒋介石在反共内战中惨败的不利形势，逼蒋下台。这样，李宗仁便顺理成章地以副总统身份继承总统，成了国家元首。

对于李宗仁的意图，白氏内心是不同意的。私下他曾对刘斐说过：“李德公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要他莫搞他要搞，告诉他说老蒋是耍你的，干不得。他说：‘我有办法，他耍我，我也耍他嘛！你们只帮我的忙好了。’”

就这样，白崇禧一步步被李宗仁拖上了与蒋介石对抗的道路，蒋桂联系的桥梁从此中断，蒋对白的防范也更加严密，以致徐水昌感叹说：“至于军事，仅一白健生稍稍可以有为，而绝不能用之。”“置有用（之）白于无用，惜哉！”

对于李宗仁来说，最大的难题莫过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消灭，蒋氏就不会下台。故在决定国民党政权命运的淮海战役中，白崇禧秉承李宗仁旨意，公开拆蒋介石的台。郭汝瑰认为：“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于前，又逼蒋下野和谈于后，内部不合，胜负见矣。”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蒋的嫡系部队一旦被解放军消灭，李宗仁和新桂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其原因就在于，李宗仁本人虽然“薄负时誉”，但他的“本钱小”，根本没有与中共“分庭抗礼”的资本。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如秋风扫落叶般扫荡国民党残余军队，李宗仁事先设计的“南北朝”蓝图成了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这种情况表明，在中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像白崇禧、李宗仁所代表的新桂系这样的地方势力集团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本来，乱世争霸无是非之可言，不过，李宗仁时刻欲以区区一派系之力量充当国民党盟主，实有不自量力之嫌疑。

白崇禧鉴于蒋氏退而不休，而李宗仁又抓不起、放不下，指挥不灵，便建议李宗仁敦请蒋氏重新出山，李氏仍回任副总统。但李宗仁感于对蒋介石的旧怨新恨，已下定决心凭借代总统的名义，与蒋对抗到底。事已至此，白崇禧夹在李、蒋二人之间，左右穷于应付，彷徨不知所措。直至其统率的新桂系部队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为止，白崇禧与李宗仁从此分道扬镳。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白崇禧与李宗仁、蒋介石之间的三角关系是有区别的。李宗仁由于始终抱有与蒋争夺第一把交椅的信心，所以李、蒋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白崇禧则因与蒋介石在意识形态上接近，且无与蒋争霸的政治抱负，加之白之才干又为蒋所欣赏和器重，故白蒋在感情上易于接近。一般人认为，在新桂系首脑中，白崇禧是“最亲蒋的”。但白崇禧作为新桂系的副帅，他的作为又深受李宗仁的牵制。当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不可调和时，白崇禧总是首先要考虑到维持桂系团体的团结，往往不自觉地站到李宗仁一边，与蒋介石对抗。故蒋介石对白崇禧是既重用又小心防范，表现出“敬而不亲”，而蒋对李宗仁则是既不敬亦不亲，关系相当疏远对立。

四

桂系逐鹿中原20余年，那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团体”？曾任李宗仁机要秘书的梁升俊认为：“所谓‘桂系’，不过是反对者加诸广西人的恶名，事实上‘桂系’根本不能成为一个政团，只是一群军人政客，由于历史、地域、习惯因袭而成的一个家长式部落式的组合，没有严密的组织，用人衡士，一委之主事者之喜怒，造成‘取舍决之爱憎，是非淆于唇吻’的可鄙的官僚作风。有团体的形式，无团体纪律，所以每一次大变化，大斗争，均屈居下风，寄人篱下，不能创出独立宏大的局面。……从政治方面看，‘桂系’没有明确伟大的政治理想、主张；以军事成就言，确为一个不易摧毁的军事集团。20年来李、白两氏纵横南北，睥睨当世，就靠这一笔本钱，此外什么也没有了。”^[35]

笔者认为，新桂系集团是中国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过程中出现的带有过渡性质的地方实力派集团，或者说是带有封建地域色彩的军阀势力集团。

作为新桂系军阀集团的副帅，白崇禧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从镇压广西的工农红军到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发动“皖南事变”，再到抗战胜利后挑起全面内战，白崇禧都扮演了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角色。白崇禧起自贫寒，发迹后为何具有那样强烈的反共意识？许多人都感到困惑和不解。例如张义纯就说：“白崇禧的家庭出身并不富裕，他的兄弟姐妹不少，他排行第五。少时家庭生活主要靠他的大哥白佐庭做点小生意来维持。他在桂林读书的时候，靠他的二姐（嫁到城里）帮助他。他当了大官，生活还是很朴素。有一次他对我说，北伐时他多次经过杭州，却未见过西湖，说明他不是一个游山玩水、贪图享乐的人。但他为什么那么强烈反共？我弄不清楚。也许因为他读过一点古书，受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思想影响很深，他对管仲襄助齐王称霸，尤时多称颂。加上蒋介石对他的拉拢，使他飞黄腾达，‘少年得志’，造成个人英雄主义更加狂妄，就自然和那与人民群众共呼吸的共产党，势不两立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36]

新桂系集团在广西军阀割据的背景下产生，其崛起的过程也就是统一广西的过程。统一广西后，桂系眼光向外，加入国民党集团，倾力参与北伐统一中国的进程，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桂系本身所具有的强烈地域性色彩，它不可能成为国民党的主流势力，占据国民党中心位置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注定只能成为国民党招牌下的杂牌势力，而且在国民党消灭北洋军阀势力之后，桂系本身很快成为国民党主流势力所要打击消灭的对象，这样的残酷现实当然不能为李宗仁、白崇禧所接受，但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蒋桂争雄，桂系处于明显的下风，很快被赶回广西老巢，随后桂系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结盟并推这位后起的军阀为盟主，桂系才勉强维持偏安割据一隅的局面。日寇的全面入侵，为新桂系走出广西、再度崛起提供了条件，在8年抗战中，桂系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抗日战争初期，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分离出去的黄绍竑等人以其坚定的抗日立场而引人注目。

我们知道，国民党是一个老牌政党，内部成分复杂、派系林立，是一个软弱涣散的政党，这样的党一旦面临重大政治军事危机，往往显得无能为力或者软弱无能。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国民党上层政客中要求与日寇妥协求和的越来越多，这些人包括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行政院代理院长孔祥熙，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CC领袖陈立夫，元老居正、王宠惠，谋士熊式辉，地方实力派头目阎锡山等一批重量级人物，在上下一片要求妥协求和的低压气氛中，只有桂系的领袖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以及不掌握军事实权的冯玉祥、李济深等少数人始终保持坚定的抗日立场。

我们先看李宗仁的态度：根据冯玉祥日记记载，1937年11月20日，汪精卫、孔祥熙、居正、王宠惠、熊式辉等包围蒋介石，说军队既不能战，则应当与日寇妥协。蒋介石答复说：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对敌人作战，一为妥协投降。我既主战，而今言和，则我即走开。同时请汪等去找李宗仁、白崇禧商量。白崇禧未与汪精卫等见面，而李宗仁见面后断然对他们说：“军人惟知卫国，不胜则死耳！何和议为？”^[37]李宗仁还警告他们：“不能说此话，如说定然亡国的。日本要亡中国，非对蒋先生的。”^[38]

主张妥协的军令部长徐永昌于1937年12月8日与白崇禧从武汉来到徐州，与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磋商战局，并谈及时局。事后，徐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李德邻主抗战到底，且亦不希望任何国际援助，气势不可一世，亦奇人也。”^[39]当场遭到抢白的徐氏事后感到窝火，在日记中发牢骚说：“不可与言而言，失言。前日与李德邻所言，岂止失言，直取辱耳！”^[40]

以上两则材料可以说明，李宗仁的抗日态度是坚定的。

白崇禧也是如此，正如冯玉祥所说的：“白先生对汪逆兆铭无耻的罕见是非常有仇的。”在汪精卫公开投敌后，白崇禧力主对汪加以通缉拿办，就足以说明他的态度。据冯玉祥日记记载，白崇禧的坚定抗日态度也引起中共领袖的注意。“毛泽东致白崇禧两句话：‘只为国，不为己。今日只有为己，才能为国。’这两句话，正针刺着白先生的真相。白先生亦觉悟。曾说：由于最近四次的蒙召见，谈话中知道只拥护是不行的。他曾对委员长说：如政府再长此拖延下去，国家将有三杀：主杀客，地方杀政府，退步的杀进步的。”^[41]

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部（1938年1月改为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在其日记中甚至有如下的评论：“第八路军方面及共军主战，桂军首脑部主战，毫无隐饰。”^[42]“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李德邻部的人次之，其余类多口是心非。”^[43]

对于白崇禧、李宗仁等人的坚定抗日立场，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感到很恼怒，他们造谣说白崇禧等人是共产党。对此，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冯玉祥、白崇禧、李济深已入共产党。此理甚明，咱们可谓三人战斗而不是单人战斗矣！”^[44]

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冯玉祥、李济深等坚定的抗日派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以各种方式向蒋介石进言或献策，为他打气，鼓励他坚持下去。有了白崇禧等主战派的支持，蒋介石才有底气答复一心要投降的汪精卫：“假使和谈成功，我们连喝口开水的自由都没有了！”^[45]白崇禧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内全力支持蒋介石联苏抗日的极少数上层有力人士。从这一点来说，是值得肯定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桂系再度面临蒋介石中央系势力的打压。为了乱中取利，维持桂系的地位，他们极力怂恿蒋介石挑起全面的反共内战。全面内战的结果，桂系与蒋系一同被人民革命势力消灭，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作为新桂系的领袖，在被人民革命势力赶出大陆政治舞台之际，李宗仁与白崇禧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李宗仁去了美国，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对自己大半生的作为进行了反思和总结，认识到“革命浪潮为不可阻遏的历史力量……嗣后中共的席卷大陆，其趋势亦复如此”^[46]。1963年7月14日，李宗仁对《欧洲周报》记者谈到，“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惟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47]，表达了浓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李宗仁终于响应中共的号召于1965年回归祖国，晚节黄花，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最后的精彩篇章。

而白崇禧则相反，他被蒋介石骗到台湾，失去人身自由，成为蒋介石清算大陆失败的替罪羊。对于白崇禧的最后选择，正如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白崇禧一向很自负，号称‘小诸葛’。其实他在政治上没有远见，他竟然听信蒋介石骗他的话，要他去台湾当‘国防部长’，从此他一去就不能再出来了。”^[48]

还有人有针对性地议论说：“你看某方曾有赛诸葛，某方又有小诸葛。到头来，诸葛自诸葛，赛诸葛、小诸葛自非诸葛！”^[49]

信哉！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可见，“小诸葛”与真诸葛之间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注释

[1]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8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2]《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编印，第854页。

[3]《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一文说：“白氏为我国之有名战术家，素有张良之称，为我国现代第一俊敏军人。”载《中美名将录》，上海欧亚出版社1945年版，第30—31页。

[4]梁升俊：《蒋李斗争内幕》，台北新新闻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6，148—149页。

[5]李家骏：《李宗仁先生传》，第9页。

[6]周献明：《白崇禧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从白先勇访亡父机要秘书谢和赓老人说起》，台北《传记文学》第62卷第3期第34页，1993年3月号。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8页。

[8]《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9年11月22日，1938年11月28日，1937年12月8日，1937年12月10日，1937年12月14日，1938年1月5日，手稿本第12册，第502页。

[9]贾廷诗等：《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721，838，861，862，825、853页。

[10]贾廷诗等：《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721，838，861，862，825、853页。

[11]胡光庶：《南北两“小诸葛”轶事》，台北《传记文学》第27卷第5期。

[1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9年11月22日，1938年11月28日，1937年12月8日，1937年12月10日，1937年12月14日，1938年1月5日，手稿本第12册，第502页。

[13]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85，100页。

[14]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75页。

[15]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366—367，785页。

[16]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366—367，785页。

[17]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85，100页。

[18]杨义在《钟祖培反白崇禧活动概略》一文中说：“白在广西，利用李宗仁作傀儡，大权独揽，既阴谋刺死吕焕炎，逼走黄绍竑，又软禁蒙志、黄权，极力造成清一色的白氏系统。”《广西文史资料》第3辑。

[19]杨义在《钟祖培反白崇禧活动概略》一文中说：“我与白本无深仇大恨，但是他的阴险忌刻虚伪奸猾，对人极不忠诚，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太令人可怕。何况他对李老总（李宗仁）仅仅供作一个泥菩萨看待，事无大小，不是‘先斩后奏’，就是‘斩而不奏’，包办一切。现在正在逐步发展成为清一色的天下。像我这一类型的人，只不过是他的过渡工具罢了。为我个人和广西前途计，白某确是障碍。”《广西文史资料》第3辑。

[20]谢和赓：《白服从李，李信任白》，魏华龄主编：《李宗仁轶事》，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21]谢和赓：《白服从李，李信任白》，魏华龄主编：《李宗仁轶事》，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22]谢和赓：《白服从李，李信任白》，魏华龄主编：《李宗仁轶事》，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23]谢和赓：《白服从李，李信任白》，魏华龄主编：《李宗仁轶事》，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24]黄绍竑：《五十回忆》，杭州风云出版社1945年版，第109页。

[25]尹冰彦：《李宗仁回大陆最后的日子》（上），台北《传记文学》第49卷第3期。

[26]王康：《小诸葛白崇禧》，台北《中外杂志》第1卷第1期（1967年3月出版）。

[27]贾廷诗等：《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721，838，861，862，825、853页。

[28]徐铸成：《报人六十年》，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165页。

[29]胡政之：《粤桂写影》，天津《大公报》1935年2月20日。

[30]晓云：《白崇禧禁烟》，《民国春秋》1996年第5期。

[31]贾廷诗等：《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721，838，861，862，825、853页。

[32]贾廷诗等：《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721，838，861，862，825、853页。

[33]《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别录》，第266页。

[34]何作柏：《白崇禧当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新桂系纪实》中集，第418页。

[35]梁升俊：《蒋李斗争内幕》，台北新新闻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6，148—149页。

[36]张义纯：《白崇禧其人》，《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39页。

[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1938年1月3日，1937年11月21日，1940年9月7日，1939年7月30日。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1938年1月3日，1937年11月21日，1940年9月7日，1939年7月30日。

[3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9年11月22日，1938年11月28日，1937年12月8日，1937年12月10日，1937年12月14日，1938年1月5日，手稿本第12册，第502页。

[40]《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9年11月22日，1938年11月28日，1937年12月8日，1937年12月10日，1937年12月14日，1938年1月5日，手稿本第12册，第502页。

[4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1938年1月3日，1937年11月21日，1940年9月7日，1939年7月30日。

[4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9年11月22日，1938年11月28日，1937年12月8日，1937年12月10日，1937年12月14日，1938年1月5日，手稿本第12册，第502页。

[43]《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9年11月22日，1938年11月28日，1937年12月8日，1937年12月10日，1937年12月14日，1938年1月5日，手稿本第12册，第502页。

[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1938年1月3日，1937年11月21日，1940年9月7日，1939年7月30日。

[4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8页。

[46]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366—367，785页。

[47]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223，221页。

[48]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223，221页。

[4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9年11月22日，1938年11月28日，1937年12月8日，1937年12月10日，1937年12月14日，1938年1月5日，手稿本第12册，第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