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投笔从戎 铁腕成名
数年徒守困，空对旧山川。
龙岂池中物，乘雷欲上天！
——《三国演义》第三十四回
投笔由来羡虎头，须教谈笑觅封侯。
胸中浩气凌霄汉，腰下青萍射斗牛。
英雄自合调羹鼎，云龙风虎自相投。
功名未遂男儿志，一在时人笑敝裘。
——《说岳全传》第三回
中道衰落的家世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3月8日，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南乡六塘山尾村，一个普通农户家诞生下一名男婴，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小诸葛”白崇禧，他与桂林小同乡李宗仁一起成为国民党内重要派系——桂系的首脑。
山尾村离桂林城约50余华里，位于桂林至永福罗墟大路的旁边，交通甚为便利。在该村的西面，有一座平地拔起的石山，甚为险峻秀丽，山上南北两峰并峙，其中北峰约高出南峰数十丈，白家就在北峰的山脚下。
白崇禧出生地山尾村
白氏家族的来历颇为不凡。据其族谱记载：其始祖名叫伯笃鲁丁，是一个来自中亚的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在元代来到中国，定居于南京。由此可见，白氏家族即是中西民族大融合的产物，白崇禧是阿拉伯人的后裔。这在他的身材高大粗壮上可窥一斑。白崇禧生于民众身材相对矮小的广西，却长得高高大大，魁梧壮实，那高耸的鹰钩鼻子，显得剽悍，是典型的阿拉伯民族后裔；那一大一小的狐狸眼，又使他显得狡黠异常，令人深不可测。
伯笃鲁丁生活在歧视汉人、南人，蒙古人和色目人高高在上的元朝初期，自然志得意满，后中进士，在广东西部任过廉访副使，年老辞官后仍回南京居住，死后葬于南京城外。他的后代迅速汉化，因而在元末明初的混乱年代有所作为。伯笃鲁丁的次孙永龄，官名伯龄就归附新朝，在明洪武十三年被分发出京，仍赴其祖曾任职之地粤西，担任地方官吏。永龄于是带着兄弟永林、永秀前往，三兄弟中永秀一房后代繁昌，白崇禧即为此一支的后裔。
明太祖朱元璋曾颁布命令，禁止臣民使用外国姓氏，于是伯氏乃改为“白”，取其谐音，从此世代相传。永秀公之下数代，皆在桂林务农。传至第15代白榕华，少时家贫，曾在桂林城内本家白某所开的商店做工。但他发愤就学，终于登上龙门，他先后做过四川开县知县、广东茂州知州、直隶州知州，年老辞官回籍后，看中了桂林南乡的山尾村，举家迁于此地定居。白榕华任四川开县知县时，因笃信伊斯兰教，对当地回教的发展影响甚大，他曾题写了一幅“认主独一”的匾额送给开县的清真寺。1939年白崇禧作为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驻重庆时，闻知此事，还亲临该寺，瞻仰其先祖的墨宝。
白榕华的后代中，白珮、白玉都是科甲出身，中过举人或秀才，可谓是书香世家。但至第18代白志书，即白崇禧的父亲，家道已开始衰落。白志书别号友三，幼年也读过书，从师于白石先生。19岁时准备应试，但因在书房习作联句时所用的音韵与白老先生有异，而受到先生的责罚。性格倔强的白志书愤而弃学，转从商贾。他在桂林西乡苏桥墟开了一家名叫“永泰林”的小字号，经营油、米、糖、醋、茶、纸等杂货，生意尚可，使他家的家境在当地尚过得去。
白志书35岁时才娶亲，夫人是桂林西乡罗锦墟同行、“马全记”老板的长女马氏，时年24岁。此后10余年中，马氏共生育了7男4女，但有3男1女夭折，长大成人者有4男3女。4个男孩是：崇勋、崇伦、崇禧、崇祜；3个女孩是：年妹、德贞、三妹。崇禧之前有两男年幼夭折，因而他在男孩中排行第五，小名叫桂五。
崇禧同两位兄长由于年龄相差较大，关系不是很亲切。他同6弟崇祜年龄相近，小时候一起同窗共读，关系最好。崇祜字宗墨，因身体单薄，20余岁就亡故，时崇禧刚就任北伐军副总参谋长，年少得志，闻此讯亦伤感异常。
白崇禧故居
随着白家人丁的增加，使尚属小康的日子逐步艰难起来。白志书一生不得志，染上了抽鸦片烟的不良嗜好，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在白崇禧10岁时，白志书突患脑溢血病故，白家顿时失去了支柱。祸不单行，白家维持生计的主要收入来源“永泰林”也出了问题，账房先生李某欺负白家兄弟年幼，一手把持了店务，不仅侵吞店铺的资财，又将外放的债权据为己有，而且对店铺所借的债务不管不顾，反而让债主们上白家的门逼债。在这种情况下，白家被迫将“永泰林”的店面及资财全部变卖，还卖掉了部分田地，才偿清所欠债务。从此白家家境每况愈下，越来越艰难。
几年后，白家长女年妹长大成年，嫁给了海家。年妹出嫁后鉴于娘家生活拮据，经常予以接济。她对崇禧尤为看重，认为这个弟弟将来会有出息，因而全力支持崇禧读书，所需学费都由她做针线及丈夫上街卖牛肉所得的收入来提供。白崇禧后来飞黄腾达，饮水思源，一心想回报大姐当日的恩情，对他大姐一家悉心照顾，把他大姐的儿子海竞强接到身边悉心培养，先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军事，后又保送到陆军大学，并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大力提拔这个外甥。抗战胜利时，海竞强已升至桂系王牌军第46军的师长。1947年在山东莱芜战役中，桂系整编第46师（第46军缩编）全军覆没，海竞强被解放军俘虏。白崇禧时任南京政府国防部长，亲自参与指挥反共内战，与中共是势不两立的对头，但闻知海竞强被俘虏后，情急之下，竟通过与中共方面有联系的刘仲容向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说项，释放了海竞强。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白崇禧对其大姐一家的感情。
并不安分的桂五
白崇禧5岁时，其父送他入村里的私塾就读，开始了他的青少年就学生涯。他的启蒙老师是毛庆锡。开蒙第一课老师教的是背《三字经》。放学回家后，白志书要考崇禧学了些什么，白崇禧竟能将白天的课文一字不差地全背下来，可见其天赋。《三字经》学完后，接着学《五言诗》、《千家诗》、《对子书》、《幼学琼林》等，前后用了三四年时间。等读到《四书》、《五经》时，毛先生有些讲不下去了。他便请来李玉田、白莲洲两位先生，接着教白崇禧这几位学生，自己重招一班蒙童。
李、白两先生执教白崇禧时，白家生计已较为困难，只能供崇禧一人上学，其弟崇祜虽想上学，但家里已供不起。于是白崇禧白天在私塾读书，晚上在家里教书，当“二先生”，把白天所学的课文全部教给崇祜。因而白崇禧要比其他同学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背书。当时学生在清晨就上课，首先要背先生头天所学过的课文。每月的初一、十五，还必须背诵半个月来学过的功课。若学生背错一个字，就要被先生用竹片责打手心一板。由于白崇禧聪明好学，又很用功，从未因为背书而受到先生的责罚。一日，白莲洲先生要学生背诵昨日所教的《书经》中的《洪范篇》，这篇课文特别拗口难背，前几个同学没一个背全，多的挨了50余板。白崇禧昨晚因教弟弟功课，到三更时才开始背书，直到鸡鸣五更才上床睡觉，早晨起床后又读了两遍，此时背诵起来，如历历在目。他一口气背下来，一字不差。白先生一向欣赏白崇禧，此时更是对他另眼相看，决定让崇祜减免一半学费入学，以让崇禧专心念书。于是，崇禧、崇祜两兄弟得以同窗共读，朝夕相伴。
白崇禧家中道式微，在乡里颇有些受欺侮。但白崇禧从小就性格倔强，不会逆来顺受。从师于白莲洲先生时，班上有个叫毛长林的同学，年龄最大，性情乖僻，常以大凌小，自称“毛大帅”。每个月初一、十五时，常常向其他同学强行索取食物和钱财，名之为“进贡”。他的座位正在馆堂通往厕所的通道旁，同学们因如厕经过时，他还经常打人。班里同学慑于其身高体壮，只得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白崇禧并不俯首称臣，他和崇祜从未向毛长林进过“贡”，若要上厕所则绕开他，去别处厕所。毛长林于是对白崇禧兄弟怀恨在心，经常制造事端进行挑衅。有一次因馆堂道路狭窄，崇祜不慎踩了毛长林的脚后跟，毛转身一拳，正打在崇祜鼻子上，顿时血流满面。崇禧心疼弟弟，十分愤怒，但考虑到与毛硬斗占不到便宜，于是兄弟俩一起密谋，决定以智取胜。
在私塾馆前的土坪上，有五级高的台阶通往村道，白崇禧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地形“伏击”毛长林。一天下午放学后，白崇禧见毛长林走在最后面，于是便同崇祜埋伏在学馆的围墙角上。当毛长林走过土坪，走向石阶时，白崇禧猛冲上去，对毛长林猛推一掌，毛猝不及防，被推下石阶，连翻了几个跟斗，跌得鼻青脸肿。白崇禧又趁机踢了毛长林两脚，大获全胜后便跑开了。
惩罚了毛长林以后，白崇禧因为担心父亲知道后会责打他，不敢马上回家。桂林到处是山洞，白崇禧便躲进白家屋后的一个山洞，让其弟崇祜回家观察，并把毛长林平素欺侮同学及他们兄弟的情景讲给父亲听，并申辩他是忍无可忍才进行报复的。若父亲不再加追究，就让崇祜到山洞里去找他；若父亲不肯饶恕，则不要来找他，等天黑时他要到外婆家去躲一阵。
白志书平时一向严格要求孩子，但听了崇祜的叙述后，也觉得这个毛长林应受到惩罚，只不过崇禧太莽撞，出手太重了。此时毛长林的家长来白家责难，并缠着要医药钱。白志书二话没说，进内房拿了钱就跟着去看毛长林的伤势。白崇禧忐忑不安地回家后，白志书只是责备了几句，并没有深究。
此事后来被白莲洲先生知道。为维护纪律，白先生对白崇禧进行了棍责。这是白崇禧就读以来第一次受到处罚。白先生也严厉地训斥了毛长林，吿诫他以后不得再欺侮同学。此后，毛长林也被迫有所收敛，不敢再强行勒索“进贡”，同学对白崇禧也颇为钦佩。
不久，白莲洲先生应聘去外乡教馆，蒙馆的管教逐渐松弛。白志书适于此时病故。白崇禧的小叔一向喜欢崇禧，认为他天资颖慧，读得进书，有意设法把他培养出来。他听说南乡六塘成立了一个小学校，马氏娘家八弟马小甫的儿子将入学，于是决定送崇禧到罗锦墟找他的八舅父，让他把崇禧也送去上学，也好给他的儿子做伴。但马小甫嫌贫爱富，不愿资助崇禧上学，只允许外甥在他的店里做学徒。白志书心气很高，失望之余便带着崇禧转身回了家。
离开马小甫家后，崇禧在他小叔家做了3个月的杂活，小叔见他聪明能干，一心想不能让他就此埋没，总想让他有出头之日。于是他走家串户，约同村里的父老，敦请已在外乡的白莲洲先生回村主持私塾馆，让崇禧、崇祜和村里的几个子弟，用一年半的时间读完了四书五经。
此时已是清光绪末年，科举制度已被废除，开办新学成为时代潮流。离三尾村约3华里的会仙圩创办了1所新型小学，由吕元甫、李任仁、吕伯刚3位桂林优等师范的毕业生主持，提倡新学。白崇禧遂同崇祜一起报了名入学，走读了两年半时间。白崇禧成绩优秀，聪明过人，很得李任仁先生器重。在李先生的帮助下，白崇禧就完成了全部小学的学业。因为所接受的是新学知识，也大大开阔了崇禧的眼界。李任仁字重毅，白崇禧发迹后一直是白的座上客，虽然李氏与他的这位高足政见颇不一致，是一位有名的民主人士，但白崇禧对他的恩师依然很尊重，常常就一些大问题征询他的意见。
求学陆军小学堂
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境困难，白崇禧不得不辍学回家务农，给人帮工、耕田。当时小学毕业生在乡里亦属凤毛麟角，心气很高的白崇禧对自己的遭遇深为不满，一心想摆脱这种处境，出人头地。一天在田里干活时，白崇禧不堪忍受别人的冷言冷语，一把折断了赶牛鞭，回家跪请母亲，让他到省城桂林去闯世界。母亲无奈，只好把家里的两亩上好的糯米田卖掉给他做盘缠，让他去省城。当时白崇禧仅14岁。
告别母亲及兄弟姐妹后，白崇禧独自离开家乡，第一次来到省城桂林。正当他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时，他看到了一张广告：桂林陆军小学堂招生。该校是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推行“新政”而举办的，直辖于广西兵备道。它模仿当时德国、日本的学制，学员在校学习基本学术课3年，毕业后升入陆军预备中学，受训两年后毕业，再保选送入保定军官学校受训，两年后毕业，派往各部充任下级军官。此时清廷已废除了科举制度，并训练新军，急需军官将佐，考取军官学校无疑是一条飞黄腾达之捷径。何况军校学员的膳食、服装、书籍等费用都由校方提供，每月还给一定津贴供零用，这对家境困难的白崇禧尤其具有吸引力。
陆军小学堂的总办是日本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三期毕业的著名新派军人蔡锷，白崇禧曾听李任仁先生谈起过他，尤为推崇。于是白崇禧马上去陆小招考处报了名。按陆小的报名要求，年龄需满15周岁，而白崇禧刚满14岁。但这难不倒这个机灵鬼，他在报名时瞒着校方多报了1岁。报了名以后，白崇禧在附近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来，温习功课，准备参加考试。当时因陆军小学堂待遇较好，又有前途，报考的人极多，学堂计划只招120人，却有1700多人报了名。虽然学堂规定只要是小学毕业就可报考，但当时却有相当多的中学生前来报考，仅桂林的中学生就有400余人报考，可见竞争是相当激烈的。等到开榜时，白崇禧却以名列第六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为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二期学生。
消息传到三尾村，白家兄弟姐妹兴奋异常，连忙杀猪宰羊，办了几桌喜酒宴请前来祝贺的亲戚和乡邻。席间，从不饮酒的白崇禧志得意满，饮了几杯。一条飞黄腾达之路似乎已在他面前铺开。
谁知白崇禧命运多舛，入学仅仅3个月，他突染上恶性疟疾，忽冷忽热，不思饮食，没法学习了，只好被人用一副滑竿抬回老家。蔡锷总办因为白崇禧在入学考试时成绩优异，爱惜其才，没有令他办理退学手续，不仅保留他的学籍1年，还派出专人给白崇禧送来3个月的膳食和津贴费，但命运似乎在与白崇禧作对，他一病就是1年，病情时好时坏，就是不能痊愈。无奈，他只好办理了从陆军小学堂退学的手续。
当时乡间老百姓普遍迷信，白崇禧考取了官学堂却又退学，只好再回乡下一事，在他们看来，是因为白崇禧平时不信神佛，对土地爷无礼，因而被土地爷勾住了双脚，走不出山尾村。白崇禧听到后，恼怒异常，当晚即悄悄地来到土地庙，把土地菩萨抱起，扔到附近的水塘里去了。此事震动了乡里，纷纷追查是谁如此胆大妄为？因白崇禧疟疾未好，经常待在家里养病，很少出门，因而没有人怀疑到他的头上，此事最后不了了之。说来奇怪，白崇禧害了一年半时间的恶性疟疾，不久就不知不觉地好了。
病好了以后，白崇禧不甘心在乡下待一辈子，又偕同六弟到桂林找出路。恰逢桂林初级师范招收新生，兄弟俩都报了名，参加了考试。在座900多名应考的学生中，仅招收80名新生，竞争仍然很激烈。可白崇禧兄弟双双考取，其中白崇禧的成绩名列第二，历经磨难的白崇禧似乎又得到了命运之神的青睐。
在桂林初级师范，每班暂以成绩最好的学生任领班生，待进行两次月考、一次段考后，再以成绩、品行的好坏重新确定领班生。刚入校时，白崇禧班上的领班生是入学考试名列榜首的何树信，但经过两次月考和一次段考，白崇禧都名列全班第一，廖校长遂亲自到班里来宣布由白崇禧任领班生，任期一年。
何树信的代理领班生资格被免去后，非常忌恨白崇禧。他是桂林城里人，父亲在省巡抚衙门里做事，他根本瞧不起来自乡下贫寒农家的白氏兄弟。他在学业上比不过白崇禧，于是经常找白崇禧兄弟的麻烦，但白崇禧从不理会。有一天，何树信又借故挑衅，恶语谩骂崇祜。崇祜自幼身单力薄，不敢同他正面冲突，只好隐忍不言。恰好白崇禧外出回来见六弟受侮辱，非常生气，大声责问何树信想干什么，何树信一贯不把白氏兄弟放在眼里，只是继续谩骂：“呸，乡下佬，乡巴哥！”白崇禧忍无可忍，冲上去一拳将何树信打倒在地，并踢上几脚，教训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儿。
何树信从地上爬起来后，自知打不过身高体壮的白崇禧，便跑去找校长告状，有几个同学平时就看不惯何树信，同情白氏兄弟，便劝白崇禧不要承认打了人，他们可以出来作证。但白崇禧认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他教训何树信是被逼出来的，不必隐瞒。于是，这几个同学也去找校长，告以实情。几天后，校方做出了处理结论：何树信不应该欺侮同学，记大过一次；白崇禧不应该打人，也记大过一次。鉴于白崇禧打人事出有因，且平时学业、修养一向皆优，他的领班生资格继续保留。
北伐学生军敢死队员
1911年10月10日，白崇禧进桂林省立初级师范1年多时间，武汉三镇爆发新军起义，这就是揭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不久成立湖北军政府，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武昌方面也派代表秘密赴桂林，策动广西独立。广西有许多干部是革命党人，在他们推动下，广西新任巡抚沈秉堃、藩台王芝祥等见大势所趋，遂于1911年11月7日在桂林宣布独立，由咨议局推举沈秉堃任广西都督，王芝祥及提督陆荣廷任副都督，响应武昌起义。
广西独立后，内部情形十分复杂。广西新军和旧军矛盾一直较深，新军干部大多是外省人，受过新式教育的，他们看不起大多出自绿林的旧将领。而旧军势力遍及广西各地，敌视新军。广西宣布独立时，旧军就有不赞成的。其中一部分企图利用举行庆祝大会之机，发动事变，解决新军。结果，叛乱虽被解决，但新旧矛盾更深。不久，统领广西旧军即省防军统领陆荣廷的部将、邕龙标统陈炳琨发出通电，主张拥戴陆荣廷主政广西。广西许多旧军将领及地方势力派也纷纷起来附和，主张所谓“桂人治桂”（这是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后的普遍现象，不独广西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外省人的沈秉堃、王芝祥决定另谋出路。
此时，湖北方面因汉口、汉阳相继失守，派人分赴独立各省告急请援。沈秉堃、王芝祥则认为趁此机会调新军出广西援鄂，则旧军易安，因而力主北伐。同时新军方面的革命党人，也以参加北伐为荣。这样，广西方面决定由沈秉堃以湘桂联军总司令名义离桂赴湘，由王芝祥任援鄂司令，率领由赵恒惕任协统的广西新军混成协北伐，援助武汉。由绿林出身的旧军将领陆荣廷继任广西都督。从此，绿林出身的草莽军阀陆荣廷借辛亥革命之机会，一跃而成为广西全省合法的最高统治者，此后逐渐形成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集团，统治广西长达10余年之久。
广西新军准备北伐时，广西陆军小学堂的学生倡议组织北伐学生军敢死队，得到了法政学堂、初级师范、农业学堂、警察学堂等10余所学校学生的响应，报名者极为踊跃。但因经费及枪械所限，最后只招收了120余人。白崇禧得知消息后，立即报了名，并被吸收。其他还有黄绍竑、伍廷飏、夏威、俞作柏、吕演新、吕焕炎、梁朝玑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新桂系的重要军事干部。让人觉得可疑的是，后来成为新桂系领袖的李宗仁却没有参加北伐学生军敢死队，一个人孤零零地溜回了老家，在大革命时代来临时作了逃兵。[1]
学生军敢死队每人发给七九口径步枪1枝、子弹150发及毛毡、黑呢外套1件以及水壶饭盒等物，经过1个星期的训练，即随新军出发，统归赵恒惕指挥。据同盟会广西支部长耿毅回忆，广西北伐援鄂军从桂林出发的日期是1911年11月5日（农历九月十五日）。[2]出发时，桂林各学校都排队欢送，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气概。但学生队伍中却看不到白崇禧。原来崇禧家人得知他报名参加学生敢死队，并将出发北上的消息后，非常担心，他们家的兄弟姐妹一齐出来找白崇禧，并派人在学生军必经的桂林城北门把守，想把他强行拉回家。而白崇禧已事先想到家人会来这一手，见兄弟姐妹来找，急忙将武器装备交给同学带出城去，自己则躲过兄妹的寻找，然后穿着便服从西门出城，绕过老人山、骝马山，提前赶到灵川的甘棠渡口，等待大队的到来。
参加北伐学生敢死队，使白崇禧得以继续自陆小中途辍学而中断的军旅之路，可是说他是一生军事生涯的正式开端。此时白崇禧才18岁。
由于武汉前线形势日益紧急，广西北伐军奉命昼夜兼程北上。白崇禧等学生军从未走过这么远、这么急的路，尤其是在湘桂交界的山区行军时，因道路崎岖坎坷，大多数队员双脚都磨出了泡，接着便磨破了，钻心的疼。但他们仍坚持下来，所幸到达湖南永州后，有湘江水路直通武汉，于是白崇禧与一些队员改乘民船，押送着辎重，由湘江水道经祁阳、衡阳、湘潭直下长沙。然后换乘轮船，经洞庭湖进入长江，直达武昌西南约60里的金口镇登陆，结束了3000余里的北伐行程。
当时汉口、汉阳已被清军占领，与武昌革命军隔江对峙。广西北伐军到达后，奉命担负左翼军的任务。遂由金口渡过长江，担任蔡甸、梅子山一带的防御任务，并威胁清军的侧翼。不久清军撤出汉阳、汉口，退往孝感，学生军敢死队遂同广西北伐军渡过汉水，跟踪清军至孝感。清军继续后撤，不久退至武胜关以北。此时，南北开始议和，广西北伐军奉命停止前进，驻防孝感附近。旋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南北统一，军事行动结束。
虽然北伐援鄂过程中，白崇禧等人并未参加战斗，但前线紧张的气氛足以令这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兴奋不已。与清军对峙期间，前线的警戒一直未松懈，白崇禧等也常担负夜间放哨的任务。时值寒冬，气候之寒冷潮湿，使来自四季温暖南方的白崇禧等人很不习惯。但由于他们初上前线，兴奋紧张加上恐惧交织在一起，也不觉得天气的寒冷了。白崇禧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当时南北正酝酿议和，和战未定，故南军警戒前线甚严。我于夜间放哨，因天气寒冷，风雪交加，瞬时变成雪人。但我初上前线，内心兴奋无比，其热诚足以御外迫之寒气。未几南北停战。赵恒惕之混成协调驻湖北孝感，我们随之至孝感。学生军出征时因携带银钱衣装有限，战时又无法换洗，以致发蓬面垢，多有生虱者。驻于孝感，每当丽阳和暖之日，即是我们洗澡捉虱之时。后湖北都督黎元洪知我们穷困，特犒送酒肉，津贴每一学生十元银洋。我们为保持不受政府津贴之清誉，仅领其酒肉。此种苦干、硬干、死干之精神，赢得各方所赞佩。[3]
清帝宣统退位后，各省学生军以任务完毕，宣布解散，在湖北前线的广西北伐军奉命调到南京，与此处广西部队合编为陆军第8师，广西学生军敢死队也奉命调到南京，全体编入入伍生队。
注释
[1]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他当时也报了名，但因为敢死队名额有限，他没有被录取，所以只好回家歇息。李宗仁此说因无旁证，只能存疑。参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7页。
[2]耿毅述：《辛亥广西援鄂回忆录》，载《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总25号）《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73页。
[3]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7，9，9，10，10，17页。
进入保定军校深造
1912年1月，白崇禧随广西学生敢死队由孝感乘火车到汉口，参观了黄鹤楼、楚望台等地，休息3天后，乘拖轮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南京。全队先住进南京陆军小学所在的小营，后迁至市中心鼓楼附近的原两江总督端方的公馆。刚到南京时没多少事可做，于是白崇禧偕队游历了南京城内外的明故宫、明孝陵、雨花台、秦淮河、莫愁湖等风景名胜，心情十分愉快。
不久，广西学生敢死队奉命解散，全体队员转入南京入伍生队，为升入军官学校做准备。当时当局有意让愿意解甲者“荣归故里”，因而有许多队员不愿继续从军，退出了入伍生队，如黄绍竑和黄天择。但白崇禧认为自己既已投笔从戎，就决心在军队里闯出一番天地出来，选择了继续留在入伍生队。
在南京受训半年后，南京入伍生队奉命改为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设在武昌的南湖，白崇禧又被送回武昌。黄绍竑这半年在外颇不如意，这时也想方设法加入了进来。
陆军预备学校即前陆军中学的变相，所教课程有国文、物理、化学、几何、三角、代数、历史、地理、图画、步兵操典、外国文等，其程度相当高中水平，学制两年。学校对外国文非常重视，英、法、日、德、俄5种可任选1种，所占课时很多，目的是想培养能精通外文、了解外国军队情况及国际形势的军事将领。
1914年冬，白崇禧等从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奉命由汉口乘火车北上，到北京入伍见习。这是白崇禧第一次来到与岭南风物迥然不同的北国故都。他被分配在驻北苑的北洋陆军第10师（师长卢永祥）见习半年。当时陆军部对入伍后的教育并无计划，只是任各师军官随便规定。虽然下级军官对学生军官很客气，但白崇禧仍感到与他们格格不入，也感到由旧式军队改编过来的北洋军的陈旧腐败。
1915年6月，在结束了学习和见习后，白崇禧踏进了设在保定的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
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保定，人们习称保定军校。它是在前清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和速成学堂的基础上创办的，于1912年10月1日正式开学，隶属于陆军部。根据学校条例规定，学校是“造就初级军官之所”，“教训初级军官必修之教育”，全校设立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5个兵科，每科之下设立学生连，其中步兵有7个连，骑、炮兵各2个连，工、辎重兵各1个连。[1]
保定军校是我国第一所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性质的军事学校，从1912年至1923年共招收了九期学生，毕业生共计6574人。有人统计，在国民党将领中，保定军校毕业生占有很大比例，其中一级上将3个，二级上将10个，上将（包括追赠上将）14个，加上将衔12个，中将（包括追赠、加中将衔）220个，挂中将衔53个，少将137个，挂少将衔21个。保定军校毕业生在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及外交方面的影响也很大，有40多人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行政职务，包括行政院代院长、副院长、内政部部长、经济部常务次长、监察院副院长、交通部部长、副部长、航政局局长、驻外公使。还有十几个重要省份的省政府主席。更多的人担任过民政厅长、实业厅长、农业厅长、建设厅长、财务厅长、土地厅长、省公安局长、市公安局长，等等。很多人还当选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2]
白崇禧被编入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第4连，同期共800多名学生，与他同一连队的有黄绍竑、夏威、张治中等人；其他连队还有广西同乡俞作柏、吕焕炎等人；外省的有何键、张定璠、徐庭瑶、毛炳文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是名噪一时的高级将领，有的是新桂系的主要军事干部和首脑。其中张治中与白崇禧同一宿舍，关系极为密切，后来两人都成了国民党政权的显要，也都是蒋介石倚重的助手，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趋向完全不同，两人围绕与中共关系问题发生过严重冲突。张治中后来对人说起白崇禧这位同学：“在保定军校时，白和我是同期、同科、同班、同桌、同寝室的同学，关系至为密切，而入世以后，就分道扬镳，南辕北辙，真正志同道合的人是很难求的。”[3]
保定军校步兵科的课程主要有三大类：学科、术科、和外文，此外还有汉文、史地、算学等。其中学科主要是以学习战术、筑垒、地形、兵器四大教程为主；术科则以学习器械、枪术、剑术、马术等。上课时既有课堂讲授，又有实地操练及野外演习。军校的各种制度比较严格，若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学生，将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白崇禧在这种环境下如鱼得水，他对战略战术思想的学习最感兴趣，认真研读了《作战纲要详解》、《阵中条令》等著作，并做了大量笔记。
保定军校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校方借口“军人不干政”，禁止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校内不允许阅读传播新思想的书刊。校方甚至还规定，所有的学生来信，须由值星官拆阅检查，然后盖戳交给本人，以免学生参与外界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对于第二、第三期的学生，他们大多数来自南方，而且很多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因而袁世凯对他们很不放心，借故将较得学生信任的校长曲同丰更换，派他的亲信王汝贤任校长，学兵都由北洋军保送，或从北方各省报考，其目的是在保定军校之外另立一个系统，培养忠实于他的军事干部。
王汝贤不学无术，很为学生鄙视。虽然他对伙食问题十分注意，稍有不好就指责厨师，以至学生伙食办得很好。但他秉承袁世凯的意旨，用手段压制学生的言行，并大肆灌输对袁世凯的迷信、崇拜，为袁氏称帝摇旗呐喊，这引起了进步学生的愤怒。一天，一位学生偷偷阅读经常登载反对袁世凯称帝文章的《顺天时报》[4]，被王汝贤查出。王氏认为看《顺天时报》的人，就是反对帝制的革命党人，于是他把全校学生集合起来，命将那名看《顺天时报》的学生责打40军棍。此举起了学生的公愤，当时就是一片喊打之声。王汝贤见势不妙，慌忙退入校本部，并用电话调附近的驻军，将学校包围起来。愤怒的学生冲进了校本部要打王汝贤，但他跑得快，已避往他处。于是学生捣毁了他的办公室，并把他的照片撕碎扔进厕所里，发泄出了对帝制的怒火。
在附近驻军的镇压下，这次事件被平息。学生配发的所有枪支都被缴去，大炮也被卸下了炮栓，每一个班军校学生派一排士兵武装监视。直到一个星期以后，见学生们并无举动，才将武器还给学生。[5]
虽然经历了这么一场风波，但两年的军校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1916年冬，保定军校第三期学生参加毕业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文凭。对于这批学生的出路，北洋政府陆军部没有一个如何使用的计划，虽说由各人志愿，但大部分被分发回本省。因为北洋政府对这批学生根本就不信任，分发本省，任由本省自行安排，亦即这班学生自寻出路。
白崇禧因为自己是回族，所以自小就特别关心中国的边疆问题，进入军校后收集了许多有关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资料。在与同学交谈中，总是时常谈起边疆问题，流露出将来毕业后要到边疆去建功立业的志向。白崇禧的毕业论文也是论述边疆问题，洋洋数万字，因为交卷时间已到，未写完就交了卷。[6]
对于毕业后的去向，白崇禧首先选择的是去大西北新疆。他与徐培根、陆权等20多个同学约好，在分配志愿上填写自愿到新疆见习，他们的目的是“想训练一支边疆新军，为巩固边防、增强国防之用”。此举得到陆军部的批准。年轻气盛的白崇禧一心想在边疆建功立业。他在给家里的信中，解释此举是意在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叫家人不必为他担忧。信中充满了豪情壮志。[7]
但白崇禧等人的西北之行终未成功。他们首先来到北京，在陆军部每人领取了旅费500元，计划从北京出发，乘火车经京奉路到东北，再乘火车经俄国的西伯利亚到中亚的阿拉木图，然后换汽车到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此行虽然绕了一个大弯，但因火车快捷、便利，实为入疆最佳选择。但是，当他们在北京准备动身时，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西伯利亚的铁路交通随即断绝。无奈，白崇禧一行只好改由经陕西、甘肃去新疆。但出人预料的事又发生了，控制陕西的皖系军阀陈树藩独霸一方，不服从北京政府的管辖，扬言要扣留北京政府派出的途经陕西的人员。这样，白崇禧等人入疆的另一途径也被隔断，西北之行遂成泡影。[8]
注释
[1]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2页。
[2]《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录》，《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533页；《保定军校部分毕业生简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158—210页。
[3]春山：《关于皖南事变的若干补充》，《重庆文史资料》第24辑，第151页。
[4]《顺天时报》是日本侵华特务机关在华创办的中文报纸。日本人中岛真雄利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朝皇帝、太后逃亡西安的机会勾结清朝顺天府尹陈璧，于1901年10月在北京创刊。此后的30年间，《顺天时报》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宣传工具，1930年3月26日停刊。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3页。
[5]参见《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6]张义纯：《忆白崇禧其人》，《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7]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7，9，9，10，10，17页。
[8]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7，9，9，10，10，17页。
在广西陆军模范营
旧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
1917年，白崇禧从保定军校毕业，结束了青年时代。由于赴西北之愿未遂，被分派回广西，入广西陆军第1师第3团任见习官，从此进入了广西军界。
当时广西、广东是在桂系军阀[1]首领陆荣廷控制下。陆荣廷（1859—1928年），字干卿，小名陆阿宋，广西武鸣县垒雄村人。出身贫苦，早年投军，投身绿林。根据陆荣廷自述，他做绿林，是在安南境内专门对法国殖民者下手，并不在中国境内害中国人。[2]陆荣廷在安南境内杀人放火，成为中外闻名的绿林首领。法国殖民者对他谈虎色变，于是想方设法买通清朝的广西提督苏元春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招抚了陆荣廷。[3]陆荣廷受抚后，死心塌地投靠苏元春和两广总督岑春煊，在镇压广西会党和辛亥革命党人心狠手辣，屡次“立功”，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已经官至广西提督，成为一方大员。辛亥革命爆发后，掌握重兵的陆荣廷利用当时人们普遍的“桂人治桂”心理，以巧妙的手段赶走外省籍的竞争者王芝祥、沈秉堃，夺取了广西都督的宝座。1912年2月8日，陆荣廷在桂林宣誓就职，利用“桂人治桂”的口号，网罗了一批封建地主官僚和武人，建立起了旧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地位。其人没读几年书，用人行事效仿三国时代的刘（备）关（羽）张（飞），全凭义气情感，且用人唯私。因而张鸣岐治桂时引进的外省人大都不能立足，相继离去，使广西形成了巡防营军官一统天下的局面。
1915年，袁世凯称帝，云南护国军起。护国军一部准备由滇经桂入粤。梁启超、胡汉民等也先后入桂，策动广西独立。在这种情况下，陆荣廷迎岑春煊于肇庆，设立都司令部，宣布独立，并进攻袁氏心腹龙济光控制的广东，这是广西军队入粤之始。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授陆荣廷“两广巡阅使”的职位，并任命陆的部将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正式确立了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对两广的统治。
旧桂系的军队，除了白崇禧所在的、由陆荣廷之子陆裕光任师长的第1师号称新军外，其余旧军如韦荣昌、韩彩凤、林振廷、沈鸿英等部，大多是由广西巡防队改编，或者是由绿林改编过来的。因为陆荣廷出身于绿林，因而他对绿林武装采取招抚的政策。这些军队重江湖义气，但缺乏知识，对军队毕业生普遍不信任，反而加以排斥。即是在第1师，中高级军官都是旧军过来的，也排斥军校生。白崇禧这批保定第三期毕业生分发下来后，很多无事可做，甚至毕业了很久的保定第一、二期学生，仍在充当见习官。据尹承纲回忆：当时毕业于陆军大学、保定军校、陆军中学、陆军小学及速成、干部学堂等学校的广西籍学生，回省的有三四百人，这些人中，除了陆荣廷、谭浩明的亲属心腹外，只有陈良佐一人当过团长，张光瑗当过营长，其余绝大多数人都受到怀疑，被放弃在“闲曹”之列。[4]
与广西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校毕业生在外省很受器重，不少人飞黄腾达，很快跻身于中高级军官行列。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造成广西人才外流，如保定军校第一期的李品仙、第二期的叶琪、廖磊都是广西籍人，都因在广西无法立足，而转入邻近广西的湘军中寻求发展，后来竟成为湘军唐生智部的骨干；另一方面，留在广西的军校毕业生则相互结纳，共图发展，最后团结起来，推翻了旧桂系的统治，这是陆荣廷等人始料未及的。
等到陆荣廷等人对这批军校毕业生的良好素质和精神有所认识时，已为时过晚。据保定一期毕业的徐启明回忆，陆荣廷曾亲口对他说：“我可惜用你们太迟了。”陆的外甥，时任边防军总司令的李白云也对徐说：“今天用你们这些学生太迟了，先十年八年用，军事不会这样失败。”
1917年5月，广西当局采纳马晓军的建议，成立了陆军模范营，作为训练新军干部以及改革旧军的基础，广西当局趁机把无法安置的大部分军校毕业生都集中到这个营里，以便于控制。模范营的中校营长就是马晓军。
马晓军（1881—1959），广西容县人，191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十期步兵科，与后来成为蒋介石亲信的张群、王柏龄、杨杰等同期。据说，马晓军是广西第一位日本士官毕业生。他回国后担任北洋政府陆军部参谋，但他关心广西家乡军队的建设，多次给陆荣廷写信，建议军队改革，引起陆荣廷、谭浩明等人的重视，遂邀请他回广西任职，最初在广西督军署任少校参谋，他向陆荣廷等力陈整军经武的重要性，陆荣廷决定在南宁成立广西陆军模范营。
模范营由马子骏为少校营附，罗经为上尉副官，下辖四个连，连长分别是朱为珍、曾志沂、黄旭初、龙振麟，这四位连长都是北京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每连分为三排，但不叫排长，称连附。黄绍竑、白崇禧、徐启明、夏威、郑昌溶、梁朝玑、张淦、余志芳等20余人为连附，轮流充当排长，他们大多数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5]模范营的这种安排完全是为了安置众多的军校毕业生，该营集中了当时广西大部分军校毕业生，其学兵文化程度较其他部队也高出许多，因而模范营整体素质较高，颇有一些新气象，当时有“万绿枝头一点红”之称，这里的“绿”是指基本上出身于绿林土匪的广西旧军。
后来模范营在桂系军队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以后推翻陆荣庭旧桂系统治和统一广西的斗争中，出身于模范营的干部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正如清政府建立新军而最终亡于新军之手，也是陆荣廷等人不可预料的。
白崇禧同徐启明、阳鉴、许汉深、区正汉五人同任模范营第一连连附，白、徐、区三人同住一室。模范营平时训练抓得很紧，连附的任务就是指导学兵进行训练。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教程，白崇禧和徐启明经常在夜间研讨，遇到疑难问题时必反复讨论，常准备到深夜10点吹熄灯号后才就寝。经过这番认真准备，第二天无论是出操还是讲课，都能应付裕如。白崇禧在军事学方面造诣很深，而徐启明对文学兴趣较浓，学兵常来他们的房间里面向白崇禧请教军事方面的问题，向徐启明请教文学方面的问题。学兵们常说：“我们从白连附、徐连附得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区正汉、阳鉴虽较少同白、徐研讨问题，但对白、徐也颇为推崇。
海陆军大元帅孙中山
白崇禧和徐启明等人都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他们对于当局对军校生的排斥当然很不满，常在一起为他们的怀才不遇而叹息，他们也经常讨论广西乃至全国的局势，都不满现状，希望能够加以改革。但现在不被重视，苦于无用武之地，于是他们相互勉励，希望将来能共图大事。这批被广西当局视为异己的军校毕业生确实已开始不安分了。
1917年8月，孙中山先生为了反抗段祺瑞北京政府毁弃临时约法，南下广州，发动“护法运动”。部分国会议员南下，组成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政府海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副元帅。10月，北洋政府派兵南下进攻湖南，攻克了衡山、宝庆，直接威胁胁护法运动的根据地两广地区。两广统治者陆荣廷为了抵御北洋军队的进攻，并利用孙中山先生的名义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也支持孙中山护法。于是广东军政府任命谭浩明为粤湘桂联军总司令，率领北上援湘。刚成立不久的广西陆军模范营也奉命北上湖南。他们从南宁乘汽船东下，在平南一带登陆，再经蒙山、荔浦、阳朔到达桂林。在桂林稍事休息后，经兴安、全州到达湖南零陵。旋奉命留驻永州，继续训练。
在部队留驻永州期间，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是谭浩明发出一道命令，要调白崇禧和徐启明到边防军李白云部去协助训练部队。李白云是陆荣廷的外甥，时任广西边防副司令，也率一部分北上，驻在永州。他得知模范营有新军人才，遂向谭浩明要人。但马晓军不愿意放人，征求白、徐的意见时，白崇禧说：“这是好意，总要拨一个过去。”白氏又私下里对徐启明说：“我们不能一同去，你看整个国家乱七八糟，整个广西乱七八糟，你去，能抓住一支军队，将来我们有一点就掌握一点，机会一来再合起来，我们不能株守一地。”徐启明也同意白的意见，于是调入了边防军。由此可见，白崇禧已在筹划将来能一统广西的计划了。
其二是在湖南永州训练时，模范营内设了一个机关枪队，白崇禧、黄绍竑、夏威请求调任该队队附。后因队长无合适人选，遂不设置，该队的事务都由白、黄、夏三人商量办理。他们三人都是保定同学，志趣相投，配合默契，使队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这为以后合作统一广西打下了基础。
桂系由于倾全力援湘，在初期限取得了胜利，击退了进犯的北洋军，并占领长沙、岳阳，前锋直逼鄂南，武汉为之震动。谭浩明也进驻长沙。谭氏原有的卫队都是由防营旧军改编的，军风纪律不整，显不出联军总司令的威风，难免贻笑大方。谭氏左右于是献策：挑选训练成熟纪律良好的部队作为卫队，以壮观瞻。而模范营服装整齐、训练严格，素质较高，遂被谭浩明调往长沙，改为联军总司令部卫队第1营，升马晓军为副司令兼该营营长，陆军模范营的名义至此取消。该营在长沙除担任警兵士以外，还纠察市区的军风纪，防止少数兵士滋事，因而颇得长沙市民的好评。
1918年2月，北洋政府派直系师长吴佩孚等率部南下反攻。而桂系在湖南获胜后，企图控制湖南，把三湘纳入桂系的统治之下，这引起了联军内部湘、桂矛盾，吴佩孚趁机袭取岳阳，使湘北联军迅速败退，直至衡山，方能收拾队伍，略事抵抗。吴佩孚大军连下长沙、衡阳，直追至祁阳与零陵之间的黄姑岭，才停止追击。
此时北洋军阀内部直系、皖系矛盾激化，属于直系的吴佩孚在衡阳发出了主和通电，主张南北停战议和。而南方的陆荣廷等也非真心护法，而是利用护法来抗拒北洋军南侵保住自己的地盘，因而对孙中山的护法活动处处予以掣肘，使双方关系逐渐紧张。对于吴佩孚的主张和通电，桂系也通电支持，并派人同吴进行谈判，彼此达成了妥协。不久，吴佩孚率部回师北上，准备同控制中央政权的皖系段祺瑞摊牌。桂系军队也撤回两广，湖南境内的护法战争由于直系、桂系的勾结而结束。
1918年5月，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与政学系议员串通一气，排挤孙中山，改组护法军政府，取消孙中山担任的护法军政府大元帅职位，设立七位政务总裁，孙中山被降为七位总裁之一（另六位总裁是岑春煊、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并兼交通部长，且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鉴于南北军阀妥协，护法之目标难以实现，乃愤而辞职，离粤赴沪。“护法运动”失败，孙、陆关系也宣告决裂。
注释
[1]为了区别于后来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集团，人们习惯把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集团称为旧桂系，而把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集团称为新桂系。有时为了称呼简便，也统称桂系军阀或桂系。
[2]陆荣廷发迹后，有一天他忽然对人说起自己的身世，他说：“前几天有人说我是绿林出身，应该算是盗阀。我听了颇觉惭愧，觉得他们太过于恭维我了。盗还有阀吗？不错，我曾经做过强盗来，我以为做强盗总得要具备几个条件吧，如打家劫舍，谋财害命，杀人放火，掳人勒赎等才算是强盗行为。但是我行盗的地方是安南，不是中国。杀的是压迫安南人的法国鬼子，谋的是法国鬼子的财，不是中国人的，更不是安南人的。我打法国鬼是替安南人打抱不平，是为祖国报仇。诸君呀！法国鬼子把我们的兄弟之邦夺去，还不应该杀他吗？除了公仇之外，他与我还有私仇呢。”万武：《广西军阀见闻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1页。
[3]万武：《广西军阀见闻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1页。
[4]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的经过》，《新桂系纪实》上集，第19—20页。
[5]参见冯璜：《广西陆军模范营》，《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10，13，13页。
剿匪战斗中铁腕成名
旧桂系在经过湘北大溃败后，开始感到旧军不能作战，对新军的观念稍为改善。因而在退守湘南时，谭浩明从马晓军营中调了一些干部到各部队去当参谋，调了许多学兵去当教练。模范营也进行了改组，马晓军升任第1军副司令，调任毅（谭浩明的女婿）为营长，黄旭初升任少校营附，但因为任毅不懂军事，始终不敢到职，实际由黄旭初代理营长职。白崇禧、张淦、黄绍竑、廖光升分别升任第1、第2、第3、第4连上尉连长，另成立机关枪连，夏威任机关枪连连长。[1]
模范营开回广西南宁后不久，该营奉命开赴左江地区，担负起剿匪的任务。
广西地瘠民贫，民情剽悍，又因为境内多高山地区，遍地都是岩洞，从晚清以来匪患一向很严重。陆荣廷、谭浩明等都是由绿林而发迹，所以对土匪一贯主张招抚，而不赞成剿灭。也正以为如此，土匪首领们有恃无恐，官兵来则受抚，官兵去仍为匪，因而匪患屡禁不绝，而且呈现出越演越烈的趋势，有人形容广西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2]这使广西当局也颇为头疼。广西督军谭浩明知道马晓军营训练有素，因而决定派该营到匪患最严重的太平府属扶南县剿匪。
马晓军营进驻左江地区后，马营长开会讨论剿抚的办法。虽然白崇禧在会上极力主张“剿”重于“招”。但鉴于当局倾向招抚，因而决定先抚后剿。会后进行了分工，白崇禧连担负收容降匪的任务，驻扶南县渠黎圩，其他各连则负责进剿不肯招安的土匪。招安的布告贴出去以后，同过去一样，有200多个土匪下山受招，其中有谭鉴章等80多个惯匪，屡受招安，又屡次为匪。鉴于过去的扫抚政策难以根绝匪患，白崇禧准备拿这80多个惯匪开刀，以杀一儆百。他先建议马晓军去龙州水口督军公馆请示陆荣廷和谭浩明，要求将匪首和惯匪予以处决，以儆效尤。但陆荣廷闻之大怒，大骂马晓军：“如此做法，若各地之匪闻之皆不来招安，广西全省地方之治安谁敢负责？”马晓军性情柔弱，不敢申辩，只好颓丧而归。回来又责怪白崇禧不该让他去受气。白崇禧受此挫折，并不甘心，他坚持认为斩草必除根，要根绝匪患，必须采取严厉的手段。既然当局和上级不支持，白崇禧准备独断专行。但此事关系重大，而且要对付的都是十分狡诈的亡命之徒，必须小心谨慎。白崇禧不仅胆大，而且心细，他为此做了周密的安排和充分的准备。
白崇禧先把这是80多个匪首和惯匪集中在一起管束，并亲自与他们朝夕相处，同食同住，使他们对白放弃戒备。不久是中秋节，白崇禧放了这80多人回家过节，并严令他们在三天以内回来报到，否则要予以严惩。第三天晚上，这80多人全部回来报到，可见他们对白氏深信不疑。
白崇禧在点名后声称：外面有老百姓前来告状，告他们中有人这几天为非作歹，这有负白以诚相待之意。惯匪们一听，纷纷诅咒发誓，说绝无此行为。白氏于是说：来控告的老百姓就在隔壁学校里，为各位的清白着想，你们应该让他去认一认。如果他是诬告，我一定要重罚。众惯匪皆以为然，于是在白崇禧安排下，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了学校，接受“审查”。哪知白崇禧用的是“兵不厌诈”之计，其实这批惯匪这几天在外面很老实，没有老百姓告状。白氏此计目的是分而擒之。他事先已令连附郑昌溶率两排士兵埋伏在学校里，将进来的土匪一个个地捆绑起来。
但中间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土匪中有一土匪身高力大，将捆绑他的绳索用力挣断，企图逃跑。守卫的士兵追赶不及，只好开枪把他击毙。听到枪声，尚留在连长室的8名土匪全站了起来。他们都是匪首，特别机警，忙问白崇禧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此时室内除了这几名土匪外，只有白崇禧一人，若处理不好，白氏就有可能受制于这几名匪首。白崇禧胆大心细，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诸位不要惊慌，请坐下来，可能是士兵的枪走火了，我去查看一下原因，去去就回。”众匪首心稍定，让白氏走了出去。白一出门，立即命令埋伏在连队的另一排士兵冲进连长室，在枪口逼迫下，这几名匪首不得不俯首就擒。这样，在白崇禧的巧妙布置下，迅速干净地把这80多名惯匪和匪首全部抓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白崇禧命令把这80多名土匪押赴刑场，宣称土匪在昨晚袭击军队，企图抢枪谋叛，被军队制止，现将其中80余名罪行严重的土匪执行枪决。此事在小镇上顿时轰动起来，并很快传至外面。
事后，白崇禧向马晓军营长报告：土匪在昨晚暴动，因事起仓卒，来不及请示处置办法，又恐让土匪得逞，贻害无穷，因而紧急处置，将80多个匪全部枪决。马晓军听后大惊失色，埋怨白氏蛮干，这会连累到他，他特别担心陆荣廷、谭浩明会大发雷霆，迁怒于他。白崇禧见马晓军如此胆小，不敢承担责任，遂表示：“事情是我做的，我愿负完全责任。”马晓军无奈，只好将此事上报陆、谭。而陆、谭见此事已是既成事实，也没有追究。[3]
此后，马晓军在剿匪中开始改变方针，以“剿”为主，利用土匪无力与正规部队相对抗的特点，大胆地以连为单位，对土匪巢穴经常进行长途奔袭。这种方法使土匪没有防备，也不能逃避。由于对土匪采取了严厉手段，匪焰顿消，经过两个多月的剿匪作，马营将太平府所属各道县的匪患基本上肃清了，当地老百姓为表示感激之情，为马晓军建了一个生祠。
马晓军营剿匪成绩卓著，将当局历来头疼的太平五属匪患予以肃清，这也得到了广西当局的欣赏。不久，马晓军升任广西陆军第1师第2团团长，仍兼营长。而且当局对土匪采取的方针也开始改变。白崇禧在回忆录中不无自豪地说：“从此招抚政策改为进剿政策。这是广西清乡剿匪史上一件大事，由我这一个小小的连长创始。”[4]而白崇禧本人也因为在剿匪中屡用铁腕和谋略，胆大心细，而在旧桂系军队中崭露头角。
注释
[1]参见冯璜：《广西陆军模范营》，《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10，13，13页。
[2]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7，9，9，10，10，17页。
[3]参见冯璜：《广西陆军模范营》，《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10，13，13页。
[4]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7，9，9，10，10，17页。
参加第一次粤桂战争
1920年8月中旬，被桂系压迫入闽的粤军陈炯明部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准备返粤驱逐桂系军阀。
8月10日，陈炯明在福建漳州发表讨伐桂系宣言，声称：“粤省为护法之区，粤军为讲法之军，何以粤省之财，粤军不得稍分余沥？炯明抚视行间，见士卒饥苦情形，不觉泫然流泪。每念我粤惨状，辄同痛心，今乃愈迫愈紧，必欲置诸死地而后甘心，粤军何辜？罹此惨毒。炯明不忍同室操戈，互相残杀，惟有正当防卫，以期自保。如桂军必欲逞兵残民，则炯明不能负其责。孰是孰非，尚有公论。嗟我粤人，尚其鉴之。”[1]
8月12日，陈炯明部从漳州誓师出发，兵分三路，左路军由邓铿指挥，自诏安直趋潮安、汕头；中路军由陈炯明率领，进攻饶平、高陂；右路军由许崇智第2军组成，直指梅县、兴宁。由于粤军屡受桂军压迫，困处外省，思乡心切，故斗志很强，攻势凌厉。
当时驻粤的桂系部队有3个军：第1军马济，第2军林虎，第3军沈鸿英，还有韦荣昌、林俊廷等部为后援，兵力较粤军雄厚得多。由于广西是个穷省，桂系便通过榨取广东来维持其庞大的军队，加重了广东人们的负担，因此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很不得人心。桂系治粤时，任用广西人，排斥广东人，这使得桂粤矛盾日益激化。而陈炯明则打出“粤人治粤”的旗帜，得到了广东人的积极支持，因而进军迅速。
陈炯明回师进展迅速，孙中山十分高兴。他于8月26日致函陈炯明表示祝贺，并指示他妥善处理降军，“宜有以收降者之心，而为将来之劝励”[2]。并指示姚雨平等：“现在亟宜作速前进，并令各地方同志，多方并举，务使桂贼无暇布置，顾此失彼。”[3]孙中山还指示在广西境内的滇军鲁子林、张怀信、杨益谦等部进攻广西柳州、桂林，以牵制桂系的后援，令湘军、赣军等部迅速南下，配合粤军陈炯明部打击桂系。[4]
粤军首先进攻潮梅地区，取得了胜利。为抵挡回师的粤军，桂系沈鸿英、林虎、马济3个军都被调往前线，他们留下来的防地则由广西新开出来的部队来填充。马晓军团即奉命从柳州调赴广东肇庆，接替林虎部留下的防地。不久，因前线吃紧，驻广州的桂军调动，马团的白崇禧、黄绍竑两连奉紧急命令，于中秋节前后开赴广州，担任警戒任务。这是白崇禧生平第一次来到广州。
在广州期间，白崇禧听到的都是前方失利的消息。桂系除了林虎部稍获胜利外，其余各部纷纷败退。他们到广州仅约半个月的时间，东江溃败的桂军就退到了广州附近。原来依附桂系的粤籍将领魏邦平、郑润琦、丘渭南、陈德春、李福林等宣布脱离桂系独立，响应陈炯明；广东的民军首领如黄明堂等也纷纷起来打击桂军。[5]旧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呈现出土崩瓦解的局面。10月22日，粤军攻克桂系据守的城池坚固的惠州，向广州挺进。10月26日，桂系广东督军莫荣新退出广州，旋宣布辞职。10月30日，陈炯明进驻广州，宣告桂系在广东近5年的残暴统治结束。
陈炯明粤军占领广州后，继续向西追击。桂军抵挡不住，沿西江纷纷溃退回广西，马晓军团随桂军撤回了肇庆，白崇禧和黄绍竑两连也奉命退至肇庆，归还建制。当马团往西退至禄步墟时，粤军已占领了东南端的高地，切断了桂军的退路，此时尚未通过的桂军有万余人，大多是由下级军官所统率。马团的白崇禧、黄绍竑、廖光升3位连长见此状，一起商量对策，决定率自己的部队从右翼向敌侧后攻击，配合正面攻击的韩彩凤、李宗仁部友军。这次战斗是白崇禧军旅生涯的首次作战，战斗较为激烈，战至黄昏时将粤军击退，被困的桂军得以安全通过。就在这次战斗中，白崇禧第一次见到了未来新桂系的领袖李宗仁。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县两江乡浪头村人，与白崇禧是桂林小同乡。李氏于1907年同白氏一同考取了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二期，但都没有能够完成学业，白氏是因为患病而中途退学，而李氏是因为报到时迟到了10多分钟，而被取消了入学资格。但李氏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于次年考取了广西陆小第三期，与黄绍竑、夏威等同期。1910年李氏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时，广西组织了北伐敢死队，白崇禧、黄绍竑等都名列其中，而李宗仁却悄悄溜回老家躲避革命风潮。中华民国成立后，广西陆小改为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李氏继续求学。1913年从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在南宁将校讲习所任少尉队长。翌年讲习所停办，由于旧桂系排斥军校毕业生，李宗仁竟找不到安身之地，只好回桂林老家务农，以维持生计，不久被聘为省立桂林模范小学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1916年护国战争时，李宗仁重返军界，在护国军第6军林虎部当排长，不久升任连长。1917年在护法战争中参战，因作战勇敢而升任营长，隶属林虎的第2军。据李宗仁后来回忆，这次禄步墟战斗，他第一次遇见了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也是他们之间的首次合作。[6]谁也料不到，在短短几年后，他们这几个军校毕业生居然会密切合作，打出了一块新桂系的新天地。
1920年11月底，在粤桂军全部退入广西境内，并沿广西边界布防，积极整理部队，以图再战。而粤军也需休整补充，因而在追赶至粤桂边境时，没有再继续前进，粤桂之间的局势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平静。
注释
[1]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上卷，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页。
[2]《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08—309，311页。
[3]《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08—309，311页。
[4]参见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344，448，448页。
[5]参见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344，448，448页。
[6]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01，146，146页。
百色禁烟风波
旧桂系在广东溃败后，对学堂出身的军官及他们所带的队伍更不放心了，尤其对马晓军部，担心该部受粤方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不稳，因而不敢把该部留在梧州附近的前线，而将该部调至远离前线的广西西北部百色地区。
百色是位于广西西北部左江上游的一个重镇，是云、贵两省运往来华南的出口货物的汇聚点，同时也是云、贵两省鸦片烟土的集中地和转运点。民国时期，鸦片烟土名义上是禁止的，但各地军阀都阳奉阴违，并借鸦片贸易大发其财，而表面上还是要装装样子，高喊一下“禁烟”的口号。烟贩子们则必须勾结地方当局或当地驻军，保护其走私烟土，否则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出来“缉获烟土”。因而马晓军部调驻百色是由于当局的猜忌，但不知内幕的人无不认为这是当局对马的信任和照顾。
马晓军团到百色后，立即被当地的商会和烟帮头子包围，他们整天请马晓军和下面的营、连长吃花酒、上风月场所，很快就把黄旭初、黄绍竑、夏威等人拉下了水。黄、夏的驻地在百色至贵州的道路上，于是他们对贵州过来的烟土大开绿灯，有时还派兵保护其通过，从中收取可观的保护费，发了一笔横财。烟贩们在运出大批烟土后，也会留一小部分让黄、夏等“缉获”以便向上面有所交代。烟帮头子还通过黄旭初等人收买了马晓军，使马氏也对鸦片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白崇禧连当时驻扎在百色通往云南的剥隘河流域，防区上起与云南剥隘圩相对的罗村口，下至禄丰，白的连部设在禄丰。他的防区正好处在滇烟外运的主要通道——水路上，上游的剥隘圩就是滇烟外运的一个囤积地。由于滇烟的质量要比黔烟好，因而这条通道上的烟贩子特别多。他们首先极力拉拢白崇禧，以巨额报酬相诱惑，希望白氏对他们的走私能稍予方便。烟贩子见白氏态度坚决，便转而活动百色道尹黄成槁，黄通过马晓军向白崇禧求情。虽然顶头上司出面，但白氏仍不吃这一套，予以婉拒。由此可见白氏意志之坚定。
烟贩子见白崇禧软硬都不吃，便决定硬闯。他们同黄成槁相勾结，企图在黄的庇护下护送烟土通过白的防区。黄成槁让他的警备队长黄得志带着百色道尹公署的封条前往云南境内的剥隘墟，将烟贩们准备偷运的烟土封上，假称是百色道尹公署查封的私货，准备运回百色。此事被白崇禧事先安插在剥隘圩的眼线探知，立即报告白氏。白氏于是做了一番周密安排。
白崇禧知道运烟土的船队必经禄丰，便命士兵在禄丰以上五里内设立五道卡，无论什么船只都要命令检查，若其不听，第二道卡可向天鸣枪警告，若还敢向前进，第三、四、五道卡可开枪射击。白还命令在第三、四道卡架设机关枪，若对方敢于还击，则用机关枪把船打沉。这样，走私船虽闯过了第一、第二道关卡，但慑于机枪的威力，在第三道卡不得不靠岸接受检查。
在船上查出烟土后，白崇禧下令把烟土全部扣押，并将押船人员的枪械予以收缴。押船的黄得志连忙申辩说，他是百色道尹公署派往滇桂边境缉私的，船上所运烟土全是他查获的，上面还贴有道尹公署的封条，并非私烟。白崇禧正色地对他说：“这批烟土明明是在剥隘墟购置的，怎么是查获所得的？况且云南是允许种烟的，岂有‘查获’之理？退而言之，你这个百色道尹的警备队长有何权力到云南省境内缉烟土？”一番话问得黄得志哑口无言，他知道白已知详情，若白果公事公办，私运烟土的罪名是吃不起的，于是他只好“扑通”一声向白崇禧下跪求情。考虑到同百色道尹的关系不能弄得太僵，白崇禧决定把烟土全部没收，但放回人员和枪支。
处理完这件走私案后，白崇禧分别致电谭浩明、马晓军、黄成槁等人，说明处理此事的经过。之所以电告黄成槁，是为了减少牵连，若此事的内幕被揭穿，马晓军也会受到牵连。没收的烟土由白崇禧派专人送到百色，自己丝毫未动。
烟贩们见白崇禧如此坚决，又气又急，若是白崇禧部长期在此处驻扎，将断送他们的财路。于是他们想出了更为毒辣的一招：瓦解白部，打击白的威信，最终把白崇禧撵出去。而白崇禧禁烟认真，同黄绍竑、夏威等部形成鲜明对比，白部士兵见黄、夏等士兵经常能得到烟贩们的小恩小惠，颇为眼红，对白崇禧也越来越不满。白部有的新兵，是马晓军从容县家乡招来的，成分较复杂，其中有几名土匪出身的人，他们对白严厉禁烟很不满，再加上排长伍廷伟平时训练很严厉，因而他们萌生异心。烟贩子们趁机诱惑这些新兵，同他们勾结起来，制造一次兵变。
兵变是在白崇禧去百色团部开会途中发生的，在烟帮头子的煽动下，这排新兵开枪打死了伍排长，抢走了白崇禧的心爱坐骑黄马，并胁迫排里的其他新兵，携枪逃入大山为匪。
得知发生了兵变后，白崇禧连夜赶回禄丰进行处理。他调集了分散在附近的另外两个排去追击兵变部队，鉴于白部兵力薄弱，马晓军还令黄绍竑和机关枪队队长陈雄率部增援白崇禧，追击叛兵。追击部队经过三天的搜索追击，追赶至广西同云南交界的八角山。白崇禧询问当地居民，都说曾没见过这批人。白判断叛兵不会越界到云南去，可能就藏在此山里。他让士兵休息，自己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山里的动静，终于发现他的坐骑大黄马在半山腰出现，这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于是，他命士兵以战斗队形向大黄马所在地搜索前进，并吩咐士兵，若他们发现了叛兵不要先开枪，而先高喊“白连长来了”，让叛兵投降，若不听，则开枪射击。士兵们照此办理。结果叛兵中有很多被裹胁的，一听白崇禧亲自来了，遂不愿随匪徒们再逃，极少数与烟帮头子勾结的士兵无奈，只好仓皇逃跑。大部分叛兵都携械归来。
追回叛兵后，白崇禧将兵变经过及处理结果都电告马晓军，并请求处分。幸而马晓军通过一系列的事，很赏识白崇禧，他在向谭浩明电告兵变经过时，说明叛逃士兵是他招募的，事件的责任在他，与白崇禧无关，还力陈白氏剿匪有功，请求从轻处罚。在马氏力保之下，谭浩明复电：“此次兵变，该连长追剿办理妥捷，殊堪嘉奖”，并同时传令嘉奖了马晓军、黄绍竑等人。[1]
这次兵变发生后，有人劝白崇禧说：“黄季宽禁烟很宽，你禁烟太严，这是兵变主要原因”，要白氏以后也不妨从宽，以免后患。但白大不以为然，因为白氏信奉伊斯兰教，遵从教规，不涉毒品，而且白氏父亲是因为染上了鸦片瘾而中年亡故，并造成家道衰落的，因而白崇禧对烟土鸦片很痛恨，坚持严厉禁烟。黄绍竑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白崇禧在这个阶段里，可以说对鸦片烟土没有什么沾染。”
注释
[1]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12—13页。
与黄绍竑自立门户
1921年4月7日，广州非常国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设立了大本营，仍以“护法”为号召，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并积极准备北伐。
旧桂系陆荣廷等在广东失败后，并不甘心放弃广东这块地盘。因为贫瘠的广西难以养活庞大的旧桂系军队，失去广东后，桂钞也随即一跌再跌。陆荣廷、陈炳焜、莫荣新、沈鸿英等桂系军阀头目认为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重返广东。为此，他们投靠北洋军阀政府，并积极整军备战，准备重新染指广东。1921年5月26日，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靳云鹏密电陆荣廷，授意出兵攻粤。陆荣廷在军队部署完毕后，于6月13日下达总攻击令。旧桂系军队的部署是：谭浩明指挥右翼，进攻广东西部各地，进逼肇庆；沈鸿英指挥左翼，进攻粤军许崇智部；中央方面由陈炳焜指挥，在梧州一带取守势，待左、右两翼得手后再转取攻势。两广之间的战争重新爆发。
6月20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指挥粤军及其他军队讨伐桂系。粤军的部署是以陈炯明部为主力，在中路由内河舰队配合，向梧州进攻，得手后再沿西江直上，进攻南宁；右路以许崇智等部进攻桂军沈鸿英部，夺取桂林、柳州；左路取守势，以民军牵制桂军右翼。
桂军右翼林虎部首先侵入广东，由于对手是粤方民团武装，战斗力薄弱，因而进展比较顺利，连下化州、高州，准备进攻西江重镇肇庆。但粤军陈炯明亲率所部，在江防舰队配合下，对桂军梧州防线发起猛攻，突破了大坡山桂军防线，并直趋梧州上游的戎圩。据守梧州的陈炳焜因前后受敌，无险可守，不得不下令撤退。6月26日，广西的门户梧州被粤军占领，桂军的防线已呈瓦解之势。本来桂军在广东失败后，对粤军心存恐惧，至此更无心作战。粤军乘胜追击，直指南宁，途中几乎没有遇到重要抵抗。
北江方面，许崇智率粤军第2军及滇军一部进攻广西贺县一带，桂军沈鸿英见陆荣廷大势已去，乃通电宣布与陆脱离关系，并请陆下野，企图投机取巧。但粤军并不理会，继续发起进攻，沈氏不得不率部逃入湖南，粤军进占平乐、桂林。南路的桂军林虎等部见另两路失利，担心后路被袭，也被迫撤回广西，但在中途遭粤军截去，大部溃散。
7月6日，陈炯明通电就任粤湘滇赣黔五省征桂联军总司令。7月19日，陆荣廷见粤军已迫近南宁，桂军三路皆败，军心瓦解，无力再战，不得不通电许南部解除北洋政府委任的广西边防督办职务，放弃南宁，和谭浩明率残部逃至龙州。7月22日，粤军攻克南宁、龙州，陆荣廷、谭浩明等由龙州逃往安南（今越南）避难。旧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土崩瓦解。
虽然陆荣廷、谭浩明已宣告下野，但其旧部仍散居广西各地，同粤军相对抗。为减少麻烦，粤军对桂军采取尽可能收编的政策。同时孙中山任命的广西省长马君武虽然是广西人，但他只是国民党的文职元老，本身并无力量，也极力主张收编原陆荣廷旧桂军。这样，刘震寰被任命为桂军第1师师长，马晓军被任命为田南警备司令。
驻百色的马晓军部的这次战争中还未被调赴前线参战，陆荣廷就下台了。马晓军同粤军的一些将领有同学关系，接受了粤军委任，并对所部进行了改编。因部队收容了一些零散部队，如从南宁退来的工兵营韦云淞部，水警队陈秉文部，还有许炳章1个营及陈济桓等部，共约两千余人，号称6个营，并分别任命白崇禧、黄绍竑、夏威为第1、第2、第3营营长，陈雄为机关枪大队队长，黄旭初为参谋长，所部集中于百色城附近。
当孙中山下令讨伐陆荣廷时，原护国、护法各军纷纷响应，其中黔军旅长胡瑛率所部3个团约三四千人，经南龙、八渡、凌云，进驻百色，同马晓军部驻在一起。起初两部戒心很深，防备极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后因黔军的两个团长陆荫楫、刘端裳同白崇禧、黄绍竑、夏威等是保定同学，彼此因学谊关系，逐渐热乎起来。同时粤军苏廷有所部也驻百色，做了一些调停工作。不久，因粤军向龙州、靖西、思恩等地的陆荣廷残部发起进攻，使他们不能立足，纷纷向百色地区集中。马晓军部和黔军都感受到威胁，双方的关系更接近，形成相倚之势。
广西局势稍为稳定后，孙中山决定组织北伐军，一举而定中原。1921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任命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积极准备北伐。黔军胡瑛旅也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离开百色，开赴柳州集中。粤军苏廷有部也撤离百色，退向下游。百色的力量顿时显得空虚起来。而陆荣廷旧部在百色一带却越聚越多，其首领有刘日福、陆云高、马玉成等。起初他们与马晓军因同是广西人，相处尚安，但双方隔阂较深。刘日福等部大多是旧军，同新军模范营发展起来的马晓军部有很深的新旧成见。另一方面，粤军入桂以后，为报复陆荣廷等在广东统治时对广东人的剥削和排斥，采取了一些过分的举动，有些部队纪律较坏。这也引起了广西人对粤军的不满的排斥。陆荣廷旧部打着反对“客军”入侵的旗号，同粤军对抗。他们还视接受粤军改编过的广西人为“反骨仔”，也要进行打击。马晓军部接受了粤军改编，因而，刘日福等部也视马部为异己。当时聚集在百色附近的陆荣廷旧部有近八千人，比马晓军部要多得多。刘日福暗中联络这些部队，准备趁机解决马晓军部。而马晓军则应粤军的要求准备收编刘日福部，双方正在谈判，所以没有警惕，既不肯退避以保存实力，又不做应付事变的准备。
马晓军在百色城内召开会议，白崇禧、黄绍竑、夏威等主要干部都参加。会议进行中，刘日福即派兵进攻了马晓军部驻防的百色城。守卫东门的许炳章营是新收编的部队，对粤军及马晓军接受改编也不满，遂大开城门迎敌，使刘日福部很快就包围了马晓军的司令部。白崇禧等人见大事不妙，马上分散开来，从侧门、窗户逃了出去。幸而刘日福不知道马部主要干部都在此开会，以为里面只有马晓军，除了要抓马晓军外，便没顾及别人。这样，白崇禧、夏威、陈雄等乘隙各自逃出城去，马晓军则逃到司令部隔壁的天主教堂避难。黄绍竑则逃避不及，当场被抓获。后来因黄绍竑在百色禁烟时，同一帮烟贩子打得火热，其中包括刘日福的侄子刘宇臣，经刘宇臣从中说情，黄绍竑才被释放。驻百色城中的马晓军部则全部被缴械。
临危不乱，独撑危局
百色兵变发生后，马晓军团大部被缴械，只有工兵营及第3营的一个连驻扎在城外。白崇禧、夏威、陈雄先后脱险后，聚集在工兵营韦云淞部，清点人员，不过200余人枪，绝难同刘日福部作战，于是不得不避其锋芒。由于马晓军未出城，众人便推举白崇禧为“田南警备军指挥官”，率领这支残军向西退却，渡过了南盘江，进入了贵州省界，从而摆脱了刘日福部的威胁。
白崇禧进入的是贵州省南笼县，当地驻军正副司令正是白的同学刘端裳、陆荫楫。白崇禧效法申包胥哭秦廷，得到了刘、陆的同情，得以允许他率残部驻扎在该县的坡脚镇。此镇濒临南盘江，对岸就是广西省界。刘、陆还派部队守住南盘江，防止刘日福部渡河追击白崇禧部，他们又卖烟土筹集到一笔钱交给白氏，给警备军补充饷械。
刘日福在占领了百色后，赶走了粤军，打出了“广西自治军”的旗号，并被推为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他一面派潘文经率部追击白崇禧部，直至南盘江同白部隔河相持，并准备渡河袭击白部，消除后患；另一方面，派兵进攻下游的恩隆，同自治军林俊廷、蒙仁潜、陆云高等部相呼应，威胁南宁。旧桂军虽被粤军打败，但接受粤军改编的并不多，其余散居广西各地，数量并未减少。因粤军在桂纪律不好，使广西人颇为怨恨，于是各地自治军蜂起，与粤军相对抗。之所以称“自治军”，即反对客军入境、共图自卫自治之意。自治军发展非常迅速，在几个月内就遍及全省，势力颇为浩大。他们首先反对的目标为客军，即在桂省的粤军、黔军、滇军等，其次是受广东方面任命的人物和改编的队伍，如马君武、刘震寰、马晓军等及其所部。
面对各地蜂起的“自治军”，粤军也感到无力招架，只好缩短战线，固守南宁及其附近。粤军总指挥叶举命熊略率部进攻恩隆，以解除刘日福对南宁的威胁。刘日福也命所部集中于恩隆一带同粤军对峙。白崇禧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心利用这一机会反攻百色，同粤军一起夹击刘日福部。
为准备反攻，白崇禧促所部加紧操练，并到处去电，寻求友军的支援。他还派陈雄等人潜入广西，寻找黄绍竑的下落。黄绍竑被刘日福释放后，逃往百色北部的东兰。不久得到凌云县、西林县豪绅黄炳煊、岑学三的支持，组织了一支约两个营的武装。但此事很快被刘日福获悉，刘深悔放虎归山，派出重兵搜捕黄氏，决心斩草除根。黄绍竑自知不能力敌，不得不四处逃避，组织起来的武装也再次被打散。而陈雄等潜入广西后，因刘日福部搜捕黄绍竑甚急，未能找到黄氏，无功而返。
一天晚上，白崇禧带着士兵沿河巡视。因天黑下雨，看不清路，卫兵拿手电照了一下路，立即引起了对岸机关枪的射击，幸亏无人伤亡。白崇禧急忙命令不许打手电。但由于下雨后山路很滑，白崇禧一不小心，在黑暗中滑倒了，并跌到约丈余高的悬崖下，当即昏迷过去，被抬至营房后才醒来。这一跤跌得不轻，造成了左腿股骨骨折。当时部队中医疗条件非常差，连绷带都没有。白崇禧只好吃些中药，擦擦伤口，权当治疗。
随后传来的消息颇为不妙。恩隆方面，粤军打败了刘日福部，并向百色进逼。但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同孙的矛盾日益激化，陈氏开始命令驻桂粤军逐步撤回广东。刘日福部不能同粤军对抗，逐步西撤，并准备渡过南盘江，消灭白崇禧部，以解除西面的威胁。在这种局势下，白崇禧在床上同夏威、陈雄等商议，决定主动渡河，先发制人，在粤军尚未撤出广西之前配合粤军，夹击刘日福部，收复百色，因白崇禧行动不便，决定部队由夏威指挥渡河作战。
夏威待指挥部队渡过南盘江后，开始进展较顺。但在进攻西隆时受挫，损失了几十人。这对仅200余人的队伍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挫折，夏威对前途也产生了怀疑。白崇禧不得不亲自出马，坐在担架上指挥。他知道在这种危险的局势下，只有主动进攻，凭借士气压垮敌人，才能转危为安。为了鼓舞士气，白崇禧召集所有官兵训话，表示：“此次重回广西，乃胜败存亡之事”，并说，现在是背水一战，有进无退，自己决不后退，即使想后退也不可能，因为自己坐着担架跑不动。官兵们见白崇禧下此决心，深受感染，士气乃大振。在白崇禧指挥下，向刘日福部发起猛攻，一举攻下西隆。刘日福部本来在同粤军作战失败后就士气不振，在白崇禧部的凌厉攻势下纷纷溃逃。白崇禧指挥部队乘胜前进，直至百色城下。此时，百色已被粤军占领。白崇禧率所部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摆脱了危险，同粤军会师。
在至百色的途中，白崇禧见到了黄绍竑和马晓军。黄绍竑为逃避自治军的搜捕，昼伏夜行，苦不堪言，得知白崇禧率部返回广西后，马上前来会合。马晓军逃离百色后，到南宁找到粤军，后随粤军进攻百色，回到了旧部。
重占百色后，粤方任命莫昌藩为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部改编为广西陆军第五路，马任司令，移驻凌云。马晓军对部队进行了调整，任命黄绍竑为第一统领，下辖黄炳暄、冯春霖、岑润博3个营；白崇禧任第二统领，下辖夏威、韦云淞、陆华甫3个营，全军共约1000多人。但白崇禧因腿伤一直不到医治，而军中又缺医少药，不久即向马晓军请假，脱离了部队，前往南宁，准备转至广州医治腿伤。
东下途中遇险
白崇禧离开部队前后，两广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只想维持广东地盘，不仅不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反而处处予以掣肘，还派人暗杀了支持孙中山北伐最力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孙中山愤而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职务，并将驻扎在桂林附近的北伐军移往广东韶关，改由韶关北伐。陈炯明也不甘心被免职，表面上回其老巢惠州，暗地里密令其心腹将领叶举等率驻广西的粤军回师广东，准备同孙中山摊牌。1922年6月15日，陈炯明指使叶举、洪兆麟公开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往广东海面上的“永丰舰”，指挥海军同叛军作战，并令在赣南的许崇智等部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但许军在回师途中失利，被迫退往江西、福建交界地区。孙中山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离开“永丰舰”，经香港转赴上海，广东为陈炯明所盘踞。
由于孙中山率领的北伐军及陈炯明部粤军相继撤出广西，仅在南宁附近留黄明堂所部粤军及刘震寰所部桂军驻守，力量极为单薄。广西各地的“自治军”趁机蜂起，迅速填补了粤军部队撤出后的真空，并直逼南宁。南宁形势危急。孙中山任命的广西省长马君武已经无法立足，决定离开南宁，去梧州建立行署，以观广西局势的变化。在南宁的白崇禧遂乘马君武的船队东下，准备抵梧州后，再转船赴广州。
当晚，船队抵达贵县，因此段江水较浅，夜晚航行容易搁浅，船队停下来过夜。深夜，白崇禧被一阵密集的枪声惊醒，发现船队已被一支武装包围。马君武的卫队长卢象荣下令抵抗，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枪战，马君武闻枪声大作，想从船舱里爬出来制止，子弹不长眼，铺天盖地向他射来。随侍在侧的爱妾彭文蟾见此情景，奋不顾身伏到马君武身上。彭文蟾身上多处中弹，肚破肠流，惨不忍睹。枪声停止后，马君武抱着爱妾的尸体，放声大哭，悲痛欲绝。白崇禧所在的船只虽未交火，但流弹乱飞，也是险象环生。最后，马君武卫队因寡不敌众，被迫缴械。前来袭击船队的是驻防贵县的俞作柏部。俞氏是粤方委派的广西边防军第三路司令李宗仁部下的营长，他得知马君武船队夜宿贵县江面，有一支装备较好的卫队跟随，便起了抢夺枪支，以扩大自己实力的念头。此事李宗仁并不知晓。所幸俞作柏的目的只是抢枪，缴了卫队的械后，便扬长而去。
翌日，李宗仁很快得知此事，他十分震怒，连声说“糟了！糟了！”原来李宗仁见广西局面混乱，自己缺乏资望和实力来号召各方，又不甘心同那些绿林出身的人同流合污，计划请马君武移驻他驻防的玉林，利用马氏老革命党人的招牌作号召，并与广东方面保持联系，取得援助。俞作柏此举，把李的计划全打乱了。李马上赶往贵县慰问马君武。马氏见到李宗仁后，大发雷霆，说如要缴械，只要说一声就可唾手而得，何须开火，以致酿成惨案呢？并大骂俞作柏目无官长，不是人！
李宗仁十分尴尬，只好多赔不是，自责约束部曲不严，请马氏息怒，邀请他留驻贵县县城。白崇禧在一旁也劝马氏息怒。由于马君武与李宗仁、白崇禧都是桂林人，且此事李氏确不知情，马君武只好作罢。从马君武处告辞后，李宗仁转赴俞作柏处，严斥俞的这种做法是“拆台，自杀！”马君武不愿在此伤心之地久留，在李宗仁协助下，草草将爱妾尸体安葬，便离开了贵县。[1]5月22日，马君武到达梧州后向孙中山辞去广西省长职务，前往上海，闭门休养。马君武做了10个月有名无实的省长，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成了一场噩梦。
白崇禧的船队在贵县耽搁了几天后，继续顺江东下。到桂平县时，白崇禧又遇到了危险。驻防此地的是刁兆柱部。刁氏原是马晓军团的一个营长。当马团接受粤军改编，脱离了陆、谭系统时，刁氏因是陆、谭一系，不满马晓军等改投粤方，于是脱离了马团。自治军兴起后，刁氏也招了一班人马，打出自治军的旗号，盘踞桂平一带。此时听说白崇禧随同马君武一同东下，以为白氏是去广东同粤方勾结的，因而刁氏派人截住了船队，把白崇禧从船上半请半架地弄到了他的驻地。但他又避而不见白氏，而是同其部下商议如何处置白氏。所幸白崇禧在马晓军团时为人较正直，与袍泽的关系都不错，况且此次他确实是有腿伤，走不动路，去广州是为了疗伤的，因而大多数人主张放掉白氏。白崇禧被软禁了一个晚上，却不知自己的性命正提在人家手心里，差点就成了一个枉死鬼。第二天，刁兆柱又派人把白崇禧送回船上，白氏才知其中的内幕，这使他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白崇禧到广州后，即住院治疗，通过照X光透视，发现他的左腿股骨已折断，因为拖的时间太长，已长成了假骨，无法再做手术了。在广州休养一年，行动已无妨碍，但白崇禧从此左脚比右脚稍短，走路有点微跛，实为其终生憾事。为了激励自己自强不息，白崇禧把他的别字由“剑生”改为“健生”。
注释
[1]10年后，马君武来到贵县彭文蟾坟前，酹酒祭奠，并写下了一首极沉痛的感怀诗篇：“四面枪声蓦地来，一朝玉骨萎尘埃；十年始扫坟前墓，万事无如死别矣。海不能填还有恨，人难再得始为佳；雄心渐与年俱老，买得青山伴你埋。”
夺取广西门户梧州
白崇禧在广东治疗腿伤的一年间，两广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炯明在发动叛乱后，逼走了孙中山，独霸广东。但好景不长，在孙中山讨伐陈炯明的号令下，1922年12月初驻广西桂林、梧州一带的滇军杨希闵、范石生部，桂军沈鸿英、刘震寰部，粤军莫竑、陈济棠等部分别组成滇桂、粤桂联军，分别由杨希闵、刘震寰任总司令，东下广东讨伐陈炯明。驻福州的许崇智也向粤闽边界进攻。陈炯明叛变，并企图加害孙中山，激起了国民党人的一致愤怒与申讨，他们在广东各地也发起各种反陈活动。陈炯明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被迫放弃广州，再次退守其老巢惠州。1923年1月16日，滇桂联军占领广州。
占领广州的联军鱼龙混杂，其中桂军沈鸿英心怀异志。沈氏原是陆荣廷部下，1921年粤军攻桂时，他看到陆氏大势已去，遂宣布脱离陆自治。但此举引起了旧桂系人物的侧目，视之为“反骨仔”，又未见谅于粤方，两头不讨好，在粤军进攻下，被迫逃离广西。后来在孙中山将驻桂林的北伐军移师韶关后，沈鸿英才回到广西，盘踞在桂林一带。1922年12月，沈鸿英在邹鲁的联络下，接受了孙中山讨陈的密令，率部东下。但沈氏东下是怀着极大的野心的，他想借此机会吞并广东，继陆荣廷之后成为统治两广的“土皇帝”，他暗中同北洋直系军阀勾结，接受北洋政府委派的督理广东军务一职。1月24日，他借口开会议研究地方治安问题，企图将在粤的军政大员一网打尽，以收到“擒贼先擒王”的效果，但未获成功。不久，奉孙中山之命从福建返回广东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率部达到广州，沈鸿英部退往西江。2月21日，孙中山从上海抵达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并组织了大本营，大元帅府设在广州士敏土厂。4月中旬，沈鸿英公开叛变，就任北洋政府的督理广东军务之职。孙中山下令讨沈鸿英，粤军联合滇军等部进攻沈军，在北江、西江两个战场上节节取胜，沈军被迫退回广西。
广西方面，自白崇禧离开部队后，该部即奉命开赴南宁，途中遇到自治军不断拦截、阻击、骚扰，边打边走。待打到南宁城下时，马君武省长已离开了，自治军也迫近南宁城下，留守南宁的粤军黄明堂部、桂军刘震寰部势单力薄，无法抵抗，只好撤离南宁，向广东的钦州、廉州方向撤退。马晓军部也跟随向该方向转移。途中不断同自治军作战，损失较大。到达广东地界时，部队已不满500人了，但也摆脱了自治军威胁。不久，马晓军离开了部队，将部队交给黄绍竑统率。黄绍竑等人商议后，决定将队伍经粤境带往广西的容县。因为黄绍竑、夏威、陈雄、韦云淞等的家庭都是容县大户，估计可以在容县得到地方势力的支持，从而不仅可以立足，也可以得到发展。而在广东他们没有基础，恐怕被别人吞并。
黄绍竑率部到达廉江时，遇见了他的胞兄黄天泽。黄天泽此时常和李宗仁有接触，此行正是奉李宗仁之命专门在此等候黄绍竑的，自粤军撤回广西后，李宗仁将所部改称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自任总司令，驻防玉林、贵县、北流、容县等七个县。他得知黄绍竑这支人马正在流离失所，便有意同黄氏合作，以扩大自己的力量。黄绍竑在如此困境面前，看到李宗仁伸出援救之手，对李宗仁非常感激，称赞李宗仁此举是“雪中送炭”，因而一致同意将部队开往李宗仁辖区。同时，李宗仁毕业于广西陆小，所部也有大量的军校生，是旧桂系军队中除原马晓军外军校生最集中的队伍。这两支队伍相逢，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安。黄绍竑部被改编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第三支队”，经陆川开往容县驻防。
黄绍竑此时寄身于李宗仁名下也是形势所迫的权宜之计，他的目标是向桂东重镇梧州发展，接近粤方，以得到粤方的支持。不久，驻防梧州的粤军、桂军刘震寰等部东下讨伐陈炯明，沈鸿英乘机控制了梧州，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了桂林、平乐、梧州及广东西江一带，显赫一时。但黄绍竑认为，沈氏既不容于旧桂系，又对粤方怀有野心，粤方也不能信任他，因而他在两广很孤立，现在显赫一时，但迟早会失败，这将是黄绍竑袭取梧州的大好机会。而且沈鸿英部主力都在广东西江，准备同粤军作战，梧州只有邓瑞征师驻守，力量单薄，可以袭取。
当时，沈鸿英除了图谋广东外，又极力拉拢广西部队，以图扩充实力，相机并图广西。他派他的秘书、黄绍竑的族兄为说客，前来容县说项，希望黄部投靠他，可以委黄为第8旅旅长，部队可前往梧州。黄绍竑将计就计，接受了委任，准备率部进驻梧州，以后趁沈氏兵败时而袭之，占领梧州。
为了求得李宗仁的谅解与支持，黄绍竑亲赴玉林，向李宗仁解释。但李宗仁认为，沈鸿英反复无义，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依附沈氏求发展，凶多吉少，且沾上恶名，难以洗刷。如别人给予名义尚可考虑接受，唯沈鸿英给予的名义不可轻易承当。黄绍竑则说，他志在假借一个名义东下以图发展，并非真的依附沈氏。至于个人危险，非他能顾及的。李宗仁听后仍表示怀疑。为了表示他的决心，黄绍竑请求李宗仁两点：第一，在他未得到梧州之前，一切费用仍然照拨；第二，万一他失败时，请设法收容。李宗仁见黄绍竑意志如此坚决，便答应了他的请求。[1]
黄绍竑“假投降”沈鸿英后，派陈雄为代表，赴广东同粤方联系，并与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见面。白崇禧从陈雄处详尽获悉了黄绍竑部的情况及计划，他分析了当时两广局势，指出，广西的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和北洋军阀；二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的“联省自治”；三是归附广东的孙中山革命政府。目前，北洋军阀已不得人心，为人民厌恶，绝不能依附；“联省自治”是偏安一时的幌子，绝非统一全国的良策；只有参加以三民主义建国为号召的广东革命政府，团体才有前途。这同黄绍竑的主张不谋而合。
为了贯彻已定的方针，白崇禧、陈雄在广州分头活动，寻找同广东革命政府建立联系的渠道。陈雄找到了他的容县同乡、时任滇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廖百芳，通过廖的介绍，认识了广东省财政厅长、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和大本营参军长朱培德。在同廖、朱交往了几次后，陈雄即告诉朱培德：广西的黄绍竑部愿追随大元帅参加革命，该部的参谋长白崇禧已来广州，请朱将这一情况报告大元帅，请求大元帅召见。当天下午4时，朱培德就通知陈雄：大元帅听到此事很高兴，请陈雄和白参谋长明天下午在石龙火车行营见面。实际上白崇禧脱离部队后，在部队里已无任何名义，陈雄为了使会谈得正式、郑重，特别给白崇禧安了一个参谋长的头衔。
当时，陈炯明部正反攻广州，孙中山在石龙一带亲自指挥同陈军作战。第二天一早，白崇禧和陈雄就赶到了石龙。到中午12时，孙中山的专车才进入石龙站。等车停稳后，白、陈即上车见朱培德，朱马上把他们带到孙中山的车厢里。这是白崇禧第一次见到他所敬仰的孙中山先生。
白崇禧首先向孙中山报告了部队的基本情况，称部队有4000多人。实际上，黄绍竑部加上原属李宗仁的俞作柏、伍廷飏两部才1000余人，白氏夸大他们部队的人数是有意以此引起广东方面的重视。白还汇报了部队参加革命的决心和起义的计划。
孙中山听完白崇禧的汇报后非常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你们能够参加革命，是好事情。你们都是军事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应当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需要什么帮助，可以提出来。”白崇禧趁机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请给黄绍竑一个名义；第二，在黄部反沈起义时，请广东革命政府派海陆军援助；第三，补充黄部弹药。孙中山听了表示：“陈炯明、陆荣廷都是害民贼，都要讨伐，你们就用‘讨贼军’名义好了。到时我一定派海陆军来援助你们，你们先行回去好好准备。”[2]
之后，孙中山当即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1军总指挥”[3]，白崇禧为参谋长。辞别时，孙中山还对白崇禧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希望白崇禧把三民主义带回广西。白崇禧回答：“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公的物资支援，所需者仅是革命之主义与信仰而已。”[4]
白崇禧、陈雄此次谒见孙中山是非常秘密的，因为若被沈鸿英知道，将是十分危险的。这次谒见，正式建立了广西新派军人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之间的联系，这对新桂系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广东革命政府方面的支持对新桂系以后统一广西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并非如白崇禧所标榜的那样只需要“革命之主义与信仰”。
谒见了孙中山后，白崇禧、陈雄立即带着大元帅的委任状，乘船秘密回到梧州，将此事经过告诉了黄绍竑。当天正是端午节，黄绍竑正在梧州他的族兄家里做客，见白、陈带着委任状前来，非常着急，担心万一事情泄漏，将有性命之忧。他们匆匆地吃完饭，便搭船回到部队驻地戎圩。
到部队驻地后的第二天，黄绍竑即秘密召集主要干部俞作柏、伍廷飏、夏威、韦云淞、陆杰、龚杰元、陈雄等举行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计划。与会者一致决定依附孙大元帅，同广东革命政府合作，相机夺取梧州。鉴于当时粤军正在西江扫荡沈军，已快逼近梧州，所以决定在7月中旬粤军接近梧州时起事。
次日，黄绍竑请白崇禧去玉林，目的是争取李宗仁的支持和配合。因为黄部才1000余人，力量单薄，必须有外援支持，而李宗仁曾答应过支持黄部。但黄绍竑假投降沈鸿英时，带走了李宗仁的基本部队俞、伍两个营，使双方产生了一些隔阂。白崇禧不是此事的当事人，且同李宗仁是桂林小同乡，因而黄绍竑决定派白崇禧去解释此事，以取得李的谅解和支持。
白崇禧和李宗仁此前见过几面，但面对面详谈这还是第一次。两人畅谈了两粤的局势及双方今后的行动。白崇禧对孙中山推崇备至，对粤军梁鸿楷部第1师（师长李济深）也很有好感，认为该师人才济济，作风新颖，将来可以合作。李宗仁也同意白崇禧的意见，他认为此次黄绍竑部袭取梧州已如囊中取物，不需费多大力气，此后双方仍然应佯作分道扬镳，以免树大招风，遭人妒忌，希望黄、白在梧州方面尽力联络粤方，励精图治，他则采取内刚外柔的策略，暂时和广西的各派旧势力虚与委蛇，以便养精蓄锐，等待他日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共图大事。而且这种策略只能让少数高级干部知道，其余则严守秘密，以免误事。[5]
听了李宗仁的意见后，白崇禧十分赞同，表示回去转告黄绍竑，以后双方就按此计划行动。此次会晤使白崇禧对李宗仁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白崇禧给李宗仁留下的印象是：“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越。”[6]
这次会晤不仅消除了李宗仁和黄绍竑之间的误会，而且为他们的重新合作奠定了基础。而李宗仁和白崇禧此后共事20余年，共同支撑起新桂系，世人以李白喻之，实始于此次会晤。
广东革命政府讨沈战争是从1923年4月中旬开始，一直延续到1924年，但关键时刻在1923年4月至7月。[7]
沈鸿英是一个投机取巧、反复无常的军阀。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号召各方武装力量讨伐陈炯明，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1922年12月，沈鸿英与杨希闵、刘震寰等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加入讨陈阵营。12月25日至26日，沈鸿英与杨希闵、刘震寰等在大湟江举行白马会盟。宣布接受孙中山以大帅名义委任的职务，其中，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沈鸿英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刘震寰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刘玉山为中央直辖第7军军长，莫雄为中央直辖第1独立旅旅长，郑润琦为中央直辖第3师师长，杨胜广为中央直辖第2独立旅旅长，等等。讨陈联军进入广州后，沈鸿英野心大发，企图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攫取广东。孙中山回粤之初，他曾虚伪地表示听命并通电拒绝北京政府任他为广东军务督理的命令。但他了解到孙中山对他有戒心并得到吴佩孚的一批饷械后，于1923年4月16日公开叛乱，分三路进攻广州，但很快被击退，沈鸿英部主力撤至北江，另一部则在西江袭占肇庆。4月下旬至5月上旬，沈军在北洋军两旅的支援下沿粤汉路南攻。孙中山三赴前线督战，将其击溃，于5月10日收复韶关，6月18日收复肇庆，将沈军赶出广东，并用海军沿江追击，沈军纷纷撤回广西。[8]
黄绍竑见时机已成熟，在白崇禧的策划下，7月18日拂晓，派部队包围同驻戎圩的沈鸿英部黄炳勋旅五六百余人，将其全部缴械，并向梧州进军。在苍梧县三角咀一带同粤军会合。驻守梧州的邓瑞征见粤军已开来，而后方黄绍竑部有变，自己处于前后受敌的不利态势，遂逃向贺县、八步，他还通知沈军不可退向梧州，绕道退往贺县。这样，黄绍竑部和粤军一同进驻梧州。
黄部到梧州后，公开竖起了“广西讨贼军”的旗帜，并组织了“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黄绍竑任总指挥。白崇禧回部队后，因考虑到保密，没有公开露面，但一切参谋规划都是由他主持的，于是公推他为参谋长。另外，由黄玉培任秘书长，龚杰元任参谋处长，吕竞秋任副官处长，白搏九任军法处长，黄维任军需处长，胡宗铎任总参议，陈雄为驻广州代表。部队编为3个团，分别由俞作柏、伍廷飏、夏威任第1、第2、第3团团长。[9]
当时，同驻梧州的还有粤军第1军第1师和第3师，这是粤军中的精锐，他们进驻梧州只是暂时的，因而希望在广西有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使他们无后顾之忧。而黄绍竑等人的目的，是以梧州为根据地，逐步向西发展，以求统一广西，他们对于广东方面，决不能为敌，只能为友。同时，黄绍竑等人力量太单薄，必须得到粤方的帮助。这样驻梧州的粤军与讨贼军逐步接近起来。在粤军第3师撤出，只派第1师李济深部留守时，双方关系更加紧密。
粤军第1军第1师师长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广西苍梧县人。早年先后就读于广州黄埔陆军中学、陆军速成学堂和广东讲武堂、保定军官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任广东北伐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民国成立后任第4军第22师参谋长。1913年进入陆军大学第三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五年。1921年进入粤军第1师任职，先后任副官长、参谋长，1923年3月升任粤军第1军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将领。
1923年4月，在讨伐沈鸿英后，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西江善后督办处督办和梧州善后处处长，统理该地区的政治、军事。李济深所部粤军第1师的基本干部大都毕业于各类正式军校，这在粤军中也是一枝独秀，其中如邓演达、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薛岳、严重、陈诚、蔡廷锴、黄琪翔等，后来都是一代名将。而黄绍竑的广西讨贼军的中上级干部也大多毕业于军校，与李济深所部的许多干部有同学之谊。由于这种关系，两部的关系逐步密切起来。加之李济深自己也是广西人，对广西的情况比较关心，希望两广能合作，因而对黄绍竑的广西讨贼军寄予很大希望，而他对黄绍竑、白崇禧又很器重，对他们的行动一般不进行干预或掣肘。他对新桂系后来统一广西帮助很大。黄绍竑说：“李督办为梧州人，在粤革命军中，有悠久之历史。我们素不相知，更未曾谋面。我心里想，在那粤桂交哄的时代，一个广西人，怎能在粤军中取得领导的地位。待会面之后，才觉得他的人格伟大，钦慕之心油然而生。我现在回想，假使当时驻梧州的粤军首脑，不是他而是别人的话，广西统一的局面，未必能如此顺利发展，甚至还要影响到整个革命的进展。他虽然没有参加广西统一的工作，而实是幕外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和第1师重要干部，对于广西之改革皆非常关切，得其助力特多。更难得的，他除了帮助之外，一都尊重我们的意见，任由我们去进行，不稍加干预与掣肘。这是广西改革史中的重要关键，而使我对于他这种伟大精神，永难忘记的。”[10]
当粤军及黄绍竑部逼近梧州时，尚留梧州的沈鸿英军旅长冯葆初因不能撤退，又不愿放弃梧州地盘，遂向粤军投诚。但该部纪律很坏，经常扰民，且冯葆初善于投机，投诚粤军非其真心，将来必遗后患。为解决这个问题，李济深和他的第3团团长邓演达邀请黄绍竑、白崇禧、俞作柏、夏威、伍廷飏等到其驻地，商议今后如何收拾广西全省及梧州善后等问题。会上做出两个重要决定：第一，粤军第1师尽量支持黄绍竑，团结李宗仁，用抚剿兼施的办法，解决广西各地的自治军和土匪，并对沈鸿英、陆荣廷各个击破，彻底消灭，从而统一广西；第二，现在梧州已投诚的冯葆初旅，并非真心参加革命，由邓演达、黄绍竑两部协商计划，将它缴械遣散，而后邓军撤回粤境参加东征，梧州防务交由黄绍竑派队接防，以巩固西江上游地区，并使黄部有一个重要的基地。
计划制定后，双方即首先准备解决冯葆初部。他们先放出风，说邓演达团要调回广东，所留防务由讨贼军接收。当时讨贼军大部驻在梧州城外，有了这个借口，就能顺理成章地开进市区，而又不至于引起冯葆初的警觉。然后由白崇禧设计，借口为邓演达饯行，邀请冯葆初到梧州河面上的一艘花舫赴宴。冯不疑有他，欣然赴约。酒至半旬时，白崇禧借故离开，指挥部队配合粤军包围散驻梧州各地的冯部。冯葆初正在酒酣耳热之时，忽然接到手下人的密报，说黄、邓二部正在秘密调动，吓得他酒醒了三分，忙找借口告辞。黄绍竑见计划可能破产，连忙找借口解释挽留，都无效，冯葆初执意要离开。黄绍竑见时机已迫，立即起立拔枪相向，要冯将随身武器缴下，并准备将李济深督办扣留冯葆初的命令宣读。不料，冯葆初毫不畏惧，凭借人高马大，不顾一切地扑向黄绍竑，与黄扭打起来。邓演达急忙指挥卫士上前，制服了冯氏，并宣布是奉李济深督办之命缴冯部之械。冯葆初就擒后，所部群龙无首，很快就被全部解决。[11]
解决冯葆初部后，讨贼军缴获2000余支枪，使所部实力大大增强。不久，李济深部逐步撤离梧州，讨贼军完全控制了梧州。梧州是广西东面的门户，且较为富裕，在经济上是广西的命脉，每个月税收在40万元以上。这样，梧州很快成为新桂系逐步统一广西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注释
[1]参见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61，65，68—69，69—70页。
[2]陈雄：《回忆孙中山收编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266页。
[3]关于孙中山委黄绍竑的职务，根据《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孙中山于1923年8月16日委黄绍竑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5师师长”，而非白崇禧所说的“广西讨贼军第1军总指挥”或者、黄绍竑所说“广西讨贼军第1军军长”和“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参见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第16页；《黄绍竑回忆录》，第62页注释。
[4]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7，9，9，10，10，17页。
[5]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01，146，146页。
[6]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01，146，146页。
[7]参见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344，448，448页。
[8]参见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344，448，448页。
[9]参见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61，65，68—69，69—70页。
[10]参见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61，65，68—69，69—70页。
[11]参见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61，65，68—69，69—70页。
巩固和扩大梧州根据地
占领梧州后，黄绍竑、白崇禧等开始实施既定计划：向梧州上游发展，壮大实力，最终统一广西。当时梧州附近的藤县、平南、桂平、贵县等地为自治军卢得洋、黄超武、陆云高等盘踞，因而讨贼军第一期目标是解决这些部队，占领这些沿江比较富裕的省份，并同玉林的李宗仁打成一片。进攻藤县则是首要行动。
藤县城依山滨水，形势很险要。自治军卢得洋、黄超武进驻后，很注意扼守大河（西江梧州以上的总称），防止梧州方面西进。而陆路进攻要渡过大河、北流河，也非易事。黄绍竑、白崇禧等思考再三，决定用陆军由水路前进。时值仲夏，河水大涨，能通行较大轮船。讨贼军集中了很多汽船和拖轮，全部军队都用船运送，并请粤方派两艘小兵舰掩护。舰队在半夜由戎圩出发，于黎明到达藤县江面。黄绍竑、白崇禧、俞作柏、夏威等都随队指挥。舰队到达藤县县城下游附近时，黄绍竑下令开足马力，靠江的左岸，冲过敌军封锁线，两艘军舰列于侧面保护。岸上敌军麻痹大意，多数尚在梦中，使船队得以安全通过，毫无伤亡。
船队开到藤县城上游5里敌人后方时，黄绍竑、白崇禧命部登岸，占领城后一带高地。城内敌军卢得洋忙率部出城迎战，但很快被击溃，卢亦阵亡。讨贼军乘胜包围县城。守城的黄超武派代表出城，表示愿意收编。这样，藤县之役结束，讨贼军将该地自治军2000余人全部解决，并将收编的黄超武部改编为讨贼军第4团，且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
占据平南、桂平、贵县等地的自治军陆云高所部，力量比卢得洋、黄超武大得多，有五六千人，枪械充足，且有进犯梧州之企图。黄绍竑、白崇禧自度单凭讨贼军的力量不能取胜，于是准备联络李宗仁，共图发展。1923年10月，黄绍竑派吕竞秋、伍廷飏去玉林，商量两军合力解决陆云高的问题。双方商定，黄绍竑部沿大河向平南上游进攻，李宗仁则向北进攻贵县，截击陆云高，两部会师于桂平。
11月，讨贼军首先发动，分两路进攻平南：一路由白崇禧率第1、第2团乘轮溯江西上，在白马附近登陆，进攻平南；一路由夏威率第3、第4团及机炮连，由陆路进攻。两路在大安附近会合后，直趋敌主力驻守的江口，乘敌部署未定，急行强袭，很快击溃了敌军。李宗仁军也此时占领贵县，正袭取桂平。陆云高残部不得不向北退却。黄绍竑、李宗仁会师后，继续向敌攻击，击溃了陆部。陆率残部往依沈鸿英，从此一蹶不振。陆云高所部营长蒙志、王赞斌、王飞虎皆率部投归讨贼军。
讨贼军经过两次胜利后，声威大振。大河一带的散军纷纷请求收编。黄绍竑、白崇禧先后把他们编为8个游击部队。讨贼军的力量迅速壮大。
1924年3月，正当黄绍竑、白崇禧准备联合李宗仁向广西内地进攻时，却发生了一件后院起火的事。驻粤桂军第7军军长刘玉山见广西局面混乱，想回广西发展。所部陈天泰师在粤不能发展，也急欲回桂，他打着假道去广东南路的旗号，进驻与梧州相隔不远的广东都城，直接威胁着梧州的讨贼军。由于他们是奉广州大本营的命令去广东南路的，对此，黄绍竑、白崇禧等颇费踌躇，既要解除这个威胁，又不能得罪了广州大本营。他们只好求助李济深，得到了李的大力支持。李济深首先致电大本营，指出都城不是进入广东南路的必经之路，要求阻止陈天奉部的行动。但此电如泥牛入海，没有得到大本营的答复。于是李济深同黄绍竑、白崇禧商量，决心武力解决陈部，消除威胁，事后由李济深向大本营方面解释。
为准备作战，讨贼军全部集中梧州，并得到李宗仁同意，必要时派得力部队到梧州增援。作战部署如下：黄绍竑指挥夏威第3团为中路，白崇禧指挥黄超武第4团及蔡振云部为左路，俞作柏指挥所部第1团为右路，3路进击都城；伍廷飏第2团留守梧州；另请李济深派海军截断敌军水面及增援。
战斗开始前，陈天泰为察看讨贼军虚实，派其参谋长李澜柱到梧州。白崇禧出面代表黄绍竑在梧州江面上的花艇上设宴招待他，并准备了牌局，以拖延时间。酒至半巡时，白崇禧借口还有一处应酬，需暂时离席，告辞出来。其实他离席后，即直接乘车赴都城方向，指挥部队作战。而李澜柱却一直蒙在鼓里。
陈天泰部素以骁勇见称，作战力较强。战斗打响后，陈部虽然仓促应战，但由于黄绍竑中路因路程较近，接触过早，其余两部都未赶到，因而陈天泰命集中兵力，三面向中路猛烈反攻。讨贼军中路立足未稳，被击退，伤亡极大，并一直退到黄绍竑的指挥所附近。若被陈天泰击败中路，左、右两路都有各个击破的危险。幸亏黄绍竑临危不乱，坚信左右两路会在一个小时内按时到达，于是亲自上火线作战，击退了陈天泰的屡次冲锋。战至中午，白崇禧率左路赶到，加入了战斗。黄绍竑趁敌军兵力分散之机，向敌发动猛烈反攻。同时，粤军黄琪翔、蔡廷锴部奉李济深之命也逼近都城。这样，讨贼军反败为胜，陈天泰乃率部突围，逃向梧州方向。
鉴于第3团伤亡过重，黄绍竑率该部回梧州，而以白崇禧为追击指挥，率部追击敌军。陈天泰残部逃至大洲圩附近时，已疲惫不堪，又为当地民团所阻击，后面的追兵也赶到，走投无路，不得不全部缴械投降。2000余俘虏押解到梧州后，黄绍竑、白崇禧将士兵分发各部补充，对陈天泰及其部高级官长则特别优待，发给川资，放回广州。
都城之役后，广州大本营方面接到了刘玉山和陈天泰的告状，对黄绍竑等产生了怀疑。黄绍竑和白崇禧联名写了一个报告，说明陈天泰有企图夺取梧州的阴谋，此举是不得不先发制人，因时机迫切，未及事前请示，敬请处分云云。此报告托李济深转呈给孙中山。李济深又通过同胡汉民的师生关系，极力保证黄绍竑绝不致有二心。这样才消弭了一场风波。但次年黄绍竑赴广州时，又遭到陈天泰的暗算，几至丧命，这是后话。
黄绍竑、白崇禧通过以上诸役，不仅巩固和扩大了地盘，所部实力也得到迅速发展，达到8000人，被编为5个纵队，分别由俞作柏、伍廷飏、夏威、黄超五、蔡振云任纵队司令，另有8个游击司令。
与此同时，李宗仁则打出了“广西定桂军”的旗帜，以示与黄部有区别，实力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而且两部控制的梧（州）浔（州）玉（林）三府所属各县，是广西各属中最富庶的，为他们实力发展和壮大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
梧州紧邻广东，水陆交通都很方便，黄绍竑、白崇禧通过广东、香港购买了大量的军火弹药，不仅使讨贼军有了补充，也使定桂军得到了补充，两军战斗力大大加强。他们还自己装备弹药，制造火药和武器装备，进一步充实了部队实力。另外在战备上，黄绍竑、白崇禧打出了“讨贼”的旗帜，矛头直指旧桂系，引起了陆荣廷、沈鸿英的嫉恨，欲灭之而后快。但梧州地处广西边界，东有粤军大力支持，西有李宗仁屏障，李宗仁的“定桂军”旗帜仍未明，表面上仍为陆荣廷的部属，可以从西部掩护“讨贼军”。这样，两军配合默契，共同发展，为以后合作统一广西打下了基础。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