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削平群雄　统一八桂

在旧桂系陆荣廷统治下的广西，用政治黑暗、经济破产、文化落后、军队腐败十六个字，可以概括它的全貌。军队是陆荣廷统治广西、讨袁、护法、囊括广东的本钱，支持了陆在广西十多年的封建割据。

——冯璜

新桂系不是靠压迫资产阶级革命派取得权利，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的国民革命的高涨，把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推上了历史舞台，使他们能够在群雄角逐中击败所有的对手而统一了广西。

——莫济杰、陈福霖

联合李宗仁讨伐陆荣廷

都城之役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要统一广西，还面临着旧桂系的两大军事集团：陆荣廷、沈鸿英。

陆荣廷于1924年1月被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为广西军务督办，东山再起。广西各地自治军原来都是陆氏部下，见陆氏复出，纷纷投其门下。因而陆荣廷很快就控制南宁、柳州、桂林等重要城市及广西大部分地区。他还企图消灭其他异己势力，重新独霸广西。

定桂军总指挥李宗仁

沈鸿英于1921年脱离陆荣廷后，一直独立门户。1922年至1923年数度染指广东失败后，仍拥有军队两万余人。但他仅据有平乐所属数县，地盘窄，且贫瘠，养不起手下庞大的军队，急图扩大地盘。占据梧州的黄绍竑有粤军和李宗仁的支持，不易动手。沈鸿英是柳州人，桂林、柳州是广西北面的门户，占据桂、柳可以同北洋军阀取得联系，得到援助。因而，沈鸿英计划先夺桂、柳，再图发展。但他担心一旦大军出击桂、柳，黄绍竑会趁机袭取其后方平乐，所以迟迟不敢发动。

对于广西方面的这种形势，黄绍竑、白崇禧等认为，陆荣廷有3万余人，沈鸿英也有2万多人，而讨贼军不足1万人，加上定桂军也不足2万人。若陆、沈联合起来则很难对付。因而必须利用陆、沈之间过去和现在的矛盾，挑起陆沈之间的战争，然后各个击破。至于先打谁，黄、白认为，陆荣廷力量最强，应该先联合力量稍弱的沈鸿英打倒陆氏，剩下沈鸿英就好对付了。因而讨贼军的总方针是联沈倒陆，陆倒之后再消灭沈，统一广西。

先陆后沈的总方略确定后，黄绍竑首先派人联络沈鸿英，希望同他合作打倒陆荣廷，并答应将来在地盘分配上，黄绍竑只想占南宁，桂林、柳州都归沈鸿英，还保证在沈鸿英进攻桂、柳时，决不打扰他们的后方。沈鸿英急于取得桂、柳，见黄绍竑主动表示合作，当即答应。1924年6月上旬，沈鸿英大军倾巢出动，进攻桂林把陆荣廷围在城内。陆氏急调主力集中到桂林、柳州，同沈军对峙，将侧面完全暴露在黄绍竑、李宗仁面前，而不加戒备。这种局势更坚定了黄绍竑、白崇禧先打陆荣廷的决心。

为了贯彻先陆后沈的战略，必须争取李宗仁定桂军一致行动。为此，黄绍竑再次派白崇禧去桂平，劝说李宗仁讨陆，并拥李为首领。1924年5月，讨贼军的代表白崇禧和定桂军的代表黄旭初在桂平开会，讨论两部今后的联合作战战略问题。会上白崇禧首先提出了讨贼军的全盘计划，力主先讨陆荣廷，袭取南宁。但定桂军却反对先打陆荣廷。李宗仁认为：陆氏治桂十年，虽无功，也无大过，广西一般人对陆氏尚无多大恶感，而且李、黄、白都是陆氏部下，先打陆氏将有失人心。而沈鸿英是反复无常的强盗，为各界所不齿，因而应先打沈鸿英。

对于定桂军及李宗仁的意见，白崇禧是不赞同的。他同李宗仁的参谋长黄旭初，并同李宗仁反复分析当时的局势，指出先打陆荣廷有三利：第一，陆氏驻在桂林，所部主力亦在桂北，南宁为广西政治中心，防务却很空虚，易于袭取；第二，陆氏与湖南军阀相通，湖南又得到了吴佩孚的援助，我们应该在其支援未至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第三，先打沈鸿英，若胜之，陆氏势力犹在，广西仍然不能统一，若败之，更不能打陆氏了。因而，白崇禧认为应该联弱攻强，避实攻虚，先打陆氏。^[1]

会议围绕这个问题讨论了三天，黄旭初首先被白崇禧说服了，但李宗仁仍固执己见。到第三天晚上，李宗仁仍未改变意见。白崇禧见这么僵持下去实在无益，便对黄旭初说：“无论李（宗仁）旅长是否同意，讨贼军进取南宁，必须假道桂平。”^[2]这给李宗仁出了一道难题，从两部的密切关系来说，应借道给讨贼军；但若借道，无异于加入讨贼军行列。

李宗仁见讨贼军方面讨陆决心已定，无法改变，只得答应共同行动。这样，讨贼、定桂两军合二为一，准备夺取南宁。

6月中旬，定桂、讨贼两军集中贵县，分为左右两翼军：右翼军指挥官白崇禧，下辖定桂军的何武、钟祖培、陆超等部以及讨贼军的俞作柏部，先进攻宾阳，再进占上林，然后转向陆荣廷的老巢武鸣，对南宁作大包围；左翼军指挥官李宗仁，下辖讨贼军的夏威、伍廷飏、蔡振云3个纵队及定桂军的李石愚等部，沿邕江而上，从正面进攻南宁；黄绍竑任总预备队指挥官，率定桂军3个纵队留守梧州，筹划各方面的补充策应。

5月23日，李宗仁以“定桂军总指挥”的名义、黄绍竑以“讨贼军总指挥”的名义分别发表逼陆荣廷下野的通电与“讨陆宣言”。

讨陆军事发动后，进展比较顺利。陆荣廷主力大都集中在桂林、柳州，南宁一带兵力空虚，因而左翼军仅在永淳、横县遭遇少数敌人抵抗，便直逼南宁。右翼军在白崇禧指挥下，自梧州乘船直驶贵县登陆，分兵一部进攻迁江，切断南宁和柳州间的交通，自己则率主力进攻宾阳。

但在行军之际，敌情发生了突变。陆荣廷和沈鸿英在桂林一带相持不下，当黄绍竑、李宗仁两部讨陆的意图明确后，陆荣廷唯恐南宁有失，遂在已开至湘桂边界、准备支持陆氏的湘军首领赵恒惕的调停下，准备同沈鸿英妥协。在双方谈判之时，陆荣廷即命韩彩凤所部3000人转赴柳州，陆福祥所部3000人迅赴迁江、宾阳防守。这样，白崇禧指挥的右翼军的压力顿时沉重起来。

当白崇禧率部直趋宾阳时，被阻于清水河。当时山洪突发，河流湍急，而河上没有固定的桥梁，敌军陆福祥部又在对面防守，这种情况下渡河异常困难。白崇禧准备避实击虚，命一部佯作渡河，吸引对岸敌人注意，自己则率主力秘密转向上游，找到了一处水流不急地段。等到黄昏时分，命人在河边先打下一些大木桩，每个木桩上系上两条手指粗的麻绳，再命一些水性好的士兵携绳游至对岸，在对岸也打下大木桩，系上带过去的绳索，并用力拉直，使一根在水面，另一根再高些。然后白崇禧命官兵脚踩水面的绳索，手攀上面的绳索渡河。全军就这样强渡过清水河，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陆福祥自恃山洪暴发，白无法飞渡，因而麻痹大意，在白部的突袭下，仓促应战，很快向西败退。白崇禧部很快就占领了宾阳、迁江、上林，随后向左攻击武鸣。

讨贼军总指挥黄绍竑

6月25日，李宗仁指挥的左翼军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守军不足1000人的南宁，省长蒙仁潜避走不及，被俘枪毙，留守南宁的林俊廷率残部逃往那马、都安，26日，白崇禧指挥的右路军也开入南宁，两军会师。

南宁会师后，李、黄两军仍各自打着自己的旗号^[3]，军事指挥与行政组织各有独立系统。在这种状态之下，两军混杂一城，官兵互不服气，难免生出种种是非冲突来。传说俞作柏主张将“定桂军”缴械，拥戴黄绍竑统一广西，这种传言不胫而走。传言一出，“定桂军”将领大愤，第2纵队司令何武主张和“讨贼军”火拼。李宗仁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苦口婆心劝说部下不可妄生是非，他说：“我决不相信黄、白两人会贸然出此下策。如果他们觉得有我在，他们不易做事，我可立刻引退，让他们二人完全负责，成功不必在我。为广西以及整个国族的前途着想，纵我不干，我仍希望你们完全服从黄、白二人的指挥，也如服从我一样，以完成统一广西的任务。”

在劝说部下的同时，李宗仁急忙给坐镇梧州的黄绍竑发去电报，催他克日来南宁，共商善后之策。黄绍竑接到李的电报，也感到情势严重，于是立即赶到南宁。

李、黄、白相见后，他们一致认为：“值此敌人环伺之时，我们稍有不慎必蹈昔日太平军诸王内讧瓦解的覆辙。”^[4]于是，他们立即商讨两军统一军令政令的措施，决定将“讨贼”、“定桂”两军合并组成“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由李宗仁任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

商定后，即由黄绍竑出面在原广西督军谭浩明的公馆设宴款待两军营以上军官。席间，黄宣布组织“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由李宗仁任联军总指挥，黄副之。宣布完毕，黄绍竑起身率众将向李宗仁敬酒。饮毕，黄绍竑发言说：“我原是李德邻部下，因为出兵梧州，权宜自树一帜，今既会师南宁，正宜乘机回复旧时组织，以期统一指挥，进一步而统一广西。要是彼此不能相下，必至自相火拼，而与旧军阀无异。至自相火拼，而与旧军阀无异。我们今日幸乘陆、沈相持，占领南宁，获得胜利。陆、沈前车之辙，是不可再蹈的。故我们无论在任何状况之下，亦只得服从李总指挥，方为合情合理。我的部下，如有不服从李总指挥者，即等于不服从我一样，必为团体所共弃。”^[5]黄绍竑说完，端起酒杯用力往地下一摔，摔得粉碎。全场气氛顿时严肃起来，在场将领不再持异议，一致表示服从李宗仁的领导。

随后，李宗仁起立致训词，大意说：“八桂人民乃至全国同胞，多少年来，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有军阀的混战。拯人民于倒悬，救国族于危亡，我辈青年革命军人责无旁贷。现我袍泽既上下一心，当矢勤矢勇，以救国救民为职志。而复兴国族，当自统一广西始。革命大业，肇基于此。本人不揣德薄，愿率诸君共赴之。”^[6]

当天的宴会，两军将领酒酣耳热，尽欢而散。事隔多年后，黄绍竑回忆当年的情形，不禁有感而发，说：“玉林、梧州两方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经过，其间并没有什么命令法律的依据，而完全由于我等之情感作用。我现在回想此种举动，好像梁山泊里众义士推尊晁盖的情形一样，自吹自擂，滑稽好笑！但在当时，亦确非如此做法不可。这就是统一广西的一个最重要关键。”^[7]

当然，两军联合关系到众多人的地位座次安排，也并非没有一点不和谐的声音。就在座次已经排定的情况下，俞作柏对李宗仁一直不服，仍在暗中怂恿黄绍竑以武力解决李宗仁的部队，企图取而代之。黄绍竑告诉白崇禧，白氏以为太荒谬，他对黄说：“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讧，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先卸职他去。”^[8]所幸黄绍竑深明大义，理解两军团结的重要性，没有采纳俞作柏的建议，这才保证了新桂系的崛起。

7月16日，李宗仁宣布就任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9]总指挥部设在南宁旧督军府，联军编制如下：

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的成立与该军统一编制的确立，奠定了新桂系以李宗仁为首，黄绍竑、白崇禧坐第二、第三把交椅的指挥系统。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成为新桂系的领导核心。

李、黄占领南宁后，受北洋政府任命的林俊廷（陆荣廷部下）当然不能再兼代广西省长了，广西省长一职因而空缺。在当时武人横行的年代，文职省长一职只是个无用的摆设，尤其在广西已有马君武的先例。李宗仁为了表明革命军人的新作风，在与黄、白商议后，决定推举广西省议会议长张一气为临时省长。张氏到任后，李等为标榜“军政分治”，告张可以独立行使一切行政权力，军方不予干涉。但实际上，李、黄等志在统一广西，哪有不问省政的道理？只不过当时强敌环伺，新桂系军人暂时无暇顾及政事，只好推举与他们不相干的人出来过渡一下。张氏在广西政界混了多年，当然明白李宗仁等人的用心和自己所处的实际地位，但即使没有实权，坐在省长的高位上也是聊胜于无。所以，张一气上任后一切以李宗仁等人的主张为主张，不搞自己的一套，无为而治。他这个无为而治的省长当了三个多月后因时局变化而黯然下台。

定桂讨贼联军成立后，李、黄、白即着手制定下一步统一广西的作战方案。当时，陆荣廷的部将韩彩凤、蒙仁潜、李绍英、谭浩清、谭浩澄等分别屯兵柳州、都安、那马、龙州，各有两三千人马不等，仍然窥伺南宁，对李、黄联军形成威胁。为肃清陆氏残部，李、黄、白决定兵分三路，作战部署如下：右路由李宗仁、白崇禧指挥夏威、伍廷飏、何武、钟祖培、韦肇隆等部，主攻柳州；中路由俞作柏、蔡振云率部向武鸣进发，肃清那马、都安之敌；左路由胡宗铎指挥吕焕炎、刘权中等部，溯左江而上，直捣龙州。黄绍竑则率部留守南宁策应前方各作战。

新桂系第三号人物白崇禧

7月22日，李宗仁、白崇禧率主力部队从南宁出发，进攻驻扎柳州、庆远（今宜山）一带的陆荣廷部将韩彩凤、韩彩龙兄弟。韩彩凤是陆荣廷手下的悍将，素有赵子龙之称，其主要防地位于柳城县之上雷镇，韩彩龙则在庆远。当时，沈鸿英有一师兵力驻在柳州，师长杨祖德闻李黄联军到达，即率领所部由柳州撤退至雒容，持观望态度。李宗仁、白崇禧洞悉其意图后，即决定由李宗仁率领一部监视杨祖德，由白崇禧指挥部队进攻韩彩凤所部。两军在柳城上雷镇相遇，韩彩凤看到李黄联军的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只有20来岁（实为28岁），便夸口说童子军不堪一击（因为李黄联军都戴童子军帽），表现出十分骄傲轻敌的态度。

上雷战争发起后便异常激烈，联军是新锐之师，凭着连胜的高昂士气，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韩彩凤本是高雷一带人，所部官兵都是柳州人，凭借地利与人和顽强抵抗，两军主帅也亲临前线指挥，韩彩凤还亲握大旗，号令全军冲锋肉搏。白崇禧则命令100余人配备短枪，抢夺敌军扼守的一座桥，但数次冲锋都被敌人火力压下。敌军还发起数次反击，联军阵地被几次突破。在军情紧急之下时，白崇禧急调总预备队增援，但何武掌握的部分部队却不听调遣，差点造成全军失败。幸各部用命，白崇禧临危不乱，沉着指挥，才稳定了战线。战斗持续到天黑，双方互有进退，仍相持不下。白崇禧见己方部队伤亡较大，自己的卫兵都被打死了好几个，遂下令撤出战斗，在柳城宿营，与敌对峙。

敌军的顽强，出乎白崇禧的预料，而沈军态度又未明，相持下去必对联军不利。既然强攻不能很快击败敌人，白崇禧决定用智取。当时沈鸿英军表面上与李黄联军是友军，为了联系方便，柳州与柳城、雒容之间有电话联络。白崇禧先同柳州的黄旭初通话，告诉他这一计策，让他把通往雒容杨祖德的电话塞子接上，使杨能听到白崇禧和黄旭初的通话。然后白氏故意对黄旭初称：“我军在大茂桥打了胜仗，韩军动摇现向大浦、沙浦退却。”白氏打完后，再由黄旭初打电话给杨祖德报捷。杨氏两次听到这一消息，信以为真，为从中大捞一把，第二天，杨祖德命所部出动，向韩军侧后前进。韩彩凤见沈军出动，害怕被前后夹击，不敢恋战，经沙浦、大浦退向庆远。联军趁机掩杀，斩获甚多。

上雷之战后，陆荣廷在广西的最大的武装是守庆远的边防第2师韩彩龙部，为尽快消灭陆系的残余势力，联军决定迅速攻击庆远，由白崇禧指挥。为防止陆氏其他部队由桂林南下支援韩彩龙，白崇禧命尹承纲率一个支队由柳城开往融县长安，切断庆远的外援；白氏自率主力向庆远前进；另外还电请李宗仁命俞作柏部攻击都安，使其不能增援庆远。

9月3日，白崇禧经过一番周密安排后，亲率主力分两路向庆远前进。一路为定桂军的钟祖培的讨贼军的夏威两纵队，由洛吉、洛东前进；一路为定桂军的韦肇隆纵队，经洛满、三岔前进。次日，两路军在庆远城外均有接触，很快肃清城外敌军。韩彩凤不肯入城，带残部绕城别走，守城的韩彩龙约3500人，战斗力不如韩彩凤部。白崇禧到达城下后，对攻城作了部署：由夏威纵队攻东门，钟祖培纵队攻南门，韦肇隆纵队攻西门，另命夏威纵队一个营在机关枪连的掩护下，渡过城北的河，到北门对岸，将敌军在河上架设的6座浮桥烧掉，切断庆远对外交通，对庆远形成四面包围。

6日晚上，联军按白崇禧的计划完成了围城部署。次日拂晓，在炮兵的掩护下，各部开始攻城。8日左右，东门被打开了一个缺口，联军在机关枪掩护下，组织敢死队爬城，占领了东门。不久西门也有了进展。联军攻进城内后，韩军丧失斗志，联军未经激战即俘获韩军全部。韩彩龙因有足疾，退走不及，遂吞鸦片自杀了。联军缴获枪械2000余枝，韩彩龙的坐骑灰白色骏马也易主，成为白崇禧的爱物。韩彩凤率领残部向桂林方向逃窜。白崇禧特准韩彩龙部下护送他的灵柩回故里安葬。

上雷、庆远战役中，联军消灭了陆荣廷的主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战役中，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的名义指挥部队，部署周密，指挥果断，善于运用计谋取胜，显示了高超指挥才能，这不仅为联军战士所钦佩，也折服了敌军。据黄绍竑后来回忆，白崇禧“小诸葛”的外号就是从这几次战役中得名并逐渐传播开来的。

中路方面，由俞作柏率其所部讨贼军第1纵队，及讨贼军第4纵队蔡振云等部，由武鸣出发，向那马、都安进攻，肃清当地之敌后，再转向果化、恩隆，肃清右江之敌。当时，林俊廷及陆氏心腹健将陆福祥，与蒙仁潜残部共四五千人，盘踞都安、那马一带，常有乘隙窥伺南宁的企图。右江方面，刘日福亦拥众数千人，占据百色。8月初，俞作柏亲率所部，向那马进攻，陆福祥亦亲临前线督战，凭险顽抗，战事极为激烈，双方都有重大伤亡。战斗中，陆福祥腿部受伤，卒至溃败。俞作柏指挥部队乘势追击，再战于都安，又将其击败。林俊廷率残部退都安以北，贵州边界一带。陆福祥率残部经果德渡过右江逃往镇结、靖西，然后只身入安南，不再复出。李黄联军尾追陆福祥，占领右江沿岸果化、隆安两县，进攻上游的恩隆。刘日福见大势已去，乃向联军投诚。在旧桂系军阀中，刘日福为人诚实，无太大野心，颇得百色一带商民爱戴。联军鉴于刘日福的情况，将他的部队收编，仍由刘日福指挥负责右江一带的治安。

左路方面，由胡宗铎指挥吕焕炎纵队和刘权中纵队溯左江而上，直捣龙州，并与进入右江方面的蔡振云纵队，取得密切联络，由果德、镇结向都安，以切断其向靖西逃走的道路。当时，盘踞龙州一带的旧桂军残部，为谭浩清、谭浩澄兄弟率领，他们是前广西督军谭浩明的公子，兄弟俩虽然不知兵，但暴戾残忍，在他们盘踞的地方任意妄为，无恶不作。胡宗铎部一到，除了崇善县附近稍有战斗之外，旧桂军残部皆望风逃窜，或投诚收编。8月中旬，胡宗铎部占领龙州，谭浩清、谭浩澄兄弟只身逃入安南，他们早在那里备有退避之所。右江军事结束后，李宗仁宣布委胡宗铎为边防对汛督办，专管广西、安南边境人民往来之查验与治安。

在联军节节取得胜利的时候，沈鸿英部也向陆荣廷部发起攻势，于8月23日重新包围桂林。24日，陆荣廷率部撤出桂林向全州方面退却，沈鸿英部于当天占领桂林。9月中旬，韩彩凤率残部窜至全州与陆荣廷会合后，陆企图再作垂死挣扎，复向兴安、桂林方向反攻，在全州附近与沈鸿英部激战数昼夜，但陆氏毕竟是强弩之末，已无回天之力了。9月21日，沈军占领全州，陆荣廷率少许残兵败将逃入湖南。湖南军阀赵恒惕见陆氏败局已定，遂改变态度，派唐生智劝陆荣廷下野。

陆荣廷此时已经焦头烂额、走投无路，被迫于10月9日在湖南永州（零陵）发表通电，宣布辞去广西督理军务职务，从此不问世事。^[10]陆荣廷称王广西十余年的历史，就这样宣告结束了。其后，陆氏在上海与苏州度过了他郁郁寡欢的四年余生，到1928年重新返桂时，已经是在他亲属护送之下的一具尸骨了。

李黄联军形成后，身为主帅的李宗仁十分注意维护领导集团的团结与威信。在联军与韩彩凤部激战时，白崇禧奉命为前敌指挥。李宗仁的老部下何武因为自己资历老、战功卓著，看不起当时只有28岁的联军第三号人物白崇禧。在部队出发前，何武找到李宗仁，问：“总指挥要我受白崇禧指挥吗？”言下颇有愤愤不平之意。李宗仁知道这位老部下的心思，特正色告诫他：“白崇禧是当今一位初露头角的军事家，你必须服从他的指挥，这是军令！”但何武口服心不服，在战斗中并没有服从白崇禧的指挥调遣。战役结束后，在检讨战役的时候，李宗仁发现何武没有接受他的告诫，在战斗中故意不服从白崇禧的调遣，于是找来白崇禧询问，白以何追随李氏多年，而且事情已经过去，又打了胜仗，劝李不要再追究。李却严肃地表示：“在我看来，此事甚为严重。军令如山，焉有大敌当前，而敢违令之理？何武不听你的命令，就等于不听我的命令。我如知而不办，以后命令将无法贯彻，我一定要彻查重办！”同时，李宗仁也认识到，何武思想落伍，爱好享受，仍是旧式军人的一套作风，将他留在军中难免闹出更大的问题，有意借此事将其撤职，结束他的军旅生涯。随后，李宗仁派人将何武找来，对他说：“这次作战，我已查出你不听命令，按照军法，这种重大情节的过失是犯死罪的。现在我要撤你的职，希望你准备交代。”到这时，何武才感到问题严重，便问：“总指挥，事情有这样严重吗？”李宗仁答复说：“你看过《三国演义》，当知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我们的私交是私交，军令是军令。我如徇私不办，将来无法维系军令。你这次必须撤职。”何武无言以对，只好说：“那我就回家种田去！”李宗仁安慰他：“我们革命军人解甲归农也是很正当的归宿。以后仍希望你常常和我通讯。”^[11]

李宗仁处理了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何武，不仅树立了白崇禧的威信，增强了全军的团结，李宗仁作为全军主帅的声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以李、黄、白三人为最高领导核心的新桂系集团更加团结和巩固，这就为新桂系完成广西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联军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以不到2万人的兵力，击溃了陆荣廷部约3万余人，占领了除桂林、平乐及柳州大部外广西2/3以上地区，奠定了统一广西的基础。陆荣廷在广西长达13年的统治结束，讨陆军事也基本结束。

10月1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联衔发出讨陆战事结束通电。

不久，联军被编为广西陆军第1、2军，分别由李、黄任军长，白崇禧任督办公署参谋长兼第2军参谋长，黄旭初任副参谋长兼第1军参谋长。第1军主力为李石愚、陆超、钟祖培、刘权中、何中权、韦肇隆等6个纵队；第2军主力为俞作柏、伍廷飏、夏威、蔡振云、吕焕炎、罗浩忠等6个等纵队。联军的力量也得到了增强。

注释

[1]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第19，19，20，27页。

[2]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第19，19，20，27页。

[3]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159，156，164—165，178页。

[4]《黄绍竑回忆录》，第87，87，118，128页。

[5]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159，156，164—165，178页。

[6]《黄绍竑回忆录》，第87，87，118，128页。

[7]定桂军的旗帜是黑边红地，中间书一黑色大字“李”；讨贼军的旗帜是白边红地，中间书一白色字“黄”。

[8]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第19，19，20，27页。

[9]《国内外一周大事记》，《国闻周报》第1卷第1期，第1卷第21期，第2卷第3期。

[10]关于陆荣廷宣布下野的时间，此处所依据的是1924年l0月23日《申报》的报道。还有两种说法：一是说陆氏于1924年8月24日在全州湘山寺通电下野，见陆君田、苏书选编著：《陆荣廷传》，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另一是说陆氏予1924年9月23日在全州发出下野通电，参见申晓云、李静之著：《李宗仁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1]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159，156，164—165，178页。

消灭沈鸿英统一广西

陆荣廷倒台后，沈鸿英集团成为新桂系统一广西的主要障碍。沈鸿英自广东西江败退回广西后，又派代表向广州大元帅府请降。孙中山鉴于东有陈炯明，西有陆荣廷两大敌人，许其投降，并任命他为广西建国军总司令，令他讨伐陆荣廷。沈鸿英为了得到桂林、柳州地盘，也在这些地盘同陆荣廷部作战，并暂时联合定桂讨贼联军。但沈鸿英的计划也是先打陆荣廷，再打定桂讨贼联军。

陆荣廷势力被消灭后，陆氏余部大多为沈鸿英收编，沈氏力量急剧膨胀，大大超过了联军。但沈鸿英仅得到桂林及柳州的部分地盘，加上原来平乐各属，仍很局促。因而他首先提出要联军让出柳州，实践以前的诺言，并将军队集中在蒙山、贺县、柳州一带，积极准备进攻联军。

1924年12月1日，沈鸿英就任广州大本营任命的广西建国军总司令一职。3日，李宗仁、黄绍竑也匆忙宣布分别就任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和会办之职。^[1]李、黄还通电取消原来联军的名义和番号，部队改为广西陆军第1、第2军。双方都针锋相对，力图取得主动。12月初，沈鸿英派前敌总指挥邓佑文为代表，借口开善后会议，到联军驻地桂平察看虚实。联军方面则委派白崇禧为代表，与之周旋。邓佑文提出要联军让出柳州，考虑到联军兵力尚未集中，白崇禧遂答应了这个要求。之后，双方虚与委蛇，暗中摸底，为最后摊牌做准备。

12月17日，沈鸿英在平乐进行军事总动员。1925年1月4日，沈鸿英在平乐发表通电，宣布黄绍竑的六大罪状，主张迎接刘震寰回广西。^[2]随后，沈鸿英随即分兵两路进攻李宗仁、黄绍竑部。

当时，除了沈鸿英同李、黄、白角逐广西霸主位置外，此时还有两种势力欲染指广西：其一是滇系军阀唐继尧，他准备经广西入侵广东。其二是驻粤桂军刘震寰部。孙中山离粤北上前，于1924年11月6日任命刘震寰为广西省省长，命他率部回桂，稳定广西局势。刘氏一方面联络欲打回云南的范石生部滇军，两人相约“刘回桂范助之，范回滇刘助之”；另一方面派人同李宗仁、黄绍竑联系，希望能得到他们支持。但李、黄、白志在统一广西，不愿刘氏染指桂局，并极力抵制刘的回桂计划。11月下旬，黄绍竑亲赴广州活动，请求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以孙中山的名义分别任命李宗仁、黄绍竑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会办，取得了与刘震寰、沈鸿英同等的地位。刘氏见李、黄、白不肯就范，遂同沈鸿英进行勾结，共同对付李、黄、白。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认为，滇军暂未入桂，刘震寰部也因李济深部在西江阻隔而不能入桂，当前之敌仍然是沈鸿英。对于沈部应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先消灭沈军，然后再回师迎击唐继尧的滇军。

讨伐沈鸿英的方针确定后，鉴于敌强我弱的局势，李、黄、白决定向李济深求援。李济深深知此役关系到新桂系事业的成败和两广统一的前途问题，虽然所部即将东征讨伐陈炯明，但他仍派出陈济棠旅、黄镇球补充团以及蔡廷锴营入桂，组成粤桂联军，共同对付沈鸿英。而这个时期李宗仁等人的名义十分混乱，李宗仁有时用“广西全省绥靖督办”的名义，有时又用“粤桂联军第二路总指挥”的名义，白崇禧的头衔则是“粤桂联军前敌指挥官”。^[3]

沈鸿英军部署如下：贺县一路由其子沈荣光率领，进攻梧州；邓端征、邓佑文率柳州一路首先进攻武宣、夺取桂平，截断南宁、梧州间交通，然后再进攻南宁、梧州；陆云高、陈春光指挥蒙山一路出蒙江，截击平南、藤县水道。三路中柳州一路为主力所在。但沈鸿英命贺县一路首先发动，以吸引联军主力于梧州方面，然后截断联军梧州、南宁间联系，实行各个击破。

粤桂联军方面，黄绍竑、白崇禧会同李济深先制定了一个应敌计划，他们断定，沈鸿英的老巢在贺县、八步一带，其子沈荣光率沈军精锐一部也驻于此地，因而沈氏此次用兵，必自其老巢南下，志在夺取梧州。联军的对策，当以梧州为中心，调夏威纵队联合粤军陈济棠等部，自信都攻击贺县、八步，直捣沈氏的老巢；由白崇禧指挥蔡振云、俞作柏、陆超、吕焕炎、钟祖培等纵队，集中江口，自平南、蒙江北上，进攻蒙山、平乐、荔浦，进窥桂林；至于大河上游，只须留少数兵力，固守桂平和南宁。这个计划，显然正中沈鸿英下怀，将置联军十分不利的地位。

1925年1月29日，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夕，黄绍竑、白崇禧自梧州乘船西上桂平，向李宗仁说明这一计划。李宗仁听完他们的想法后，马上提出异议。他判断沈鸿英之志不在夺取梧州，因为梧州下通广东，路线太长，沈氏纵能夺取梧州，也无力进犯广东，且梧州四面受敌，易攻难守。因而沈氏的意图当着重在大河中游，志在腰斩李、黄联军，使之首尾不能相顾。因此，联军应集中主力于武宣、桂平，首先捕捉沈军主力予以歼灭。

没等李宗仁说完，性急的黄绍竑即表示，此计划已为他和白崇禧、李济深三人一致同意，只等李宗仁首肯，便立即开始攻击，若改变计划须得到李济深的同意；且大敌在即，师在中途，若重新部署，殊非易事。他和白崇禧都要东返指挥部队，已没有时间再从长考虑了。这样，李宗仁只好让黄绍竑先走，但强留白崇禧多住一晚，因为黄氏返回梧州，航程较远，而白氏是去平南，数小时即可到达。

在同白崇禧的详谈中，李宗仁再次分析敌我双方的态势和他的判断，提出，沈军主力必在柳州一带，意在南下桂平，截断大河，使我首尾不顾。这样他便可借东来的唐继尧滇军声势，将大河上游我军残部悉数收编，然后顺流东下，不仅可占梧州，甚至可以分兵直下广东。所以我军应付的策略，应迅速捕捉其主力而歼灭之，而不在争一城一地。我们若仅捣沈氏老巢，而听任其主力入据大河，则我辈危亡立见。说到这里，李宗仁、白崇禧不禁为这种前途而惊出一身冷汗。

最后，李宗仁强调，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的战略不容有丝毫错误，否则必将前功尽弃。因而他主张立即修改作战计划，将原来的两路攻敌改为三路，以贺县、平乐、柳州三处为第一期作战目标，使我首尾易于兼顾。得手后再会师进攻桂林。

白崇禧听后，认为李宗仁的分析和判断有理，主张立即按李的计划部署。他在当天午夜马上打电话，命令吕焕炎、钟祖培、陆超三个纵队马上改变方向，经桂平新圩，向武宣东乡兼程前进。白崇禧还表示，黄绍竑、李济深那边由他去电话，说明向柳州进攻的重要性。这样，李、白一夕长谈，竟将联军讨沈的战略全部改变。李宗仁后来回忆：“这一重大的改变，也只有白崇禧有这气魄和才智可以做到。”^[4]

按照变更后的计划，联军右路军以第2军的夏威纵队及粤军陈济棠等部为主，由黄绍竑指挥，自梧州进攻沈军老巢贺县、八步；中路军以第2军为主力，由俞作柏指挥，由濛江向蒙山、平乐、荔浦推进，然后向恭城、灌阳地区追击，防堵敌军由桂东窜之路；左路军为第1军主力，由白崇禧指挥，由桂平北进，向武宣、象县方面出击，夺取柳州，而后由黄冕出矮岭，向桂林追击，歼灭残余敌人。随后，以右、中两路为第一路，黄绍竑任总指挥，左路为第二路，李宗仁任总指挥，白崇禧副之。

计划变更后，白崇禧马上连夜亲率卫队以及钟祖培一连和重机关枪一连，乘船三艘前往武宣，以争取时间，抢先控制武宣，掩护左路军主力集中，次日晨，船队到达武宣附近。此时敌人的侦察前哨已经占领武宣，他们见白崇禧率部上岸，自知不是对手，便弃城逃跑了。这个情况表明，沈军正在向武宣前进，很快就要到达。

武宣附近原有联军游击统领朱为轸部400余人，此时也赶来汇合，但该部训练和装备都很差，作战力薄弱。白崇禧进入武宣后，判断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便立即出城察看地形，拟凭险设防。城北有一座小山，白氏拟在此设置阵地，以屏障武宣，掩护主力到来。他带着两挺重机枪登上小山，用德制望远镜观察北面动静，立即发现敌军已漫山遍野而来，前锋已达二塘南边。白崇禧见形势不对，忙命令城外部队撤退，但敌军前锋旋即同白的警戒部队发生接触。白崇禧命令部队不得恋战，迅速撤回城内。撤退中，有一挺重机枪的枪架脱落，都来不及拾回，可见匆忙之极。退回城后，白崇禧命令闭城据守，等待后援。他命令自己带来部队守住四个城门，其他地方则朱为轸部防守。

进犯的沈军为邓瑞征、邓佑文部，约有万人之数。他们是奉沈鸿英之命，南下袭取桂平，以截断大河交通的。他们发现白崇禧被围于武宣城内，且兵力极单薄，大喜过望，以为白氏是瓮中之鳖，无处可逃，遂将武宣城合围，在城外埋锅造饭，准备饱餐一顿后再攻城。若他们趁白崇禧部署未定，立足未稳，立即攻城，白氏将束手就擒。

白崇禧见敌军麻痹大意，有机可乘，乃悬重赏组织起一支100余人的敢死队，待沈军正狼吞虎咽之际，突然大开东西两门，敢死队在机枪掩护下，分两路呐喊冲出。沈军猝不及防，丢下饭碗应战，混乱不堪。数千人的队伍，竟被100余人的敢死队冲得七零八落。邓氏叔侄见此状，只好命部队撤至10里外的二塘整理。敢死队也退回城内。

当晚，为了防止敌人利用夜幕掩护爬城硬攻，白崇禧发动城内的老百姓，用烧开水的罐子装上油，用棉织物为芯，做了许多油灯，用竹竿挑起，伸出城外，并派人监视城外敌人的活动。沈军不善夜战，又因为白天小挫，当夜不敢攻城，白崇禧遂平安度过了一夜。

30日当天，正当白崇禧同沈军交战时，李宗仁率一个营乘轮船沿江上驶武宣，下午5时到达距武宣30里的拦马村时，见其陆小同学李澜柱及乡民在岸上高呼“武宣被沈军包围”，李宗仁遂登陆，判断武宣仍在白崇禧手中，当务之急乃迅速掌握正向武宣西进的部队，以便部署向敌人反击。于是他向武宣、东乡间的新圩前进，翌日拂晓到达新圩。天亮后，由江口西进的钟祖培等纵队如期到达，同李宗仁会合。李宗仁得到探报，知道沈军在二塘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和联军鏖战。他和武宣城内的白崇禧取得联系，约定当天下午2时，向二塘之敌发起总攻击。

总攻发起后，联军已有6000之众，向敌军全线进攻。李宗仁将主力配置于右翼，以将敌人压迫至柳江左岸而歼灭之。沈军此路乃其精锐，邓瑞征、邓佑文叔侄作战剽悍，命所部全线反扑。两军相互肉搏，战场上硝烟弥漫。李宗仁和白崇禧都亲冒炮火，在最前线指挥作战，这极大地鼓舞了联军战士的士气。两军势均力敌，屡进屡退，形成拉锯战。在这难分难解之际，联军李石愚纵队从贵县赶至二塘，出现在柳江左岸，并隔江吹号射击，威胁敌军右翼。沈军见对方援军赶到，顿时气绥，担心退路被截断，阵线开始动摇。李宗仁、白崇禧命令趁势猛攻，敌军终于全线崩溃，向黄茅、石龙、象县溃败。

二塘战役后，联军趁机追击，部署如下：李宗仁派李石愚纵队经石龙向柳州追击；李宗仁、白崇禧亲率陆超、钟祖培、吕焕炎三个纵队经象县向雒容追击，以截断沈军退往桂北之路。但邓氏叔侄在金鸡墟收集残部，企图凭险扼守，阻止联军的追击势头。该处依山临河，地势险要，若正面强攻，伤亡必大。白崇禧遂亲自指挥钟祖培纵队在正面佯攻，而命吕焕炎纵队由黄茅绕古城，沿山中小路前进，威胁金鸡墟侧背，直取象县。二邓所部经武宣、二塘之战，伤亡很大，发现联军迂回其侧背后，便惊慌而退。邓佑文率残部退往徭山，沈军大部过江退往石龙。联军分途猛追，于2月7日直抵柳州附近。沈军毫无斗志，沿途毫无抵抗能力。二邓原拟往柳州，但因联军进展迅速，只得率残部退往鹿寨。9日，联军进占柳州，沈军余部愿意接受李宗仁收编。

联军另外两路进展也较顺利，黄绍竑指挥粤军和夏威纵队在信都打败沈荣光，在八步打败沈鸿英亲率的1个旅，占领沈的老巢贺县，此处沈军退往桂岭；俞作柏率中路在太平、均常、水秀、栗才打败沈军，占领了蒙山，进逼平乐。为了配合这两路作战，并尽快解决沈鸿英，以准备对付滇军，李宗仁、白崇禧决定，联军左路不在柳州休整，即刻在白崇禧率领下进取桂林。这样，白崇禧率第2军主力于2月6日进入柳州，马不停蹄地追踪北退之敌。2月11日占领中渡，收编沈军残部千余人；12日到达黄冕，在这里兵分两路：一路由矮岭出罗锦圩，一路由永福出苏桥，向桂林方面前进。

13日，白崇禧到矮岭，从俘虏口供中得知沈军情况如下：邓瑞征、邓佑文在中渡接到沈鸿英电报，由柳州迅速撤退至桂林，现正在桂林修建城防工事，准备固守，所部约为2500余人；沈军旅长莫显成率1500余人在六塘、良丰一带布防；永福、苏桥之敌已退往桂林。鉴于上述情况，白崇禧决定先由矮岭方面进兵，肃清良丰之敌，再打桂林。为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白崇禧命部队避行大道，从永福至良丰的小路进兵，以前从来没有军队从这条路到桂林。

16日，白崇禧突然率部出现在六塘，此地沈军根本未料到联军会从崎岖小道进袭，仓皇而退。白崇禧即命部队北上攻击良丰。沈军莫显成部在此地构有工事，准备据守抵抗，但只注意罗锦至良丰的大道，未料到联军会从南面小道迂回过来。17日拂晓，白崇禧命李石愚、陆超攻击良丰正面，以钟祖培纵队包围其右翼，再命吕焕炎纵队绕道至二塘截断敌军退路，不使溃兵逃回桂林。由于联军行动突然，到达良丰时，沈军还在聚赌。^[5]战斗打响后，沈军才仓促应战，有的竟来不及进入阵地。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莫显成被击毙，其部被全歼，部分溃兵逃至二塘，被已埋伏在那里的吕焕炎部缴械。

2月17日，白崇禧率联军进抵桂林城下，将该城包围。桂林敌军守将邓瑞征、邓佑文所部号称两个师，实际上只有四五百人。^[6]二邓素有能战之名，且桂林东临桂江，西、北两面环山，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陆荣廷守城时，沈鸿英数次猛攻都未奏效。而白崇禧所率4个纵队相当4个团，孤军深入围攻桂林，联军其他各部无法分兵前去支援，同时柳州方面，陆荣廷残部韩彩凤等集合3000余人在长安融县集结，准备进窥兵力空虚的柳州。鉴于这些情况，白崇禧决定对桂林速战速决，避免攻坚，避免旷日持久。他没有沿用打庆远时将城团团围住的老办法，而是以驱逐敌人出城为原则，不用强攻。不久沈军派人前来洽降。白崇禧判断这是敌人的缓兵之计，是为逃跑做准备的，他将计就计，满口答应受降，并命部队后退，但暗中调集主力集中在北门附近，准备追击逃跑之敌。

23日，沈军果然趁夜由北门突围北逃，白崇禧急命部队猛追，一直追到桂湘交界的全县梅溪口。邓瑞征逃入湖南的城步、武冈，邓佑文逃至贵州边境。此时，沈鸿英在贺县桂岭的部队也被联军击溃，沈鸿英逃入湖南道县。讨沈军事告一段落。

注释

[1]《国内外一周大事记》，《国闻周报》第1卷第1期，第1卷第21期，第2卷第3期。

[2]《国内外一周大事记》，《国闻周报》第1卷第1期，第1卷第21期，第2卷第3期。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2），第892、893、896，896，896—897，906—907，908—909页。

[4]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159，156，164—165，178页。

[5]沈鸿英等认为士兵不能有钱，有钱就不能打仗，因而常在军营里开设赌局，尤其是在发薪前后，军官亲自开赌，以便尽快把士兵口袋里的钱搞光。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2），第892、893、896，896，896—897，906—907，908—909页。

两江义宁之役

1925年2月下旬，战场上叱咤风云、春风得意的白崇禧在桂林完成了一件大事：与桂林阳桥头“马利全”老板马健卿的千金马佩璋女士结婚，婚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但紧张的局势不容白崇禧沉溺于儿女私情之中，当白崇禧在桂林以北追击沈鸿英时，柳州、桂林一线全靠白崇禧率所部维持。

为解除柳州的危险，4月上旬，白崇禧辞别新婚燕尔的妻子，率部驰援柳州，在东泉同韩彩凤军展开大战。韩氏亲自督战，顽强抵抗。激战了3个多小时后，韩部被击溃，逃往上雷。白崇禧率部一鼓作气包围上雷，打了两个多小时，击溃了敌军，残敌逃往沙浦、长安。

柳州危局缓解，而桂林又出现麻烦了。联军兵力单薄，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当白崇禧率所部主力驰往柳州后，沈鸿英纠集残部，趁此机会，沿山路偷袭兵力空虚的桂林。桂林守将吕焕炎麻痹大意，在沈军突袭下弃守，白崇禧夫人马佩璋因避入城内一家德国医院，才幸免于难。同时，沈军沈荣光部袭取平乐，邓佑文占领两江、义宁，桂北尽墨。此时，进犯柳州的另一路滇军已从云南出发，即将进入桂境。局势顿时严重起来。

为了防止沈鸿英同即将来犯的滇军勾结，白崇禧决定利用滇军还未到来这一段时间，在桂林一带消灭沈鸿英部，彻底消除这一隐患，然后再南对付滇军。于是，白氏亲率钟祖培、夏威两纵队自柳州兼程北上，直扑桂林。沈鸿英见联军来势凶猛，遂放弃桂林、平乐，退往桂林西北的义宁的两江，分别据守丁岭坳、金竹坳，两地地势险要，可守可退，且互为犄角，离桂林都很近，仅四五十里左右。

对于沈军这种布置，白崇禧认为，虽然联军8000人在力量上较沈军的5000人为多，但沈军占据有利地形，联军若强攻，牺牲大且旷日持久，同时敌人可以随时逃跑，达不到歼灭沈军以免遗留后患的目的，因而只能用计谋制敌，而且要速战速决。他在亲临前线察看两地地形后当即决定：丁岭坳方面，因正面难攻，可迂回其侧背，截断敌军退路，在龙胜地区歼灭沈军。

按照这两点计划，白崇禧又进行具体部署：义宁、丁岭坳方面，以一部攻其正面，以陈济桓支队配备绳索，带足3天的干粮，攀登悬崖，迂回后方大竹岭，袭击沈军设在飘里的大本营，断敌退路。两江、金竹坳方面，先散布龙胜、义宁方面沈军攻打桂林，联军要回救桂林的消息，诱使此处沈军下山进入两江平地，然后命徐启明纵队及郭凤岗团从小路秘密返回两江，在河左岸村庄的树林里埋伏，准备截击敌军。白崇禧则亲率夏威纵队及陶钧团先打义宁，解决该处敌人，待两江沈军下山后再回驻两江，攻击敌军。

按照白崇禧的部署，丁岭坳方面的陈济桓部率先行动。4月23日，白崇禧估计陈支队已将迂回至预定目的地，遂命钟祖培纵队等部猛攻丁岭坳正面，鏖战两个小时后，到晚上，陈济桓支队果然夜袭飘里沈军大本营，出敌意外，一举击溃敌军。丁岭坳沈军闻大本营遭袭，后路被截断，遂仓皇溃逃。联军占领了丁岭坳。

金竹坳方面，沈军侦知白崇禧大军回撤桂林，遂下山进至两江圩，并在江上搭设一座浮桥。联军徐启明纵队及郭团先留一支小部队在河边一座很不显眼的碉堡里，大部队先撤出两江。到了晚上离桂林约十里地时，从小路折回，赶到两江上游高塘，埋伏在树林中。24日上午，沈军陆续渡河。联军埋伏在桥头堡的部队突然开火，沈军在一阵惊慌之后，发现联军并无大部队，便猛攻桥头堡，后续部队也不断过河。守桥头堡的联军部队凭借坚固工事固守诱敌，等待主力反攻。

在义宁白崇禧得到沈下山的报告后，立即率钟祖培、夏威两纵队赶往两江。埋伏在高塘的徐启明见沈军已大部过河，白崇禧派来的传令兵也赶到，报称白氏已解决义宁之敌，正驰援两江，徐氏于是下令反攻，派一支小部队绕到两江背后，以解桥头堡之危，大部从正面攻击敌人侧背。联军刚一反攻他们就抵挡不住了，想从浮桥上退回去。不料昨晚山上下大雨，洪水此时冲到，竟把浮桥冲断了。沈军退路被断，又无心抵抗，跳河溺死者甚众。当徐启明等部署打扫战场时，白崇禧率部也赶到，时间才11点左右。

两江义宁战役中，沈军主力被歼，残余无几。白崇禧立即部署追击，基本上肃清了沈鸿英军，取得了讨沈作战的最后胜利。此举对联军关系重大，正如白崇禧在此战役后战报中指出的：“此后我联军已可专力一致击灭滇军，肃清敌寇。”两江、义宁战役出奇制胜，一气呵成，也被白崇禧视为自己“一生中得意战役之一”。

击退入桂滇军

1925年1月，正当李、黄、白联军同沈鸿英逐鹿广西的生死大战揭开序幕时，另一支外来力量也积极准备侵桂，它就是唐继尧的滇军。李、黄、白面临着最后一次重大斗争：滇桂战争。

唐继尧（1883—1927），云南会泽人，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6期毕业。次年回云南，到云南新军中任职，历任云南杜练公所提调、新军第19镇参谋官、第74标第1营管带。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大汉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推举蔡锷为都督，唐继尧被推举为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并兼讲武堂总办等职。不久，以北伐为名，带并入黔，打败黔军，出任贵州都督，从此背叛革命，倒入袁世凯怀抱中，1913年参与镇压“二次革命”。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往北京后，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开始统治云南。1915年底与蔡锷、李烈钧等发动云南“护国运动”。1917年响应孙中山护法，任军政府政务总裁之一，但暗通北洋军阀，排挤孙中山。此后他成为野心勃发的军阀，不甘居于云南一隅，多次出兵川、黔，企图称霸西南。1921年被部将顾品珍逐出云南。次年卷土重来，回滇复职。1924年自组滇川黔三省联军，自称总司令。当时孙中山先生以大元帅的名义通电讨直，唐继尧通电拥护。孙中山为扩大影响，委任唐氏为副元帅。但唐一直未就职，其目的是借孙中山名义侵川。侵川失败后，他看到孙中山北上病危，以为广东群龙无首，遂萌发东下侵入广东的野心。他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后，立即于3月18日在昆明宣布就任副元帅职，并以副元帅名义代行大元帅职。在就职宣言中声称：“今不幸大元帅在京逝世，一切未竟之主张，皆吾辈应负之责任。……惟望同志袍泽，协力一心，匡我不逮，庶期贯彻主义，奠定邦基，以慰大元帅在天之灵。”^[1]唐继尧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继承人。

其实，在此之前，唐继尧早就谋划将派大军入广东，执行大元帅的职权。而滇军从云南进入广东，广西是首当其冲的必经之路。

1924年底，唐继尧先派文俊逸为代表，到南宁同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联络。文氏是黄、白在保定军校时的同学，他带来唐氏的信，信中透露出欲假道广西赴广东的意图，以此试探李、黄的态度。李、黄、白因当时讨陆战役尚未完全结束，并准备讨沈，没时间顾及尚未形成威胁的唐继尧，因而只是同文氏虚与委蛇一番。文氏回去后不久，唐继尧又派高尚春为代表来桂，带来了唐的委任状，唐氏以“滇黔川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委任李宗仁为广西陆军第1军军长，黄绍竑为第2军军长。高尚春明确告知，滇军已做好准备，即假道广西进兵广东，并已同驻粤的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联络好了，要求李宗仁、黄绍竑不仅要假道，还要同滇军共同出兵广东。李、黄、白见事关重大，且已迫在眉睫，便一方面立即报告广州大本营，争取粤方支持；一方面尽量敷衍高尚春，以争取时间，同时他们加紧部署讨伐沈鸿英，以便在滇军入桂之前消灭沈军，然后再迎击滇军。可见，李、黄、白在拒唐侵桂问题上态度是很明确的。

为了阻止滇军东下入桂，李、黄、白让广西商会等民间团体通电拒绝唐军入桂，又派代表去云南昆明见唐继尧，说明广西历年战事不断，生活艰苦，请滇军勿假道广西。但唐继尧决心已定，且不把新桂系的2万余人放在眼里，他说“这是国家大计，三军已经命令下去了，师行在即，不能中止”。

面对唐继尧的强硬态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南宁开会，决定用武力抗拒滇军入桂，先尽快肃清沈鸿英部，防止沈鸿英同滇军结合。考虑到滇军力量强大，他们又致电广东大本营求援。广东方面正准备东征讨伐陈炯明，兵力不敷使用，但鉴于广西局势已非常严重，若让滇军击败李、黄、白部，逼近广东，再派兵堵击，则内部刘震寰、杨希闵等部将出问题，局势将更复杂、更危险，因而决定派驻粤滇军第2军军长范石生率所部1万余人援桂。范氏与唐继尧有杀父之仇，反唐最坚决，来广西前已在军中动员要打回云南去，所部在滇军素称能打仗。有范石生这支部队加入广西对唐作战，缓解了联军兵力不足、捉襟见肘的矛盾。

唐继尧假道广西侵粤的部队，是用建国滇军的名义，分为3路：第一路总指挥是唐继虞，所部8个混成旅，3万人，号称5万，由贵州的榕江侵入广西，沿融江而下，进攻柳州，由吴学显率所部8000人任前锋；第二路总指挥龙云，率35000人，也号称5万，由云南的广南府侵入广西右江地区，经百色直指南宁；第三路胡若愚，也沿第二路的路线行动。唐计划先由第一、第二路分别占领南宁、柳州，待第三路到达南宁后，会师东下广东。三路的出动时间不一致，第二路最早行动，1925年2月中旬即进迫南宁；第一路直至5月中旬才进入桂境；第三路也迟于第二路出动。

对于滇军这种部署，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根据自己的实际实力，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总方略：首先在范石生部来桂之前，暂时放弃南宁，集中力量肃清沈鸿英残部；然后在龙云、唐继虞两路择一而击破之；最后把侵桂滇军都驱逐出境。

2月18日，滇军龙云部进入南宁，广西省长张一气、财政厅长苏绍章等逃亡梧州，南宁守军伍廷飏部2000余人奉命退出南宁，逐步撤向宾阳，并不同滇军交火，避免双方关系过早破裂。这样可使滇军认为联军不堪一击，很快就会屈服投诚，因而轻视联军，并未积极进攻。李宗仁、黄绍竑又电令俞作柏部由桂林一带星夜开赴迁江集中，同伍廷飏会合；并电告广州大本营，催促范石生军迅速西上。

3月1日，范石生率领所滇军8000余人在广西贵县登陆集中。黄绍竑也驰抵贵县，与范石生等会议商作战计划。3月9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范石生等联衔发出讨唐通电，指出唐继尧“妄冀非分擅自称尊，出兵邕龙，图占桂粤”，表示“誓当督饬滇、桂子弟，先驱杀贼”，公开对唐继尧宣战。

讨唐战争发动后，李（宗仁）范（石生）联军由宾阳北上，规定范石生部由宾阳以南，黄绍竑指挥的桂军俞作柏部及伍廷飏部由宾阳以北向滇军包围攻击，将龙云部署在高田圩的较前的部队击溃，并衔尾追击，在八塘击溃敌增援部队，进逼南宁。滇军主将龙云善于守城，亦一代名将，联军围城后，久攻不克，师劳无功。及柳州告急，又调俞作柏部赴援，更显力量单薄。不久滇军胡若愚部万余人开来，与龙云会合一处，向联军发动反攻，联军损失惨重，退往邕江南岸。滇军也渡河追击，联军遂利用船多地势熟的长处，尽数渡往江北，并趁滇主力出击之机，率精锐沿江进攻南宁。虽因南宁守敌有备，联军攻城未果，但促使出城滇军主力急忙回城救援，并对联军的虚实无法作出判断，不敢贸然出击。南宁方面遂形成对峙局面。

1925年5月6日，李宗仁、黄绍竑联名致电广州代理大元帅胡汉民，报告讨唐战况，并紧急请求接济子弹。

对于李、黄的请求，广州大本营是否给予了满足，目前不得而知。

5月中旬，滇军第一路唐继虞前锋吴学显7000人自贵州侵入广西。桂军司令李石愚势单力薄，节节败退。黄绍竑急电白崇禧，率追击沈鸿英残部至湘桂边境的部队赶回柳州，并令李石愚缩短防线，固守柳州待援。还电李宗仁从南宁调伍廷飏、钟祖培两部到柳州增援。不久，李石愚在作战中负重伤，送往后方不治身亡。所幸柳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而且守城准备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吴学显久攻不下，损失较大，不得不改为围困，等待后续大军到来会合。

为解柳州之围，李宗仁除了留伍廷飏在南宁协同范石生军围城外，其余桂军各纵队都交黄绍竑指挥，兼程北上驰援柳州。到柳州外围时，得知唐继尧主力已到长安附近，离柳州只有四五日行程，而白崇禧部只有吕焕炎纵队赶到，主力尚远。黄部决定不待白部主力到来，先击破吴学显部，以解柳州之围。于是当晚立即指挥出击。吴学显部猝不及防，伤亡被俘者大半，余部逃往沙浦固守待援。因唐继虞大军很快就要到来，黄绍竑遂以一部监视沙浦之敌，主力转移至东泉，等待白崇禧部主力到来。

白崇禧接到急电后，兼程南下，除留徐启明纵队守桂林外，亲率主力从桂林驰赴柳州。两天半就走了500余里地，到达离东泉60里的中渡，通过电话同黄绍竑联系。此时唐继虞的部队已到达沙浦北岸。了解到前方情况后，白崇禧主张用他的主力由中渡绕过沙浦江北岸，绕到沙浦圩后面作大包围攻击，配合黄绍竑正面夹攻敌军。但黄绍竑认为，敌众我寡，尤其是我正面兵力极薄弱，且我军是劳师袭远，若白崇禧所部不加入正面，则难以抵挡敌人主力对我正面的进攻，而我正面一失，侧翼迂回部队也难保，我军将被敌人各个击破，风险极大，因而极力主张白部全面加入正面。两人各执己见，互不让步。最后黄绍竑说：“我是总指挥，你要尊重我的意见，要服从我的命令！”为了大局，白崇禧不得不服从黄绍竑，命主力向东泉开拔，只以一小部迂回侧击，配合正面。

6月8日，黄绍竑下令向沙浦之敌发动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桂军直到午后3点多都没什么进展，右翼伍廷飏部同滇军争夺白马山制高点的战斗尤为惨烈，桂军五得五失，仍未到手。在此相持不下时，白崇禧亲率所部主力赶到战场，立即投入战斗，一举占领了白马山。白崇禧同黄绍竑亲冒炮火，登上白马山高地观察敌情，发现敌军主要是依靠架在沙浦河上的浮桥维持联系，若断此浮桥，就能截断南北两岸敌军联系，南岸敌军必恐慌。于是白崇禧立即命炮兵炮击浮桥，断敌交通。当时炮兵连只有5发炮弹，巧的是第2发炮弹就击毁了浮桥。见时机成熟，白崇禧、黄绍竑命全线进攻。滇军果然因归路被截断而异常恐慌，无法抵抗桂军的凌厉攻势，很快就溃退，可浮桥已断，无法过河，许多人溺毙河中，被俘的达2000余人。此役是统一广西各役中最为激烈的一役，桂军大获全胜。

唐继虞是唐继尧的弟弟，原以为率重兵入桂，桂方将不堪一击。谁知骄兵必败，自己犯了兵力不集中的大忌，而被足智多谋的白崇禧、黄绍竑各个击破，大败而退。唐继虞只好率残部逃回融县，同后续部队会合后，向庆远方向西进，准备脱离同白、黄的接触，然后南下南宁，与龙云等会合。黄绍竑、白崇禧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命桂军主力在滇军南侧平行西进，直趋庆远，截断其南下南宁的通道。在庆远，桂军同滇军又展开了一场激战，滇军遭受重创，被迫放弃原来的计划，向西退入贵州回云南。

解除唐继虞这一路的威胁后，白崇禧指挥主力南下，并从俘获的滇军官兵中选出100余人，带着白崇禧的名片，从柳州送到南宁龙云军中。白氏名片上写着：“志舟（龙云字）总指挥：南宁鏖战多日，损失必多，特送上云南子弟以资补充。”同龙云开了一个大玩笑，目的是动摇龙云坚守待援的决心。而龙云久困南宁，四周被封锁，缺粮少药，相持日久，军心日益动摇。见唐继虞一路败北，外面增援无望。遂于7月初决定放弃南宁，突出重围，退回云南。白崇禧已预料到龙云会突围西撤，遂命俞作柏部配合范石生部追击，断其云南的归路，在广西境内歼灭此路滇军，为范石生回滇创造条件。无奈一贯骄横傲慢的俞作柏不听指挥，贪图龙云在龙州留下的一批烟土，擅自前往龙州去了。范石生孤军追击龙云，被善守善攻的龙云会同唐继尧派来的援军在滇桂边境杀得大败，怏怏而归。范石生率部回归云南的希望从此破灭。

滇军退出广西境内后，广西全省已全部控制在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手中，广西统一诸战役宣告结束。新桂系集团从崛起于玉林、梧州，到最终统一广西，仅仅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以劣势兵力，先后消灭了陆荣廷、沈鸿英两大集团，并击退进犯的滇军。在这个过程中，白崇禧不仅出谋划策，而且亲自指挥，还在李宗仁和黄绍竑之间充当联系的要角，实为统一广西的关键性人物。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2），第892、893、896，896，896—897，906—907，908—909页。

促成两广统一

广西统一后，新崛起的新桂系为各方势力所瞩目，前来拉拢的说客不绝于途。新桂系也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是服从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加入广东革命政府？或是效法湖南的赵恒惕，关起门来搞所谓的联省自治？在这个问题上，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投向广东革命政府。因为无论在历史渊源上，还是从现实考虑，新桂系都需加强同广东方面的联系。

首先，新桂系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在政治上接受广东革命政府的指导，在军事上更得到广东方面的大力支持，在经济上广东方面也给予了一些帮助，双方合作的历史渊源较深。其次，广西历来贫瘠，当权者为了求得发展，要有充足的财力来维持一支军队，但这仅依靠广西一省是做不到的，因而历来都是往富裕的广东想办法，陆荣廷、沈鸿英几度东侵广东，经济上是最重要的原因。但以武力侵粤，压榨粤省，导致粤人全体怨恨，最终被赶回广西。因此李、黄、白吸取教训，采取与粤方合作而不对抗的政策，以依靠粤方求得发展。再次，李、黄、白都是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青年军人，决不以得到一个省而满足，而北洋军阀政府已很不得人心，行将就木，决不能依靠，只有广东政府因国共合作而生气勃勃，正准备北伐中原，一统中华。因而只有依靠广东政府，才能取得自身集团的更快发展机会。

但新桂系集团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对注入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并不顶礼膜拜，为之终生奋斗。黄绍竑后来回忆：“我虽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我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他革命著作，并没有深入研究，甚至没好好读过，我更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

李济深等人曾极力拉拢黄加入国民党，可黄总是推说要等军事进展到相当时期时再加入。直到准备讨伐沈鸿英时，由于沈氏打着广东政府委任的名义，为了同沈氏对抗，并争取广东方面的支持，黄绍竑才赴广州，在名义上加入国民党。

上述情况表明，新桂系集团虽然能在一定时期加入革命阵营，但其目的主要是发展本集团的势力，而非真心革命，这决定了新桂系集团以后必定会背叛革命。

广西统一后，粤桂双方合作进行了两次战役。第一次是驱逐川军熊克武部。熊部在四川军阀的混战中失败后，退往湘西，并向广州政府输诚。广州政府为扩大革命力量，准许熊部开往广东。1925年7月，熊克武派代表到南宁，要求假道桂北开往广东。李、黄、白答应假道，但暗地里调南宁以西的部队向东北移动，由白崇禧指挥，防守桂林、平乐一线，防止川军进入广西腹地。熊克武部到广东后，暗中与陈炯明勾结，企图危害广东政府。事情败露后熊克武在广州被扣押，一部被包围缴械，余部经湘桂边界退回四川。广东革命政府令广西方面出兵拦截川军。10月，桂方以白崇禧为总指挥，率夏威等部赴桂北进行阻击。白崇禧考虑到川军战斗力强，又急于回川而非入桂，拼全力拦截将得不偿失，于是决定采用“切尾”战术，同川军的后卫部队发生几次战斗，占了一些便宜，又交了差。

第二次是肃清广东南路。邓本殷、申葆藩等盘踞广东南路，并同陈炯明勾结，威胁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安全。由于该地区位于广西南方，地形狭长，只向西江方向向西进攻较为困难。而广西统一后，对南路用兵就容易了。1926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李济深为粤桂联军总指挥，统一指挥参战的粤、桂军肃清南路。粤方出动两个师，桂方派俞作柏、胡宗铎两部参战。战役进展十分顺利，各路同时发动后，很快将邓、申各部分割，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解决了南路敌人。接着，粤军渡海占领了海南岛。

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统一，广州国民政府着手准备北伐。为进一步巩固北伐的后方基地，广州政府希望广西在政治、党务、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同广东实现统一，置于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而此时的广西只有一个大本营时期所委任的广西绥靖督办名义，其他方面仍然是自成系统。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奠定北伐基础，广东国民政府决心采取行动把李、黄、白拉到革命阵营，首先完成两广统一。

早在1925年7月22日，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会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延闿、林森致函李宗仁、黄绍竑，就成立广西省政府问题进行商榷，决定派林森、李济深前往广西与李、黄商榷，并邀请李、黄方便时前来广州面商。^[1]

1925年8月6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宣布将广西总司令、广西省长裁撤，着李宗仁、黄绍竑以广西全省绥靖处名义负责办理广西军政事务。以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处督办，黄绍竑为会办。^[2]

1925年11月下旬，李宗仁又派陈勉恕作为代表赴广州报告广西政治经济情况。

1926年1月上旬于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特邀新桂系驻粤代表陈雄、粟威两人参加大会。大会并选举李宗仁、黄绍竑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会议结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推举李宗仁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黄绍竑为国民政府委员。^[3]这样，李宗仁、黄绍竑在名义上已经进入了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领导核心。不过，这还仅仅是表面文章而已。按照李宗仁的说法，此时“两广表面上虽合作无间，实际上仍系统各异”。

为了摸清广西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为了与李、黄、白等人的联络感情，广东国民政府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即电告广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4]及谭延闿^[5]、宋子文^[6]、甘乃光^[7]等人，将于1926年1月下旬赴广西访问。李宗仁等接电后，立即复电表示热烈欢迎。为了尽快会面，双方约定，李宗仁、黄绍竑由南宁顺江而下，当时在广州的白崇禧陪同汪、谭、宋、甘等溯江而上，在两广接壤的广西重镇梧州会面。

1月26日，汪精卫一行抵达梧州。先期到达梧州的李、黄早已布置了盛大的迎接场面。军民齐集江岸，只见人头攒动，欢呼之声震动山岳。见面后，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甘乃光即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以及湖南唐生智的代表叶琪、贵州彭汉章的代表等举行会谈，商讨两广统一及北伐问题。

晚上，李、黄、白以东道主身份设宴招待汪精卫等国民政府党政领导人。考虑到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李、黄、白着意按接待国家元首的最高规格来接待汪精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宴会中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了烘托隆重严肃的气氛，宴会由军乐团奏乐，结果奏出的竟是袁世凯时代的国歌，歌词是：“卿云烂兮，绚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汪精卫当即对坐在身边的黄绍竑说：“这国歌是旧的！”表情之中，很有些认为不相宜而不肯接受的意思。可问题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制定新的国歌，而当时广东流行的革命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在广西梧州还不流行，广西军乐团也不会演奏。所以，李宗仁等只好将袁世凯时代的旧国歌拿出来应急。好在汪精卫等也没有追究什么，眉头一皱也就过去了。宴会上，首先由李宗仁代表广西方面致欢迎词，随后，汪精卫和谭延闿分别讲话，称赞李、黄、白统一广西的成就。

1月27日上午，李宗仁陪同汪精卫等贵宾游览梧州的名胜北山，下午，一同出席梧州各界的欢迎会，并接受各界赠送的革命纪念旗。1月28日上午，李宗仁陪同汪精卫等赴宣传学校讲演，并与李、黄、白等合影留念。下午，赴革命军人同学会演讲。^[8]

在主宾连续几天的亲密接触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比如，有一日，在一个叫做同园的小花园里宴会，汪、谭两人虽然都是海量，但在那次狂欢痛饮之下，都醉了。席散出门时，汪问黄绍竑向左还是向右？黄答：“向右边走。”汪说：“你认错路了！革命哪里会向右走的呢？”结果，汪向左边走去，但是向左的路是不通的，引得大家都笑起来了。^[9]

汪精卫等人的梧州之行，对两广李宗仁等陪同汪精卫等统一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李宗仁说，这次会面，“汪、谭两氏确曾顺便道及两广党、政、军统一的必要性，这和我们的期望正不谋而合”。其实，汪等赴桂目的，已完全包含在“顺便道及”的事项之中了，尽管表面上双方对此都是轻描淡写，而实际上却彼此心照不宣。外间舆论也认为：“桂省与国民政府关系，日益密切。”^[10]

当然，两广合作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具体问题，不可能在几天之内统统解决，还需要有一个商榷的过程。

随汪精卫来梧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甘乃光是广西岑溪人，长期在广东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这次受国民党中央的委派回广西指导开展党务工作，所以在1月31日汪精卫等启程回广州后，甘乃光即随李宗仁等前往南宁，指导广西党务工作。甘乃光到南宁后，开会演讲，几无虚日，直到他患了肺炎，口哑声嘶，才停止。

会见期间，汪精卫、谭延闿介绍了近期广东方面的政治军事情况及北伐准备情况，希望广西方面能同广东密切合作，将广西的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将广西的军政、财政都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至于具体细节，希望广西方面派全权代表赴广东进行协商。李、黄、白对两广统一及北伐，都表示完全接受广东政府的领导，并答应利用自己的影响做湖南、贵州方面的工作。关于赴粤方的代表人选，李宗仁推荐白崇禧，说他是我们的参谋长，又毕业于保定军校，与粤方许多高级将领有旧，去广州最为适合。于是就这么决定下来。

2月中旬，白崇禧离桂到达广州。白崇禧在广州与各方接触并作实地考察后，几次致电李宗仁、黄绍竑，报告在广州接洽的情况。

李、黄接到电报后，即授权白崇禧代表广西与国民政府谈判统一的具体方案。

为此，国民政府于2月19日召开统一两广特别委员会议，筹议两广政治军事财政统一事宜，成员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李济深、宋子文、白崇禧等6人。但直至3月上旬，两广统一问题仍未取得实际进展。这是因为，粤桂双方在以下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

第一，关于广西军事机构问题。李宗仁对“善后督办”的名义情有独钟，要求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他为“广西全省善后督办”。而国民政府则认为“善后督办”是北洋军阀政府常用的臭名词，革命政府不宜再采用。

第二，关于广西军队编制问题。新桂系有李宗仁的“定桂军”和黄绍竑的“讨贼军”两个系统，新桂系军队实力和人数相当于两个军而有余，且李宗仁与黄绍竑的广西陆军第1、第2军军长，也是孙中山委任的，所以他们要求继续保留两个军的编制；广东国民政府方面则认为，应按照现有的国民革命军序列，将广西军队编为“第7军”，并以“第8军”番号已给唐生智为由加以搪塞。

第三，关于两广财政统一问题。李宗仁等人提出广西财政收入上缴广州国民政府，而广西财政支出亦由广州国民政府承担，且广西军队薪饷应与广东军队一致；广东方面则考虑到两省之间贫富悬殊，不愿增加负担，要求广西财政自收自支。

第四，关于广西党务问题。按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将李、黄选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因而广西没有理由不接受国民党中央的监督与指导。但是，李、黄却要求自任国民党中央的广西特派员，不同意另外派人来桂主持党务。他们认为：“广西是我们的，只要我们加入国民党就是了，底下你们（指国民党中央）不能插手进来。”至于军队党务，李、黄则以国民党在广西军队尚无基础为由，不同意在军以下各级单位设立党代表。^[11]

上述分歧，反映出李宗仁等既想通过两广统一使新桂系集团在政治、财政等方面有所依附，又想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广西的相对独立性，而后者又恰恰是广东国民政府最为担心并极力反对的。当然，两广统一最大的问题是财政统一。因为广西是全国有名的穷省，在清代一直接受广东、湖南等省协饷维持财政开支。当时，新桂系部队士兵每月军饷只有6元6角，官长不论阶级，一律13元2角。如果广西的官兵要与广东国民政府的部队官兵拿相同的军饷，那么士兵要提高到每月10～12元，差不多要增加三分之一以上的开支，各级官长的薪俸增加数目更大，以广西当时的财政收入自然负担不起。而广东虽然是相对富裕的省份，但当时广东一省的财政收入要负担国民政府、粤军及驻粤各路客军，负担极端沉重，甚至比广西还要困难，所以要国民政府当时在财政上支持广西是不现实的。

由于白崇禧在广州未能解决新桂系关心的问题，李宗仁、黄绍竑决定暂时召回白崇禧。

白崇禧回到南宁后，新桂系领导集团成员又重新讨论有关两广统一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统一的原则、广西全省军事机构的名称、军队编制、财政统一、党务等诸多问题，在新桂系领导层达成共识后，决定再派黄绍竑前往广州与国民政府协商。^[12]

3月13日，黄绍竑一行到达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与第4军军长李济深亲自到石团塘车站迎接，随即由李济深接往他的第4军军部，以便保证黄的安全。黄绍竑来之前，新桂系领导层已经做好了某些妥协的准备。同时，广东国民政府方面，因北伐在即而急于与广西达成统一，也准备对新桂系作出一些让步，这就决定了谈判要比上次顺利得多。

黄绍竑抵达广州后，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议继续开会讨论，比较顺利地达成协议。3月16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报告说，两广统一委员会拟具统一两广军事、财政、民政办法，已经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并得到李宗仁、黄绍竑两人的同意。^[13]

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军事机构的设置，经过黄绍竑委婉陈述广西方面的意见后，决定不用“善后”一词，改为“广西全省军务督办公署”，仍由李、黄分任督办、会办。

第二，关于军队编制，黄绍竑明白广东国民政府之所以不同意广西编两个军，是担心广西编两个军，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占去四分之一的数量。但这个理由摆不上台面，汪精卫只好这么说：“第7军的番号，已经决定了，自然无问题。若再编1个军，因第8军的番号已决定给唐孟潇，此外又不好再编。”黄绍竑见广东国民政府为难的情形，遂主动提议广西方面放弃编为两个军的要求，将原有两军合编为1个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但军以下不实行师、团、营、连、排、班的编制，建制由李、黄自行决定。对此，广东国民政府方面表示赞成，谭延闿且拍手叫好，说：“这才是真正革命者的态度啊！”^[14]

第三，关于广西财政，暂由广西自收自支，广东中央只负监督之责。第四、关于党务，两广完全统一，照中央规定办理，由中央指派李、黄为广西党务特派员，指导全省党务工作，另派覃超、梁六度、周锡恒、黄家植、陈立亚、刘百揆、石楚琛、覃时宜、陈勉恕等为筹备委员，着手党部建设。

上述问题达成一致后，广东国民政府于3月19日公布了广州国民政府《筹议两广政治军事财政统一委员会议决事项》，共有关于政治、军事、财政3个方面的18条内容：关于政治者：广西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处理全省政务；凡应归中央直辖之机关，如交涉员、高等审判厅，由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之；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之省政府组织法，成立广西省政府，各厅组织法由广西省政府斟酌参照订定之。关于军事者：广西现有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其应编地方军与否及其数量，呈军事委员会决定及由改组委员会拟具办法，呈军事委员会决定；广西现有军队按国民革命军编制法编为两军，此两军编为国民革命第8军、第9军，任命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根据军事委员会组织法，任命第8、第9两军军长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8、第9两军受军事委员会之指挥，但经过下列军事委员会所辖各机关参谋部、政治训练部及军需部；关于军事及政治教育计划，及各种军实上之补充给予，均按照国民革命军现定章程实施之；第8、第9两军之驻扎地点，由该两军长呈报军事委员会核准之；为指挥及改编现有广西军队起见，指定李宗仁为主席，黄绍竑、白崇禧、胡宗铎、俞作柏、黄旭初，夏威及中央特派员为委员，组织改组委员会。关于财政者：凡两广之财政机关及财政计划，均应受国民政府财政部之指挥监督；凡两广财政上之税率及税捐制度，应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核定施行；凡两广财政上之收入，均应归国民政府财政部征收，解交国民政府之国库；凡两广财政上之支出，由国民政府所委之财政长官会同地方长官，拟具预算，呈请国民政府核准；凡两广财政官吏，均由国民政府委任；两广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定之原则及计划，对于各该省财政厅施行指挥监督。^[15]

1926年5月5日，李宗仁在南宁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第8、第9两个军的番号没有兑现，后改为1个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第7军编制如下：

第7军成立后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还派黄日葵（中共党员）出任该军政治部主任。黄日葵见到新桂系的首领就亮明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说他戴的是红帽子，他只是干他责任以内的工作，绝对服从军长、党代表的意旨。黄绍竑评价说：“的确，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工作者。自从政治部成立之后，各部队的精神生活，表现得非常活泼，北伐之所以顺利成功，部队政治工作的成功，占很重要的因素。”^[17]

至此，广西军队改编工作顺利完成。在军队改编的同时，李、黄、白在广州国民政府的指导下也开始进行省政机构的改革。6月1日，广西省政府正式成立，黄绍竑在南宁就任广西省务会议主席，省务会议之下设立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不久，广东国民政府又将广西省务会议改组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会，任命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粟威、黄蓟、伍廷飏、俞作柏、雷沛鸿、朱朝森为省政府委员，并增设司法、军事、农工3厅。至此，广西省政运作，完全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的指导。

广西军队改编和省政机构改组的完成，标志李、黄、白新桂系集团正式投靠了广州国民政府，两广的统一也便由此实现。两广的统一，使得国共合作建立起来的南方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壮大，这对于即将揭幕的北伐战争，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也对中国民主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8]同时，李、黄、白毅然投靠广东国民政府，也使得他们避免了走陆荣廷等旧桂系军阀老路的下场，并从此开辟了他们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大显身手的广阔前景。

白崇禧亲自参与两广统一的工作，并付出了努力，他本人也对此颇引以自豪，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以全权代表在广州时，国民政府因感于未有帮助广西统一之工作，不便以命令加诸广西，令之与广东合作。我为革命前途着想，希望广西加入革命行列后，能唤醒他省觉悟，故自动提议两广统一。此项提议不仅粤方之同志深表赞同，幸为李、黄二人所接受。两广统一于国民革命史上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北伐军能统一全国，悉赖以两广为基础。”^[19]白氏虽然夸大了他在两广统一中的作用，为自己脸上贴了不少金，但他在两广统一所做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2），第892、893、896，896，896—897，906—907，908—909页。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2），第892、893、896，896，896—897，906—907，908—909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54—455页。

[4]汪精卫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5]谭延闿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

[6]宋子文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7]甘乃光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广州国民政府劳工部长。

[8]参见蔡德金、王升编著：《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6页。

[9]《黄绍竑回忆录》，第87，87，118，128页。

[10]1926年3月9日上海《申报》。

[11]参见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新桂系纪实》上册。

[12]《黄绍竑回忆录》说与他同去广州的只有他新婚不久的妻子蔡凤珍和他的秘书黄华表，并没有白崇禧同行。见该书第122页。而《李宗仁回忆录》则说：“3月间，我们又派黄绍竑为代表，和白崇禧再度赴粤会商。”见该书上卷，第211页。笔者认为，《黄绍竑回忆录》的说法可靠些。

[13]参见蔡德金、王升编著：《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6页。

[14]此处的说法与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3月19日颁布的《筹议两广政治军事财政同意委员会议决事项》所说有出入。该文件明确规定：广西现有军队按国民革命军编制法编为两军，番号为第8军、第9军，任命李宗仁、黄绍竑为第8、第9军军长。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2）第，910—911页。但事实上最后广西只编了1个军，即第7军。目前似乎还没有材料说明这个改变。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912页。关于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番号的问题，这份档案明确说是编为第8、9两个军，以李宗仁、黄绍竑分任军长。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回忆录都是说编为第7军，而且事实上最后编的就是第7军1个军，为何文件上会出现这样不一致的说法，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16]《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211—212页。《黄绍竑回忆录》中所说的各旅、团长姓名与《李宗仁回忆录》所列不同。关于第7军官兵人数，《黄绍竑回忆录》说是4万人左右。见《黄绍竑回忆录》第127页。

[17]《黄绍竑回忆录》，第87，87，118，128页。

[18]当时广东境内的国民革命军有9万人，新桂系约4万部队的加入，使两广国民民革命军总兵力达到13万人，实力大为增强。参见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页。

[19]苏志荣等编辑：《白崇禧回忆录》，第19，19，20，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