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总参戎机 北伐东征
以白崇禧为参谋长随军北伐，一方面是李济深从中起了作用，一方面则由于白氏是桂系的灵魂，而第7军又在前方作战，在广西还有实力，蒋介石也非利用他不可。这也是蒋介石的人事妙用，绝非蒋介石特别赏识白氏是个军事人才。以蒋介石为人之予智自雄与刚愎自用，所以在北伐过程中，蒋与白之间发生许多矛盾，也为桂系以后逼蒋下台与爆发蒋桂战争伏下了导火线。
——陈铭枢
北伐时，四、七两军居功最伟，有钢军、铁军之称，这是不可抹煞之事实。
——白崇禧
策动唐生智参加北伐
1926年上半年的中国，各派力量此消彼长，异常复杂。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惨败后，仍盘踞湖北、河南、湖南等省，企图东山再起；奉系张作霖大举入关，控制北京政府及河北、山东等地，野心勃勃地欲做第二个袁世凯；孙传芳在江浙崛起，驱逐奉军，最终拥有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5省地盘，自封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已控制两广，根据地日益巩固的广州国民政府也在积极酝酿北伐。
湖南陆军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
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当时国内各派军事力量比较起来，广东革命政府最弱，军队仅十几万人，武器装备也较差。为了完成北伐大计，1926年5月，革命政府制定了北伐进军战略：对敌人各个击破，首先以主力出湖南，击败吴佩孚，占领武汉，争取中立孙传芳。湖南成为北伐首先夺取的目标。
统治湖南的赵恒惕，他表面上是搞“省宪自治”，实际上唯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之命是从。赵恒惕手下的湘军有4个师，其中第4师师长唐生智驻守衡阳。
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湖南东安人，1914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步兵科，在湘军的保定毕业生中职位最高，深得原保定军校第2任校长、著名军事理论家蒋方震（字百里）的器重，唐本人也以保定系的首脑自居。唐氏与赵恒惕之间有很大矛盾，赵曾想把唐氏辖区内的水口山铅矿改为省办，遭到唐氏抵制，使双方矛盾激化。唐生智也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所部在湘军各师中实力最雄厚，因而他不以区区师长为满足，还想有更大的发展。这样，湘军中的唐生智就有可能为广东革命政府所争取。同时，唐氏辖区湘南毗邻广东革命根据地，易与广东方面建立联系，而且湖南是北伐第一站，因此争取唐生智成为北伐的首要任务。
1925年秋，唐生智接见了广州国民政府派来的保定军校同学邹洪、古鼎华，这是唐氏与国民政府的首次正式接触。
接着，新桂系的李、黄、白在统一广西后，也积极在唐生智与广州国民政府之间牵线搭桥。广西统一后，湖南省长赵恒惕于1926年1月秘密派人到广西，游说李、黄、白同湖南合作，实行联省自治，湖南方面以帮助李宗仁向广东发展作为双方合作的条件。赵恒惕派来的代表叶琪是广西容县人，同黄绍竑、白崇禧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时任湘军第2师（师长刘硎）的旅长。此时李、黄、白已决定归附广东革命政府，对赵氏的引诱当然不会答应，反而利用同叶琪的同学关系，做湖南保定系军官的工作，争取他们加入革命阵营。于是白崇禧、黄绍竑出面说服了叶琪，叶琪当即答应帮广东方面的忙，并指出唐生智有野心，可以争取过来。梧州会议时，李、黄、白还把叶琪介绍给了汪精卫、谭延闿。后白崇禧去广东商谈统一事宜时，把叶琪也带去了，作为唐生智的代表与广东方面接洽。而叶琪到广州后，白崇禧又故意让广东方面通过报界透露唐生智已派代表到广州，以扩大唐氏和赵恒惕之间的矛盾，迫使唐氏加速投靠过来。果然，唐生智随后即派也是保定军校出身的刘文岛作为正式代表来广州洽谈。通过双方多次会谈，唐生智表示愿意归附广州国民政府，并出兵驱逐赵恒惕，为北伐扫清道路，但要求广东方面给予积极支援。广西方面是双方的联系人，援唐义不容辞，在得到李宗仁、黄绍竑同意后，白崇禧答应在必要时派桂军钟祖培旅援湘。[1]
但刘文岛代表唐生智与广州国民政府的谈判并不顺利，其障碍来自当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谭延闿与赵恒惕是死敌，而唐生智又是赵恒惕的部下，他自然很“不愿意把湖南政权让给这个对手，由于谭的阻挠，谈判长时间处于僵局”[2]。
1926年2、3月间，唐生智发动驱赵战争，迫使赵恒惕于3月13日秘密离开长沙，经武汉转往上海当寓公，素以奸诈著称、把持湖南军政拿大权达6年之久的赵恒惕结束了他在湖南的反动统治。[3]3月16日，唐生智率领所部第8旅（旅长李品仙）进入长沙。赵恒惕虽然已经辞职离开湖南，但因为湖南境内其他统兵将领态度不明，唐生智自己只有1个第4师，实力有限，不敢贸然就任湖南省省长职务，还是采取了观望态度。他同时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要求给予实力支援。此时广州方面亦发生了重大政潮，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既打击了共产党，又挤走了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取得了党政军的领导大权。大权在握的蒋介石随即决定派白崇禧（第7军参谋长）、陈铭枢（第4军第10师师长）以“国民政府使湘代表”的名义去长沙，向唐氏表明广州方面支持的态度。
之所以派白、陈二人去，是因为他们与唐生智同为保定军校毕业生，更容易接近。
3月25日，白崇禧、陈铭枢一行到达长沙，受到唐生智的热烈欢迎。在同白崇禧、陈铭枢的会谈中，唐生智再次提出了以下3点疑问：（1）若他加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是否会在军事上支持他抵抗叶开鑫？（2）广州国民政府方面的谭延闿、程潜都在湖南被他击败过，他若加入国民政府，谭、程及所部第2、第6军是否会报复？是否允许他继续保持他在湖南的既得的地位？（3）希望北伐时，谭延闿的第2军和程潜的第6军东出江西，不要经过长沙。
对于唐生智提出的上述疑问，白崇禧答复如下：如果唐氏表明了拥护国民政府的态度，国民政府当然会支持他抵抗吴佩孚，湖南的军政也完全由唐氏负责。同为革命阵营中的同志，谭延闿、程潜自然不会报复唐氏。至于唐氏提出的第3点，因为国民革命的北伐计划是首打吴佩孚，暂时中立孙传芳，因而不能首先进攻为孙传芳地盘的江西。第2、第6军的任务是在湘东监视孙传芳的活动，不会进入长沙。白崇禧还向唐生智拍了胸脯：若第2、第6两军有不利于唐氏的行动，桂系的第7军将支持唐氏。[4]白崇禧、陈铭枢还表示，如果唐生智表明了拥护国民政府的立场，那么，吴佩孚起兵攻唐，国民政府一定会出兵援救。[5]
由于白崇禧、陈铭枢是国民政府的代表，他们的承诺自然被唐生智视为国民政府的承诺。这坚定了唐氏加入革命阵营的决心，决定立即与亲近赵恒惕拥护吴佩孚的湘系将领彻底决裂。3月25日晚，唐生智宣布以湖南省政府内务司长代理湖南省长，并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拥戴赵恒惕的刘硎（湘军第2师师长）与萧汝霖、唐希忭、张雄舆、刘重威等5名将领[6]，宣布免去叶开鑫的湘军第3师师长职务，取消湘军第2、3师番号，第2、第3师部队改由省长直接指挥；派第1师师长贺耀组兼湘西善后督办。3月底，唐生智下令进攻驻守岳阳的效忠赵恒惕的叶开鑫部，唐叶战争爆发。
此次白崇禧、陈铭枢奉命使湘，在长沙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参与了许多公开活动。
3月28日，湖南各公法团开会欢迎白崇禧、陈铭枢。大会主席曹子桓在致辞中说：“湖南历年民族革命运动，虽略有成绩，但决不如革命策源地之广东，希望两代表予以指导。”[7]白崇禧在致辞中回顾了近代湖南革命的历史，说：“适才主席云，兄弟等将革命精神带至湖南，其实湖南革命精神是固有的，将以前历史看看，反对帝制，拥护共和，无不有湘人在场，负重大工作。即兄弟此次来湘，经过之各县各乡镇，看见群众之革命行动，实在钦佩。我国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及反动军阀之摧残，以致成此局面，人人痛恨，是以国民革命为目前唯一之要求，且为人民所应负的责任。我们要知道，国民革命为现在潮流所趋，任是谁人不能阻止。不过革命的行动，虽需武装，然群众若无组织，即是革命没有基础，故组织群众为现在重要工作。如香港之罢工、剿灭杨希闵等得到胜利，均是群众力量，此是总理对内组织政策之成功，对外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俾收速效。湖南人之革命精神，我敢断然说，将来的发展，会驾两广之上，祝诸君努力。”[8]
3月30日，长沙国民党员召开欢迎白、陈二代表大会，白崇禧在大会上讲了话。31日，长沙各界召开欢迎大会，白崇禧也在大会上讲了话。31日，长沙市民大会向国民政府代表请愿，提出三点：一、请国民政府从速出兵北伐，讨伐吴佩孚、张作霖；二、请国民政府督促湖南政府，改革军政、民政、财政，并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使湖南革命化。[9]
4月3日，白崇禧在长沙市党部欢迎大会上致辞，宣称：“武力与民众结合，是革命最重要的政策。现在两广的武装，不仅有20余师党军，且有民众自身的武装，工团军、农民自卫军，故能一举消灭反革命派。我们来湖南是为的革命，唐省长迭次投诚，故来此接洽一切，相信湖南局面必定会革命化，我们在这局面之下，应特别努力组织民众，革命不是专靠武力的，武力不过镇压反革命的一种工具。”[10]
白崇禧、陈铭枢的长沙之行圆满成功。4月14日，两人离开长沙，抵达广东韶关，在此逗留一天后于4月15日回到广州向国民政府复命。
4月21日，白崇禧与陈铭枢晋见了蒋介石，向他汇报湖南之行。4月26日，白崇禧从广州起行回南宁。白崇禧等此次长沙之行，对于促成唐生智投向国民革命军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天津《大公报》的社评说：“北伐念炽，首以说湘合作为第一要策，奔走其间者陈铭枢、白崇禧、刘文岛等实有大力。”[11]
唐生智驱逐赵恒惕后，吴佩孚起初还企图笼络唐生智为他效命，随即派唐生智最敬重的老师蒋方震（此时担任吴佩孚的总参议）持北洋政府委任唐氏为湖南省长兼讨赤军前敌总指挥的委任状从武汉来长沙，引诱唐生智参加讨伐广州国民政府。唐生智在广州国民政府未大规模出师之前只能与吴佩孚虚与周旋，使吴佩孚极端恼火。4月1日，吴佩孚在武汉接见唐生智的代表欧阳任时提出三点要求：一、限令唐生智在24小时之内撤退岳州（今岳阳）的驻军；二、唐生智通电讨赤；三、与叶开鑫恢复感情。唐生智鉴于自己实力有限，答应了第一个条件，撤回了驻扎岳阳的部队，但对其他两个条件则不予答复。
吴佩孚认为已经无法感化唐生智，决定起兵南下湖南。4月中旬，吴氏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组为副司令，并调鄂军余荫森旅归叶节制，由叶率部先行攻唐。随后又任命手下大将彭寿莘为湘鄂边防督办，派兵南下，支援湘军叶开鑫部，以优势兵力向唐生智部发动强大攻势。由于众寡悬殊，唐军被迫放弃长沙，于4月底5月初撤退到衡阳、衡山一线，直系军阀部队大规模进入长沙，对唐生智所部形成大包围。唐生智急电两广告急，要求迅速派兵支援。若唐生智被打败，吴佩孚大军将直接威胁两广革命根据地的安全，援湘与否成为北伐的关键。
李宗仁等决定履行事先对唐生智的承诺。5月10日，李宗仁自广西抵达广州，与蒋介石商榷援助唐生智事宜。当时，白崇禧已经先行抵达这里。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会，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出席。会议决定，对湘赣同时出兵援湘，对福建实行防御。第4军第10师（师长陈铭枢）由广东坪石入湘，第7军6个团由全州入湘。根据这个决定，早已抵达湘桂边境的桂军第7军第8旅（旅长祖培）于5月12日奉命入湘，其先头部队第15团（团长尹承纲）抵达衡阳投入对叶开鑫的作战，桂军士气旺盛，官兵骁勇，在涟水北岸击退叶开鑫部，初战告捷，很快阻止了吴军的进攻，使衡阳转危为安。接着，桂、唐两军合力反攻，与吴军相持于衡山、衡阳间和涟水一带。
由于广西已经出兵湖南，对于李宗仁来说，这时已经不存在要不要参加北伐的问题，而只是如何促使广州国民政府早日实现大规模北伐的问题。
按理说，北伐是广州国民政府的既定方针，因而它应该比李宗仁等新桂系首脑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然而，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广州国民政府左右派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内公开的和隐藏的右派接连挑起了反共反苏和反国民党左派的逆流，其表现是，过去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在掌握兵权后，开始暴露其真实面目，在广州国民政府内部排斥和打击共产党，造成国民党内左右派势力的对比发生倾斜。矛盾激化的结果，蒋介石铤而走险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了一场具有反苏反共反国民党左派性质的军事政变，即史书上所称“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20日，身为国民革命军总监兼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借口共产党要发动暴动，擅自命令陈肇英、欧阳格逮捕时任海军局代理局长的共产党员李之龙及其他中共党员共50余人，派部队扣留中山舰；命令刘峙率领部队包围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武装；命令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率领公安部队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以及全市的共产党机关；拘留中央军事学校和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部共产党员；严密监视国民党左派军事领导人邓演达等。蒋介石发动这场军事政变，既是反共反苏，也同时是向国民政府党政军一把手、左派领袖汪精卫示威。“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如何应对这一突然发生的事件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汪精卫获悉蒋介石擅自行动的消息十分气愤，起初准备建立反蒋联盟，压制蒋介石的气焰；但当时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团对于用兵与蒋介石决裂存在顾虑，决定向蒋介石妥协退让，应蒋介石的要求撤换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古比雪夫）的职务等。苏联顾问团根据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决定单方面对蒋介石全面妥协退让，使得以苏联为靠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颜面扫地，无地自容，被迫以患病为由离职隐匿。5月9日，汪精卫离开广州，不告而别去了法国。[12]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并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对国民党中央人事进行了调整，根据共产党员“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的原则，原在国民党中央机关中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销职务。会议推选有“琉璃球”之称的圆滑政客谭延闿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半身不遂的老右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稍后，蒋把组织部长职务交给了他的右派小伙计陈果夫），老政客顾孟余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为中央党部秘书长。这些新上台的右派新贵，不是蒋介石的玩偶和替身，就是他的右派同路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中央权力全部落入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右派手中。蒋介石后来也承认：“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13]
由于国民党右派顺利地夺取了国民党中央的全部大权，北伐也就开始提上议事日程。5月29日，蒋介石再次会晤李宗仁等，有所商讨。当天，据蒋氏年谱记载道：“上午，会李宗仁等，公以若辈不识内情，徒怪出师延缓，良可慨也。”[14]
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及北伐誓师典礼。站在主席台上者为蒋介石
6月3日，张静江、谭延闿对蒋介石劝进，要他担任北伐军总司令。这当然是蒋梦寐以求的，但他故作谦虚，反过来推举谭延闿，谭延闿不允。据说其他军长也推蒋氏，苏联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且说：“如公不就，即当归国。”[15]蒋氏有了面子，也就半推半就同意了。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授权其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指挥北伐事宜。
注释
[1]参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209—215，251，252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3]参见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第124页。
[4]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页。
[5]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42，43—44页。
[6]刘铡等5人被捕后，唐生智将他们押送到衡阳彭公祠拘禁。不久，张雄舆、萧汝霖、刘重威被处死，刘铡、唐希忭获释。这是唐生智阴险毒辣性格的体现。
[7]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页。
[8]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页。
[9]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页。
[10]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页。
[11]《湘变影响大局之历史观》，天津《大公报》1930年6月7日。
[12]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1956年版，第42页。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94，595，720，720页。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94，595，720，720页。
年轻的行营参谋长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发动。同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着手筹组总司令部。7月14日，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任命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7月16日，国民政府军委员会决定，总参谋长李济深坐镇广州，行营参谋长白崇禧随总司令行动，代行总参谋长职权。这样，白崇禧实际上成为北伐军代理总参谋长，时年33岁。
蒋介石决定选择白崇禧任行营参谋长，并作为自己的副手，随同北伐，这有一个过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资历较浅，但在北伐前夕，他先后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事件迅速崛起，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集党、军、政大权于一身。国民革命军原来没有总司令之职，只设总监，也由蒋氏担任，但北伐时期必须要设立总司令，以统一指挥北伐军各部。张静江、谭延闿曾出面劝蒋出任总司令，但蒋介石故意谦辞，推谭延闿出任，谭氏则表示，总司令应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出任，以一事权。谭延闿又拉李济深、李宗仁共同向蒋劝进，蒋氏顺水推舟，答应下来。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的白崇禧
蒋介石在筹组总司令部时，就准备由李济深出任总参谋长，并让李氏留守广州，白氏随他北伐，以行营参谋长名义代行总参谋长职权。为此他专门征求白崇禧的意见，白氏考虑到自己居北伐军中资望尚浅，而此职责任重大，且已任第7军参谋长，贸然答应蒋氏恐有害于新桂系团体的团结。因此他以力不能胜任为由力辞蒋氏，而蒋氏执意要求他答应，最后白崇禧要蒋去征求李宗仁的意见。
蒋介石随后专访李宗仁，询问关于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李宗仁觉得国民党元老钮永建最为相宜，因为钮氏资望很深，在长江流域及西南有很大影响。蒋介石沉默片刻后说：“钮先生我另有借重。”于是李宗仁问蒋氏心目中认为什么人适合当此任？蒋说：“我正为此事问你。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李宗仁回答说：“恐怕健生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蒋介石连声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1]
不久，蒋介石正式邀请白崇禧行营参谋长，白氏仍拿不定主意。于是他去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氏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怕你干不了。”白崇禧问为什么？李遂再向他分析了蒋介石的为人，白氏听后表示：“我看这责任我确实负不了，我还是不干罢了！”于是，白崇禧把蒋介石的第一次邀请给推辞掉了。[2]
蒋介石后来再次邀请白崇禧就职，并征求李宗仁同意。李宗仁表示，第7军离不开白崇禧，仍然予以婉拒。蒋介石只好说：“借用好了，到打下武汉为止。”李宗仁不好再推辞，此事遂成定局。
蒋介石之所以一再坚持让白崇禧出任行营参谋长，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白崇禧是新桂系的首脑之一，新桂系第7军有9个旅3万余人。[3]在参加北伐的8个军中兵员最多，战斗力亦很强。资历不深、羽翼未丰的蒋介石同其他各军矛盾较深，提拔白崇禧不仅可使他更有效地指挥第7军，且能示好于新桂系，加强他同新桂系首脑们的联系，争取新桂系对他的全力支持。
其次，参加北伐的各军中，中高级将领很多是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同学，与白崇禧有同校同窗之谊。因而由白氏出任总参谋长，可利用此种关系，加强总司令部同各军、师部队的联系，对于统御和指挥各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白崇禧同陈铭枢此前以保定军校同学之谊成功劝说唐生智参加革命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再次，白崇禧有出色的军事才干。在统一广西诸役中，白氏表示出了突出的指挥能力和丰富的谋略经验，被人称为“小诸葛”，因而能胜任北伐军总参谋长的重任。而且白氏成名不久，在国民革命中资望尚浅，破格提拔白氏，不会对蒋介石构成威胁。
第四，由于李济深的大力举荐。李济深和新桂系之间存在很深的关系，他们相互支持，互相援引。北伐时，李济深不愿离开他的广东地盘，而让白崇禧出任行营参谋长代行自己总参谋长职务，对李氏也大有益处。据白崇禧的同学、新桂系的将领陈雄回忆：“就在白崇禧能在出师北伐时当上副总参谋长（引者按：应为行营参谋长），主要是李济深的推荐，而不是蒋介石的直接垂青。这个问题，当时第4军中一些同学和我谈过，1936年冬李济深在苍梧县料神村家里对赖慧鹏也说过。”
对于白崇禧出任北伐军行营参谋长职务，陈铭枢有以下的评论：“至于以白崇禧为参谋长随军北伐，一方面是李济深从中起了作用，一方面则由于白氏是桂系的灵魂，而第7军又在前方作战，在广西还有实力，蒋介石也非利用他不可。这也是蒋介石的人事妙用，绝非蒋介石特别赏识白氏是个军事人才。以蒋介石为人之予智自雄与刚愎自用，所以在北伐过程中，蒋与白之间发生许多矛盾，也为桂系以后逼蒋下台与爆发蒋桂战争伏下了导火线，这是后话。”[4]这是很有道理的。
注释
[1]参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209—215，251，252页。
[2]参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209—215，251，252页。
[3]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9页。关于第7军的人数还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37500余人，有的说4万余人。
[4]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42，43—44页。
随北伐军挺进两湖战场
1927年7月上旬，先行到达湖南的第4、第7军会同第8军发起了涟水战役，击溃正面敌军，先后占领了湘潭、株洲、长沙，将吴佩孚的军队赶至汩罗江北岸。其余北伐各军也陆续离粤入湘，计有第2、第3、第6军及第1、第5军各一部。第7军共有9个旅，其中5个旅留守广西，防备唐继尧再犯两广，由党代表黄绍竑统帅；军长李宗仁率4个旅参加北伐，编为两路军，第一路指挥官夏威，下辖李明瑞的第1旅（俞作柏被调离军队由李继任）、夏威自兼旅长的第2旅（原旅长由白崇禧兼，因白去总部供职，遂改为夏氏）；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下辖由胡自兼的第7旅，钟祖培的第8旅，第7军参加北伐的部队共计12500余人。[1]
7月27日，蒋介石率领总司令部离粤北上，白崇禧随行，除了参与北伐作战计划的制定外，还负责总司令部的日常事务。当时下午，总司令部到达韶关，由于铁路至此中断，乃步行北上。30日，到达乐昌良田后，白崇禧召集了总司令部少校以上官佐开会，讨论行军、宿营、统计等问题，做出了具体布置。
直系军阀集团首领吴佩孚
7月31日，蒋介石、白崇禧一行到达郴州，遇到了唐生智派来的代表林薰南。此前在行军途中，蒋介石获悉孙传芳已调兵入赣，乃电致唐生智：“湘北取守势，注重湘西，先占株萍路”，并命第2军取道南雄入赣，蒋本人准备亲率大军，由萍乡直赴南昌。若照此行动，将改变已确定的先鄂后赣、各个击破的战略，北伐军将面临同吴佩孚、孙传芳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唐生智同李宗仁会商后，都不赞成守鄂攻赣计划，而主张先鄂后赣，故派代表迎蒋氏一行于郴州，表明他们的意见。同时，第7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致电蒋介石，也主张先攻武汉，对江西暂取监视。
为了进一步研究北伐第二期作战战略问题，8月4日晚，蒋介石在郴州召开会议讨论，参加者除了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和白崇禧外，还有总司令部的其他高级职员。会上，加伦将军极力主张贯彻既定的先鄂后赣的战略方针。会议最后决定先攻武汉，相机并图江西；赣西方面只以少数兵力集中监视，策应主力的行动。
8月12日，蒋介石率白崇禧一行从郴州乘船直达长沙，当晚就召开了军事会议，讨论二期战略。会议经过争论，最后制定了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总方针是：以先占领武汉为目的，对江西暂取守势，以主力直赴武汉，并以一部向荆沙出动。
作战计划下达后，北伐军第4、第7、第8军等部渡过汨罗江，发动攻势。战事进展很顺利，战线很快就推进到鄂南。
在鄂南，北伐军遭到了吴佩孚南下的主力部队。吴佩孚直军主力于8月15日联合张作霖奉军攻克了冯玉祥据守的南口，国民军被迫退往西北，北方战事基本结束。21日，吴佩孚率主力刘玉春部南下，25日到达汉口，并命令驻鄂南的部队死守待援。这样，北伐军面临出师以来前所未有的硬战、苦战。
在进攻汀泗桥时，直军顽强抵抗，北伐军多次冲锋均未得手，且损失很大。后在当地农民帮助下，偷渡袭取敌制高点，再全线猛攻，占领了汀泗桥。但在贺胜桥战役中，吴佩孚亲自督战，利用地形构筑工事，拼命阻挡北伐军的进攻。北伐军经过几次作战，弹药消耗较大，后方又不能及时补充，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前方将领们纷纷向司令部打电话告急，要求迅速补充弹药。而白崇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这样答复：“缺乏子弹只有用刺刀赶快冲锋！革命军之补给只能靠前方，不能靠后方。打败敌人，敌人之装备，便是我们之补给。何况打下武汉，汉阳之兵工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2]白氏的解释虽是“画饼”，但北伐军官兵士气极旺，以一当十，奋勇冲杀，直军不能抵抗，吴佩孚虽手刃败下来的旅长以下官兵数十人，也不能阻挡部下夺路逃命。北伐军大获全胜。
8月30日晚，北伐军追击部队到达武昌城下。吴佩孚逃至汉口，纠集余部企图固守武汉三镇，等待北方援军南下一步。他命刘玉春、吴俊卿、陈嘉谟等踞守武昌，刘佐龙守汉阳，高汝桐守汉口，自己坐镇汉口指挥。
9月3日拂晓，在唐生智指挥下，北伐军第4、第7军等部第一次对武昌城发起攻击，但准备仓促，没有炮兵火力配合而失败。
3日晚，蒋介石偕白崇禧、加伦、唐生智等到达武昌城下的余家湾车站。次日即召集军事会议，研究继续攻城问题。蒋介石判断吴佩孚已乘船逃跑，武昌仅留少数残兵拒守，而且敌军防守未固，因此力主强攻武昌城，并命令限48小时内攻下。蒋氏说话态度非常严厉，好像是总司令直接下命令，而不是开会讨论。在座的各高级将领都面面相觑，未发一言，皆接受蒋氏命令，准备再次攻城。
9月5日，以李宗仁、陈可钰为攻城军正、副司令官的北伐军第4、第7、第1军又对武昌城发起强攻。武昌城内敌守军实际上有15000余人，且奉命死守待援，因而顽强抵抗，火力极猛。北伐军炮火太弱，全靠勇猛冲锋，但无法同敌优势火力抗衡，强攻失败，北伐军付出了重大牺牲。
强攻武昌虽失败，但奉命在武昌上游渡江迂回的第8军一部因为鄂军刘佐龙倒戈配合，于9月5日、7日相继占领了汉阳、汉口，并乘胜沿京汉线追击敌军，9月16日占领并封锁鄂豫交界的武胜关，扼住了吴佩孚直军南下的咽喉，武昌成为了一座孤城。在这种情况下，北伐军改变策略，9月14日，蒋介石发布封锁计划，改硬攻武昌为围城，并命第4、第8军担任围城的任务，由陈可钰攻城军司令官。10月10日，由于敌守军一部投降，打开城门，北伐军遂占领武昌城。
注释
[1]关于广西第7军参加北伐的人数，有多种说法，有的说2万余人。陈雄等人说是8个团，每个团1500多人，全军约12500人，全军武器有步枪9700余支，山炮3门，机关枪14挺，手枪、手榴弹若干。陈雄等：《桂军提前入湘参加北伐》，《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31页。
[2]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页。
两次攻打南昌城
在北伐军在湘北大败吴军、直逼鄂南之时，“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终于坐不住了。孙氏对北伐军先鄂后赣的战略是心知肚明的，但当吴佩孚连电求援时，他却置若罔闻，隔岸观火。他的如意算盘是当北伐军和吴佩孚两败俱伤，以便取渔人之利，将吴佩孚的两湖地盘纳入囊中。谁知吴佩孚如此不中用，在湘北、鄂南一败涂地。北伐军进展如此顺利，对孙传芳的威胁越来越大。因而孙氏对革命军逐步采取敌视的态度。8月18日，孙氏命其得力部将谢鸿勋率所部开赴赣北的修水、铜鼓，增援江西。25日，孙传芳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将所部分5路集中江西，准备跟革命军作战。30日，孙氏颁发援赣计划。湘赣边界形势逐步紧张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不等攻下武汉就提前开赴江西战场，进攻孙传芳。在他的命令下，9月6日，北伐军第2、第6、第3军及第5军一部发动对江西的进攻。由于孙传芳援赣主力尚未到达，北伐军进展较顺，先后攻占萍乡、宜春、修水、高安等地，重创了孙军邓如琢、谢鸿勋部。为扩大战果，蒋介石命李宗仁率第7军撤出武昌前线，转赴江西战场。
9月17日，为了指挥江西战事，蒋介石偕白崇禧、加伦等离开武昌，乘专列经长沙入赣督师。
蒋介石此时离鄂赴赣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两湖战场上，蒋介石的个人地位受到了动摇。首先是蒋唐矛盾激化。唐生智第8军在克复长沙后发展很快，且控制了湖南的政治、军事、财政大权。湘北战事结束后，蒋介石判断武汉指日可下，因而决定让第8军分兵，从武汉上游的嘉鱼渡江进攻汉阳、汉口，而这一段路程河网湖泊密布，部队行动极缓慢，蒋氏的目的是不让唐生智部首先占领武汉而更难控制。但他如意算盘并未成功，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及武昌城下进攻受阻，进展缓慢；而第8军则因为策反了湖北军阀刘佐龙，首先攻占汉阳、汉口，并封锁武胜关，孤立武昌，成为夺取武汉三镇的功臣，地位更加巩固。而蒋介石指挥的武昌攻城战遭到失败，又因中途调唐军攻两汉而结怨于唐，在这番明争暗斗中明显处于下风。
其次，蒋介石带在身边的嫡系部队第1军第1、第2两个师由于排斥了共产党人，军纪较坏，战斗力也很差，常为各军所轻视；而非蒋嫡系的部队都有一定发展，对蒋的地位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另外，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屡犯错误，给北伐军带来严重损失，如强令攻打武昌城，这也损害了他的威信。这一切都使蒋介石在北伐前形成的独裁的地位得以动摇。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应付各方面的挑战，蒋介石亟需另图发展。此时江西战场已开辟，蒋氏遂决定前往。他气恼地对亲信说：“我们到江西去，我们不要两湖了，最多不得了便回广东。”
但江西战场给蒋介石带来并不全是福音。北伐军在赣西获胜后，蒋介石又判断孙传芳无心应战，因而命令朱培德、程潜猛攻南昌。9月19日，程潜率第6军及第1军一部乘虚占领南昌。但孙传芳的援赣大军此时陆续到达江西，而北伐军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在沿南线迅速南下及从樟树北上的敌军夹击下，被迫撤出南昌，且损失惨重。
孙传芳在击退北伐军的攻势后，乘势分3路反攻，北伐军被迫同敌军背水一战，若失利，孙军将直趋长沙、武汉，拦腰截断北伐军。所幸北伐军战士英勇作战，第7、第3军分别在箬溪、万寿宫同进犯的孙军展开反复争夺，击退了孙军，使江西战场乃至北伐战争转危为安。
在北伐军稍获优势时，蒋介石就亲自部署了了一次攻势，旨在夺取南昌、九江。当时孙传芳大军置于南浔路各要点，凭铁路运输之便利相互支援，排成一字长蛇阵。要战胜敌人，关键在于截断南浔铁路，隔断敌军联系，然后各个击破。然而按蒋介石的命令，第3军进攻南昌车站及乐化，第6军及第1军第1师进攻涂家埠，第7军进德安、九江，第2军进攻樟树，进而围攻南昌，重点仍在夺取南昌、九江两点，并未用重兵有效截断南浔线。
为了尽早完成克复南昌的任务，蒋介石派白崇禧去第2军，协助第2军副军长鲁涤平指挥部队。
10月初，江西北伐军各部按计划发起进攻。但由于各部准备不足，特别是缺乏通讯设备，相互联络不畅，以至未能协调行动，最终被敌军各个击破。李宗仁指挥第7军于10月3日率先行动，敌军得以调集重兵南北夹击，被迫撤出。接着，程潜率第6军等部击克永修，旋因德安弃守，敌军迅速南下，第6军也被迫撤回。朱培德的第3军于10月10日围攻牛行车站，因敌军死守待援也未奏效。只有南线白崇禧、鲁涤平指挥的第2军进展较顺利，10月5日占领樟树，9日进逼南昌城下，并将南昌合围。
在南浔线进攻几路都失败，南浔线未能有效截断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心孤注一掷，冒险强攻南昌城。他电令白崇禧、鲁涤平加紧围攻南昌，并于10月12日亲临南昌城下，指挥攻城。他把江西战场获胜的唯一希望都放在夺取南昌上。此前白崇禧、鲁涤平曾组织过几次强攻，都因为南昌城高且坚固，北伐军缺乏炮兵，只有老式攻城武器云梯，故皆未奏效。因此白崇禧建议蒋介石不要用强攻，避免屯兵坚城之下，劳师无功，恐有意外变故。但个性刚愎的蒋介石没有接受白氏的建议，决定当晚就组织强攻。白崇禧无可奈何，只好暗中命工兵在赣江上游搭设两座浮桥，以应付意外变故。
当晚，北伐军对南昌城发起强攻，敌军拼命抵抗，等待援军。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城内孙军组织敢死队，从早已挖好的地洞中冲了出来。北伐军猝不及防，陷入混乱中，第2军1个团被敌人包围，几乎覆没。在恐慌和混乱中，蒋介石几次抓住白崇禧的手，连问：“怎么办？怎么办？”白崇禧对此情况的出现已有了心理准备，乃从容指挥部队沿赣江向南撤，从事先准备好的浮桥上渡过赣江，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蒋介石也因此逃过一劫。
孤身前往敌营招降
两次攻打南昌失败后，蒋介石才逐步认识到截断南浔线对江西战事的战略地位，而要有效地截断南浔线，非配置重兵不可。由于武昌已克复，他电调第4军迅速入赣，加入南浔线作战。10月下旬，由白崇禧拟定，加仑将军提供意见，蒋介石最后颁布了肃清江西作战计划。该计划将江西北伐军分为3路：左翼军指挥官李宗仁，指挥第4、第7军及贺耀组的独立第2师，进攻德安、涂家埠孙军主力；中央指挥官程潜，率第6军进攻乐化，占领后再向北夹攻涂家埠敌主力；右翼指挥官朱培德，其中以第3军为左纵队，进攻牛行车站，以第2、第14军为右纵队，进攻南昌；另以第1军为总预备队。
为了加强对南浔线攻击时的指挥，蒋介石命白崇禧亲赴北线督战。10月30日，白崇禧动身，并带去此次作战的计划。此前，第7军遭到五省联军陈调元部的威胁，李宗仁率部主动进攻王家铺之敌，激战两天一夜，在第1军第2师增援下，击溃了敌军，稳定了北线战局。
11月2日，北伐军各部按预定的计划对南浔线发起全线总攻击。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第7军进攻德安，该处敌军将重兵置于德安城的南北，不战而退出德安，试图趁北伐军进占德安后进行南北夹击。但第4军侦察到德安北面孤山、万家岭、马迥岭一带有敌重兵，故主动向此线敌军发起攻击，经顽强激战，先后击溃这几处敌军，斩断了敌人准备夹击北伐军的一翼。
按照预定计划，第7军在占领德安后应立即南下，支援第6军进攻涂家埠，但飞机侦察，自涂家埠开来两个师的敌军在德安以南的南诗车站下车，向九仙前进中。李宗仁判断来犯之敌是孙传芳的嫡系主力卢香亭所部两个师，目的是企图同马迥岭之孙军南北夹击北伐军。这两个师约有2万余人，战斗力很强，因而急调刚结束马迥岭战斗的第4军南下增援。
4日拂晓，李宗仁指挥第7军向九仙岭敌军发起攻击。由于孙军人多枪好，火力极为猛烈，而第7军入赣以来，经历几次生死搏斗，伤亡极大，战斗力有所下降，故久攻不克。此时第4军两个团另1营到达战场，被白崇禧留作预备队。他见双方激战正酣，第7军顽强进攻，遂决定不动用预备队。待双方相持不下，拉锯战到了极度疲惫时，才命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由于有了第4军这支“铁军”支援，第7军士气大振，重新发动全线进攻。而孙军抵抗不住，全线动摇，被迫撤退。
随后，李宗仁、白崇禧命第4军追击溃逃之敌，贺耀祖的独立第2师向北进攻九江，第7军则由他们亲率南下涂家埠，与已攻占乐化并兼程北上第6军夹攻孙主力卢香亭部。卢香亭本来就对赴赣作战很消极，见派出夹攻德安的部队已失败，北伐军大举进逼，遂不战而退往吴城、星子方向。李、白立即派第7军一部跟踪追击，终于在吴城追上逃敌，敌军全军覆没，卢香亭仅以身免。
南线方面，北伐军以第2军主力围攻南昌城，以第3军及第2军一部进攻牛行车站。孙军另一主力郑俊彦部在牛行车站驻守，顽强抵抗北伐军的进攻，并一度向第3军左翼出击，对北伐军形成成包围之势。蒋介石急调警卫团及补充第4团加入战斗，才击退敌军的进攻。为了尽快消灭此处敌军，蒋介石命已攻克涂家埠、完成了既定作战任务的第7、第6军迅速南下增援。程潜和李宗仁商量办法，因程潜患病，遂委托白崇禧率第7军第1旅、第6军第4团南下应援。在白崇禧部到达牛行车站以前，郑俊彦得知涂家埠已失，自己孤立无援，且北伐军重兵增援，便准备放弃阵地，向东撤退，准备退回江苏。北伐军乘机占领牛行车站。11月8日，南昌守敌投降。
为了追击逃敌，蒋介石命令第2军第6师、第3军第8师、第7军第1旅及两个团等部组成追击部队，由白崇禧任追击司令负责有关事宜。11月8日，第7军陶钧旅等部在徐槎将孙军唐福山部缴械，接着在马口墟将郑俊彦部李彦青、王良田、杨赓和等3个旅截住，激战4个小时，敌军不支，郑俊彦只身逃走，所部3个旅因马口墟通余干的桥梁被败兵挤断，无路可走，不得不派人前来请降。时年33岁的白崇禧一身是胆，在敌方使者陪同下，只身前往敌营谈判受降。孙军3个旅长见此又惊又惧，暗暗称奇。在谈判中，他们提出不要解除武装，让他们率部退回江苏，但白崇禧只允许他们3人带着卫兵及少量护身枪支回江苏，他们的部队必须全部缴械，接受改编，并要他们看清眼前的处境，不要再存侥幸。李彦青等无奈，只好答应。这样，白崇禧顺利完成了追击任务，并缴获大炮及迫击炮30余门、水冷机关枪数十挺、步枪10000余支，俘虏敌军官兵20000余人。
事后，白崇禧将追击敌军的经过电告蒋介石。蒋介石复电表示嘉奖，但对白氏处置孙军3个旅长的办法提出异议，他认为孙传芳仍是北伐军的劲敌，放走孙军3个旅长无异于资敌，因而要白氏将此3人逮捕，送至汉口北伐军总政治部处。白崇禧只好遵令照办。不久，北伐军总司令部派往南京从事情报活动的金佛庄被孙传芳逮捕并杀害，由于金佛庄是蒋介石颇为喜爱的黄埔学生，蒋一怒之下，电令汉口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在被俘的孙军3个旅长中挑出两人枪决，作为报复。挑中的两个替死鬼是王良田、杨赓和。然后蒋介石打电报给孙传芳说：“我已枪毙你的两个旅长，如你残酷待我工作人员，你还有数万军队在我手中。”此事旋为白崇禧得知，他马上去见蒋介石，证实后说：“革命军以收揽人心为目的，务使敌人感恩怀德。孙传芳杀金佛庄，因为他是谍报人员；我们如杀孙之俘虏，难免不遭受‘白起坑卒’之批评。”要求蒋氏收回成命。但蒋介石不以为然，搪塞白崇禧说：“电报已发出去了。”
多年以后，白崇禧在陈调元（此时陈调元已是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的座上客）处做客，遇到了投靠陈氏的李彦青。李一见白崇禧就下跪，声称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必当厚报。白崇禧先是愕然，待弄清真相后不禁哑然失笑：心想这是他命中注定不该死，与本人毫无关系。[1]
北伐前期，白崇禧作为行营参谋长，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蒋、白两人各有私心，蒋认为白偏袒第7军，而白则认为蒋过于偏袒1军，相互之间有很强烈的戒心。当时担任总司令部机要科长的陈立夫说：“蒋先生和白崇禧将军之间，常常在观点上有所不同，每遇这一情况，我都尽力去协调。每当接到一份有关战局的重要电报时，尤其是李宗仁来的电报，我一定抄写两份，一人一份，如果他们意见不合时，我总会去和白将军细说，通常他到了最后仍是会听从蒋先生的。白将军对他们广西同乡第7军总指挥李宗仁特别偏私。举例来说，他曾以参谋总长代总司令下令给军需署，多发李宗仁的第7军军需补给。遇到这种时候，我总会告诉白将军，必须将命令的副本抄送给蒋先生，让他知道。但白将军有时却改为不以令文的形式发出命令，免得让蒋先生知道。”[2]
而白崇禧则认为蒋氏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对待北伐各军的态度不大持平，对其嫡系第1军总比对待其他各军要好些，白氏对此经常发不满意的牢骚。当时在蒋氏身边担任副官长的张治中在奉蒋氏之命前往武汉筹备学兵团前，曾对蒋氏说：“健生这人很硬，也很能干，我希望总司令对他特别看待，结以感情，并且使他安心才好。”蒋氏回答说：“当然，我对他一定好。”[3]
不过，这个时期，蒋介石与桂系相互都需要对方，矛盾还处于次要地位，合作仍然是主题。
注释
[1]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页。
[2]《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75页。
[3]《张治中回忆录》，第60页。
临危受命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江西战场胜利后，北伐军面临着下一步进攻方向的选择。按照出师北伐时的决策，应该在打下武汉后，继续北上河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但北伐军在两湖地区击退吴佩孚军后，东面又面临孙传芳的严重威胁，不得不开辟江西战场。江西平定后，北伐军东面的威胁解除，且两湖、江西、福建、两广连为一体，可相互策应，战略上已无缺陷。而且浙江省内发起的自治运动，使浙江成为北伐军与孙传芳之间的暂时的缓冲区；河南也因内部复杂，直系各将领趋于分裂，吴佩孚也无力反攻武汉。面对这种情况，革命阵营内部就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存在几种意见：
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
中共中央首先主张北伐军贯彻原定方针，向北发展，对长江下游不宜进取，以避免和帝国主义发生直接的剧烈冲突。1926年9月，中共中央又提出，北伐军既不轻易同孙传芳开衅，也不轻易进入河南，而是以主要力量统一西南，以准备进攻奉系。11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改变以前的意见，主张攻克江西后继续东下，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则认为继续向安徽、江苏进军很危险的，北伐军应利用夏超、周凤歧占领浙江，使江苏、安徽成为缓冲地，主力应进取河南，同冯玉祥会师，并打通共产国际的联系。
国民革命军中部分将领主张利用河南、浙江为缓冲地带，从事整顿休养，暂停进攻。
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坚决进兵江浙。在江西战事进行时，蒋介石就提出进取东南的战略。10月6日，他曾致电唐生智：“今日大局，为巩固革命政治中心地计，应先肃清两湖残逆，团结内部精神，使武汉安如磐石；一方则乘机解决东南，不使东北、东南之敌合以谋我，否则孙（传芳）张（作霖）必有摄合以谋危革命中心地之一日。……以两湖残敌由中央军肃清，归兄负责整理；以右翼军与第1军规划东南，则责专而功必倍也。总之，武汉之患，不在于河南，而在于鄂西与湘西；目前革命之敌，不在于东北，而在于东南，兄以为何如？请详筹示复，俾得呈请中央决定大计也。”[1]
当时，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也主张以浙江作为缓冲，劝蒋介石暂时不要进攻。但蒋介石攻取东南作为其势力范围的心情十分迫切，对这些劝告根本听不进去。[2]
蒋介石坚决主张进军东南当然有其考虑，因两湖地盘已落入唐生智手中，蒋介石嫡系第1军在北伐时战斗力很差，蒋氏个人指挥常犯错误，因而蒋介石的威望处于北伐以来的最低点。为摆脱窘境，发展势力，并远离日益成为工农运动中心的两湖地区，蒋介石看中了富庶的江浙地区。江西战场胜利后，蒋介石便进行了进军东南的部署。他派遣第1军第1师及补充第4、第5团，组成东路军第5路，由王俊率领，进入浙西地区，一方面截击自福建退入浙江的周荫人部，另一方面为进取东南做准备。由于不少北伐将领对进取东南兴趣不大，甚至抵制，因而蒋介石把希望放在他嫡系部队何应钦率领的东路军身上。这样也能够使蒋单独经营东南，而不让其他势力染指。于是蒋介石一面不断催促何应钦迅速解决福建问题，早日率东路军入浙；一面利用江浙地区的地方士绅发动大规模的自治运动，以拖住孙传芳的后腿。
但浙江局势变化很快。1926年10月16日，浙江地方实力派人物夏超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兼浙江省长，宣布浙江“独立”，脱离孙传芳的统治。孙传芳随即派兵入浙镇压，夏超被捕被孙传芳枪毙。[3]孙传芳派陈仪率领他的第1师进入浙江，并就任浙江省省长。但陈仪也是浙江人，他的第1师也是浙江部队，对乡土感情很深。他回浙后，与浙江另一位实力派人物周凤歧一起，仍然在与广州国民政府秘密联系，准备在适当时机起义反孙。
孙传芳在江西失败后，于11月18日微服赴天津，拜见宿敌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对张输诚。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并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这样，直系孙传芳同奉张勾结起来，张宗昌的鲁军奉命南下援助孙传芳，负责保守安徽及长江北岸。12月4日，孙传芳返回南京，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根据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的同意部署，孙传芳决定将苏皖两省地盘交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和皖军接防，本人率领五省联军主力退守浙江，并反攻江西。孙传芳不能容忍浙江自治运动继续发展下去。
12月22日，孙传芳命孟昭月率部突袭杭州，将正同北伐军进行秘密接触的浙军陈仪（陈仪被广州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19军军长，但他还没有正式宣布接受）所部浙军包围缴械，陈仪本人被押送南京监禁。29日，孙传芳任命孟昭月为浙江总司令。
这时，退驻绍兴的陈仪余部与原来驻扎在绍兴的浙军第1师会合，宣布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9军，继续反抗孙传芳的统治。31日，浙军周凤歧部在浙西衢州宣布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军，并奉命由衢州向富阳推进，以掩护东路军主力进入浙江。孙传芳一面派兵进攻陈仪余部，一面以主力进攻浙西周凤歧部。
1927年1月3日，两军在富阳遭遇，随即展开激战。孙军人多势众，周凤歧部战斗力较弱，很快被击溃，被迫放弃富阳，一路向西退往龙游、衢州间集结等待援军。孟昭月乘胜分3路向浙西推进；孙传芳还命皖南孙军出动，夹击浙西；从福建退入浙江的周荫人部也逼近浙西。浙西北伐军三面受敌，且兵力薄弱，处境非常危险。东路军入浙部队不得不电请蒋介石迅速增援。
1927年1月1日至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在蒋介石的坚持下，会议决定对河南吴佩孚部暂取守势，对长江下游的孙传芳部采取攻势。会议还制订了肃清长江下游的作战计划，主要内容有：以第1、第14、第17、第19、第20军组成东路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以主力进至浙西，一部集中浙南，进取浙江。中央军由蒋介石自兼总指挥，下分江左军和江右军；其中江左军由第2、第6军和独立第2师组成，程潜任总指挥，由赣东北进取皖南配合东路军进攻浙江；江左军由第7、第10、第15军组成，李宗仁任总指挥，攻击津浦线，使敌不敢渡江南下。
以第8、第4、第11、第9军及鄂军第1师组成西路军，唐生智任总指挥，牵制进入河南的奉军，并以一部挺进皖北。
以第3军为总预备队，朱培德任总指挥，置于南昌、九江，居中策应。
此前浙西吃紧时，蒋介石非常着急，他对白崇禧说：何应钦在福建对付周荫人，非半个月后不能调入浙江。东路军在浙江已遭受失败，势不能久等。浙江战事不利，不仅江西大本营根据地受影响，且使江右军也受威胁。东路军的失利并非兵力不足，而是指挥官指挥不当。因此，你我两人应前去一人。白崇禧知道蒋介石的“雅意”是让他前去，于是说：“总司令是全军的统帅，岂可往局部指挥职，如果总司令不以我才能浅薄，我愿前往东路服务。”蒋介石听了十分高兴，立即任命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并在2天内为白组织了前敌总指挥部，调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张定璠为白的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为政治部主任。张、潘二人后来成为白崇禧的得力助手。而东路军既有何应钦的总指挥部，又有白崇禧的前敌总指挥部，白、何两人开始了合作，并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相互提携。[4]
对于白崇禧就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李宗仁很为自己的助手能独当一面而高兴，他打算从第7军中拨4个团给白崇禧，作为白以后发展的基本部队。但白考虑到第7军在北伐前线只有9个团[5]，若力量分散，将会影响战斗力，因而他辞谢了李的好意，只是请李宗仁从第7军中挑选300人作为他的卫队营。李宗仁立即照办，并任命黄瑞华为卫队长。另外，蒋介石下令将新成立的第21师（师长严重）交白崇禧带往东路作战。
在长期充当参谋长后能够有机会统兵作战，独掌方面，白崇禧也是很高兴。在他被发表为前敌总指挥后，朱培德（第3军军长）、唐生智（第8军军长）、邓演达（总政治部主任）等主要将领在南昌为白饯行，白氏心中高兴，一口气喝光了一瓶白兰地。白氏生平是滴酒不沾的，一则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缘故，二是因为白氏8岁时，曾与私塾同学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一晚毫无知觉，事后白母严厉训斥了他，从此白氏谨奉母命，基本上滴酒不沾。此次饮酒算是破了戒。[6]
1927年1月中旬，白崇禧从南昌出发赴浙江前线。临行前，白崇禧得知夫人马佩璋已从武汉动身前来南昌。但前线危急，白崇禧急于前往，所以没等与夫人到来见一面就离开了南昌。几天后，蒋介石为此打电话给白氏：“兄出发之次日，嫂夫人即前来。夫妇不乃相见，此中正之过也。”[7]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94，595，720，720页。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94，595，720，720页。
[3]参见金普森等著：《浙江通史•民国卷》上册（总第1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310页。
[4]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页。
[5]关于李宗仁第7军的兵力有不同的说法，此处是白崇禧回忆录的说法。但1927年3月1日总司令部参谋处编制的兵力调查表却写着李宗仁的第7军有2个师26个团（广西省防军在内）。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2），第1048页。
[6]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页。
[7]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页。
底定浙江淞沪要地
白崇禧率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从江西南昌出发，经上饶、玉山，到达浙江境内的常山。此时东路军前线的部分溃兵已退到了常山。白崇禧为稳定军心，便虚张声势，在途中拍电报到常山，声称大军不日即将到达，令常山县政府准备好能运输两万余人的船只以备急用。白抵达常山时，得知浙江民间到处传言，杭州西湖镇压白蛇精的雷峰塔倒了，白蛇出来了，老百姓把这个事件同白崇禧统兵入浙联系起来，纷传白崇禧会有神助，因为白崇禧姓白。
常山县政府秘书千秋鉴在殷勤招待的同时，也告诉白崇禧，他此去一定能够打胜仗。白氏问何以见得？他说，前一夜扶乩得诗一首云：
百万雄兵胸中罗，大纛东来喜气多。
天意也知归党国，皇图一片白山河。[1]
不知道是不是这位秘书有意编造故事来逢迎军权在握的白崇禧？不管怎么样，白氏听了总是很受用，他也有意利用这些传说来鼓舞部队的士气，使前方将士因遭受失利动摇的军心初步稳定了下来。
白崇禧在前往浙西前线途中，接到何应钦的电报，告之他率领的东路军主力须至2月初旬肃清福建残敌后才能进入浙西，指示白在不得已时，可命前线部队退守浙赣交界的仙霞岭、常山、江山一线，择要固守，待东路军主力入浙会师后再发动进攻，以免被敌军各个击破。白崇禧接到电报后，即命已到浙西的部队集中于龙游、衢州，从江西开赴浙江的第4、第21师集中常山附近，并电请何应钦率在福建的各纵队火速前进。
1月20日，白崇禧到达浙西重镇衢州，立即召开团级以上军官会议。当时在浙江前线的北伐军部队有：第1军第1、第2、第21师，分别由薛岳、刘峙、严重任师长；第2军第4、第5、第6师，军长鲁涤平；周凤歧的第26军；陈仪的第19军余部等。与会将领与白崇禧都认为：敌军进占金华、兰溪、龙游地区，迫近衢州，衢州无险可守，欲使东路军主力集中安全，掩护确实，以及以后作战容易起见，非占领严州（今金华）以西地段不可；否则固守衢州，久立于被动地位，前途不可预测。而且众多部队云集，旷日持久，给养负担也日益沉重。白崇禧还考虑到北伐军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守则气绥。因而，白崇禧决定不等东路军主力入浙，即主动进攻敌人。但何应钦是其上级，他的指示也必须尊重。此时，蒋介石电示白崇禧，声明：“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兄自决，中不遥制。”[2]赋予了白崇禧独立指挥作战的大权。同时蒋介石还告知，皖南的陈调元、王普已同北伐军接洽改编，皖南侧背的威胁减轻，可尽全力对付当面之敌。这更坚定了白崇禧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决心。
随即白崇禧颁布了作战计划，规定作战的总方略：东路军前敌部队为掩护主力集中兰溪、衢州附近，以期规复浙省、进定淞沪、会师南京起见，拟进占严州、浦江之线，先以一部占领遂安、开化，牵制皖南之敌，一部沿衢江南岸进攻金兰之敌，主力由衢江北岸扫除严州正面兰溪、寿昌间敌军，同时进攻严州。
具体部署为：以第1军的第1、第2、第21等3个师组成中央军，白崇禧自兼指挥官，第一期先肃清龙游再攻兰溪，同时以主力肃清衢江北岸之敌；第二期顺流直下，佯攻严州，诱敌出战，分散敌人兵力，使寿昌方面的部队能渡过新安江侧击敌人。以第26军组成右翼军，周凤歧任指挥官，第一期沿衢江南岸向金华、兰溪之间前进，一部击金华，主力威胁兰溪侧背；第二期分兵两路，一路向浦江，一路助中央军由溪口方面威胁严州侧背。以第2军3个师为左翼军，第2军副军长鲁涤平任指挥官，鲁未到任时由戴岳师长代理，第一期以一部占领开化、遂安，牵制皖南之敌，保护北伐军侧背，主力进攻寿昌、永昌、诸暨，使我军攻兰溪容易；第二期占领遂安的一部进至淳安，占领寿昌的主力渡过新安江，由茶园、洋溪协攻严州侧背。总预备队以李明扬的先遣队及第21师一部编成，王俊任指挥官，暂时待命。[3]
白崇禧惯于兵不厌诈。在攻势发动前，他故意令新开到的第21师在衢江南岸行军，让孟昭月的谍报人员看见，使孟误认为北伐军的攻击重点在南岸，而把部队调往南岸防守。但白崇禧在夜间悄悄地把南岸部队调往北岸，在南岸仅留薛岳的第1师及李明扬部，命令他们若遇敌人进攻，一定死守，以牵制并迷惑敌军。此计收到了预期的成效，待北伐军攻势发动后，孟昭月才发现北伐军主力在北岸，但来不及调动部队了。
1月27日，白崇禧命各部同时发起攻击，在龙游附近同敌军进行会战。北伐军各部斗志旺盛，右翼周凤歧第26军于29日攻占汤溪。中央第1军向敌军反复冲锋，战斗异常激烈，第6团团长郭俊阵亡，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中央军占领了衢江北岸的洋埠、游埠。只有左翼第2军进展不顺，由于敌人主力被置于北伐军左翼，敌军白宝山、冯绍闵部由淳安向遂安方向进攻，因而第2军与敌军在永昌、寿昌之间对峙。于是白崇禧亲率第1军主力增援左翼，击退了左翼敌军。2月1日，中央军一部占领兰溪。2日，右翼军攻占金华。至5日，各军先后占领严州、浦江、桐庐等地，完成了最初的作战计划。
北伐军能取得节节胜利，固然是因为将士用命，主帅指挥得当，而孙军气士低落，内部矛盾重重也是原因之一。浙江孙军总司令孟昭月资历浅，配合孟进攻北伐军的其他部队与孟不相统属，不服从孟的指挥。由闽退浙的周荫人部也有一定实力，但孟与周素不睦，因而周荫人部也没有赴前线作战。军阀之间的内部矛盾，同时也是整个北伐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
孟昭月从兰溪败退回杭州后，整饬部队准备反攻，孙传芳也不甘心在浙江失败，从南京、宁波等地调集部队增援。于是孟昭月亲临富阳督战，指挥联军向诸暨、桐庐一带发动反攻。此时白崇禧已将前敌指挥部移到了兰溪。他接到了何应钦的电报，得知东路主力正分路进入温州、永康一带。白崇禧计算了东路主力的行军速度、距离和时间，判断若不占领诸暨、桐庐、分水一线，则难以掩护东路主力军集中，因而必须发动进攻，击退敌人的攻势，才能确切保占领上述地区。从缴获的孙军作战计划中，白得知孙军主力正由富阳进攻桐庐，鉴于桐庐位置十分重要，桐庐的得失关系全局，而守桐庐的北伐军兵力不足。2月13日，白崇禧命第1师第1团连夜用船输送，限天明之前赶到桐庐增援，并命中央军各师向桐庐以西攻击前进，第2军向分水地区攻击前进。
各部与敌接触后，战斗异常激烈，尤其是桐庐前线，自2月11日就同来犯的孙军主力展开激战，攻守反复易位，相持不下。15日，在桐庐战局尚未明朗的情况下，白崇禧大胆地决定迂回敌后。他亲率中央军主力第1师薛岳部、第21师严重部及第2军第5师一部，从左翼桐庐、浪石铺之间渡河，对敌迂回攻击。16日，在前进途中收到防守桐庐的刘峙发出的报告：敌新增两旅击我右翼，且向我右后迂回，“我第2师及第1师第1团连日作战，损失甚大，孤军撑持，势甚危急”。请求白崇禧回师夹攻敌军，或退到分水河岸与敌相持，待东路主力到来后，再行决战。
在这攻守选择两难之时，白崇禧知难而上的性格使他对局势有独特的判断，他认为只要迂回成功，摧毁了敌人的后方，敌人和前线自然会崩溃；北伐军各迂回部队正在急进，且进展顺利，若突令退却，必会影响军心，恐怕反为敌所乘。因而，白崇禧当机立断，命令刘峙率部死守桐庐，自己则督促迂回各部加速前进。
15日，第21师先头部队突袭新登县城，此处是孟昭月的总部所在地。孙军猝不及防，很快被击溃，孟急忙退回杭州。桐庐前线的孙军久攻不下，又闻后方有失，腹背受敌，遂全线崩溃，自相践踏，纷纷逃向富阳。白崇禧即命令薛岳、严重等部向富阳、余杭方面追击。16日占领富阳。同时，右翼周凤歧等部占领诸暨、萧山，左翼鲁涤平部占领临安、余杭。北伐军几路逼近杭州，这一阶段，俘虏敌军5000余人。[4]
桐庐、诸暨战役中，白崇禧大胆地出奇兵，迂回敌后，大获全胜。此役俘虏敌军自孙传芳的卫队旅长武铭以下官兵八九千人，缴械万余，基本上打垮了浙江境内的敌军。[5]
2月17日，孟昭月仓促撤离杭州，退往松江、嘉兴。18日，第1师薛岳部进占杭州。老百姓箪食壶浆迎接革命军，伤病官兵无不得到妥善照料。19日，白崇禧也进驻杭州，并向蒋介石、何应钦、李济深等发送克复杭州的捷报。21日，国民党中央给白崇禧发来慰劳电，电报全文如下：
杭州白总指挥、各将领、各兵士钧鉴：
捷电传来，我国民革命军已于18日占领杭州，并肃清浙江全境，扫除孙逆传芳在浙反革命之暴力，出全浙人民于水火之中，此皆我军各将领、各兵士奋斗之力，在武汉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深表慰劳及祝贺之忱，特此电达。
中央执监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马。[6]
2月23日，何应钦到达杭州，带来了东路军主力，与白崇禧部东路军前敌部队会合，而此时浙江战事已在白崇禧独自指挥下基本结束。
注释
[1]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页。
[2]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页。
[3]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页。
[4]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页。
[5]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页。
[6]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页。
挥师进驻淞沪
攻占浙江后，北伐军继续向上海、南京等地进军。孙传芳率残部集中在松江、青浦和吴兴、宜兴一带，企图与北伐军作殊死较量。张宗昌的直鲁军进驻南京、上海及沪宁线，增援孙传芳。不久，孙传芳、张宗昌开会决定，孙军调回后方休整补充，由直鲁军代替孙军担负松江前线防务。
2月25日，已到达杭州的东路总指挥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白崇禧、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以及各军师长以上军官参加。会上，切列潘诺夫主张杭州留少许部队守卫，北伐军主力避开松江一线，绕道浙江长兴、宜兴，进入江苏武进、吴县、昆山，切断京沪铁路，断绝上海敌军的外援。与会者也大多认为，敌军云集在沪宁线，可依托铁路运输的便利，首尾相应，如同江西战场孙军依托南浔线一样。要取得沪宁战役的胜利，必须首先截断沪宁线，使敌军首尾不能相顾，北伐军即可对敌各个击破，夺取上海、南京。因而与会者大多同意切列潘诺夫的建议。
白崇禧也同意以主力进攻沪宁线，但他还主张分一部分兵力沿沪杭铁路前进，进取上海，因为北伐军已经占领了嘉兴，正准备前进。此意见为切列潘诺夫坚决反对。切氏认为沪杭线上的松江易守难攻，江浙战争中孙传芳进攻卢永祥，为了渡过松江，在此同卢军相持数月。切氏和白崇禧相持不下，何应钦难以拍板决定，只好宣布暂时停会，以疏导双方的意见。
散会后，白崇禧满怀信心地对何应钦说：“我知道渡松江的困难，已令铁路局准备好铁篷车，前端载俄制七六二山野炮，敌人最坚强之阵地，莫如松江34号桥之桥头堡，而此地也是我军必经之地。若铁篷车能压制敌人桥头堡的机枪阵地，工兵即可破坏敌方防守的铁丝网，我军前进则无问题。”何应钦见白崇禧如此有把握，也同意了白的意见。[1]
会议最后确定了进攻宁沪的计划，以南京的上海为军事要点，“拟以全力攻太湖南岸，进兵苏常，截断沪宁交通，使上海陷于孤立，自然不守”，决定由白崇禧率前敌总指挥部所属的第1、第2、第3等3个纵队沿沪杭线进攻上海；由何应钦率东路军直属的第4、第5、第6等3个纵队进攻常州、镇江、丹阳、截断沪宁线，再分兵分向南京、上海进攻。
3月10日，何应钦赴前线督师，白崇禧也加紧进攻沪杭线敌军的准备工作。15日，白致电北伐军总司令部，指出敌军的部署是向宜兴、吴江方面取守，松江方面取攻，且有几个旅开往淞沪一带增防。因而他认为应迅速对沪杭线上的敌军发起攻击。但他没收到何应钦的攻击命令，焦急万分。为了使东路军主力进攻容易起见，他决定于当晚下令进攻，以一部对沪江、苏州之敌佯攻，一部由平湖向张堰以北攻击前进，以牵制浦南敌军，以主力一部扼守沪宁铁路的正面，余部向青浦方面进攻松江侧背，使正面及右翼渡河相对容易。这是一个避开敌军坚固防守的正面，两翼突破包围敌军的计划。
3月17日，白崇禧鉴于“上海为东亚商业的中心，全世界人民视线所及”，在进军上海之前特别在嘉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行营发布长篇《告上海民众书》，就宣传与民众运动问题、外侨待遇问题、劳资斗争问题，阐明他的政见主张。《告上海民众书》最后说：“上海的民众的过去的革命工作上，有过很光荣的历史，我希望上海的民众，在这个时期更要努力奋发，将组织扩大，将训练加严，工友们更要齐集于上海总工会指挥之下，农友们齐集于上海农民协会指挥之下，学生们齐集于上海学生联合会指挥之下，妇女们齐集于上海妇女协会指挥之下，商友们要齐集于商民协会指挥之下，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更要齐听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指挥，稍微牺牲本身目前的利益，为国家及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作成一种步伐齐整的行动，以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一切恶势力，完成中国之国民革命、三民主义的社会建设。我因为奉著蒋总司令的命令，负了上海军事上的责任，因此郑重宣言，望我上海的民众共体斯意，敬祝你们成功！”[2]
3月16日晚，白崇禧按计划发起进攻，左翼进展较顺利。3月17日，左翼的第1军第21师占领吴江，并向苏州进展。松江正面的北伐军在第31号铁桥遇到直鲁军毕庶澄部的顽抗，相持不下。按照白崇禧的指示，杭州铁路技工已于10日之内，改装了一列装甲火车，装载了大炮。21日，白崇禧亲自指挥装甲车猛轰对岸敌军阵地，并用机关枪掩护步兵冲锋。敌军在北伐军猛攻下支撑不住，向后溃退，北伐军攻占了松江城。同时右翼第一师薛岳部在松江下游渡河进攻，在先遣队、别动队的响应下，占领了上海南部的龙华；第21师进占苏州；第26军一部占领梅陇，上海已近在咫尺。但白崇禧突然命令前线各部停止前进。
原来白崇禧早已有不战而得上海的打算。当时驻守上海是直鲁联军第8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所部。但由于北洋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已宣布起义，并命驻沪舰队阻挠直鲁军南下，使毕部很有战斗力的陆战队未能到达上海；3月初，驻防安徽的孙传芳部将领陈调元、王普等也向北伐军输诚，并威胁津浦线，使直鲁军也不能大批南下；毕庶澄南下部队驻防在沪宁线上，由于铁路工人罢工，也不能首尾呼应。因而上海的直鲁军数量很有限。毕庶澄于是也派人同白崇禧等接洽改编的条件。虽然白崇禧怀疑这是毕的缓兵之计，没有放松对沪宁线的攻击，但兵临上海城下时，白仍希望能兵不血刃地进入上海。因而，在北伐军占领龙华一线后，白崇禧即命停止前进，等待直鲁军投降。
白崇禧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名义发布的布告
在北伐军节节进逼上海时，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第3次武装起义。此前，为了配合北伐，上海共产党已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举行过两次武装起义，但都遭到军阀的镇压而失败。第3次武装起义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吸取了前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作了周密布置、安排。这次起义仍沿用响应北伐军这一口号，但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白崇禧等有着警惕，担心蒋、白等到上海后会同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联合“反赤”。因而这次起义还有着发动和掌握民众，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市民政权，造成既成事实，以遏制蒋介石、白崇禧等反共的隐蔽任务。3月20日，在北伐军逼近上海外围时，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决定于次日开始全市总罢工。
21日，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并很快发展为武装起义。起义工人经努力，于当天占领了市内7个区的警察署，肃清了除闸北区以外的直鲁军，并在闸北区同据守的直鲁军展开激战。此处的直鲁军配备了机枪、大炮、装甲车等重装备，还有一支凶悍的白俄雇佣军，而工人只有从警察署缴获的轻武器。但工人还不畏牺牲，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先攻克了闸北火车站。至22日下午6日，终于击溃敌军，攻克火车站，敌军残部逃入租界。这样，上海工人同敌人进行了28个小时的殊死奋战后，全部控制了上海华界地区，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22日上午，上海人民召开第2次市民代表大会，推举白崇禧、杨杏佛、罗亦农、汪寿华等19人为市政府委员，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下午2时，上海市民召开欢迎北伐军大会，并推举代表赴龙华，请白崇禧火速派部队支援工人。此时上海工人正在闸北同直鲁军进行浴血奋战。但白崇禧按兵不动，拒绝支援工人。受工人义举感动的第1军第1师师长薛岳主动请缨，率所部支援工人，参加了攻打火车站的战斗。
这样，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支持下，北伐军顺利进入上海。3月21日，白崇禧致函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袁履登，声称：“上海为全国精华所萃，我军进占后，对于商业金融自当尽力维护。先生商界领袖，群流仰镜，务望共抒荩筹，多方资助，藉促沪局之早定，而利革命之进行，党国前途，实深利赖。”[3]
事先与上海商界大亨通款曲再进上海滩。22日，白崇禧率东路前敌总指挥部进驻龙华。
在白崇禧所部进攻淞沪的同时，北伐军其他各部也进展较顺利。何应钦率东路军主力先后占领溧阳、宜兴，3月21日占领常州，切断了沪宁线。随后，何命一部向东进攻无锡、苏州，配合白崇禧部进攻上海，主力向西，配合江右军进南京。程潜指挥下的江右军于2月25日开始出动，3月6日占领芜湖，17日占当涂，20日会攻南京，24日占领南京全城。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于2月中旬向皖西进军，3月4日，孙传芳部陈调元、王普等宣布易帜，加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不战而得安庆等地，江左军乘机推进到皖中，夺取了合肥、蚌埠及津浦线南段，截断了敌军的南北联系，为东路军和江右军夺取沪宁创造了条件。
至此，北伐军取得了东南战场的胜利，不仅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夺取了华中、华东广大地区，将革命势力控制的区域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还沉重打击了奉系军阀。
在这段时间的北伐中，白崇禧首先是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在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蒋介石有时也让白崇禧独立地完成作战任务，如江西战场上，他派白氏协助指挥第2军围攻南昌，协助李宗仁指挥赣北作战以及担负追击退敌的任务。东南战场开辟后，白崇禧终于独当一面，出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挽救浙江前线的败局。白氏不负蒋的使命，凭借其丰富的军事作战经验和敏锐的判断力，在没同东路军主力会合的情况下，果断地以少数兵力主动出击，取得了浙江战场的胜利。随后在沪宁战场上，力主率一部进攻沪杭线，配合主力攻略南京、上海。实践证明，这个建议是正确的，可行的。这一切，使得白崇禧“小诸葛”的名头更为响亮，白崇禧也从一隅的广西将领成为全国闻名的北伐名将。
注释
[1]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页。
[2]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页。
[3]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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